关键词:
辨证意义(精选四篇)
辨证意义 篇1
关键词:伤寒论,病发于阳,病发于阴,辨证意义
1 原文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一》第7条: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 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2 历代医家之不同认识及局限
有关原文第7条论病有“发于阳”和“发于阴”之认识,历代医家看法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
其一,认为“发于阳”和“发于阴”分别指太阳病之中风与伤寒言。如《医宗金鉴》云: “病谓中风、伤寒也。有初病即发热而恶寒者,是谓中风之病,发于卫阳者也。有初病不发热而恶寒者,是谓伤寒之病,发于荣阴者也。”[1]
其二,认为“发于阳”和“发于阴”分别指三阳病和三阴病而言。如张路玉云: “此条以有热无热,证阳病阴病之大端。言阳经受病,则恶寒发热。阴经受病,则无热恶寒。”[2]
其三,认为“发于阳”和“发于阴”分别指病发于太阳和病发于少阴言。如张隐庵云: “此言太阳少阴之标阳标阴为病也。以寒邪而病太阳之标阳,故发热恶寒而发于太阳也。以寒邪而病少阴之标阴,故无热恶寒而发于少阴也。”[3]
其四,认为“发于阳”和“发于阴”分别指发热和恶寒二个证候而言。如柯韵伯[4]云: “无热,指初得病时,不是到底无热。发于阴指阳证之阴,非指直中于阴。阴阳指寒热,勿凿分营卫经络。按本论云,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已发热,即是发热恶寒。未发热,即是无热恶寒。斯时头项强痛已见,第阳气闭郁,尚未宣发,其恶寒、体痛、呕逆、脉紧,纯是阴寒为病,故称发于阴。此太阳病发于阴也。又阳明篇云,病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斯时寒邪凝敛,身热恶热,全然末露,但不头项强痛,是知阳明之病发于阴也。推此则少阳往来寒热,但恶寒而脉弦细者,亦病发于阴。而三阴之反发热者,便是发于阳矣。”
以上医家所代表的各种认识,各自成理,均将“阴”、“阳”落实在具体的疾病或证候之中。虽说阴阳为万物之本,有名而无形,但若将阴阳应之于象,则万物之阴阳皆可得而见之。当医家们将“发于阳”和“发于阴”应之于具体的疾病或证候之时,就对其范围作了规定。这是上述各种不同认识的共同之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各种认识对“阴”、“阳”之不同规定性,就不难发现他们在以下二个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地进行解释: 一是所规定“阴”、“阳”之特殊性; 二是如何对应下文所说之“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及“阳数七”、“阴数六”的问题。
譬如,《医宗金鉴》认为“发于阳”和“发于阴”分别指太阳病之中风与伤寒言,那么,太阳病之伤寒证就不能有发热之证候。事实是,原文第3条所强调的是“必恶寒”,所以言“或已发热,或未发热”,而不是言“无热”而恶寒。当然,中风证不必“七日愈”而伤寒证亦不必“六日愈”。又譬如,张路玉认为“发于阳”和“发于阴”分别指三阳病和三阴病而言,则三阴病自当不能出现发热。事实是,原文第301条所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及厥阴病中有关“厥热胜复”条文所说的“发热”,均明确了三阴病中亦会有“发热”而恶寒的情况。当然,若将“七日愈”和“六日愈”分别对应于三阳病和三阴病,则更属无稽之谈。
3 辨证论治须先识得疾病
其实,除了上述在医理上难以自圆其说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条文字出现在论述了太阳病提纲证、太阳病之中风与伤寒证、太阳病传变与否、以及辨伤寒与温病之不同之后,仲景欲传达什么思想? 在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之《金匮玉函经》中,本条文字赫然出现在全书之首条,而不是第7条,是否有其特殊意义? 思考这个问题时,方可领悟到仲景之用意在于辨证论治一定要先辨清疾病。
徐大椿[5]曰: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
疾病是人体内发生阴阳失和之动态过程,而导致这一过程的致病之因则有内外之别。一般而言,由外邪所致之病称为外感病,而由内因所致之病称为内伤病。本条正是基于对病因的认识上将外感病与内伤病分别称之为“病发于阳”与“病发于阴”。即《素问·调经论》所论: “夫邪之所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 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外为阳而内为阴,则病生于阳者因于外感诸邪,病生于阴者因于内伤诸变。因此,病发于阳与病发于阴就可以直接解读为外感病与内伤病。
中医临床对疾病之认识过程是,首先认识到人体内阴阳失和是疾病发生之根本,在此基础上,根据导致体内阴阳失和之具体病因,将疾病分为外感病与内伤病二大类。从这个角度看,“阳病”和“阴病”所代表的仍然是一般性而非特殊性。正是因为“阴”、“阳”在此只是代表疾病之一般状态,所以,还不能反映出具体疾病之特殊性。因此,对疾病之认识还需要深入下去。在仲景时代,外感病主要反映在伤寒病方面,而内伤病则因为其“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而变化不定,仲景因此将其归于“杂病”之中。一部《伤寒杂病论》从伤寒病和杂病二大方面入手,对各种不同疾病加以具体的论述。由于三阳三阴所属之脏腑经脉具有不同的阴阳属性以及所含阴阳气之多少不同,决定了在同一风寒邪气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病机反应并引起不同的发展变化[6]。所以,仲景将伤寒病分别归属于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和厥阴病。至于杂病,则根据不同邪气所引发不同脏腑之病变而分别从百合病、肺痿病、黄疸病、水气病等众多不同的疾病加以认识。这就是《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提出“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的疾病命名原则。如此,中医临床才能完成对疾病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之认识过程。
