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组织模式

关键词： 农村 模式

生产组织模式（精选十篇）

生产组织模式 篇1

1 基本情况

由于松溪县烟叶连续几年都遭遇了灾害, 加上其他经济作物效益较好, 烟叶相对效益有所下降, 但部分烟叶生产经验丰富的老烟农不愿舍弃自己的经验优势, 依然坚守在烟叶生产的岗位上。一些思想活跃的烟农利用这些剩余生产能力, 自发地探索烟叶种植委托散户的新型组织模式, 即烟叶种植合同由大户签订, 购苗、烟用物资、烘烤、售烟都由大户完成, 起垄、培土、拔杆等生产操作由大户利用机械完成;将烟苗移栽到采收的大田生产过程外包给散户, 散户自找地块并自己承担田租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田块) , 技术方面要按照大户以及烟技员的要求进行, 主要包括大田期的施肥、追肥、喷药、打顶、不适用烟叶处理等农事生产操作。

在种植前, 大户与散户签订关于双方责任、权利、报酬等方面的协议, 如果在大田生产过程中没有出现因严重的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失, 经协商一致, 大户给予散户28 485.76元/hm2的报酬。大户从烟草企业拿到烟叶生产订单, 然后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 将其中的烟叶种植环节外包给散户, 而烘烤、分级扎把等过程则另外寻找承包商或专业队, 最后的产品———烘烤后的烟叶, 由大户自己向烟草企业出售。

2 具体分析

2.1 组织模式

2014年渭田镇有3个烟叶种植大户采用这种组织模式:渡头村的一农户, 种植烟叶面积2.98 hm2, 其中自己种植2.18 hm2, 外包给5位散户0.8 hm2, 购置了烟用机械培土机、编烟机、拔杆机。竹贤村的一农户, 种植烟叶5.04 hm2 (自己的合同3.60 hm2, 来自农户的合同1.44 hm2) 。角岐村的一农户, 种植烟叶1.1 hm2, 全部外包给5位散户。

2.2 双方协议

在协议中规定了双方责任、劳动报酬 (28 485.76元/hm2) 、面积以及计算方法 (1 100株折算成0.066 7 hm2) 、付款时间 (收购结束后) 、付款方式 (一次性) 、生效时间等条款。在这份协议中, 基本涵盖了烟叶生长期间会出现的问题, 满足了生产要求。

2.3 双方效益分析

经计算, 散户有稳定的28 485.76元/hm2收入。大户除了需支付散户28 485.76元/hm2外, 还需支付19 490.25元/hm2的肥料及绑烟等雇工费用, 成本共计47 976.01元/hm2左右。

其中角岐村的某烟草种植大户, 共销售烟叶2 670.5 kg, 产量2 427.72 kg/hm2, 上等烟重量1 791.35 kg, 占比67.1%, 均价为22.84元/kg (不含补贴) , 本年度烟叶收入共69 938.54元, 去除成本53 120.00元, 可得纯收入16 818.54元, 合计纯收入15 289.58元/hm2。

竹贤村的某烟草种植大户, 共销售烟叶8 863.4 kg, 产量1 758.61 kg/hm2, 上等烟重量5 384.5 kg, 占比60.7%, 均价为21.80元/kg (不含补贴) , 本年度烟叶收入共227 457.85元, 去除成本267 520.00元, 亏损40 062.15元, 合计纯亏损7 192.47元/hm2, 亏损原因主要是烟田青枯病等病虫害较严重, 0.53 hm2烟田几乎绝收。

渡头村的某烟草种植大户, 共销售烟叶6 187.05 kg, 产量2 076.19 kg/hm2, 上等烟重量4 306.3 kg, 占比69.6%, 均价为22.56元/kg (不含补贴) , 本年度烟叶收入共159 519.56元, 去除成本78 390.00元, 可得纯收入81 129.56元, 合计纯收入27 224.68元/hm2。

3 优势

3.1 解决了“谁来种烟”的问题

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 发展新烟农潜力极其有限, 而老烟农的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及信心正在逐渐降低, 无法单独种植一烤的烟叶。采用此种“委托种植”的生产模式, 整合了当地老烟农的剩余劳动力, 进行烟叶生产。老烟农仅仅利用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比较自由的劳动力, 不用离开家乡和亲人, 无需承担太大风险, 即可获得相对稳定的报酬, 对他们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采用这种“委托种植”的组织方式同时可以解决大田期管理雇工难的问题。如此以来大户得效益、散户得实惠、企业出成绩, 便达到了“三赢”的理想效果。

3.2 解决了“在哪种烟”的问题

目前, 在农村很多大户、规模户难以调整到适宜种烟的田块。采用此种生产方式, 大户无需自己调整田块, 只需找到自己满意的烟农, 由烟农自己找到能令大户认可的田块,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田块调整困难的问题。

3.3 解决了“怎么种烟”的问题

采用此种组织方式, 烟叶生产可以实现全程“专业化”:从种植到分级扎把, 大户因为种植的规模特别大, 无法完成全部的农事操作, 唯有雇佣工人来操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业化队伍的形成。以往的专业化通常包括机械作业、烘烤、分级等几个环节, 而此种生产组织模式, 把“种植”也划分为专业队伍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分工的细化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烟农效益的提高, 而这恰恰是关系到烟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3.4 解决了“如何集约化生产”的问题

大户自身拥有大量的烟用机械和大面积的烟叶, 具备使用机械的条件, 从而降低了生产的劳动强度, 减少了用工费用。在小户生产中, 农资特别是农药经常会出现过剩现象, 造成了浪费。采用此种大户统一供应农资的生产方式, 散户之间可以做到优化互补, 从而降低了成本。

3.5 解决了“如何缩小个体差异”的问题

由于农户的技术操作要按照大户的要求进行, 因此更有利于高茎深栽、不适用烟叶处理、平衡施肥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用同一套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烟叶更趋于一致, 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减小。

4 存在的问题

此种委托种植生产模式可以解决稳定面积、减工降本、提质增效等问题, 但在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4.1 散户难以将技术标准执行到位

个别散户因为责任心不强或者技术水平不高, 在进行农事操作时往往难以达到大户的要求。虽然散户之间生产水平不一, 但是领取报酬却差别不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分散户种好烟的积极性。

4.2 容易造成物资的流失

散户在选择田块时比较分散, 操作也比较分散, 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散户可能偷工减料, 把肥料、农药带到自家, 容易造成大户的物资资产流失。

4.3 烟叶质量难以均衡

大户自己也种植了一定面积的烟叶, 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散户的田间管理进行有效监督, 基本靠散户的自律生产, 导致了不同散户生产出来的烟叶质量、产量极不均衡, 影响了烟叶的整体发展。

4.4 大户承担风险能力较弱

烟叶种植是一项农业生产, 受天气影响较大。散户的种植报酬为固定支出, 生产期间的所有风险全部由大户承担, 当出现天气条件不利、发生病虫害时, 大户个人难以承担所有损失。在此种模式的试点中, 竹贤村一烟草种植大户的效益不是很理想, 很大的原因就是其田块青枯病很严重, 约有0.53 hm2左右的烟田绝收,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若没有风险保障制度, 全部损失仅由大户一人承担, 负担较大, 而且影响了其翌年的种植积极性。

5 建议

为了完善此种生产组织模式,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2]。

5.1 完善协议内容

在大户与散户签订的协议里加入奖惩条款, 约定在没有受特殊灾害的情况下, 基本报酬为28 485.76元/hm2 (或约定其他价格) 。如果没有达到当地平均产值, 则对散户采取一定惩罚措施。如果超过平均产值, 超出部分由大户和散户按约定比例进行分成, 具体比例由大户与散户根据当地惯例共同协商[3]。

5.2 集中选择田块

在进行烟农及田块选择时, 要征求村委会的支持, 尽量选择连片的田块, 以便于对散户的操作进行有效监督, 同时也有利于烟用机械的使用, 可以减小劳动强度, 降低生产成本。

5.3 强化监督管理

建议大户自身少种甚至不种烟叶, 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散户的田间生产进行有效地监督管理。既可以保证烟叶生产的质量, 又可以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提高经济效益[4,5]。

5.4 建立风险基金

由于大户的生产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此部分大户存有畏惧心理。为了稳定大户的生产信心, 建议以乡镇为单位建立风险基金, 由乡镇财税、大户保金以及烟草部门扶持资金等几方面构成, 乡镇分管领导、分公司烟叶部门、烟草站长、驻村烟技员、村干部组成基金领导小组, 负责对发生灾情的原因、受灾程度进行评价, 以此分配资金, 弥补大户的部分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夏勇.创新现代烟草农业组织运行管理的实践与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 2009 (18) :351-352, 354.

[2]蒋长春, 李州, 王佳, 等.烟农专业合作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 (22) :9459-9460.

[3]鲁黎明, 雷强, 罗君.我国烟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原则与途径[J].安徽农业科学, 2012, 40 (29) :14570-14571.

[4]张光辉, 呙亚平, 蒲元瀛, 等.现代烟草农业烟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 (7) :4330-4332, 4336.

