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抗战初期（精选五篇）
抗战初期 篇1
武汉抗战是抗战初期一次全国动员的战役, 是抗战由防御进入相持的转折点。全国抗战爆发后, 随着国民政府重要机构和军政要员的抵达, 武汉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文学中心在形势危急中西移武汉, 1938年的武汉几乎汇集了当时的主要作家, 各类文化界人士达1000人以上。郭沫若抵武汉筹建政治部三厅, 在武汉博物馆陈列有郭沫若当时在武汉穿过的衣服, 在伊文思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 就有郭沫若穿着这件衣服在武汉街头讲演的镜头。[1]老舍到武汉后被推为抗战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 胡风到武汉筹备《七月》出版及筹划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郁达夫、鲁彦、田汉、穆木天、阳翰笙、胡秋原、楼适夷、聂钳弩等纷纷到武汉, 他们是武汉抗战时期文学的主力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全国文协”理事45人, 有老舍、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巴金、张天翼、郑振铎、田汉、丁玲、冯玉祥、夏衍等。“全国文协”的成立, 标志着抗日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标志着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告成。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武汉抗战文学,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族文学。文艺社团的繁盛, 是武汉抗战文学运动欣欣向荣的一个突出标志。一大批全国性文艺组织的建立, 有力地推动着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其影响遍及各地。作家云集, 期刊荟萃, 武汉抗战文学运动全面展开。全国性文艺团体、机构也陆续在武汉成立。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文学中心。
抗战文学运动在武汉蓬勃兴起。当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后, 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学运动, 勃然兴起, 如火如茶。为适应抗战需要, 很多刊物在武汉创刊、复刊, 如《七月》《战地》《抗战文艺》《自由中国》《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歌曲》等都影响很大, 大都坚持抗日立场, 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2]
武汉抗战文学呈现多样性与时代性的新面貌。誓死抗战的决心, 对胜利充满希望的乐观自信构成了1938年武汉战时文学的主流, 中国军民在敌强我弱的劣势环境下, 表现出渴望战斗, 渴望牺牲的崇高品质, 在民族战争中凸显出大无畏英雄气概, 是武汉抗战文学的显著特征。发表在《七月》三卷二期上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以凝重的写实笔法再现战争的庄严与残酷, 表现战士们渴望战斗、渴望战死的顽强品质和牺牲精神, 可歌可泣。1938年5月汉口大众出版社印行的《北运河上》, 刻画了一群战地政训员的英雄形象, 这群宣传抗日的政训员, 违抗撤退的命令, 高喊:“我们的血, 要流在一起!”“我们要保卫祖国的寸土寸地!”
抗战初期武汉的戏剧、诗歌、通讯、报告、特写等也洋溢着誓死抗战的激情。《抗战文艺》一卷十二期《到胜利之路》是一出街头短剧, 在抗战时期每天都真实地上演着这样的故事。通讯、报告、特写成为武汉战时文学的主潮。《七月》第二集特写有东平《叶挺印象记》、报告有奚如《运输员》、通讯有《陕北的延安》等。《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一至四号通讯有以群《台儿庄一勇士》、报告有鲁黎《在五一节兵工厂的晚会里》、特写有碧野《同志和农民们》等。
武汉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以小型化和通俗化的短剧为主, 如《抗战文艺》第一卷的《出征》、《他们在码头上》等。旧剧创作多是“旧瓶装新酒”, 如老舍京剧本《忠烈图》, 用京剧形式来宣传民众抗战。武汉抗战时期诗歌向街头诗、朗诵诗的方向发展。街头诗是以人民大众为对象, 以具体的战争以及政治事件为题材, 用浅白通俗的语言, 题写在街头墙壁、传单上的诗歌。街头诗短小生动、泼辣爽直, 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 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武汉抗战时期的小说如陈白尘发表于《抗战文艺》一卷七期的《慰劳》、丁行发表于《抗战文艺》二卷二期的《抽签》、萧军连载于《七月》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等。通俗文学期刊更受普通民众欢迎, 《抗到底》第五期“抗日通俗文学专号”要目中有三字经、京剧、大鼓词、小调、数来宝、麻城调、民众抗战歌曲等, 语言通俗浅显、内容生动实在、篇幅短小、形式灵活。这种贴近大众的表达方式便于民众熟悉与理解, 切实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唐弢认为:“武汉三镇抗日歌声回荡, 戏剧演出盛行, 诗歌朗诵活动到处兴起, 刊物如同雨后春笋, 作者精神振奋。这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新气象相适应的文艺上生气蓬勃的新局面。”[3]
