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悲剧（精选八篇）
婚姻悲剧 篇1
一、结婚动机
女子是为爱而嫁给了心爱的氓。这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不难看出。
而氓并不因满心的爱而结婚，那氓究竟缘何迎娶女主人公呢？
1．为“财”说
结婚前，男子“抱布”去女子家“贸丝”，原始物物交换的这一行为，反映女方家庭经济实力远远优于氓；迎亲时，“以我贿迁”，女子带上钱财嫁给氓，当女主人公清醒之后也认识到自己所爱恋的氓迎娶自己只为财；结婚后，“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男子的心愿已经满足了，就逐渐虐待女子，“心愿”自是获取女方的钱财。此外，氓对这段婚姻是那么迫不及待，等不及由媒人提亲就要女方定下婚期，当然怕的不是女子变心，怕的是夜长梦多，他的“梦”自是女子家的财。骗取了钱财的氓，在那男权社会中自然无所顾忌，一个本就动机不纯的婚姻，瓦解是必然的。
2．为“色”说
篇中运用比喻手法展现婚前、婚后女子容貌变化。“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树曾经新鲜润泽，女子曾经貌美如花。楚楚动人的女子自然也就成为氓的理想配偶。两人曾“言笑晏晏”，男子曾“信誓旦旦”，女子也曾“及尔偕老”。可随着“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树枯萎凋零，女子人老珠黄。容颜消退的女子等来的不是“及尔偕老”，而是“至于暴矣”，氓婚前迫不及待，婚后拳打脚踢，由此可见，贪图女子的美貌也成为氓迎娶女子的动机之一。
3．为劳动力
氓娶女子极大一个原因就是为家里增加一个劳动力，这由作品第五节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可知，女子在男方家没日没夜的干活，更强调婚后的主要生活———劳动，为氓家创造财富。
二、爱情失衡
文中女子更爱男子，首先，婚前男子为女子因“无良媒”而拒绝求婚时，刚一“怒”，女子便“秋以为期”，可见女子更爱男子，更怕男子，更渴望这一婚姻；其次，盼情郎时，女子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时哭时笑，抑制不住的眼泪和笑容也泄露了心底最深的爱意。当一方的爱更多时，更容易被另一方所牵制，女子便时时被男子牵扯着鼻子走，女子的爱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对男子的恶行不敢说“不”的处境。
男子不爱女子，婚后的氓“士贰其行”、“二三其德”，氓根本不爱女子，更别说怕了，因而没法做到情感上对妻子的忠贞。
正因为双方感情失衡，女子更爱男子，男子不“怕”女子，男子是家庭的权威，也成为导致两人婚姻悲剧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三、个人原因
婚前“氓之蚩蚩”，展现的是一个老实忠厚的氓。此诗是从女子的角度创作的，我们完全可看作“蚩蚩”只是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子对男子的一个错误判断。从第一节的“来即我谋”“愆期”“怒”这些字眼中我们不难看出婚前氓性格中急躁、任性的一面。
婚前“蚩蚩”只是一种错觉，婚后“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才是男子的本性，展现了他性格中朝三暮四、薄情寡义的一面。
女子婚前性格温柔、体贴、痴情、顺从，这可从第一、第二节看出。“送子涉淇”“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体现女子温柔、体贴、痴情的一面。“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体现女子顺从的一面。婚后“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体现女子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的一面。这应该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但是笔者认为正是女子性格当中过于顺从的一面纵容了氓，最终导致两人的婚姻破裂。
四、社会原因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附属地位，她们的生活天地都很狭小，生活的幸福与否都维系在丈夫身上，如果遇上一个对感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丈夫，那她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氓就是这样一个对感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丈夫。
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叠加，让女子与氓的婚姻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走到了尽头。
《卫风·氓》婚姻悲剧 篇2
《氓》的最后，女主人公一声长叹“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为她与氓的不幸婚姻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一个让女主人公为之私定终身的“蚩蚩”的氓最终选择了背叛，一场让女主人公寄以厚望的婚姻却以失败而告终，造成他们家庭不幸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一、结婚动机
女子是为爱而嫁给了氓。这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不难看出。当氓因女方没有给定婚期而生气时，女子马上就“秋以为期”来满足男方;当男方久不见来，女子就“泣涕涟涟”，当看到男方时就“载笑载言”。
然而氓并不是因满心的爱而结婚，正是他亲手葬送了他们的婚姻，正如“相互之间没有爱情的结婚，是充满杀机的结合”所言，那氓究竟缘何迎娶女主人公呢?
1.为“财”说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鸟没有了，弓也就收起来不用了;兔子死了，猎狗也被煮来吃了;钱财骗到手了，婚姻也就不想要了。
结婚前，男子“抱布”去女子家“贸丝”，原始物物交换的这一行为，反映女方家庭经济实力远远优于氓;迎亲时，“以我贿迁”，女子带上钱财嫁给氓，在此幸福时刻，女子不谈一个新嫁娘的甜蜜，只谈及自己的嫁妆，可见就连女主人公之后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爱恋的氓迎娶自己只为财;结婚后，“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男子的心愿已经满足了，就逐渐虐待女子，“心愿”自是获取女方的钱财。此外，氓对这段婚姻是那么迫不及待，等不及由媒人提亲就要女方定下婚期，当然怕的不是女子变心，怕的是夜长梦多，他的“梦”自是女子家的财。骗取了钱财的氓，在那男权社会中自然无所顾忌，一个本就动机不纯的婚姻，瓦解是必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家庭、婚姻反映金钱关系。
2.为“色”说
篇中运用比喻手法展现婚前、婚后女子容貌变化。“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树曾经新鲜润泽，女子曾经貌美如花。两人曾“言笑晏晏”，男子曾“信誓旦旦”，女子也曾“及尔偕老”。可随着“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桑树枯萎凋零，女子人老珠黄。容颜消褪的女子等来的不是“及尔偕老”，而是“至于暴矣”，由此可见，贪图女子的美貌也成为氓迎娶女子的动机之一。
3.为劳动力说
《诗经》反映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期近5间的中国奴隶社会的生活。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劳动力充足，就有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氓娶女子极大一个原因就是为家里增加一个劳动力，为氓家创造财富。
二、爱情失衡
美国爱荷华大学经过研究，开出了确保婚姻稳定的药方，即：“妻子的权威是家庭和谐的保证”，通俗地说，就是丈夫要怕老婆，“妻管严”更有利于婚姻的和谐。
文中女子更爱男子，首先，婚前男子为女子因“无良媒”而拒绝求婚时，刚一“怒”，女子便“秋以为期”，可见女子更爱男子，更渴望婚姻;其次，盼情郎时，女子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抑制不住的眼泪和笑容也泄露了心底最深的爱意。当一方的爱更多时，更容易被另一方所牵制，女子便时时被男子牵着鼻子走，女子的爱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对男子的恶行不敢说“不”的处境。
男子不爱女子，婚后的氓 “士贰其行”、“二三其德”，氓根本不爱女子，因而没法做到情感上对妻子的忠贞。因为对妻子的“怕”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因为爱她，舍不得她伤心和流泪，对别的女人目不斜视，并努力抵制外面千娇百媚的诱惑，做到情感上对妻子的忠贞。
正因为双方感情失衡，女子更爱男子，男子不“怕”女子，男子是家庭的.权威，也成为导致两人婚姻悲剧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周代，礼仪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男女间的相识、相知、相恋都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氓》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大胆热烈追求爱情的女子，她也渴望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氓这样一个喜新厌旧，薄情寡义的男子，最终全然不念往日恩爱，无情地遗弃了妻子，妻子对丈夫、对家庭也不再抱有幻想，一场婚姻悲剧上演了。
三、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可以说双方的性格最终导致两人的婚姻破裂。
婚前“氓之蚩蚩”，展现的是一个老实忠厚的氓。此诗是从女子的角度创作的，我们完全可看作“蚩蚩”只是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子对男子的一个错误判断。“爱情是瞎子”，女子便是。从第一节的“来即我谋”“愆期”“怒”这些字眼中我们不难看出婚前氓性格中急躁、任性的一面。
男子的感情一变再变，当钱财骗到手了，当女子人老珠黄了，男子的本性也就暴露无疑了，“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淇水再宽总有个岸，低湿的洼地再大也有个边，可是氓的欲望却毫无止境。婚姻的苦果也只由女子一人品尝。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附属地位，她们的生活天地都很狭小，生活的幸福与否都维系在丈夫身上，氓就是一个对感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丈夫，那她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篇3
关键词:《大校的女儿》婚姻悲剧赏析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展,一直被社会所关注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人们固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会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作家王海在其作品《大校的女儿》中一改惯常主要塑造和展现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风格,将其笔触放在主人公“翠花”——一个没有知识与文化以及靠婚姻而生存的乡村女性身上,刻画出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欠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使广大农民既完整地保留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善良、勤劳等传统美德,又秉承了落后、保守的性格特点。从爱情、婚姻的角度看,如果没有来自婚姻之外的因素、力量的冲击和作用,农民的爱情、婚姻将会像他们祖祖辈辈的爱情、婚姻模式一样,把生存和生育作为爱情、婚姻的核心内容。
翠花嫁给比自己小四岁而又在部队不断地被提升的姜士安,“由于不同的职业,由于全方位的交际,各自接触的信息环境可能全然不同。久而久之,两个本来文化规范、价值体系同构部分较大的夫妻,逐渐分离开来,变成两个互相陌生的个性。”所以,两个人的遭际不同,二人的内心世界也天壤之别。
在结婚后的三年之内,姜士安一直不与其圆房,到后来出于感恩、出于父爱、出于家庭、出于周围世俗的眼光、出于本身军人的约束,才与其圆房而有了“龙凤双胞胎”,这在翠花心里是一份骄傲,但随着儿子的死去,她除了悲痛欲绝外,还觉得对姜士安有着深深的内疚,因为觉得儿子的死与自己的照顾不周有关,可以说,丈夫就是她的天空,翠花完全是带着种弥补的心态与姜士安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又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心理的压力才得以减轻。
如果说《大校的女儿》中的韩琳是崖上的松,张雁南是盆中的花,那么,翠花更像是长在后院的一株草。因为她也是一个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尽管物质上没有忧患,但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她的人生价值来源于姜士安。在农村时,她以为做驴做马就能换得姜士安的接纳,但事实证明不可能。
作者在表层中赞美翠花的隐忍,但在深层中又透射着男人的伟大与痛苦。下面是姜士安和女儿凤儿的一段对话,更能够体现出姜士安内心的痛苦与翠花的可悲。
“凤儿:你的付出有荣誉、职位等等做为回报,可我妈呢?我妈对家庭的付出什么都换不来,只是个黑洞,如果没有你姜士安师长做她的说明书,她什么都不是。爸,你能对我妈好点吗?
