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与艺术教育之间存在着深层契合,无论是从加德纳本人的研究经历还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初衷而言均是如此。本文分析了多元智能理论的思想背景与杜威哲学中艺术教育理论的关系,并结合“零点项目”与“艺术推进”项目探讨了视觉——空间智能与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艺术哲学现代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艺术哲学现代管理论文 篇1: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新思考
[摘 要]自艺术学荣升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后,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探索从未停止,哈尔滨音乐学院在进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开设了史、论、评三个二级学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哈尔滨音乐学院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以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为例,通过对其研究方向、理论架构、课程特征等的分析,力图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提出新的思路。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学科;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
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自觉形成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但是,许多高校在进行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建设的过程当中备受争议,这也透露出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问题
纵观当前各大高校在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以“美学史、美学理论”代替艺术史、艺术理论,即以各个时期的美学观点、美学理论为主线,对此时期的艺术作品进行简要分析;第二,以“艺术发展史”代替艺术史,即以艺术的起源、发展、流变为主干,重点讲解艺术在各个时期的演变历程;第三,以“门类史的综合”代替艺术史,即以音乐史、美术史、电影史、戏剧史、舞蹈史等門类艺术的综合或相加为艺术史;第四,以“艺术作品史”代替艺术史,即有目的的选择某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学术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串联成为艺术史;第五,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代替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即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艺术作品。其实,以上五种现象都具自身的缺陷。首先,美学史、艺术发展史、艺术简史主观选择性较强,容易对艺术作品的选择产生分歧,因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常常是因人而异,而且也容易出现“部分代替整体”的现象;其次,上述艺术史未能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有机结合,只是单纯的艺术作品分析史;然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对艺术现象、艺术作品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最后,在西方“艺术”的英文是art,其主要指美术,尤其指绘画、雕塑等,而在中国“艺术”的英文实则是arts,是包含美术、音乐、舞蹈在内的众多门类艺术之和,现存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多以西方艺术史为主,忽略了本土艺术史的深度挖掘与建构;另外,将门类艺术史的综合或相加当做艺术史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门类艺术史的简单综合或者“拼盘”并不是艺术史的全部,它忽略了门类艺术史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曾在《艺术学不是“拼盘”》中曾指出:“艺术学不是拼盘” ,“研究艺术史是从艺术的历史轨迹中探讨艺术发展的规律”。①
2016年经教育部批准哈尔滨音乐学院正式建立,学院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与其他高校所不同的情况:第一,全国音乐学院拥有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高校仅有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在为数不多的音乐院校中,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成员能够基于自身办学特色,建设与其他音乐学院所不同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既不失去“音乐学院”的特色与办学优势,又符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其二,为更好的建设艺术学,学院专门设立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研究所,哈尔滨音乐学院具有艺术学研究所这一独特的学术平台,教师们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更好的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其三,哈尔滨音乐学院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哈尔滨音乐学院现已形成了本、硕、博艺术学理论学科一体化教学模式,更加注重知识体系的连贯性。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以中国艺术传统为立足点,结合哈尔滨音乐学院办学特色、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教育背景,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思路。
二、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实践
在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之上,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觉形成了中国艺术史、艺术哲学与方法论、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方向。
(一)艺术史二级学科的新实践
哈尔滨音乐学院二级学科艺术史的研究方向是以中国艺术史为主。2019年4月24日,哈尔滨音乐学院聘任原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荣有①教授为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此前,李荣有提出了以“乐”为统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主张,在此基础之上,李荣有教授在哈尔滨音乐学院讲授中国艺术史课程。李荣有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将中国艺术史课程分为十二个专题,即艺术史导引、艺术史研究方法论、远古艺术史研究、谈乐图文历史性对话、艺术文献研究导引、上古官史艺术文献(《尚书》)、上古官史艺术文献(《考工记》)、上古艺术实证材料研究、私人著作中的艺术文献、“二十五史”中的乐史文献、“二十五史”中的艺术文献、“三通”②中的艺术文献。课程体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如表所列:
李老师在中国艺术史课程体系之概述中,采用了两个专题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艺术史进行总体性概述。在“艺术史导引”专题中,李老师先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进行分析与讲解:从哲学到美学,直至艺术学是上层建筑的派生与演化过程,学习艺术学不仅仅要具有宏观的理论思维,还应从中国艺术实践传统的角度把握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探究艺术学的奥秘。随后,李老师介绍了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艺术学理论前沿问题。在“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专题中,李老师对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讲授了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并且分析了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研究艺术史不能脱离艺术理论,“论”从“史”出、“史”中含“论”,不能将二者孤立起来,将二者有机结合方为正确之举。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除了明确“史”与“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应理清“古”与“今”、“史”与“文”的关系。
在中国艺术史课程体系之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中,李老师将其分为两个专题。研究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当立足于中国艺术实践传统,在“远古艺术史研究”专题中,李老师分析了中国艺术史从缘起到今日现状这一历史发展脉络中“乐”的重要地位,并且提出了中国艺术史是以“乐”为统领的这一思想主张。随后在“乐图文历史性对话”专题中,李老师深入的阐述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该体系是以综合性为前提的,其“思想来源是基于中国传统艺术综合性、包容性的典型特征,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反映在艺术形式、形态上就是综合性,可以说综合性是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特征之一。由综合性发展而来的‘乐’‘图’‘文’,分别代表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三者共同支撑起来中国艺术史学三大类型范式”。①张道一先生曾对“乐”的范围进行界定,他认为“乐”“可以包括音乐和舞蹈,并且扩及到诗歌”。②李荣有教授认为中国艺术是以“乐”为统领的,“乐”内在的包含有音乐、舞蹈(乐舞)、文学等形式,文学的最初载体就是文字,而文字是由图像生发而来的,因此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乐(舞)”“图”“文”三足鼎立的局面,随后出现的戏曲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广播艺术等门类艺术,其本质仍然是乐、图、文的不同组合与搭配。
李荣有教授在提出以“乐”为统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这一宏观体系之后,他将要从艺术文献与艺术实证两个微观角度去建构中国艺术史体系。艺术文献、艺术实证两个角度的挖掘是基于李老师长期从事图谱图像学与书籍文献学的研究,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李老师发现图谱图像学、书籍文献学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在汉代以后,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以及文字的成熟,书籍文献学成为主流,而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直流传至今。在此基础之上,李老师从图谱图像学、书籍文献学出发,提出了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两个微观角度,即艺术文献与艺术实证。在艺术文献专题中,李老师首先讲解了中国艺术文献学述要,并从古文献之源、校雠学到文献学、中国现代文献学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艺术文献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李老师讲解了艺术文献的研究范围、艺术文献的筛选、经典文献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等,为学生提供了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方法论。李老师选取了《尚书》《考工记》这两部上古官史,将其性质、主要内容、艺术价值、传承情况、注译情况、后世影响以及其中涉及到的艺术文献资料分门别类的进行讲授。
在艺术实证专题方面,李老师认为近代以来学科的精细化分造成了知识体系的不完整性,现在学界常常提及的口述史、田野调查、艺术考古、民俗、图像等,其实质都是艺术实证的某一种。李老师首先讲授了上古艺术实证材料的类别,并且以远古雕塑类艺术品为例,运用艺术实证相关知识来挖掘其艺术价值。随后,他讲解了私人著作中的艺术文献、《二十五史》中的乐史文献、《二十五史》中的艺术文献、《三通》中的艺术文献。李老师认为艺术文献实则也是艺术实证的一种,其较为成熟、体系较为庞大,因此将艺术文献与艺术实证相并列。
(二)艺术理论二级学科的新实践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理论二级学科下主要包含有艺术哲学与方法论、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研究方向。
艺术哲学与方法论:此研究方向的授课教师为马卫星教授③,马卫星教授认为艺术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方向是艺术学与哲学交叉的产物,马老师在结合学生教育背景之后,寻找到了艺术哲学与方法论的具体研究方向,即阿多诺艺术社会学。德国学者西奥多·阿多诺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社会学家,他精通音乐、电影、广播、文学、美术等不同的门类艺术,曾先后受到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韦伯恩、毕加索等作品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具有极强的造诣。其哲学思想的来源更是甚广:其受到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与现象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康德的伦理学、启蒙理性;黑格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的生命哲学等思想的影响。马老师认为阿多诺的艺术哲学思想研究应当归属于二级学科艺术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因为阿多诺本身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哲学家,其许多著作都在探讨艺术学相关问题。因此,马老师特地开设了“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研究”等课程,对阿多诺思想进行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艺术管理: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方向授课教师为马卫星教授、刘可祎教授①。