在抗战特定的历史语境下, 文艺的本质是宣传, 武汉抗战时期强调文学的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 与当时抗战严峻的时局紧密相关。《人同此心》是老舍在《抗战文艺》一卷一期上的一篇小说, 写三个大学生在敌寇占领的城里开展武装抗日。其中的主角王文义说:“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 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 再从反面来说, 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 命都是一样的。”旨在说明亿万中国人的心都应该是一致的, 那就是有义务抗日。
武汉抗战时期的诗歌显得朴实、激昂、大多是直抒胸臆而很少有精心营构的意象出现。如臧克家发表在《抗战文艺》一卷八期上的《送战士》:“……敌人破碎了我们的河山, /敌人烧焦了我们的家园, /敌人侮辱了祖宗的坟墓, /男杀女奸, /天大的欺侮, /使我们不能开颜, /迎上战场, /堂堂七尺的男子!/用炮火去把耻辱洗净, /我们是哀兵……”此节诗歌几乎全是愤怒情感的倾诉, 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老舍、穆木天、田汉等用旧剧、鼓词、小调等形式进行文学创作, 如穆木天发表在《抗到底》第五期的《密山县日本强盗屠杀路工》 (大鼓词) :“日本强盗占关东, /杀人放火逞刁凶, /退让丢掉东三省, /热河滦县一旦扔。大好河山归了强盗, 四千万老百姓也就倾家败产受牺牲, /多少惨事押下且不表, 单表表密山县屠杀路工/……”夏衍指出:“战争的烈火锻炼了中国人民和它的文化文艺工作者, 中国文化文艺工作者也用他们的眼泪和血汗, 谱写了一章章.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的诗篇。”[4]
在穆木天、高兰、冯乃超等人大力倡导下, 诗歌朗诵活动广泛展开。汉口广播台经常播出朗诵节目, 不少大型集会前诗歌朗诵和歌曲演唱交叉进行。车站、码头、街口等群众聚集地也常举行朗诵会。诗朗诵活动的开展, 使诗歌成了动员民众, 鼓舞士气的武器。艾青《反侵略》、高兰《我的家在黑龙江》、田间《儿童节》等诗广泛流传, 诗歌朗诵风靡江城。大批鼓舞抗日的诗作应运而生, 高兰的朗诵诗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武汉“四·二九”空战前后, 反映空军胜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量涌现, 如艾青《这是我们的》、臧克家《伟大的空军》、穆木天《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姚雪垠《白龙港》、洪深《飞将军》等。台儿庄战役后, 反映血战的报告文学有数十篇, 以群《台儿庄战场散记》、范长江《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被毁灭了的台儿庄》等广受欢迎。通俗文学创作十分活跃, 作品大量产生, 数来宝、莲花落、小曲、鼓词、顺口溜、演义故事等被改造利用, 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工具。
抗战文学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文学。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学, 反帝的主题汇聚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焦点上, 反对封建主义更多地是反对汉奸, 反对卖国投降。
武汉抗战文学, 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下, 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学运动, 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第一、文艺组织的统一性和文学队伍的聚散性。武汉抗战文学组织统一, 阵线宽广, 阵容壮观, 实力雄厚。抗战初期, 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千余作家艺术家云集武汉, “全国文协”的成立是文艺界空前广泛大团结, 大联合。第二、作品主题的传承性和文学风格的纪实性。抗战爆发, 带来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 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反映到文学创作上, 是抗日斗争成为武汉文坛上压倒一切的主题。无论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以讴歌人民的抗战热情, 颂扬忠勇的抗日将士, 痛斥卖国的民族丑类为主旨。反帝集中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反封建则集中到反汉奸的主题上。
