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主题论文范文

第一篇：安全主题论文范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组举办“慧眼观后厨　共治促食安”校园食品安全主题活动

11月22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组在京举办“慧眼观后厨共治促食安”校园食品安全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线上检查和线下监管协同，采用融媒体直播方式，实景展现“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新模式在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直观呈现整治校园食品安全问题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让家长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食品安全状况，参与到学校食堂的管理之中。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组组长、市场监管总局局长肖亚庆出席活动并讲话。

肖亚庆指出，守护校园食品安全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攻坚行动之一，也是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的重点任务。坚持开门搞整治，把食堂后厨从幕后推到前台，从过去“闲人免进”到现在“晒在网上”，从学校管理和部门监管扩展到社会公众监督，完善了治理机制，提高了治理效能。这次活动，既是对专项整治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的线上督查调度，也是对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现场检阅、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有效推动。

肖亚庆指出，要聚焦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围绕“可检验、可评判、可感知”目标要求，坚决落实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的各项任务。对违法问题深挖彻查，对不法分子严惩重处。要督促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鼓励师生和家长参与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形成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长效制度机制，共同守护校园食品安全，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肖亚庆强调，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监管必须“零容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适应食品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大力推进智慧监管，将传统的监管模式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深圳市副市长黄敏、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副校长颜廷瑜、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王家娟作了发言，交流了保障校园食品安全的经验和做法，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市场监管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刘实，联合行动工作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小学和幼儿园、供餐企业、新闻媒体和家长代表参加活动。联合行动工作组副组长、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主持活动。

（摘编自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第二篇：煤矿安全培训是煤炭行业永恒的主题

摘要：安全工作是煤矿生产中的头等大事，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工伤事故产生的原因50%～80%与不安全行为有关，因此做好安全培训对于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煤矿安全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几条做好煤矿安全培训的措施.

关键词：安全培训;煤炭行业;主题

2012年，中国煤炭工业异常迅猛发展，既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主导能源保证，又伴随着无尽的安全忧伤!从辽宁阜新“2·14”特别重大事故惨痛的教训，到黑龙江七台河特别重大煤尘事故敲响的沉闷的安全警钟。这屡屡发生的事故，给我们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和震颤，无不为我们带来深深的反思，留下不尽的深刻思考。

1 煤炭企业安全培训相对滞后显现的问题

(1)煤炭企业未能真正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安全意识树立得并不牢固。上级文件精神及具体规定不能严肃认真落实。国家行业重大安全政策就连煤矿安全第一责任者都不尽清楚，这是对国家法令的藐视和责任的丧失。

(2)安全防范措施得不到进一步落实，其管理、技术、安全层面上的监督、监察不到位，岂不是安全管理工作上的悲哀!

(3)职工整体安全素质得不到有效提升，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本质不具备安全资质，潜在的个中安全危机，又谁能说得清楚。

(4)煤炭行业各级领导真正能把安全管理放在首位，严格遵守有关安全法律法规，查处各类重大事故隐患，那么，重大的事故也可能得到有效地遏制。

(5)全员、全方位、全过程搞好矿井安全生产，不一定在每个单位都能凑效，其中管理存在的不足又不能不说与培训工作跟不上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煤矿安全培训是煤炭行业永恒的主题。

“管理装备培训并重”是煤炭行业多年来搞好安全生产的“法宝”，《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第446号令，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对安全培训工作做了明确规定。因此培训工作必须上升到特别高度予以紧迫性加以认识。

2 煤矿安全技术培训工作存在的弊端

(1)煤矿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员、特殊工种人员并没有按“规定”全部进行培训。漏培、假培(替培)、关系培(与培训中心搞好关系参加考试“过关”)等现象时常出现，虽进行了查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2)参加培训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一部分高管及专业人员管理专长均高于培训“标准”水平;而相当一部分人员就是参加90培训学时的培训也很难达到培训效果。

(3)安全技术培训中心的授课教师几十年一贯制，虽然这些同志具备极其丰富的现场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但受工作性质和条件影響，有些“知识更新” 没有及时跟上，在授课时难以取得培训实效。特别一提的是，相当一部分安全技术培训中心聘请了一批退居二线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客作教授”，这本无可厚非。但鉴于他们年事已高和身体状况，很难经常性深入事故多发矿井进行现场调研。在授课过程中，只凭“老教案”进行讲解，达不到“针对性、可操作性”目的。近日笔者参加了一个“强化培训班”，有些学员展开教师以往授课的笔记本，就教师所出的考题都“压”得相当“准”。这样的重复培训有何意义!

