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精选十篇）
国际分工 篇1
关键词：GVC,本土企业,国际分工
在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分工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背景下,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环境在不断变化,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不断增强, 融入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 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既有竞争优势所在, 又存在潜在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1 GVC分工下的机遇与新挑战
1.1 GVC分工下的机遇
跨国公司通过集中于产品附加值高的环节, 而将附加值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进行国际范围内转移, 从而实现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细分, 即所谓的GVC分工。产品生产环节的增值程度和生产要素的层次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的动态路径, 即从价值链的低端进入沿着GVC分工的环节不断循环的升级。以动态的进入路径逐渐从起初的低附加值环节提升到层级高的跨国生产网络组织, 进而分享企业间的技术外溢效应, 同时获得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的好处。
跨国公司是GVC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和微观运行主体, 跨国公司的母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之间具有联系紧密的一体化生产网络, 总部利用一体化组织网络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生产要素基于比较优势的配比, 以取代分散独立的生产组织方式。母子公司面对的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服务市场, 跨国公司由此建立起“全球性生产体系”或者“全球性生产网络组织”。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组织网络的过程中, 将会获得该网络内流动性更强的技术, 劳动力, 知识, 资金等内部要素资源, 深化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广义价值创造层次。
本土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竞争力的培育过程是包含技术知识资本积累、塑造战略研发能力和形成核心内涵产品在内的动态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积累, 从而集中于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 核心竞争力逐渐增强, 并最终占领国际中高端市场。本土企业通过OEM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不断积累企业发展的内在竞争优势, 时机成熟后以国内品牌开拓市场并最终放弃OEM生产方式。
GVC分工改变了产业升级模式, 产业升级由传统的产业间的要素密集型升级模式 (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 拓展为产品内生产工序的升级, 产品附加值环节的升级, 价值链的利润环节升级, 即包括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等四种同一产品内升级。就生产者驱动型GVC, 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合作合资等途径进入跨国制造商的垂直分工体系中的战略性研发环节, 实现产业环节的升级。在购买者驱动型GVC下, 本土企业逐步由OEM向OBM转变, 将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商的设计和营销环节, 实现功能升级。
1.2 GVC分工下的新挑战
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 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在GVC分工下劳动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利润空间不断变窄, GVC分工体系中的要素收入不平衡程度在降低, 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势将会不复存在。在GVC分工体系之中, 本土企业处于被动地位, 基本上从属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外贸竞争结构不合理。利用后发优势吸收跨国公司的知识技术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通过GVC分工获取的技术效果是值得怀疑的, 跨国公司在GVC分工过程中向本土企业提供的技术十分有限, 即便转让的技术也不是前沿性和战略性的核心关键技术。以合资模式获取的技术通常低于同时代的先进技术水平, 典型例子是上海大众的桑塔纳生产线[1]。本土企业将在劳动比较逐渐丧失而知识技术优势尚未形成的情况下, 很可能陷入“比较优势困境”。
GVC分工是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引发的新国际分工体系, GVC分工凸显了包含知识、信息技术、金融、知识型劳动力和创新能力在内的新型生产要素, 尤其是知识要素是GVC竞争中核心要素。就高知识含量的研发投资环节而言, 美国、日本和瑞典的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的科学家人数分别为3676人、4909人和3826人, 而中国仅为454人[2]。中国的知识要素现状决定了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收入分配差异性, 中国知识要素收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反过来导致知识要素分布的非均衡性, 本土企业陷入知识要素的恶性循环。
2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与劣势
2.1 外贸规模不断扩大, 外贸结构优化提升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规模逐渐扩大, 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国际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 年均增长速度在15%以上, 1978年的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为32位, 2008年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 总值高达20633亿美元。增长速度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8%提高到2005年的63.9%, 4.6%的经济贡献率。这显示了中国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程度逐渐提高,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增强[3]。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结构不断改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1957年的20.6%增加到2004年的93.4%, 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结构取代原有的出口贸易结构。1999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为247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比重为12.7%, 这两个数值在2008年增加到4156.1亿美元和29%。同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 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市场呈现以欧美, 日韩为主的多元化局面。由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2 参与GVC分工的国内经济环境
国内市场广阔和投资环境良好, 经济前景看好, 消费需求在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制度完善的引导下将会很庞大, 本土企业将受益于由此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消费需求也将会因城市化进程加快下的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而不断升级。总体经济势头良好, 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以上, 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 本土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 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生产模式不断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每万元GDP能源消耗 (2003年水平) 较1992年的水平下降了73.7%,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于1990年~2004年的平均增速为15.8%.
2.3 经济增长利润升值空间有限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端加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领域, 外资企业控制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营销环节, 人为分工体系降低本土企业的附加值率。虽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中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是本土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 关键技术和核心生产环节依然为外资企业所掌握。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深度欠缺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
见效快的产业投融资过热, 产业加工链的部分缺失, 致使加工配套的产业环节不完善, 产业投融资结构趋同, 重复和盲目建设, 产业投融资内部结构不合理。地区保护主义加剧产业同类部门间的恶性竞争, 资源流动的市场机制扭曲, 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 并使得本土企业惯于劳动资源式的成本降低模式而忽略资本技术的提升路径, 最终延缓整个产业链升级, 例如我国的纺织行业。另外, 涉及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生产能力和人力素质等方面层次低, 造成本土企业的配套性价值链的产品难以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要求, 降低了本土企业承接跨国集团的配套性产品部门的能力, 本土企业处于价值链环节的低端, 产业核心竞争力难以提升。
贸易政策和监管模式滞后成为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提升的政策制约因素, 我国相关部门应基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配套能力制定一系列贸易政策以延长和做深产业链条。同时, 本土企业承接的价值链环节主要以来料加工为主, 零部件的原料依赖进口, 本土企业的技术层次低, 跨国公司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基本上是内部供应, 而没有在国内采购, 中间投入品没有为我国提供, 进口替代效应不显著, 由此造成价值链环节的中间投入品内涵的中高端技术没有转移到作为东道国的中国, 简言之, 价值链的活动间的关联性不强, 技术外溢效应微弱。
中国的进出口量较大,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紧密, 进口增多提高国际市场进口品的需求量, 进口品价格上涨;出口创汇能力增强, 人民币汇率提升, 人民币升值, 出口商品的购买力平价提高, 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 进出口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中国在GVC分工中的利益份额由于其他参与者的争夺而缩小[4]。
3 结语
完善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GVC) 分工中的配套能力, 延长产业发展的价值链, 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长远意义。在这个过程中, 从三个方向延伸:向价值链环节的两端即研发设计环节和营销环节延伸以及扩充产业链的配套性的设施, 从而实现向自主生产原材料、精深加工环节、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提升国际分工的附加值。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徐明棋等.强国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与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周学勤.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分工与要素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 2003 (7) .
[3]李娇, 毛艳.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向[J].辽宁工学院学报, 2006 (8) .