姜士安:我对你妈还不好吗?我不打她不骂她,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她。
凤儿:可是你在精神上虐待和折磨她。
姜士安:你知道吗?那是種相互虐待,相互折磨!
凤儿:可你是自觉的,我妈妈是不自觉的。
姜士安:所以我才更痛苦。”
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人,可以同床共枕,但却无话可说!因为没有所谓的心心相印,于是,一段错误的婚姻让两人内心产生了无比的痛苦。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别,就是自觉更痛苦,痛苦的婚姻就是精神的毁灭,就算为了所谓的责任在一起,也无异于是行尸走肉。可以说,在爱情自由的那个年代里,翠花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她是那个时代中很多中国农村妇女的代表。翠花作为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妇女,尽管她出身农村,读书少,但她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她何尝不需要这样一个人,一个与自己说说心里话的人?她眼神里也流露出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丈夫的期盼,但是有谁又能够理解她的心理需要?所以说翠花的人生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
作者又从翠花自身所固有的不足:无知、麻木、盲从、缺乏主见等,进一步强调出男性对女性的一份担当。她明白自己与丈夫在地位、身份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但不思进取,甘于平庸;知道自己对家里的默默奉献,但“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意识到丈夫的心中装有另一个女性,但认为只要丈夫不与自己离婚就好。可以说,作为传统的女性——贤妻良母式的翠花,在男性的视野里缺少美感,由于能够带给男性家庭的安全感,所以,她与婚姻一样属于生活中的必需品,但作为男性的精神诉求和心理期待,她明显又是被排斥在外的。她面对丈夫“心的背叛”与对婚姻领地的坚守,体现着她的“伟大”,“伟大”之处是因为她对男权文化秩序构不成挑战,但也“很可怜”,“可怜”之处却来自于男性的“施舍”。
王海说:“除了丈夫不太爱她之外,翠花应该是幸福的,嫁得也好,算是嫁了‘潜力股’,过上了什么都有的生活,还有人侍候。虽然她不是特别理解丈夫,但抗洪的时候她选择支持丈夫,使她的人性出现了闪亮的地方,对她是一个提升。对这个人,我的态度是客观偏歌颂。”作者认为翠花这位女性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她嫁给姜士安是“幸福的”,因为她“干得不好”(主要指不理解丈夫)却“嫁得好”。
婚姻的建立应该是在爱情的基础上,但是翠花和姜士安之间除了义务和责任,根本谈不到所谓的爱情。对于一个需要精神和灵魂相通的人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个悲剧!
参考文献:
[1] 祖慰:《理想冲突中的理想——现代道德面面观》,《花城》,1987年第3期。
[2] 黄锦君:《王海 婚姻系列中的女性形象谈》,《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3] 王绯:《张辛欣小说的内心视境和外在世界——兼论古代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鲁迅旧式婚姻的悲剧及启示 篇4
一、鲁迅与朱安婚姻状况
1906年, 鲁迅还在日本学习, 在母亲的三番五次催促下, 匆匆赶回家, 等待他的是一场婚礼[3]72。母亲与鲁迅的感情非常好, 在儿子的婚姻上, 做了她不应该做的强迫。在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 被装一条假辫子, 头戴礼帽, 身着礼袍, 迎接新娘朱安, 本应该是一场热热闹闹, 高高兴兴的喜事, 但是对于鲁迅来说, 无疑是踏入了婚姻的坟墓。结婚四天后, 鲁迅以“不能荒废学业”作为理由, 与二弟就一起去日本学习, 一走就是3年。他把朱安当做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 我自当好好供养,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4]89。此后, 两人就分别深陷婚姻的坟墓, 一个在这头, 一个在那头, 两人都尝尽无尽的苦涩。一直到1944年, 专人整理鲁迅的遗物时, 拜访朱安, 这时的朱安已经形如枯槁, 白发苍苍, 生活贫困。禁不住对着来人说: “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 要保存, 我也是鲁迅遗物, 你们也得保存我呀!”这是朱安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呐喊, 曾几何时, 是鲁迅的 “礼物”, 如今却变成了鲁迅的“遗物”。
二、鲁迅旧式婚姻悲剧原因
1. 鲁迅旧式婚姻悲剧的主观原因。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不幸的, 鲁迅是不愿意的, 内心也是痛苦的, 然而他并没有反对这场婚姻, 没有违抗母命。他对朱安只有两点要求, 就是要求朱安放脚, 二是要她进学堂学习。鲁迅的前期思想比较复杂, 并且也是变化发展的。在后期成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革命家。但是这并不能够等于青少年时期的鲁迅, 当时他还是对旧式婚姻有一定的妥协性。高尔基曾经说过“, 没有纯粹黑色的, 也没有纯粹白色的”[5]79。
(1) 鲁迅孝顺母亲, 遵从母亲安排。导致其旧式婚姻悲剧性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鲁迅恪守孝道, 遵从母亲的安排。在后期作品中, 也看出他反对愚忠以及愚孝, 但是传统的孝道思想对鲁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鲁迅从小就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 对母亲也是比较孝顺的, 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 同情母亲的遭遇以及不幸, 更加孝顺母亲。对于母亲看重的女孩朱安, 认为朱安是一个孝顺以及懂事的女孩, 鲁迅只好顺从母亲的意愿, 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正如后来黄源先生说过“:鲁迅对待朱安, 与其说是妻子, 还不如说是客人, 尽管是母亲的儿媳, 但却像客人一样尊重她, 绝不损害她。”也如后期他母亲说“, 两人在家也不打架、也不吵嘴, 就是没有感情, 各干各的, 不像是夫妻”。这也导致了两人长达二十年孤寂凄凉的生活, 鲁迅心中的压抑以及孤独情感在其作品中得到体现。他借着《伤逝》中的涓生道出自己的心声“:如果我能够, 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以及悲哀”。鲁迅在婚后写下了一系列的婚姻悲剧以及女性痛苦的著作, 像《祝福》、《伤逝》、《离婚》、《寡妇主义》、《明天》等。
(2) 鲁迅对待婚姻妥协。鲁迅对于旧式婚姻的问题上还是妥协的, 这也是造成他悲剧婚姻的重要原因。在遇到许广平之前, 鲁迅是一直不敢冲破封建婚姻罗网的, 他说下了“愿意为朱安牺牲一世”, 因此, 对于许广平想爱又不敢爱, 怕世俗眼光的流言。他与许广平是在女子师范大学通过相互斗争、相互礼教从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爱情, 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然而, 鲁迅对当时的形势存在着一些顾虑。 第一, 害怕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第二, 怕耽误许广平的青春。第三, 不敢放弃朱安。考虑到这些因素, 于是鲁迅写信给许广平, 要求给他一条光”。然而, 许广平回信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为旧社会所牺牲, 即为了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我们何苦为了旧社会一个人而牺牲多数人呢……”如果不是因为许广平给他的建议, 恐怕他还是不敢冲破封建婚姻罗网的。然而,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在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而是去南方任教, 虽然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压迫, 其中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为了躲避在北平的母亲以及朱安, 还有社会的舆论。尽管鲁迅没有明说来厦门的目的, 只是说“我来厦门, 虽是为了暂避军阀, 正人君子们的迫害, 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 使有些准备”。许广平对于鲁迅的思想开导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使鲁迅能够真正地解放思想, 不怕流言蜚语以及谎言, 勇敢地对许广平说出“我可以爱”, 也正因为如此, 最后与许广平结为连理。但是这些事情并不影响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革命家, 在人格还是雄伟的, 在精神上还是坚韧的。
(3) 同情妇女, 恪守旧道德。鲁迅深深地了解到当时中国妇女的痛苦命运, 对她们的不幸遭遇是非常同情的。在作品《随感录四十》 中写道“:女性本来是没有罪的, 现在只不过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 也只好陪着她做一世的牺牲?”通过鲁迅的这几句话, 能够解读出, 对朱安是有一定的同情的, 认为她自身并没有罪过, 只不过是旧社会的牺牲品而已。第二就是从人类的道德以及良心上来说, 作为男人不应该嫖妓。只能够陪着这无情的婚姻进行自我牺牲。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鲁迅对待婚姻的态度, 因此, 鲁迅就准备“做一世的牺牲”, 对朱安履行“供养的义务”。最后, 当鲁迅乔迁新居时, 原本打算将朱安留守原住或者是回到绍兴娘家, 但是朱安执意不肯, 秉着“生是周家人, 死是周家鬼”的观念, 鲁迅也对此并没有做出反对。这些能够证明其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恪守旧道德的思想。在当时鲁迅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还没有认识到与朱安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从当时情况来看, 他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2. 鲁迅旧式婚姻悲剧的客观原因。中国社会主要以家族为基础, 长期的封建家长制度, 包办婚姻已经习以为常, 父母将子女看成是财产的一部分, 在婚姻世界里, 很少理解子女。鲁迅与朱安不幸婚姻是历史必然, 是封建社会制度以及封建婚姻制度所造成的,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生活在那个时代, 是无法逃脱这种命运的, 除了鲁迅, 还有郭沫若以及郁达夫, 都有过包办婚姻的经历。
(1) 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封建婚姻制度。作为鲁迅母亲, 当然也不会逃脱旧社会思想的怪圈里, 两人不幸的婚姻其母亲有着很大的责任。鲁迅母亲鲁瑞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普通的妇女以及母亲, 思想是难以突破这种局限的。当时的周家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 祖父是做官的, 在绍兴算是大户人家, 到鲁迅父亲的手里才败落下来。鲁迅的母亲在家听说鲁迅在日本已经和一个日本女子结成夫妻, 这在当时来看, 是绝不允许的, 尤其是鲁迅的母亲不愿意接纳一个外国女人作为自己的儿媳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怕有损周家的名声以及周家的礼面。因为在1899年, 鲁迅就与未曾见面的朱安定下婚约, 在当时, 朱家算是一个有脸面的家庭, 并且朱家的家境比周家还要富裕, 如果允许鲁迅在外胡作非为的话, 就有损周家的家风以及家规, 更是封建婚姻制度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 鲁瑞有着比较强的封建传统观念, 正在此时又丧夫, 鲁迅作为家中的长子, 有责任承担其支撑门庭的义务, 因此, 鲁瑞就希望他早点完婚, 从而支撑其周家门庭。鲁瑞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行为上是错的, 选择理论上“门当户对”的朱家, 朱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还是占有一定地位, 到后期才败落的[6]136。
(2) 周、朱两家的经济关系。在1893年期间, 鲁迅家中遭到变故, 根据各种材料介绍, 已经到破产的地步了, 一个破产的家庭断绝了经济来源, 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 难以维持以后的生活。这些资料或许就成为某些研究者从经济关系这个角度来探索两人旧式婚姻的悲剧性[7]96。鲁迅自己说过“:听人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 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是我到十三岁, 遭遇一场变故, 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寄住在亲戚家里。”少年的鲁迅虽然屡屡出没在当铺以及药店之间, 肩负起长子的责任, 但是难以维持家中的支出, 因此, 对朱家求助, 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当然这也就是鲁迅母亲为什么这么催促鲁迅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与朱安的旧式婚姻应该得以结束的, 同时对鲁迅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在后期受到许广平的思想教育, 两人并肩奋战, 感情与日俱增, 最后在信赖, 尊重以及体贴的前提下得以结婚。这种事情如果放在现在, 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 夫妻间没有感情, 本应该分离。 倡导自由恋爱, 自由结婚。过去的包办婚姻不仅对两人有着严重的损害, 同时对整个家庭也是有着较大影响的[8]99。
