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精选6篇）
篇1：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美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成就辉煌，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神奇瑰宝，是美学欣赏的一个重要对象，它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同时还在于它在思想上对于后世的影响。王国维曾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此四子的文学才气是与他们高尚的人格分不开的，人格美对于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最早对于人格美提出要求的要数孔子与孟子两大圣人了。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这两大思想都涵盖了对人格美的要求。在《论语》中，有忠、恕、仁、孝、理、知、信、义等思想主张，这种种思想，都闪耀着一种人格美的光辉。其中“仁”是人格美的重要思想，其他是人格美的不同体现。他要求美以‘仁’为内容，点明了美在内容方面的本质特征。
孟子在继承孔子美学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论述了人格美这个问题，高扬了人格美的意义和价值。孟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人的道德、操行能像声、色、味一样引起人们普遍的愉快感受，从而使人格精神成为新的审美对象。
孟子认为人格美的内涵就在于它所体现的仁义道德。孟子把个体人格的美和道德上的善联系起来，他认为个体从追求善的自觉努力中能够升华至对人格美的追求，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担当精神和博大的胸怀。个体为了实现善，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奋发蓬勃的精神状态，要“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不懈的修养与意志的磨练。“浩然之气”的主要内容是不动心。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个体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上升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养成“浩然之气”。
基于儒家思想孔孟提出的人格美学说，中国几千年的文人都践行着培养自己人格美的箴言，用人格美书写作品美。
谈到具有伟大人格美的作家就不能不谈屈原。屈原发展了儒家美学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精神。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屈原毕生坚持“内美”和“好修”。他具有精神美和外在美的统一。在《离骚》中他自我评价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精神美”和“外在美”是屈原所看中人格美的两个方面，并认为二者是互相依存的。
“精神美”是指道德品质的修养和锤炼。首先体现在他的“清洁”，这是他人格的核心素质。在《离骚》中，屈原称“伏清白以死直兮”，他愿为清白正直去死。其次是他的强烈责任感，他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始终以楚国的兴衰存亡为念，即使君王疏远他，他仍“九死未悔”地承担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最后是一种执着的精神，面对“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现实环境，他义无反顾“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懈奋斗，甚至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除了精神美外，他认为还应具有“外修美”，这从他在作品中经常用“香草美人”做比喻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精神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反映了屈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屈原的人格具有悲壮的美和巨大的感召力，他向当代和后代昭示着：美的人格不会随着肉体的消失而泯灭，它能唤起麻木灵魂的警醒和自觉，培养人们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感。陶渊明的人格美也十分突出，他的特点是“真”。首先体现在他的出仕上，在《饮酒》中他提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他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这既显示出他本性的“真”，也看得出他的坦诚，毫不避讳。其次，陶渊明的“真”表现在他对功名的漠视以及他的愤世嫉俗，与腐朽的统治阶级毅然决裂。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陶渊明深感自己过去没有认清社会，他由衷地感到脱离官场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仕途中展开的围绕功名富贵的追逐所形成的虚伪、欺诈、明争暗斗等恶习与陶渊明的率真的本性是相冲突的。正是陶渊明这样率真的本性，使得他的作品清新脱俗，开创了新的田园诗派，对后世影响颇深。陶渊明的一生是“真”的一生。
杜甫伟大的人格美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现实主义诗中处处透露出他心怀国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回首我们读过的杜诗，我们曾被“国破山河在”的豪气所萦绕，我们也曾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责任所倾倒，我们既为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忧民意识所敬佩，我们更为那“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忧国意识所落泪„„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因为从他的诗歌中能读到那个时代的使命感，这与他自身洋溢着的使命感是分不开的，杜甫的伟大人格铸就了他的伟大诗篇。