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论文 篇2
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分工”这一概念始于17世纪晚期。从18世纪开始，特别是亚当·斯密论证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惟一因素之后，直到19世纪末，分工问题在经济理论著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分工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的主题，而被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这与马歇尔(1920)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有关，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这使得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工问题)变成了要素、产品数量与价格的相互影响(资源配置问题)。尽管随后就有扬格(1928)指出马歇尔这样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分工问题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回归起到了很大作用，一篇是豪客尔(1956)的，一篇是斯蒂格勒(1951)的。前者唤起人们分清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区别。该文指出，斯密的分工经济是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一般的概念：即使没有事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当事人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决策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分工经济产生事后生产力的差别。后者延续扬格(1928)的研究，部分区分出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工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国际分工是一个纷繁复杂、动态变化的过程，诸多层面的相关问题还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现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国际分工。对近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重要观点
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论述道，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
弗洛布尔认为，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赫里克(1982)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与弗洛布尔比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选择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贝隆(1981)、拉斯蒂(1985)、马斯达帕(1998)定义的“新国际分工”与赫里克基本相同，也是从资本—生产—商品的关系来论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的。
(二)“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在题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所有权的优势》这篇著名论文中，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间，则每年增长了40％(UNCTAD，2002)。
(三)“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把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简称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根据“技术预测者”的计算，2000年全球的订单制造达到了880亿美元。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讯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四)“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卢锋认为，分工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为代表。[9]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克鲁格曼形象地说，雷格工厂一头吃进的是煤和矿，另一头吐出的是轿车。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次级组装，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五)“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尔(1978，1980)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因而认为新国际分工的根本特征是中心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外围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被逼到外围。可是，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尔的观点。[10]
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来说明这一点。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达到3540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3370万。其中技术类在校大学生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700万/580万)。技术类大学生在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分布最多，达到460万(其中中国120万，印度100万)，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分别只有270万、200万。拉美地区的技术类大学生也达到了140万。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类人力资源的增长将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分布决策，使发展中国家卷入新的国际分工。罗尔(2000)和伯曼、马欣(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1]
(六)“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2] 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12]
(七)“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13] 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再之，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各种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竞争，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
(八)“新国际分工”是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14] 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就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
(九)“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15] 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
(十)“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市场功能/企业功能对比这一角度来研究新旧国际分工的对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这一命题：企业内交换是一种后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机制具有某种替代作用，不过前者只能平衡企业内经济，不具备后者平衡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得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得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二、对新国际分工理论的综合分析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几乎都论述了新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有关。盎德深咨询公司的一篇工作论文形象地称跨国公司为“全球网络人”，这提示我们，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是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分工，而不同的学者看到了网络的不同的部分，从而研究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下面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网络”吸收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推销自己的产品来增加企业利润；而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就开始在第三世界大量复制生产体系，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生产”，通过“生产网络”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价值，这正是弗洛布尔看到的“新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复制生产系统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对这个生产系统拥有所有权。如果需要，就是“垂直一体化”，如果不需要，就是“外包”。当生产地既可以是国内又可以是国外时，就可以有四种选择：国内垂直一体化、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跨国公司到底选择哪种分工模式，要看哪种模式有利于增长企业利润。这四种分工模式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如果跨国公司选择拥有所有权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垂直一体化”，这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理论预见的“新国际分工”。如果选择没有所有权控制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外包”，这正是罗斯杰(2002)看到的“新国际分工”。这里我们看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6](P25)
跨国公司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后，就会谋求生产网络的细密化，以便在全球捕获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理论上，从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这个分工细化的路径可能产生分工经济，于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产品内分工，这正是卢锋(2004)看到的“新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又可能采取四种分工模式：国内、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国际外包。可见后四种分工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
上述三种研究都只是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单一视角进行观察，因而掌握到的是新国际分工局部的性质。
格里和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的研究视角更大一些。格里定义的“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将观察视角从跨国公司一个特定的价值链扩展到跨国公司的商品网络，发现了新国际分工更多的性质。比如观察到生产网络对于其他企业、国家、地区的分工的整合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公司对于这一网络的主动构建性，也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庆民等比格里更加重视跨国公司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性，可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这样的定义过于抽象和宽泛。
上述四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弗朗西斯用动态的眼光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变化。理性的跨国公司必然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全球生产网络，以便动态地最大化企业价值。弗朗西斯看到的原来的附属企业在国际分工链中地位的上升可以看成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这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结果：把更高的工序给资源条件更好的企业，选择资源条件更次一些的企业替代它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附属企业主动采用了新的技术框架，发生了分工地位的跃迁。
上述五种研究更加重视的是新国际分工的“现象”，而冼国民的研究更加重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分工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社会分工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企业分工受管理机制的引导。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时，社会分工的显性地位就被企业分工取代了，这势必带来世界经济联系的深刻变化。只不过，冼国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更进一步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以发现新国际分工更加生动的性质。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交易的商品，相对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卢锋论述的“企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上述五种研究都是实证的，多杜辛、伍的研究是规范的，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新国际分工的“好”或者“坏”。
三、启示：新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问题及亟待研究的领域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17] 总结起来，新国际分工“新”在：(1)新国际分工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2)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霍布斯巴，1979)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瑞奇，1991)。
