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关键词： 政治 哲学 区域

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精选8篇）

篇1：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摘要：以学科视角看，政治认识论研究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政治认识论研究具有浓郁的哲学形而上色彩，无法进入政治认识的内部矛盾。从政治认识的对象、政治认识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政治认识的结果形态以及现代政治学知识的政治实践效应分析，政治认识具有难以摆脱的政治性。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理解为“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的结合，揭示了政治认识的根本矛盾，为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了内在视角。

关键词：政治认识论；政治哲学；政治的哲学；哲学的政治

一般认为，政治学知识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等认识活动获得的、反映政治现象背后本质和规律的知识形态，具有如此浓郁的现代精确科学知识观色彩的判断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似乎是主流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政治学的起源处，这样的判?喽嗌倩崾艿揭恍┬拚?。亚里士多德在阐释政治学的性质时曾经这样表述：“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这些行为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所以在讨论以这些行为为对象的“题材”时，我们“只能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只能得出基本为真的结论”，“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1]67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知识与数学知识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对这种社会生活的认知既受到人类认知过程一般性规律的制约，又具有政治认识的独特面相。本文尝试以政治哲学为基本理论视角，揭示政治认识活动的基本矛盾和内在规定性。

一、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政治认识论

根据一般的哲学观念，政治认识论理应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这样界定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事物的普遍性知识的探求，它在最高层面上为评价、判别和概括政治现象提供价值准则和认识方法，它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的‘元理论’。因而，在整个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当中，政治哲学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或者说，政治哲学就是政治认识论和政治方法论。”[2]1虽然，这样的看法试图通过学科定位的方式解读政治哲学的知识性质和功能价值，但同时他把政治认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应该说是具有新意的。因为正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政治认识论研究，提供了政治学由以展开政治认知的自觉反思维度。政治哲学具有政治认识论的内容和学科价值的看法正逐渐被学界所接受。不管我们对什么是政治哲学是否还存有不同意见，政治认识论应该是大多数政治哲学研究者都愿意接纳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在阐述其政治教育思想时认为，政治学术研究“主导的考虑是我们学着去理解一个政治传统，一种具体的行为样式”[3]54，因此，政治研究就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在政治的历史研究中，重要的“不是这里到那里发生的事，而是关于发生的事人们想什么和说什么：不是政治观念的历史，而是我们的政治思维的历史”[3]55。在政治的哲学研究中，“反思政治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政治传统提供了什么资源来处理某种形势，或者，我们可将我们的政治经验缩写为一种学说，人们可以像科学家使用假设那样使用它，探讨它的暗示”[3]56。因此，欧克肖特认为，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除了历史没有别的，它是哲学家们在普通的思维方法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中发现的种种不融贯的历史，而不是学说和体系的历史”[3]57。

显然，在欧克肖特看来，政治哲学绝对不仅仅是一些成体系的知识堆积，而是主要指向政治思维的，是探索某种政治传统下政治思维方式的活动，并且它所要处理的政治思维是较为特殊而复杂的，至少包含两种政治思维方式：一种是“普通的思维方法”，它代表着特定时代的一般社会主体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维方式；二是哲学家们“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哲学家的政治认识，这是一种主要处于理论状态甚至理想状态的政治认识。这两种政治认识都是政治哲学要处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认识论研究。

既然政治认识论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基本理念和规范一定受制于政治哲学观念，正如在哲学原理领域一样，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在我们的惯常思维中，很自然地会把政治哲学界定为哲学属下的一个学科空间，它的工作无非是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这样的定位确实可以大致满足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要素，能够使政治哲学很顺利地获得现有学术体制的“确认”，也能够为一批政治哲学从业者提供学术操练的正当学科“户籍”。如果认同这样的定位，政治哲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中国的“兴起”，就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哲学下放潮”一样，即把某个非哲学领域与哲学进行“嫁接”，形成所谓的“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综合学科”。当然，本文并非认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毫无知识生产力，而是追问政治哲学的本质与这样的“嫁接”是否同出一辙，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解。

在现有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界定中，由于深受近代以来唯理主义哲学文化影响，大多认为政治哲学不过是运用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领域中普遍规律和价值正当性的科学。按照这样的理解，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政治哲学是一项对政治进行抽象思辨的活动，就是通过哲学式的反思，追问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这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它既非一般哲学所探讨，亦非具体科学――政治科学所能达到。因此，从学科研究范围或边界视角看，这样的定位能够显示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与哲学交叉所形成的学科定位：一般哲学探究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它不专门研究政治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科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以政治世界的本质与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它的主要任务是用具体科学的方法对政治世界做出事实的陈述和说明；政治哲学追问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不仅包括政治“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知识，而且包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知识。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科学是无法完成政治哲学的探究任务的。就此而言，政治哲学确实能够找到学科合法性基础。