马老师与刘老师认为艺术管理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因此,两位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理论+实践”的模式,实行双导师制度,即“学界导师+业界导师”,并且两位教授结合哈尔滨音乐学院自身的平台优势,充分利用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这两个艺术机构,使学生能够在公益性文化事业与营利性文化产业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机构进行实践。马老师认为哈尔滨音乐学院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管理教学优势,“哈尔滨国际音乐比赛”“哈尔滨之夏”等大型活动都在哈尔滨举行,哈尔滨音乐学院利用这一优势,建立了“研究生实践基地”,在包括大师班、学术讲座、演出、比赛等活动中,学生们可以自主的设计节目单、推广宣传、实际运营,从而提高学生们自主实践能力。在考核体系中,制定了“研究生实践手册”,学生可以将参与活动记录在册,学校统一核定后,将其转换为学分。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方向学生已然能够对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哈尔滨国际音乐比赛”、“哈尔滨之夏”的制票、售票、节目演出、经纪人管理等方面做到了自觉掌握;而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方向学生在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的运营、藝术教育功能的挖掘、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有机生态圈。
艺术教育: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教育方向的授课导师为郁正民教授②。郁正民教授认为艺术教育方向学生要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为主。例如,在学校教育方面,郁老师曾对“哈尔滨早期俄侨学校教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社会教育方面,郁老师主要对“农村艺术教育”进行研究。艺术教育方向学生不仅仅要在理论层面达到一定高度,在实践方面也要有所作为,郁老师强调上层的理论知识要与下层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真正的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因此,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教育方向学生在教师主导的情况下,多数学生加入了“爱乐室内乐团”,对社区、学校、社会等进行义务演出,普及艺术教育。
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艺术心理方向的授课教师为宋蓓教授③、艺术治疗方向的授课教师为杜青青教授④,两位教授认为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方向学生应该以音乐艺术为出发点,涉及其他门类艺术,将教育、藝术、心智、脑等多种学科融于一体,对早期阿尔兹海默症、抑郁症、残障人士、老年人生活品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方向的授课教师为郁正民教授。郁老师认为哈尔滨音乐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应该依托黑龙江地域文化,深度挖掘黑龙江民间艺术,对黑龙江独特的满族、回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民族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对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保护。
(三)艺术批评二级学科的新实践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批评二级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主要以综合舞台艺术批评为主。
综合舞台艺术是在多种表演艺术的基础之上,对演出活动进行的综合性质批评,主要包括对台词、剧本、灯光、布景、造型、节目内容等,内在的包含了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文学等不同艺术门类,从哲学、美学、艺术学等角度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批评,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好的艺术效果与审美体验。
三、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实践为全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归纳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并不是以教师为主,而是以学生为主,学生在课堂之中针对授课内容可以随意讨论、发言。诸如在讲授艺术实证这一专题时,有学生提出艺术实证与图像学之间的关系,针对此问题学生之间开展了激烈的谈论,此种授课方式有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
第二,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教师提出的以“乐”为统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是基于综合性而言的。当前部分高校将艺术学理论弱化为门类学,或弱化为门类学的“拼盘”,丧失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般艺术学的综合性特征,并且削弱了艺术学理论与社会时代发展的关联性。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提出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建立在中国艺术传统之上,并且涉及到表演艺术、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
第三,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教师在课前充分考察了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的学习背景,发现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曾有音乐学、音乐表演的教育背景,少量学生具有美术、传媒两个专业背景,因此,教师从音乐、美术、传媒等门类艺术的角度出发,为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认为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学生应将教育背景作为进入艺术学理论专业的突破口,从门类艺术的角度上升至艺术学理论,即从门类艺术提炼出适用于所有艺术种类的艺术理论,或艺术史、艺术批评。并且,教师为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下的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艺术教育、艺术哲学与方法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其次,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在讲授课程时,也是从门类艺术出发,最后上升至一般艺术学,诸如在讲授《吕氏春秋》时,教师就分为《吕氏春秋》中的乐史文献、《吕氏春秋》中的艺术文献两大类别等。
