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关键词：

摘要：冯友兰先生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不但在哲学史的编纂上成就非凡，其独到的哲学体系更是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在综合研究和分析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中国哲学之精神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具变革性质的思想观念，而其对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的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篇1：

尼采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参考文献

[1]尼采.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5.

[2]尼采.反基督教[M].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24-25.

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者：陈捷帆

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篇2：

冯友兰的哲学智慧

摘 要：冯友兰先生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不但在哲学史的编纂上成就非凡，其独到的哲学体系更是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在综合研究和分析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中国哲学之精神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具变革性质的思想观念，而其对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含义，分析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同及成功之处，力图更加深刻的理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思想。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先生处于东西方哲学交流碰撞的时期，在西方哲学盛行于世界的情况下，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开始寻求中国哲学的新出路。冯友兰先生认为西方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1]相比之下，中国哲学虽然传承千年却没有系统的体系，同时也缺少思辨性的论证说明。“中国哲学家，多讲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思想，即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即柏拉图所谓哲学王者。”[2]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重点在人，在于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认为只有将高明和中庸统一起来，才能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先生认为这才是中国哲学精神的精髓所在，是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

一、极高明而道中庸

为了论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含义，冯先生首先讨论了出世间底和世间底这两种不同的关于人生的哲学思想。出世间底哲学认为对于精神的追求是更为高级的，为了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水平，人必须放弃放弃现世的世俗生活；世间底哲学则主张现世生活更为重要，这种极端务实的思想几乎将精神追求贬得一文不值。出世间底和世间底分别代表了“高明”和“中庸”，冯先生认为将二者严格对立起来是有失偏颇的，可以将“高明”和“中庸”统一到人生当中，得到一种特殊的不同以往的境界追求，而这种全新的境界才是人在现世世俗生活中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也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思想所提出的哲学意义。

对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含义，其原意认为现世的完善的道德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冯友兰先生却赋予了其全新的意涵。冯先生认为只有宇宙才能用“极”来形容，现世的道德只能逐步接近“高明”，却不能达到“极高明”的境界，因此，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即使对宇宙的理解。而“道中庸”所要强调的是依照道德标准来规范自身的行动，并把握尺度使其符合“中道”的要求。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是人的心灵的活动，无论本人是否愿意，都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使身体脱离现世生活而单独追求精神，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的。人所应该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在现世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对世俗生活、人间道德的超越，而并非脱离，否则将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法实现跨越。

总体说来，“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实现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即以出世的精神来体验感悟入世的生活，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精神境界的飞跃，以此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才是冯友兰先生赋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全新含义，正是基于此使得冯友兰先生的思想从根本上与出世间底哲学和世间底哲学得以区分开来。

二、传统思想的不足

冯友兰先生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3]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在冯先生看来，不论是哪家之言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真正道出实现人生境界提高的途径以及意义所在。

（一）儒家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一直贯彻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孔子将“仁”“礼”视为个人以及国家思想、行为的核心。所谓“仁”即仁慈、仁爱，是个人日常行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礼”则“兼指一切风俗习惯，政治社会制度。子产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4]“仁”与“礼”的提出是对个人行为和国家运行的约束，是一种道德规范。个人依此进行日常生活，便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直至“五十而知天命”，即理解在道德之上的关于“上天”的思想。孔子认为只要按照“仁”和“礼”的要求来进行规范，人们就会顺理成章的“知天命”，虽然孔子倡导修身养性，但个人的修养是为了国家政治服务，其实质仍是主张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并在齐家治国当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因此，孔子所倡导的思想主张只停留在了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并未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讲的最高境界。

继孔子之后，孟子发展其学说提出了“四端说”，即认为人的本性当中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四端其本质与“仁”“礼”的思想并无差异，只不过孟子认为这些出于人之本性，而孔子对此并未提及。出于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孔孟的思想追根究底仍是为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为服务的，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也仅局限在道德境界上，对宇宙本体等理论并未提及。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儒家思想中逐渐出现了关于宇宙发生的理论，张载朱熹等人将宇宙与“气”“理”联系起来，提出“格物致知”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能理解万物之理即宇宙，只是受到“气”的限制使得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不同，而后期的儒家思想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较孔孟时期的儒学境界进一步提高，与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最高境界更为接近，但根本上来说，孔孟儒学注重政治生活，而宋明理学强调个人修养，注重圣人的塑造，儒家思想的主张更多的倾向于“道中庸”，并没有将出世与入世结合很好的结合起来。