但是，对政治哲学作这样“学科式”的理解将会使这项活动仅仅成为哲学在政治领域的知性扩张，仅仅表达出政治哲学的形上性、理想性维度，即政治哲学为政治世界提供知识上的终极标准和道德上的应然尺度，而遮蔽了对政治进行哲学探究的政治情境和条件。因此，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似乎还不是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内在视角，尽管政治认识论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在哲学观念上依然带有传统哲学的形而上色彩和体系化偏好，学科视野下的政治哲学无法进入政治认识的内部联系。

二、在政治中认识政治――政治认识论研究的政治条件分析

政治认识以政治现象为认识对象，正如前文所述，在政治学诞生之际，亚里士多德已区分出政治学知识与数学知识之间的差异。政治认识论研究理应关注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政治认识区别于自然认识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认识的对象（政治?F象）不同于自然认识的对象（自然现象）。自然现象的呈现尽管也会受到认知者主观条件的影响，但是其稳定性、客观性显然要强于政治现象。政治现象主要通过人及其群体的行为表现出来，正是通过人的行为建构出各种政治现象。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达尔就认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目的“在于用已经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4]145146而人的行为既表现为一种客观行动，也受制于内心动机、价值观等主观性因素，如果说前者可以通过某些客观性变量得到表达，而后者很难被表述为某种客观变量。由于受制于内在的主观化因素，人的行为的稳定性、客观性与自然现象不可同日而语。对此，即便是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达尔也曾经这样表述人的行为的不可捉摸性：“行为主义方法论有点类似于尼斯湖之怪：人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它不是什么，但是要说它是什么却很困难。”[4]77，146

如果进一步考察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关联既包括同代人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包括代际之间心理、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由这些人际、代际之间的关联影响“生产”出来的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确是自然现象所不备。简言之，由主观多变的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政治世界必使政治世界复杂多变，由此亦造成政治认识的复杂多变。

其次，政治认识者与其认知对象处于复杂的政治性关联中。从根本上说，没有谁可以远离政治成为中立的旁观者，很多情况下政治认识主体既是政治事务的认识者，又可能是当下政治世界的主体或参与者。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在分析人的理性如何理解人的社会行为时说：“政治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经验，在对其作理性理解的道路上存在的障碍比其他知识领域内的障碍更难于克服。”[5]111如果我们认同古希腊政治哲人亚里士多德“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的判断，那么作为政治动物的人要通过自己的认知活动看清自己的政治行为，颇有点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味道。

再次，就政治认识的结果及其生成的政治话语而言，政治认识包括个体政治认识、群体政治认识等多个层次，以及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政治科学、政治哲学等多种结果形态。就不同层次的政治认识而言，由于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立场，在政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他们的政治认识方式和结果必然存在歧义甚至冲突对立。就不同的政治认识结果形态而言，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条件，包括不同的政治传播条件和不均衡、不对称的政治表达机会与能力，其所生成的政治认知结果必然参差不齐，有的成为主流认识和主导性政治话语，有的成为边缘性话语，有的甚至完全失语。

最后，伴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通过政治认识过程获得的政治知识对政治世界的影响愈益广阔深入，这进一步说明政治认识与政治世界之间具有互生性关联。福柯在阐释西方“规训权力”形成时就认为，资本累积的技术推动了西方世界经济的起飞，为此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起飞，这种政治起飞的实质就是建构新的权力形式，它能适应生产领域的扩张膨胀和复杂化、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这种新型权力的核心是崭新的管理技术知识的广泛运用，它使权力运作匿名、无形而有效，这种权力形式取代了“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它使现代社会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的权力效应。[6]244248在现代知识生产方式下，通过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获得的关于政治社会的知识，广泛、深入地成为构建现代政治社会的知识基础，正如吉登斯在判定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所言：“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以此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7]38简言之，政治认识本身就参与了认识对象的构建，认识和被认识者具有共生性关系。

政治认识的上述政治性条件使政治认识被认为很难成为自然认识意义上的客观求知活动，政治认识及政治认识的认识――政治认识论都难以摆脱与政治世界的互生性关联，政治认识论研究很容易被认为形成解释学意义上的“恶循环”，在认识的科学性上很难确立知识论依据和知识探究规范，政治认识（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似乎已无区隔和边界。这是政治认识论研究面临的最有深度而艰难的诘问。我们认为，应该通过阐释政治与哲学的深度关联来回应这样的诘问。

三、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双重维度解析

柏拉图借助其师苏格拉底之口在《卡尔米德》中提出了一种特别的认识活动――“自我认识”，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认知对象的认识，它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样，通过它看见自己。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视觉中最完善的地方。这种认识活动形成一种智慧或学问，是唯一关于它自身的学问。[8]150167尽管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们对这种关于自身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似乎很悲观，但这样的对话讨论却孕育生成了西方关于哲学思维特质的最早讨论。类似的讨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对话中也有涉及。这样的讨论成果可以用经由苏格拉底阐发而声名千古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来概括，并且这可视作人类哲学理性的灵魂，认识论研究应该是这种灵魂的集中体现。就哲学认识论而言，“认识你自己”是对认识论思维特质的典型概括，其主要内涵包括：对认识的对象、过程、形式、机制、结果等认识活动诸要素具有自觉性，对认识者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位置与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性认知。因此，认识论思维的精髓是对认识活动的认识。