认识疾病是为了有效地治疗疾病。疾病是在外因或内因的作用下,人体脏腑经络功能失常而表现为具有一定临床特点及其自身发生、发展与变化规律的整体阴阳失衡的反映过程,是一个动态复杂的、有其自身变化规律的过程[7]。中医对疾病之治疗是建立在对疾病发生机理的正确认识之上的,即认识病机是确立治法之前提。在疾病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病机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因此,反映病机状态之外在证候亦会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辨证论治虽然强调的是证候,但由于证候只能出现在疾病过程之中,所以,正确而有效的辨证论治必然是在正确的辨病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
病“发于阳”与“发于阴”在《伤寒论》中出现在第7条,其真正之意义在于强调治病必先识病。仲景只是借用“恶寒”这一伤寒病中最能反映寒邪伤阳之证候作为区别伤寒病与内伤病的手法而已。虽然恶寒是寒邪伤阳之主要标志,但在内伤病中,如果是阳气虚弱而不能温养身体,亦可以出现恶寒之证候。如果以恶寒为主要临床特征,其区分外感病与内伤病之重要标志就在于病人有无发热。伤寒病属于外感热病,发热始终是伤寒病的一个重要临床特征。即使在其初起之时,可能由于阳气受寒邪之伤而未能及时与邪气抗争,“或未发热”,但这与内伤病阳气虚弱之“无热”( 不发热)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认识本条不能只在恶寒是否伴随发热上作文章,而应该从全书所强调的在辨病基础上之辨证论治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条。如此,则不难理解为何本条文字会成为《金匮玉函经》之首条,其意义昭然。能理解这一点,则其后所言之“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及“阳数七”、“阴数六”等问题均可以迎刃而解。
4 阴阳自和为治病之本
不管是外感病还是内伤病,疾病始终是体内阴阳失和的动态过程。所以,尽管疾病有外感病与内伤病之分,但治疗疾病之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恢复身体内在的阴阳平和状态。如果能从治疗疾病之根本原则来认识病发于阳与病发于阴的辨证意义,就不会导致教材中出现带有极大困惑性的认识: “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是对疾病的一种预测,其方法是依据伏羲氏河图生成数推演而来,因此仲景自注说这是阳成数为七,阴成数为六的缘故。这种预测方法的实际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8]。这种困惑终使学者对此望而止步。
仲景论“发于阳,七日愈; 发于阴,六日愈”的认识基础是“阳数七,阴数六”。阳数、阴数中之数,即数字。数字分阴阳,凡一、三、五、七、九之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之偶数为阴数。据《河图》( 图1) 记载: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水生数一,成数六。火生数二,成数七。木生数三,成数八。金生数四,成数九。土生数五,成数十。此五行生成之数也。”其中,七与六分别是火与水之成数。所谓“成数”,即火或水,得其数而成,不得其数则不成。一为阳而生水,水为阴,须得六( 为阴) 而成之; 二为阴而生火,火为阳,须得七( 为阳) 而成之。即孔颖达所谓“阴阳各有匹配,而物得成焉,故谓之成数也”[9]。如果只有“生数”而没有“成数”,则阴阳不得匹配而不能生成万物。正如《易·系辞上》所云: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七为火之成数,属天属阳,故曰“阳数七”; 六为水之成数,属地属阴,故曰“阴数六”。从《河图》来看,一、二、三、四、五为五行之生数; 六、七、八、九、十为五行之成数。为什么《伤寒论》只取六、七之数而不言其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六、七是水、火之成数; 而水火则是阴阳之代表。阴阳不可见,而水火则可见。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故只有六、七水火之成数可以代表阴阳,而仲景则取水火之成数所代表之阴阳指出治疗疾病之最终目标在于恢复身体的阴阳平和。所以,“阳数七”、“阴数六”以及“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是根据《河图》水火之成数来强调治疗疾病之原理。不管是外感病还是内伤病,疾病始终是人体内阴阳失和的动态过程。尽管疾病有外感病与内伤病之分,但治疗疾病之原则只有一个,就是恢复身体内在的阴阳平和状态,即《伤寒论》第59条所强调的“凡病,阴阳自和必自愈”。
辨证意义 篇2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其中的辩证观点,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发探索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当前的最低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统一的,当前,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当代中国应当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国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原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体现矛盾的特殊性,具有中国特色。不能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就希望遵循或创造一种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者只考虑中国特色,而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了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
