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论文

关键词： 儒家 思想

摘要：蒋梦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的现代教育理念对中国教育影响深远。提倡个性主义教育是蒋梦麟教育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亮点。他的个性主义教育以尊重个人为前提，以发展个性为教育的精髓，以增进个人之价值，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为目的;个性主义教育通过学生自主自动的方法实施，通过学生自治的途径养成学生之个性，通过社会施行平民主义保障个人之自由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孔子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孔子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论文 篇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儒家道德思想取舍的研究

摘 要：儒家道德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对于它的功过得失历来众说纷纭，文章力求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反思，以现代人的视野辩证地看待儒家道德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探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标准衡量儒家道德思想哪些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哪些该剔除舍弃的。

关键词：儒家；道德思想 ；现代转化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巴黎宣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2国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1]。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至今还有那么大的魅力，到底他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呢？

一、儒家道德思想几次大的衍变

儒家有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先秦时期，西汉时期，宋理学时期，明心学时期。

春秋末年、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但思想却得到最大的释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有士人都想为诸侯国争霸天下出谋献策，孔子无非是当时最积极的一个。以后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都纷纷登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法”，它们形成了先秦时代儒家一整套完整的学说体系。他们主张自我修养，以达到以仁德为主，辅之以“法”治理天下的治国境界。儒家虽然在先秦形成一整套的治国理念，但在战乱的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特别孔孟的仁治学说并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以后，才真正奠定孔子和儒家崇高的历史地位。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三纲”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纲领，“君权神授”、成为统治阶级专制独裁的理论依据，“天人感应”更是愚弄百姓的玄学。但是，董仲舒改造的儒学迎合了汉武帝统治集团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从此被合理化、制度化，成为封建统治集团御用的工具，于是儒学几乎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到了宋代，宋儒更缜密地构建了儒学完整的思想体系，宋以来学者几乎都承认程朱理学是儒学的集大成，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论”，哲学认知方法的“格物致知”，它们对近现代新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假道学温情脉脉的烟雾弹，使宋以后的统治集团变得更加保守、封闭、禁锢和虚伪。明代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 “求本心”、“致良知”、“知行合一”，虽然提出一些与宋理学针锋相对的理论，但并没有改变腐儒空谈误国的局面。怪不得这些“儒学大师”的思想救不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命运。原因是：空谈的儒学已成为一种愚弄人民的假道学，（明代思想家李贽、王夫之等以及现代的鲁迅都有论及）其结果是：一方面统治阶级荒淫无度，残暴专制；一方面是劳动人民保守愚昧，被欺压被摧残，到了清末，这种社会现状达到了极点。

二、用辩证眼光看儒家道德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无疑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反思儒学，它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反而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先秦的儒家学说不被诸侯国王看好？为什么唐代儒学并不时兴，而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却达到鼎盛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历代的贪官污吏如此之多，儒家道德却起不到应有约束的作用？元、清这么小的国家却可以用铁蹄征服数亿的中国民众？为什么日本占领东三省不费一枪一炮，溥仪甘当傀儡皇帝，一百多万中国人甘当伪军帮日本侵略者效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虽然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坑蒙拐骗偷、贪赃枉法的人何其之多？我的回答是，两千多年的中国，虽然受儒学的影响很深，但是儒学主张内圣外王，在人性恶的方面缺少惩恶的约束力，特别对皇权无能为力，在暴力方面它又过于仁慈懦弱，开国皇帝没有一个儒士。所以儒学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是统治阶级的“敲门砖”，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奴役百姓的御用工具，如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就祭起尊儒的大旗。当下如果将儒学当成救世的灵丹妙药是不现实的，如果将它作为百无一用的垃圾抛弃也是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毕竟它能流传两千多年就说明它有存在的价值）。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关键是态度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我把儒家道德思想归成三类，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作道德修养；一种可以学习并能付诸行动；一种就是糟粕必须摒弃。

第一种情况，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以作为道德修养

孔子、孟子都认为：“仁者爱人。”爱人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很好的治国和人与人交往的理念。儒家认为“忠恕”是实现“仁”的途径。忠恕用孔子的话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但是，历代统治集团把儒家的忠恕思想歪曲了，认为忠就是忠君，不忠就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所以，不管皇帝做得对不对，臣子只能愚忠，虽然有不怕死的大臣敢于苦谏，但关键取决于皇帝要不要接受，历史上忠臣被皇帝冤杀不计其数。既然实现仁治的途径错了，仁治也就谈不上了。虽然儒家极力主张仁治，但是历代统治集团几个会真正实行仁治。因此，孔子仁治的思想也只能算是理想主义的提法。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历来为士人所称道。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我们看到的却是颠倒的次序，“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从来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孟子崇高的理想历来都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真正的兑现。如果按照当下理念，孟子的提法也要修正，应该是社稷为贵，它是承载君与民的载体，没有国家哪有君民的存在，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历来摆在我国品德教育的首位。有人也许会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就是对皇权的约束，因为皇帝做不好，老天就会降罪，用天灾人祸警示皇帝。这种天真的想法难不倒“聪明”的皇帝，他会向天下人昭示这是神怪作孽，或奸臣作乱，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得一干二净。所以，“皇权至上”、“君贵一切”才是封建社会真实的写照。因此，我也将孟子的民本思想归入理想主义的范畴。