王国维所提到的最后一位文学天才——苏轼，他也具有美好的人格。他的人格美首先表现在他的为人耿直，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而又超脱的处世精神上。苏轼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被新旧两党都排除在外，这与他耿直的人格是分不开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生从未消极颓废，而是坦然面对人生，因此他的人格美还表现在善于以旷达的胸怀、达人的修养、哲人的睿智来对待逆境中的苦难生活。如《定**》中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面对“穿林打叶”的风雨，苏轼从容不迫，无所畏惧，正是他乐观面对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苏轼的人格美还表现在发扬“仁者爱人”的精神上，以博爱的胸怀热爱所有的人，因此他的为官总是赢得百姓赞誉。苏轼将优雅、乐观的人格美带进文学创作，使得他的诗、词、文不仅有深沉博大的理性思考，而且有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的风神气骨。
在儒家文化的培育下，中国古代的文人无不具有伟大的人格美，正是内在的人格美渗透到作品中，才使得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不仅文辞美妙，更是感情至深、思想至醇。文人的人格美给了作品以血肉，形成了别样的风骨。后世读到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文人们跳动的内心。这样有灵魂的诗，怎能不打动人，怎能不流芳千古呢？
篇2：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摘要
文章对“宦游”这一中国旅游文化中的特殊现象的定义、特点、类型以及其出现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宦游”对中国旅游文学的影响，肯定了古代宦游文人性格中坚韧和积极乐观的方面。
关键词：宦游 旅游文化 诗歌
从《诗经》中的远游思念到《离骚》中屈原的故国之思，从李白的“不知何处是故乡”到刘禹锡、柳宗元的“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份离乡的哀怨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从马致远的“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刘长卿的“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到李商隐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这份哀怨愈加直白明显。
中国历来讲究安土重迁，然而当古代文人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后，他们注定有朝一日将毫不犹豫地远走高飞，去历练，去宦游。他们游学、做官、升迁或者被贬流放„„历经沧桑，从此，故乡成为他们永远的牵挂，庙堂之高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们伤感、哀怨、游移„„然而，他们的一生，最终将由他们的诗词记录，让世人来见证那段有他们参与的历史。
何谓宦游？由先秦的游说之旅复兴流变而来的宦游是指士人为谋取一官半职，离乡去国；或奔赴京都；或直谒宫门，毛遂自荐；或拜谒权贵，借力晋身；或广交朋友，沽名钓誉所形成的旅游。我国古代的宦游历史悠久，有官吏依赖就又关于宦游的记载。《诗经》所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古代宦游目的明确，虽为游历，但是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游记文学中，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描述自然风光，游赏之乐，但在其结尾处往往明确的表明心中抱负或借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渴求被重用的心情。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
为什么宦游？什么样的信念使着这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倔强的抑制自己还乡的冲动，是什么样的力量阻挡着他们回乡的车船？正如高适在《送蹇秀才赴临光朓》中所云：“帐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若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生在临朓。”又如李白曾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或许还如辛弃疾说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天下需要每一个读书人的才华和力量去治理，为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可以供人瞻仰的名字。在他们心中，自然分得清个人愁苦与天下兴亡孰轻孰重，可是，他们又是如此多情。家乡的温情，父母的叮咛，还有妻儿的期盼，尤其当他们遇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们被打击，被贬谪，被流放„„所有他们的经历，他们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的“宦游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力度放异彩的一支艺术之花，而那些他们用生命谱成的无韵离骚则为中国记录了点滴。
宦游的产生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经时济世，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和道家“无为”、“逍遥游”思想共同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士子应该“学而优则仕”，提倡士子积极入世，为辅佐君主，匡扶社稷做贡献。同时，孔子本人历时十余年率弟子游历齐、魏、郑、曹、宋、陈等多个国家，对后世的文人宦游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道家学说提倡“无为”、“逍遥游”的观点。道家思想认为旅游是不带任何功利意味的游戏游乐，旅游者应该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为目的。这一观点，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宦游活动影响也十分深远。当他们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会追求率性自由，参悟人生真谛，化解心中的郁闷无奈。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带着这种心境，他才能在黄州的人生低谷时唱出“羽化而登仙”“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昂扬的调子。可以说，文人的这些羁旅诗歌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写照，更是当时所处时代的投影。