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极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发展。这种突破不是细枝末节的突破,这种发展也不是个别结论的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的又一次丰富与指导。其主要内容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及两点论与重点论观察问题的基本观点,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针对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科学性,二是实践性,两者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结合上,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价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发展观,以务实的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推动各项工作又快又好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三者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全面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协调发展体现在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中。科学发展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其科学性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
科学发展观还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当这些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就是社会发展运动的机理。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历史中最革命、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坚持全面发展体现了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生产力的变化必然要求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随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引起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统一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原理的生动运用。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全面发展是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因此,坚持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观点看问题。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是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联系、相依存的。因此,要理顺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把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把全国发展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又要把地方、部门和产业的发展作为全国发展系统工程的子系统。
从宏观看,协调就是要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搞好城乡联动发展配套措施,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劳动群众知识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区域发展,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加速后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防止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防止片面发展而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性的破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持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不断改善自然环境;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把我国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既要充分发挥扩大开放对我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要防止对外开放失度,使我国发展过分依赖外国而严重削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能力。通过“五个统筹”,推进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协调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国防等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对于发展要周密策划,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把可持续发展寓于全面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整个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现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科学发展观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探索出的新的理论指导。当下,我们要继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参考文献:
辨证意义 篇3
【关键词】 糖尿病足;整体辨证;内治法;外治法;局部辨证
糖尿病足是指因糖尿病血管病变和或神经病变和感染等多种因素,导致糖尿病患者足或下肢组织破坏的一种病变。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运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方式效果是比较显著的[1]。利用西医的优势对患者进行控制血糖、减少胆固醇、消炎、控制感染等情况,与此同时,运用中医辨证论治进行综合调理,改善患者体质,保护患者的肢体功能。传统中医药针对糖尿病足的治疗方法分内治法以及外治法。
1 中医辨证论治糖尿病足内治法
1.1 分期分型辨证论治 一般我们常常依据糖尿病足发生或发展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期的,也可以根据糖尿病足本身的表现症状进行分期。糖尿病足分期是根据糖尿病足发生发展不同阶段进行的,也有根据糖尿病足分级进行分期的。若是按着前者的方式进行分期,可以分为3期:急性感染期、感染控制期以及创面愈合期。急性感染期是湿热邪毒过盛,临床中应清热解毒为主;感染控制期临床表现为虚证,属于阴阳两虚,应以养阴为主;创面愈合期为气血失调的问题,属于气血双虚,应以补气、养血为主。若按着后者的方式对糖尿病足进行分期,可分为红肿热痛溃脓期、溃疡形成期。红肿热痛溃脓期是患者湿热过重,临床中要以消炎、提高免疫力,使用抗生素等西医方法为主;溃疡形成期为免疫力差,血液循环不好、多为气血两虚的患者,临床中以中医治疗为主。
1.2 分型诊治 临床治疗中,对糖尿病足进行分型诊断把糖尿病足分为4种分型:气血虚弱、气滞血瘀、脾肾阳虚、湿热壅盛。气血虚弱要以补气养血为主,可运用八珍汤加减进行调理;气滞血瘀要与疏肝理气,祛瘀为主,可运用血府逐瘀汤加减进行调理;脾肾阳虚要与健脾升阳为主。可运用阳和汤加减进行调理;湿热壅盛要以清热化湿、解毒为主,可应用龙胆泻肝汤进行调理。针对糖尿病足的分型,唐咸玉的分型是:气血亏虚、湿毒内蕴治宜扶正祛邪并重、益气养血、清化湿毒这四种,分别可应用当归补血汤、四妙散、四妙勇安汤、补阳还五汤[2]。
2 中医辨证论治糖尿病足外治法
中医药针对糖尿病足的外治法就是运用多种外用药物直接用于病灶的一种治疗方法,其主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2.1 清热解毒燥湿 清热解毒燥湿的方法主要针对于脓性分泌物过多得糖尿病足患者,其再临床中的应用是比较多见的。外用药物一般由清毒素、散热、除燥湿的中药组成如大黄、黄连等。例如可以用明矾和冰片等药物制作成药膏进行外敷,具体的方法是在清理好患处之后把药物敷上,5小时左右换一次药;也可把黄连、黄柏、姜黄、当归、生地等药物煎药去渣取汁,制作成药条敷在患处既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还可把大黄、黄芩、等药材进行煮水,水洗患处或者泡脚,可以起到促进患处愈合的功效。
2.2 温阳散寒活血 益气活血散寒通络,常用组方:黄芪30g,党参20g,桂枝15g,熟地15g,山药15g,山萸肉15g,丹参20g,红花15g,桃仁15g,石斛25g,白芍15g,川芎15g,牛膝20g,苍术15g,煎熬两次,分2次服用;也可应用黄芪、当归、牛膝、川芎、红花、苏木、桂枝、丹参、参三七、鸡血藤制成补气活血汤,可以对糖尿病足进行干预,起到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适用于患者轻微麻木胀痛、刺痛和感知力迟钝和丧失的症状。
2.3 祛腐生肌 运用象皮生肌膏,可以起到解毒、消炎、杀菌的功效,并且可以减少患处的细菌繁殖,避免组织坏死,让患处可以成为一个无菌清洁的环境;还可以应用朱砂、雄黄、水银、火硝、白矾、皂矾等药物制作成药条敷在患处,针对糖尿病中期起到清毒、清脓的作用。
2.4 单药 可以用捣烂的仙人掌进行患处的外敷,可以起到消炎、消肿、消毒的作用,主要针对热毒炽盛的糖尿病足患者并且其患处面积比较小;或者可以应用黄杨木制成粉或者是酒泡黄杨木,之后涂在患处,有活血化瘀、祛腐生肌、止痛的功效。
2.5 分期治疗 外治法对于临床治疗糖尿病足患者,已经逐渐成熟,根据糖尿病足的分期不同,外治法的应用也不同。如患者下肢麻木、肤色有暗紫,有胀痛刺痛或者疮口的情况,可选择活血、清毒的药物:川桂枝、川乌、草乌、川椒、北细辛、制乳香、制没药、皂角刺、红花:若患者部分位置出现红肿、热痛的情况要选择滋阴、散热的药物:银花、忍冬藤、玄参、生地、川牛膝、苦参。
2.6 剂型的选择 中医临床治疗中方法比较多样,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使用。例如运用当归、红花、血余、冰片、轻粉、滑石粉、生石膏等药物制成散剂;或者运用滑石、朱砂、片栗粉、冰片等药物调成膏剂,成为一效膏,可以起到祛腐生肌的作用。
3 中医辨证论治,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内治法和外治法相结合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其发病因素多样化,在临床上整体与局部容易出现病情症状分离的情况。由于其病在临床的表现症状的多样化,所以治疗中也出现很多困难。患者常常整体上表现为气阴两虚、气血阴阳俱虚、肝肾阴虚或脾肾阳虚的症状,但局部又出现湿热内蕴、热毒壅盛、寒湿流注的情况,所以在临床治疗中,不能单一的以清热解毒或者是活血化瘀的方法去治疗,要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制定综合调理的方法[3],就是中医在整体的辨证论治用药时,还要考虑把整体辨证用药与局部的辨证用药结合起来,并且外用法和内用法联合应用,才能达到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杰能,罗仁.糖尿病足中西医综合治疗体会[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03):77.