摘要：鲁迅与朱安的旧式婚姻无疑是历史悲剧, 过去对于鲁迅朱安的婚姻问题一直是避而不谈。本文针对鲁迅旧式婚姻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作出探讨。若有不当之处, 望加以斧正。
关键词：鲁迅,朱安,旧式婚姻,悲剧原因,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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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志刚.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J].湖南文史, 2003 (3) .
[3]王国民.旧式婚姻悲剧中的鲁迅心理探索[J].平顶山师专学报, 199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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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祝肖因.关于鲁迅旧式婚姻的几个问题[J].鲁迅研究动态, 1987 (9) .
[7]李彪.一本很别致的“鲁迅传略”[J].鲁迅研究月刊, 1991 (1) .
浅谈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论文 篇5
目 录：··························1 论文摘要：·························2 关键词：··························2
一、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命运的悲剧·········3
二、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性格的悲剧·········5
（一）、贾宝玉的性格···················5
（二）、林黛玉的性格···················6
（三）、薛宝钗的性格···················7
三、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社会的悲剧·········8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8
（二）、当时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9 参考文献：························ 12
论文摘要
《红楼梦》是曹雪芹所创作，为我国古代堪称第一的一部奇书，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其艺术造诣之精妙，犹如一座艺术宝库。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就存在不同的读者对作品都有不同看法的现象，对宝、黛、钗三人爱情婚姻悲剧原因的争论，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宝、黛、钗三人的恋爱婚姻悲剧是《红楼梦》一书中最重要的悲剧。本文试图从命运、性格和社会的客观因素三个方面来探讨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宝、黛、钗三人都是处于悲剧时代同时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因此他们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悲剧典型，透过这一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罪恶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都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不仅是命运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更是当时的社会悲剧。关键词
《红楼梦》 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仕途经济
社会根源 试论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意义
指导老师： 作者： 准考证号：
《红楼梦》是曹雪芹用他丰富的生活经济、渊博的学识、辛勤的劳动，以及他那无可比拟的艺术天才所创造出来的一部集中的、完美的、典型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他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表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因此《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古典名著。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不同的读者对作品都有不同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大家都认为宝、黛、钗三人的恋爱婚姻悲剧是《红楼梦》一书中最重要的悲剧。这一悲剧是贯穿《红楼梦》全书最重要的叙事线索，也是《红楼梦》中最生动、最完整、最扣人心炫的故事。这一故事最终以悲剧作结，表明《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是个充满悲剧气息的社会。宝、黛、钗三人的恋爱婚姻悲剧既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更是当时社会悲剧。
一、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命运的悲剧 ：
古人由于受知识和思想的局限，在遇到自身无法摆脱的痛苦或无法记忆用已有知识去解释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时，就运用丰富发想象力创造了天神，他们用天神来解释一切无法理解的现象，认为天神在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是不可能和命运相抗争的，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宿命论的思想。我国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焚书*杂说》中谈到为文时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 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1生活中的坎坷不平，恰恰会创造出审美的丰盈，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诉心中之不平”，描写痛苦、孤独、凄凉、悲伤，恰恰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审美满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经历过大富大贵和贫穷潦倒的生活，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悲剧在那个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他也不能够用先进的思想去解释那个充满悲剧的社会，只好把它归结为命运的安排，他这种观点就在《红楼梦》的创 3 作中得到体现。尤其以这种宿命的色彩在介绍宝黛的来历时表现得尤为浓重。从而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也带上了这种观点。
传说，女娲炼石以天时炼成了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稽崖青梗峰下。这块顽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能大能小；原来高十二丈放二十丈的庞然大的，却缩小到扇坠儿一般，而且是鲜明莹洁的宝玉摸样。一天，遇着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在它上面镂了几个字，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 之族，花柳繁华之地，遇来富贵之乡去走了一遭。于是石头城内，荣国府中却生下了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贾宝玉。
且看这石头，有补天之寸却不得实现补天之志，并且是唯一被丢弃于 荒之中的一块，偏偏通了灵性，有了感觉，有了灵魂，这痛苦的感觉便愈是深刻。曹雪芹以石头的来历暗示了顽石的幻想----贾宝玉是个不容于当世的人，是与当时社会中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因此贾宝玉的思想行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人生的悲剧是冥冥中定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作者大力肯定的任务，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有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也渗透了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社会学人生的思考。同时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贾宝玉是贾府的继承者，是贾家兴旺的希望所在，他本该走一条科举容身之路。但由于他的出身不凡，聪明灵秀，备受贾母的宠爱的“心肝儿”，很少接触为官的父亲，在贾母的庇护下可以比较“自由”成长，没有受到太多的封建礼教统治比较松弛的地方，这样特殊的生活经历，终于使他走上了一条背弃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社会生活中失去意义。失去归宿的贾宝玉，便把他全部热情倾注于大观园那一群年轻的女性身上，虽然他对大观园里的美丽女性普遍持有一种纯情感和近乎是精神性的爱慕，但只能和他自幼相处、从来不向他进“那些混帐话”的林黛玉才是他的唯一知己。
书中第一回介绍宝黛的木石前盟时，作者也安排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神话。只因西方灵 岸上三生石畔，有降珠草一株，时有赤露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降珠草始得久诞岁月。以后„„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离于归恨天外„„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神瑛侍者„„下凡，在警幻仙子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小，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降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不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2 “还泪”之说，明白地揭示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注定要以悲剧做结的。曹雪芹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不是宝黛钗等人能够把握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荒诞神奇而寓意颇深的神话故事来表现这一故事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同时，作者也认识到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命 4 运的捉弄，还有着性格和社会的因素。因此，《红楼梦》描写宝黛钗三个人的恋爱婚姻悲剧时，也着重突出了造成这一恋爱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二、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产生源于理念的分裂。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和谐、静穆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会产生分裂与矛盾，这种分裂和矛盾会导致理念的内在冲突，并推动理念的运动和发展。理念冲突的显著表现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描写这种冲突正是悲剧艺术的使命。宝黛钗各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影响了他们和伦理观念，道德理想的生成。正是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从而演出了一个宝黛钗三人的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生的悲剧，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一）、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一落 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见第二回）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他们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对宝玉“爱如珍宝”。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老祖母的心肝宝贝，“命根一样”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是以此为起点，保持了他纯真天性，爱自己的所爱，恨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平等待人，主张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颇有点“个性”，他本人也尊重个性，要求个人平等自由，个性解放。