孟子还提出“舍生取义”的观点，这一点对我们国民来说非常重要，现代人见利忘义的事例太多了，历朝历代那些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大义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例如，鸦片战争期间，封疆大吏——琦善、奕山等人，主降求和，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利益；甲午中日战争，平壤守将叶志超、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旅顺守将龚照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民族大义而不顾，有这样的无耻的将领带兵，甲午战争全面溃败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抗日战争时期，像溥仪、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也是一批为人所不齿的民族败类。当下要对中国将领和士兵必须加强“舍生取义”的教育，抗美援朝志愿军小米加步枪打败美韩联军的飞机大炮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因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但和平时代对“舍生取义”应该要有新的理解，如何理解社会上见义勇为的现象，这是值得探索的课题。如取义一定要舍生吗？取义与珍惜生命该如何取舍？这些都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中小学生守则》最近将“见义勇为”修改成“会自护懂求救”。因此，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孟子提倡的舍生取义。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并教诲颜渊“非礼”不能耳闻目染、口传身授。当今信息传播处于非常发达便捷的时代，孔夫子的这些教诲虽然很对，但显然不合时宜。如果勿言勿动做得到，那么勿视勿听也不可能做到。我觉得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更切合实际，提高内心对善恶的分辨能力才是对待现代信息传播的有效教育方法。因此，我也将孔子的“四非”归入理想主义的教育范畴。

第二种情况，可以学习并能付诸行动

不管是孔孟，还是荀子、朱子，他们提倡的道德行为可以说多数是好的，而且大家都做得到的。孔子是一个道德家，他提倡道德行为大都是他亲历亲为的言行记录，我下面着重以孔子为例归纳5种观念现代人可以做到的。

（一）立本观。《论语·学而篇第一》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强调对父母孝顺、敬爱兄长是仁爱的根本，也是为人的根本。我觉得现代道德教育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提倡。但现代对孝悌的理解应该与时俱进，如父母死要筑庐守灵三年，“父母在，不远游”的旧礼节是不切合时代的。等等。

（二）道德观。孔子的忠恕思想是道德教育的核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出自《论语·学而》）这里讲的“忠”是指人与人交往要讲究诚信，具体体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一句被写进《法国人权宣言》[2]和《世界人类义务宣言》[3]。它们是儒家为人处世的道德水准，具体揭示和阐释“忠恕”思想的内涵和行为准则。孔子教育弟子子贡要用一生做这件事，可见难度之大。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当今坑蒙拐骗成为荼毒社会的怪现象，所以现代人应将它们作为道德标准加以实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提倡已得到现代人类的理解和重视。

（三）交友观。在《季氏篇第十六》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认为与正直的人交朋友，和诚实的人交朋友，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受益了。与逢迎谄媚的人交朋友，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和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他老人家的教诲对我们是有启示作用，他教会我们如何去辨别、选择朋友。在《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老人家教诲我们在交友中如何受益。这些箴言历来被人们所珍惜。

（四）财富观。有的人也许认为孔子是君子恐怕不爱财。其实孔子也不回避功利，在《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认为，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拿着鞭子做市场的门卫，我也去干。”孔子财富观是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跟我们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观是相符的，它对社会上哪些靠坑蒙拐骗、权力寻租的逐利者是一剂良药。

（五）为政观。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在《为政篇第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用道德来治理政事，百姓就会拥护他。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认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顺服了；否则，反之。孔子的治国理念和选拔任用人才的观点对现在还有借鉴意义。

孔子主张为官者要具备良好的品德。《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孔子说认为要施仁政为官者要具备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的良好品德，孔子树立为官的人格标准是现代为官者的一面镜子。

在《子路篇第十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为官要以身作则，才能令行禁止，这种深刻的见解对现代为官者照样有极其重要的鞭策作用。

第三种与时代不合拍，应该扬弃的思想

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还没有真正把人等级化，到了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以及“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彻底将人与人等级化，它为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至于“五常”（仁、义、礼、智、信），我们现在也要重新定位。孔子的仁是与礼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说明孔子的“仁”与现代人的仁爱思想是有区别，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恢复的是周礼，包括宫廷的祭祀和君臣之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繁文缛节，有些礼节，在现在看来是非常荒唐迂腐、不可能做到的。（如父母死，要筑庐守灵三年，若是当官的要三年丁忧；父母在，不远游；男女授受不亲。宋代司马光著《家范》，家庭内男女之间接近都有严格的约束。）所以对“礼”的理解我们现在可以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0个字来实行，具体到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扩充内容，对于那些迂腐、过时的繁文缛节必须坚决摒除。

