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论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标识码

资本证券化与大众资本的出现，使市场经济继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后进入第三时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时代，由此形成当代经济的纷纭万象，经济危机通过虚拟经济体系而获得新的形态——由金融危机扩张至整个经济系统。这是当代市场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是解开其发生机制的理论钥匙。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论文篇1：

在差异中走向社会丰义：对“第九届国外马克思丰义论坛”的透视与反思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当代仍然是资本主义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资本主义在调适中依然展现着生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被无限期地拖后，甚至没有发生的可能，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无望的幻影。在这种情势下，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是否还有意义？2014年11月1 2日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并对其给予肯定的回答。参加论坛的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关系的争论，马克思与伦理道德关系的澄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当代形式的分析，以及对革命主体、革命方法的找寻等。虽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观点存在着差异，甚至分歧，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即走向社会主义。

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

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1.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英国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探索，乔瑞金教授从总体上对其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英国新左派身处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中，与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的预设在物质条件上更为接近，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英国新左派的理论探索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众多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张亮教授认为斯图亚特·霍尔是最重要的思想家，指出他的一生都处于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和对社会主义的探求中。霍尔在资本主义社会深处不断地寻找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对工人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确信，文化研究时期对英国大众革命潜能的激发，葛兰西转向时期对国家与社会的关注，去世前对种族身份问题的探寻。霍尔一生都在探求社会主义的可能，不过霍尔一再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他与会学者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霍加特、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雷蒙·威廉斯，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大卫·哈维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学者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维视角、主题的时代转换和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变的方向。

2.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学者的政治哲学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蓝江教授分析了主体观念在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嬗变过程，尤其强调巴迪欧对历史主体的设定。巴迪欧（1）否定了主体的普遍性，认为主体是稀缺的；（2）否定主体的预先既定性，认为主体在历史变革中产生；（3）否定主体的恒在性，认为主体是“非在”，只有在断裂点上主体才显现。后马克思主义者朗西埃的“哑然的主体”亦是一种呈现于断裂点上的后事件主体。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体问题的思考是尝试寻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被消解之后的可能的革命主体。

其实，主体问题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张羽佳副研究员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逻辑中存在着大写的历史、大写的政治和大写的革命主体。然而，在资本主义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大写的历史与大写的政治变成了小写的历史与小写的政治，大写的主体也变成了小写的主体，甚至是不称其为主体的主体。所以，对主体的建构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面对的问题。

其他与会学者探讨了朗西埃的生命政治哲学、安德烈·高兹的以“多元活动”解放设想、鲍德里亚的空间哲学、勒赛克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等。总体而言，与会学者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代表性人物思想的研究，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学者之间没有理论交集，未形成思想交锋。

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研究。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与会学者的研究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权力研究、幸福观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研究、人的生存逻辑研究等等。也有学者将研究目标投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对“稀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陈学明教授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批评的焦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衰落，进一步又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倾向。

在理论方面，学者还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做了探讨；在人物思想方面，学者对内格里、阿甘本、齐泽克、拉克劳、科恩、詹姆逊等人思想做了阐释。

二、中东欧地区关于社会主义的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刻解读和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正是基于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本次论坛的主题。

1.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总体认识和评价。李宝文副教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做了详细的阐释，指出（l）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对“在场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并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解释力；（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度文化特征；（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国际理论视野，并不断寻求理论超越。他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价值，郇庆治教授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指出，自东欧国家转型之后，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逐渐衰微乃至毫无影响，左翼团体在东欧国家的处境非常艰难。从东欧国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影响处于一个越来越衰弱的过程，而不是我们所解读出的其影响越来越大。

2.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研究及其著作的出版。阿格妮丝·赫勒是至今健在并仍然活跃于国际理论界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本次论坛中，赫勒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解放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等。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是又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之间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发展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二是科西克是否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学者们认为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具有一致性。在对第二个问题的辩论中，学者对存在、存在学、存在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做了辨析，否定了科西克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摆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西方哲学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与会学者还对弗兰尼茨基、马尔科维奇、赫格居什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翻译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预计2015年2月至7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译著40本和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20本将陆续出版。参与该系列译著翻译工作的与会学者，对自己相应的译著做了述评，以飨学者。

3.对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探讨。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法。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的拓展显然已经成为必要。对此，与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黄小寒教授认为研究应该以史为鉴，文史哲不分家；隽鸿飞教授强调研究的多重视域融合和多学科视角的切人；曲跃厚教授和李元同把研究方法归结为“结合”，即整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逻辑研究结合、中西苏比较研究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