（二）道家

道家思想十分注重对于世界本质、万物起源的思虑。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主张虽然万物各有差别，但最终仍统一为“道”，认为应该忽视事物之间的差别，“一即全，全即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老子的主张可以说是“极高明”的，但这与冯友兰先生的观念相差甚远。老子的学说可以说是典型的出世学说。究其学说，其实质是在无法摆脱入世生活的情况下转而采取消极态度，其所追求的还是超脱的出世的人生境界。

到了魏晋学期玄学盛行，方内方外成为俗世与自然世界的代名词。其认为只要内心达到淡泊无为的境界，即使身处方内进行世俗生活也等同于游于方外，不免有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味。魏晋玄学时期的主张看似十分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但其行为的初衷却不同，冯友兰先生的主张其目的是为实现内圣外王而服务，虽然“内圣外王”出自庄子思想，但道家根本上还是更加注重“内圣”，追求出世生活，对“外王”这类世俗事务则颇为冷淡。因此，在冯友兰先生看来，道家学说在此仍是有所欠缺。

（三）佛教

佛教思想极具宗教意味，虽然其思想包罗万象，但根本上还是以“来世”观念为核心展开的，尤其在关于“涅槃”和“世间”的思想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同源同流，虽历经千年的发展，但根本上还是以大乘与小乘的观念为主。

“‘涅槃’是佛教徒一切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或最终目的”[5]，早期佛教与小乘佛教认为现世的苦难是前世的因缘造成的，个人对命运只能顺从却无力改变，人们只有禁欲苦行，累积功德，待进入六道轮回之时，才能在来世摆脱苦难的折磨，或享受现世的生活或立地成佛，“涅槃境界与轮回中的状态或世俗世界完全不同”[6]。而到后期，中观派提出了与早期和小乘佛教完全不同的涅槃思想，中观派提出了“实相涅槃”的思想，其中心思想认为“涅槃是要达到与世间有关联的一种精神或认识境界。这种境界不是一种脱离了世间而存在的另一个更高级的境界，而是对世间或事物‘实相’的认识。”[7]，这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冯友兰先生的出世与入世辩证统一的思想，但后期大乘经中并没有继承中观派的思想，仍严格划分了涅槃与世间之间的界限。而在中国古代，为了维护统治，君主更多主张倡导的是小乘佛教的思想。

佛教思想中着重突出出世观念，对于皈依佛门的出世之人，认为其应潜心佛法、普渡众生，最终修成正果得道成佛；对于尘世的凡夫俗子，则认为应多行善事，为来世的幸福积累功德。佛教将出世的得道与入世的善行结合起来，虽然这对俗世生活有所指导，但根本上，佛教仍是主张个人应该脱离红尘潜心修行，这样才能摆脱轮回之苦，修成正果。这与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相差甚远。

三、新理学思想

在对传统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之后，冯友兰先生认为儒释道三家的学说都有失偏颇，并提出新理学，将其视为中国哲学的全新释义。

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觉解”这一思想，觉解是对理性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人类是有觉解的生物，正是人得以与禽兽区分的重要本质。对于“觉解”，“觉”意为自觉，而“解”意为了解，即人了解某一事物并自觉去实施。依据事物和人之间的区别，“解”也有高低之分，冯先生认为停留在字句或是事物表面含义的“解”是初级的低级的，而深入的研究了解，并将知识、经验赋予实践，并依据结果反观该事物，这是更高一级的“解”。“觉”作为人反躬自省的一种心灵活动，冯先生认为同“解”一样也有高低层次之分。而依据个人觉解程度的不同，所达到的境界也有所不同。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先生将人的境界由低到高划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天地境界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只有进入天地境界，个人才算真正的实现了人生的最高追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先生认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虽然生活在现世的世俗生活中，却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由此也就实现了“极高明”和“道中庸”的统一。

在整个新理学的人生哲学当中，超越的观念一直是其思想的核心。能否实现自我的超越是一个人达到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自我超越才能保证既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又不脱离俗世生活。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自古以来注重的一直是内在的修养，对内在的追求和超越相比外在的超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现世的生活非但不是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更会给予人们以启示，使人们更加深刻的感悟天地境界，真正的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人生哲学的诉求。

四、总结

作为近代以来成就最为突出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分析批判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学这一思想体系，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才是中国哲学应有的意涵，天地境界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最高的境界。这样的主张是对中国哲学的全新释义，为我国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出路，不仅为中国哲学开辟了新的篇章，同时也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之精神[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页.