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文人宦游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历代名人的宦游使得此后旅游主体以及旅游观念有了变化和更新。人们开始承认旅游具有个人审美和调适的功能，具有文化色彩的文人宦游还发展了游览艺术和旅游审美意识。旅游文学愈加丰富多彩，如王维“空山新雨后”、“山色有无中”的虚实写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山里”的动静写法，“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光色的细致体察和描述。旅游文学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些名篇游记更是将名山明水推向大众。
篇3：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
在古代众多公文中, 虽不是所有公文都具有文学性质, 但在流传千古的不少名篇佳作中, 或陈情或说理, 体现了极高的写作水平, 表达了作者的志向, 这种个性特色在公文中的体现也成为古代公文区别于当今的一大特点。
一、公文中文人个性存在的表现
古代上行文或者是下行文, 向上呈情于皇帝, 向下敕戒州部, 诏告百官, 制施赦命, 册封王侯, 历朝历代均没有严谨的公文写作要求与处理流程, 公文相关工作多为个人承担, 更不用说地方上公文行文多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见, 因此, 古代公文的的个人色彩浓厚, 文人的风骨特质也可以从中有一定的了解。
第一, 从外在气质上看, 古代传统文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儒雅、温和、朴素、平和等。从众多文人画中我们看到, 文人们大都白衣青帽, 或扶杖信步于竹林山溪之旁;或临窗苦读诗书;或卧听山林之风;或执剑与河山游等等。
第二, 从思想特征上看, 我国古代文人尊崇一定的价值体系与哲学理论, 探索人生的意义, 探索生命对社会、宇宙的价值, 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关怀的体贴和追求等特点在古代公文中有所体现。儒家提倡“安贫乐道”,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君人者, 诚能见可欲, 则思知足以自戒”
第三, 从言志情怀上看,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公文在体现文人志向方面都很好地表现出来, 虽然和文学作品比起来, 公文的表现方法不如文学作品多样化, 但是在陈情或者说理的过程中, 对围绕分析的主要问题的价值判断常常能体现出公文作者的志向。
士谈书论诗, 听琴赏月, 谈论政事, 心忧家国, 因此, 古代公文中包含了文人的思想特质等内涵, 不仅仅具有社会作用, 更能给阅读者带去审美愉悦, 便具有了区别于现今的特殊性, 也就有了分析研究的价值。
二、文如其人———“文”与“人”的关系
常言道文如其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范畴中讨论的是文章与人品的关系, 这两者是否有对应性受制于许多因素, 断然言之, 十分牵强[1], 这是讨论的文如其人便仅限于文章与文人个性的关系, 个性与人品不同, 后者取决于作者在作品中是否真实表达了内心以及是否故意美化等, 但个性的体现往往是非意识的, 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个性特色在作品中无法隐藏无法任意改变。钱钟书先生说“其言之格调, 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 不能尽变为澄澹, 豪迈人之笔性, 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 在此不在彼也。”
诸葛亮《出师表》中说:“陛下亦宜自谋, 以咨诹善道, 察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 临表涕零, 不知所言。”他以臣子的态度劝勉刘禅励精图治, 态度诚恳;魏征政治生涯的疏体文书, 其内容多为探讨国事和劝勉太宗, 对太宗直言进谏, 言辞直接, 目的明确。魏征在贞观十一年和贞观十二年分别上疏《谏太宗十思疏》和, 两篇文章引经据典劝勉太宗居安思危, 特别是在《十渐不克终疏》中直接指出太宗当下的不当之举:“陛下贞观之初, 无为无欲, 清静之化, 远被遐荒。考之于今, 其风渐堕, 听言则远超于上圣, 论事则未逾于中主。”“陛下贞观之初, 损己以利物, 至于今日, 纵欲以劳人, 卑俭之迹岁改, 骄侈之情日异。”等, 并且在细数太宗不当之举后, 恳请皇帝能够回复贞观初年的心态, 避免功亏一篑的憾事。
由此看来, 诸葛亮与魏征的公文表现出了风格上差异, 诸葛亮的文风诚恳, 魏征的文风直接, 把这种差异从文如其人的观点上理解, 诸葛亮是法家政治家, 军事家, 他谨慎, 事躬亲, 头脑清醒,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不敢冒进;魏征虽在皇权斗争中摸爬滚打但不改其耿直心性, 他胆识过人, 性直不屈, 果敢直接。再比较其他著名公文大家的文章, 他们的公文风格与自身的个性特点有直接联系, 个性不同, 公文的风格也不会有相似性, 因人而异的写作风格造就了我国古代公文独有的艺术性。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 历代公文大家常常在文学领域里的也取得极大的成就, 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实际情况, 即文学作品和公文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意识主动隐藏个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承担公文写作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众的文学家, 也只有出自于大家手中的公文才会成为佳作流传千古, 因此, 在对我国古代公文进行分析时所选取的公文材料其实都有很明显的特点, 写作者的个性也是构成公文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形成古代公文“文如其人”特点的原因
任何写作都是在某些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 公文其政治性决定了其更是如此。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公文的内容写什么;公文面向的读者决定公文的作者怎样写。因此, 为了现实写作目的, 公文的写作者必须使文章条理清晰, 逻辑合理, 并且代表了一定阶级的意志与要求, 使读者群体能够接受文中的观点。无论是现今公文或是古代公文都脱离不了写作目的的约束, 所以公文的实用性是公文首先应该满足的方面, 然而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公文和古代公文, 为什么古代公文中能够体现极强的艺术魅力, 体现“文如其人”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古代公文与非公文的界限模糊[2]