生产组织模式 篇2

曹阳

在当代中国，伴随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与普及，农户无疑已成为最基本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劳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就土地经营规模而言，中国的农户普遍是“小农”。这种“小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能否成为现代化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与此同时，伴随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协会、农业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股份公司），也“百花齐放”，呈现出与农户经济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化组织发展势态。这种多元化的组织形态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的各行其道，而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组织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联结下相互依存的组织共生格局。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联结下的多元化组织共生，在笔者看来，也就是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小生产的农户经济注定要消亡？

从世界历史看，早期的农业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与组织层面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化大农业取代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小农业的必然进程。资本主义的大农场被视为现代化农业唯一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小生产”的农户经济则是注定要消亡的经济组织。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单线条进化。在资本主义大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以家庭农业、家庭农场为主导的“小农业”也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被改造成现代小农业，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农业部门究竟是“大生产”更有效率，还是“小生产”更有效率；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是消亡，还是在新形势下仍富有生命力，近两个多世纪一直存在着异常激烈的争论。

斯密与马克思预言将被资本主义大农业所消灭的“小农”，是传统的自给性小农。应该承认，这种类型的“小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确实已经被消灭。但是，家庭经营农业的这种基本经济组织形式（农户经济）并没有被消灭。“小农”被改造成了市场化的现代小农，依然是当今世界农业经营的主体组织形式。因此，严格说来，不是资本主义大农业消灭了“小农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改造了“小农经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所谓“现代小农制”，也就是以现代化（市场化）方式经营农业的家庭农场。

一些推崇现代小农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其家庭产权明晰、利益直接、节省监督成本，克服“搭便车”行为的私有化效率功能；而忽略了其之所以有效率的更重要源泉是其背后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网络所联结的共生组织群。荷兰是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现代小农制高效率典范的国家，其土地生产率为世界第一。荷兰没有自给型的家庭农场，高效的市场化家庭农场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体系、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发达的农民合作体系、完善的农业教育科研体系之上的。荷兰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并不单纯是家庭农场，而是家庭农场、农业加工企业、农产品交易市场、农产品拍卖行与批发商、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银行、农业协会、农业教育科研机构共生共荣的组织群。

我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农户经济（“小农经济”）成为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改革早期，高层决策者与主流舆论普遍把

它看作是适应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落后生产力的权宜之计，很少有人把它与农业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许多人对于农户能否成为现代农业的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仍心存疑虑。然而，农户经济超强的适应力表明，农业现代化与农户经济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即使是在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农户家庭经营依然是农业资源最佳配置的一种选择。不过，能成为农业现代化基本组织形式的农户决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村“马铃薯经济”中的农户，而是市场化网络经济中的农户。从现象形态看，市场化网络中的“农户经济”依然是分散经营，但这里的分散经营是一种“网状型”的分散。分散的各点（单个农户）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渠道、经济纽带、经济组织紧密地联结在一个大的市场化、社会化网络体系之中。任何一点既相对独立，又不能完全独立。

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是一个多样化的共生组织群

更进一步观察，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并不仅仅是农户这一种组织形式，而是一个多样化组织形式共生的组织群，或者说组织网络。组织群中的各类组织相互依存，互惠合作，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生体。

首先，组织群的各个组织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农户，还是合作社、企业、公司，都有独立的资产、独立的财务，并自负盈亏。

其次，组织共生的前提是多元化与互补性，“共生组织群”的本质是利益共生体。在共生组织群中，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也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例如，农户+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是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共生组织群。在这种利益共生体中，一方的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要依赖共生体各方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形成“一荣俱荣、一损共损”的休戚与共状态。

第三，共生界面是形成共生组织群的关键性因素。所谓共生界面，就是共生单元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对共生能量的形成和提升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共生组织群而言，共生界面就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化、社会化网络。

共生界面既包括市场化、社会化的硬件基础设施，例如交通网、信息网、物流网等等；也包括适应市场化、社会化的制度、规章、习俗等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共生界面的关键是要形成共生各单元之间物质、资金、信息交流的通畅机制；而软件共生界面的核心则是要建立共生单元之间的信任机制，以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组织共生进化无疑是一种特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会形成相互之间的高度依赖与高度投入，并具有高度重复性的互动，由此而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锁定效应”。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各组织之间的高度信任基础之上。信任，不仅需要契约、规则的约束，更深层次还需要文化、道德的约束。

目前我国农村各类生产组织之间、各个经济单元之间之所以还没有形成高度相互依赖、利益共存共荣的共生组织群，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任机制还处于初步发育之中。

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总而言之，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现代化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不是单一的组织形态，而是一个多元化组织相互依赖的共生组织群。这需要从“谁战胜谁”、“谁消灭谁”的单一进化理念转向“共生进化”的新理念。

（2）我国目前的“小农经济”可以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是，这种“小农”不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小农，而是现代的市场化小农。“改造小农”包括转移农民、减少农户，适度扩大小农规模，但不是彻底消灭小农。这是在我国坚持家庭承包制长久不变的逻辑前提。当然，用市场化理念“改造小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3）构建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是要建设我国农村市场化、社会化网络的共生界面。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政府农村工作的重心所在。

生产组织模式 篇3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制 家庭农场 合作社

一、引言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基本稳定的框架下，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创新，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然而，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如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什么样的适度规模经营之路？这些是理论和实践都需回答的重大课题[1]。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主张资本下乡，大力发展涉农龙头企业，走“资本雇佣劳动”与“企业整合小农”的发展道路，其发展的典型即是“企业+农户”模式；二是主张农民联合，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走“劳动控制资本”[2]与“农民联合共赢”的发展道路。然而，上述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遭遇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挑战。一方面，根据农业部资料显示，“企业+农户”模式很不完善，双方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资本与农户争利的现象广泛存在，订单农业约有80%不能兑现[3]。另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虽然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12年6月底已经达到60.01万户，但是受日益分化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4]，合作社社员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5]，这使得合作社难以构建起符合合作社特质与现代法律规定的运作机制，其产权制度、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背离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制度异化现象。

基于此，笔者试图立足于文献分析，结合近些年来的农村调查情况，在尝试厘清当前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并对这种新模式的功能价值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粮食安全的因素。虽然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九连增”，但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粮食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紧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粮食进口数量不减反增，从2003年的228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6695万吨，而粮食出口数量则从2003年的2230万吨减少到2010年的275万吨①。可以预测的是，这样的粮食供需状况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一方面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会挤压耕地的数量，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食品消费结构的持续转型，水果和肉禽蛋及牛奶的需求数量也会继续增加[6]，这既会挤压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会增加粮食的需求数量，如果再加上工业及能源用粮的增加数量，国内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仍将会比较突出②。

二是青壮年农业从业人员匮乏的因素。近些年来，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处于快速上涨的态势，2005年月平均工资尚为861元，到2010年增长到1690元③。相比之下，农民种粮收益的增长幅度则要小很多，表现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36.1%上涨到41.1%，而种植业的比重则从33.7%下降到29.1%④。因此，务工与务农之间比较收益的不断拉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关键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获取较高的经济报酬，纷纷走出村庄，走进城镇，导致中国农业的从业人员大多都是老人和妇女。为了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虽然政府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搞农业，但是如果不能使留守村庄的青年农民获得与外出务工农民均等或相对较多的经济收入，想要留住农业经营所必需的青年农民并非易事。

三是自然灾害的因素。最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到2012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已经超过2.5万亿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得到优化。但是，旱涝灾害依然威胁着正常的农业生产，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农田灌溉为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中小泵站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很少能够兼顾到支渠、毛渠及斗渠等细小工程的维护，而取消农业税费以后，随着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的废除，以及新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农村的沟渠工程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重了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严重程度。受此影响，农民纷纷舍弃低成本的地表水浇灌工程，选择高成本的机井抽灌工程。在关中农村，农业用水的机井已经打到了地表以下200米；在湖北荆门地区，2002年，稻田用水的机井深度尚为20米左右，到2009年则已经打到了100米左右。“下雨便涝，不下则旱”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农田耕作的常规现象，自然灾害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四是市场风险的因素。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决定中国农业必须走规模化经营道路的根本原因。对于小麦、稻谷等大宗粮食作物来说，随着国家逐年提高保护价，种粮农民在生产环节的收益逐渐有了保障，但是在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及销售等环节，他们的权益仍会受到其他经营主体的挤压，利润空间比较小。对于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来说，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很大，果农和菜农的经济收益很不稳定。以苹果为例，从2005年到2010年，最高的一年每亩净利润达到5031元，最低的一年则只有1534元⑤。而且，由于果农与果商之间的谈判地位不对等，果商往往会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挤压果农的利润空间，比如2012年的陕西苹果，经销商就是以1元/斤的价格从果农手中收购，以5元/斤的价格卖给消费者的⑥。因此，分散经营的小农的发展权益尚需得到更为有力的保护。

三、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中的比较优势及其不足

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家庭农场日渐成为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7]。中国农村的家庭农场应该包含三个彼此紧密相连的要素：一定的技术水平、一定的土地经营面积及其家庭成员自己经营（不用雇佣劳动工人）。根据发达地区的经验以及专家的测算，中国土地规模经营的“度”应当是人均1.67公顷（25亩）耕地。以一个家庭2—3个劳动力来计算，理想状态的家庭农场的规模可以达到50—75亩耕地之间。这样一个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中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降低农业生产的管理与监督成本，保证单位面积的最大产量。与雇佣制大农场相比，家庭农场里的劳动者更有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磨洋工，客观上也就不需要负担管理与监督的成本，有利于发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优势，在最小块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农业产出。国内外的实践也都证明，家庭农场比集体农场更优越、效率更高[8]。以陈洁等人对安徽省种粮大户的调查为例，他们发现10—100亩的种植大户每亩净收益最高，超出100亩，效益就会大幅下降[9]。同样是在安徽，王德福等人发现，村民土地耕种面积在40亩左右时，稻谷的亩均产量高达1200斤，当土地耕种面积快速扩张到300亩时，亩产量开始迅速下滑，降至800—1000斤，减产20—30%，并且出现了连年亏损的现象[10]。

二是增加务农农民的经济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就业。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可以适量增加务农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增强他们居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2009年中等收入户的家庭经济总收入平均约为24532.15元，2010年则为27945.68元。如表2所示，小麦、稻谷和玉米三种粮食作物2009年的直接收益（净利润）加间接收益（家庭用工折价与自营地折租）为466.71元/亩，2010年为551.34元/亩；苹果2009年为3766.60元/亩，2010年为6110.23元/亩。因此，要想达到中等收入户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水平，种植三种粮食作物2009年需要耕地52.56亩，2010年需要耕地50.69亩；种植苹果2009年需要耕地6.51亩，2010年需要耕地4.57亩。如果将三种粮食作物的亩均现金收益分别计价，稻谷2010年为650.31元/亩，2009年为545.50元/亩，普遍高于同年度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现金收益。但是，小麦和玉米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通过提高复种指数一年两收。也就是说，一个农户如果要维持家庭中等收入的水平，种植粮食作物需要耕地面积不超过50亩，种植苹果等经济作物则仅需要耕地不到10亩。如果青年农民能够依托家庭农场获得不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他们就极有可能返乡从事农业。在河南省兰考县的胡寨村，这一点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从2010年开始，该村已有10多个原本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放弃城市生活回到村庄发展大棚蔬菜。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尝试对家庭农场的规模做出以下安排，如果是种植粮食作物，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应在30—100亩之间；如果是种植苹果等经济作物，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则仅需5—10亩⑨。在这样的大致区间里，各地可以结合地方上的人地关系状况因地制宜地做出必要的调整。通过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一方面可以保证最大数量的亩均土地产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添保障⑩；另一方面可以留住部分匆匆外出的青年农民，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吸引到高质量的农业从业人才。然而，家庭农场的规模毕竟有限，单个农户仍然无法化解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困境，无力抵御旱涝灾害的侵袭，也难以以平等的利益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能解决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地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