同理，基于哲学理性的反思性特质，政治认识论能够实现对政治认识的对象、形式、内容、结果以及政治认识者在政治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反思性审查，通过这种反思性审查，可以让政治认识活动呈现包括该认识活动本身在内的较为完整而立体的政治世界。显然，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政治世界实质上是由政治认识及其认识对象共同参与构建的，换言之，作为政治理论的生产者及其理论产品亦应是政治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政治认识过程既是政治知识的生产过程，亦是通过政治知识的生产来参与建构政治世界的过程，实质上呈现出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的双重互动维度。

如何理清政治认识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和政治实践维度？这个问题必须回到知识生产的前身――哲学及其与政治之间古老的起源性关系中来阐解。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深度关联始终是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基本议题。在该领域极具原创性的德裔美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通过对政治哲学涵义的阐发所展开的政治与哲学的深度联系研究颇具启发。

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由互为修饰的“政治”和“哲学”两个词所构成，互为修饰的词组是“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前者意为政治对哲学的限制和处理，表述哲学的政治性约束和条件，在认识论层面上意味着我们应以政治视角理解哲学；后者意为政治的知识论、理念论维度，在认识论层面上意味着以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解政治。要言之，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阐释开放出两个互为规定性的理解维度：用政治的方式理解和认识哲学，用哲学的方式理解和认识政治。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理念建立在他对政治和哲学的深刻理解之上。施特劳斯这样勘定哲学与政治的本性：“本来，哲学乃是人类对于永恒秩序的追求，并且因此它就是人类灵感和激情的一个纯粹的源泉”[9]3536，“而政治关注的是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社会（一个城邦、一个民族、一个帝国）的存在（being）与好（wellbeing），这种社会存在于既定的时间地点”[10]102。哲学是真理的空间，在本性上追问并追求普遍永恒和卓越智慧，它是纯粹的知性活动，因而必会要求绝对的求知自由，不应受传统习俗和道德意见束缚；政治是意见的空间，在本性上以特殊利益为存在条件，它是具体的、暂时的、特殊的，总是处于开放的不确定性状态；哲学以永恒真理为鹄的，政治听命于意见；哲学总是尝试质疑、批判、超越既有政治秩序，而政治对哲学带来的颠覆性危险始终持有戒备。施特劳斯明确表明：“哲学试图以知识取代意见，意见却是城邦的元素，因而哲学带有颠覆性质，哲学家也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他要改善而不是颠覆城邦。换句话说，哲学家的思想功效乃达到某种热狂（mania），但哲学家公共言说的美德则在于温良（sophrosyne）。哲学就本身而论超越政治、宗教和道德，城邦却是而且理应是符合道德和宗教的。”[11]730

施特劳斯还认为，古代哲人能够深刻领会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天然冲突和“生死关系”，他通过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考察，认为“哲学的政治或社会地位造成了关键性的难题：在柏拉图时代的民族和城邦中是没有讲说和探究的自由的。因此，苏格拉底就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选择安全和生命，这样的话就得遵从周围民众虚假的意见和错误的生活方式，要么就是不遵从和死亡。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12]206。在哲学与政治的颉颃中，“哲学和哲学家处身于‘严重的危险之中’。社会不认可哲学，不认可哲学化的正当性。哲学和社会之间没有和谐可言”，因此，哲学和哲学家为了能够存在，必须在政治面前有针对性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为了保护哲学，显白的教诲是需要的。它是一层铠甲，哲学必须身着这样的铠甲方可出场。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是一种形式，哲学正是借助这种形式才可在政治群体中显身的。它是‘政治的’哲学”。[12]207

施特劳斯认为面对政治带来的迫害，哲学和哲学家改变了话语方式：“因此，迫害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因而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其中，所有关于重要事情的真理都是特别地以隐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文学不是面向所有的读者，而只是针对那些聪明的、值得信赖的读者的。它有着私人沟通的所有优势，同时避免了私人交流最大的缺陷――作者得面对死刑。„„成就了这种文学形式的那个事实可以归结于这样的原理：不思者无心，而思者则有其心。因此，只希望对思者说话的作者只需要把他的书写得只有有心者方能明觉其义，就可以了。”[12]214之所以要将哲学的真意以隐微的方式表达，根本目的就是“让真理慢慢地取代现行意见，或者说是接近真理”。[12]206这是哲学改变、启蒙、引领政治的必要方式，是政治认识参与政治世界的重要策略。

尽管对施特劳斯关于哲学的两种言说方式的考据存有不同看法，但是他关于政治与哲学之间深度矛盾关联的研究对我们揭示、理解政治认识的内部矛盾具有极大的启示性。显然，与前文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式”见解相比，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理解至少要多出一层意思――“政治的哲学”。这是施特劳斯对哲学所做的“政治生存论”分析，他使我们领悟到政治认识的政治维度，即政治认识不仅仅是对政治知识的探究，它深刻地受制于政治认识的对象，无论是政治认识的形式、过程还是结果，都有政治认识对象的政治烙印，政治世界刻画着政治认识。一方面，政治生活世界源源不断地为政治认识提供认识对象；另一方面，政治认识深深地嵌入、反哺、改变着政治世界。