第四,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所的建立,彰显了艺术学理论的不可替代性,明确了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研究所的职能,不仅仅包含学生培养,还应该内在的包含有科研、承办学术交流会议、学报期刊等职能。研究所能够为教师提供较为良好的学术科研平台,教师在研究所中可以形成不同的学科、科研团队,如中国艺术史建构团队、阿多诺研究团队、艺术批评团队、艺术创意团队等,这些团队可以针对某一课题、项目进行团队合作式科研,能够集思广益,最大的发挥教师的科研能力,从而达到教师科研能力的最大公约数,不断创作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研究所还可承办、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学术会议的承办不仅仅可以加强学术交流,更多的可以提高我校的知名度。其次,研究所还可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会议的参加不仅仅是选派1-2人去参加,而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参加,诸如艺术史相关会议,即可要求研究所中的艺术史相关的团队撰写学术会议论文,亦要求艺术史方向的硕士、博士撰写会议论文,以团队的形式参加会议,扩大学术影响力。未来,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在学报、期刊杂志、出版等方面会加强建设,以形成完整的学术链条。
总之,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实践,以我国古老悠久的乐文化传统为切入点,以“乐”“图”“文”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精髓的现代创新性转化为主导,将20世纪以来逐步分割形成的诸多单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资料信息进行有效整合,使该学科形成了由乐舞一体兼容古代所有表演艺术的门类和以绘画、雕塑为主体兼容古代所有造型艺术的门类为主体,并深入浅出地阐释解读这两大艺术门类孕育生发的共通性原理和功能意义。并且,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实践能够充分挖掘中国艺术传统、黑龙江本土文化,将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音乐厅纳入教学体系范畴,引领学生较为直观便捷地进入“从宏观整体角度对艺术进行研究”的中国艺术学的学科范畴。这既符合中国艺术文化的悠久传统,又符合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着广泛的普适性,既属于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课程改革的新实践,又可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思路。
作者:曹健
艺术哲学现代管理论文 篇2:
论多元智能与艺术教育的关系
【摘要】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与艺术教育之间存在着深层契合,无论是从加德纳本人的研究经历还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初衷而言均是如此。本文分析了多元智能理论的思想背景与杜威哲学中艺术教育理论的关系,并结合“零点项目”与“艺术推进”项目探讨了视觉——空间智能与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多元智能;艺术教育;杜威;零点项目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8JK0266。
自1983年《智能的结构》出版之后,加德纳的多元智能(MI)理论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并逐渐对美国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美国的ERIC教育资料库(这是由美国教育部资助、是美国最具权威性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教育资源数据库)将MI理论作为单独项目予以编码,美国至少有500多所学校是基于MI理论的基础而设立的。此后,MI理论开始被引入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且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21世纪以来,MI理论开始进入我国教育界与心理学界,逐步为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所了解和熟悉,随着我国的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对MI理论的讨论与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逐渐获得了发展。综观MI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情况,艺术教育始终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MI理论产生于1976年由著名哲学家尼尔森·古德曼于哈佛大学创立的“零点项目”,这一项目的初衷正是研究和提高艺术教育,鉴于当时艺术教育领域中这一研究的空白,“零点项目”的名称才由此而来,MI理论与艺术教育之间的内在契合由此可窥见一斑。在此后MI理论扩展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过程中,艺术教育这一领域更是主要研究阵地。为此,本文尝试对MI理论与艺术教育的关系进行讨论,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一、MI理论的思想背景与杜威哲学中的艺术教育
理论
MI理论的思想背景之一主要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另一思想背景则是要素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美国的教育改革长期受到这一教育理论的推动,而加德纳及其MI理论也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有力支持者。就思想史的发展历史而言,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根源于19世纪末29世纪初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及其教育理论。在这一实用主義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蓬勃兴起,反抗19世纪流行的教育模式(由殖民时期的旧式教育以及源自德国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所构成)及其所导致学校教育中的陈腐僵化。
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对加德纳MI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新个人主义的观点,二是对于学校教育的理解。一方面,就新个人主义而言,杜威将形成于中世纪、盛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个人主义称为“旧个人主义”(The Old Individual),这一过程中,旧个人主义经历了此前的宗教个人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的阶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杜威认为旧个人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导致价值、情感等与民众现实生活的分裂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对此,杜威的解决方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将二者重新结合起来从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杜威的新个人主义通过重新分析人性、肯定人的生理欲望与情感需求,从而重新确定了个人的价值、意义与目的。其次,杜威认为个人的发展与个人本身的完善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个人的现实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并由此将道德理解为利用科学技术改善社会生活环境。最后,在个人与社会组织或共同体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杜威否定了源自洛克的人性恶的理论前提,将共同生活的需要理解为人性的需要之中,从理论基础上消除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源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满足、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杜威的学校教育理论也对加德纳的MI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其教育理论的应用与实践,杜威从一开始就重视教育实验。