(4)安全技术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培训对象整体素质，为今后更加得心应手地指导其实践工作。因此，安全技术培训机构要站在全国、省、本地区的层面上考虑其培训的重点和疑点，对照区域、培训对象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组织其教学工作。

(5)安全技术培训的结业考试是培训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所采取的“教考分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试题库”所罗列的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式的考试题，硬梆梆怎能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其现实指导意义又在哪里?!

(6)隶属于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炭工业局的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承担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只不过前者所颁发的是《安全资格证书》，后者发给的是《矿长资格证书》。凡属获得“二证”的人员其人数已固定，但從参加几次培训的情况看：培训的教师，考试的基本内容大体没太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讲无可奈何参加重复的培训，旨在争办两种证件，对促进安全生产工作又有多大益处。

(7)煤矿安全技术培训，据目前掌握只有泛泛的“教学大纲”，没有较规范化的培训教材，各资质培训机构所采用的“教案”可谓五花八门，国家有关安全方面的重大法律法规讲解，特别是当前“特别规定”详尽解释，国内XX年特别重大事故案例等都未能很好地纳入教程里面，使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3 完善国家安全培训机构的行业管理制度

(1)严峻的安全形势，安全培训工作显得尤其重要。煤矿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别高管人员首先要具备安全资质，并认真负责地加强此方面工作的领导。同时落实专职人员，切实有计划、有标准制定“培训规划”实施并加以严肃落实。国家安全监察机构、行业监管部门，严格履行各自职责，坚决按照 “特别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查处无证上岗者。

(2)《煤矿安全培训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安监总煤矿字〔XX〕135号)第八条“负责制定煤矿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考核标准，评选推荐煤矿安全教育和培训教材，制发相关证件”，对于“安全培训大纲”要结合各省(区)灾害防治等状况明确有所侧重;对于煤矿安全教育和培训教材组织全国“专家组”负责制定和编写。各省(区)及区域性重点培训内容可制定安全教育和培训方案，但必须报上级培训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3)鉴于《矿长安全资格证》和《矿长资格证》获取培训内容、培训所需学时、培训方式有相同之处，考虑合“二证”为《矿长安全执业资格证》。为弥补对国家当前乃至今后安全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掌握上的缺陷，可定期与不定期地实施“复训”，同时记录个人培训档案。这也为执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充足教师队伍(培训机构理性化合并，教师竞争上岗)。

(4)针对煤矿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整体素质的不尽一致，对培训及复训考核可借鉴安全注册工程师考取办法，在每次培训(复训)前，由国家统一集中封闭考试，合格者可不必参加其脱产培训，从而可将低培训成本;对于未能通过考试者，必须参加统一脱产培训，严格“准入关”。

(5)各级安全技术培训中心要聘请相当数量不同专业的教师组成“教师库”，“教师库”中的教师必须具备本培训资质等级的教师执业资格证。每次培训除部分专职教师授课外，要从“教师库”中聘请相当人员作为培训教师的主体从事教学任务。从业教师具有执业资格的同时，要适时能力“注册”，定期接受上级培训机关的继续教育。从业教师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煤矿现场进行锻炼，做到“灵活教学”用于“指导实践”。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也可聘请中外知名学者搞一些“专题讲座”，使培训工作更上一个新的水平。

国家安监总局对今后安全工作提出“抓住重点，采取措施，洞察细微，夯实基础”，落实并加强安全培训工作正是为提升所有煤炭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加强对安全形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因此，总结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是我们当前乃至今后安全培训工作的重点。■

作者：张建伟白文龙

第三篇：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与发展主题

摘　要：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人类已步入了以“和谐”与“科学”为发展主题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生态安全的保障与实现，以及其生态危机的预警与防范，有赖于人类种群生态责任、政府生态责任、团体生态责任及个人生态责任的践行，“和谐昌明”与“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危机;生态安全;生态责任;发展主题

一、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文明”亦可称“文化”，准确地说是“文化昌明”或“昌明的文化”。文化即“人化”，指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化，“文化程度”即“人化程度”，也可以说是其“社会化程度”。而文明则是“昌明的人化”或“人化昌明”，即人的自然属性的“科学与和谐的社会化”。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也可以进一步讲是“一切‘社会化’关系的总和”。

回溯历史，人类“社会化”进程先后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已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等经济基础上呈现“野蛮”与“蒙昧”状态，人类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呈现“专制”与“封建”状态，人类敬畏自然、迷信自然;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近现代科技支撑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呈现“民主”与“科学”状态，人类“改造”自然、“挑战”自然，甚至欲求“征服”自然。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正追求着“和谐”与“科学”状态，追求着自然生态和谐，即“生物链和谐”，追求着经济生态和谐，即“产业链和谐”，追求着社会生态和谐，即“人际与代际和谐”，人类“适应”自然、“尊重”自然，人类已步入生态文明发展时代。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国共同制定了《21世纪议程》，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含三方面含义：其一，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的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其二，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其三，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各国必须合作根除贫穷，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确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内涵基本涉及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三方面。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度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与理念，作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