对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式理解确证政治认识论研究中的双重维度及其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实质就是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哲学体现了政治认识的知识性、普遍性和理想性，政治体现了政治认识的实践性、特殊性和现实性。政治认识的双重维度及其张力正是其内部矛盾，两者的对立统一是推动政治学知识发展的动力，生成政治认识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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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问题的发源地，每一时代的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正是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回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治腐败、能源危机、社会不公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纷纷转向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迅速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

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较慢，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但情况却更为复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专制政治体系及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了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中，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始，政治力量就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府拥有全部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仅社会是政治社会，文化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就连人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传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再加上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历史经验表明，每一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都比较集中，同时也是矛盾的高发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转折的关节点，即由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型，是改革开放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影子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因素并未全部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前现代因素还同时存在。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回顾近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甚至有时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宏观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综合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与市场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有所突破。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篇3：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1989 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应用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之中。自此之后,有关治理的概念与治理的研究日益增加,关于治理的定义多达数十种。斯托克[1]对这数十种定义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有关治理的五种观点。事实上,治理的定义还远不止五种观点。五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一种政治哲学,即现实生活中权力的分配与权力的依赖关系。

然而治理的定义还包括一种管理哲学的思想。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2~3]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 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中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其中,明确指出“,治理”的目的是要“发挥作用”。库依曼和弗利埃特[4]也强调了“作用”的重要性:“治理,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

由此可以看出“治理”定义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即政治哲学视角和管理哲学视角。按照学界的通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公民国家社会治理的正当合法性依据或基本政治原则。而管理的标准定义是:通过与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既有效率又有效果地把工作做好的过程[5]。管理哲学的着眼点在于效果和效率,因此,管理哲学与政治哲学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虽然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存在根本性区别,但是“治理”这一概念却同时具有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两方面的含义:既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又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在以往的治理定义中,大多只强调了权力的合法性而忽视了结果的有效性。

二、法家: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哲学

先秦诸子中,法家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国家管理哲学的面目出现的。晚周之封建天下,本为不完全之统一,而儒墨道法四家中,墨道法三家皆以“天下”为其主旨,只有法家学说服务于诸侯列国,以诸侯列国“富国强兵”为其宗旨,因此在其学术基础上迥然区分于其他三家。

萧公权[6]指出,由封建天下转为专制天下之过渡时期,政治思想之可能态度,不外三种:(1)对将逝之旧制度表示留恋,而图有以维持或恢复之;(2)承认现状,或有意无意中迎合未来之新趋势而为之张目;(3)对于一切新旧之制度均感厌恶,而偏重于个人之自足与自适。就大体而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及老庄属于第三类。

战国时期的最大特点为君权扩张,七国之君以地广势强,多僭称王号,其尤能振作发奋者则国愈盛而君愈威。法家旗帜鲜明地以“富国强兵”为其唯一目的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中,儒墨道强调权力的合法性,是典型的政治哲学,而法家则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属于典型的国家管理哲学。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作为国家管理哲学代表的法家学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儒墨道根本无法与法家相提并论。

三、法家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法家学说是典型的国家管理哲学,但并不意味着法家没有政治哲学的内容。相反,为支撑起其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法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西方的先验主义政治哲学以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性为其出发点,或者以抽象的“人类理性”为其基础,构建了一套权利与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治理规范。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儒家是以抽象的“仁”的概念,道家以抽象的“道”,墨家以先验的“兼爱”为原则。基于上述理念,儒家勉强形成了礼乐道统的国家治理原则,然而这一套原则是否有效,则不是儒家所着重考虑的内容。举例而言,在西方先验主义政治哲学看来,当政府剥夺民众的应得权利时,民众可以推翻政府,而相似的内容在儒家则不了了之。与儒家相比,道家与墨家则根本无法拿出一个基本可行的国家治理框架。

反观法家学说,在其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国家治理框架。法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其现实主义的人性认识,法家反对抽象的所谓“仁”以及无谓的“善恶之辨”。韩非子说“: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韩非子·解老》)“富贵全寿”是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而害怕失去的,而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失去,这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物质资料比较缺乏的年代,如果没有恰当的管理措施满足大多人的基本需要,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纷争,生产力发展有限的情况下,法家的这种人性认识显然是非常合理的。从这一认识出发,韩非进一步指出了人们行动的利益导向[7]:“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羮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简言之,法家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四、法家的“势”、“术”、“法”

如上所述,法家提出了以现实主义人性认识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需要注意的是,法家虽然提出了上述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此。法家的根本目的是以上述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提出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管理原则,这就是作为法家思想核心的“势”、“术”、“法”。