还有义与信出发点是好的，但统治阶级处于利己的需要，把它与“忠”连在一起，如忠义（《水浒传》的梁山伯好汉就是因为讲忠义后被朝廷招安）、忠信（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就是因为太讲忠信，后被朝廷十二道金牌追回，被奸臣秦桧谋杀。）歪曲了儒家原意，所以必须认真甄别，有选择的继承。

宋儒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成为宋以来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理论依据，更是将儒学推向伪道学的邪路。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的观点，但先秦另一位儒家代表荀子却提出“性本恶”的相对观点，我认为人之初，人性没有善与恶之分，之所以后来有善恶之分是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后产生的结果。“养不教，父之过。”（第五章）让教不好子女的罪过归于父亲，也是不合理的。孩子的教育，不但是家庭的教育，而且包括学校和社会的教育。现在许多孩子早恋和犯罪，与网络和媒体的一些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三字经》“孝经通，四书熟。”（第三十四章）其实《孝经》里的一些理念与当代是格格不入的。

《孝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这种保守、禁锢的理念，使整个封建王朝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特别清代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封建社会不断走向腐朽，跟统治阶级一直宣传愚忠很有关系，如忠义、忠信、忠孝等，臣民什么都要忠于皇帝，唯独皇帝不受监督，形成皇帝的专制独裁，历代忠臣被冤杀，虽有奸臣诬陷，但主要责任在皇帝本人，如岳飞被杀。皇帝将社稷作为自己的私产，“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甲午战争之前，“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4]恰恰相反，“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5]据王道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描述慈禧六十大寿庆典，“前线的将士们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紫禁城里却忙于为慈禧太后祝寿，歌舞升平。特别是初九、初十、十一三天，‘听戏三日、诸事延搁’。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领导一场胜利的战争。据户部奏称，这次万寿庆典，各衙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五钱六分二厘三毫。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给前线的两次筹款却只有二百五十万两。”[6]

先秦的儒家思想最开放，不受权力的污染，充满人性的光辉；汉代儒学虽然地位最高，但这时的儒学已沦为统治集团御用工具；宋代程朱理学虽被称为儒学的集大成，但并没有跳出儒学的窠臼，没有明显的思想创新，于世无补；明代的心学表面上与理学唱反调，实际同源同流，并没有思想突破，只是做些方法论的探究。儒家思想作为社会进程的主流思想，维护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但最后也成了阻挡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封建社会能存在两千多年，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也证明它存在的价值，特别它强调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对维护社会秩序是起到巨大的教化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吸取儒家哪些道德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载体，它融合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是新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儒家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哪些可以与核心价值观相承接呢？

核心价值观主要从国家、社会和公民等三方面来要求。

国家层面，先论富强民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在他的《牵牛章》（齐桓晋文之事章）里就为我们描绘当时富足社会的美妙图景：“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当然，现在的富强标准已不一样，但也可以作为借鉴。比如社会文明安定，生活康乐富足，老有所养，教育普及等愿景跟现在是一致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主，是舶来品，“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民主的革命口号的延续，中国社会主义就经历了新民主主义运动。因为它是外来的思想，要真正融入中国百姓的灵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受君主专制的统治，民主意识淡薄。儒家虽然也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主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但他们是站在统治集团的角度为民说话，目的是“保民而王”，与现代的民主政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主政治，公民必须拥有人权，必须有选举权、参政权和监督权等。宋明理学虽然对皇权专制有过批判，他们认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孟子集注·万章上》）但朱熹的提倡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的响应，“家天下”照常是宋元明清王朝的统治理念。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国家文明、和谐，历来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价值理念，它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为“礼”，礼在《四书》《五经》包括《孝经》都有体现，连启蒙读物《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幼儿琼林》《增广贤文》等启蒙教材都很完备。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令世界瞩目、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出享誉世界、绚丽多彩的精神文明。在古代中国，“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社会到家庭，从宫廷到民间，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敬老爱幼等，无不体现着礼仪；但儒家提倡的“礼”跟现代的文明礼仪还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提倡现代文明礼仪，目的就是使社会健康和谐。所以，对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之礼应该摒弃，对有利于现代文明建设的礼仪礼节，我们必须继承并发扬光大。