四、超越家庭农场：积极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综合优势

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社“规模经济”与“聚集效应”的综合优势[11]，获取单个小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所没有的“合作收益”，为务农农民争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合作社的“聚集效益”表现在将农户从空间上黏合在一起，凝聚分散小农家庭的共同利益，以自愿联合的力量解决单个家庭所无力涉足的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领域。传统集团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能够通过合作达成集体行动。但是，实践的经验是，由于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行为，理性的个体一般不会为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奉献自己的力量。人人都想分享合作的收益，却不愿分摊合作的成本，集体的人数越多，达成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际之间传统的信任逻辑与关联模式逐渐解体，原子化特征渐趋明显，农民将公民权利工具化运用的现象不断增多，这就必然加剧农民合作的难度。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表现为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中越来越难以杜绝农民的搭便车行为。早在2004年，湖北荆门地区的泵站开始进行改革，成立了泵站管理委员会，凡是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缴纳日常维护费的村民小组都可以在需要灌溉的时候，以每小时80元的成本价抽水，而没有缴纳日常维护费的村民小组里的村民在需水灌溉的时候，则必须以市场价每小时约200元的标准支付抽水费用。虽然合作的效益很明显，但是村民仍然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开始投入数千元的成本打自家农田灌溉所专用的小机井。缘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关键是农民的信任逻辑出了问题。因为“水自田头过”，少数人就滋生出了“不浇白不浇，白浇谁不浇”的搭便车思想，而其他人也都谙熟这样的潜规则，彼此之间不信任。因此，在缺乏有效地针对搭便车人群的惩罚措施及针对自觉缴费村民的奖励措施的情况下，村民们普遍选择了基于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集体非理性”行为[12]。

生产组织模式 篇4

关键词：组织模式,烟叶生产,云南罗平

烟叶生产作为一个产业,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农业的特点[1]:烟叶生产是一个集育苗、移栽、中耕、封顶打叉、采撷、编杆、烘烤、分级扎把、交售于一体,生产环节多[2],劳动强度大的产业。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仍是我国烟叶生产的主要组织方式,种烟户数多、种植地域分散、户均面积小、烟叶种植集中程度低。烟农基本处于游离状态,缺乏有效的组织,绝大部分生产环节由烟农自己实施,而烟农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3],加之农村劳动力缺乏,雇工成本上升,烟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种烟比较效益下降[4,5,6,7],导致管理粗放,烟叶质量差异性和波动性较大,加大了为工业企业提供质量大体一致、数量充足烟叶的难度,严重制约了我国烟叶生产整体水平的提高[8]和烟农收入的增加,最终导致我国烟叶生产总体效益不高,影响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对烟叶生产分立的各个环节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连接和协调,因此,有关提高烟叶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实践中已创造了多种有效的组织模式[9],适应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需要,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出现以诸城、遵义、平顶山为代表的家庭烟叶农场,种烟大户、烟农互助组、烟叶专业合作社等在毕节、楚雄等地较为常见。个别地方还出现了集育苗、烘烤、分级、收购于一体的烟叶工场。虽然这些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烟农生产的盲目性,对弱化烟叶市场风险也具有积极意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烟叶生产中烟农与烟草公司主体地位的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特别是烟农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此该文从组织模式入手,探讨烟叶生产的效益问题,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对不同组织模式下烟叶生产效益进行分析比较,得出5种组织模式的优势和劣势[10],进而探索提高烟叶生产效益的组织模式。

1 罗平县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的基本情况

为研究罗平县烟叶生产组织模式及其效益问题,笔者采用实地走访的调查方式,首先根据文献资料及对罗平县烟草分公司的咨询确定当前罗平烟叶生产的主要组织模式,然后根据随机抽样的原则对5种组织模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罗平县烟叶生产主要组织模式按其现代化程度可以分为5种,即家庭烟叶农场、种烟大户、职业烟农、烟农互助组和传统农户。其中,传统农户种植仍占绝对优势;家庭烟叶农场等4种现代组织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13份,调查范围涉及罗平县所辖的10个种烟乡镇,调查的对象为普通烟农200户,职业烟农92户(0.67~3.33 hm2),烟农互助组15个,种烟大户3户(3.33~6.67 hm2),家庭烟叶农场3个(6.67 hm2以上),通过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对资料进行分析后,归纳得出罗平县烟叶生产组织模式基本情况如下。

1.1 传统农户

传统农户为小规模生产,是当前甚至以后较长时期罗平县烟叶生产的主要形式。

1.2 烟农互助组

按照种烟地块相邻、以强带弱、自愿组合、协调统一的原则,积极在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内组织烟农互助组,由互助组组长与公司签订合同。签订的合同附带花名册,花名册清楚标明每个互助组成员的种烟面积、烟叶收购量、烟叶交售情况等相关信息,花名册经互助组成员签字、按手印认可,在烟叶收购时持合同本和花名册进行交售。

1.3 职业烟农

种烟规模在0.67~3.33 hm2之间的种烟户,这样的农户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及管理经营能力,是“以烟为主、精于种烟、种植稳定、效益明显”的铁杆职业烟农。职业烟农相对能较容易的生产出大批量品质、水平一致的烟叶来满足工业大生产、大品牌的要求[11]。

1.4 种烟大户

烟叶种植规模在3.33~6.67 hm2(含3.33 hm2)。通过烟农自发性租赁或置换、村委会协调连片流转、土地入股整合后分包等土地流转形式,将宜烟土地集中到种植大户手中。在公司的重点扶持下,针对种植大户在用工、生产物资、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困难,出台一些重点扶持大户的优惠政策,在机械化作业、物资供应、风险防范等方面给予扶持;烟叶生产上对种烟大户实施重点指导,由烟叶站委派专门的烤烟生产收购辅助员驻点服务,技术主任在烤烟生产关键环节对种植大户实行一对一服务。

1.5 家庭烟叶农场

家庭烟叶农场是个别农户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12],种植规模在6.67 hm2以上,一般由有较强经济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家庭创建,在雇工、成本控制、生产管理等方面导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是一种具备现代化大生产特征的烟叶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其生产主要靠专业化服务及雇工来完成。

2 5种组织模式效益分析

由于规模效应和管理协同作用的存在[14],不同烟叶生产组织模式效益存在较大差异。该文中“效益”是指烟叶生产投入与产出及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分别从平均每公顷烟田成本收益;平均每千克烟叶成本收益和平均每千克烟叶物质消耗3个方面对5种组织模式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2.1 烟田成本收益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总成本以职业烟农投入最多,家庭烟叶农场和种烟大户的投入差异不明显,传统农户投入最低。种烟大户和家庭烟叶农场的烟叶产量明显高于其他3种模式,其中种烟大户的产量达到2 904.00 kg/hm2,比传统农户高35.38%。从烟叶产值方面看,种烟大户的烟叶产值达到33 550.50元/hm2,除与家庭烟叶农场差异不显著外,与其他3种模式相比,达到显著性差异;烟农互助组和传统农户的烟叶产值差异不显著。在成本构成方面,5种组织模式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将近一半。从净收益和成本收益率来看,烟农互助组最高,为4 774.50元/hm2,收益率为12.96%,职业烟农最低,为-5 255.70元/hm2,收益率为-12.90%。

注:总成本=生产成本+人工费用+流转地租金,净收益=产值+补贴收入-(生产成本+人工费用+流转地租金);成本收益率=净收益/总成本。

2.2 烟叶成本收益比较

产值和净收益的差距并不完全是由烟叶产量和投入成本的差异所造成,也受烟叶质量的影响,并且烟叶均价可以大致反映出不同组织模式下烟叶质量的差异,进而反映出烟叶种植水平的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5种组织模式下烟叶单价相差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传统农户>烟农互助组>职业烟农>家庭烟叶农场>种烟大户,其中传统农户的单价比种烟大户高33.94%。成本收益率亦有明显差异,成本收益率高低依次为:传统农户>烟农互助组>种烟大户>家庭烟叶农场>职业烟农。

注:单价=产值/产量;净收益=单价-成本。

2.3 烟叶物质耗费比较

物质耗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组织模式资源的配置效率。各项物质消耗准确的实物数量用所消耗的金额代替,在价格水平一致的情况下效果是一样的。从表3可以看出,人工费用所占比例最大,5种模式都在44.37%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烟叶产业效益的提高。其中平均每千克烟叶的产出耗费人工成本以传统农户为最高,这可能是传统农户烟叶质量最好(单价最高)的原因所在。

化学肥料投入以传统农户最少,原因可能在于传统农户的肥料投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自己沤制的农家肥。农机及维修费投入,种烟大户>家庭烟叶农场>职业烟农>传统农户>烟农互助组,机械化作业费,家庭烟叶农场>种烟大户>职业烟农>烟农互助组>传统农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5种组织模式在设备现代化方面的差异。

3 结论与讨论

(1)通过净收益与成本收益率的综合比较得出,烟农互助组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其他4种组织模式,而职业烟农经济效益最低,这可能是职业烟农虽然有较强的管理技能,但由于种植面积大,家庭劳动力欠缺,管理粗糙等原因所致,此外也与烟草公司对职业烟农的资金扶持力度远不如家庭烟叶农场、种烟大户和烟农互助组有关,补贴相差达5 229.00元/hm2。