由于在法家看来,所有权利和权力的分配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此,国家必须要调和各种利益分歧并使得有关各方采取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联合行动,它要求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树立权威,这就是国家治理中的“势”。在相同的意义上,现代国家治理涉及多个利益主体,而“法”就成为“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准则”。法家深刻地认识到统治国家不能只依靠君主个人,国家治理还必须依靠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吏阶层,这个官吏阶层由于自身握有巨大的权力,君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对于官吏的考察、任用便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在法家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术”[8]。

五、新新法家:法家思想在当代的治理实践

法家思想是以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国家管理思想,或者说,法家的国家治理是一套以效果和效率为目的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其基础是“利益人”的现实主义人性认识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开创了管理哲学与政治哲学并重的国家治理实践,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法家在晚周、先秦时代都获得巨大成功。自秦速亡后,后世对法家思想讳莫如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治理国家的目的性与系统性方面,先秦诸子无出其右者[7]。秦后汉初,董仲舒作《天人三策》,对战国以来的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杂糅法家及阴阳五行的观点。这种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其“外儒内法”的实质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最早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国的国家治理是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为先导,而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俄一概以“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其国家治理的根本。

无独有偶,在德日俄等国崛起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新法家”思想,新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陈启天、常燕生等人。常燕生[9]说,“中国固有的文化中,过去对整个民族和国家贡献最大,现正切于中国的需要,将来可以给国家发展以具体方向的,只有法家主义思想。”但是,陈启天心目中的国家,就是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制定法律来统治人民[10],在这一点上,陈启天没有继承法家政治哲学的精髓,陈启天忽略了“利益”才是法家思想的枢纽。

篇4：加缪与政治哲学

加缪的作品揭示了现代人无法挣脱的巨大的荒谬感。荒谬是世界的不合理和人生的无意义，人对永生的渴求和对世界统一的怀念，永远都被生存的有限和现实的无理性阻断，因而成为徒劳。人不仅仅是在遭逢离乱和不幸时，甚至是在习已为常但又枯燥无味的日常琐事中，都会感受到世界的密闭无隙和陌生，仿佛自己是被流放到茫然无路径的生活当中。“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在加缪的笔下，无论是默而索在海滨沉闷而炽热的气息中用枪声叩开的苦难之门(《局外人》，一九四二)，还是里厄医生对鼠疫会在未知的他日卷土重来的深深隐忧(《鼠疫》 ，一九四七)，或者是克莱芒斯因为自责见死不救的往事而终生逃脱不了的无影的笑声(《堕落》，一九五六)，都以惊心动魄的力量再现了人生的苦难与悖谬。

加缪哲学的主旨即是要为现代人在荒谬的困境中创建一种新的道德，重新肯定人类生命的价值。他在《西西弗神话》起首就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本身是否值得經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承认生活的荒谬，似乎必然要导致自杀的逻辑结果。加缪告诉我们说不是，自杀只是回避而消除不了荒谬，唯有直面荒谬世界的反叛，才能使生命真实。加缪后期的哲学随笔，就题名为《反叛者》(一九五一)。

反叛既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换言之，反叛者是对一切人共有的尊严的捍卫。“反叛在原则上限于拒绝受辱，而不为他人去求屈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缪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产生了分歧，他也因此而坚决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反叛不同于革命，反叛自身就包含着限制。“一个奴隶主遭害，反叛者便无资格说人类的共同体，而反叛者正是从这种共同体中证实自己无罪。”反叛要时时遵循适度的原则，要把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始终，加缪认为革命就缺乏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革命反对奴隶主压迫奴隶，但它又鼓励奴隶转而把原来的奴隶主变为自己的奴隶，而“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不仅是一个反对奴隶主的奴隶，也是一个反对奴隶主和奴隶世界的人。”加缪因此而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系统的曲解，“奥古斯丁学说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混合实际上确定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鉴于它的功能，它不能避免恐怖和对现实施行暴力。”

加缪的反叛哲学，是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暴力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结论。《反叛者》一书的出版，被萨特称作是加缪完成了一场“热月政变”。加缪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在他的反叛哲学中化作了“红十字会式的道德”，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尾。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通过他的阐释又以哲学的面目复活了，他甚至丝毫不讳言他的理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的性质，“历史不再被树立为信仰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机会，问题是要通过警惕的反叛使这种机会变得频繁起来。”他背离了他早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远离了现实中活生生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用抽象的是非号召人们放下武器、人道地对人、只要口头地表示反抗以等待机会，他真正变成了一个人类正义事业的碍事的局外人。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惜的讽刺。

加缪笔下的反叛者，这个被改写得不甚勇烈的斯巴达克思，这个被恶人鞭笞至死仍在大声呼号“不要为我报仇”的圣人，他使我想起了斯通夫人笔下的汤姆叔叔，想起了《九三年》中的郭文子爵，想起了许许多多可敬而愚顽的人们。鲜血的阴霾掩盖了人类历史的永昼，奴性的桎梏无时不在伺机拖滞自由的脚步，野蛮的残杀仍然暗伏在文明社会每一个没有阳光的角落。在进步的车轮下和罪人一同倒下的斗士和无辜者，他们如果能重作一次选择，他们仍然会选择以暴易暴而不是无效无望的反叛，哪怕是会被历史的错误枉送上绞架。