由于产品内分工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笔者提出应该寻求重新解读国际贸易数据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由于B国(或者C国)跨国公司在A国的子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方式出口引起的，而且A国的顺差反而是B国(或者C国)收入：比如A、B两国最初贸易平衡；A国跨国公司在A、B两国实行产品内分工，分别完成X、Y两部分工序，X是高端价值部分，Y是低端组装部分。A国出口X到B国，B出口X+Y(作为一个产品)到A国，A再将X+Y出售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海关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B国比A国出口量还多，看似是B国打破了贸易平衡，实则主要由A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A国。不过这里还有诸多问题没有研究，比如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更新当前国际海关统计通行的原产地规则赖以建立的传统分工、贸易理论，等等。
论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篇3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国际分工 产业链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它影响着国际贸易地区分布、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国际贸易利益。研究国际分工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对于制定国家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分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万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2002年）认为“信息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影响才刚刚被人们感觉到。而激起或助长这一影响的不是‘信息’，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计算机或数据处理对决策、政策或战略所发生的作用。它是电子商务，即互联网作为推销渠道的出现。这是10年前或15年前人们实际上始料不及的事情，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改变着消费才细分、消费者价值和消费者行为，岗位和劳动市场。”德鲁克指出，电子商务对信息革命的意义与铁路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相似。徐正华和马智胜(2004年)认为电子商务是影响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廖玉麟(2000年)认为电子商务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流。本文拟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特点和我国的对策。
一、国际分工理论
分工产生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的好处在于获得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得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他的“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部分原因，也首次论证了分工能给贸易双方带来好处。
分工的外在动力是科技进步。科技革命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工业发达国家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和建立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扩大了国际分工。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分工提供了物质条件。
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大小。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观点（即斯密定理），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扬格进一步深化了斯密定理，提出了“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水平”，即扬格定理。这不是同义反复，因为首先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即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中间产品才可能被分离出来，这是斯密定理的内容。但同时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因为一方面市场很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又依赖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使生产链条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企业，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生产链条的环节之间也在相互促进，从而使市场规模扩大。在这种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最终导致经济进步。
劳动分工的水平还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一方面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产品价值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分工越发达，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越高。人们必须比较交易费用与分工的好处。如果交易费用超出分工的好处，人们不如自己生产而不分工。交易费用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交易的效率越高，费用越低，反之，交易费用就高。因此，交易效率越高，分工的水平也越高。
二、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电子商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企业所讲电子商务是狭义的，一般是指人们利用电子化手段进行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各种商务活动，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主要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各类商务活动。从整个社会讲的电子商务是广义的，它是指各行各业种业务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分析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般从广义来分析。电子商务具有虚拟化、低成本、效率高和透明的特点。电子商务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深入到生产、交换、消费中，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经济。所谓电子商务经济，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生产方式。从经济特征和技术背景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网络经济”；从国民经济构成和主导产业的意义上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从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的知识的作用上来说，电子商务就是“知识经济”；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特征来看，电子商务经济就是“数字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形态。
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因为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范围扩大了，交易效率提高了。
首先，电子商务推动“无国界”全球大市场的形成。电子商务地出现，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格局，在全球形成了一个以信息网络为纽带、以Internet为载体的“无国界”全球化大市场。这种市场被称为虚拟市场。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客商可以汇集在这个虚拟市场中，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各国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得到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虚拟市场的形成使得商品与服务等有关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充分、自由的流动。
其次，电子商务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费用。一笔交易包括三种流，即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流和资金流都可以通过网络瞬间完成。首先是文件处理成本的节约。通过调查表明，在传统的辅导贸易业务中，一笔进出口业务需要处理相关单据约200份～350份，业务流程可长达数月，而纸张打印及差错的总费用约用货值的7%。如果应用电子商务，不仅可以简化数据处理程序、缩短文件处理周期，而且可以消除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对称，大大降低成本。新加坡贸易网在运用之前每次报关需要3天，花费12新元～25新元，应用EDI以后，每次报关只需15分钟、1新元～2新元，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新加坡节省6亿美元文件处理费用。其次可节省传统业务中往返、住宿等许多交易中的人员费用。
再次，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科技进步速度更快。企业为了降低投资风险，规避市场不确定性，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纷纷开始通过外包和全球采购等方式剥离加工制造等非核心价值环节，甚至直接出售国内外的生产性分支机构，形成价值链模块化。所谓价值链模块化，即某一行业一体化的价值链结构逐渐裂变成若干独立的价值节点，通过各节点间的横向集中、整合以及功能的增强，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模块制造者以及若干规则设计与集成者的产业动态分化、整合过程。价值链模块化的过程也是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
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分工的精细化和水平化。国际分工的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所谓垂直型国际分工就是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分工体系。水平型国际分工就是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协作，而且是有层次的。产品内分工的特征是某个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供应过程的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区段、不同的环节在不同的空间区位完成，它是区别于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整个工序流程的一种生产方式。国际的产品内分工是把不同的工序、区段和环节展开到不同的国家，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础要素。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产业内分工提供了条件。
三、结论和启示
电子商务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这种发民表现在产业内分工和水平型分工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演进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也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在生产环节，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这就意味着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如果我国继续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外贸条件会不断恶化，外贸利益会不断减少。要争取有利的外贸条件就要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和装备制造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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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4
在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主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结合当时的国情来看, 我国钢铁类金属总量并不富余, 这种政策不但浪费了资源在劣势产业上, 而且会制约优势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严重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所以当时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很小, 无法参与到国际分工中。
在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认清了当时经济的基本现状:劳动力相对丰富, 资本比较稀缺的特点, 调整了对外贸易的战略, 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扭曲的产业状况。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 比较优势将国际分工从之前的绝对成本差异推广到比较成本差异, 国家之间进行优势互补, 实行“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弊相权取其轻”的贸易原则, 这种方式可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享受到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 并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资源稀缺, 生产技术落后, 但是劳动力充足而且成本低, 就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生产劳动密集型等初级产品, 以此来打开国际贸易的市场。也正是从这时起, 我国对外出口产品开始拥有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并在国际分工中拥有了初级的地位。
二、我国长期所处国际分工地位的特点及分析
通过利用比较优势理论, 中国有效地利用了自身的一些优势, 比如,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对外开放政策, 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加速工业发展, 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处于世界前列。但是在带来对外贸易大幅扩张的好处同时, 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
(一) “尴尬”的微笑曲线
