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

关键词： 经历 思想

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共8篇）

篇1：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

一代奇人——梁启超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说曾国藩的离世预示着中国传统旧道德的没落，那么梁启超的出生，则象征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时代。若打上作为政治家的光环，梁启超因其“流质多变”而多为后人诟病。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梁启超先生的治学理念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崇尚的。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且来谈一谈梁任公先生最引发争议的观点“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分别在政治家的光环和大思想家的光环下的理解。

近代中国史上，梁启超无疑是政治立场最不坚定的一位。从呼吁变法到提倡君主立宪，再到反对复辟帝制，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也完整地记录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在后人多指责其善变是一种道德缺陷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深入思考梁启超的这一种善变究竟是源自何处，是翻天覆地的近代社会，还是他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而事实上，梁启超是一个十分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对自己的认识甚至超过了旁人对他的认识。一个对自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纵使白口谤之，对他而言也并无损伤。梁启超自己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在《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中提到自己“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自言道“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我看来，梁启超每一次立场的改变都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有他不可不变的理由，而并非人云亦云，只是世人甚少关注这些理由罢了。

作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梁启超，提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治学理念是具有其先进性的。“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认为他今天的选择是对的，以前的认识或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不愿意把自己的转变放在心里，他愿意跟大家交流；“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他愿意把自己思想的变化写出来交给读者，由读者来判断他的这种思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最后提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是很善于用这种办法的，用今天的思想来质疑昨天的思想。能够以这样的开阔的思想与胸襟，来接纳新思想、新观念，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他的人生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太短暂，他逃过了慈禧的魔爪，却死于一个庸医之手，不能不让人惋惜。今天，梁启超的墓碑悄悄地立在北京香山植物园里。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头衔、没有生平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论。就是这块朴实的墓碑，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篇2：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化》，由李喜所编著，全书共八百四十八页。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1日出版。此书为2003年在天津召开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关于梁启超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共有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内地学者一百多人，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学者三十多人，梁启超的后代二十多人。会议收到论文138篇，涉及梁启超的生平、交友、政治活动、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对外交往、家庭生活、晚年走向、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以及史学、文学、伦理、佛学、女性解放等，有关梁启超的学术文化的论文更多，也更具深度。总之，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将梁启超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启超，（1987——1929），汉族，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代表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对中国近代文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书共十六章，分别介绍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法律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墨学，儒学，佛学和中庸之道等的深入研究，很值得一读。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必须要了解梁启超。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学者普遍认为,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实质 中西调和 论。梁启超的文化观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他站在心物调和的文化立场上, 即中西文化相互吸收, 批判继承, 不可盲目排外, 更不可一概接受。当然梁启超最传奇地方并不仅在于这些地方，其在子女培养方面尤为出色。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 ；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篇3：略论梁启超的近代文献观

关键词：梁启超,文献学,研究方法

一、关于“文献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不仅涉及哲学、史学、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社会领域, 他对文献学的发微和阐释也成为文献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滥觞。“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羲, 言文献学者宗焉。”[1] (P18) 1923年,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 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 即文献学。”梁启超的这一观点, “代表了后来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 [2] (P12) 说明梁启超在现代的文献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法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儒家哲学》等专著或文章中共20次提到了文献学的概念 (其中, “文献学”15次, “文献之学”3次, “文献学问”1次, “文献的学问”1次) 。所以说, 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梁启超并没有给“文献学”下精确的定义, 但是已确定了“文献学”的基本内涵。他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 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 即文献学。”[3] (P96) 又在《读书法讲义》中说:“这种学问, 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 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所提倡的国学, 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4] (P1355) 梁启超认为, 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 属于国学最主要的部分。在梁启超看来, 文献学是与德性之学相对而言, 除人生哲学外, 所有的国学都是文献学。他在《儒家哲学》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 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 混合起来, 头一个承继的人, 便是黄梨洲, 前面讲他对于阳明的建设, 只算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最大的部分, 是文献之学, 即史学。”[5] (P67) 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进一步解释, 文献学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6] (P116) 综上所述, 在梁启超看来, 文献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也就是广义的历史研究, 与人生哲学一起构成了国学的全部学问, 可以说, 梁启超的文献学就是指“古籍整理”的学问。整理国故, 即所谓的古籍整理, 最重要的资源便是史料, 在此, 梁启超又将文献学与史学联系在了一起, 广义的史学即是文献学, 因为所有古代典籍甚至“烂帐薄、废田契、破缙绅、陈黄历”都可以当作文献史料来看待, 都有史料学 (或文献学) 的价值。因此, 他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料”的观点, 实际上是把所有的古代典籍都当作文献学的研究史料, 是从史料学或文献学的角度看待古代典籍的。