宝玉幼年便贪玩好动，七八岁时已是“淘气非常”，这与他从小生活在贾母身边有关。贾用骄纵孙子，“无人敢管”，宝玉虽然怕贾政，但在贾母的庇护下，他仍然能夠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如果二十三四，贾政叫宝玉去，宝玉吓得“杀死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贾母年轻时也是贪玩的，年纪大了依然贪玩好动，经常和晚辈玩在一起，并且熟悉戏文小说，对通俗文艺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见第五十四回）。这些都是对宝玉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宝玉喜欢杂学旁收，却对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更不愿意选一条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此外，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体会到少女世界里种种纯真的喜怒哀乐，而对俗气虚伪的男性世界产生了厌恶，不肯 5 与官场中人如贾雨村之流来往，并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的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一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贾宝玉的这种叛逆思想与当时的封建统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有时仅因一些小事。贾政便要将宝玉“填起嘴，着实打死”，“要绳索来勒死”。（第三十三回），然而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无力也无意去改变，而是选择了逃避，沉浸在少女世界的纯洁之中。在纯洁的少女中能够理解宝玉思想的人也是极少数的，宝玉寻寻觅觅，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那就是林黛玉。他们都一样地有叛逆的思想，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对宝玉来说，他和林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向往和追求美好。爱不爱谁，贾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要谁做妻子，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利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而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林黛玉的性格
接下来说林黛玉。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林如海和贾敏的独生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可怜其孤独，接到荣国府抚养。甲戌本《石头记》的第三十四回目是“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脂评说“收养”二字“触目凄凉之至”，这正点明了黛玉与贾府发关系和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
林黛玉是一个在比贾宝玉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林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孩子。她出身在一个已衰微的“书香之族”的封建官僚家。她家 不盛，门庭单薄，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的早逝，又使她从小失去母爱，加上体弱多病，是个可怜的人儿，因此其父对她备加宠爱，使她没有像大家闺秀那样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他的影响有限，而且自小便识字读书，广猎群书，其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仅诗书棋画样样精通，而且具有与当时压抑的封建礼教氛围不触的强烈自主个性。她也保持着纯真的天性。孤苦的身世，强烈的自尊使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生活“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一开始就受到心理的压抑，这是与她在贾府的地位有关。然而林黛玉虽然寄人篱下却生性孤傲，天真率直，胸无城府，爱恨分别，言行举止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于贾府的统治者，他也从来不说奉承话故意讨好。出于孤苦的身世强烈的自尊，林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林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有时也哭哭闹闹，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而这样的气质和脾气，不仅艰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反倒 加重了别人对他的成见，如此循环往复，情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她心难受，以致悲从中来，唱出了令人断肠的《葬花辞》：“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 两不知！”孤苦的身世，孤傲的性格，孤独的处境加上多病的身体，使正直花样年华的黛玉产生了如此深重的悲苦意识，作为一个才华四溢、聪敏过人的少女，林黛玉不可能不明白，只要她向贾府的统治者低头多说些奉承讨好的话，就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但她却不肯这样做。”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民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3 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 殉葬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她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林黛玉一人而已。所以“贾宝玉深敬林黛玉。”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这种爱情不是郎才女貌，不是一见钟情，是自然而成。但是林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努力地追求自身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林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林黛玉的身世是孤苦飘零的。寄居荣国府的生活，“风刀霜剑”般的封建重压，使这种孤苦飘零的色彩更加浓重。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他遇着热心、真诚的贾宝玉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彼此达到了了解和默契，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发现了自己，在自己心灵上关照对方。他们由青梅竹马顺乎自然地发展成爱情。因此，林黛玉把她与贾宝玉的爱情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恋爱之外，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生活内容，也看不到恋爱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它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着咀嚼着这里边的一切，从这里面酿造出自己的思想性格、情绪、嗜好，以及她精巧的语言与优美的诗歌，以后，就在这里消灭了她自己。”④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这是林黛玉在冷酷的人世，得到的唯一安慰；得其所爱而不能共结连理，这是林黛玉在贾府中的不幸命运；预感爱情有始无终（第三十二回）而又一往情深去爱，则是林黛玉心志的坚定、执着追求自主生活的体现。总之黛玉是一个生于悲剧时代而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
（三）、薛宝钗的性格
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薛宝钗是封建社会的典范。薛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一直与势力又世故的母亲共同生活。母亲的一举一动对她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连仆人也喜欢他：“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林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 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第五回）对贾府的统治者，宝钗也常常有意讨好。如第二十三回讲到贾母出资为宝钗过生日时，“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有时“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针线来。日至王夫人处省侯两次，不免又 色陪座闲语半时，园中姐妹也要度时闲语一回。”宝钗的这种种行为自然博得了贾府统治者的欢心。
宝钗作为一个正直豆蔻年华的少女，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她关心宝玉更盼望他能读书有成，立身扬名。宝钗不仅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对宝玉身边的人也留心观察。如果二十一回，宝钗来到怡红院，一见到袭人就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颇怨气的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功夫！”凭人怎么观，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能够暗 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可见宝钗关心宝玉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宝钗试图在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他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很是讨厌，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琼闺修阁中亦染此内，真真有负钟灵 秀之德！”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改造宝玉，也优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后竟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通过对宝、黛、钗三人的分析，从而知道宝、黛、钗三人的恋爱婚姻以悲剧收场不仅是没有原因的。
三、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社会的悲剧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社会深刻性和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爱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爱是叛逆者之间的恋爱。这种恋爱实质上是对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一种勇猛冲击。同时这种恋爱在两个层次上与封 建主义发生矛盾：首先，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而由于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林黛玉和贾宝玉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代表着新兴的力量与封建家庭对峙着；而封建家庭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又决不可能允许这种俩乃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个冲突毫无调和余地。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恋爱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恋爱。