分析中国历年来的贸易进出口的结构, 可以发现中国的工业品出口每年都在增加, 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在2003年就超过了90%, 加工贸易约占整个贸易的一半, 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的工业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的能力十分突出, 所以有一段时间许多专家学者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最初含义是指某个国家的生产结果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制造品。世界工厂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庞大规模, 也显示了这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的能力。但是, 之后世界工厂根据不同国家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而又被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来料加工型的世界工厂。它主要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优势, 并以此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与生产, 将本国作为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第二种是以零部件的生产为主的世界工厂, 虽然它仍不能控制整个价值链的核心部分, 但是相比第一种它拥有部分的生产技术。第三种是具有独立的研发能力和品牌, 并负责全球的销售网络。这种类型的出口商通过核心技术以及品牌的掌握控制了生产价值链的核心部分。根据统计资料表明,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家电、纺织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上, 很少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品牌和大型的制造业跨国公司。所以, 我国长期以来是属于第一种类型的世界工厂, 与其说是“世界工厂”, 不如说是“世界加工厂”。
(二) “Made in China”陷入两难境地
伴随着中国出口产品量的不断扩大, 中国早已成为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基地, “Made in China”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21世纪初, 中国企业大多已采用OEM的制造方式来扩展对外贸易, 即只有产品生产在中国, 其他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 许多大型国际制造企业纷纷将生产等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外包, 即使利润较低, 在生产环节上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虽然在OEM生产方式下的回报比较低, 但是, 考虑到企业并没有进行品牌投入, 其投入的资本也较少, 故资金的回报率并不是很低。所以, 采取OEM的生产模式无疑是企业在投资选择中效益最大化的方法。如何在保证GDP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提高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也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 比较优势与分工地位孰轻孰重
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通过外部市场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已经越来越常见, 而且我国产业内贸易多为与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进行往来, 往往表现为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发达国家则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根据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假设两个国家存在两个产业, 一个是生产无差异产品的农业产业, 另一个是生产差异产品的制成品产品, 比如布产品。进一步假定布的质量是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连续的不同的质量, 用ρ值表示。其含义表示生产质量为ρ的单位布产品需要一个单位的劳动和ρ单位的资本。故ρ值愈大, 质量愈高, 所需要的资本就越多。所以对于任何质量的布产品, 价格关系式为:
字母下的数字表示两个国家, W表示劳动力的工资, R表示特定资本的报酬。假定W1>W2, 并同时有R1
可得出:ρ'= (W1-W2) / (R2-R1)
这样将两国生产其他质量布的单位成本差异为:
由 (*) 式, 国家2生产的布产品要想有比较优势, 满足C2 (ρ)
根据新俄林模型, 我国应该采取上述出口政策, 即生产并出口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 但是这种贸易模式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我国目前仍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 目标是逐步淘汰这些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果不改变出口贸易的模式,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必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无法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这样对我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有不利的影响。此外, 我国现在的比较优势并不持久。按照H-O模型, 我国在煤炭、石油、纺织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所以应该出口此类商品。我国虽然人口多, 但是劳动生产率并不高, 这种劳动力的资源优势是否绝对显著并不一定, 而且工资报酬低这些特点是否会随经济发展而逐渐减弱也是一个质疑的问题。
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
(一) 在OEM中寻找机遇
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是为本国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一直依赖此优势来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OEM可以成为中国在提高国际分工地位过程中的一块跳板。首先, 中国通过承接国外转移的产业, 可以学习研究国外部分先进产品的制造过程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此外, 因为品牌具有扩散效应, 所以在OEM生产中, 国外品牌的影响力也可以渗透到中国自主品牌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生产加工的主要企业, 产品的质量是打响自己品牌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虽然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企业仍以OEM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但是仍可以从中吸取到部分高新技术来弥补本国在此方面的落后与不足。与此同时, 还要高度重视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 让“made in China”也成为一种“品牌”的保证, 这也正是在2009年中国政府斥巨资在美国CNN等各大电视台宣传“中国制造”的原因之一。
(二) 挑起“微笑曲线”左弧——“软件”与“硬件”同样重要
正如前文所述, 技术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处于“微笑曲线”左端的企业借以获得高额利润的依据。正是由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投入低, 技术创新能力不高, 致使我国许多行业的关键核心部分依赖于外国, 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跨国公司的“打工仔”。所以, 在提高我国在产业价值链地位过程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边缘化技术向核心技术发展。历史表明, 也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 在经济危机中才能独善其身。在进行技术自主研发的过程中, “软件”与“硬件”同样重要。所谓“硬件”, 就是以供研究的设备、实验室等客观环境。所谓“软件”, 就是指人力资本, 宏观制度, 信息等。根据新生产要素贸易理论, 以上这些新要素对贸易分工格局都有很重要的影响。首先, 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 创新成果是在科研人员的素质水平上产生的, 人才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创新水平。所以我国应该增加教育的投入, 政府除了要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还要提供再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投资以克服知识壁垒。在进一步增加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 也要保障在前沿性基础研究中的必要投入, 以培养和保存必要的学习跟踪能力, 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基础。此外, 在宏观调控方面, 国家应该大力推进并鼓励自主创新, 加大对新兴产业、关键技术领域的支持, 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第三,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市场信息把握的多少往往会左右企业的生产决策, 甚至影响企业的命运。信息作为一种无形资源, 可以和有形资产结合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在现代的国际贸易中, 国家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集中于商情战, 所以可以通过及时准确把握市场信息, 提高我国的比较优势, 从而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三) 利用产业转移打开对外贸易新领域
产业转移是把本国已经没有优势的产业向国外或其他地区转出, 把本国拥有优势的产业转入的经济活动。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客观存在, 发达国家便通过国际贸易等方式将本国处于衰退期的产业向外转移。此外,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 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 但是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 服务业会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统计数据表明, 在发达国家中, 服务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已经超过70%。在中国, 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迅猛发展, 已经比较成熟。我国的第三产业虽在近年来也有飞速的发展, 但是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现代服务业的特征被概括为“三高”, 即高人力资本含量, 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增加值。现代服务业也是发达国家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 可以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注入资金并给服务业的发展开辟新的技术来源。这样;不但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领域,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还推动了我国产业链向“微笑曲线”右端延伸, 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四、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利用外资和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外向型经济特征日益突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 开始在更广的领域内融入世界经济, 并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垂直专门化程度是衡量一国国家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利用Hummels等学者提出的I-O模型方法, 测量了中国总出口中垂直专门化比重 (即中国出口品中来自国内生产的价值与来自别国提供的价值的相对价值比重) , 如下表:
数据来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资料来源:《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与中美贸易》
从上表来看, 在中国的总出口中, 垂直专门化程度已经从1992年的14.2%增加到2003年的21.8%, 垂直一体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国在12年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上升幅度与OECD国家20年左右时间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上升幅度相当。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而且速度较快。
此外, 随着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科技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并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转变, 逐步参与国际高端产业分工。据统计资料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口贸易在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 实现了出口商品产品结构的显著升级。如下表:
注:用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8) 计算得出
从上表可知, 工业制成品的内部结构在逐年发生变化, 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以机械、化妆品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 一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是息息相关的。而根据经济增长理论, 提高生产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技术的进步与资本要素的积累。我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 这一比较优势已经帮助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并占有了一定的地位。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由中前期到中后期的过渡、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加强, 产业技术集约化趋势会愈加明显,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将进一步升级, 这有助于我国在更多的产业领域中以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此外, 在工业化后期, 服务业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逐渐显现, 我国的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将仍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 成为又一支持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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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与大学生就业》观后感. 篇5