(2)传统农户种植所产的烟叶均价最高,质量最好,烟叶生产总成本最低,这解释了传统农户仍是目前罗平县最主要的烟叶生产模式的原因,但并不能得出传统农户种植是未来烟叶生产组织模式的发展趋势。因为它背离了烟叶种植规模化和经营集约化要求。

(3)家庭烟叶农场虽然在机械化程度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投资较大。另外从经济收益看,效益低于烟农互助组、种烟大户和传统农户。此外,家庭烟叶农场模式在罗平这样以山地、半山区和丘陵为主的烟区大面积推广不太现实。

(4)烟农互助组通过相互帮忙的方式将分散的烟农组织起来,互帮互助,统一生产,提高了烟农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烟叶“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烟农互助组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但收益和成本收益率最高的现状是在烟草公司的大力扶持下实现的,这与资源市场化配置相违背。因此,要使互助组真正成为烟叶种植产业化的主体,必须推动烟叶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以促进烟农互助组更广泛的推广。

精益生产组织架构 篇5

1.职责，权限

1.1 总则

为确保公司精益生产工作顺利开展，保证阶段性项目能够如期完成，应对组织架构、项目小组人员以及其他小组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做出明确规定。

1.2 精益生产组织架构

· 推进委员会：任主任，任副主任，各单位主管组成。· 精益办公室（项目小组）：· 各单位推进组：各单位主管，技术管理人员，车间班组长。

1.3 精益办公室成员主要职责和权限

1）参与实施并执行制度/宣传/考核/日常管理、培训/认证、项目管理； 2）学习了解精益生产18个黄金法则和各种相关文件知识，熟悉掌握精益项目计划书和实施说明，并对其中涉及的各个项目制定详细的推进计划；

3）对推进计划中必要实行的项目建立项目管理与奖惩机制，与推进委员会和各单位推进组成员积极沟通，指导推进组积极开展项目，并验收成果； 4）对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精益项目指导老师进行沟通探讨，共同完善推进计划；

4）积极听取和整合各单位推进组的反馈信息，允许对推进计划进行小范围修改；

6）配合精益项目指导老师制定组织结构和各单位关键职能，人才教育培养和发展计划，绩效管理系统，基准分析持续改进和基准架构等关键项目指标； 7）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包括项目范围管理，项目进度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知识管理，项目风险管理。

1.4 各单位推进组主要职责及具体分工

各单位推进组必须严格执行项目小组制定实施的各项项目管理办法，积极开展项目，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及时反馈意见，加强沟通，共同探讨合适、合理的解决办法，并由项目小组最终制定解决方案。1.4.1 各单位主管

1）作业详细排产。基于生产计划，生产提前期、关键物料库存、生产中的交错/重叠/并行操作、产能等约束条件，制定各个生产单元的详细作业计划，同时设定作业计划的优先级等重要属性。通过良好的作业顺序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准备时间, 优化车间性能；

2）调度生产。将加工命令发布到生产单元的开始工序上，以领料单、顺序、批量、批次及作业指令来管理生产单元的作业流程。根据相关部门反馈的临时突发事件及时指示所需进行的作业，在一定范围内可弹性改变已定的生产进度表和返工作业；

3）人力资源管理。按分秒级更新的员工状态信息，包括工作时间、出勤报告和学习技能的跟踪，还包括一些非直接但与生产相关的活动，如物料准备或型号更换等基础工作，为生产管理和绩效考核提供数据支持。基于员工技能、工作模式、工作需求等参考因素制定最优的分配方案。1.4.2技术管理人员

1）过程管理。监控现场连续的作业过程(即从一个操作到下一个操作的全过程)，包含对作业过程中各项元素(人员、设备、产品、物料、实时数据信息)的跟踪、校验、管理；

2）质量管理。对生产现场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来确保产品质量控制以及标记需要被注意的问题，可提出一些建议来纠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对成品检测操作的标准过程控制/标准质量控制跟踪和管理；

3）追溯管理。监控产品实时的状态和位置、生产过程等信息，包括谁在加工、提供的原材料、数量、批号、当前生产状况、有何异常信息、返工情况，反馈让步情况等其它与产品有关的信息。依据追溯链实现产品组件及最终产品的正反向追溯；

4）设备管理。做好周期性或预防性的维护计划和计划执行结果跟踪，对异常问题进行报警和处理，保证机器和其它资产设备的正常运转；通过维修记录来辅助问题的分析和诊断；跟踪监控现场设备和工具的运行状态、分布状态等信息。1.4.3 车间班组长

1）资源配置和状态。管理机床、生产工具和工装、人员、技术、物资、设备等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资源，提供资源使用情况的历史记录和实时状态信息，确保资源的正确安装和运转，以及为满足生产计划要求对资源进行的预定和调度作业；

2）供料管理。根据生产指令、实际生产进度等信息，将物料或物料预加工命令发布到生产单元或相关部门，明确按需生产和供料的基本思路；

3）库存管理。处理产品流转、翻仓、返工品处理、头尾料处置、周期盘点和实地盘点等仓库内部作业。管理没有批次、序列号和容器控制的散装物料，或按序列号、容器、多级容器、批次进行管理；

4）数据采集。监视、收集和组织作业跟踪、产品记录以及其它管理功能相关的各种数据和参数，包括人员、设备等操作数据以及工序和物料信息，这些信息可由手工录入或各种自动方式获取。项目沟通与工作方式

2.1涉及各车间、部门业务的精益生产指引（精益生产18个黄金法则）和主推的实施项目及对应管理制度的修订、整合、完善信息由对应部门的小组成员与项目小组对应成员（1.3.2具体分工）直接沟通，不能确定的提交精益办公室或推进委员会（领导小组）讨论确定。

2.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参与精益管理项目的指导老师进行充分沟通和完善工作方式，并制定周计划、进行周小结，及时总结项目进展的成果与问题。2.3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定期与精益管理项目的指导老师进行总结汇报，明确短期指导思想以及行为方式，不定期召开项目小组工作总结会议，及时掌握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布置、实施工作计划，保证项目进度。

精益管理项目小组

生产组织模式 篇6

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工协作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初始逻辑，通过竞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是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利益诉求，生产工具革命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从个别到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当前，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趋势是：智能生产、市场响应与能源革命相结合，重置整体与部分技术关联的新型模块化以及大数据化、数字化、绿色化制造与产业生态系统支撑。应通过模块化、互联化和定制化实现科技进步与生产组织方式改进的互动，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应用增材制造技术完善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辅助要素，通过智能化、大数据化和能源互联网寻求在“互联网+”下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变的突破口。

关键词：生产组织方式；新技术革命；能源革命；信息革命；模块化；智能生产；定制化生产；“互联网+”；大数据化

中图分类号：F014.1；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6002209

一、引言

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主体内部各种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劳动力的配比及使用方式，其实质是微观资源配置，目的是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主要以生产工具为介质实现，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生产组织方式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加速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演进。适应生产工具从“简单机械→成套机械→智能设备→可重构生产系统”的发展过程，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单件小批量生产→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大范围个性化生产”的演进过程（唐振龙，2006）。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中分工与协作的程度不断提高，机器在代替简单重复劳力工作的同时，也将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变为整个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机械化“工厂制度”保证了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唐振龙，2006）。当标准化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将产品生产成本极大地降低时，这一生产方式的代表国家——美国，凭借生产管理的科学化革命成功实现新旧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定额管理、计划管理等成套管理理论，这一被称为“泰勒制”的管理理论体系宣告诞生。由于组织方式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泰勒制”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在“泰勒制”基础上，福特公司提出将生产组织置于流水线生产之上，以实现大批量低成本生产。“福特制”通过合理化各单位之间的调配关系，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至20世纪后半叶，“精益生产”这一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突破将欧美社会主导的“福特模式”与“弹性生产模式”相结合，以自动化生产与准时化管控为特征，进一步将企业、产品、社会整合起来，将生产的灵活性、员工的积极性、管理的科学性、市场的吻合性发挥到这一时代的极致。基于对日本“精益生产”的深入研究，美国再创新面向新世纪的生产组织方式，即“灵捷制造”生产模式。更加灵活的管理层设置、高技术知识密集度的劳动力群体、柔性生产技术与面向市场的快速响应机制，使得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具有动态灵活性。

汪亚青，许小青：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理论、趋势与策略

纵览各次革命性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分工态势与生产资源组合形式的变化贯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根本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通常首先发生在技术领先的国家（地区）的个别企业，这既说明了技术进步决定生产组织方式演进，也反映出生产组织方式演进具有主动性。只有把握和适应技术进步趋势，积极主动地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才能占得先机，获得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技术水平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制约完全可以通过后发优势予以突破，进而使生产组织方式不但适应世界技术进步的潮流，而且有力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以强调在生产组织方式演进过程中有关经济体的主动性，即主动适应技术进步要求并促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率先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

在工业经济时代，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是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产业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以及产业特有能力（industrialspecific capability）是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张明之 等，2015）。“温特制”的模块化生产系统将全系统的运行任务划分到具有半自律性的分模块下，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价值节点能够在产业竞争中独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主导企业作为价值链中的关键价值节点往往拥有行业控制权。而追求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的“福特制”“精益生产”和“灵捷制造”都属于垂直型结构，产业的竞争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单一价值节点并不能显著地左右整体竞争效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实践来看，由于交易成本日益下降、全球市场逐步拓展、产业技术日渐进步，此前线下生产组织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的市场变化要求。随着网络化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组织方式将向着更加分散化、针对化、智能化与关联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趋势也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进行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创造了契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理论、趋势与策略，为实现生产组织方式主动演进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二、生产组织方式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生产组织模式 篇7

1 牛奶分散生产的安全风险

奶牛分散养殖户是我国原料奶生产的主体,2006年饲养规模在20头以下的奶户奶牛存栏占存栏总量的70.36%,原奶产量占总产量66.12%。由于饲养技术、设施以及质量安全意识等原因,分散饲养奶牛产量和质量相对较低,无法满足乳品加工需要。牛奶分散生产的安全风险表现为以下方面:

1.1 饲料安全没有保证

奶农小规模、分散饲养的饲养方式粗放,奶农主要是自拌料或是从市场上购买廉价料饲喂,无法保证饲料的合理搭配、营养价值及安全标准。目前我国饲料市场不规范,监管不严,饲料生产商违规,在饲料中添加有害物质以提高饲料营养成分含量或感观效果。而分散独立生产的奶农缺少鉴别知识,又不具备饲料化验手段,一般是根据市场价格选择饲料,奶农的廉价需求恰好迎合了饲料生产商的投机行为,使得饲料市场上出现“劣质饲料挤跑优质饲料”现象,一些饲料中的有害添加物进入奶牛机体内,对牛奶生产造成污染。

1.2 饲养设施简陋,饲养管理技术落后

目前,奶农分散养殖布局呈现典型的“庭院经济”特点,奶牛圈养或栓养在院子里,活动场地小,粪便得不到及时、科学处理,环境卫生差,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经由生物食物链条传递并浓缩于牛奶中,影响质量安全。分散奶农生产特点是种养结合、以种定养的兼业型生产,通常是自家产什么就喂什么,青粗饲料不作合理调剂。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周边地区奶户散养为例,奶牛半年喂青草,半年喂秸秆,青饲料比例不足。奶农饲养管理技术水平低,饲料匹配和饲喂方法不科学。在喂养时不注意精、粗饲料的搭配,饲喂方法不科学,其主要表现为先喂部分粗料,然后精料和水搅拌饲喂,或是精料、粗料和水搅拌饲喂。这两种方法都使奶牛缩短了吃料时间,减少了进入瘤胃的唾液,长期下去易导致奶牛消化机能不正常,产奶量达不到正常水平,乳脂比重不稳定。

1.3 疫病风险高,抗生素残留严重

牛奶分散生产,奶户饲养规模小、分布不集中,奶牛疫病得不到有效监控,牛结核、布什杆菌病等人畜共患病患病率高,加之部分奶农未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防治奶牛乳房炎,导致奶牛用药频繁,特别是抗生素在生产中用量大,长期使用,会导致奶牛体内细菌失调,耐药性增强,疾病难以彻底治愈,药物残留增多,严重影响牛奶质量。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毛瑙亥村奶站为例,从今年9月12日至10月24日期间,就因牛奶中检测出抗生素倒奶12罐。

1.4 奶农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在奶农分散生产条件下,乳品加工企业不可能对其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出于短期利益驱动,奶农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奶农机会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以次充好,让病牛或体内有抗生素的牛进站挤奶;偷懒,在挤奶前,不认真清洁奶牛乳房,敷衍了事,致使牛奶中细菌杂质数量增加;惜奶,按要求,奶牛在上吸奶器之前,奶农应将头三把奶丢掉,但多数奶农不舍得丢奶;违规操作,在挤奶过程中,通过重复拔吸奶器,增加管内气压,使得计量瓶内奶量虚高。

1.5 中间商机会主义行为难以控制

在牛奶分散生产条件下,乳品加工企业委托中间商——奶站来完成牛奶的集中和运送,乳品企业根据奶站交售牛奶的数量和质量,分级给付管理费。奶农牛奶的低质量和乳品企业的高要求,对奶站形成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倒逼机制,严重影响牛奶质量安全。

2 新型组织模式的基本内涵与运行机制

奶农分散生产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推进牛奶生产组织模式变革,建立新型牛奶生产组织模式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奶业发展实践中,探索出牧场园区集中饲养和业主规模化饲养两种新型生产组织模式。

2.1 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

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是指由乳品企业投资建立牧场园区,组织大户奶农(要求养殖规模在20头以上)进区饲养,乳品企业主要负责牛奶生产性服务和监督,形成牛奶生产“园区集中,分户饲养”的生产组织模式(图1)。

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的特点是乳品加工企业的资本要素与奶农的劳动力要素和物质要素相结合,在牛奶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奶农负责奶牛饲养管理,乳品企业负责生产性服务和监督,在确保生产主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达到乳品企业获取可靠奶源的目的。以伊利第六牧场园区为例,园区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园区占地46.67hm2,建设有50-100头大户型单元牧场46个,10-20头的小户型牧场32个,共计78个单体牧场,4座现代化挤奶厅,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当前入驻奶农72户,饲养规模达2000头。园区采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分户饲养”的现代化管理模式:

(1)牧场园区吸纳大户奶农免费进区饲养,以交售所产全部牛奶为条件。伊利牧场园区吸引饲养规模在20头以上的大户奶农进区饲养,不交基础设施使用费,但必须交售入区奶牛所产全部牛奶。

(2)牧场园区为入驻奶户提供基础设施和各种生产性服务,但不参与奶农饲养管理。伊利牧场园区每个大户型单元牧场占地0.4hm2,东西长80m,南北宽50m,里面有牛舍和住房,青贮窖、化粪池、饲料间、运动场等,可养殖奶牛50-100头。同时牧场园区设有消毒室,配种室、秤房、两个双坑道式现代化奶厅,奶农在牧场园区的统一服务和管理下自主经营。

(3)牧场园区与奶农以商品契约的形式联结,实现要素契约的目的。伊利牧场园区与入驻奶户鉴定3年的牛奶购销协议,通过建立园区,以商品契约的形式锁定奶源,间接支配奶农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使用,确保稳定原奶供给。

(4)乳品企业掌握牛奶的检测和定价权,交易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在笔者调研期间,2008年10月,伊利第六牧场园区牛奶交易价格为为3元/kg,同期市场上散户奶农牛奶交易价格为2.60元/kg。

(5)牧场园区内设有奶站,负责牛奶的采集、检验和运送。奶站和园区直接服从企业管理。

2.2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是指由业主资建立牧场,通过租用分散农户的奶牛使用权,形成业主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牛奶生产组织模式(图2)。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的运作特点是业主以技术和资金优势整合分散农户的奶牛资源,通过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获取规模效益。其运作如下:

(1)业主投资建立现代化牧场,先租用农户现有奶牛使用权,奶农不参与饲养管理,不承担风险,到期自愿续约或解约。内蒙古奶联社由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和北京奶联科技合资建立,奶联社与奶农的合作原则是奶农以优质奶牛入股,不参与经营,获取固定回报,到期自愿退社。奶牛经评估入区后,奶联社与奶农签订5年合同,每年按牛价值20%分两次返还租金,到期按牛的初始评估值返还奶农,奶农不担风险。

(2)奶联社与乳品加工企业以商品契约的形式相联结,交易价格由乳品企业和奶联社谈判决定,交易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奶联社饲养规模大,产奶量多,市场势力强,交易价格是交易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在笔者调研期间,2008年10月,奶联社与伊利乳业的牛奶价格为3.48元/kg。

(3)奶联社内设有奶站,负责牛奶采集,采样,检验和运送。奶联社对奶站拥有所有权,但接受企业的监督和指导。

3 新型组织模式对牛奶生产的质量控制

两种新型组织模式虽然在参与主体、契约类型、运作机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从各自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确保牛奶生产的质量安全。

3.1 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对牛奶生产的质量控制

组建园区对乳品企业的关键意义在于将奶农的生产纳入企业的内部环节接受监督。就投入监督的目的来说,“内部化的优势在于以独特的自然不拘的方式实施各种控制”。在该生产组织模式下,乳品企业可以根据乳品加工需要控制牛奶生产,从奶牛配种、疫病防疫、饲料选择、饲养管理、牛奶生产、收集运送等过程进行监督控制,避免牛奶在各个可能的环节受到污染。就伊利牧场园区而言,企业对奶农牛奶生产质量控制主要表现在:

(1)统一饲草料供给,确保奶牛采食安全。为防止奶牛吃到不安全饲料,影响牛奶质量,牧场园区为奶户统一定购饲料。牧场园区为奶农提供伊利饲料公司所产的熹多多高蛋白精饲料和园区统一外购的青粗饲料,以保证奶牛饲料安全。

(2)统一防疫、卫生检查,确保奶牛健康。为防止园区奶牛疫病传染,园区每年进行三次统一免疫,定期为奶牛修蹄修角,并不定期检查奶户饲养环境卫生,确保奶牛生存环境清洁。同时,园区每年聘请专家2-3次,给奶农讲授饲养管理技术和知识,提高奶农饲养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意识。

(3)通过兽医站,起到服务和监督的作用。牧场园区内设有兽医站,为奶牛提供医疗服务,在方便奶农的同时,通过兽医站可以记录园区内奶牛的疾病和用药情况,进而监督和控制病牛和体内有药物残留的牛进站挤奶。

(4)通过奶站,保证牛奶采集和运送的安全。奶站是乳品加工企业的附属部门,直接起到监督的作用。奶站监督功能主要表现为拒绝病牛,身体不干净的奶牛进站挤奶;监督挤奶过程中奶农机会主义行为(如掺假等)。

3.2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对牛奶生产的质量控制

以内蒙古奶联社为例,对牛奶生产的质量控制体现在:

(1)严格的评估机制,确保牛源健康。奶联社与中国农业大学和内蒙古农业大学合作,聘请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在租用前,对每一头奶牛进行严格的体检,包括疫病检疫(结核,布氏杆菌病等),体征检查(如外貌、体格、乳房状况),拒绝患有任何疾病的奶牛入场。

(2)饲料科学配方,确保营养,饲料使用前化验,确保安全。奶联社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研究奶牛饲料配方,根据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方,委托饲料加工,交货时,奶联社根据配方营养标准,对饲料做严格的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饲喂,保证奶牛“每餐”的安全和营养。

(3)精细化饲养管理,呵护奶牛健康。奶联社建设有“以牛为本”和因地制宜硬件设施。每个圈舍都包括日光电暖混合型保暖设施(冬季寒冷地区)和通风采光设施,每头牛都配有干净舒适的卧床设施,便捷、干净、保温的饮水设施,便捷自由的采食设施,粪尿自动清理和收集设施,确保奶牛生活环境舒适,清洁。园区配有世界一流的以色列阿菲金牛场管理系统,包括对每头成年母牛有记步功能的识别器、产奶数据、体重自动测定、配种和治疗等生产数据全部自动或人工录入管理系统,充分利用管理系统指导生产实践。