在其多项教育实验中,最为声名卓著的当属1896年在芝加哥创办的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6年之后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University of Chicago Laboratory School),后来则被通称为“杜威学校”(Dewey School)。Dewey School遵照杜威“哲学是教育的指导原则,教育则是哲学的实验室”的观点,将“实验学校”的总体教学目标确立为“按照现代心理学所阐明的智力活动和生长过程的原理来观察儿童教育的问题” [1]。正是杜威在“实验学校”8年的教学以及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为他后来一系列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897)、《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等艺术教育理念的生动写照与真实体现。
受到杜威教育理论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加德纳的MI理论在面对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与要素主义(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向这一问题的争论时,提出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反对传统学校教育观念只重视语言智能与数学——逻辑智能的狭隘偏见,提倡“个别式的教育”[2],并认为最理想的学校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3]p10,这种学校并不局限于传统学校教育的狭隘范围,而是”力求寻找与智能相匹配的教育机会,增加了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智力潜能的可能性”[3]p77。作为这一理论的实践,“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的学校”(School Using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缩写为SUMIT)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针对全美运用MI理论的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手册:《实施多元智能理论的周全方法:来自实践和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建议》(Thoughtful Approaches to Implementing MI:Ideas from Practice and Harvard Project Zero)。在20世纪90年代,MI理论已经扩展至普通中小学、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等成千上万所学校之中,并逐渐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学校,如澳大利亚的“加德纳特色幼儿园”(1944年创立)。
二、视觉——空间智能与艺术教育:“零点项目”与“艺术推进”项目
按照加德纳的自述:“如果没有对艺术长期的兴趣和研究工作,我是绝对不可能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4]p14。加德纳年少之时不但喜欢弹奏钢琴,同时对其他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也深感兴趣。出于对艺术的长期兴趣以及对于因为在学习发展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过程中发现艺术无涉其中所导致的困惑与惘然,加德纳于1967年加入“零点项目”(Project Zero),并决心在心理学研究中为艺术正名。有趣的是,作为“零点项目”的创建人与负责人之一的纳尔逊·古德曼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哲学家,由此可见多元智能理论与艺术之间的深层契合。在MI理论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视觉—空间智能)(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因此,本文主要结合MI理论应用过程中的项目讨论视觉——空间智能与艺术教育的关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讨论并非意味着在八种多元智能(智能的种类加德纳后来又有所增加)之中只有视觉——空间智能与艺术教育有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加德纳认为人类智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有机整体,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均是多种智能共同参与、共同作用的过程。而艺术本身的复杂性与艺术教育的综合性决定了艺术教育活动必然同时涉及多项人类智能。鉴于文章篇幅与研究兴趣所限,本文在此主要结合加德纳的相关项目讨论空间智能与艺术教育的关系。
视觉——空间智能(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指的是“准确地知觉到视觉世界的能力,是对一个人最初所知觉到的那些东西进行改造或修正的能力,是能够重造视觉经验(即便在有关的物体刺激不在的情況下)的某些方面的能力。可以要求一个人制作出形式来,或只要求他操作那些提供出来的形式”[4]p199-200。具体到艺术而言,视觉——空间智能包括对形体、颜色、明暗、空间及其关系的敏感性以及对此在思维中进行重现、调整和改变的能力,艺术教育的目的则是培养、改进和提高这种能力及其现实表现。1967年,美国著名艺术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出于研究和提高艺术教育的目的,在哈佛大学创立了“零点项目”,将艺术的教育与培养作为认知过程进行研究。在这一项目的早期阶段,认知主义心理学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哲学、心理学上的问题成为研究的关注点。在古德曼卸任之后,加德纳带领“零点项目”研究小组开始进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继续关注艺术教育,《智能的结构》这一经典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83年,在美国教育部发布《国家在危机之中》这一报告之后,“零点项目”的重点开始转入应用阶段,研究范围开始扩展至多所学校。时至今日,“零点项目”已经开始探索MI理论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
“艺术推进”(Art Propel)项目是1985年由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和教育考试服务社以及匹兹堡公立学校共同设立的,目的是实践和检验在此前“零点项目”中所设计的用于评估艺术学习过程与结果的方法。在这一项目中,研究小组从纷繁的艺术形式中选择了三种艺术形式作为对象:音乐、视觉艺术和写作,并确定了所要评估的三种目标能力:创作、感知和反思。研究小组由此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课程模式,针对每一种艺术形式都确定了相应的跨学科小组以确定其关键能力为何。在这一项目中,艺术教育存在两种方式:领域专题与过程作品集。“艺术推进”项目在美国的各级学校中均有所应用,这一项目是“零点项目”研究组投身艺术教育实践领域的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1](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美)加德纳.再建多元智慧[M].李心莹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社,2000.