《国际分工与大学生就业》观后感.正如郎咸平所说的，本科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科教育。要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哲学，那么这些学问跟就业关系不大，这就是通才教育的本质。在整条产业链六加一的环节里面一是制造，六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零售这六大软环节，六加一的环节里面，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而不是一。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产业链里面六大软环节需要大学生包括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以一为主而不是一个以六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本身，构成了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源头。首先，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素质与能力。当代大学生必须有把自己事业与国家进步、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的文明融为一体的品格，崇尚真善美，坚持真理，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学生要争取知识广博，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具有创新精神，随机性、灵活性的思维方式，做到因人、因时、因事而异。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临更加激烈社会竞争，能视变化为机遇，视困难为坦途，有顽强的自制力，坚定的信念，及对生活充满期望，充满热情。同时，要有良好身体素质，健康欠佳会减弱人才的决策能力，因为如果要达到目标需要体力与耐力，一个人就可能因体力不支而放弃。除素质外，还需要注重能力的培养，能力是一个人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在社会中直接产生作用的那部分内容，当前社会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培养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系统看待事物的能力、处理好人与资源的能力、运用技术的能力等。其次，加强社会实践。大学生可利用假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积累工作经验。第三，正确就业定位。当前大学生求职择业应当面对现实，根据市场实际状况更新观念，转换思路，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而不应过分关注工资水平及地理位置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第四，借助各种渠道，把握就业机会。当前大学生可利于人才交流会、网络资源等途径，寻找合适就业岗位，主动大胆把自己真实才干推销出去，珍惜和抓住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第五，先就业后择业。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得已时，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先就业后择业，求职择业不可再像过去那样追求一步到位，如果斤斤计较眼前的职业岗位是否理想，那就会失去许多起步的机会，可以在先就业过程中积累工作经验，使自我价值得到较大的提升，为以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奠定基础。
抢占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制高点 篇6
因此，大企业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信心、振奋精神、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管理、人本、创新上狠下功夫，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我感到，当前首先应当强化内部管理，筑牢稳增长的坚实根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唯有眼睛向下，推动管理重心下移，苦练内功，抓好基层、基础、基本功，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的管理内控体系，才能强基固本，探索出适合本土企业的中国式管理。要坚持高质量、高效益、高指标、持之以恒选标、对标、夺标，不断追求卓越，把质量服务、信誉、效率作为企业的生命线，瞄准客户更高层次的需求，提供超值的产品和服务，信纳四海，以信取胜，才能把企业做强做优，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我们要抓以人为本，强化稳增长的核心支撑。员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员工稳，企业稳。我们要把岗位当成员工的命根子，只要愿意干、好好干，就不遗余力为员工造岗位、保饭碗。同时，要不断提升员工素质，坚持科教兴企、人才强企，下大力气创建学习型组织，引导员工岗位学习、岗位成才，培养学习型、智慧型、实干型员工。
论当代国际分工的新发展 篇7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其性质是由国际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各国劳动力技术差异、自然资源禀赋以及需求和供给结构变化等方面因素都会导致国际分工。
二、国际分工的新发展1国际分工依据
国际分工产生的基础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最初的国际分工就是以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中具有的相对成本优势为根本依据的。随后,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 使得国际分工依据的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各国自然资源的多寡。二者都强调自然条件优势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性作用。进入新世纪, 国际分工的依据正由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必须在发挥自然优势的前提下, 以培养本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为基础, 寻找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2国际分工方式
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中, 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 此外国际分工的形式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
(1) 产业间分工
国际分工首先在不同产业间进行, 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 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种分工格局中的产业边界是清晰的, 是垂直型的国际分工。
(2) 产业内分工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 形成了产业内国际分工, 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
(3) 产品内分工
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量进行, 就是产品内分工。技能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一般由发达国家来完成, 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 或者是主要部件依靠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
(4) 要素分工
国际分工的细化必然产生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产品价值链被分解成若干独立环节而处于不同企业的控制之下;二是尽管这些不同的环节仍处于同一企业的控制之下, 跨国公司也必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 将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然导致国际分工的界限由产品转变为要素, 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将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 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
3国际分工主导因素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 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知识的竞争。科技知识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 而且是能够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 因此它毫无疑问地将成为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因素。
4国际分工主体
国际分工自产生以来, 其主体一直是各国政府。但是在如今的国际分工体系中, 大型跨国公司将国际分工的范围加以扩展, 将国际分工的模式加以改进,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企业内部分工也成为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的对策
1积极地、有选择地引进外资, 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改善国际分工体系
我国可以抓住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向国外转移其部分产业或零部件企业的机会, 将它们吸收进来, 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和生计问题, 又可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产业升级, 进而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改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地位。
2加强合作, 推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改革和调整
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区域化活动, 以获得区域性规则的制定权, 同时在多边协作领域就金融、贸易和债务问题不断加强协调和合作, 在制定涉及有关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谈判中, 要充分协调立场, 共同提出一些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 对不合理的、需要改革和完善的游戏规则进行重新谈判, 推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改革和调整。
3强化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 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 我国应努力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 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 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 推动外贸由效益低下的粗放型增长向效益较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4利用外资由出口加工型为主向以高技术产业为主转变
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将加工贸易中的高技术环节放在我国境内, 推动加工贸易更多的进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环保型等新兴制造业领域和高技术产业, 使加工贸易迅速介入到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价值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资金技术密集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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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 篇8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界定要明确两个问题, 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 区域产业结构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也是地域分工的产物。各个地区资源禀赋不同, 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 产生了地域分工, 也就产生了区域的产业差异。在区域层次上, 地域分工表现为以专门化、非均衡化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各部门的组合;在国民经济层次上, 地域分工表现为区域间的生产协作。因此, 区域产业结构可以说是特色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结合。据此我们可以给区域产业结构下一个定义:区域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经济区域内, 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 是一国总产业结构的子系统。
其次,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通过产业调整, 逐步提高产业结构效率和产业结构水平,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一方面,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相对概念, 它在不同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内容, 一个国家和地区依据现有的资源状况、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分工水平等特点, 通过对产业的优化调整, 实现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最终使产业结构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概念,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点上, 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 它的动态性集中表现在一国或地区资源的自由流动, 最终达到最佳配置的过程。
综上我们认为, 区域产业结构是一国产业结构的子系统, 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最终要落实到区域。而相对于国家的产业结构来说, 基于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形成的区域产业结构具有地方特色、非均衡性等特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合理化和高度化相统一的过程。相比较而言,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更注重产业的专门化和关联性。除此之外,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不一定全靠其自身, 与其他区域的产业组成中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可能会推动其升级。
二、国际分工对区域产业结构影响综述分析