二、梁启超的文献研究方法

梁启超在提出“文献学”概念的同时, 也归纳总结了一些文献学研究的方法, 对后世研究文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如他在《读书法讲义》中明确提出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此外还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此外,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论及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下面, 我们就此归纳梁启超关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1. 综合分析法

分析法就是对某一对象的方方面面进行剖析研究, 揭示出考察对象所包含的种种属性。而综合法是在对各个对象次第逐一分析的基础上, 概括出对象之间的普遍联系或规律。梁启超先生很重视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研究。对此, 他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阐释:“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 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 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 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 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 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 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 把许多有这种特征的事物, 归成一类, 许多类归成一部, 许多部归成一组, 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 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工夫, 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样’, 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7] (P4007)

在这种方法论中, 梁启超又分别提出了“考证”、“校勘”、“辨伪”、“辑佚”等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他在论述考证时, 要我们首先留心观察事物, 看出需要特别注意的价值, 然后, 将这种需注意的价值与其他同类相比较, 罗列次序观察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果, 立出自己的意见, 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 证据充足了, 就成为定说, 遇到有力的证据证明得出的意见是错误的, 就应该把意见丢弃, 重新求证。谈到校勘时又认为无论做哪门学问, 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 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 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 十之有九是书本上学问, 而中国伪书又极多, 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鉴于此, 梁启超对辨伪之学特别关注。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中, 全面总结了前人尤其是清儒的辨伪成果, 对辨伪的理论、方法也多有阐发。

由此可见, 梁启超不仅总结了一般的方法论问题, 而且给出了操作此种方法之具体可行的步骤, 为后学研究文献学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

2. 比较法

通过比较法来认识和鉴别事物, 更有助于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 通过正确的比较来了解和把握对象的特点,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认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他将比较方法称为“比观法”, 谈及文献搜集, 认为:“大抵史料之为物, 往往有单举一事, 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 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7] (P4121) 在文献资料鉴别方面, 他说:“正误辨伪, 是谓鉴别。”有比较才有鉴别, 通过比较, 才能辨别真伪。

3. 因果律

梁启超认为:“有这件事物, 自然会有那件事物, 必须有这件事物, 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 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 这叫因果律。”[7] (P4007) 怎样才能推论事物是正确地依据因果律呢?他认为:“这种推论最好是含有‘必然性’, 至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 而仅属于‘偶然性’的推论就不能说是因果律。”[7] (P4007) 因此, 要判断事物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 还必须找得出证据, 说得出理由, 不可妄下结论。在文献搜集整理与鉴别的过程中, 他不止一次运用因果律的方法从文献资料中去求得结论。

三、在文献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可行性步骤

在总结出了以上整理文献的方法论后, 梁启超又为我们指出了在一些文献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可行性步骤,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只有产生了问题与疑问, 才会去想到解决问题, 进一步引导我们步步深入, 以便有所发明。“天下无论大小学问, 都发端于‘有问题’——会做学问的人, 本领全在自己会发生问题”。“夫学问之道, 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 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 有研究然后有发明。”必须“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 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引起问题”。[11]11] (P78)

2. 发现问题之后, 围绕问题去搜集资料, 在繁杂的资料处, 耐心细致地检索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问题一步步抽丝剥茧, 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用耐烦功夫去搜集资料:披沙拣金, 千万颗沙里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颖金, 可谓最不经济的事业。但既已沙外无金, 那么, 你除非不想得金便罢;想得, 只好耐烦拣去。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12] (P1362) 往往文献学者, 年长者胜, 就是因为他们所花费的搜集资料的功夫较大, 形成了自己掌握资料丰富、检索资料快捷的优势。