抗战初期, 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伴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 武汉的抗战文学运动波澜壮阔, 推动了全国抗战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对动员、组织、鼓舞人民的抗日斗争, 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武汉成了抗日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抗战文学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深刻揭露和对抗日英雄人物及其英雄事迹的颂扬, 真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 顽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抗战初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 促进了前方官兵与后方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思想交融。
参考文献
[1]朱莉主编:《律动的足音——武汉博物馆展览解读》,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0年, 72页。
[2]章绍嗣等:《武汉抗战文艺史稿》,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 4-5页。
[3]唐弢等:《中国现代文学史 (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4页。
抗战初期桂林木刻活动概述 篇2
关键词：抗战；版画；桂林
抗战爆发后，随着北平、南京等地的相继沦陷，大多数的美术院校、美术团体、美术家等纷纷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时间大后方成为美术活动的中心。美术家主要荟萃在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地，美术家和美术社团的到来，给这些原本地方稍微闭塞的画坛带来异样的生机，如成都，在抗战前期的画坛原本是比较沉寂的，国画还是模仿和临摹古代的山水和花鸟，油画还是刚刚从外国传进来的静物和人体，“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情景。抗战爆发后，成都美术活动虽然没有重庆和桂林活跃，相比之前已经有明显的改变。抗战时期美术活动最为活跃地方的是重庆和桂林，而美术类别中最为活跃的就是木刻和漫画，所以在大后方最为活跃的就是木刻和漫画，视它们为“长枪”和“短剑”，用她们来刺入敌人的心里。艺术青年用画笔和刻刀书写着这段让人无法释怀的历史，看着一页页褪了色的报纸记载着这些城市轰轰烈烈举办的展览和人民热烈的回应，展览已经是青年艺术家们的战场，画笔和刻刀是他们的武器，用他们的武器深深的刺向敌人的内心，给予他们最为沉重的打击。
广西版画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6月，由钟惠若、李漫涛、沙飞、洪雪村等发起，会员有四十多人，直属乐群社文化部领导，7月3日在乐群社召开首届会员大会，选举李漫涛为常务干事，在《广西日报》出版副刊《时代艺术》，后又改为出版《新艺术》，是年7月，邀请李桦到桂林主持木刻讲座，共三个星期，每晚两个小时，并为李桦举办个人展览，出版专刊等，有力地推动了桂林的木刻活动。此后，多次主办或联合其他艺术团体一起举办抗日救亡的美术展览活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木刻选择了特定的主题——抗日救亡，使木刻家的创作直接与大众面对面的交流，也使得战士在前线的生活展现在大众眼前，一方面宣传抗战，一方面鼓励大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为前方做好后备工作。
1937年7月上旬由广西版画研究会在桂林主办了“第三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这次的木刻展览是为全国木刻流动展览选拔作品，日后才到桂林等地展出。
这是广西省在抗战期间举办的首次木刻展览，虽然是参与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但是热情确丝毫不减，因为桂林木刻运动的进度不比任何地方来得慢。
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以前，青年会还敦请了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抗战画展”于1938年2月12日在本市的长堤青年会正式开幕，有陈烟桥、黄新波等人的作品，大约有三百余件。接着广西版画研究会于4月又举办了木刻流动展。11月初，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12月，国防艺术社在文昌门副爷巷妇女工学校主办了“抗战美术展览会”分木刻展、街头展、漫画展等，让人愤怒的是这次的展览遭敌机的轰炸，作品一件都没有留下。以致后来举办的街头木刻展在征集作品时都有所影响，画家们辛辛苦苦的创作被无情的炸弹给毁灭，心中多少会受涟漪。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全国木协）于1938年6月12日成立于武汉汉口。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全国木协迁往重庆，给重庆的木刻活动增添了活力。12月29日，全国木协桂林办事处成立于龙隐岩施家园三十七号A，由刘建庵、赖少其等人负责。