加缪的反叛哲学无疑是政治上的幼稚病，这也是许多轻视制度而重视人性的道德家都会犯的顽症。然而加缪以反叛者姿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误所作的指责，却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哲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症结问题：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怎样才能在形式道德和口头道德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来完成自己道德重塑的功能呢？沦为形式道德，就会以道德专制而杀人于无形。“爱国者是从整体上支持共和国的人；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的人都是叛徒。”加缪引用的圣·鞠斯特的名言，今天听来仍会令我们不寒而栗，这是我们曾经何等熟悉而又无情的逻辑！而沦为口头道德，却又是虚挂着道德幌子为政治上行实用主义开方便之门，崇高的道德教条被小人们肆意于口舌之间，但在内心却被他们冷酷无情地嘲讽。

回想起令人痛心的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形式道德和口头道德的两个极端曾是携手并肩、共同为虐的。真心信仰的人因为大胆说出自己善意的疑虑而被迫害，内里包藏祸心的人却用高调千遍地重复谎言，畅通无阻地攫取权力。历史不能再被重演，血的教训不能不吸取，然而我们真是吸取了全部教训吗？严酷的形式道德是被摧垮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是被重建了，但在抱定宽容的心胸之余，我们似乎忘却了我们还有要传递信仰的灵光的职责。把信仰淡化、剥损成几句空洞的口号，泯灭了它的摄人心魄的光华，因而徒具空壳、丧失了对个人意识的内聚力，这正是今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篇5：对哲学自由与政治自由关系的辨析

对哲学自由与政治自由关系的辨析

我国学术界通常将自由分为两个并列的方面,即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实际上,自由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应该具有一般自由和具体自由两个不同的层次.一般自由是具体自由的.抽象,并贯穿于具体自由之中.一般自由即哲学自由,而具体自由即各个领域中存在的自由(包括政治自由).

作 者：马捷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北京,100875 刊 名：黑河学刊 英文刊名：HEIHE JOURNAL 年，卷(期)： “”(5) 分类号：B025.9.D081 关键词：哲学自由   政治自由   一般自由   具体自由

篇6：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

智者运动与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起

本文从arete: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本真观照,语言和逻各斯: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以及physis与nomos之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本源探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智者运动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其在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 者：陈义平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党办,安徽,合肥,230039 刊 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24(2) 分类号：B502.22 关键词：智者运动   社会政治哲学   德性   语言与逻各斯   自然论与约定论  

篇7：高中政治练习生活与哲学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100分。

考试时间50分钟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4分，共48分)1．(2012·太原模拟)为保证深圳市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顺利进行，该市气象部门提前做好了天气的监测及人工消减雨等准备工作。这体现了()A．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B．人们能够认识和利用规律 C．物质是运动、变化、发展的 D．自然界是可以控制的 【答案】B 【解析】对天气的监测以及人工消减雨等准备工作，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的体现，故B应选。A、C与题意无关。D观点不正确，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一味地控制它。

2．意象，是指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例如，落花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我国古诗词中却赋予了它们以情感和生命。“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表达了国破家亡之恨，无可奈何之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抒发了浓浓的郁闷之情，幽幽的相思之苦。“意象”反映了()A．人们可以摆脱客观事物的原貌实现艺术形象的主观创造 B．客观事物本身存在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C．思维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把现实的东西变成意识 D．意识活动在艺术创作中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答案】D 【解析】物质决定意识，意象是创作主体对客观物象蕴含情感的艺术创造，仍离不开客观事物，A错误；意识具有能动性，正确的意识反映了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B错误；这种艺术创造并未改变客观事物本身，C错误；意识具有主动创造性，答案为D。

读漫画。据此回答第3～4题。

3．漫画《工作汇报》中那位“专家”的错误实质是()A．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B．主观唯心主义 C．客观唯心主义 D．辩证唯物主义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对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解。漫画中的“专家”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故选B而排除C；A，D未能正确揭示漫画的实质，应排除。

4．漫画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A．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B．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C．尊重客观规律要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

D．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答案】A 【解析】A正确反映了漫画的寓意，应选；B观点与题意不符；C错误，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D不是哲学观点，与题目要求不符。

5．如果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感到不舒服，那是你的感受造成的，并非事物本身。如果能够对感受进行调整，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振作起来。这段话蕴涵的哲学原理是()A．事物的存在并非是客观的 B．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C．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主观感觉 D．人的意识活动具有能动性 【答案】D 【解析】A，C说法错误，B说法与题意无关。