社会层面。自由平等思想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被首次提出，后来风靡全世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又增添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丰富的内涵。自由的定义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历来与儒家的等级观念，与帝王的专制独裁是格格不入，为官受君权制的约束，官宦言行没有自由，为人妻和子受夫权、父权的约束，妻子、子女言行没有自由，所以自由平等在封建社会是得不到提倡的。《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的婚姻，《牡丹亭》柳梦梅与杜丽娘的婚姻，《红楼梦》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婚姻都没有自由可言。当然，自由的内容不单纯是婚姻，还有其它人身的自由。现在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儒家虽然也提倡“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礼不下（卑）庶人，刑不上（尊）大夫”（《礼记·曲礼》）的做法，但在具体的操作中，百姓根本没有自由平等可言，就是皇帝对大臣的处罚也没有平等可言。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学派文学家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虽也警醒“官不扰民”，让百姓更多自由的空间，但离现代自由平等的理念还相差甚远。公正、法治，孔子虽然对法治没有什么阐述，但是他在鲁国当大司寇行摄相事时，曾“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鲁国形成“涂不拾遗”良好民风[7]。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他不但继承了孔孟的修德学说和仁义的治国理念，而且将法治结合仁治形成新儒家学说。他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弟子，如韩非子、李斯、蒙恬、张苍。荀子说：“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王制》）荀子虽然提出公正、法治的主张，但是缺少一套制度的监管，根本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全凭执法者的良心来处置，酿成百姓怨声载道：“衙门八字开，没钱别进来”贪赃枉法的司法腐败局面。现在的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儒家的提倡是一致的，但要从古人中吸取教训，没有充分而严格监管的法律制度收效甚微。

公民层面。爱国、敬业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儒家文化崛起于乱世，所以对国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还主张文人学士要积极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是历代士人的座右铭。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儒家文化还主张救世，像孔子、孟子，他们一生都在积极投身于济世救民的事业上，游说各国国君，希望他们能够实行他们仁政的主张，而后代也有很多士人秉持这一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已道出儒家的人生理想，非寄于一己之身性的安稳与圆满，而在于天下的治平，即济世安民。孟子的“舍生取义”、岳飞的“精忠报国”、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都是爱国主义的思想精髓。孔子认为：“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宋朝大儒朱熹也说，“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至于诚信、友善更是儒家极力提倡的为人之道。儒家将诚信列于五常之一，可见儒家对道德中的诚信是很重视的。孔子说：“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曾子杀猪”的故事，古人说的“一言九鼎”、“一字千钧”、“一言为定”、“金口玉言”都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当下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坑蒙拐骗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这也印证儒家提倡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荀子认为：“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说：“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从现在看，讲诚信我们不如古人，要向古人学习。

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救世良药，就像有人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8]；（林駧（dòng ）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也不能把它看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封建社会灭亡、中国落后都归罪于儒家文化。一种思想、学说都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一成不变，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封建社会之所以灭亡，本身其制度的缺陷，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现代文明如何从儒家文明中吸取营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值得我们认真去筛选。我觉得对待儒家思想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就像毛泽东讲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参考文献：

[1]百科百度.《孔子学院》，http：//baike.baidu.com.

[2]百度百科.《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http：//baike.baidu.com.

[3]百度百科.《世界人类义务宣言·人道的基本原则（第四条）》，http：//baike.baidu.com.

[4][6]王道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M].北京：清史研究，1994.4：52-54.

[5]百度百科.《甲午中日战争》，http：//baike.baidu.com.

{7]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国时代出版社，2001.11：258.

[8]百科百度.半部《论语》治天下，http：//baike.baidu.com.

（责任编辑：尹俐）

Key words： Confucianism； moral thought； modern transformation

作者：吴绵绵

孔子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论文 篇2：

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成人教育的启示

摘要：蒋梦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的现代教育理念对中国教育影响深远。提倡个性主义教育是蒋梦麟教育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亮点。他的个性主义教育以尊重个人为前提，以发展个性为教育的精髓，以增进个人之价值，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为目的;个性主义教育通过学生自主自动的方法实施，通过学生自治的途径养成学生之个性，通过社会施行平民主义保障个人之自由发展。其个性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成人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蒋梦麟;成人教育;个性主义;个性主义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赵小军，男，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一、蒋梦麟及其个性主义教育观的形成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蒋村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1908年，他自费赴美留学，于加州大学学习教育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继续研究教育学和哲学。这段留学经历促成了日后蒋梦麟现代教育理念的形成。归国后，蒋梦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与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创办《新教育》杂志，传播西方教育思想。在这期间，蒋梦麟陆续撰文阐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教育主张，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教育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个性主义教育观。1930-1945年，蒋梦麟在任北大校长期间，积极践行个性主义教育观，为北大成为国内外著名学府做出了极大贡献。