[2]同上书 第8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之精神[M].中国青年出版社，第6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5页.

[5]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2页.

[6]同上注

[7]同上书，第192页

作者：马鑫博

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篇3：

“理想国”和“正义王国”：柏拉图与巴布的社会改革蓝图

摘要：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柏拉图精心设计了“理想国”的美好社会，伊朗近代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改革家巴布也提出了“正义王国”的构想，东西方的“乌托邦”由于文化、地域以及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却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两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特征与实现途径等方面对他们的社会改革蓝图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指出了二者思想的局限性和积极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巴布；正义王国；社会改革

柏拉图(前423—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在他的名篇《理想国》中，柏拉图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实现社会正义、和谐等方面的政治主张。而伊朗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领袖巴布(1819—1850)，则提出了建立“正义王国”的理想蓝图。二者虽相距两千多年，身处东西方，但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巴布的“正义王国”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上。他们都力图革除各种社会弊端，建立一种“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尽管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和谐正义的社会改革主张，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社会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城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在他生活的时代，雅典的全盛时期已成历史，当时雅典社会正处在由盛而衰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遭受打击，使希腊各城邦的劳动者破产，富商大贾巧取豪夺，社会秩序失控，战争失败使雅典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影响力减弱；民主政治遭到挑战，希腊城邦政治面临解体，个人至上的人生哲学泛滥成灾，伦理道德观念衰败。身处乱世，历经动荡的柏拉图，目睹了当时雅典的内忧外患，一度想从政的理想幻灭了。他认为，现存的勋阀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即民主政体)、僭主政体，按次序一个比一个坏。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计划纲要，找到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式，以挽救希腊城邦的衰势。柏拉图正是怀着这种极大的责任感提出了他的“理想国”的美好愿望。

巴布“正义王国”的提出也正值伊朗由盛而衰之际，伊朗古称波斯，在中国古代史书上被称为安息国，是个具有四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到19世纪初恺加王朝统治的时候，这个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国家已变成一个各方面都比欧洲国家落后的封建制的农业国。伊斯兰教什叶派被国王宣布为伊朗国教，它的高级阿訇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同国王和世俗封建主勾结在一起，不仅占有巨大地产，控制国民教育，还有审理有关宗教、财产、婚姻、交易等民事诉讼的特权，还利用宗教的权威为所欲为，掠夺和压迫人民。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什叶教派的一个新教派——谢赫派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和宗教改革者，他就是巴布运动的领导者，巴布教派的创始人——巴布(原名塞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出生于伊朗设拉子城一棉布商人家庭，是1848～1852年巴布运动的精神领袖。巴布运动的萌芽和发展与当时伊朗所广泛出现的社会危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场运动是一场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在他最著名的著作《默示录》中，除了宣传旧的教义、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秩序需要改革以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要建立一个新的“正义王国”。

因此，柏拉图与巴布都是生活在社会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在面临国家衰败以及对现实不满的基础上，他们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阐述自己的社会改良思想，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蓝图。

二、和谐与正义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为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的。在《理想国》中，“正义”是贯穿其始终的首要的建邦原则。柏拉图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在“理想国”的社会方案里，柏拉图主张取消所有私人财产，产权属国家所有，以抑制人的私欲。柏拉图认为，金钱是邪恶和腐败的根源，公民不能拥有金钱，取消了私人财产和货币也就取消了自私之心，使人归之于无私忘我，一切争端、倾轧、战争、贪欲和仇恨也就都将销声匿迹。柏拉图主张，不仅财产要公有，妇女和儿童也要为社会共有，男女之间的结合不能带有任何感情因素，一切都服从于种族的改善和国家的强盛。在柏拉图看来，“正义”就是个人在服从各自天职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事”，即个人对国家秩序的自觉的遵守与维护，柏拉图想要力图说明的是，人类所需求的是一个真正处于正义、和谐状态的社会，这种和谐状态就是一种稳定、有秩序和不断完善，一种合理的和符合每个人愿望的状态。他憧憬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堕落、没有暴虐、没有战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可以克服现有各个城邦的固有的弊病，又可以作为一切城邦仿效的模式。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柏拉图撰写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以期解决希腊城邦危机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体现了明显的社会改良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设计并展望着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提出理想国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他认为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正义，也只有在理想国中才能真正实现正义。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与和谐。