衣俊卿教授基于自己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30年的关注与研究，提出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史研究范式。他认为，通过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史研究可以深入到东欧民族最鲜活的记忆中，寻找思想和现实最深层的联系，进而验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精神史的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把握理论与时代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角转换问题上，有学者纷纷提出了政治学研究视角、宗教文化视角和文学研究视角等。

三、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学批判

社会主义是这次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关注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就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此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1.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陈学明教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认为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会触动西方社会根基。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再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建立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之上的。

对此，张亮教授、郇庆治教授、张劲松副教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尤其张亮教授指出，陈学明教授的思路与习近平同志关于重读《资本论》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点的主张相一致。

尹树广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有其合理性，而且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中国会遇到权力对经济和资本的控制问题。莫雷副教授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仍有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如齐泽克，他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乔瑞金教授认为，何种批判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怎样的以及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如何。

2.马克思、社会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争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观点的回应。

陈学明教授就马克思与伦理学的关系做出了三点说明：第一，马克思有伦理思想不等于马克思有系统的伦理学，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伦理学。第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是建立在经济必然性之上的，而非伦理必然性之上的。第三，谈马克思的人类思想、道德思想的时候不要把伦理道德的普世原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提并论。

与陈学明教授的观点相对，王南浞教授从自己的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出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之外还应该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以限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范围。从马克思对剥削概念的使用，王南浞教授强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一个道德规范原则。伦理道德不是一个必然性问题，而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针对陈学明教授和王南浞教授的上述争论，张亮教授做了两个区分。第一个是区分了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传统。一种传统是马克思、恩格斯锻造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与规律、自然科学结合才是科学的，才能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另一种传统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主要存在于英语世界国家，即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第二个是区分了伦理道德问题提出的两个历史背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伦理道德处于革命必然爆发的背景下，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问题；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伦理道德问题则在革命被无限期推后的背景下凸显了出来。基于这两个区分，张亮教授认为马克思思想、社会主义是具有伦理道德维度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基础的讨论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思考。社会主义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表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结果，具有合法性。而社会主义建立的伦理学基础表明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超越，展现人的无限可能性，具有合目的性。因此.社会主义应该是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四、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社会主义革命

可否预期，革命方法与革命主体

在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结果而言还仅是一种理论期许。但是，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可以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和实践活动呢？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预期的呢？

张亮教授非常肯定地回答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同时他也提醒到，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性”与社会主义革命何时爆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还保持着自身发展的弹性和可持续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无限期推后的情形下，张亮教授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可能的斗争方式是以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方式去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游击战。理论的游击战是现实的革命方法。

关于革命的主体，张剑副研究员认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找到的伦理主体。无产阶级并不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不是一种职业，它是社会症候的所在，是社会的崩溃点。无产阶级在哪里出现，社会的崩溃点就在哪里，无产阶级反抗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五、反思与展望

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既有思想观点的共鸣，也有理论见解的差异甚至分歧。在智慧的融合与碰撞中，本次论坛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围绕论坛主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精神史研究的新范式。这意味着，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深入到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具有影响的宗教、文化、文学乃至心灵史的研究之中，在思想与现实的最深层联系中，展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第二，唤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确实处于劣势。本次论坛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唤醒，一方面使我们继续以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批判武器剖析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做充分的论证。第三，本次论坛达成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差异中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是精神史的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范式；无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还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学者们真切地相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前景。虽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话题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显得是徒劳的，学者们就像被惩罚的西绪福斯，但是在不可为中作为，在无望中抗争，恰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不妥协精神和批判精神的体现。

本次论坛在取得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对人物思想的单纯研究阻碍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思想理论研究，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滞后，对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的相对匮乏等等。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与国外研究之间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得到相应的解决。

作者：张爽

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论文篇2：

虚拟经济本质与当代金融危机

资本证券化与大众资本的出现，使市场经济继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后进入第三时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时代，由此形成当代经济的纷纭万象，经济危机通过虚拟经济体系而获得新的形态——由金融危机扩张至整个经济系统。这是当代市场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是解开其发生机制的理论钥匙。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

鲁品越(1949—)，男，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徐先金(1986—)，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科技与社会经济互动发展。(上海 200433)