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环境，是蒋梦麟形成个性主义教育观的一个重要因素。乡间生活的宁静给年幼的蒋梦麟带来无限快乐，在大自然中，孩童的个性得以释放，本性得到发展，为他日后强调学生个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留学美国学习教育学，特别是师从杜威的经历，也对蒋梦麟现代主义教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民主主义教育的先驱，他强调教育应尊重儿童的天性，注重儿童个性的养成。（3）当时中国的现状，则对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观形成影响最大。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但封建残余势力仍很强大。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反映在教育上就是重视群体而忽视个体，束缚了个人的身心发展。蒋梦麟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就要强调个人主义，故他创办《新教育》的目的就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个人主义的实现从教育理念说就是充分挖掘和展示学生的个性，即施行个性主义教育。[1]

二、蒋梦麟的个性主义教育观

（一）个性主义教育的前提——尊重个人

欧洲的文明来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是非常尊重个人的。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进一步指出，人既为万物的尺度，则人的第一责任就要尊重个人。正因为有尊重个人为前提的个人主义教育，才有古希腊文明的繁荣。蒋蒋梦麟认为，我是一个特殊的个人，你是一个特殊的个人，他也是一个特殊的个人，因为尊重个人的价值，所以，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我和你都尊重他，同时，他也反过来尊重你和我。你、我、他都相互尊重，且又都自我尊重，各尽所能来发展自己的“至大至刚”的天性，个人的天性越发展，则他的价值就越高，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越高，则文明的进步就越快。就像他所言：“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2]

蒋梦麟所赞成的个人主义，是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压制的个人，应享有自由和平等。但蒋反对老庄学说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认为它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它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他还认为，个人有个人的价值，我们不可损害它。国家和社会要保障个人的平等和自由，而个人对于国家也有维持的责任;国家社会对于个人，有保障的义务，个人的行为如果有违犯国家、社会的，那么，法律就要惩罚他。可见蒋梦麟在倡导个人主义教育时，所强调的尊重个人是有一定的原则的，即以不触犯他人、国家、社会的利益为界线。

（二）个性主义教育的目的——增进个人价值，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

蒋梦麟主张，个性主义教育的目的乃增进个人价值，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蒋梦麟指出，现代中国教育可能有种种问题，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做人之道”，就是怎样通过教育增进人类之价值。而个人的天性越发展，则他的价值越高，可见蒋梦麟认为，通过个性的发展能增进个人价值，最终“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3]蒋梦麟一再强调，现代社会就是要培养人们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和尊重，这便要求施行个性主义教育。

个人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个人人格。蒋梦麟指出：“所谓人格，就是本人固有之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其蕴也如白玉，其发也如春日，而此特性，此精神，就是所谓的人格。”以这样的目的的教育，就是所谓的人格教育，即发展个性尊重个人的教育。而个性主义的教育不止要养成个人人格，还要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这一目的反映在教育宗旨上就是：（1）将所有学生培养成活泼泼的个人，不应该使他成为一个曲背近视眼的人。（2）将学生培养成能改良社会的人。（3）将学生培养成能生产的人。蒋梦麟个性主义教育的目的，立足于增进个人价值，尊重、认识学生个人价值，培养健全人格，一切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个性为本。

（三）个性主义教育的精髓——发展个性

怎样才能增进个人的价值呢？蒋梦麟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即通过发展个性的教育才能增进个人的价值。从孔子的因材施教、孟子的性善论，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卢棱、蒙台棱利和杜威，莫不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为教育的原则。如果没有发展个性的教育，个人的价值就不能增进。由于每个人的先天秉性的特殊及差异，教育就要根据每个人的特性而发展之，并进而达到极点。我能思考，则尽我所能来发展我的思考力而达到极点;我身体能发育，则尽我所能来发展我的体力以达到极点;我喜爱美术，则尽我所能来培养我的美感以达到极点。“各个人秉赋之分量有不同，而欲因其分量之多少而至其极而同”，这也是孔子和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止于至善”。 [4]

在北大期间，蒋梦麟也一贯主张发展学生个性。1920 年，他在《北京大学开学演说词》中说：“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抱个性主义。我常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虽然也讲个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讲起个人总是联说到家族和社会上去，所以，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社会与个人同时并重。”

（四）个性主义教育的方法——强调自动，养成自治

蒋梦麟认为，个性主义教育实施的方法是学生自动，重要途径是学生自治，通过养成自治发展个性主义。他说：“好的生活是自动的，他人带动的不是好的生活，学生自治是自动的一个发展。”何为自动的人才？他是这样解释的：“具有远大的眼光，进取的精神。事事改良，著著求进步。人未能敢行者，我独能行之，人未能及知者，吾独察先机而知之。此所谓自动的人才也。”养成活泼自动之人，就是要：（1）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凡事须进一步想，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以是而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此种青年愈多，则社会进化愈速。（2）养成健全之人格。体育、美育，二者并进，健全之个人乃成。（3）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正如蒋梦麟所说：“以糊涂之头脑解析中国之问题，未有不错乱纷杂者。如欲以教育方法解决中国之问题，当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欲达此目的，事事当以‘何以如此’为前提。”[5]