《渡》 《广西日报》 1943年1月1日
1939年2月9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在《救亡日报》登了《街头木刻展的广告》：“为加强抗敌宣传，本会决定旧历元旦在桂林举行街头木刻展希各地木刻同志踊跃参加，请将作品各印三份，于二月十五日以前寄到桂林三多路马皇背八号赖少其君转交本会为荷！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啟”
2月21日，由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主办的《街头木刻展》在桂林市中心十字街口开幕，连展三天，并且此时《救亡日报》开辟了副刊《救亡木刻》的创刊号，由赖少其、刘建庵、廖冰兄等人负责，主要是刊登反映抗战运动的木刻作品以及文章等，本刊的创刊词也就是《街头木刻展》的开幕词，文中说：“今天，是第二期抗战的开头，中国有了新的形势，新的战略，而木刻也便应有新的转向，这个转向的终点是在更加切合新社会的需要，和跟接近大众化，更多量的在群众中发生影响……这次的木刻街头展，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未能使人满意，这是当然的，我们在广州或汉口退出来的作品，因为木版大车不易携带，而仅存的二百余帧，则在前月桂林展览时，第二天便给敌机炸毁了！这次的街头展虽在《救亡日报》登了将近一星期的广告，但所收到作品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远道的同志未能将作品寄来本地又因没有木刻刀而感到棘手……我国现阶段的抗战，是游击队重于正规军，政治重于军事，这即是说：比前更注重民众和军队的宣传，在制版困难，又迫切需要多印的条件之下，木刻是太优越了！这种时代给予木刻人的重大负担，我们虽然自愧负荷无力，但我们断不能因为身子的稚弱而舍弃了这千斤的担子；我们倒是要来练习这个负担，使体力一天天壮健起来！在这街头木刻展的同时我们创刊了这个园地……”
根据史料的考证，这次展览是全国木协桂林办事处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木刻展览，为之后广西木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七七事变”以后，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在广袤的大地上逐渐演绎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敌艺术活动，在抗日救亡文艺战线上担任一支先锋队和主力军，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成立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木刻运动并没有因为抗战的爆发而消沉，相反，它更是倔强地成长起来，并且形成了一支浩瀚的队伍，在抗战的潮流中引领人民。同时它也是中国抗战时期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在艺术阵地上充当过前哨和冲锋陷阵的尖兵，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以鲜明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在抗战大后方激励大众、凝聚人心和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1]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M].漓江出版社，2000.
[2] 桂林文化大事记[M].漓江出版社，1987.
[3] 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M].漓江出版社，1995.
抗战初期的哈尔滨进步文艺团体 篇3
星星剧团, 1933年7月由金剑啸和罗烽发起成立。金剑啸是剧团的负责人, 又兼导演和舞美设计。罗烽负责剧团的组织工作。主要成员有黑人 (舒群) 、三郎 (萧军) 、悄吟 (萧红) 、刘莉 (白朗) 、白涛、徐志、刘毓竹。剧团的名称取“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之意。萧军为剧团写了团歌, 金剑啸谱曲。
罗烽以洛虹为笔名发表了《从星星剧团的出现说到哈尔滨戏剧的将来》的文章, 介绍了剧团的性质和使命。
剧团排练了三个短剧, 一个是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 (又名《小偷》) , 萧军扮演小偷杰姆, 白朗扮演律师太太, 刘毓竹扮演律师。第二个是白薇编写的独幕剧《娘姨》 (又名《女佣人》) , 舒群扮演家庭主妇的丈夫, 萧军扮演生病的老妪。第三个是白涛 (张沫久) 的《一代不如一代》 (又名《工程师之子》) , 徐志扮演主角。剧团开始在左翼文化人活动场地“牵牛坊”排练, 后改到“民众教育馆”排练。经过3个月紧张排练, 将要公开上演之时, “民众教育馆”提出在9月15日“满洲国”承认纪念日上演, 这种为伪满洲国歌功颂德的做法, 遭到剧团的严词拒绝, “民众教育馆”不再提供场地及其他用品, 剧团只好另找演出场地, 罗烽与巴拉斯影院接洽没成, 不久, 剧团成员德志被捕。1933年秋, 剧团被迫解散。