公文内容格式规范化的提法是针对现代公文来说的, 也是人们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认识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古代并没有对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理论上的划分, 我们称《出师表》、《朋党论》等为古代公文也是现代学者按照当今文体理论对此类文章的归类划分。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 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成四大类, 并指出它们在写作上的不同要求:“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章表奏议, 经国之枢机”, 对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六科分别加以定义, 溯其历史, 究其根源, 并探讨了各自的写作特点和风格。上述两本文学理论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体进行思索划分, 但并未触及到根本, 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区别没有划分出来, 因此, 当下对古代公文的研究是以今日之标准适用于古代文章, 古代公文大家在创作时没有意识主动区分公文与非公文, 比较而言, 古代公文仅仅是在内容严谨、语言正式、重点突出等方面与文学作品有区别, 但没有关于格式规范化的要求。
综上而言, 古代公文与非公文之间界限模糊, 首先从客观上说, 古代对文体性质没有做出本质的区分, 没有公文写作的客观统一标准;第二是从主观上说, 公文大家也没有意识从写作的角度加以区分, 所以, 公文非公文的混用导致了写作者在公文写作中流露出个人态度倾向情感。
(二) 古代文化环境主导下特殊的取才机制
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与现代不同, 汉代举孝廉, 唐朝兴科举, 虽然考察重点不同, 但是都遵循儒家的价值体系, 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把文章好坏作为评价“才”的重要标准, 对比古代西方的取才机制, 例如作为同一时代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 孔子主张仁义, 内修身, 传授知识, 仁者爱人, 苏格拉底爱好辩论, 讲求辩证思维, 在争论中拓展思路, 碰撞想法, 孔子之后的孟子等人延续了孔子的思想理念, 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则在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所突破, 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架构。
因此, 东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也使得对何为人才的定义产生不同, 我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科学, 逻辑理性等因素一直未成为主流, 即是在数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创新也只是增添了我国科学领域的成就, 并未融入文化和意识形态。
儒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及其深远, 人才选拔评价机制内化儒家思想, 注重德行文学素养方面, 因此, 作为国家官职系统中的一员, 公文写作者出身于人才选拔系统, 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儒家思想, 士大夫以天下之治为己任, 个性鲜明, 文学性思维促使公文写作者没有主动注意公文和非公文的意识。
(三) 儒家思想对政治理念的塑造
儒家思想本身特点是重伦理道德, 尤其重个人道德的构建, 相对应的, 中国古代政治的平衡是脆弱的, 是圣君贤相决定的, 其治也忽焉, 其败也忽焉, 儒家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发展, 与政治相互作用, 提倡入世、至善, 用道义和思想促使人才为国计民生考虑, 把天下事当做可以为之奉献的目标, 儒家思想的重点在于“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产生出形式民主, 没有产生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思路, 也没有形成充分的制服制约力, 重心也是“人”, 因此, 制度的缺失导致人的作用被放大, 儒家确立君权神授原则的基础上提倡民本思想, 把民众纳入政治系统中, 理想的君民关系和政治模式是君主和民众共同治理, 达到盛世。
这一思想背景下, 没有强制制度束缚的政治氛围为公文大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儒家思想提倡的积极入世在理念上给了写作者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欲望, 在对上呈中书直达皇帝的公文中便会出现个性色彩鲜明的公文;在对下指示或平级交流中也自然能够客观与主观结合, 陈情说理的同时融入个性色彩。
(四) 小农经济对行政效率要求不高
小农经济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 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 小农经济自始至终都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儒家思想和上位者所提倡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诚然, 小农经济是契合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 利用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 保持生产方式的稳定。因此, 小农经济下的生产力大多是不流动的, 是稳定的, 导致了人们较慢的日常生活节奏。小农经济不要求社会以高效方式运转, 而是秉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走向, 政治方向制约经济发展, 在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 经济缓慢发展对行政的效率需求也及其缓慢。从这个方面来说, 古代公文没有形成统一高效的固定格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公文写作承担者未曾受到效率的压力, 自然不会主观能动地去创造格式, 而是以内心所想下笔成文。
四、总结
公文大家不同的个性形成了古代公文不同的特点。