3. 中国历史上伪书众多, 书籍水平参差不齐, 史料也未必全然可信。这时, 我们就需用冷静的头脑去鉴别资料。“我们读书, 往往做了许多冤枉功夫, 辛辛苦苦搜集些资料拿来当宝贝, 那里知道这资料却是假的或是错的。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墓础, 不独自己不会成功, 而且贻误别人不少, 中国书假货极多, 稍为外行的人便要上当”。[12] (P1363) 一旦引用采纳了错误的信息, 很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错误的结果, 导致问题不能正确解决, 也致使搜集资料的功夫白费。因此, 我们需要采用价值较高、史料可信的典籍作为基本的参阅文献。

4.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随着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会得出种种假设性意见。然而这种假设, 不可以认为是一种既定的、成熟的意见, 需要我们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 无论何项学问, 都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梁启超认为:“发生问题不妨为极大胆的怀疑, 解决问题不可不为极小心的判断。”[12] (P1364)

四、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对文献学理念的首次提出和对文献学概念、研究范围的基本界定, 以及对文献方法的探究和归纳, 确定了他在我国文献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梁启超扩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文献学的研究范畴, 把治书之学演变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通学, 而不仅仅着眼于古籍之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梁启超把文献学带进了更广阔的领域。而他对文献学概念的提出、方法论的归纳, 对现代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代表了“现代文献学”的萌芽。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正是受到了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的影响, 写出了中国文献学开山之作《中国文献学概论》;中国文献学学科奠基者张舜徽所写的中国文献学扛鼎之作《中国文献学》, 其文献学思想同样受到了梁启超文献思想的影响。而梁启超所提出的文献学的理论体系, 也为我们后世研究文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王余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J].图书与情报, 1999.3.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4]梁启超.读书法讲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6]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7][8][9][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篇4：近代文坛奇人梁启超之评议

关键词：梁启超；文风改革；日语借词0引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接触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与康有为结识，后来与康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正如外界所评论的那样，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研究涉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且均有建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到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直至“中华民国”成立才回国。他从1893年投身国事，到1929年去世，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四十年，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旅日期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文学创作成就最为丰硕的时期，本文以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四年为中心，分析其文学成就。

1文风改革——追求新思想

梁启超于1898年9月26日从天津港搭乘日本军舰逃往日本，开始了政治逃亡生活。这十四年可以说是梁启超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方面，他先后创办了《清民报》《新民丛报》等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和杂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积极推进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的改良上进行了一些尝试。

（1）诗歌的革新。梁启超诗词作品数量不多，但充满了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有强烈的时代感，诗如《去国行》《雷庵行》等，曾给当时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励。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梁启超努力将这种新的诗歌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他的诗作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诗风流畅。他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黄遵宪、夏曾佑等人在“新派诗”方面的积极实践，诗界革命成为改良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运动之一，并对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散文的解放。与诗歌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他在1896年到1906年十年间发表了多篇散文，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受到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黄遵宪赞扬梁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做了必要的准备。

2语言改革——大量使用日语借词

旅日期间，梁啟超不仅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地尝试和重大的突破，同时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也大开中国文学之先河。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文人一样，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具有很高的汉学修养，但当他到了日本以后，方才认识到，汉语言虽然博大精深，但在面对西方新事物、新概念时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时，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尝试翻译西方著作，也创造了一些新词，但大部分为西方词汇的音译，如“赛因斯（scienc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等，不仅词形冗长，发音拗口，语义也不够清晰。而梁启超在接触到日语之后，直接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有很多学者认为，日语借词大量涌入中国主要是发生在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年）之后，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组织，干部”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梁启超认为，日语与汉语属于同文同种，中国人学习日语具有得天独厚的。因此，他积极主张以日语为文字媒介，通过翻译日文译本的方式来学习和研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理论。