星星剧团的成立是哈尔滨文化战线一件重要的事情, 正如金剑啸等人创办的文艺周刊“夜哨”上所刊登的介绍文章:“如天上点点的星星也要呈现和照耀地球上每个人的脸。这在从来枯寂若死的哈尔滨, 真是一个先锋团体结合”, 并且“将为哈尔滨戏剧界开拓一条荒殊的素无人迹的前路。”
哈尔滨口琴社是1935年4月由共青团员袁亚成以德国人在哈开设的孔氏洋行口琴教员身份创办的, 主要成员有袁亚成、任白鸥、叶长春、刘性诚、侯小古、王国文、任震英、侯竹文、张君悌、陈涓、杨范、孔繁绪、沈玉贤、张益谣、张德元、陈笑岩、柳峤等, 口琴社课程2个月为1期, 每期50余人, 分初级、高级两个班, 同年8月成立哈尔滨口琴队, 从学员中选优入队, 共有30余人, 队长侯小古、副队长王家文。排练的乐曲有《双鹰进行曲》、《思乡曲》、《快乐的农夫》、《伏尔加船夫曲》、《茶花女》、《俘士德》、《平湖秋月》、《乘风破浪》 (义勇军进行曲) 、《战场月》等。1935年10月口琴队应邀到哈尔滨放送局 (即广播电台) 演播口琴曲, 袁亚成指挥。他们演奏了《轻骑兵》、《快乐的铜匠》等外国名曲, 同时演奏了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战场月》, 此曲目是一首描述“九·一八”事变, 日军袭击北大营, 对中国军民进行烧杀抢掠行径的大型协奏曲, 演出时考虑曲名太锋芒显露, 改为原名《沈阳月》。演奏开始曲调舒缓平和, 如同宁静的月夜, 突然乐曲变调, 如暴风骤雨袭来, 阴森恐怖, 听众仿佛看到日军凶残屠杀的情景, 继而又如冷泉在幽谷中呜吟, 时而闷雷在空中滚动, 时而又悲愤激昂。这首乐曲, 使听众体验到亡国奴的屈辱滋味和民族尊严被蹂躏的耻辱, 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斗争精神, 奏出了东北同胞共同的心声———中国不会亡。这些乐曲曾2次演播, 随着电波传播哈尔滨和东北大地。同年12月29、30、31日口琴队在道里闹市区巴拉斯影院 (今兆麟电影院) 举办了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口琴音乐大会, 电影院门口悬挂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大幅海报。前来观看演出的人很多, 口琴队再次演出了《乘风破浪》、《沈阳月》等抗日乐曲, 受到热烈欢迎, 连演3天, 场场满座。
口琴社的演出活动引起日伪警特务的注意, 为避免意外口琴社一度停止活动。过了一段时间侯小古、王家文等进行串联聚会。1936年6月金剑啸、姜椿芳等被捕, 口琴社主要成员被迫转移到松花江太阳岛坚持活动。8月, 他们又在巴拉斯电影院举行了第二次口琴音乐大会, 演奏了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乐曲。这次演出后哈尔滨市风传要抓口琴社的人, 袁亚成、陈娟夫妇和任震英等被迫相继离开哈尔滨入关。侯小古因念及年迈的祖母和弱小的妹妹无法生活而不肯离去。
1937年4月15日日本侵略者开始对我地下党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大破坏, 对党、团员和爱国群众进行全面大检举、大搜捕。4月18日侯小古、王家文 (后改名王湘) 等12名口琴社社员一起被捕。侯小古在狱中受尽酷刑, 宁死不屈, 9月23日在哈尔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 王家文被判5年徒刑, 其他社员因查无“罪证”, 先后假释, 继续监视。
抗战初期一团川军神秘失踪之谜 篇4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12月初，近25万国民党军队云集南京城内外，参加首都保卫战。守城军总司令唐生智临危受命，虽缺乏指挥才干，勇气却是可嘉，发出“誓与国都共存亡”的悲壮誓语。当时，七十二军、七十四军、九十三军等5个军是从淞沪战场且战且退来到南京城外布防的。还有几个师、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从四川、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紧急抽调来的。这些部队原先大多是地方保安团队，虽然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但装备太差，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少量迫击炮。而日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骑兵、炮兵、化学兵、坦克、装甲车还有飞机助战，水陆并进，海军舰队也已逼近南京。日寇张牙舞爪，气焰凶狂，不可一世，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在城外山地激战中，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阵地每每失而复得，得而又失。据南京东郊马群、白水桥地区一些老人回忆：当年损失最惨重的是远道而来的川军某师，他们缺吃少穿，饥寒交迫，但仍求战心切，并不畏惧敌寇。然而，他们的枪弹多为劣质品，显然被混入国民党军队后勤供给部门的日谍和汉奸暗中做了手脚。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怎能抵挡住疯狂的日寇，他们在防卫战中死伤过半，几乎全军覆没。该师有一个团，因奉命担任主阵地左翼京杭国道一侧对敌警戒任务，未直接参加战斗。该团团长于战事失利后，审时度势，为保住有生力量，遂带上全团二千余官兵在夜幕掩蔽下急行军向南撤，趁日寇还没追杀过来，进入绵延十几里的青龙山山区，但却从此消失，无影无踪!