(一)生态

生态可分为相互联系与渗透的三层级，即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是没有被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介入干预而理应随其自然规律而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经济生态是人类有经济目的、有经济计划地进行生产、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并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而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生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基础上，与自然之间、人类相互之间及与后代之间实现的应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同其他生物种群的地位是等同的，也是平等的，而所不同的是，人类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反作用力”远远大于其他生物种群，在“改造与战胜自然”错误观念指导下甚至导致或加速整个生态系统的危机与毁灭。

自然生态和谐是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自然生态和谐与经济生态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因此，自然生态危机与经济生态危机都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危机。基于该必然联系，我们更能理解，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提出的：“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2]。”

(二)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自古有之。纯自然因素导致的，例如有恐龙时代的结束。带有人类自身原因的，例如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这些都是广义上的生态危机。

而现今所称的“生态危机”，是指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或加重的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可分为自然生态危机、经济生态危机与社会生态危机，三类危机分别是自然生态和谐、经济生态和谐与社会生态和谐遭遇破坏而处于或接近处于不和谐与不稳定状态的情形。

(三)生态危机的原因

生态系统是在土壤、水体与大气等形成的无机环境基础上形成的生物系统，在系统中各种无机要素及有机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的交换，形成遵循科学规律的运转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文明主题先后历经“野蛮”与“蒙昧”、“专制”与“封建”、“民主”与“科学”，现已追求“和谐”与“科学”的时代主题，人类已由“敬畏”、“迷信”、“挑战”自然而发展到“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在此期间，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的生态破坏力在日益挑战着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或加重着全球的、频发或持久的各类生态危机。

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即生态容忍力、生态容纳力与生态自净力等。生态容忍力是指生态系统容忍有毒有害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能力，例如剧毒污染物投放或核辐射泄漏，即使没有直接伤害人类自身，也会伤害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种群”，引发生态危机间接伤及人类。生态容纳力，是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量所能容纳各类生物种群与数量的能力，例如一片草原能容纳牛羊马数量的能力，地球能承载人口数量的能力等。生态自净力，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投放污染物的消化自净能力，例如对人类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以及生活垃圾等有毒、有害、有碍物质与能量的消化自净能力。

三、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安全

(一)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与生态危机是生态问题的两个面，从积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安全”，从消极角度称其为“生态危机”。

生态安全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9年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在提出建立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时提出的，它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3]。但该概念明显是以“人与人的需要”为中心进行的概括与描述。客观而中肯地讲，生态安全是指在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要素之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与运动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与人类应当是平等的，这样，生态安全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与保障。

生态安全中，自然生态安全是经济生态安全与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自然生态安全与经济生态安全又是社会生态安全的基础，实现与保障三类生态安全是建设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具体措施和基本保障。

(二)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

生态安全表现为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运转所呈现的和谐与稳定状态，其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及其时间、空间与运动，是生态系统的本质要素。要实现生态安全，应当根据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及各类生态危机问题的性质，科学地制定各类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用于规范与指导生态安全保障工作。

自然生态安全指标，如土壤清洁指数、水体清洁指数、大气清洁指数、水土协调度、水土流失率、森林覆盖率、酸雨频率、极端恶劣生气频率等;以及物种合理指数、生物链合理指数与物种默契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自然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例如转基因技术对物种间默契指数的影响与控制，不能因转基因技术的运用而造成对相邻物种的生态危机。

经济生态安全指标，如经济GDP、环境GDP、可持续发展安全系数(根据资源能源劳动力的可持续利用性及其替代可能性、紧迫性等进行测算)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经济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社会生态安全指标，如反映财富分配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居民健康指数及人口数量与结构合理指数等。基于该指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社会生态安全危机预警机制。

四、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责任

(一)种群生态责任

由于地球水体与大气运动的无国界性与无洲际性，再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缓解生态危机，确保生态安全，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实现的，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种群相比，人类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远远胜过其他生物种群，在错误思想观念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的不伦理与不科学的经济与社会行为，先是将致使众多生物先后灭绝，众多人类都难以适应的变异生物(如新生的病菌及其变异)纷纷产生，而最后可能是导致人类自身文明走向消失。