梁启超逃往日本一年后，发出了“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的感慨，并发表《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的专题文章，号召“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盖亦学日本文哉”。梁启超一方面从理论上对日语做出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积极付诸实践，在其所著的文章中大量使用日语借词，并且特意做出标注，如“日本人谓”，“日本言”“东译”等。例如，“于是经济上日本人谓凡关系于财富者为经济之势力范围遂浸变为政治上之势力范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经济”一词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为“（1）经世济民。（2）治国的才干”。例如，《晋书·殷浩传》中有“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但梁启超文中所要表达的，显然并非此意，而是英文“economy”的意译，即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关的系统之总称。再如，“‘哲学’二字是日本人从欧文翻译出来的名词，我国人沿用之，没有更改。原文为‘philosophy’，由希腊语变出，即爱智之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另外，梁启超还从《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开始，设置了“新释名”栏目，来解释当时出现的一些新名词，其中大部分为日语借词。例如，“社会者，众人协同生活之有机的有意识的人格的之浑一体也……中国于此字无确译。或译为群。或译为人群。未足以包举全义。今从东译。”——《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号。因此，在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的过程中，梁启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高度评价日语在传播西方文明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日语借词，从而为日语词汇顺利流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汉语言文字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结语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启蒙者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作为一名文学家，他也成就卓越，特别是在日期间，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质的飞跃，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和中日词汇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

[1] 尚宏伟.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与文学形式现代变革[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02）.

篇5：对梁启超的人物评价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吴其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郭湛波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郭沫若