(4)采取“人畜分离和严格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风险。在奶联社生产区内,各类圈舍、挤奶厅、青贮窖、甘草棚、精料库、技术人员工作室、供水和供电设施和粪污生态处理设施等布局科学。犊牛、小育成牛、大育成牛、产奶牛分群分区饲养,同时设有病牛、产后牛的隔离病房,防止疫病传染,病牛和产后牛不允许进站挤奶。

(5)挤奶厅在挤奶前,对每一头奶牛进行采样、化验,合格后尚可挤奶。奶联社有自己的挤奶厅,负责牛奶的采样、化验、集中和运送。确保牛奶质量安全。

4 两种组织模式中的利益分配

一种新型组织模式能否生存并得到良好发展,其关键取决于参与主体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利益分配机制。一般而言,一个合理的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能够最大化激励参与主体的市场潜能,并实现自我约束与相互监督。

4.1 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的利益分配

(1)各利益主体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关系。乳品企业与园区奶农的交易是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地位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乳品企业掌握牛奶定价权和全部检测手段以及检测结果的知晓权,奶农市场势力薄弱,但相对于散户交易,奶农利益有所改进。牧场园区是乳品加工企业的附属品,是乳品企业控制功能向原奶生产环节的延伸,奶农入区饲养模糊了奶农独立的产权边界,进一步演化为乳品企业的所属部门。由专用性资产投资规模决定的乳品企业享有更高的市场地位和决策权,在交易中占优。乳品企业用企业与奶农的商品契约代替了乳品企业与奶站、乳品企业与奶农的双重契约,将曾经支付给奶站的管理费用,直接让度于奶农,使得大户奶农以规模饲养体现的市场优势得到激励。

(2)奶农利益的改进。为了分析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对奶农利益的影响,本文以奶农分散饲养为参照,分别对呼和浩特市周边一旗两县的72户奶农和伊利第六牧场园区32户奶农进行了实地调研,得到的奶农成本收益情况(表1和表2)。农户散养调查中,样本奶户的平均饲养规模为7.24头,产奶牛平均规模为3.92头,占牛群结构的54.14%,单产水平5719.76kg,牛奶价格2.60元/kg,单位产奶牛收益2655.84元(表1)。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情况调查中,样本奶户的平均饲养规模为27.27头,产奶牛平均规模为14.55头,占牛群结构的53.35%,单产水平5069.64kg,牛奶价格3.00元/kg,单位产奶牛收益5134.99元,高出散户2479.15元(表1)。奶农收益的增加主要源于牛奶价格上涨的直接贡献。与市场上散户奶农相比,牛奶价格高出0.40元/kg,直接提高奶农收益2027.86元,占整个收益增量的81.79%。其余18.21%的贡献主要源于奶农劳动力成本节约的隐性收益和育成牛以及犊牛饲养成本的节约,大户奶农的规模优势没有得到明显体现。由调研数据发现,园区内奶牛单产水平低于散户饲养,平均每头低650.12 kg。事实表明,牧场集中饲养模式仅是分户集中的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这将成为组织进一步演进的诱因。

4.2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的利益分配

(1)各利益主体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关系。规模化养殖场与乳品企业的交易是在信息公开、市场相当的条件下进行的,牛奶价格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规模化养殖场由投资人自发成立,与乳品企业没有产权关系,由于规模化养殖场牛奶产量和质量优势在交易过程中直接体现为谈判力量,在与乳品企业交易过程中享有相当的市场地位和交易自主权。同时牛奶交易信息公开,规模化养殖场拥有自己的牛奶质量检测系统,具备牛奶质量检测结果的知情能力,避免乳品企业赚取信息优势。交易双方的市场力量随着产业波动而此消彼长。在乳业繁荣时期,加工企业牛奶需求量大,规模化养殖场占优;反之乳业牛奶需求量减少,加工企业占优。例如内蒙古奶联社与伊利乳业的交易,自2008年1至9月牛奶交易价格为3.78元/kg,“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交易价格为3.48元/kg。从长期产业发展看,交易双方市场地位相当,而且规模化养殖场市场势力与其饲养规模成同方向变化,规模越大,市场势力越强,交易的合作性和稳定性越强。

数据来源:奶农分散养殖根据作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三个旗县72户奶农的调查数据计算所得,牧场园区集中养殖根据作者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伊利第六牧场园区32户奶农的调查数据计算所得,两种模式的饲养成本核算中不包含奶农劳动力成本。

(2)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对生产者利益的改进。为了分析规模化饲养对生产者利益的影响,对内蒙古奶联社养殖场实地调研得到生产者收益情况的数据如表2;内蒙古奶联社养殖场,现饲养规模为870头,其中产奶牛500头,日交奶量达7t,奶牛平均单产6.1t,高于牧场园区的5.069t和散户养殖的5.179t(表1和表2),牛奶交易价格为3.48元/kg。养殖场单位牛收益为6231.29,若除去年租金和交易费用,奶牛实际创造收益7241.29元。高出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单位牛收益2106.30元,高出奶农分散饲养4585.45元。规模化养殖场收益的递增主要源于现代化生产带来的奶牛产量和质量提升以及价格增加优势,其中由于价格增加给养殖场带来的收益增加值为2928元。从饲养劳动力投入看,规模化养殖场单位劳动力饲养33.6头牛,牧场园区单位饲养13.63头,分散饲养3.62头;从饲养成本产值率看,规模化饲养1.39,牧场园区0.77,奶农散养0.54。显然,养殖场规模化饲养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水平,使得生产者利益得到很大提高。

数据来源:根据作者对内蒙古奶联社调研数据整理,成本核算中包含饲养劳动力成本。年交易费用主要是指入社奶牛的评估和签约费用,这里按照五年分摊计算。

5 结论及建议

5.1 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只是奶业发展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对奶农技术水平和乳品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有限

乳品企业通过“园区集中、分户独立”的运作方式直接与奶户联结,有效杜绝了奶站在牛奶收购环节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了牛奶质量,提高了奶农收益。但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的实质是奶农在乳品企业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独立生产模式,奶农生产的技术管理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其单位牛年产奶量甚至低于散户奶农,奶农生产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依然偏低,奶农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组建牧场园区又为乳品加工企业带来沉重的资金负担,不易于乳品加工企业开拓市场和产品竞争。由此推断,现行的牧场园区集中饲养模式只是产业发展阶段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乳品加工企业规避当前牛奶分散生产的质量风险,获取安全可靠奶源供给的一个手段。从产业发展长远考虑,奶农生产利益的提高,要靠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程度的提升来保证;乳品企业利益的提升要靠新产品开发、加工和营销成本的节约来最终实现。

5.2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是牛奶生产组织模式演进的方向

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是生产者利益驱动的,体现了规模化、集约化和规范化生产的组织优势,它不仅满足了乳品企业高品质的原奶需求,而且帮助小规模分散奶农摆脱生产困境,实现了合作各方的共赢。在牛奶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牛奶分散生产存在众多安全隐患,加大了奶农的生产风险,而业主规模化饲养模式为一部分奶户提供了转产的机会,降低奶户退出奶牛养殖的产业壁垒,对促进奶业内部的分工分业、实现奶业规模化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失为当前我国原奶生产组织模式演进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周立群,曹利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山东省莱阳市农业产业化调查报告[J].经济研究,2001(1):69-76.

[2]周立群,曹利群.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J].经济研究,2002(1):14-19.

油田生产运行组织及考核方式 篇8

一、组织召开生产运行会议强化部署与协调

生产运行例会和措施论证会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手段。召开生产运行例会, 可广泛的进行信息联系和了解情况, 是各生产环节管理人员相互联系的好时机, 通过例会可以协调行动、平衡任务、解决纠纷、贯彻领导意图、安排工作、反馈工作进度、检查评比等。

为充分发挥生产运行会职能, 油田生产单位首先以周一生产会油田生产单位主管领导一周工作部署为工作主线, 基层单位及相关科室围绕工作主线认真抓好组织及落实, 生产运行科安排专人对工作部署的执行情况进行督导, 逐项落实, 确保生产运行无失误及短期工作目标的实现;其次是不断增强工作的计划性, 完善修订各类生产及应急预案, 细化预案内容, 增强预案可操作性, 通过生产运行会议实现预案的预警、接警、响应、抢险和生产恢复、事件分析等各个环节的组织运行工作, 确保万无一失;三是压裂、酸化施工、大修侧钻及基建施工前精心制定施工方案, 通过生产运行会议协调各科室、作业区的工作衔接, 提高运行计划的符合率, 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以上三项举措进一步增强了生产运行会的安排、协调、反馈、检查评比等职能, 对全油田生产单位生产运行工作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有力地保障。

二、对重点工作动态超前组织, 进行过程跟踪与监控

重点工作往往是涉及到生产经营的主要环节, 重点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油田生产单位整体利益和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否。因此对重点工作, 要求各级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到现场组织、指挥、协调, 要深入到每个施工环节, 全过程监控, 加快运行节奏, 提高运行效率, 确保重点工作顺利完成。在生产组织上, 要求真务实、优化施工方案;在运行上, 要坚持靠前指挥, 及时协调、指挥、处理各类矛盾及问题。

1. 超前组织周密部署

为实现生产运行系统工作由“迎战型”向“备战型”转变, 生产运行科将具体工作量做为每天生产会核实的一项重要内容, 及时督促施工进度, 根据工作需求提前进行组织安排。

2. 靠前指挥深入现场办公及时解决各类矛盾问题

各项工作的落实重点在基层, 基层落实的重点是现场, 要想认真组织开展好一项工作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 同时通过深入现场可以及时有效、因地制宜的解决实际生产问题, 可以准确把握正确的指导方向。油田生产单位主管领导带领主要生产科室负责人深入到基层单位现场办公听取基层汇报, 现场协调解决问题, 为基层单位解决了实际问题的同时也全面掌握了油田生产单位整体工作进展情况, 进一步确定了后期主要工作方向。