6．16世纪英国作家惠兹里特说：“一个除了书本以外一无所知的纯粹学者，必然对书本也是无知的。”与这句话在内涵上相一致的名言还有()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③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④饱经风霜的老人与缺乏阅历的少年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是不同的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答案】C 【解析】题目中引言的含义是不能完全相信书本知识等间接经验，还要重视直接经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反映了仅凭间接经验是不够的，还要重视直接经验，完整反映了题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是强调题中的思想；“饱经风霜”是指直接经验丰富，“缺乏阅历”则是指缺乏亲身经验，这二者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势必不同。③强调的是规律的客观性，所以③④皆不合题意。故选C。

7．“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揭示了()A．世界上的事物有的是变化的，有的是不变的

B．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桃花依旧”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C．事物处于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之中

D．变是永恒的，因而人们无法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答案】C 【解析】A，B，D观点错误。

8．2011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谐文化的思想。《管子》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从哲学上看，“和合故能谐”体现了()A．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

B．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具有全新的功能 C．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 D．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 【答案】B 【解析】“和合故能谐”体现了当部分以有序合理的结构组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故B正确。A错误，C，D不符合题意。

9．(2012·太原模拟)中国、印度、日本三国都在实施探月工程，印度的最大特色在于将向月球表面发射撞击器；日本是探测月球的重力场；中国则用微波辐射计来探测月球表面土壤的特征。这体现了：()A．矛盾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并通过普遍性表现出来 B．在矛盾特殊性指导下研究矛盾普遍性

C．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 D．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相互转化

【答案】C 【解析】中国、印度、日本三国都在实施探月工程，但各国实施探月工程的具体方法各不相同，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故选C。

10．(2012·惠州调研)与“釜底抽薪”所体现的哲学道理不一致的是()A．十个指头按跳蚤

B．画龙点睛 C．提纲挈领 D．牵牛要牵牛鼻子 【答案】A 【解析】“釜底抽薪”所体现的哲学道理是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而十个指头按跳蚤体现的哲学道理是不分主次，与“釜底抽薪”所体现的哲学道理不一致，故选A。

11．(2012·湖北武汉模拟)下面漫画《不要钱的萝卜》告诉我们的哲学寓意是()

A．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B．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C．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D．要敢于承认矛盾、解决矛盾 【答案】C 【解析】漫画的启示是“不要因为萝卜不要钱，就可以只吃好的部分，扔掉其他的部分。”应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A、B、D不符合题意。

12．(2012·湖南长沙调研)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里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泥土，只需有一点点落在人间，即如酵母发面、核子裂变般生长不息，这就是“息壤”。青岛有个“微尘”，数次为社会公共事业捐款，每次都不留真名。他(她)总是以平常心对待社会的赞誉，一贯以低姿态回避媒体的追寻，却一次次向需要帮助的人们献上爱心、伸出援手。人们都说他(她)就像爱的“息壤”。这一事例给我们青年学生的人生启示是()①实现人生价值并不排斥追求个人利益 ②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 ③要在为社会、为人民的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 ④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A．①②③ B．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人生价值实现的理解。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在劳动和奉献中创造价值，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青岛“微尘”一次次向需要帮助的人们献上爱心、伸出援手，却总是以平常心对待社会的赞誉，一贯以低姿态回避媒体的追寻都体现了这一点。因此②③符合题意，①④与材料无关，故选B。

二、非选择题(本题包括2小题，共52分)13．材料一：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几千年的

文明史是人类不断地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也是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不断加深的历史。在传统农业社会，存在着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的矛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与矿产等资源的矛盾又进一步凸显出来。人口膨胀与自然资源短缺的

矛盾，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要树立人类的资源危机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1)结合材料，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人与自然资源矛盾的变化，并从认识论角度就当前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提出解决思路。(12分)材料二：共铸一个诚信社会，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其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人无信不立，社会的稳定、事业的发展都需要诚信。每个人必须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恪守诚信做人的准则，把拥有一颗纯正朴实的心当作一种美德。比如在工作当中，你要爱护你的职业、你的岗位，你要忠于职守，把国家和社会事业放在第一位，诚礼相见，不弄虚作假。

(2)从辩证法的角度谈谈：构建诚信社会，为什么要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12分)【答案】(1)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的认识要不断深化。人和自然资源的矛盾始终存在，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资源矛盾的严重性。(6分)②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实践的发展。要解决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必须形成对二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指导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限制人口数量，节约资源，开发再生资源，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6分)(2)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与质变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的准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量的积累。因此，我们必须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6分)②整体与部分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离不开部分，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的功能，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甚至对整体的功能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部分的作用，搞好局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个人的自觉努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6分)14．材料：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某班班委组织召开“畅谈建党90年成就”班会，以下是三位同学在班会上的发言。

甲：90年的历程，也是我国不断改革的历程，改革我们的经济制度、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正是因为不断改革，我们伟大的祖国才日益繁荣昌盛。

乙：南方的冰冻雪灾、汶川的大地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等，都在考验着我国的发展；我国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依然存在，还有一些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丙：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要保证我国继续繁荣昌盛，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篇8：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错位研究

1. 哲学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1 哲学与政治的概念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 哲学与政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 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定性。哲学具有间接地、超验的、反思的特点, 并诉诸于一般事务。政治是指个人、团体、政党、政府在内政、国际关系方面的移动。从广义上来说, 政治主要包括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思想等等。其中, 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是最集中、最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 反映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意志, 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