攻占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在战事结束后统计侵略成果时，发现中国军队有一个整团自皖南朗溪县开至南京东郊麒麟门定林村一带，未被歼灭或俘虏，未接战，也未放下武器进入由万国红十字会和国际难民委员会共同划出的难民区，而是转移走了。但该团似乎又没能突破日军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之一，1946年在南京被公审后处决)设下的两道封锁线。日酋松井石根大将、朝香宫中将、冢田攻中将等人都认为此事蹊跷，不可理解。重庆国民党作战大本营于1939年底统计抗战两年多来的作战情况时，也注意到这一怪事，列为“全团失踪”，记载入国军军事档案。
军令部还查出该团团长名叫伍新华，四川天全县人，川军讲武堂毕业生，原为川军刘湘部下，参加过军阀间混战，有作战经验，1934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中级班受过一年培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部、军令部都派出专人对此失踪事件作专项调查，但仍未能查清真相，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列为悬案。
根据研究我国抗战史的几位军事专家研究推测：这个团在当时不可能突围，因为日酋松井石根早年即来华在江浙皖诸省搞间谍活动，熟悉这些省的地理山川形势，向以“中国通”自命。他采用了几近冒险的大迂回战术，于1937年12月1日_出动两个精锐师团从上海南边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打败缺乏防范的守军，经湖州、广德、芜湖，包抄中国守军大后方。这支日军的一部在南京东南郊重镇汤山，与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路打过来的日寇主力会师，进而从三面对南京实行大包围。
日酋都知道南京西南方向的溧水、高淳多为山地丘陵、树林多，易守难攻，且地接安徽的朗溪、当涂，那边的山区更多，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如果困守南京城内外的中国军队撤往西南边的山区，就可以得到休整，并保存住力量。正因如此，日军第六师团特抽调两个联队在江宁县(今改南京江宁区)湖熟、禄口至宁芜公路小丹阳段布下封锁线、火力网，又在汤山至土桥、淳化镇至双桥门一线实行严密封锁，出动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沿公路布防，骑兵、步兵来回巡逻，令中国守军根本无法突围，而青龙山恰好被围在这两道封锁线内。山区东南面是已沦于寇军魔掌的汤山，南面便是淳化镇(七十四军王耀武旅等部队曾在这一地带与日军激战数日，击退过日军几次猛攻，后被迫撤走)。
至1937年12月10日止，中国军队只有邓龙光将军指挥的九十三军等少数部队，趁日军尚未完成严密合围，在深夜里经龙潭镇、孔山、湖山间崎岖山路大胆穿插，冲过京杭国道上的日军封锁线，击毁敌装甲车两辆，撤往溧阳山区，保存了全军实力。在这之后，没有一支成团以上建制的中国守军能冲出日寇严密的封锁囤。
英国《观察家》杂志上那篇文章，将此事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个营的法国步兵在马尔登山地上的神秘失踪事件相提并论，引为二十世纪世界军事史上的又一个谜。据说，那次事件发生在某日早晨，马尔登山地上弥漫的雾气被朝阳逼退，两营法军挺着枪刺，抬着小山炮列队向加里波的堡塞前进。突然，地平线上涌现出大团银灰色光云，迅速飘移过来，将那支部队罩住。很快，光云隐向天际，那两营法国官兵也就无影无踪了。此一失踪事件真伪如何，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法国的军事历史档案中并没有任何记载。而发生于南京青龙山这样整团部队集体失踪的事件，却见之于国民党军令部档案记载，证实当年确有其事。它着实令人费解，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
在南京地区，不少关注这一神秘失踪事件的人认为与青龙山区的溶洞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青龙山区的南京矿校学生和驻军建矿井、采煤(实际上并不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多为蜂窝状夹层煤)，无意中发现几个洞穴里有几顶锈烂的军用钢盔、朽坏的步枪和几具骸骨，经逐级上报，领导苏南煤田开采工作的南京军区周副参谋长，特陪同来青龙山矿区视察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前往察看。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90年代初期，与青龙山相距不远的汤山上，开采石灰石的工人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隐蔽于山腰古岩壁下的古溶洞，洞很幽深。经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研究，它已有几百万年历史，洞里还发现了几十万年前猿人的牙齿化石等，轰动一时。在青龙山区，近十几年来也时有古溶洞被发现，南京的新闻媒体已几次作过报道。1997年，家住青龙山南麓七里冈的一对农民夫妇在自家屋后一山坡上无意中就掘出一洞穴口，内有钟乳石、古代兽类化石等，有关部门为此行文告示，禁止当地居民上山乱挖掘，表示今后将有计划的开发青龙山区，以造福一方。
年前，笔者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和试图解开那个神秘的谜，特约上几位朋友前往青龙山区寻幽探秘。据当地乡民介绍：自古相传，在山南边的七里冈云居寺后地层下就有一洞穴，通往山肚里，足见洞很深很长。西汉末年，宰相王莽篡位，派兵征讨转战江南的刘秀(后成为汉光武帝)。淳化一仗，刘秀战败，率千余兵马逃至这儿，躲进此洞穴，始得保命。乡民们还说，青龙山区共九座山峰，山区中肯定还有一些洞穴因洞口隐蔽，或被山洪暴发的泥石流掩埋住洞口而未被人们发现。传说其中一座山峰的峭壁下就有很大的喀斯特石灰岩溶洞，因为如用铁锤敲击其一处岩壁，可隐隐听出空声回音。