篇6：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

3、予以新价值。

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3】

【4】

【5】

【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篇7：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我始终认为，在三国时期魏蜀吴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蜀国名将魏延的谋反之说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自从十余年前开始阅读《三国演义》的那天起，我的心中就不时地为魏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悲剧性的结局感到愤怒与惋惜，随着年龄与阅历的不断增加，随着对生命意义的逐渐理解，在反复阅读过《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有关描写魏延的段落与细节之后，这种不平的感觉就愈发的强烈，在我的眼前，仿佛总是出现书中那位‘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五绺长髯、威风凛凛、执刀跨马、冲锋突阵’的蜀国名将;在我的心中，总是想为这位‘心高性烈、傲视同僚、熟晓军机、久历戎事、勤于谋略、善待士卒’的征西将军鸣上一声不平。作为蜀国屈指可属的猛将之一，魏延为刘备江山的建立可称得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演义》中魏延的第一次出现，正值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之时，此刻的刘备可称是一败涂地狼狈万分，身边兵不过上千疲卒，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后有曹操雄师追击，前有蔡瑁张允刁难，可说是进退无路、存亡未卜。在这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是原本与敌对双方基本无干的魏延，就是凭着一颗男儿的血性之心，为了搭救刘备君臣和数十万百姓，才不惜得罪蔡瑁张允这些_佞谄媚之辈，在襄阳城下与名将文聘大战数十合，最后落得家人被杀只身投奔长沙的下场。可以讲，这员正直、勇猛又略带鲁莽的猛将的首次出现，即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令魏延与读者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种完全发自内心的仗义之举，后来却成为诸葛亮认定其‘脑后有反骨’的最初契因。魏延的第二次出场，是在赤壁大战之后，刘备攻略汉上九郡之时。当时，不可一世的关羽率兵袭取长沙，遭到了老将黄忠的顽强阻击，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又是心高气傲、血性方刚的魏延为其解了围。当时，为报答战场上关羽的不斩之恩，三箭虚射的老将黄忠受到了太守韩玄的误解，被绑赴刑场即将斩决。读者看到此处，不禁为黄老将军的生死捏了一把汗，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又是魏延激于义愤振臂而呼：“黄汉升乃长沙保障，杀汉升即杀长沙百姓也”，拔剑而起，斩了轻于杀戮的昏聩之辈韩玄，大开城门，迎接刘备大军进入长沙。至此，我既为保存了后来的五虎大将之一而庆幸，也为魏延这员猛将终归刘备帐下而兴奋。孰料，待等诸葛先生一到，首先令下的就是要斩有功无过的魏延，其理由是“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忠也，食其禄而弑其主是不义也”。看到这里，真正的使人为魏延感到不公!难道抛弃无能之主迎接明君的到来竟然是错误的举动?难道就该看着昏庸之辈砍下天下名将的头颅而无动于衷?每思于此我都不禁为魏延深呼一声：冤哉文长!幸亏，刘备不失为创业明智之主，念忆旧恩从诸葛先生刀下救了魏延。从此，刘备的帐下又多了一员东挡西杀、威风八面的猛将，魏延也得以在刘备帐下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才华，数十年间冲锋陷阵屡立奇功：取西川与黄忠共为先锋，尽败蜀中名将;战东川助张飞屡破曹兵，箭射曹操面门;退蛮兵渡泸水破孟获苦战数年，成就了诸葛先生七擒七纵之举;出陈仓震魏将斩王双历任前锋，效尽了拔山涉水先出后回之责……终于，一代猛将辅弼明君成就了王霸之业，使昔日无寸土之地的刘备坐上了两川之主蜀中之王的宝座，延续了后汉六十余年的西隅江山。同时，一代明君帮助猛将遂却了建功之志，使当年孤身投主的魏延完成了举将封侯吐气扬眉的心愿，成为了坐镇汉中，独守一方的南郑侯汉中太守征西大将军。至此，我们不禁为刘备的慧眼识人与魏延的得遇明主、君主猛将之间的相得益彰而额手相庆。然而，刘备未曾想到，魏延未曾想到，我们也未曾想到，无论魏延的功劳有多大，就是那一句主观臆断的‘脑后有反骨’，最终还是造就了猛将魏延的一生悲剧，而这悲剧的策划者和导演者恰恰是那位被刘备待之如师、为众将奉之如神的著名贤相诸葛亮。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没有错，这位昔日南阳的卧龙先生、今天蜀汉的武乡侯，在刘备死后自己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所掌握的统军大权，采取了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正确建议与行动进行了多次的掣肘与压制，使其在多年战争中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根本无法得到发挥，难道不是吗?首出祁山，魏延根据形势，大胆倡议，由自己带精兵取道子午谷直插魏国的重镇长安，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对不失为一条出奇致胜的妙计，因为此时镇守长安与蜀军对垒的既不是久历戎行的大将军曹真，也不是老奸巨猾的都督司马懿，而是根本不知军事的玩绔子弟夏侯懋，时机真是千载难逢。可惜，真是可惜，魏延的建议根本不被诸葛先生采纳，假如诸葛先生采纳了这条建议，也许三国的历史就会重写。战守街亭，事关北伐的胜败，无论是作为统率全军的主帅诸葛先生，还是担任破敌掠阵的先锋大将魏延，均明白此仗的份量。因此，当诸葛先生首发军令的时候，魏延当先讨令，愿去街亭大战司马懿和张合，对于当时的蜀军来说，前军众将中除去老将赵云，就只有魏延有这个资格与本事讨这支份量极重、关系极大的令箭。