3. 强化调度系统管理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调度系统是生产组织的神经中枢, 保证调度系统的高效运行是实现重点工作的前提条件, 为此油田生产单位提前制定值班制度及值班表, 按照值班表严格考核值班人员上岗情况, 调度值班人员24小时值班及时搜集、掌握相关信息, 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为保质保量完成重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细化生产运行调度管理

采油生产单位主要的工作目标是在确保安全生产、环保生产的前提下完成原油生产任务指标, 将吨油成本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因此, 一切工作的开展最终目的是实现产量成本互赢, 安全环保无事故。

1. 建立双岗制工作模式

每名生产运行系统的员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熟悉另外一至两个岗位工作内容, 以便随时可以应对突发情况, 确保生产运行工作的连续性。

2. 规范生产运行问题处理途径

建立以落实生产会安排工作为中心的生产管理体系, 各级值班调度人员对生产运行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要做到第一参与人, 第一时间处理回报、第一时间掌握进度。实现生产问题有效处理, 提高生产运行效率。

3. 通过建立产量运行体系提升对产量控制能力

以原油产量为中心, 由生产运行科牵头, 组织地质研究所、生产技术科、作业工程科、土地公路环保中心建立产量运行体系, 明确责任, 召开措施产量运行会, 做到查找问题细心、制定措施精准、组织实施精心、提升对产量的控制能力。

4. 坚持“三同时”制度规范施工程序

对特种设备、高压容器、高压管线的施工做好协调工作, 及时会同技术监督中心及安全科做好压力监测、设备管线的监督检验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四、建立生产运行考核机制提高工作质量

生产运行管理不仅要有好的制度和好的经验做法, 同时还必须有科学合理的监督考核办法, 通过监督考核奖优罚劣实现管理水平和广大干部职工主观能动性的提高。为此油田生产单位制定了生产运行系统考核细则, 细则规定每周周末生产会核实一周工作量完成情况, 每月对上个月生产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考核打分通报, 将年底汇总考核成绩做为评优的依据。通过实行考核达标, 油田生产单位生产运行系统的整体工作效率及工作质量明显提升。

五、结论

综上所述, 生产运行管理在整个油田生产单位组织机构运转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生产运行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油田生产单位经营目标的实现。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员素质的提高、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进步, 油田生产单位生产运行管理工作必然将向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转变, 为石油生产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探讨 篇9

1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基本情况

1.1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商水县辖21个乡镇, 3个办事处, 耕地8.13万hm2, 2012年小麦种植面积8.00万hm2。通过调查, 目前全县承包6.67 hm2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395户, 其中, 6.67~19.93 hm2的种粮大户316户, 20.00~33.27hm2的种粮大户72户, 33.33~66.60hm2的种粮大户4户, 66.67~133.27 hm2的种粮大户2户, 133.33~333.27 hm2的种粮大户1户。最大的户种植面积733.33 hm2。规模养殖大户4 000户, 其中:出栏50~499头 (只) 的生猪养殖大户2 083户;肉牛养殖大户30户;奶牛养殖大户1户;鸡养殖大户1 212户;羊养殖大户185户。出栏500头 (只) 以上的生猪养殖场318个;肉牛养殖场1个;鸡养殖场157个;养羊场11个。最大的生猪养殖场养殖生猪12 000头。

种、养专业大户多以转包和租赁的形式流转土地, 流转面积3 066.67 hm2, 占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经营情况以种植专业大户为例, 魏集镇某农户种植面积733.33hm2, 夏、秋2季种植小麦、大豆。种植成本:投入种子、农药、肥料及生产服务性支出、土地流转费用共计19 050元/hm2, 总投入1 254万元。经营收入:小麦平均产量7 500 kg/hm2, 大豆平均产量2 250 kg/hm2, 总产达7 150 t, 按当年粮价计算, 总收入1 980万元, 净收益726万元。

在养殖业方面, 据2012年调查统计, 每出栏1头生猪 (出栏体重按100 kg计) 其饲料成本约1 200元, 药物及防疫费用约60元, 人工费用50元, 其他成本费用约50元, 出售价平均按16元/kg计算, 每头猪纯利润为240元左右。每出栏1头平均500 kg的育肥肉牛纯利润3 000元左右。每只蛋鸡年纯利润为50元左右。每出栏1只育肥肉羊纯利润在300元左右。养殖业用地土地租赁费平均在1.8万元/hm2左右。

1.2 农民专业合作社

截至2012年底, 全县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05个, 其中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4个, 市级示范社36个。社员总数41 890户, 社均122.8户, 辐射带动农户5万余户。注册资金11.89亿元, 社均85万元。从事粮食、蔬菜等种植业的专业合作社189家, 占51.9%;从事养殖业的174家, 占35.7%;从事农机等服务业的25家, 占6.7%;从事渔业的4家, 从事林业及其他行业13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以转包、租赁的土地流转形式, 共流转土地逾3 066.67 hm2, 占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章程制度、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等机制逐步完善, 内部运行不断规范。通过组织农户, 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产生品牌效应, 经营效果明显, 示范带动能力日趋增强。2012年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总值6.29亿元, 社员人均总收入比其他农户人均收入高20%以上。

1.3 龙头企业

商水县有重点县级龙头企业40家, 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 省级龙头企业1家, 市级龙头企业12家, 辐射带动农户逾12万户, 吸纳就业人员近万人, 现已形成8.13万hm2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6万hm2优质饲用玉米生产基地, 形成年存栏3万头牛、80万头猪、2 400万只鸡的畜禽产品养殖基地, 按照“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集群培育取得很大进展, 商水县已初步形成了两大产业化集群:商水县普爱饲料业集群, 产值达25亿元。商水县金裕面业产业化集群, 产值达12.65亿元。

2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挥的作用

2.1 加快劳动力转移, 提高土地利用率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 农民逐步流转出土地经营权, 使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 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促进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同时也有效减少土地撂荒, 提高土地利用率。

2.2 促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建设, 提升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水平

全县目前有18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14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农民的品牌意识、市场竞争意识不断增强, 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2.3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规模化种植, 有效地解决了保护农民利益与土地适度集中的矛盾,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种植效益,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1]。

2.4 加快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进程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发挥带领一家一户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它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产品价格, 规范成员行为,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等发挥了强大的组织支撑效能。

2.5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通过调查, 加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农户, 人均总收入高出其他农户人均收入20%以上。未加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农户, 通过土地流转, 农民每年一般可得到1.5万元/hm2左右的租金收入, 和自己种植传统作物的收入基本持平或稍高。同时, 农民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依靠打工增加收入。

3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流转方面

大多数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农业生产要素获得方面仍然受到约束, 在土地方面, 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与新型农业生产主体规模化生产依然存在矛盾, 相当一部分农民根深蒂固的恋土情结, 使他们还抱着“宁可抛荒不可失业”的思想, 宁可粗放经营, 也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流转渠道、流转程序、流转档案管理等机制不健全。县、乡土地流转大厅还没有完整的土地流转信息库, 缺少连结土地流转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县、乡、村3级土地流转服务与管理体系不健全, 土地流转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渠道不畅。使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难以和土地的转出者有效对接[2]。

3.2 经营方面

农业生产周期较长, 比较效益低, 回报见效慢, 缺乏有效抵押物, 大部分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想发展扩大规模, 贷款融资也比较困难。虽然国家出台了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金融贷款扶持的政策,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 绝大多数银行都不愿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贷款业务, 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积极性。在技术上,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业主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文化程度相对不高, 他们掌握的知识和应用新技术不多, 品牌意识、抗风险意识不强, 扩大再生产资金能力有限。在营销问题上, 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 发展活力不强, 产品缺乏竞争力、吸引力、带动力, 销售渠道窄。龙头企业规模较小, 实力较弱, 创新能力不足, 产品档次低, 附加值不高, 同质化现象严重, 市场竞争力不强[3]。

3.3 政策方面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缺乏相关政策扶持, 难以做大做强。目前, 我国的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农业补贴都是直接发放给农民,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基本上拿不到或者只能拿到很少一部分。国家在土地、资金、项目、税费等方面有一些扶持政策, 具体操作中很多政策难以落实。就项目而言, 国家和省里的文件都要求涉农项目向农民合作组织倾斜, 但事实上很多项目根本不以合作组织为申报主体。

4 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政策措施

4.1 支持土地流转

2010年5月, 商水县出台了《商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 提出了要加强流转服务体系建设, 规范流转程序明确要求。县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作为农村土地流转专项资金, 用于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 为迅速推进该县土地流转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由于起步较晚, 目前县、乡、村3级流转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2010年县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已经建立, 各乡镇依托便民服务大厅相继设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村级基本没有土地流转服务站。

4.2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农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3.33 hm2以上, 流转期限5年以上, 流转土地用于建立农业生产基地的, 由县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奖励标准:种植大宗农产品的以33.33 hm2为起点, 每增加6.67 hm2, 财政奖励资金增加10 000元, 发展高效农业的以13.33 hm2为起点, 每增加6.67 hm2, 财政奖励资金增加10 000元。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农业补贴, 具体补贴给谁, 大多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户自行合同约定。

4.3 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接支农项目

近些年来, 商水县相关部门积极地推动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 把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为支农项目的主体, 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等支农项目, 优先让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与申报和实施。

4.4 支持提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人员经营管理

每年利用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各类培训资源, 不断加大对专业大户、合作组织经营者的培训力度, 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2012年, 仅通过“阳光工程”, 培训种、养专业大户、合作组织经营者等各类人才3 000多人。

5 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财政政策措施

各级财政应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形式, 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兴建生产服务设施、建设原料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建立科技研发机构等。对获得驰名商标、名牌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的给予奖励。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支农项目资金, 优先扶持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参与申报和实施。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组织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和风险保障机制[4,5]。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平台性设施等的公共投入和财政扶持的力度。

摘要：介绍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的基本情况, 以及其发挥的作用, 分析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用,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巫寅婷, 钟日强, 方勇.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蓬勃发展[N].韶关日报, 2013-04-03 (A9) .

[2]裴一雅.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J].经济师, 2007 (11) :18, 101.