而巴布的“正义王国”则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制度公平，全新的幸福的“永恒的王国”。《默示录》上说，人类的社会是一个时代紧跟着另一个时代而发展的，一个时代总要被另一个新时代所代替，后一个时代一定要超过前一个时代并与它有所不同。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它的特殊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一定要随着旧时代的结束而被废除，代之以新的制度与法律。巴布还指出：世俗官吏和高级阿訇不愿放弃他们把持的政权，并凭借着过时的《可兰经》维护旧制度、旧法律，这便是人间充满了不公道与相互倾轧的原因。因此，必须依照《默示录》的原理，改革旧的伊斯兰教教义，并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巴布在《默示录》中启示人们，自由平等的“正义王国”就要诞生，在将来的“正义王国”中，所有骑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诸汗、官吏、高级阿訇都要受到真主的惩罚。他们享有的特权和权利，都将被剥夺。私人所有制侵占了别人的物权，这是世间不平等的根源，应予废除，一切财产都应归公有，每人只能有一份。他还宣布了关于男女平等与其他的一些民主要求。

可见，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柏拉图和巴布都渴望建立一个正义、和谐的理想国度，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目标。但对于“正义”的表述，

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柏拉图按能力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只要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就实现了正义。奴隶是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的，柏拉图认为这种安排恰恰是正义的体现。这种正义实质上否定了公民之间的平等。正如罗素所说，“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它的或他的适当的范围，逾越了这个范围就是“非正义”的。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性格或能力的缘故而有着比别人更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没有什么不正义的”。而在巴布的“正义王国”里，平等、公平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尽管巴布为人们指出的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朦胧的、乌托邦式的“正义王国”，但是，这确实反映了当时伊朗人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表达了人民群众憧憬未来、幻想平等和对消灭压迫的社会改良思想。

三、神学与宗教基础上的“乌托邦”

“理想国”是柏拉图根据他的“至善”理念推衍而来的，但这个美好蓝图的实现是奠基在神学的基础之上的。柏拉图认为，道德问题是个社会制度问题，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只有在完善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而“理想国”便是这样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是神的化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像太阳一样，是推动一切的力量。一切底层的理念都应服从它，哲学王就是掌握了最高理念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说：“神就是善”。用通俗的话讲，神就是柏拉图理念体系的顶峰。法国著名学者罗班认为，柏拉图的这些看法“已经把我们引到造物主面前”。实际上就是公开宣扬神创造万物，神是万物之母，由于对理念世界的坚信，使柏拉图走向理念创造一切、创造宇宙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狭小圈子里。在已具有民主意识的主客二分文化背景下的希腊社会中，柏拉图的哲学王代表的是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是与人对立的彼岸世界的神的力量体现者。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像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个人不过是这机器中一个部件，要随着机器运转共振。个人的意志、思想和信仰要服从“至善”理念的指引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论证人类理性因素和“哲学王”地位的重要性，柏拉图提出了超越时空的“至善”理念，而为了论证“至善”理念的超越地位，他又求助于神圣性的力量。正是由于“理想国”的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明显的宗教神学色彩。柏拉图的所谓“至善”理念实际上是“上帝”的代名词，“理想国”也就是彼岸世界的同义语，“哲学王”也就是祭祀集团的对等物，事实上，柏拉图在构造他的伦理体系和乌托邦空想时，也确曾乞求于神力、上帝，他坚定地认为，神是善的真正源泉，是真正的美德，人生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去除欲望和净化灵魂而达到神人相通的境界。这样，柏拉图终于为他的“至善”理念和社会等级的神圣性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根据，他的社会改良理论也最终陷入宗教神学的窠臼。

而巴布理想国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他的“正义王国”无疑是建立在神学体系之上的。巴布原本是伊斯兰教谢赫教派的成员，他的思想有不少是来自于谢赫教派，谢赫教派主要宣扬伊斯兰教救世主——第十二伊玛目马赫迪即将降临的思想。他们宣扬马赫迪虽已消逝近千年，但当人间充满不幸和灾难的时候，他还会降临人世，消灭人间不平事，建立一个美好的“正义王国”。1843年，谢赫教派的领导者——塞义德·卡义姆去世，但未指定自己的继承人。1844年，塞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巴布”，就是被人们长期等待的第十二伊玛目。在阿拉伯语中，巴布是“门”的意思。他说，人们所渴望的马赫迪救世主，将通过此“门”把他的旨意传达给人民。在马赫迪降临之前，巴布的使命就是向人们揭示真理。巴布所宣传的伊期兰救世主降临的思想，并不是他独创的。当时不论是官方的什叶派，还是其它派别，都承认救世主马赫迪将会降临。但巴布所宣传的救世主思想却具有现实性。他预言：救世主的降临不是遥远的事，而是眼前就要实现的事；救世主不是降临在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而是降临在伊朗，当救世主马赫迪降临的时候，“正义王国”就会跟着建立起来。在“正义王国”里，“整个人间都将弥漫着真主的甘露，自由、平等将代替奴役与镣铐，正直、纯洁、善良、幸福的生活将代替虚伪、贪婪、残暴的统治。正义将驱逐邪恶。”巴布自称是真主派到人间的新时代的先知，他写的《默示录》就是传达真主意志的新圣经。每个时代的制度与法律，不是由普通人制定的，必须是“真主”，通过他的使者——人类的“先知”来制定的。“真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派给人们一位新先知，并通过先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指示。这就给巴布的“正义王国”带上了神秘色彩，使它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之上。