1.2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1.2.1 哲学依赖于政治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 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解释, 他说:“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向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 或者确切地说, 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 反过来, 哲学在政治领域, 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一方面:哲学作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 他总是与民族、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当然, 我们并不否认, 哲学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哲学的现实服务方式是通过不断的反驳或批判人类已有的既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 但是, 这种反驳和批判他人的方式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够成为现实, 如果没有政治的实现, 哲学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这就是哲学依赖于政治的表现。

1.2.2 政治依赖哲学

政治依赖于哲学, 它需要哲学对其进行理性和德性的引导。对政治来说, 哲学就是它的理性和良心。政治依赖于哲学对其“理性”和“德性”的引导。政治因哲学的“理性”引导, 而立法, 政治价值的坐标就是“正义”和“善”, 缺少“理性”的政治是难以想象的, 它会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政治, 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就是没有良心的政治, 与缺少“理性”的政治相比, 缺少“德性”的政治简直就是糟糕透了。

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证明了一定不能将哲学完全与政治等同化, 这两方面是独立的, 是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 如果把二者进行同化是对精神实质和理论旨趣的背离, 是对哲学独立性的否定, 也是对哲学真理性的遮蔽。

1.2.3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也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 这种即依赖又冲突的关系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复杂的根本原因。一方面, 哲学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与哲学思想相关的高贵、美、崇高等势必会与社会的宗教意见、道德习俗相冲突。由于政治总是指当下的利益、存在, 所以政治总是希望哲学能够为其提供论证其合理性的工具。而哲学其本身就是以一种否定一切现存的、既有的政治。另一方面, 在城邦中, 如果想要哲学发生作用, 势必会导致哲学与政治之间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冲突。综上所述, 我们清楚的认识到, 哲学与政治, 既要服务于当前现实的诉求意见, 还要不断的追求真理的理论旨趣。一方面不断的进行否定、进行批判, 一方面又要不断的肯定与维护, 对于这种冲突,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其解释为“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对于柏拉图的这种比喻, 阿伦特认为其蕴含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冲突的政治根源, 栖息于城邦中的肉体, 和有别于人类事务的灵魂, 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脱离和解放出来, 哲学家往往会向统治奴隶那样对自己的肉体进行统治。由此可见, 哲学家虽然对人类之外的事务进行感知, 但是其归根结底还是人, 因此, 哲学与政治这个人类事务之间的冲突最终还是哲学家自身的冲突。

想要解决这种冲突, 哲学家和哲学应当时刻保持自身的自由心灵和独立立场, 但是, 哲学家在面对社会压力的面前, 往往不得不在现实和信念中做出妥协和让步。为了更好地行使哲学家为哲学辩护的权利, 在有的时候哲学家也不得不向政治妥协。

2.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 我国曾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 有着相当悠久的意识形态、政治合一的传统。一方面, 政治统治需要学说和思想理论作为其提供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 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维护“君权”是中国古代儒家早期思想的本质, 虽然后期几经转变, 但是都在或多或少的维护“君权”, 汉代的儒学, 更是将这种维护发挥到了极致, 它在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有关思想基础上, 结合阴阳五行学说, 制造了“君权神授”儒家思想正是通过长期对统治阶层的维护, 从而一步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 政治统治又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和庇护, 如果没有政治统治为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独尊地位提供支持, 那么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 政治统治之中蕴含了哲学, 哲学的意识形态遮蔽和吞并了哲学的学术性。

3. 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取向, 这双重取向是兼有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 一方面,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肩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下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肩负如何更好地遵循学术活动内在规律的任务, 朝着真正学术性学科演进的压力。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 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取向受到我国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是, 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取向研究日益呈两极分化的趋势, 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中性化、学术化, 要么就是一味的辩护和注解现实政治形态, 总之, 结果并不理想。

4. 针对哲学与政治之间错位的措施

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关联和冲突, 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要保持哲学与政治之间必要的间距和张力, 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 推进哲学的发展。否则, 就可能会导致政治对哲学权利的僭越, 从而泯灭了哲学的功能和本性, 丧失了政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

4.1 哲学是爱智之学, 应当摒弃对哲学的功利化认识, 力求做到反省一切知识和意见, 反省政治、人生的一切现象。

4.2 要做到科学的、正确的看待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4.3 哲学家应当秉承批判的精神, 负有担当的意识。

4.4 保持哲学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

结语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完全对立, 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哲学在一定条件下依赖于政治, 而政治在一定条件下也依赖于哲学, 两者并不能够完全分开, 近年来, 学术界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十分广泛, 正确处理好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学术性和现实性、科学与意识形态、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保持哲学与政治学之间适当的张力, 是促进哲学与政治不断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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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惠媛.在哲学与政治之间[J].学术探索, 2011, 06:40-44.

[3]王爱萍.在哲学与政治之间:高等教育哲学的走向——解读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9, 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