[3]朱启臻, 赵杨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的基础[J].中国农业信息, 2013 (3) :22-25.

[4]陈华.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增强农村发展活力[N].广西日报, 2013-04-09 (6) .

安全生产中介组织建设与发展 篇10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社会中介组织已经成为与政府、生产经营单位并列的三大社会组织之一, 它具有社会性、权威性、服务性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中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安全生产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的绝大部分社会中介组织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遍布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其业务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等多个领域, 其中, 经济鉴证、公证类、审计验资、评估评价的社会中介组织几万家, 专业从业人员达数十万人。各种社会中介机构活跃在政府、企业、公民之间, 发挥着它的经济鉴证、决策支持、服务、沟通、协调、自律和监督的功能, 减少了各社会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 维护了各市场主体的利益, 加速各生产要素的流动, 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在公平、公正条件下顺利进行。通过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证明, 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最重要主体之一, 其独立、客观、公正是其基本特性, 形成了经济鉴证与评估、社会监督、政府决策技术支持、协商、沟通和服务等基本功能。

安全生产中介组织是伴随着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改革逐步发展起来的, 是政府改变安全生产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手段, 成功的引入社会各界的专业技术力量, 充分发挥并利用好全社会的可用资源共同参与到安全生产工作中来。

1.1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2004年以来, 国家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首先从煤矿入手, 逐步探索对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设备安全性能实施检测检验, 并充分利用社会上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国有大型企业等现有的实验室和检测检验机构, 逐步形成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的主体力量。目前, 检测检验工作的重点是在煤矿、金属和非金属矿、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劳动防护用品等领域。主要从事涉及生产安全的产品型式检验、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检验、在用设施设备 (特种设备除外) 检验、监督监察检验、作业场所安全检测和事故物证分析检验等业务。

截止2008年5月底, 全国共有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136个, 其中:甲级机构39个, 乙级机构97个。业务范围涉及:矿山 (含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 、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场所电气安全、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等。围绕资质管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出台了《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检测检验资质管理制度。

1.2安全标志管理

我国自1990年起对涉及煤矿安全的设备、材料、仪器仪表等煤矿用产品实行强制的安全标志管理。国家安监局成立以来, 加大对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监管力度。2006年7月,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认证机构完成了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登记注册, 被特准为带有“国家”字头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机构——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中心。围绕安监总局所规定的基本工作程序,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力求认证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立健全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机构内部管理运行制度;基本上做到了每种产品都有相应可遵循的技术审查、评审准则和检验规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公信力不断增强, 认证的效果得到广泛认可, 成为我国矿用产品重要的安全认证制度。

1.3安全评价技术服务工作

安全评价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入, 在我国经历了探索、起步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安全评价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包括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 也包括现状安全评价和专项安全评价, 其内容涵盖了安全设计、资金投入、设施装备、安全系统、工程技术和安全管理等方方面面。2002年以后, 《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安全评价机构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 严格规定强制实施安全评价的行业和领域、安全评价机构的法律责任,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成为企业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十三个必备条件之一。2004年10月后,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先后颁布了《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及一系列配套制度及实施办法, 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监督管理, 对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审批行政许可也成为国务院批准国家安监总局实施的16项行政许可项目之一。

目前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许可实行甲、乙两级分级管理, 颁布实施了《安全评价通则》、《安全预评价导则》、《安全验收评价导则》三项安全生产标准, 规范安全评价过程管理。安全评价工作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在规范中得到发展。截止2008年12月, 依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全国共有165家机构取得了甲级资质证书, 业务范围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省级安全监管局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批准的乙级资质机构500多家。吸引了社会各界大量的科技优秀人才和具有经济、专业技术实力的机构加入到这支队伍, 大多数评价机构管理规范, 认真执行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体系, 专业技术从业人员老中青结合、技术骨干力量趋于稳定, 已成为安全生产重要的技术服务支撑保障力量。

2安全中介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结构相对完整、成熟的社会中介组织。目前, 美国有150万个, 德国、英国各有50万个, 法国也有40万个。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介机构产生的背景条件不同, 我国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 则是由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积极推动的结果, 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依附性比较强。与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制度联系比较紧密。因此, 我国现在的安全生产社会中介机构缺乏自主独立性是其重要特点, 不具有独立性, 导致了安全生产社会中介机构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限制, 权威性受到怀疑;加之, 我国安全生产中介技术服务工作实施时间不长, 经验不足, 从业机构和专业人员从业素质和水平亟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政府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的职责界定不清

从对近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 反映出一些政府监管部门过多参与了本来应该由市场或社会中介机构承担的工作;对本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具体权利义务, 政府出面进行过多干预, 而在加强对企业的依法监督监察方面缺乏或监督不到位, 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亟待完善的初期阶段, 某些政府监管职责方面过多的依赖、或完全依靠社会中介机构, 把本该政府承担的监督管理职责, 推到了中介机构, 同样是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政府监管部门“既不能越位, 也不能缺位”。

2.2一些安全评价机构责任意识差、技术水平不高

一些安全评价机构法制观念淡薄, 社会责任心差, 不讲职业道德, 只讲经济效益, 一味迎合某些企业的要求, 没有严格按照安全评价过程控制的要求开展工作, 致使评价报告质量不高, 甚至出现提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虚假报告的现象。一些评价机构专业技术水平不高, 专业能力差, 缺乏自主创新技术能力, 评价报告照抄照搬现象严重, 没有能够起到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作用。

2.3一些政府监管部门、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法律意识淡薄

对于近期媒体反映一些地区安监系统腐败案件频发问题, 据初步了解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安监系统的少数领导干部在评价机构中入股, 或以入干股, 或以亲属名义入股; (2) 安全评价机构通过向安全部门领导行贿, 承揽安全评价项目; (3) 有的安监系统干部把推荐介绍安全评价业务收取回扣当成潜规则。

从以上违法违纪的现象看, 主要问题是在评价机构实施安全评价过程中产生的。除了日常监管存在薄弱环节, 一些政府监管部门、中介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利用手中行政权力, 干预或参与中介机构, 因而产生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

2.4个别地方安全监管部门实施地方保护主义

个别地方安全监管部门一些人对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对外来安全评价机构采取备案、登记甚至刁难等方法。擅自设立法律法规之外的行政许可事项, 实行地方保护政策, 设立种种关卡, 有个别地方甚至明确表态不欢迎外来评价机构, 采用行政手段实行地区封锁、地方保护, 或指定企业接受特定的评价机构服务, 干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 甚至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

2.5缺乏综合监督管理机制

目前, 安全评价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不是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审批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安全评价工作监管由于涉及多个部门职责, 安全评价实施过程中问题较多, 监管机制上存在薄弱环节, 也使得对一些评价机构出具评价报告的弄虚作假行为没能及时得到处罚。如:安全评价实施过程的有效监督监察、评价报告的弄虚作假作为、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政府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等各方面, 需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部门、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纪监监察部门等多个部门缺一不可, 加强综合监管, 形成综合监督管理机制, 共同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的管理。

3创新安全中介监管的对策与措施建议

(1) 对安全中介机构建设总体规划, 适量发展。根据安全中介工作需求,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有序、适度发展的原则, 重点发展专业能力较强、工作规范、服务质量好的机构, 促进现有中介机构进行资源整合, 加快形成一批技术实力雄厚, 具有评、学、研于一体成规模的安全中介机构, 对安全评价机构总量实行控制。

(2) 推动并加强安全中介行业组织建设, 发挥行业自律作用。要通过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和行业收费指导价格等, 进一步加强安全中介机构行业自律, 推动诚信建设, 加强对从业人员行为的监督。政府部门要加强对行业组织的业务指导, 全面建立起能够有效调节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通过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够达到自律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3) 推动安全中介法制建设工作, 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和细化安全中介工作法制化建设, 依法保障安全评价工作的健康顺利开展。同时, 加大安全评价标准化建设的力度, 全面加强和完善安全评价技术标准体系, 从法律和标准两方面尽快促成安全评价机构依法开展工作、按技术标准规定编写评价报告。修订完善《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及相关配套制度。提高安全评价机构的资质准入门槛, 强化评价机构的法律责任, 加强地方安全监管部门对评价机构资质管理工作的作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 抓制度落实、基础建设和监督管理。研究制定并出台《劳动防护用品监督检查规范》。进一步做好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工作。

(4) 严格规范安全中介机构行政审批, 强化监督管理。资质审批部门应严格执行准入条件, 严把质量关, 进一步加大机构抽查力度和比例, 严格规范机构年审制度, 强化对安全评价机构日常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现象及时进行处理。业务主管部门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对安全评价报告质量的监督与抽查, 发现评价机构弄虚作假、评价报告与实事不符的, 依法及时进行行政处罚, 对情节严重、需撤消资质的, 与安全评价资质许可部门一起进行处罚, 共同加强对安全评价机构的监管工作。同时, 不定期的组织实施对各地安全评价行政审批和日常监督管理的检查工作, 督促各地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评价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制度。

(5) 不断研究探索与创新安全中介技术服务新机制。研究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既符合市场化运作的中介技术服务机制、维护好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又能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科学、可靠、客观公正的技术支持。鼓励和支持安全中介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 广泛开拓技术服务领域。

5结论

在近几年来安全中介组织迅速发展过程中, 应清醒的认识到, 虽然我国的安全生产中介组织工作起步时间不短, 但真正发展是在近几年, 其运作机制尚不够完善、技术力量弱等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安全生产工作牵涉面广, 业务范围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专业技术水平要求极高,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对于安全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和不利的影响, 要下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加以解决。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中介技术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从现实问题和薄弱环节入手, 积极探寻安全中介技术服务工作的切入点以及有利于安全生产的工作方式和手段, 积极推进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稳步好转。

参考文献

[1]周天勇.呼唤社会中介组织的更大发展.解放军报.2006.05.25

[2]范国模, 李宗华, 曾艳.加强对我国社会中介机构监督管理问题研究.重庆税务, 2003 (11)

[3]戈秀萍.试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4 (3) :13~14

[4]吴瑞坚.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规范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研讨会论文集, 2006

[5]卢六清.试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社会工作.2006, (11) :6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