然而，魏延又一次地被诸葛亮手中的权力所压制，先锋大将只落得个在山后扎寨负责接应的差使，派去守卫胜败关键所在、此战咽喉要道街亭的，竟然是那个早已被刘备看透，说明其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庸才马谡，何必如此安排?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此君乃是孔明的心腹，为卧龙先生一手提拔，所以镇守街亭如此大的功劳，无论如何孔明先生也是不会让那勇猛善战、自信自傲的魏文长染指。只是可惜，这位马谡将军实在是不争气，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熟知兵法，结果一上战场只会照搬硬套，屯兵于山顶，一厢情愿地幻想着以高击低势如破竹，结果根本行不通，水道被断造成军心大乱，只好收拾残兵拼死突围，多亏魏延接应，才算逃了一命，不仅丢失了军事重镇街亭，还让诸葛先生受了天大的惊吓，被迫唱了一出提心吊胆的空城计。街亭之战大败，蜀军的损失、统帅的失策，无疑使魏延这位久经沙场的猛将极其失望。因此，即便是卧龙先生挥泪斩了爱将马谡，也无法在魏延的心目中重新树立起对孔明先生用兵如神的信任。自此，对于诸葛先生所发的将令，魏延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毫不怀疑变成了今日的将信将疑，甚至出言给予讥讽，这就更犯了诸葛先生的大忌。在先生眼中，‘反骨之说’开始化为现实。于是，在牵制掣肘的基础上，诸葛先生开始用一种近似于无耻的手段对付这个不听话的魏延，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为了完成此举，先生开始了深谋远虑的计划，上方谷一战，诸葛亮在安排火攻的时侯，其实是计划将司马懿父子连同诱敌的魏延一齐烧死在山谷中的，这一点连罗贯中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瓢泼大雨不仅救了司马懿父子，也使诸葛亮致魏延于死地的计划破了产，故此，先生只能是无奈地仰天而长叹。后人读《三国演义》，多数不理解这位诸葛先生，为什么只是认准了出祁山这条路，是平稳持重还是骨子里胆小?这不得而知，但六次北伐均是无功而返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后数十年的征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蜀国不但未能取得魏国的寸土之地，最后就连自己的统帅也被拖死在了五丈原秋风萧瑟的寒夜里。随着司马懿坚守不战策略的逐步成功，困扎在渭河之滨五丈原上的诸葛先生日见计穷，蜀军的锐气被慢慢地拖光，先生的生命也开始走向结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诸葛先生还是没有放弃除掉魏延的念头，他不但强撑病体密切地注视着魏延的一举一动，而且，开始悄悄地寻找、扶持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的党羽与帮凶。于是，杨仪，这个不见其功的普通幕僚被委以了统军重任;马岱，这个蜀营当中的一勇之夫被密授了锦囊妙计，先生在去世之前，通过这一系列见不得人的小动作，终于完成了除掉这块哽噎在心口上数十年‘反骨’的最后部署。诸葛先生死后，魏延还真的反了，他烧栈道阻灵枢抗拒命令，于是，就有了杨仪的阵前痛骂，有了马岱的背后挥刀，在先生死后不久，这位在沙场上屡建奇功的南郑侯汉中太守，蜀国的征西大将军，最终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阵前被砍掉了头颅。这下好了，勇猛无比又桀傲不逊的魏延死了，杨仪之辈的地位不再受到威胁，诸葛先生的遗愿最终得以实现，蜀国上下似乎自此可以太太平平过日子。其实，凡是认真读过《三国演义》及《三国志》的人都可以看到，在诸葛亮去世之后魏延的所作所为，他在抗拒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确实，他是讨要过兵符，不接受退兵的命令，火烧了栈道阻挡了昔日的战友，表面上形成了反叛的事实，因而被人理直气壮地斩了首似乎没有什么可冤枉的。然而，如果仅仅就此即断定魏延要反，实在是冤枉了九泉之下的魏将军!大家切切不可忘记，在得知诸葛先生已死，由杨仪统率全军的消息后，作为蜀营中资历最久武功最强官阶最高的前军主将魏延，接到从前线退兵的命令时说过的是什么?总共两句话，一句是：丞相虽死，但某还活着!岂可因一人之死废国家大事?一句是：杨仪何等人也?大丈夫岂可被书生所制?前面一句其声其意无非就是：继续北伐，完成统一的大业;后一句则体现出功勋卓著的魏将军瞧不起杨仪这种无能之辈，根本不愿意为其所左右而已，其实质不过是蜀国文臣武将之间的权力之争，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故此，魏延只是这场权力之争中的牺牲品罢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人投地，人必毁之，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儒家传统造就了这种容不得一人强于大众的畸形心理，可以说，心高气傲的魏将军一生的悲剧即源于此。魏延死后，蜀国上下朝堂之中确实少了一位桀傲不逊的人物，文臣武将之间确实保持了一种无争无斗的短暂平和。但是，因此而成的严重后果也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从此，蜀国再没出现过像魏文长般勇猛无敌冲锋陷阵的栋梁之才，再也没有了昔日那威震汉中独挡一面的征西大将军，面对强大的魏军，面对昏庸的刘禅，面对凋零的将校，面对衰落的蜀国，统率大军的姜维只能默默地咽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苦酒，勉为其难地独自支撑着诸葛先生遗留下来的尴尬局面与残破江山，笔者每读至此，都不禁为蜀汉与魏延一悲!好在上天是公正的，所谓离地三尺有神明，种.种事实证明，无论是诸葛先生如何先入为主地断定魏延脑有反骨日后必反，还是杨仪这些平庸之辈如何绞尽脑汁网罗罪证编织罪名，毕竟还是证据不足，底气有亏，无法服人。呜呼!一代名将，未倒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却亡在了自己人背后挥起的刀下，这种不公的结局，足令天下有志之人哀之惜之恸之惋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倒是那个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的杨仪，在权力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曾经言到：早知若此，当初丞相死时，吾若以全军投魏，何至有今日耶?这一番话倒是真正地告诉了九泉之下的诸葛先生，到底是谁的脑后真的有反骨?!