例如, 深沉稳健类, 包括欧阳修, 范仲淹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 欧阳修的公文作品数量最多, 对我国公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欧阳修全集》中收录了近千篇古代公文文体的作品, 涉及到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翻读欧阳修的公文, 能从中体会到其前后连贯的改革思想, 观念想法。欧阳修沉稳的气质与其入仕四十余年的政治经历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的朝局浸染中, 欧阳修革新吏治, 宽简爱民;务本兴农, 与商共利;举荐贤能, 改革科举;改变兵弊, 积极防御, 对社会重大问题提出见解与方案, 欧阳修的政治背景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公文文风, 其公文中也明显反映出他和善沉稳的文人气质。在上奏公文《朋党论》中, 欧阳修逻辑严密, 语言诚恳, “所守者道义, 所行这忠义;所好者禄利, 所行者财货”, 澄清朋党之所, 诚恳地希望君王能辨别真伪, 权衡是非, 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 以达到“天下治”的目的。质朴率真类, 诸葛亮作《出师表》, 全文从天下三分之势开始至规劝幼主刘禅励精图治结束, 言语流畅, 句句都流露出对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情, 情理结合, 在北伐的前夕向刘禅交代家国大师, 嘱托可用之人, 劝勉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严谨慎重类, 具有这类文人气质的是公文大家司马光, 宋朝开始, 札子成为公文专用文体之一, 司马光的札子内容广泛, 上至皇室, 下至普通百姓, 均有涉及, 司马光对公文的态度和当今相类似, 司马光作了《书仪》《家范》等文章, “书仪”顾名思义就是各种书文的标准文体。《书仪》中主要讲各种公文、表奏以及私书家书的格式。司马光在公文写作中秉持实用主义, 将儒家等级规范引入日常生活中, 实现教化的目的, 把公文写作看做是一种严肃的行为, 司马光的公文内容大多脉络清晰, 逻辑严谨, 例证严肃, 这与他个人严谨务实, 反对浮华, 克己守礼的文化人格是分不开的。
公文大家因其个性经历的相同或不同形成类似或差异的文风、特点, 形成文如其人的特色, 是古代公文与现今公文的最主要的区别, 也使得我国古代公文具有了和文学性作品同样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J].求是学刊, 2001 (6) .
篇4：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
关键词：山水精神；人文涵养；古代文人
山水二字大有深意。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他看来，山的崇高恰与君子之德相类，水的流变恰与君子之智相通，于是，山水便成了仁德与智慧的化身。山与水，不单是自然的风景，也不仅是心灵性情的投射，而是反映出具有与人类内在相通的蕴含，同时也具有人的品格，具有人格化的属性。东坡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唐人常建诗说：“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都写到了山水的风情灵性，这与智者、仁者有几分相通。
几千年来，老庄的道家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几乎是中国文人的两条精神支柱。时而消极遁世，时而积极入世；有人主张清静无为，有人渴望大有作为。山水其自身的灵性，在哲人和诗人的眼中，则完全转变成了一种人生的外化和心灵的投射。于是，同样的山水，在不同的人的眼中就有了不同的色彩。
横槊赋诗的一代枭雄曹操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看到“山岛竦峙”“洪波涌起”的壯观景象时，他不禁诗兴大发，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观沧海》。但他在这里吟咏的可不是自然山水，而是他心中的“山水”，也就是他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
另一方面，清静无为的出世文章占了山水诗文的主流。“风烟俱尽，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秀丽的富春江山水，成了作者最好的心灵寄托；江水的澄澈、透明，更显出了作者的心境。“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苍翠连绵的青山，使人望而生寒。山水本身的魅力，或秀丽，或险峻，固然多有不同之处，当人与山水相对望，相凝视之时，人们方才意识到山水才是他们久已渴望的居地与归属。于是乎，作者情不自禁地慨叹：“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其鄙弃功名利禄之心跃然纸上。山水其自身的沉静从容，在作者漂泊的心中起着稳定的作用。屈原不得重用于楚，回归于汨罗江的浩淼烟波之上；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徜徉于思慕已久的青山碧水之中。事实上，这样的遁世的情怀在中国的文人中具有普遍性。
这样的文人山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柔弱的山水。纵观古代大量的山水诗，山水画，少见“大江东去”的气势，少有波澜壮阔的气魄，从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凄清，到韦庄“画舫听雨眠”的闲适，从张岱的小品到姚鼎的游记，都是这类小巧玲珑的小制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太过安定的生活，是足以将人的冲创意志消磨殆尽的。士人大多都有从政为官，一向不会遭受什么大的打击，不用刀上舔血式的度日，更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的生活，往往成了惰性以及腐败滋生的温床。我们敏感的文人们，则最先察觉到了这样的腐败，于是厌恶官场的污浊而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当雄心壮志已经在生活的潮湿空气下腐烂变质，已经很难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而另一方面，有着自身理想与抱负，有时却总是缺乏一些所谓的“官道”智慧的文人们在错综复杂的官场里横冲直撞，却总是撞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陷入党锢之争被摘乌纱帽的固然不少，言辞稍有不慎冤死狱中的也大有人在。悲惨的现实使理想主义的文人从幻想中华美的空中楼阁跌落到了尘世坚硬的土地上，摔得很重。于是世上平白多了许多哀叹，又或许，满腔热血却不能实现才是其心情抑郁的真正原因。试想刚遭受人生重大变革的人，又能写出什么气势恢弘的作品呢？但正是如此，桓温在看到自己种下的柳树时，才会流泪叹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外在的身体或者理想遭受挫折之时，文人们方才体味到生命的疼痛的那一面，文人们的深厚情感，只能找到山水这样的一个宣泄口，一个能与自己的情感共鸣的事物，一个慰藉心灵的朋友。