产业本身就是分工的产物, 国际分工则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拓展的分工形式, 其主要模式从产业间层面到产品内层面, 继而延伸到产业内与产品内贸易分工并存发展。产业内分工使得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链条的拆分和重组寻找全球最低成本的加工制造环节, 同时发展中国家抓住这一时机, 着力于发展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产业, 形成了这个价值链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根据初始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固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比如静态福利效应、学习效应、市场规模效应等, 对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大有裨益。然而根据学者们的研究, 这也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反应, 比如“国际贸易格局锁定”效应。首次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Krugman (1987) , 他指出初始要素禀赋会锁定贸易模式, 发展中国家会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被锁定于低技术水平的生产。Grossman (1990) 、Matsuyama (1992) 、Lucas (1993) 、Mano (2003) 等也认为, 贸易会通过模仿、外溢等途径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 但是从长期看, 开放经济会强化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有比较优势, 使之专业化生产技术含量较低、质量较差的产品, 从而对其长期技术进步产生抑制。
基于国际分工的贸易格局有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主导产业, 但同时也会导致区域的产业低端嵌入。马克思曾经指出, “任何新的生产力, 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 (例如, 开垦土地) 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指出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 会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 贸易分工是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结果, 同时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正是通过产业链条的拆分和重组寻找具有最低成本的比较优势的过程。简单来说, 分工深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不同区域寻找比较优势。直观上, 国际分工表现为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布。然而这种价值链条的拆分与重组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低端嵌入效应, 即区域经济虽然融入了国际化的分工中, 但分工中却由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地区占从属地位, 处于低收益的价值链低端。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不发达区域被迫从事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低的环节, 再加上区域自主技术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 在国际分工中难以实现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 被锁定在低端生产环节。
资本禀赋是产业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际分工会影响国际投资结构的优化。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会导致新的产业的出现, 对其他不同的产业的投资会导致原有产业结构的变动。基于分工的贸易格局有助于区域产业资本投入, 特别是FDI的迅速增长。与间接投资不同, FDI资本的流动依附于产业分工。首先, FDI通过海外直接注资与后续性追加投资两种方式, 增加了当地的资本存量, 这一过程既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增加储蓄, 从而解决了“投资———储蓄”难题。其次, FDI还能刺激当地储蓄转换, 将原本闲置或用于非生产性活动的闲置资金重新投入生产领域, 从而提高资本质量。从短期来看资本的输入无疑是好的, 但从长期看, 投资及其利润还是要回流的, 会形成一个抽空效应:即随着外资进入而来的是不平衡的利益分配关系, 区域的代价与收益往往不等;资本回流, 沉没成本巨大;此外大规模的资金撤退还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和市场恐慌。
基于分工的贸易格局有助于区域生产技术提升。随着产业向区域的转移, 技术也会随之转移。虽然发达国家转移的是几近淘汰或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的技术, 但实践证明, 这是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组织管理理念等无形资源的同步外溢与扩散也会影响区域技术的提升, 而这主要得益与区域自身条件和创新能力的发挥。技术转移过程中, 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经济以及战略利益的考虑, 有足够动机“防止”技术的外溢。因此依附国际产业分工转移来的技术, 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技术进步的。区域通过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手段, 在损失了市场、税收的前提下, 换来的却是落后淘汰的技术及设备, 更有甚者, 由于依附性太高或着眼于短期利益而完全丧失自主研发能力, 这是一个需要区域政府考量的问题。
基于分工的贸易格局有助于区域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实质上是一种产业间不同部门之间供需结构运动的关系。对一个产业的投资会“诱发”对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投资, 这样上一期的投资可以“不经过储蓄等媒介”直接成为下一期投资的“主要潜在刺激力”。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 部门之间产业关联效应弱, 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低, 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应集中力量首先发展那些关联效应比较大的产业部门。通过不断创造短期不平衡, 进而对其他部门的增长起着重要的广泛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诱导作用。然而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 产业关联问题也会产生, 集中体现在下游市场控制与上游生产控制。区域产业被动接受产业转移, 发达国家掌握选择权, 要么选择通过控制市场以及相应的供应、销售渠道有效地控制市场和上下游的商品流通, 获得较高的议价能力, 从而获得更大利润份额;要么选择通过技术与专利控制上游生产, 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防止技术过度扩散, 以维持技术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回报。
基于分工的贸易格局有助于区域产业竞争示范效应的发挥。区域产业的国际分工会导致区域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出现较大的技术差距, 落后的产品设备、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无疑会被先进所替代, 逼迫本地企业模仿和改进, 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这无疑是市场竞争机制导致的。竞争会导致失败, 也会促使成功。存活下来的企业往往是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企业, 是适应这种产业分工的典型, 尤其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尤为明显。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竞争效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化会产生负影响, 而对高技术密集产业的国家则具有促进作用。
三、宏观经济下的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及初步分析
经济史已表明, 在工业化初期向成熟期的过渡期, 人均GDP处于3千美元至1万美元的上升期。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在加速期间, 经济会持续发展这是有先例的。欧美国家、日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经历了一个持续长时间的快速增长。从这一角度来说, 这是我国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期。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报告, 我们同样存在风险, 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期间出现经济停滞不前、衰退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严重、高失业率、分配不公、文化宗教冲突甚至政局动荡, 他们把这种现象统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原因分析来看, 首先是成本提升, 即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生产、生活成本上升,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巨大冲击, 进而为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负担。这与现阶段我们产业结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吻合的。其次, 需求疲软,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也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内需不足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事实, 分配不公, 收入差距扩大, 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投资需求不足,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技术创新提升结构升级效果不显著, 区域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频发, 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
从区域经济总体现状来看, 我国目前着重发展的相对比较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它们享受了加工贸易政策的优惠条件, 相对单一的加工贸易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 使人民币汇率上升, 缩小了内地企业的销售市场, 挤垮了相当多的内地企业。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中西地区为代价的。东南沿海和中西部经济发展脱节, 造成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近几年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骤增, 汇率不断提升, 东中西制造业发展举步维艰。
从国家整体战略指导来看, 西部开发, 中部崛起等“产业梯度转移红利”发挥有限。东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产业集群, 具有一定的产业配套能力, 产业的平均集中度日益提高。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 经济活动向发达地区集中现象日益明显, 这种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西部发展缓慢, 尚未形成完整的配套能力, 这成为东部企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所担忧的最大问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在各省新一轮战略新兴产业竞争中, 由于广大内陆地区无论是市场容量、人力资本形成还是各种制度环境都与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主客观环境都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东部发达地区布局、集中和发展, 未来中国产业集中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会更加凸显。
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 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目的, 相当大程度上不完全执行或扭曲了国家的产业政策, 为当地提供政策保护, 以达到本地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以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为特点的目标函数下, 地方政府原本就具有以计划手段来争取市场稀缺要素的动机。当这一争夺过程再与国内地方分权的体制联系在一起时, 争夺的激烈程度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更加明显。
四、我国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一) 区域经济重视产业的组成程度和组织效率, 加强产业关联度
从国际视角来看, 区域应该根据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 而从实践来看, 相当区域参与国际分工往往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这可以从资源禀赋并不富集的东南沿海说明。依靠国家优惠的产业政策参与国际分工是一种参与分工的初级形式, 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 形成同质化的竞争。区域经济的发展正是要把这一初级形式升级, 除去制度外因素的影响, 着重加强经济内生力量的培养, 比如区域的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能力等。而这一内生力量的培养往往具有强的区域差异性, 具有不同区域特色的内生力量组织合作, 重视产业的组成程度和组织效率, 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 区域产业政策应将国际分工向主导产业倾斜。主导产业就是对某个区域或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具有强烈的拉动作用的产业。区域政府必须鉴别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是什么, 从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由于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作用, 能够通过改变区域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施加影响, 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系统升级。
(二) 价值链的攀升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要考虑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 同时还要考虑当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一般来说, 在制定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 以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为主要目标, 要根据区域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来定。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具有较大经济规模, 干中学能力较强和产业间溢出显著的东部经济体而言, 根据初始比较优势参与专业化分工会抑制其技术进步, 而适当的产业干预政策会促进其技术进步。东部经济体要做好产业链条的某些低端环节向中西地区的转移以及主导产业关键环节的高端攀升。要降低其在初级形式下参与国际分工的地方政策优惠, 有步骤的引导产业转移。同时增加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加强技术资源, 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 提高区域产业组织效率, 促进优势产业更迭的有序演变, 形成一个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相互结合、相互协调发展的螺旋上升机制。