[3](美)加德纳.多元智能[M].沈致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4](美)加德纳.智能的结构[M].沈致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黄瑞,女,汉族,陕西西安人。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助教,硕士学位,美术学。
殷晓克,男,汉族,陕西西安人。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学。
作者:黄瑞 殷晓克
艺术哲学现代管理论文 篇3:
思君雄才良凄楚
滕固(1901—1941)先生英年早逝,有些像德国天才薄命的意味。确实,仔细盘点先生遗作,我们要承认,滕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过早凋零的艺术精英,值得后世追怀。钱锺书眼高于顶,是出名的才子型人物,然与滕固却颇为投契,相互之间有诗词酬唱。滕固赠诗给钱称:“十九人中君最少,二三子外我谁亲。”以表达对小自己十岁的钱氏之格外欣赏。而初闻滕固死讯,钱锺书即作诗悼念,《哀若渠》四首哀婉动人,使人潸然欲泪。后《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云:“学仙未是归丁令,思旧先教痛子期。沉魄浮魂应此恋,坠心危涕许谁知。”1938年在昆明,钱锺书留英归国任教于西南联大;此时,滕固则在主持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二人一见如故。1939年,滕固邀钱锺书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撰讲稿,钱锺书写了《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
当然,追溯滕固的友人圈子,最需要提及的,自然还是留德时代的精英交谊。朱偰撰文《吊若渠》,反映出当时留德学人的状态:“余游莱茵归来,与若渠同寓于柏林西郊,风晨日夕,相与唱和,无间风雨。”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滕固留德时代的赠诗,让人很是感慨:“我来柏林城,君涉莱茵浦。相送虾龙驿,挥手良凄楚。归来箧衍中,满贮新纪叙。旖旎若李温,悲凉似老杜……”这是滕固赠给朱偰的诗,遥想先生当年,在异邦萧条的风土之中,能得见同乡同道,相互酬唱,引为知己,真是乐也何如。而事隔多年之后,朱偰先生作长诗《秋夜述怀寄昆明姚教授从吾滕校长若渠冯教授至白沙蒋馆长慰堂北碚梁教授宗岱三十三韵》则给我们理解那代留德学人的交谊状况和精神风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诗史”记录,所谓“声名传海内,寥廓各殊方”,当年曾经意气风发,而今国难当头之际,却仍不禁要“忆昔西游日,文星聚上庠”,于是在朱氏的浓墨重彩之下,昔日留德的各位人物陆续登场:
姚公拾遗闻,荟蕞涉重洋。
作史准班马,结交尽贤良。
滕君瑚琏器,遁迹翰墨场。
偶然赋■鸟,郁郁焕文章。
冯公江海客,澹泊岂佯狂。
论诗追义山,作赋拟班扬。
蒋公柱下吏,秘册富珍藏。
东西罗史乘,图籍列琳琅。
有客远方来,言是南海梁。
冥搜真与美,秀句满遐荒。
徐公久不見,家世出潇湘。
脱略公卿思,跌宕文苑旁。
余随诸子后,风雨必相将。
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这里的七位人物,都是日后在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大展身手,各自留下了辉煌业绩的名人。即姚从吾、蒋复璁、滕固、梁宗岱、冯至、朱偰、徐梵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或有在十年者,却都是留德一代的佼佼者,是当年聚集在德意志国土上的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姚从吾治蒙元史,是相当有成就的一代学人,亦曾获德国学者的充分肯定;而作为诗人的冯至,则代表了德诗在华的有力存在;梁宗岱兼通法、德,对欧洲南北文化有相当深刻之体认;至于徐梵澄,以其对梵学、西学的不凡造诣,而被誉为沟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一代通人;蒋复璁专治图书馆学,对中国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之开辟颇有贡献;滕固则不但曾是狮吼社的重要代表作家,日后更成为一代艺术史家;朱偰就更了不起,他所治为经济学,但其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洵嘉,著述与文化保护事业都相当突出。