在历史上，思想家在构造自己的空想社会时总是出于某种道德动机，而乌托邦思想便是其道德信念的具体化。“理想国”和“正义王国”都体现了伦理道德的说教，二者的乌托邦思想本质上是道德性的，伦理性的。但这种道德信念的支撑如果缺少了神圣的力量，就往往流于空洞无力的道德说教，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巴布的“正义王国”的建立最终都没有离开那种超越俗世的神圣力量。相比较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包含着很多理性主义的因素。道德与理性相融；而巴布“正义王国”的建立毕竟是一次宗教改革运动，是排斥理性的，有更多的神秘主义贯穿在其中。显然，柏拉图对神的信仰并非真诚，但为了理想国的建立，他却编造了“一种高贵的谎话”，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用不同的材料创造了三种人的这一教条。他自己也认为当前这一代人相信这种神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下一代的人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却都可以通过教育使得他们并不怀疑这种神话，“理想国”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但他的神学思想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较来说，巴布对神的信仰无疑是坚定的。为了他的“正义王国”，巴布义不容辞地做了一个殉道者，他本人也被尊为巴布教和巴哈伊教的创始人，但他的“正义王国”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只能是一种充满了神学与宗教色彩的乌托邦，无法真正降临人世间。

四、“理想国”和“正义王国”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巴布的“正义王国”都体现了他们各自心中美好的社会形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二者都强调要积极实行社会改革、建立正义与和谐的社会；柏拉图主张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巴布提出人人平等自由，消灭剥削与压迫等等，都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重新解读柏拉图“理想国”和巴布“正义王国”，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将具有重要的启迪。

(一)要以不断改革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柏拉图和巴布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提出了各自心目中美好社会的理想蓝图，尽管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他们相信社会弊病可以通

过改革加以克服，并提出种种的社会改良主张，却具有积极意义，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与现实政治彻底决裂，他一直在为当时走向灭亡的希腊城邦制感到担忧和悲伤，尽其毕生精力希望能够提出一套能挽救希腊民主制的政治方案。同样，巴布《默示录》中对正义王国的描述，虽然只是反映了伊朗中下层人民的一些愿望，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改革宗教、改革社会的纲领，对当时的伊朗社会改革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断改革仍是我们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2005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指出：“改革创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但背后也潜藏着不少隐忧，各种社会矛盾互相纠结，有些甚至非常尖锐。如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解决，在现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就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改革创新中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二)坚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柏拉图和巴布都把建立一个正义、和谐的理想国度当作社会改革的美好追求。柏拉图几乎一生都在考虑什么是正义，在《理想国》中，他认为正义总的原则是三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以维护城邦的和谐，在巴布宣扬的“正义王国”里，无论男、女、老、幼都将是平等的，没有压迫、奴役、饥饿与痛苦，人们将友爱地共同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对正义的理解虽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现代的和谐社会不是柏拉图理想中的适合贵族阶层生活的和谐城邦，它是适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现实社会。我们认为，社会公正的实质和核心，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因而我们要不断改革社会分配体制中的弊端，调节再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防止形成社会灾难，以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柏拉图和巴布在构造他们的伦理体系和乌托邦空想时，曾乞求于神力、上帝或真主，而社会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哲学王”、“先知”也不过是神在现实社会的代表，他们二者的社会改良理论也最终陷入神学与宗教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当代和谐社会当然不能从“哲学王”或“先知”这一基点开始，而是要从诸多机制着手，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同时要抓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而不是像柏拉图和巴布那样片面强调“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忽视物质文明建设，同时，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党和政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对贫困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综合工程，不仅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们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身体力行，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真正依赖的力量。

(责任编辑 文 格)

作者：许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