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开篇阐明：本书无朝代年纪可考，是假借汉唐的假语村言，而将真事隐去。实则描绘的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学领域的革命，近代民主思想悄然萌发，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如黑暗幽谷的一道闪电，寂寞荒野的阵阵雷鸣，振聋发聩，鼓舞人心。新思想的出现和旧世界的消亡，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一片恐慌。于是，他们千方百计予以扼杀，一方面强化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图鱼肉黔首，控制百姓。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 9 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论文结束语
综上所述，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他们三人共同的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结局都是一样的悲剧。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容各有不同。悲剧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仆之间，也存在贵族中，而宝、黛、钗三人的恋爱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中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可以说：《红楼梦》既是一部言情小说，更是一部政治小说。它对君权和吏治、科举与儒学以及佛道的深刻批判，是刺向腐朽世界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对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奴婢制度的揭露和讽刺，是为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所唱的一曲悲壮的挽歌；它对“女儿”的歌颂、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是人类即将进入文明社会的一线希望的曙光。正因为这一线希望的曙光，奠定了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注释：
1． 朱立元 《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05页 2．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出版 265页 3． 陈继征 《红楼梦艺术鉴赏》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出版 67页 4． 王昆仑 《红楼梦人物论》 岳麓书社 1983年版 208页
参考书目：
曾扬华 《红楼梦引论》 山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出版
陈继征 《红楼梦艺术鉴赏》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出版
《飘》中斯嘉丽的悲剧婚姻原因初探 篇6
关键词：《飘》 斯嘉丽 婚姻悲剧
一、满足尊重需要的第一次婚姻
斯嘉丽出生在美国南方富裕的种植园家庭，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1861年，南北战争即将爆发，所有的人都在激烈地讨论着这场不可避免的内战。 但是塔拉庄园主的女儿斯嘉丽对此毫不关心，她的生活除了舞会、郊游，就是一群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其他庄园主的儿子们。
她一直爱着另外一个庄园主的儿子艾希利，她爱他好像他是她的一部分，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艾希利也深爱着她。当她得知艾希利要和温柔善良的梅拉尼订婚时，斯嘉丽以为以自己的魅力，肯定能说服艾希利和她一起私奔，但是艾希利拒绝了她。这让斯嘉丽气急败坏并扇了艾希利一个耳光。不仅如此，她劝说艾希利和她私奔的对话被一名叫做瑞德的男人听到，并因此受到了瑞德的嘲笑。
骄傲的富家小姐斯嘉丽受到了沉重打击，她爱的人拒绝了她，陌生人见证了她的大胆和不符合淑女礼仪规范的鲁莽和冲动。最让她难受的是，别人知道她唯一中意的人就是艾希利，听到众人的低声细语，她感到自己的心都凉了。她面临着被所有人耻笑和羞辱的风险，她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受到了威胁，尊严受到了挑战。她的家人也会跟着受到别人嘲笑。年轻骄傲的斯嘉丽第一次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
她匆匆地想，一个念头和一个计谋接连在她的脑子里闪过。她想到了查尔斯没有父母，也就意味着没有人会干涉她，而且他又住在大城市亚特兰大。如果她嫁给他，那她可以首先让艾希利明白她一点也不在乎他，只是和他闹着玩儿罢了。其次嫁给查尔斯也可以把喜欢查尔斯的霍妮活活气死，这个霍妮曾私下说了斯嘉丽的坏话，这样霍妮就成为人们永远的笑柄。
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嘉丽玩弄手段轻而易举地就让梅拉尼的弟弟查尔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了。为了报复艾希利，为了自己的自尊心，她匆匆地与查尔斯结婚，而且婚礼就定在艾希利和梅拉尼婚礼的头一天。但是不久，查尔斯就死在了战场上，还没有经历过美好爱情的斯嘉丽变成了年轻的寡妇。不得不说，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而选择的婚姻是一场悲剧。
三、满足生存需要的第二次婚姻
1964年夏天，最后一批邦聯军撤出了亚特兰大，斯嘉丽在瑞德的帮助下逃离了亚特兰大回到塔拉，结果却发现父亲衰老无力，母亲爱伦已经离开了人世。斯嘉丽承担起了养家糊口、让整个家庭生存下去的重任。
而新政府命令塔拉庄园限期交纳新附加税，否则就要拍卖庄园来抵税，斯嘉丽将失去她深爱的土地而一无所有，于是她跟艾希利讨论如何挽救塔拉庄园，但是艾希利无能为力，他说他的家和全部财产都早已经完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已毫无用处，因为他所属于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艾希利非常明确地告诉斯嘉丽他无法帮助她，他能做的就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学着当个农夫。
走投无路的斯嘉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求助瑞德，可是瑞德在监狱中无法提供帮助。情绪沮丧的思嘉丽在路上遇见了一辆马车，马车上坐着的正是妹妹苏伦的未婚夫弗兰克·肯尼迪。交谈中，斯嘉丽发现弗兰克日子过得还不错，她想借他的钱，可是转念一想他未必同意，而她的妹妹苏伦更是不可能同意。
斯嘉丽想到妹妹苏伦安乐的未来和自己与塔拉岌岌可危的命运，不禁愤怒万分，感到人生对她太不公平了。突然之间，她心上萌生了一个决心。那就是苏伦不应该嫁给弗兰克，不应该拥有他的商店和锯木厂，苏伦不配享用这些，只有斯嘉丽自己才能把这些据为己有，这样可以保住塔拉，可以保证家人的生存。斯嘉丽抓住了命运之船沉没时上面漂浮着的最后一根稻草。瑞德没有满足她的需求，但上帝把弗兰克给她送了过来。于是斯嘉丽谎称苏伦将与他人结婚，然后轻而易举地让弗兰克投入了自己的怀抱，从而挽救了塔拉庄园。
在内战之前，斯嘉丽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存需要以及安全的需要，她拥有大量的财产和土地，拥有保障其安全的一切。即使在查尔斯战死之后斯嘉丽做了寡妇，她也拥有查尔斯所有的财产。但是战争夺走了她的一切财产。她剩下的只有塔拉庄园荒芜的土地，可是就是这一点赖以生存的土地也面临被夺走的危险。斯嘉丽权衡自己的处境之后，马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婚姻。可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很快去世了，留下了许多需要她打理的事情。可见，她的第二次婚姻也是一场悲剧。
四、满足安全需要的第三次婚姻
斯嘉丽同瑞德的感情纠葛贯彻整部小说。从瑞德不小心偷听到斯嘉丽劝说艾希利与她私奔，一直到斯嘉丽经历了两次婚姻，瑞德一直在其最失落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他无私的帮助和温暖。他为了斯嘉丽可以做到出生入死、奋不顾身。
她之所以嫁给瑞德是因为在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之后，斯嘉丽失去依赖，她自己必须对生意亲力亲为，如果经营不善，她的生活就会失去财富的保障而重新过起贫穷的生活，这是斯嘉丽所无法接受的。从整个社会来看，重建中的亚特兰大充满了混乱和不稳定因素。对于安全的需求是斯嘉丽这个时期的主要需求。她需要有人帮助他经营木材厂，需要安全感，而瑞德是亚特兰大最精明和最富有的商人，可以满足她的需要，并且瑞德对她一直一往情深，所以选择瑞德作为第三任丈夫是精明的斯嘉丽最优的选择，以保证她不会重新过艰难的日子，保证她目前的财富并拥有更多的财富从而保障其安全并且能提升其社会地位。所以在瑞德向她求婚的时候，斯嘉丽答应了。
斯嘉丽并不了解瑞德，也不想去了解。虽然瑞德有些事让她迷惑不解。他会偷眼看她，那眼神怪怪的。斯嘉丽会常常发现他在偷看她，眼神怪怪的，有时流露出机警、殷切与等待的神情。可是斯嘉丽一直没有意识到瑞德一直在殷切地等待着她的爱。梅拉尼去世前把艾希利交给斯嘉丽照顾，看看比自己还孤立无助的艾希利，斯嘉丽这时才终于意识到瑞德就是自己的真爱，可是瑞德已经默默离开。没有意识到真爱，只把结婚当做是安全需要的第三次婚姻对于斯嘉丽来说无疑也是一场悲剧。
结语
斯嘉丽经历了三次婚姻，每次婚姻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出自报复艾希利和挽救自己的名声而嫁给梅兰尼的弟弟的第一次婚姻；为了挽救塔拉庄园和生存下去，而嫁给了自己的未来妹夫的第二次婚姻都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幸福；出于安全需求以及提高社会阶层目的的第三次婚姻给她带来了快乐，但是她却一直没有发现。斯嘉丽的每一次婚姻都注定是不幸的婚姻，因为每一次婚姻只是为了满足不同情形下的需求，唯独缺少幸福婚姻的关键词——爱情。语
参考文献
[1][美]玛格丽特.米切尔.李献民.飘[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2]Mitchell，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2002.
[3]车文博.人文主义心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在爱情和婚姻悲剧中剖析女性意识 篇7
一、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是什么造就了女性如此悲惨的生存境遇呢?是社会?是女性本身, 还是别的什么?人们不得不思考这背后的问题。原因有很多。读完小说, 让人感受到的是那个郁闷的、让人窒息的罪恶社会, 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男权势力占绝对优势, 女性的地位非常的卑微。她们无能为力, 于是把爱情、婚姻都当作帮助其逃脱牢笼的手段。如果她们所选择的爱情对象是正直、善良、勇敢且懂得尊重女性的男人, 或许她们可能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大多女性婚姻缺乏自主, 小说里的安娜就像一件商品被她的姑妈强行卖给卡列宁, 而卡列宁也确实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并且真心地爱她:“他对妻子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然而, 安娜贵族小姐的出身又铸造了她浪漫的气质, “内心里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这种出身、生活际遇的不同使她不能够理解丈夫。勾心斗角的官场应付扼杀了卡列宁所有的生活情趣。他不可能像安娜幻想的那样, 想方设法地讨妻子的欢心。而两人性格的悬殊也注定了他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同理解, 也是婚姻不幸的根源所在。她在卡列宁家长式的统治下苟延残喘, 过着不爱丈夫爱儿子的扭曲的家庭生活。但两人都竭力用理性来维持这段无爱的婚姻, 以至于婚后八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婚姻平静而没有激情, 而且“一直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楷模”。
爱情婚姻的基础是男女双方的相互理解, 这种基石的缺乏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如同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 一旦有外力的入侵必将掉进毁灭的深渊。正如波伏娃所说:“一个人并非生来就为女人, 而是变成为女人。”“女人是被社会建构成女性的。为了获得平等和解放, 女人必须拒斥受到社会压迫性限制的女性气质而培养男性气质。”安娜在无意识中走向女性的解放, 又在无意识中走向散发着不朽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何政广.莫兰迪[M].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2]啸声.《世界油画之林——莫兰迪》[M].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3]晨鹏.《20世纪意大利美术》[M].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年版.