学生自治是自动的一个发展，蒋梦麟一贯主张学生自治，从前严厉的办学是“治而不自”，杜威的新教育理念讲“自而不治”，任何偏颇都是不好的，合理的最好的结局是二者的结合，在团体生活中养成学生个性。后来在谈到学生自治时，他强调三个要点：（1）养成学生自治的精神。在学校里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学风”。（2）培养学生自治的责任。（3）处理好学生自治团体与其他团体的问题。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也鼓励学生自治。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的学生们对于通过游行示威能够迫使政府让步越来越有兴趣，他们与政府、学校、老师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蒋梦麟不惮辞费，谆谆告诫青年学生，要弄清自己的真正职责与奋斗目标之所在，学生自治的方向应用在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6]

（五）个性主义教育的保障——施行平民主义

蒋梦麟认为，个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保障即施行平民主义。蒋梦麟一直很崇尚个人主义，从教育理念上说，个人主义的实现就是他的个性主义教育观。而个人主义是为了使个人享有自由平等之机会，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在西方，个人主义又称平民主义，即个人有个人之价值，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为此，他提出一系列推进平民主义教育的方案：（1）在教育行政方面，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步，随时随人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经济之能力;（2）在学校教育方面，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重美感教育体育教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等。究其实质，蒋梦麟提出的平民主义（民主主义）即个性主义，二者名异而实同，平民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即保障个人之说。

三、蒋梦麟的个性主义教育思想对成人教育的启示

（一）成人教育者要树立“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教学理念

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只有了解和认识成人，才能更好地发展成人教育，尤其是组织好成人教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成人教育在教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一些成人教育工作者在进行和组织成人教学的实践工作中，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和认识成人及其需求，盲目教学，甚至漠视或无视成人学员对教学的诉求，依然用普通教育的观念或者传统教育的方式来进行成人教育。成人学习者大部分都是社会在职人员，他们具有成熟的心理和丰富的工作生活经验，所以，在教学中要充分考虑成人的诉求，从成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互动中教，在交流中学，尊重成人的人格，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切实提高成人教育教学质量。

（二）成人学习者要养成“学成以报社会”的高尚情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继续学习的必要性，成人教育的独特作用也越来越凸显。然而，在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人都信奉一切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蒋梦麟先生认为，个性主义教育的目标就是“增进个人价值，养成进化社会之人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中，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的成人如果没有“学成以报社会”的情操，没有“进化社会”的人格，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把德育放在和知识技能教育同等的位置，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

（三）成人学习者要掌握“自主学习”的学习方法

成人自主学习，可以理解为是由成人自己决定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强度、学习结果评价的学习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是成人能够指导、控制、调节自己学习行为的能力与习惯。成人自主学习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和创新性等特征。自主学习既适合成人的年龄、文化、职业和所处环境各有差异的特点，也适合成人学校课堂教学时间少，教学内容针对性、适用性和综合性强的特点。成人自主学习的推行和实施，不仅有利于发挥成人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充分调动成人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利于成人教学质量的提高。成人自主学习的任务是成人学习者自己选定的，成人学习者有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和能力水平制定恰当合理的学习目标的权利。成人自主学习提倡成人学习者有学习的主动权与自决权，也提倡成人学习者对学习结果的自我评价。成人学习者对学习结果的反思，可以明确学习过程中的经验与失误，并可以给以后的学习以指导。

（四）成人教育要真正实行“对一切成人之教育”

成人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体系转变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其对象多为已踏入社会、走上生产、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或曾经参加过工作的人，其社会构成更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一切成人，不分民族、年龄、家庭出身、性别、职业、党派、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条件和身体状况等，都有机会参加各级各类成人学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成人教育对象领域的开放性，面向的是一切成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成人教育的对象只是局限普通人群中，一些特殊群体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边远农村妇女的教育，老年人的“临终教育”，农民工教育，生命关怀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成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成人教育要真正实行“对一切成人之教育”。

参考文献：

[1]马勇.蒋梦麟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65.

[2]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25.

[3]肖庆华.论蒋梦麟的个人主义教育观[J].当代教育论坛，2003（11）：116.

[4]付八军，冯晓玲.评析蒋梦麟个人本位的教育价值观[J].浙江教育学院，2007（3）：14.

[5]熊春文.过渡时代的思想与教育——蒋梦麟早期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2）：59.

[6]曲士倍.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5.