笔者遂想到，也许当年那一团川军黑夜里为了躲逃日寇的追杀，躲入了青龙山区某一巨大的洞穴，由于缺氧等某种原因没有再能逃出来，全部葬身于洞中。当然，也许这个团为突围逃生而主动化整为零，部分人已逃出了日寇的封锁圈。但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抗战初期 篇5
一、抗战初期国民党采取的新闻政策
早在1928年, 国民党当局就颁布了《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的条例》三个条例, 奠定了其新闻检查制度的基础。从1932年起, 国民党当局变此前的出版后审查为出版前审查。为了进一步控制新闻界, 国民政府发布了《敦睦邦交令》, 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 处以妨害邦交罪”, [1]从根本上取缔了一切抗日言论。
但是随着日本不断的侵略, 国难日亟, 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连《中央日报》也开始批评严苛的新闻政策“把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一切生机都斩完了”。鉴于此, 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开始做出若干积极转变。同年12月10日, 国民政府通令保障正当舆论, 西安事变之后明令废止了《敦睦邦交令》等, 1937年2月宣布开放言论。在这种背景下, 《修正出版法》再度修订时, 国民政府容纳了新闻界的部分意见, 如取消了资本来源, 降低了罚金额度, 将出版品核准发行的权限由县政府或社会局变为省政府或隶属于行政院之市政府, 对出版品的处罚亦须经由上级官署核准后方可执行。虽然对出版发行有诸多限制, 但是许多条款并未真正实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使国民党在较大程度上放松了对进步文化的控制。抗战爆发后, 国难当头, 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国共再度合作。在此背景下, 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放松不少, 在较大程度上停止了对抗战言论的禁锢和压制。按照国民党战时基本国策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 “在抗战期间, 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2]它表示了对人民的民主权利一定的宽容和尊重。
这一系列的举动证明,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新闻政策整体上是民主宽松的。
二、抗战初期民营报纸采取的发展策略
抗战初期, 在国统区国民党采取的新闻政策相对宽松, 对于报纸的检查并不严苛, 保证了报纸相对的言论自由, 因此此时的民营报纸的发展策略更多的是针对抗日救亡以及如何使自身在战争环境中生存。
(一) 民营报纸的报道方针转变为宣传抗日救亡
在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因为中日国力的悬殊以及不敢真正动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抗日力量, 所以面对日本步步入侵, 采取了隐忍、保守、有限的民族主义动员策略。面对日本战争威胁和国内高涨的抗日热情, 蒋汪政权以“安内”回避抗日问题, 以妥协、限制抗日舆论方式避免刺激日本挑起事端, 将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时间尽量往后拖延。国民政府的抗日态度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此时的民营报纸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发展, 将报道方针转变为呼吁团结抗战, 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新民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 战争一触即发时,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在社论中公开呼吁:“由九一八迄今, 六年于兹矣!和平解决之迷梦已醒。吾人平素之信念为何?第一为抗战!第二为抗战!第三仍为抗战!”[3]《大公报》在七七事变之后, 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报道方针, 指出今后“全国军人一致的在蒋委员长统率之下, 一心抗战, 不知其他”。[4]一时间, 民营报纸响应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开始大力呼吁抗日救亡。
(二) 民营报纸报道内容转变为以宣传抗战和报道与战争时局相关的新闻为主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 前方抗日将士英勇奋斗, 不怕牺牲, 但是后方的老百姓却非常的冷淡, 因为他们很难获得前方信息;而在前方, 抗日将士除需要物质供应之外, 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尤为殷切。可是前后方的消息经常隔绝。这时就需要新闻界密切配合军事战线的抗日武装斗争, 为全民族抗战的有序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重要作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 范长江就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冀北、察南、晋北前线采访, 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时通讯, 使后方群众及时了解了战争情况。1938年3月24日, 《大公报》还发表社评说:“这次抗战, 是一个全面的持久战, 绝非短时所能解决。”[4]以这篇社评的发表为标志, 《大公报》高举起了“全面持久抗战”的旗帜, 并为此竭力宣传, 尽声呐喊。这就为群众及时分析了战局, 使群众做好了心理准备。