自我的毁灭。在这一痛苦中夹杂着快感而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的过程中, 可以听到男权压迫下女性无奈而又快乐的喘息声。
二、爱情的诱惑与性格的必然
爱情的启蒙激发了女人内在的激情, 更唤醒了她们潜在的女性意识, 增强了其反抗传统伦理道德的决心和勇气。安娜到莫斯科去调节哥嫂纠纷途中, 在车站偶遇伏伦斯基这个“彼得堡上流社会花花公子的活标本”。此刻, 从安娜的眼神和微笑中流露出, 她已经被风度翩翩而风流成性的他所吸引, 心中期盼已久的热情被点燃了, 她的眼中闪烁着与同时代女性不同的个性的火花, 受过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熏染的心灵在爱情的激荡下迅速膨胀。她想竭力地摆脱令人窒息的男权束缚, 去尽情享受自由、平等的爱情。安娜的女权主义思想正在不自觉地闪现和蔓延, 贵族出身的她内心充斥着新旧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她曾努力用家庭, 丈夫, 儿子和名誉来摆脱这段感情, 但却无能为力, 这样的爱情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指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 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安娜就是被惊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女人。她历经艰难的思想斗争、冲破重重阻碍勇敢地投入伏伦斯基的怀抱, 终于尝试到了八年的婚姻生活中从未体味到的“爱情的幸福”。但这种沉醉于爱情中的幸福却是短暂的。伏伦斯基对爱娜的最初追求除了其迷人的风姿, 更主要的是虚荣心。“追求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无疑会使他的身价倍增”。然而, 激情过后的他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空虚, 但安娜所爆发出的“激情”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她对爱情的信念坚如磐石, 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他献身, 她感到她一生的幸福都牵系于他一身。在她抛弃一起所换来的幸福几乎不保时, 便产生了那种因得不偿失所导致的心里失衡, 积聚于心的失衡让原本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她变得有点神经质了。爱一个人不是占有他, 而是让他幸福。安娜在爱情上的偏执最终让她走向了毁灭自我的末路, 她的自杀不仅仅是对爱情的绝望, 更是对爱情的又一次渴望完全占有与求之不得的矛盾的报复, 她认为她的死可以换回伏伦斯基的无限惋惜和悔恨。
安娜的爱是热烈、执着而不顾一切的, 还有些疯狂, 她牺牲她的所有包括她的婚姻、丈夫、儿子、名誉, 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回她的爱情。让人不禁想起曹禺先生笔下的繁漪:“爱起来像一把火, 能把你融化;恨起来也像一把火, 能把你烧毁的。”安娜的悲剧, 究其根源, 外源于男性中心社会, 内源于自身“灵”与“欲”的不可调和, 而卡列宁和伏伦斯基又何尝不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呢?
摘要：《安娜.卡列尼娜》是西方文学史上了不起的女性作品。作者从男性视角出发, 通过女主人翁的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揭示了男权社会是女性命运的悲剧之源, 除此以外, 性格因素也是重要的诱因。作者试图从社会根源和性格反面对爱情悲剧进行剖析。
关键词：男权社会,爱情启蒙,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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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盈科:包办婚姻式民营化的悲剧 篇8
2011年3月21日，电讯盈科（00008.HK，Pacific Century CyberWorks，简称PCCW）公告，拟分拆旗下电信业务并以企业信托形式单独上市。10月12日，电讯盈科特别股东大会通过这一分拆议案。11月16日，由电讯盈科分拆成立的香港电讯信托（06823.HK）在港发售，这是香港首个公开上市发行的商业信托。
香港电讯信托：金融怪胎的诞生
电讯盈科是香港最大的电讯公司，在2000年由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控股的盈科数码动力有限公司（简称“盈动”）和香港电讯有限公司合并而成，并创下当时港股市场最高并购规模纪录。因兼有李氏家族与政府推动的背景，公司合并之初曾受到市场热烈追捧。但由于李泽楷当时以巨额银行借贷完成收购，在债台高筑的压力下，公司穷于繁复的资本运作以还本付息，没能创造新的业绩增长亮点，自成立至今的10余年间，市场表现一直乏善可陈，股票市值也随着李泽楷接连不断的金融运作、资产拆分处置而逐渐蒸发。从2000年上市至2011年9月，电讯盈科调整市场变动后的股票月累计异常回报率是-250%（图1），令其投资人血本无归。
如果将当年盈动并购香港电讯比喻成一次联姻的话，现在看来，这场“婚姻”虽未结束，却已经确定是一场不幸。它很像是一桩包办婚姻，主导这桩“婚事”的是香港政府。政府首先拆散香港电讯原来的“追求者”—新加坡电信，然后将其托付给热衷交易却缺乏经营热忱的“富二代”李泽楷。也许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与对李泽楷才华和李氏家族声誉的信任，政府没有要求李泽楷支付高昂的“聘金”，更协助其取得巨额银团贷款权充大部分的并购资金。在事后看来，李泽楷所支付的收购代价大都是泡沫化的股价。“婚礼”刚结束，支撑李泽楷身家的科技概念泡沫就告破，其立即面临紧迫的还贷压力。如影随形的压力让李泽楷有志难伸，对“新娘”的热情迅速消退，并使用各种手段想摆脱这段“婚姻”，但是包办这桩婚事的“家长”可不同意，多番拉锯战之后，这一问题最终以电讯业务被分拆告解，这便是近日香港电讯信托这怪胎诞生的背景。
电讯盈科为这次分拆香港电讯信托进行了悉心的准备。通过与港交所和证监会反复沟通协商，香港电讯信托最终采取了一种复杂的方式发售，名曰“股份合订单位”，即将香港电讯信托单位、香港电讯有限公司普通股、香港电讯有限公司特定优先股三者合为一个股份合订单位。这特别的发行方式是因应香港没有商业信托立法，为便于港交所和证监会以现行法例和上市规则监管所做出的妥协。没有深厚背景的一般人，可不容易说动监管单位让这金融怪胎现身股海江湖。
当然，无论如何复杂的金融工具，最终都以筹资为目的。李泽楷能否融资成功，取决于香港电讯信托的发售情况。而投资人似乎并不买账。由于2011年12月21日香港电讯信托的公告中仅仅提到“国际发售初步提呈发售的发售股份合订单位录得适度超额认购”，我们无法获悉具体认购数额，但是香港市场对于电讯信托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散户投资者仅认购了20.5亿个信托单位的1.2%，而此前计划发售给散户投资者部分占比高达10%。对于香港市场认购不足的部分，公告同时披露了解决方案，即被分配到国际市场重新发售。
电讯盈科：分拆电讯业务目的何在？
从电讯盈科方面看，此番将电讯业务以商业信托方式分拆上市，其实有着多重考虑，可谓一石三鸟。
首先，融资用于还债。据电盈2001年年报披露：“集团的一位成员发售了价值10亿美元的担保债券，利率为7.75%，于2011年到期。”再看香港电讯信托所筹资金中，预计以78亿港元“偿还集团债务”，不难理解，本次筹资的意图可能是偿还此笔巨债，至于剩余的18.41亿港元，则会流入电讯盈科全资附属公司CAS Holding No. 1 Limited，以偿付早前向其发行的承付票据。
其次，对于李泽楷而言，使用商业信托筹资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保证电讯盈科在获取融资的同时，保留对香港电讯相关业务的控制权。信托单位持有人可以从香港电讯的营运中获取收益，但是无法干预香港电讯的运作。而商业信托对于大股东的优先授权，又使得李泽楷有了足够空间在未来的资本运作中重新整合电盈旗下的各项事业。
再次，虽然李泽楷未来如何处置电讯盈科还不明朗，但是，剥离电讯业务之后的电讯盈科所受到的政治限制将有所减少，李泽楷在经营、股权或资产转移上将获得较大自由度。对于李泽楷，这或是最大的收获。而根据公开资料，电盈将保留60%左右的电讯信托权益，这也符合政府坚持电讯业务由香港控制的底线。