(三) 顺应产业转移趋势, 劳动密集产业有差别向中西部梯度转移
国际分工中, 相对比较优势的发挥是有机会成本的, 即丧失发展未来竞争优势的机会。本质上来说, 这是一个发挥比较优势和获取潜在优势之间的两难选择, 也是一个在当前产业利益和未来产业发展二者间的权衡取舍。就我们当前阶段而言, 正处于取舍的转折点, 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发挥, 维持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不同的是比较优势的发挥空间要实现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内陆转移, 以便充分享受“产业梯度红利”。日本学者赤松要燕行理论第三种模式曾指出, 同一产业在领头雁和雁群之间存在国际和地区转移现象。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梯度差异, 我国除了参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 还要在我国内部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在配置资源时给予中西地区更大的倾斜, 逐步提高内陆地区的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能力, 同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使其成为行之有效的政府调控手段。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以扶持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
(四) 地方分权的背景下, 优化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要明确投资方向和提高投资效率。要引导外资和内资, 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的方向, 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的监督。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目标函数有关的制度安排, 减轻GDP在考核地方官员绩效时的权重。同时应协调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 从产业布局的角度考虑, 统筹协调, 形成全国一盘棋, 明确各个地区的主导产业和方向, 确定与地区优势相匹配的区域主导行业, 避免各地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方向过多过全以及对本地区产业定位不清等问题, 避免出现产业趋同和产能过剩现象, 更主要的是提高行业集中度, 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和布局, 推进各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五) 重视市场外决策, 重提价值取向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制度经济学家眼里被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早在1973年, 诺斯和托马斯 (Thomas) 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列出的那些因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 , 它们并不是增长的原因, 它们就是经济增长本身。在诺斯等人眼里,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新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收入不平等、政治不稳定、民主、腐败、寻租、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广泛研究。这要求我们要重视市场外决策, 重提价值取向。
国际分工 篇9
一、现行国际分工下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WTO后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加深,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 密不可分。近几十年来, 借助于特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转往基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规模上看, 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金融净资产都居于世界前列。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19322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同比增长7.8%;按2012年人民币平均汇率6.3125计算, 约为8.227万亿美元。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3.2%, 即2012年全球GDP总量约达71.89万亿美元, 因而, 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为11.5%。同时, 中国贸易总量约38668亿美元, 占全球总量的近1/10;201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94.3万亿, 比年初增加11.6万亿,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91.8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10.8万亿, 金融净资产约1.8万亿元, 居于世界第二位。
从国内产业结构上看, 总体上来看, 中国是以工业立国的典型国家, 制造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2年在三大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中, 第二产业贡献率为48.7%, 其中, 工业贡献率为40.6%;第一产业为5.7%, 第三产业为45.6%;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上, 第二产业为3.7%, 其中工业为3.1%;第一产业为0.4%, 第三产业为3.6%, 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012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99860亿元, 比去年增长7.9%, 其中纺织业增长12.2%,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4%,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9%, 汽车制造业增长8.4%, 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9.7%,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5%;全年建筑业增加值35459亿元, 比上年增长9.3%, 都超过了全年7.8%的经济增长率。
从进出口贸易总量上看,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中国进出口贸易取得较快发展, 2012年贸易额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统计, 2012年全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8668亿美元, 比去年增长6.2%, 其中, 出口为20489亿美元, 较去年增长7.9%;进口18178亿美元, 增长4.3%, 进出口差额为2311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762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商品贸易总额较上年增长仅3.5%, 达到38628.59亿美元, 贸易规模已被中国超越而退居第二位。另外, 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看, 截止2012年底,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总量为33115.89亿美元, 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高达1/3。同时, 根据渣打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全球指数数据, 2012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量增加了50%,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比上年增长28.6%, 达772亿美元, 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地位得到不断提升。
从进出口商品组成上看, 工业立国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类别以工业品尤其是机电产品为主。机电产品占商品出口总额的近60%, 以2012年为例, 全年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11794亿, 约占出口总额的57.5%。由于全球制造业的国际分工的转移,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 最终成长为“制造工厂”。近年来, 中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市场份额不断攀升, 据GTI的数据显示, 我国机电产品在美国、日本等32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市场占有份额由2001年的7.1%上升到2011年的19.9%;在墨西哥、印度、巴西等37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市场占有份额由2001年的4.1%增长到2011年的20.1%。由此可见, 中国工业品不仅对于“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 而且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都至关重要, 中国的地位在短期内似乎没有国家可以取代。
二、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性
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必然性和紧迫性。
从国内来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 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及劳动力成本。近年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期望已不那么强烈, 已经更多地关注绿色GDP, 力求实现绿色发展。全国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能源资源的逐步紧缺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消失使得过去那种依靠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 低成本、低效益、低产出的“三高三低”的传统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的要求。“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 建成全面小康的宏伟蓝图, 要实现这一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从国际上看,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阶段, 经济增长乏力。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 国际政治局势局部动荡不安,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攀升, 全球恶劣气候环境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又席卷全球, 这些都给全球经济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发达国家也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开始更为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消费能力也受到影响而削弱。国外需求市场的萎缩必然影响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体。而要实现经济稳定发展, 重点就应放于国内市场的开拓。而过去三十年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及经济产业结构必然受到冲击, 实现这一转变不仅对于本国, 而且对于全球经济在平衡都意义非凡。
三、从国际分工看中国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既然中国经济已融入全球经济, 并已经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能仅仅从本国出发, 而应具备全球视野、国际眼光从全球经济出发, 制定双赢的战略。
1、合理定位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诚然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已成长为世界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能因此而盲目自大而更应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活动中, 中国应加快“走出去”战略, 适度进行产业外包或外移, 积极培育全球制造业的“替代者”。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但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仍处于较低层次, 居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末端, 技术含量仍较低, 仍属于低层次的加工制造阶段。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从全球看仍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替代中国的地位, 因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冲击全球现有的经济秩序。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看, 实现这一转变都困难重重, 尤其是要保持中国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前提下显得尤为艰难。机遇至关重要, 然而全球经济发展现状却也为我们提供了现实机遇, 中国应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借助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背景下西方各国加强对实体经济的回归这一条件, 并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稳步推进。
2、注重提高产业生产率,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不断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短期内改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似乎不太现实,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加强科技技术基础研究,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提高劳动生产率, 逐步提高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和层次。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三高”产业的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 更加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开发利用绿色能源。提升基础研究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高效互动联系, 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取加工外包、贸易外包的形式“走出去”, 将加工组装制造等产业低端部门向条件合适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向产业高端发展。