战争中, 民营报纸在报道内容上转变了以前发布的更多是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内容的情况, 更多发布的是与战争时局相关的以及群众关心的内容, 并且通过舆论对群众进行引导, 为战争的胜利起到宣传作用。
(三) 民营报纸在经营管理方面转为建立股份有限公司, 使报纸走上企业化经营发展的道路
民营报纸的性质决定了其经营管理方式。作为党派报纸, 都会有政府资助资金, 保证报社的正常运转, 相对来说不会为生存发愁。而民营报纸的主要利润来源于广告和发行收入, 报社的经营管理直接决定了其是否会有更多的广告和发行量。因此, 民营报纸十分重视自身经营管理方式的改进, 以使报社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1937年7月, 《新民报》报社集资五万元依法成立了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陈铭德任总经理, 邓季惺任经理, 使报社走上了企业化发展的道路, 重视广告, 广告经常与新闻、副刊平分秋色。1937年, 新记《大公报》成立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 也使报社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另外, 《时事新报》也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 在广告经营上展示自身的特点, 又因为有孔祥熙作后盾, 其财政部的所有公告都以广告形式刊登于报, 所以说广告收入比较稳定。
(四) 民营报纸社会功能实现了由私人言论机关到公共宣传机关的转变
近代民营报纸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文人论政”, 报人借助报纸参与政治, 干预社会, 实现“言论报国”的梦想。他们的目的在于救国救亡, 富国强民, 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 最终的理想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希望独立言论, 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 针砭时弊, 议论国政, 引导舆论, 体现报人独立的精神境界。而且报纸要超党派, 敢言政治, 反映民众的呼声, 成为民众的喉舌。许多民营报人都用此思想实现报国追求。张季鸾也曾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 不是实业机关。”[5]因此, 可以说民营报纸具有“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是报人个人的言论机关, 更多的是强调他们的独立精神。
虽然抗战之后民营报纸基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报国”理想更为明显, 但是“文人论政”稍稍出现了变化。正如张季鸾所说的, “在这抗战时期, 一切私人的事业, 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 “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 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 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 而努力, 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 已不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 而都是受着政府严格管控的公共宣传机关”。[5]相应地, 报纸的功能转而以宣传为主。
(五) 民营报纸加大对人才的招揽, 倚重人才, 延揽名流
由于战争, 许多文化人、社会名流纷纷到内地避难, 民营报纸借此机会也招揽到各色人才。《新民报》聘请了当时报界的知名人士“三张一赵”, 即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 同时为留住人才还赠予张恨水等人报社股份。在抗战时期, 《大公报》的人才阵容也很强大, 著名的有记者范长江、孟秋江、萧乾, 海外特派员张高峰、朱启平等。他们的战地通讯非常有名。另外, 还有名记者子冈、高集、徐盈等。《时事新报》则聘请张友渔、孙起孟任主笔, 聘请陈翰伯等人为编辑。《新蜀报》亦有金满成、刘尊棋等人才。正是这些人才的加入, 使得民营报纸的内容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销量不断上升。
正是民营报纸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使其很快在战火中立稳脚跟, 并出现了出版勃兴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刘娜.南京国民政府出版政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06:11-12.
[2]倪延年.民国新闻史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34.
[3]杨雪梅.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M].中华书局, 2008:153.
[4]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