朱偰曾记录下和滕固的交谊过程:“余初识若渠,乃在1930年暮春,时余将远游莱茵,若渠则方亡命至柏林,送余于虾龙驿车站,客中送客,倍觉情深。后余归柏林,相交益厚,时常相过从者,有海宁蒋慰堂、襄城姚从吾、长沙李石岑、河北冯君培、长沙徐梵澄以及南海梁宗岱、山东刘衍淮等,皆一时知名之士。每逢星期假日,辄聚会于柏林西郊森林湖畔余之寓庐,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真有‘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之感。而席间挥斥八极、才气纵横者,尤以若渠为最。后余以1932年夏归国,若渠亦不久东渡。其在欧游踪极广,尝西游巴黎,南访罗马,所至探求古迹,结交名士,尤以所学为艺术史,故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之名城——如翡冷翠(Florence)、威尼斯(Venice)、梵罗娜(Verona)、米兰(Milan)——尤三致意焉。”文言诗的德国叙事,或许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约在1909年),马君武即作诗《特里尔纪游》:“文化传初纪,遗碑尚纪功。比邻新酒绿,残堞古砖红。曲折莫差水,荒颓罗马宫。百年争战地,今暂息兵戎。”陈寅恪在1910年则作《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将其指点江山的学子激情外溢无疑,先是说“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之任人宰割命运深表关切,结语则为“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到滕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柏林感怀,这一脉络延绵未绝。白话诗的崛起自然有其内在逻辑可循,但其与旧体诗的关系是否便如文学革命所倡导的“非此即彼”乃至“势不两立”,今日看来其实大可商榷,旧体诗的过度压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恐怕未必就是好事。
滕固早年留日,进而转以留德,成就了自身的学养形成过程。这是符合那代留学精英人物的侨易轨迹的,即由日转德,如杨昌济、马君武、张君劢、梁希等,走的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彼时日本以德为师,留日学人身在樱花烂漫之地,向往的却是莱茵河的涛声,滕固的留德也符合这样一个大势。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名作家,滕固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其作品《壁画》、《银杏之果》、《死人之叹息》、《迷宫》、《外遇》等,值得关注。不过他的作品基本为留德之前所作,应当视作留日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当然,值得追问的自然是,为何滕固的诗情在留德之后反而化为“乌有”了。德国作为文艺之邦,究竟给滕固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他在留日之际,生发出浓厚的文学趣味,因缘际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其早期创作都自成风格。更有趣的在于,在有过归国经验后,他又毅然选择了去国行,在1931年留德,此后似乎迅速由文学转向学术,成为现代中国艺术史学的重要拓荒者之一。说起来,他与陈铨、冯至大致是一代人,留德时间亦差不多。作为狮吼社的核心人物,虽然生命短暂,但却才华横溢,故此滕固的文学史地位值得关注。
滕固的成就,固然有天才的一面,但也与后天的求学历程不可分割。其早年留日,后又留德,海外居留近十年,先后求读于日本京都东洋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他不但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艺术史家,还是一位艺术教育的管理者。他不但曾参加“文学研究会”、“民众剧社”等社团,而且与刘海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艺术研究会”,是艺术家中的佼佼者,更曾先后出任湖南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是中国艺术教育的领袖之一。他在艺术史著述方面颇有硕果,如《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等;译著则有《德国过去对于科学事业的维护》、《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等。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他作为艺术史家有否卓识。在滕固看来,“音乐为世界观的艺术”,而“音乐的本源在于人心,人心的活动因缘于事物,事物的根极是世界所由生的生命或实在……”这就超越了简单的艺术观的狭隘自闭,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人生和人心的范围内来讨论作为艺術的音乐了。