3、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的地位和贡献率
第三产业是绿色产业, 而且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外需市场的低迷加上传统制造业业部门转变发展方式产生的大量失业工人要靠第三产业来消化。应制定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 合理规划建设, 营造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采取有效措施, 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及政策引导功能, 多方筹集资金更多地引导社会资金向第三产业转移;发展和培育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合理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重点培育几个大型龙头企业, 发挥其带头示范作用, 同时推进现有企业的改革, 推进市场化建设。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加强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整体开发和管理水平, 促进第三产业与国际接轨。应不断加强服务业, 特别是金融服务业, 充分发挥金融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及发展第三产业中的作用。
4、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提升国内消费率, 充分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
消费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持久的动力。在国际经济发展低迷、外需市场萎缩的情况下, 过去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方式已经不能持续, 应适应新形式、抓住新机遇将经济重心转向国内, 大力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开拓, 提高消费率, 最终实现消费对经济的最重要拉动作用。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 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教育、医疗、卫生制度, 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建立鼓励消费的政策环境, 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建设新农村及城镇化建设, 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扩大农民收入来源以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加大对落后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完善地方财政制度, 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应更加注重公平。
5、全面提高经济开放水平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 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 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 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 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 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发展服务贸易, 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 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 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不断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的体系, 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 且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外需市场的萎靡和国内发展的现状使得转变发展方式极为紧迫。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 占关键地位的中国的转变必将冲击国际分工秩序, 而且纵观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成员, 似乎短期内还不存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 因而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因素。
国际分工 篇10
由于我们接受的是技术或产品转移，决定了我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即组装、制造。而研发和营销策略的实施是由产品转移国进行的。对于先进国来讲，他只是不断充实研发力量、完善其营销网络和营销策略，产品由中国生产出来。
我们知道，市场配置资源，市场的价格取决于资源的稀缺程度。由于设备和产品的标准化、通用化、程序化，以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对设备技术和产品制造技术的掌握，它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材料、生产能力、效率、消耗、土地、厂房等非人力成本，而中国人力成本的市场是透明的，因此一件组装产品的成本很容易计算出来。
上图-1是经改造了的施先生的微笑曲线，它形象地展示了加工、组装在整个产业链中的附加价值情况，处于最低区间。说到底这是根据我们提供的劳动和接受的分工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技术含量低，不但我们会做，人家在我们之前就会做了。而且做得比我们精致(如日本，同样的东西，日本比我们制造的精致得多)制作技能不是稀缺资源。
(2)制造设备的标准化和通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操作也越来越简单，因此设备也不是稀缺资源。
(3)土地、厂房、土地甚至包括厂房是我们廉价提供的，是我们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条件的一个，因此也不是稀缺资源。
(4)人力，中国的劳动力既多又便宜，平均比印度受教育程度还高，也不是稀缺资源。
(5)材料市场的国际化、WTO的进程，以及中国的过度投资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材料也不是。
另外，经过上百年的工业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制造的设备已经非常先进，这些在每年的展览会中都能感觉得到，比如人机工程的引入，使设备的可操作、维护性大大提高，很多即使很高级的设备，经过培训后即可以操作，不必要非常高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今天的制造业不同于20世纪50、60年代，那个时期的制造业加工设备还不是很发达，有一些依靠自主技能、自主设备工艺的东西—如需要八级钳工、铣工、车工、模具工等高级技工的技能和经验，需要一些因地制宜、构思巧妙的工装夹具，所以附加价值要高一些。今天，世界科技的发展，组装加工—制造，基本不需要什么自主的技能和工装夹具等，设备和工艺很多都已程序化、通用化，只要有人、有厂房、有资源谁都可以，可以让我们做，也可以让印度做，甚至可以让越南做，主要看哪里更具成本优势。这时候，制造的附加价值自然就大大降低了(如图-2)。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从事的是制造业，是世界工厂，表现形式是有形的产品(而不是服务)，所以大量耗费资源。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一鸣先生讲，我国现在GDP大概占世界4%左右，但是我们消耗的石油资源占世界7.4%，钢铁占世界30%，煤炭占31%，水泥占40%, 电解铝占2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5%，与此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19.7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5.2%;万元GDP能耗1.58吨标准煤，上升5.3%。因此，可以说一方面我们的资源消耗总量非常巨大，并且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万元GDP能耗也呈现上升趋势。根据相关资料，中国每单位GDP能耗约为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6倍。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GDP构成中制造业占很大比重，制造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我们所生产的单位附加价值中的资源消耗量也是很大的，应该远高于曾是世界工厂的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由于美国和日本等将大部分传统工业移出，在国内主要发展研究开发、物流营销等生产型服务业，消耗资源很少，因此资源消耗曲线实际应为图-3。
综合上述，在国际分工上，我们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附加值最低;在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上，我们处于能源消耗曲线的最高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自然资贫乏的国家来讲，应该不单单是微笑曲线最低端的问题-边际收益最低，还是比较苦恼的问题—能源消耗过多、不能可持续发展。简而言之，问题在于，(1)劳动或产品的低附加价值;(2)单位附加价值中能耗高。因此下文将探讨利用创新、节约来拓展我们在国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改善能源消耗的思路和方法。
1 通过节约和提高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
万元GDP能耗(也称单位GDP能耗)水平的高低与产业结构状况 (包括一、二、三产业比重，第二产业里高耗能产业所占的比重) 、经济总量的大小、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从根本上看，以规模数量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降低了能源的使用效率，浪费了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资源消耗总量与万元GDP能耗的双增长考验着我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环境的承受能力。因此，必须通过转变经营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发展和推广节能技术，通过建立节约型社会来降低能源消耗。
2 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以及劳动生产率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是以农民工为主的，但中国劳动力价格过低，工人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没有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有些企业不正当地从工人身上榨取高额的剩余价值-主要是绝对剩余价值。在沿海地区，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恶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些有污染工作环境的企业，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影响了农民工的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很多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应对市场竞争，过度压低了制造成本，严重地剥夺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近几年来，中国制造的产品被严重低卖超卖(如：一打袜子仅售99美分，一双鞋仅卖8元钱等等)，因此，要用法律法规及政策来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基本工资、保障合法的工作环境、强制交纳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等。当企业不能再靠压榨工人的工资，不得不改善工作环境，不能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赚钱时，企业便不得不更新技术设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中国从过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生产率向低劳动力成本+高劳动生产率转变。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这也将促进产业的升级。
综合一、二所述，如图-4所示，粗红线和细红线代表改善后的曲线。
3 通过创新来拓展在国际分工上的位置，降低能源消耗的平均值，提高劳动或产品的平均附加价值。
英国经济学C.Freeman认为，工业创新是指“第一次引进一个新产品或新工艺中所包含的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和市场诸步骤”。柳卸林认为，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的、设计的、制造及商业的活动。它包括：(1)产品创新;(2)过程创新;(3)扩散。在这里，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是指技术上有变化的产品的商业化。它既可以是完全新的产品，也可以是对现有产品的改进。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自身的努力产生核心技术或突破技术难关，生产制造并向市场推出全新的产品或技术，进而形成品牌的核心，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垄断利润。
“中国制造”在市场上的表现是自主品牌的匮乏，而从根本上讲，是自主核心技术的匮乏。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建立强大的品牌。技术上受制于人，必然在产品上受制于人，也必然在市场上受制于人，拥有专利技术的人，通过专利的许可、授权使用、市场分割等方面的控制，把我们限制在产业链的中间—制造——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附加价值最低。
通过自主创新向两端延伸，积极向研发及销售发展，不要单纯于制造—做世界的加工厂(甚至是血汗工厂)，而要分享研发和销售的利润，研发是产品生命的孕育，制造是产品生命的形式，销售是产品生命的实现。这样才能完善产业结构，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格决定权，提高利润水平，改善我们在国际分工上的位置，同时由于研发及营销的发展，以及研发及营销高附加价值和低能源消耗，从总量上降低了我们单位GDP能源消耗的平均值，提高了劳动或产品的平均附加价值。
如图-5所示，红直线代表改善后的向两端延伸曲线。
总之，通过自主创新向两端延伸，通过节约和提高效率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拓展我们在国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提高附加价值、降低能源消耗，才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制造”存在的问题, 即“中国制造”—主要是加工和组装, 在国际分工上, 我们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附加价值最低;另外, 由于我们生产的是有形产品造成资源的过度耗费, 在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上, 我们处于能源消耗曲线的最高端。本文探讨了利用创新、节约和效率来拓展我们在国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提高附加价值、改善能源消耗的思路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中国制造,国际分工,位置,附加价值
参考文献
[1]赵玉林.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
[3]CCTV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组.中国经济大讲堂.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