作者：赵小军

孔子教育方法的现代启示论文 篇3：

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

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体系和实践在我国近现代德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德育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含了爱国教育、人格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多方面，其德育实践方法更是独树一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深入分析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张伯苓 德育思想 现实意义

张伯苓是近代著名的大教育家，毕生主张“教育救国”，重视教育对人的熏陶和培养，倡导用道德教育的力量，去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束缚。此外，他还致力于研究青少年道德观念的形成规律，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导向，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1]，“德育为万事之本”[2]。可以看出，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值得探索及借鉴。

一、道德教育的目标：培养具有爱国精神和“现代能力”的人才

张伯苓开创道德教育的起点在于其发掘了造成当时国力衰弱的五大垢病：愚、弱、贫、散、私。他深刻地感觉到国家缺少奋发向上的有志人才，因此他提倡教育救国，用教育矫正这五种垢病，并培养爱国救国的人才。正是基于这种爱国救国、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张伯苓在创校时就提出“允公允能”，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张伯苓之所以看重“公”，是因为在他眼中，自私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国人私心太重，没有国家观念和集体观念;自私还会破坏一切，使人泯灭良心，抛弃人格。因此，他认为教育的当务之急便是要教会国人具有“为公”的精神，学会团结合作，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

从张伯苓迫切改造国民性的需求中，可以看出他主张的道德教育目标便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3]。既要使学生具有为公弃私、爱国爱群的精神，又要使学生具有现代能力、实用知识，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

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1.坚持不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大多在忧患中成长，爱国是他们教育思想中的共有特征。张伯苓也毫无例外地把爱国教育置于德育的核心地位，把爱国看作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他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2]张伯苓总结出许多颇有见地的有关爱国教育的见解。首先，他强调爱国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爱国教育是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基础。他提出用爱国心来维系中华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爱国心不仅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出了具体的价值标准，而且对提升新一代青年的道德水平都具有积极意义。其次，他强调应该摒弃狭隘的爱国主义，对于不同的爱国行为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张伯苓认为美国人无论事情的善恶，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都去爱的行为是错误的，教育人们既要爱国，也应有判断力，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改造国家。最后，他强调爱国不能“独善其身”，要广泛地动员其他力量，要在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爱国力量，并与爱国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救国的愿望。张伯苓认为真正的爱国者要像火把一样，燃烧了自己后还要去燃烧他人，用自己的爱国精神感染他人，扩大团结的范围。有了爱国精神后，还要与个人的爱国能力结合起来，因为“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4]，爱国不能只是一句空口号，更不能只是一时的激情，有了爱国之心，还要借助爱国之力，才能真正去救国于危难中。

2.重视人格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养成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全面发展的最佳时期。张伯苓认为，在这个时期，智育虽然重要，但熏陶人格才是根本。人格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学生早期的思想品德及行为习惯的培养上，至于人格教育的内容，张伯苓着重强调了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这五个方面。在人格教育的过程中，张伯苓注重感化，尊重学生，根据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对他们因势利导。

在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上，张伯苓重视节俭教育，他深知南开的学生众多，纨绔子弟自然不少，如果任他们挥霍无度，骄奢成性，必然会腐蚀其道德品质。因此，张伯苓在制定校规时，规定“衣履服饰不得奢华，如华丽履服及金戒指等均须摘除”[5]，并实行学生开支记账制度，要求学生每星期至少给家里写信一次，向家长汇报在校开支情况，联合家长的力量，共同监督学生养成节俭的习惯。张伯苓同样重视青春期教育，包含性知识、恋爱婚姻、同龄人交友等。他认为对于学生的青春期教育是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应当对学生加以引导。张伯苓在全校开设生理卫生课，请医学专家及海军卫校的教师来讲解，并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珍惜宝贵的青春时光。从人格及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可以看出张伯苓的道德教育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均衡发展，注重个体与群体的协调，是对封建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3.坚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张伯苓德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吸取了先进的国外教育，但是他还是非常重视利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AS去教育学生。他折服于孔子“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信仰基督耶稣的博爱观念，因此他常把《论语》和《圣经》带在身边。他对传统美德教育有着深刻的见解，但并没有盲目地崇拜传统道德，对陈旧迂腐的道德观念是加以摒弃的。他经常根据不同的环境、社会现象，对《论语》、《大学》、《中庸》等书中的语句进行新的诠释去教育学生，因此，张伯苓是把传统美德加以利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把它与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独立的道德观有效地结合起来，提出适应新时代的道德准则。正如他在演讲时所说：“今因与社会进步上着想，吾当另立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1]

三、道德教育的践行方法

1.创立修身班、开设修身课

修身课是张伯苓在主持南开学校时的独创，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德育方法。每到周三，张伯苓把全校师生召集到礼堂，亲自为他们演讲修身，他的演讲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大事、亲身经历和海阔天空式的漫谈，从演讲中教会学生各种做人处世之理。在修身班上，张伯苓还经常运用形象的教学办法，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下，主动了解并接受道德教育。为了让学生了解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他在课堂上把一个学生叫上讲台，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他又拿出一把筷子让学生折，学生无论费多大力气也折不断。在这种形象生动的演示中，同学们便深刻地理解了“分则易折，合则难催”的道理。