[2] 黄亮,朱晓男.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足湿热壅阻证疗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10):108-109.
辨证意义 篇4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选取我院胸外科2010年6月至2012年1月入院病历资料完整的食管鳞癌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 术前均未进行放化疗。常规术前检查完成后, 全麻下行食管癌切除胃代食管术, 术中留取肿瘤标本及正常食管组织标本 (超过肿瘤5cm病理证实为阴性) 为对照。
1.2方法
1.2.1主要试剂COX-2兔抗人单克隆抗体由美国BioworldTechnology公司生产, 免疫组化试剂盒为美国Maxin公司产品。购自石家庄市勃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2检测方法采用MaxVisionTM免疫组化方法。主要步骤:石蜡切片4μm, 脱蜡和水化后PBS (pH7.4) 冲洗3min, 共3次;高温高压抗原修复;滴加过氧化酶阻断溶液, 以阻断内源性过氧化酶的活性, 室温下孵育10min, PBS冲洗3min, 共3次;除去PBS液, 滴加第一抗体50μl (即COX-2单抗或P-gp单抗) , 4℃过夜, PBS冲洗3min, 共3次;去除PBS液, 滴加即用型MaxVisionTM试剂, 室温下孵育10min, PBS冲洗3min, 共3次;去除PBS液, 滴加100μl新鲜配置的DAB液, 显微镜下观察3-5分钟;自来水冲洗, 苏木素复染, PBS冲洗返蓝, 梯度酒精脱水干燥, 中性树胶封固。PBS替代一抗做为阴性对照, 已知阳性病例做阳性对照。
1.2.3结果判断标准由2~3名副高以上职称病理科医师判定。COX-2阳性染色定位于细胞质和/或细胞膜, 呈棕黄色颗粒状 (附图1) 。以计分法半定量描述每一切片中不同着色强度部分所占的比例 (分别表示为0分:0%~4%、1分:5%~24%、2分:25%~49%、3分:50%~74%、4分:75%~100%) 乘以其染色强度 (分别表示为0分:阴性、1分:弱阳性、2分:强阳性) , 再将各个部分的分相加, 作为这一张切片COX-2表达程度的最终计分。例如食管癌切片中40%肿瘤细胞着色呈弱阳性、50%强阳性、10%阴性, 则这3部分的计分分别为2×1=2、3×2=6、1×0=0, 该标本的最终得分为2+6+0=8分, 本研究将0-3分归为阴性, 4分以上归为阳性。
1.3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用结构相对数进行统计描述, 应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 计数资料样本率的比较应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食管鳞癌组织COX-2表达的阳性率为60% (36/60) , 正常食管组织未表达。
2.2食管癌组织COX-2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3讨论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位于全球肿瘤发病率的第8位, 死亡率的第6。其属于传统医学“噎膈”范畴。病因复杂, 多因七情郁结, 气血亏虚, 饮食不节, 津液枯竭所致。祖国医学认为其本虚内生, 日久而导致痰、血、气互结, 津粘血燥, 最终变证丛生。不同时期的食管癌中医辨证分型不同:早期食管癌以痰气交阻型为主, 而进展期则以痰瘀互结型和津亏热结型为主, 后期则以气虚阳微为主。食管癌5年生存率在20% 以下, 我国食管癌的死亡率居世界首位。手术治疗只是食管癌治疗的一个环节, 术后放化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等综合方法的使用才有利于提高患者总体的远期生存率。近年来探讨食管癌发生, 发展的分子机制为食管癌的免疫治疗等提供了依据。