篇8：近代历史人物梁启超

梁启超, 这位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 倾毕生精力于爱国报国的伟业之中。从他戊戌维新前后活动中, 足以见其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精神。政变前夕, 梁启超就曾发表演说, 对士大夫明知亡国危险而不图变革、无所作为的思想状态大加针砭, 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梁启超同他的老师康有为同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人物, 他们顶住顽固派压力与爱国的精神, 受到人们的钦佩和赞扬。他克服流亡国外的各种困难, 更积极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 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批判和传播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文章, 对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黄遵宪称誉他的文章“惊心动魄, 一字千金。”

梁启超批判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罪恶, 致力于剖析国民弱点, 力倡“新民”之说, 以及如饥似渴的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都是与他豪迈的爱国之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国民性的批判, 不是冷嘲热讽, 妄自菲薄, 而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饱含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对中华腾飞于世界的期望。他的思想唤起了国民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有力配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从思想上武装了整整一代人, 从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它首次透过几千年文化背景的深层来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 实是开五四运动之先声。“诗界革命”中他主张“新诗”须熔铸新理想新意境, 这其中就包括反对侵略、挽救国家危亡、誓死保卫祖国疆土的尚武精神和变革旧制度、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抱负和雄伟气魄。这些新内容, 使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诗中表现得不只是面对民族危机的悲愤, 更重要的是一种要求奋发图强的积极精神:他不仅热情歌颂祖国的伟大、可爱, 而对祖国的振兴充满了信心。在“小说界革命”中, 梁启超同样包含激情, 因此他的新小说立足于现实, 敢于干预生活、针砭时弊, 触及并探索各种社会现实问题, 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这时的新小说大都突出了两个主题, 即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 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梁启超, 更是注重精神文明对于政治实践的宣传、鼓动及舆论的重要。他认为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他深刻地剖析国民性, 以培养国民的元气, 即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 主张提高国民的思想与能力, “一曰, 淬厉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即要求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新思想、新精神, “譬诸木然, 非岁岁有新芽之茁, 则其枯可立待, 譬诸井然, 非息息有新泉之涌, 则其涸不移时”, 迫切要做到“博考各国民族可以自立之道, 汇择其长者而取之, 以补我之所未及”, 并且要能使发扬本民传统中优良的东西, 与吸收外来富强之道, 二者“调和”即融合起来。他明之以理, 动之以情, 热切地呼唤中国人彻底改变暮气沉沉的气习, 振奋无畏的精神。在梁启超那里, 传统的东方精神文明已经发生动摇, 新思想、新文明的输入已成为改变国家落后和社会空气恶浊的关键。

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梁启超早在《< 民国十大元气论> 叙论》中已经有过理论上的阐释。他说如果想使我国进步, 使与西方各国相等, “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 使与泰西文明相等”。然而, 文明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求形质之文明易, 求精神之文明难”。他认为, “精神既具, 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 则形质无附。然而真文明者, 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觉自任者, 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 不可不留意也。”他认为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马车、华宴、铁桥、军舰之类都不能谓之文明。“皆其形质也, 非其精神也”。那么精神是什么?他说政治、法律也只能算是“形质之精神”, 孟子所谓的“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 才是“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 必以精神感召之, 若支支节节, 模范其形质, 终不能成”。梁启超在这时已经指出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 而且认为儒家的思想主张, 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个观点, 不仅他一贯坚持, 渗透到他的美育思想中去成为他人生观和精神生活理论的基础, 而且影响了不少人, 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蔡建国:《梁启超与近代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