回头来看，倘若李泽楷在此次分拆前可以自由转让电盈股权或电讯资产，那么，更有心有力的经营者可以出高价从李泽楷手里将企业买下，电盈的价值毁损就不会特别严重。不幸的是，港府不允许这样的做法。而采取商业信托方式将电讯企业拆分出电讯盈科，则可以将政府监管重点由电讯盈科转移到香港电讯信托。同时，香港电讯信托成立时对于中国联通的多项授权，令李泽楷以相对较小的股权取得对香港电讯信托的有效控制，满足了政府“资产不外流”的要求。而且，拆分之后的电讯盈科市值进一步减少，这有助于资金不如外资充裕的香港购买者或中方收购李泽楷手中的股权。由此，我们不排除在未来的融资活动中，李泽楷减持电盈股权或电讯信托权益，在不与电讯“离婚”的前提下，更接近摆脱政府监管与受电讯业务盈亏影响的目标。
为保证此次分拆顺利进行，李泽楷于2011年数度增持电讯盈科股权，截至2011年10月11日，其持股已增至27.66%。同时，为了便于香港电讯信托的公开发售，李泽楷也在公开场合承诺不减持电盈和香港电讯信托股权以增强中小股东的信心。然而，电盈投资人显然并不领会这项分拆交易在大股东眼里的各种好处。在电盈公告分拆电讯业务的前三天，其股票扣除市场变动后的日累计异常回报率就开始下降（图2），投资人“用脚投票”表达了对大股东的不信任。
此次分拆实质上是对电讯盈科核心资产的一次售卖，2010年，电讯业务收入占电盈总收入的77.87%，贡献了99.77%的除税项、利息、折旧及摊销前收入（EBITDA）。拆分之后，香港电讯信托旗下将包括固网、流动通讯及宽频服务等具备稳定现金流入的业务，尤其是固网电讯，为当前电讯盈科现金流最为稳定的业务；而电讯盈科则保留NOW宽频电视和企业方案业务。所谓企业方案业务，就是为香港政府开发智能身份证系统，其稳定的现金流前景是李泽楷用于说服小股东通过拆分建议的论据之一。
事实上，企业方案业务原本也在分拆之列，李泽楷最初只准备为电讯盈科保存过去曾被讥笑是“No One Watching”的NOW宽频电视业务。而根据港股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申请分拆业务上市的“母公司须使上市委员会确信，新公司上市后，母公司保留足够的业务运作及相当价值资产，以支持其分拆后独立上市的地位”。由于电讯盈科最初的分拆计划中只保留宽频电视业务在母公司，上市委员会质疑分拆后母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否决了这一申请。耐人寻味的是，一向运营低迷的宽频电视业务在2010年底的EBITDA由2009年的400万元，突然飙升57倍至2.32亿港元。联想到3个月后电讯盈科公告拆分的可行性研究，这一突然的盈利上涨可谓久旱后的及时雨。
分拆香港电讯信托并非李泽楷灵光一闪的随兴之举，在2000年收购香港电讯后，李泽楷就开始为偿还高昂的贷款进行纷繁的财技表演。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电盈十余年间波澜壮阔的资本运作图景，我们不妨回首一段李泽楷与香港电讯被香港政府包办“婚姻”的悲情往事。
民营化悲剧之一：包办婚姻式的交易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后，在港的英资陆续退出，控股香港电讯的英国大东电报局并未急于行动，因为其管理层希望以香港为跳板进入内地电信市场。为进军中国内地，大东电报局于1983年即与深圳市邮电局旗下的深圳电信发展公司合组深大电话公司，在深圳经营固定电话业务。然而，内地市场一直没有放开管制的迹象，而香港电讯市场则因为港府提前开放电讯运营牌照，竞争日益激烈。1999年7月，大东电报局委任华拉斯（Graham Wallace）为总裁，新任管理层展开业务重组，决定集中发展在欧洲的网络业务和企业数据业务，拟处置其所持有的香港电讯股权。
在此背景下，受制于狭小国内市场而急于扩展生存空间的新加坡电信立即看到了进驻香港电讯的远大前景，开始积极行动，并于2000年1月宣布可能和香港电讯合并。然其此举受到了香港电讯商人的抵制，中央政府对于将涉及国家安全的电讯行业交由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新加坡电信似乎也颇为顾虑。适逢其时，李泽楷控制的盈科数码动力突然于2000年2月声明也有意收购香港电讯。2月22日，李泽楷向银团筹集120亿美元贷款用于此次并购。2月28日，澳大利亚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则声言力挺新加坡电信，称如合并成功，将投资10亿美元购买新加坡电信4%的股权。李泽楷与新加坡电信对于香港电讯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
尽管有新加坡电信投来的橄榄枝，但中国的广阔市场对大东电报局无疑更具吸引力，况且李泽楷已筹措了巨额现金，大东最终选择了李泽楷。2000年2月29日，李泽楷成功收购香港电讯。自2月11日至2月29日，整个并购过程仅18天。而在这18天里，李泽楷居然可以谈定并购价格并调动120多亿美元巨款，若没有政府授意与家族后盾相信很难做到。
除了取得银团的庞大贷款，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的本钱是盈科数码动力。1999年3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的施政报告指出，香港需要发展信息科技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满足本地企业对资讯科技的需求。随后，董建华政府于2000年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将面积24公顷的香港南区钢线湾临海地产（数码港）批给李泽楷旗下公司盈科拓展，意图开发高科技产业中心。这个未经公开招标的交易曾激起大众对官商勾结的指控。然而无论舆情如何，李泽楷凭借数码港的注入激升了其控制的壳公司得信佳（后改名“盈科数码动力”）的市值，为之后并购香港电讯构筑了股权基础。李泽楷取得数码港的时点与并购香港电讯的时点间隔如此之近，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此时的李泽楷，绝对是上帝的宠儿。
民营化悲剧之二：错误的资本结构
李泽楷旗下盈科数码动力主要依赖数码港概念和高科技概念支撑，并未进行大笔实体资产投资。1999年5月，李泽楷将数码港和部分物业项目作价24.6亿港元出售给得信佳，获取得信佳240亿股权，占其总股本的75%，拥有绝对控股权，这便是李泽楷真正投入的身家。随后，李泽楷通过一系列换股、配股和接受注资获取了约70亿港元的现金，得信佳股价也扶摇直上冲破每股20港元。在这一背景下，李泽楷向大东电报局提出了两种收购香港电讯的方案：一是股权置换，以每股“香港电讯”股票兑换1.1股盈动股票；二是综合置换，以每股“香港电讯”股票兑换现金0.929美元（约合7.23港元）和0.7116股盈动股票。
大东电报公司对于虚高的盈动股价颇为顾虑，更偏好于综合置换中可观的现金收益。这促使盈动寻求巨额贷款支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李嘉诚的声誉，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四家银行组成的银团向盈动提供120亿美元的1年期过渡性短期贷款。最终，李泽楷以总额113亿美元（约880亿港元）的现金和价值约1300亿港元的盈动新股，收购了大东手中香港电讯54%的股权。
对照大东电报公司的审慎态度，李泽楷对高科技概念股票的预期明显较为乐观。倘若合并后的新公司电讯盈科能够维持高股价，李泽楷将有能力在股市募得足够资金偿还巨额贷款，甚至有余裕支持企业的运营扩张或转型，整合移动通讯、网络和卫视传媒。事实上，很可能李泽楷最初的构想就是建立在电讯盈科因科技股概念而高估的股价上。2000年8月间，当盈动正式完成收购香港电讯改名为电讯盈科时，意气风发的李泽楷曾声言要使电讯盈科的市值翻一倍，达到940亿美元。
然而，全球科技股泡沫破裂的风潮旋即席卷香港。纳斯达克指数达到峰顶的2000年3月，恰好是盈动宣布并购香港电讯后的第一个月，经济形势没有给李泽楷任何缓冲时间就开始恶化。李泽楷为合并后的电盈业务所做的战略构想，包括互联网基金公司和亚洲资讯互动服务，都因合作方失去合作兴趣或能力不足而流产。此外，李泽楷着意经营的世界网络最终也没能带来预期的财务业绩。
这一系列的人为决定与天意巧合，造成刚诞生的电讯盈科怪异的资本结构：极高的银行负债与极低的大股东资本。任何公司财管初级班的学生都知道，公司资本中负债过高或股东投资过低，将对公司生存发展造成极不利的影响。我们且看电盈是不是个例外。
债权人没有因经济疲弱而对电盈抱有同情心，股票市场的低迷也束缚了李泽楷通过外筹资金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而运营层面的糟糕表现则限制了公司自筹现金流还贷的效果。紧迫的贷款压力开始凸显，并延续至今（图3）。
在合并之初，李泽楷通过利用盈科数码动力所持现金、处置当时盈利良好的移动通讯业务（2002年7月由澳大利亚电讯收购）等手段曾有效减少了贷款。然而，这种资产处置只是权宜之计。随着传统盈利业务萎缩、其所倚重的互联网业务又不能及时产生稳定现金流，电讯盈科使用内筹资金还款的能力一直未有好转。2003年以来，其贷款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的高位。还贷压力迫使李泽楷施展财技，通过将长期贷款转为短期贷款、将高息贷款转为低息贷款、将浮动利息贷款转为固定利息贷款、将巨额贷款转为多个小额贷款等债务重组手段进行应对。很明显，其所谓债务重组，就是借新债还旧债。电讯盈科现金流入中每一笔新增贷款，都对应着类似规模的贷款偿还，尤其是2006年，所得新增贷款几乎全部用于偿还旧债（图4）。