环氧化酶 (cyclooxygenase, COX) , 是前列腺素 (PGs) 合成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限速酶。目前研究发现哺乳动物的COX有2个同工酶, 即COX -1和COX-2。COX是膜结合蛋白, 主要存在于细胞膜和线粒体膜上[1]。COX-1可诱导性差, 被认为是结构性酶, 主要存在于包括胃肠、肾、血小板等大多数正常组织;COX-2只有当细胞受到广泛的刺激物作用下才开始合成, 如癌基因 (如v-src、ras) 等。COX-2在多种肿瘤细胞, 尤其是消化系统肿瘤及其相应细胞株中表达上调[2]。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在结直肠腺瘤和腺癌、胃癌、肝癌、胰腺癌、肺癌等多种肿瘤中COX-2的表达增高, 癌旁组织无表达或弱表达[3]。王立东等[4]研究发现河南食管癌高发区居民, COX-2主要在高分化食管癌中表达, 正常食管粘膜不表达。Jiang和Yuetal[5,6]用RT-PCR方法发现食管鳞癌组织中都发现了COX-2mRNA的特异表达, 而在对照组的食管正常组织中没有表达。本研究发现食管癌组织中COX-2阳性表达60% (36/60) , 正常食管组织未表达, 与上述文献报道相符。
本研究发现在正常食管粘膜组织中COX-2不表达, 在食管癌组织中高分化者COX-2表达强于低分化者;组间表达有统计学意义 (χ2=15.9524, P=0.0003) , 组织分化程度越高, COX-2的阳性表达越高, 高分化与低分化比较有意义 (χ2=9.3333, P=0.0023) , 中分化与低分化比较有意义 (χ2=14.6088, P=0.0001) , 高分化与中分化比较无明显意义 (χ2=0.0644, P=0.7996) 。费素娟[7]认为食管癌高分化者COX-2的表达强于低分化者, 同时COX-2的表达程度与食管癌的恶性程度呈负相关。Ratnasinghe[8]等研究发现正常食管粘膜组织中COX-2不表达, 高分化癌中强表达, 低分化癌中不表达。COX-2在食管癌中的表达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部位无关, 与食管癌的分化程度呈正相关, 食管癌的分化程度越高, 其COX-2表达越强。提示COX-2过度表达可能是食管癌组织分化过程中有重要地位的分子变化, COX-2的表达主要存在于较为成熟的肿瘤细胞, 并可能成为食管癌预防与治疗的新靶点。因食管癌的发生、发展涉及多因素调控的复杂过程, 因此COX-2在食管癌发病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San oH, Kawah ito Y, W ikderR I, et al.Expression of cyclooxygenase-1and-2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J].Cancer Res, 1995, 55:3785-3789
[2]vanRees BP, Saukkonen K, Ristimaki A, el al.Cycloo-xygenase-2espression during carcinogenesis in the human stomach.J Pathol.2002, 196 (2) :171-179.3
[3]王立峰, 张伟, 王吾如, 等.食管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环氧化酶-2蛋白表达的研究[J].中华肿瘤杂志, 2001, 23 (1) :14
[4]王立东.河南食管癌高发区食管癌组织中COX-2的表达[J].郑州大学学报 (医学版) , 2002, 37 (6) :753-7551
[5]Jiang JG, TangJB, ChenCL, Liu BX, FuXN, Zhu ZH, QuW, Cianflone K, Waal-kes MP, Wang DW.Expression of cyclooxygenase-2in huma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momas[J].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4;10:2168-2173
[6]Yu HP, Shi LY, L u WH, Su YH, Li YY, Xu SQ.Expression of cycloox-ygenase-2 (COX-2) in hunman esophageal cancer and in vitro inhibition by a specific COX-2inhibitor NS-398[J].Gastroentrol Hepatol, 2004;19:638-642
[7]费素娟, 黄水平, 周力新, 等.食管癌组织中COX-2、p53和PCNA的表达及意义[J].中国癌症杂志, 2003, 13 (1)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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