篇5：中国古代文人的个性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从事农业的人群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变成了城市人。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反差，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
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原来的“革命理想”却被“享乐主义”所取代。“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们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选自2015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作者刘毓庆，原文有删改）
6．下列关于“乡绅”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B（A原文说“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C“乡绅即士大夫”错；D“在周代就已经出现”的应为“这一传统”）
A．乡绅由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和未曾出仕的读书人两部分人组成。
B．乡绅代表一方的风气和文化，对一方社会发展有重要引领作用。
C．乡绅即士大夫，一部分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D．乡绅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周代就已经出现。
7.下列表述，不符合作者观点态度的一项是.D（“呼吁人们回到乡村”错）
A.历史悠久的乡绅群体为乡村发展做出了贡献，作者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
B.面对乡绅群体的消失和叶落归根观念的日渐淡化，作者表现出无奈之情。
C.乡村文化开始沙漠化，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作者深表担忧。
D.乡村的优秀人才流向城市，作者呼吁人们回到乡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D（A“原本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乡绅”错；B以偏概全；C“乡绅群体的消失摧毁了传统价值观”错）
A．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原本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乡绅，都变成了城市人。
B．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反差，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
C．乡绅群体的消失摧毁了传统价值观，这是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造成的。
篇6：古代的文人
经过几年的学习，我们已了解了部分文人的身世背景，却意外地发现他们大多数人之间有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做官然后被贬，甚至隐退，那么为什么呢？本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先从做官说起，大多数文人不是做官之前就想隐退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早期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诗圣杜甫曾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维曾写过“圣代无隐者，英灵进来归”李白曾写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因此，他们势必为心中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因此，他们“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了；
2官场是世间最复杂的场，本人看“神医喜来乐”时就深有感触，一位王爷告诉略沾官场的喜来乐说：“该医的就得医，不该医的你就别医；能医的你或许说不能医，不能医的你或许说能医；有的人能医好你说医不好，有的人不能医好，你竭尽全力给医好。”嗟乎！！
3再从文人和上司说起，文人之所以叫文人，是因为他们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因此容易遭人嫉妒，再加上有的文人放浪不羁，凡事都冲在上司前面，在任意场合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势必遭上司反感，因此容易被贬；
4从文人和皇帝说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虚荣心，更何况是堂堂一朝天子，皇帝也想有令人仰慕的才华和气魄，皇帝要想在百姓和臣子中树立威信，必须尽量在各方面赶在众大臣之前。例如，清翰林院大学士纪晓岚的对联和灯谜写得绝妙之至，乾隆皇帝有时就把纪晓岚写的对联或灯谜说成是自己写的，有一次，纪晓岚揭穿了皇帝的行为，因此，纪晓岚被流放到边；
5从文人和文人之间说起，文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而每个文人并不都是志同道合的。他们之间难免会有政治分歧和政治偏见。再加上学术上的“文人相轻”从而形成一定的派别。例如，宋仁宗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主张政治改革，施行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新法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王安石于熙宁七年被迫罢相，八年再相，次年被迫辞职，退居金陵，封荆国公，同年忧愤去世。可以说，在政治斗争中，文人是最大的牺牲者，有的丢了官，有的甚至丧了命；
6文人还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无比的好奇心，例如，武则天手下大臣狄仁杰在破案过程中总能发现武则天的一些秘密，并予以揭穿，我们每个人在心中总会有些秘密，更何况是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因此，狄仁杰在破案之后总是被贬，有案后官复原职，调查案件，如此循环，以至终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