人类在没有科学地论证上述消失过程可能不会产生之前，没有理由过于自信其不会来临，或不会很快来临，因为人类文明历史已有消失的历史案例，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消失，古印度与古埃及文明曾因人类自身的不和谐行为而中断;美洲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失直至今天仍是一个谜。人类应集体、统一正视自身的前途，不应使“公地悲剧”现象在生态领域内全球性地发生，从而毁灭我们仅有的地球。人类中拥有财富、权力或智慧的精英个人都应率先挑起历史重任，从而引领全人类进行共同努力，共同承担维护生态安全的种群生态责任，生态安全人人有责。因为人类是地球生态安全的“肇事者”，可能也将是最终的“受害者”。

(二)政府生态责任

自国家诞生以来，政府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核心组织形式，因此，政府是践行生态责任的最强势主体。“政府的生态责任是政府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其他责任的一种延伸。”[4]但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与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文化以及政府本身的执行力有关。政府生态责任包括：(1)对国民进行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知识教育，宣传倡导健康环保的消费方式;(2)对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安全指标与危机预警机制的研究与实施;(3)实现经济发展中资源、能源、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确保自然生态安全，实现经济生态安全;(4)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兼顾，和谐与繁荣兼顾，当代和谐与代际和谐兼顾的社会生态安全等。

(三)团体生态责任

政府之外，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企业、事业等社会团体的生态责任，是种群生态责任的细分，是个人生态责任的聚合，是以不同形式集合的团体所承担的生态责任，包括企业生态责任与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

企业生态责任，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企业对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承担的责任[5]，通过生产经营，谋求企业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生态安全问题，包括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员工物质上与精神上幸福感的实现等，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面。对企业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管理并立法规制。

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是指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各种动物保护组织、各种绿色运动组织、各种生态运动组织、宗教组织、教育机构等常设性或临时性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致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心的和谐与稳定等的生态安全责任，其利于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与稳定。对非企业团体生态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引导并支持鼓励。

(四)个人生态责任

个人生态责任是指生态系统中个人在生产、消费与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应主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安全的义务与责任。个人是最广泛的生态责任主体，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政府对国民生态责任价值观、生态安全意识与生态危机防范等的知识教育，有赖于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人文环境。其责任包括：(1)在生产与消费中合理利用资源能源、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诚信合法经营，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环保的消费习惯;(2)社会交往中明礼诚信等。

五、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

(一)和谐昌明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反封建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进而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主题，经济与科技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满足资本增殖及人类异化鼓胀的消费欲望，不惜发动世界大战掠夺资源。由于“平等与自由”的“利己倾向性”，数百年来人类已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两词语充斥了各种政治与法律文本，以及学历教育的教科书;而“博爱”的践行，由于其“利他倾向性”践行程度相形见绌，战争、动乱、恐怖、饥饿与犯罪等至今仍然存在且无消失的迹象，而威胁人类全体命运的生态危机也已然严峻起来。

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6]如果说，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罗马文化，那么21世纪人类要继续发展并避免自身危机，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即践行体现“仁爱(或博爱)”思想的人与人间的关系，体现“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理念的人与自然间和谐关系。也许，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要再度跨越封建时代去“复兴与发扬”古中华文化中的圣贤思想，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避免人类自身危机，实现人的幸福与健康。“和谐”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首要主题。

(二)科学昌明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就是长期努力用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可感知到的各种现象凝聚到一起，变成尽量首尾一致的体系。”[7]或者说科学就是解释自然、人类及其社会现象的存在及发展规律的首尾一致的思想体系。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时间、空间及运动状态，去认识特定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认识与实践“科学体系”。例如当物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时候，对其解释要用“相对论”体系，当人们仍处于对“牛顿定律”的崇拜与迷信时，人们不敢或难于相信“相对论”;再如，从纵向与宏观视角，东方创造了中医，从横向与微观视角，西方创造了西医，而用西医体系评判中医，就得出“中医是伪科学”的谬论。同理，基于对已有特定“科学体系”的迷信，人们也常习惯于把现有特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无法解释或尚未能解释的东西都一律称为“伪科学”。因此，科学与和谐地对待现有特定“科学体系”，不迷信现有特定“科学”，实现“科学创新”与“科学昌明”，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要保障。“科学昌明”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主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 [英]汤恩比.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427.

[3] 肖笃宁，陈文波，郭福亮.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

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4]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1)：50.

[5] 王学川.论企业生态责任的现实依据和实现途径[J].浙江科技

学院学报，2010，(4)：289.

[6] 乔文娟，李建珊.探析生态危机中人的问题[J].前沿，2011，(5)：183.

[7] [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

的异端的反思[M].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