高昂的负债束缚了企业扩张或转型的手脚，使得企业很难进行正常的投资和运营。当企业不断拆分和售卖拥有稳定现金流前景的资产时，其盈利能力的衰弱表现也就成为必然，依赖内部筹资偿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当然，李泽楷在2002年合并后出售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移动通讯业务，在2003年分拆了具有丰厚盈利、收入占综合收益1/5的房地产业务，以及香港电讯业因管制解除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都是导致电讯盈科财务业绩低迷的重要原因。
不过，除却2000年进行大规模资产减值计提导致盈利急降外，电讯盈科随后各个年度的盈利基本表现稳定：微小亏损或者微小盈利（图5）。考虑到2008-2009年金融海啸下恶劣的经营环境，其盈利的稳定性颇耐人寻味。
企业所面临的一系列不利因素、管理层的一系列动作最终都会反映在证券市场。回顾2000年电讯盈科成立时，市值达3367亿港元，而2011年投票通过分拆香港电讯信托上市后，其市值已跌破200亿港元，期间市值蒸发了90%以上，广大中小股东自电讯盈科成立以来长期蒙受巨额损失。
民营化悲剧之三：
将希望寄托于对经营无热忱的资本运作者
李泽楷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何以未能力挽狂澜呢？毕竟他是香港人心目中的“小超人”啊。回顾李泽楷的商业经历可知一斑。最初，他就职于其父李嘉诚参股的一家加拿大投资公司“哥顿资本”，其间没有值得关注的事迹。上世纪90年代初他因丧母返港，接受父亲建议进入和记黄埔并成立卫星广播有限公司（Star TV，又译作星空电视），因成功买卖卫星广播公司套利4亿美元，声名鹊起。而后李泽楷兴趣转向房地产，投资鱼涌皇冠盈利，但随后投资日本房地产则因判断失误而导致资金链断裂，赖其父拯救脱身。此后受硅谷概念启发，以高科技概念包装房地产向港府推销数码港计划，港府最初并不支持，但1999年出现转机，取得成功（表1）。
总体而言，李泽楷在电讯盈科成立前经手的业务有得有失，但共同特点是热衷于大手笔资本操作，动辄以数亿港元买卖资产套利，看不出长期经营的意向。李泽楷虽然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不愿光芒被父亲这棵大树遮蔽，但事与愿违，他重财技、轻营运的手法与李嘉诚的经商手法颇为类似，从而限制了其成就。李泽楷职业生涯的各项显著业绩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李嘉诚，离开了李嘉诚的显赫声名，李泽楷的得意之作难以书写，这其实是许多商业家族“富二代”的共同处境。
自成立盈科数码动力以来，李泽楷习惯与运营经验丰富者联盟来建构事业。然而，随着全球科技股的没落，联盟者对网络股相关投资变得慎重。于是，在2000年9月，李泽楷接连遭受联盟者的背弃（表2），这直接导致其精心构建全球第一网络的理想破灭。经此打击，本不擅长或者本无长久经营意向的李泽楷选择了其一贯策略—退出。他先是抛售了电讯盈科的股票，套现约40亿港元。随后又策划向外资出售电讯盈科部分股份，但在政府反对下未果。看起来已丧失了永续经营电讯盈科的意愿。
合并前，香港电讯的资本支出与总资产比率在9%左右，合并后的电讯盈科鲜有在运营投资上的大动作，资本支出率仅在4%左右（图6）。唯一的例外是2006年，查阅当年公司财务报告，管理层解释这一年大部分资本支出用于NOW TV，拓展宽频电视和提升移动通讯网络。这可能是2005年电讯盈科购入香港最小的移动通讯服务供应商SUNDAY六成股份、重回移动通讯业务的配套投资。回首2000年，电讯盈科售卖了具有丰厚盈利的移动通讯业务，2005年又重回移动通讯业务，这种反复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到底这是在经营,还是在做买卖？
捆绑电讯与李泽楷的三条红线
回顾李泽楷运营电讯盈科的历程，我们看到了类似包办婚姻的悲剧。在合并完成不久，科技股泡沫破灭时，李泽楷似乎就意识到他无法借由电讯盈科完成构筑全球第一网络的梦想，更别提超越父亲的成就。35岁的年华，正是人生创富的黄金时代，而交易世家培养出的灵敏直觉告诉他，应当急速从电讯盈科的漩涡中抽身。但当他着手运行这一“离婚”计划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三方力量捆绑。第一，尽管没有明文宣示，但政府希望电讯公司的控股权保留在香港人的手中。第二，李泽楷不愿手中的电盈股权被父亲李嘉诚或其财团接手，这是自尊的底线。第三，香港证监会对公司治理的限制。
李泽楷抽身电盈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非议（表3）。2000年8月17日，他仍承诺将公司市值提升一倍，事实上，他本人已在9天前的8月8日抛售了2.4亿股公司（当时仍名为盈科数码动力）股票，等到8月18日公司才公告此消息。这三个时间点的先后顺序启人疑窦。到了当年9月，电讯盈科放出与CMGI、GigaMedia两项战略联盟失败的消息，其股票随后在9月20日跌至10.75港元。先前抛售自家股票的大股东李泽楷此时却抱怨另一个大股东大东抛售造成股价表现恶劣。当经营者对企业前景缺乏自信而套现的时候，他对于其他股东套现自保的指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此时可怜的是无力自保的小股东，眼睁睁看着股价在2000年底跌到每股5港元的低位。
李泽楷的套现举动一直没有停止，并在港股市场的管理架构下顺利进行，直到2006年他碰触到了第一条红线—意图将股权转让给海外机构。事实上，李泽楷向麦格理银行及美国基金新桥资本出售电讯盈科股份的布局十分精密。2006年6月10 日，李泽楷曾拜访过时任网通总裁的张春江，商讨购入网通所持有的电盈20%股份，并声称回购是他个人的原因，希望网通高层能够从简处理并在数天内答复。网通当时并不明了李泽楷意图取得网通持股，旨在消除向外资出售电讯盈科的潜在阻碍。网通发言人李涛宣称，在电盈6月19日发布公告披露麦格理银行购股一事之前，网通没有收到过任何正式通知。网通2005年初入股电盈时，获得一项否决权：电盈出售香港电话公司10%以上股权或出售互动影院公司25%以上股权，都要得到网通同意。而电盈辩称，此次打算出售的是资产而非股权，网通的否决权并不适用于本次收购。这份合约中的文字陷阱导致网通无法逆转李泽楷的出售决议。
然而，李泽楷的这一举动被认为违反道义，触怒了网通高管，也背离了政府推动李氏家族收购香港电讯的初衷。网通以一封措辞严厉的声明反对此次并购，并求助于中央政府。随后，有了李嘉诚赴京的消息。各方具体的互动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个中的折冲樽俎恐怕一言难尽。最终，李泽楷向外资出售电讯盈科的计划被搁置。
随后，李嘉诚多年老友梁伯韬声言收购电讯盈科，似乎是网通和李氏家族的一个妥协。对于网通而言，梁伯韬的方案可以使网通无需增持股份而继续保持对电盈核心资产的权利，并免于受外资牵制。这一妥协也可能意味着网通方面已不看好李泽楷继续运营电讯盈科，想寻找新的继任人选。倘若收购成功，李泽楷就可能出局。李泽楷的回应是鼓动小股东反对梁伯韬的方案。坊间的传言是，李泽楷不想要父亲出手帮助，这可能在他看来是极大的挫败。梁伯韬的方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受此影响，电盈股价2006年12月1日下跌4.95%。这一次，大股东们没有任何成果的资本游戏还是要小股东们一起埋单。
如果说背着网通向外资出售电盈，将李泽楷推向了道义上不利的一面，那么，2008-2009年意图私有化电盈期间的“种票”事件，则可以说他是游走在法律与公司治理界限的边缘。2009年1月31日，香港独立股票评论员David Webb宣称收到匿名举报，指有投资者计划向保险经纪提供电盈股票，以换取投票支持电盈私有化建议。在翻查股东名册后发现，部分交易日在一天内有数以百计的1000股成交及转户记录，有多份来自李泽楷曾控股的富通保险公司。2月4日，电讯盈科重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私有化提案通过。然而，2月10日，香港警方搜查了李泽楷的三处住所、电盈总部及富通保险等10多个地点，为电盈私有化期间“种票”一案搜集证据。2009年4月，高等法院上诉庭一致裁定否决电盈私有化。
尽管如此困难曲折，李泽楷始终不懈的抛弃电盈还是有些结果，其持股电盈的比例从2000年的近40%下降到2011年的近25%（图7）。
对内地企业的启示：
民营化中如何重构产权
电讯盈科的历史可谓一部摧毁股东与社会价值的历史。其价值灭失，与其说是全球大势下的时运不济，不如说是“急就章”式政府干预、欠妥的产权安排，与危险的资本结构设计所酿成的人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