2.采用“学行合一”的方法

张伯苓认为，好的教育应该不仅“教学生学”，还要“教学生行”。现在社会变迁很大，而多流于偏废，只重物质，不重道德，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4]。所谓“行”便是“行做人之道”，即使行不比学更重要，也应“学行并重”，只有“学行并重”才能避免畸形发展。教师除了传播知识，还要以身作则，用精神感动广大学生。号召教师要从谈吐、衣着、外表、人品等各个方面都要成为学生的表率，要求学生必须要做到的，教师要先做到。在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时，张伯苓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去感染学生，其“语甚殷切，几如剖肝以示;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5]。他认为对学生进行人格感化，比在课堂讲述数以万计的大道理都要有效。

3.注重校风文明建设，为道德教育创建良好环境

校风是一个学校精神风貌最全面的体现，具有强有力的心理制约功效，不仅影响着学生的个体意识，对学生的行为方式、人格塑造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张伯苓极为看重校风建设，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让学生养成优秀的道德品质，必须把他们置身于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之中。因此，张伯苓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大力发展校园文明教育活动，积极推行体育活动，如进行爱国演讲，创办话剧社，举办体育比赛等，让学生们沉浸于一种严肃活泼、团结合作的校园氛围中，从而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张伯苓德育思想对现代德育工作的启示

1.坚持“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张伯苓认为教育不仅是一种文化知识的传播，更是一种对个体意识的重新塑造。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最大的顽疾就是“私”，因此他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放在了教育的首要位置。张伯苓“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思想，针对当今德育工作收效甚微的现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共十八大首次明确把“以德树人”确立为当今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再次证明了德育的重要性，明确了今后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当今国内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统领着各种意识形态，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但是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德育工作却经常遭遇尴尬，雷声大，雨点小，各种形式性的口号层出不穷。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要想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就要切实提高全民族的基本道德素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尤其是我国正处在巨大的变革转型时期，人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规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正面临着道德观念重塑的重要时期，德育工作不受重视或是德育工作实效性不足，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伯苓的“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对于当今提高全民族道德素养、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2.坚持爱国教育始终是道德教育的核心

张伯苓亲身经历过甲午战争惨败之痛，加之当时的南开学校与日军营相邻，导致南开的师生每天都要极力忍耐日军的骚扰，因此他的爱国教育思想比一般的教育家更为鲜明强烈。他利用各种方式，随时随地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在修身班进行演讲、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调查、利用纪念节日开展爱国活动、编写具有爱国内容的话剧、出版爱国教材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都证明张伯苓始终坚持把爱国教育置于德育的首位。纵观当今的学校德育工作，对师生的爱国教育形式大于实践。从国内环境看，虽然中国早已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傲人成绩，人民安居乐业，但要实现“中国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刻也不能放松爱国教育。从国际形势看，中国与国际密切接轨，使西方很多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对青少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于西方一些扭曲中国的信息，不少青少年会产生困惑，因此，学校的德育工作更要加强爱国教育，让青少年能够深刻了解祖国的沧桑过往，正确认识国情，不断地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去拼搏。

3.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学行合一”，突出德育的实践性

张伯苓主张教师不仅要“教学生学”，还要“教学生行”，即使学生在学习知识方面十全十美，但在行为道德上有一丝一毫的不注意，也不能被称作是一个“完人”。无论是在课堂上、校园活动里、社会实践中，张伯苓都积极地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鼓励学生去深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获得丰富的道德认知和行为经验。张伯苓这一道德教育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完全性格”和“现代能力”的优秀人才。而现代教育者在进行德育教学时，往往只注重在课堂上灌输给学生大量的道德知识，忽视了学生的道德实践，这种重课堂教育、轻社会实践的方式往往使德育脱离了实际生活，斩断了道德与生活的联系，造成了学生知行不一、面对现实的道德问题难以适应。德育过程是被教育者与教育者在情感、认知、思想等方面主动交流、亲密互动的过程，依靠被动地灌输道德知识，没有被教育者的情感体验，很难让被教育者感同身受。张伯苓“学行合一”的德育方式启发了现代教育者不仅要重视德育课程的设计，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而且要鼓励学生多走出课堂，进行道德实践，在实践中养成优秀的道德品质。因此，学校的德育工作要形成“课堂传授—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只有重视实践的作用，才能培养出具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操、现代能力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文俊，杨珣，郑致光，等.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2] 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 李宗建，魏强.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2）.

[4]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张欣（1988-），女，安徽蚌埠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陈滔娜（1971-），女，江苏南京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杨 子】

作者：张欣 陈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