关于由日到德的转变,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中,这意味着从“日本模式”到“德国模式”的转变,后者主要指理性思维模式和方法论模式。其实日本模式具有普遍性,而不仅是简单的一个过渡而已。不过,滕固的这种生命经历并不仅是个案。譬如青主(廖尚果),就也是一个可供印证的例子。而较此前科目相近的王光祈等人,则有年龄上的差距。这样一个人物,在柏林大学留学了四年,最后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应该说是相当不易的。经由蔡元培先生开端的德国美学引进工作,经由杨丙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相当的理论积淀;而如王光祈、萧友梅、青主等的专业化推进,则开辟了完全不同的学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较音乐学的“拔得头筹”,绘画学方面确实值得深究。而滕固的意义,就是在这样一种比较视野中显示出来。一般而言,论绘画,则容易联想到留法学人,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都是清一色的留法出身,而且也有不同程度的旅德经验。可若论及绘画史研究,也就是艺术史研究,则留德学人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而将滕固的遗著择出发表,既显示了宗白华作为美学家的慧眼,其实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滕氏的思想符合宗氏文化建国理想的基本思路,这回强调的是艺术的重要。艺术境界,说到底还是人的生命境界的反映,这一思想与宗白华的美学视角其实息息相通。实际上,这批艺术史精英人物的认知,是受到德国学术思想影响,并且能出而化之,有很强的消化能力的。
对于现代留德学人群体而言,这所大学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从二十世纪初的蔡元培那代人,到二十年代的宗白华、王光祈一代,再到1930年代冯至、陈铨、徐梵澄、滕固等,都曾先后立雪柏林,攻读文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史。滕固的学养相当不错,他兼及著译,且创作与研究并举,按道理来说,应是有可能得以大成的一位留德学人。可惜的是,他的政治兴趣似过于浓烈了些,所以最后竟然不能专心于本行,再加上天妒英才,竟然在如此绚丽年华夺其生命,使其终不能施展长才。否则以先生大才,当不至于仅仅停留在如此地步。
在柏林大学,宗白华直接受业于德国著名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德索(Dessoiz)、伯尔施曼(Bolschman)和哲学家里尔(Riehl),听他们讲授温克尔曼、莱辛、席勒、歌德、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和艺术哲学理论。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索教授对宗白华的影响。德索当时已在柏林大学任教二十五年,讲授美学和艺术哲学,其代表作《美学与艺术理论》亦出版了十五年。书中对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做了系统、完整和丰富的阐述,尤其是有关艺术分类的理解和阐释,有对艺术的理性功能和社会功能、道德功能的把握等,都独具特色,在西方学术界影响颇大。德索主张,“如果审美只包括思维过程,那么谈审美对象就毫无意义了”;凡是研究美学的人,都应该多看艺术作品,用艺术的成就去印证美学理论。还呼吁建立一种普及艺术欣赏的理论,以丰富美学研究。这一思想,显然对宗白华影响非常大。宗不但亲身加以实践,十分重视对艺术作品的考察和研究,并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撰写《美学》、《艺术学》等讲稿时贯穿了这一基本思路,强调“美学就是一种欣赏。美学,一方面讲创造,一方面讲欣赏。创造和欣赏是相通的”。这种专业训练,对于宗白华来说显然是得益匪浅。而这位德索(Dessoir,Max,1867—1947)就应当是滕固的主考官之一、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留德学人群体之间这种内在的学术、思想的关联性和德国学术的整体场域是有关系的。
滕固回国后出任过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的校长,也属于民国大学校长中留德一代谱系中的人物,虽然不过短短两年,但也有其自身的教育观值得探寻。朱家骅说:“若渠有用世之才,也有用世之志,如果他不死,我相信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远大的。而且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极高,搜集材料作研究的本领也极大,我相信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会很高超的。”这样一个相当全面的天才型人物,就如此凋零于时代的风雨之中,思之实在让人感慨万千。民国时代“德系知识”谱系的一批人物,似乎都与德国模式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中颇不乏一些天资卓越、深思力行、成就颇彰的人物,譬如宗白华、朱光潜、滕固、朱偰、陈铨、冯至、李长之等都是,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并没有造就中国历史上的“天才时代”,但重新考量,或许仍可将其称为一种“拟天才时代”,而且其或许还有进一步的世界史意义,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叶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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