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出版了《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称资本主义从当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姻形成的金融资本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在希法亭工作的基础上，列宁于1916年写成、1917年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一书，进一步指出:“生产的集中；同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P769)资本主义因此而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自此之后，资本形态的历史变迁，使市场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资产的证券化日益广泛，由大众资金购买股票与基金的“大众资本”日益庞大，在原有的进行实体经济生产的经济体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体，这就是由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运行所构成的经济体——虚拟经济体，它与实体经济相互并列与互动，成为当代经济的最显著特征。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或“第三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的时代。如果说，希法亭和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还是实体经济中运行的货币资本，那么，证券化金融资本则是相对独立运行的虚拟经济的资本。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便是这种资本危机的特有表现。

一、关于“虚拟经济”概念的各种不同理解

虽然虚拟经济为当代经济所特有，但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初现端倪。马克思以其罕见的历史敏感性发现了当时刚刚产生的证券化资本——股票价值的虚拟性，提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概念，从而开创了虚拟经济研究的先河。[2](P14)他指出了资本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资本”到银行的“生息资本”，再通过信用机制进行证券化而转化为“虚拟资本”的演化过程。资产一旦被“证券化”，其自身的价值转变为对未来价值的索取权，同时也丧失了对其原有价值的追溯权，而索取数量只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的预期，因而具有虚拟性。“借贷资本起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后来却作为货币索取权而存在……转化为所有权证书了。因此，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3](P576)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3](P532)马克思还特别令人惊异地指出了这种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结果，他指出:特别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3](P585)这可以视为对金融危机的最早预言。希法亭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论述了“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的概念，并指出:“虚拟资本的创造本身已经是资本主义财产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以前资本主义财产从根本上是由于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那么，现在虚拟资本的创造却提供了创造利润的可能性。因此，利润大部分归于积累了的货币权力之手，而只有这种权利才能赋予产业资本以虚拟资本的形式。”[4](P150-151)出现在21世纪初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应当珍视的重要思想资源。

我国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关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后。其所提出的关于“虚拟经济”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认为，“所谓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包括证券、期货、期权等)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5](P165)第二类认为，“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6](P5)第三类认为，“虚拟经济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虚拟经济是除物资生产活动及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的经济活动，狭义的虚拟经济仅指所有的金融活动和房地产业。”[7](P322)第四类认为，虚拟经济是一种与实体经济活动无关的金融交易活动，是金融市场中的“异化”形态。[8](P37)应当说，所有这些关于虚拟经济的定义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都不太全面。我们将通过对虚拟经济的产生过程来全面分析定义统一起来，以形成比较全面完整的关于虚拟经济的定义。

关于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各种不同见解。有人认为，虚拟经济是比虚拟资本更发达，是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相联系的伴生物，虚拟资本只是虚拟经济的原始形态，虚拟经济则是虚拟资本进入较高发展阶段的产物。[9](P74-79)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生出具有不同的内涵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工业经济时代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是信息革命时代的虚拟经济，而信用经济和信息经济相结合的虚拟经济是c/v economy。[10](P37)在我们看来，把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理解为不同阶段或不同形态是不正确的。虚拟资本是虚拟经济的组成部分，它是整个虚拟经济的产生之根。

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虚拟经济的认识。但是我们要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必须分析它的生成过程，因为它的本质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并不断发展的。我们将发现，正是这个生成过程，使上述研究所揭示的虚拟经济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动态的统一，从而为揭示金融风暴的发生机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相应对策，具有更深刻的认识。

二、虚拟经济:在其生成过程中理解

虚拟经济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是资产的证券化，由此产生了虚拟资本，并且产生了虚拟资本的虚拟价值；第二是对虚拟价值的投机活动，其目的是把虚拟资本的虚拟价值兑现为现实的货币价值；第三是大众资本的兴起，它提供了虚拟经济的社会化载体。这三者的结合产生了规模庞大的现代虚拟经济体。

第一是证券化资本的虚拟价值。资本本来是投入生产中追求未来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其最初是以货币形态出现。但是一旦投入社会经济系统，便会以证券化形态出现:债券、股票等等，它们代表对未来剩余价值的分割权利。这些都是对直接投资到实体经济的资本的证券化。为了规避投资的风险，于是这些原生性资产进一步证券化，出现了期货、期权等资本证券化形态。资本一旦获得这种形态，其价值便是由对它的未来增值的预期所决定的“公允价值”，而与其本身原始货币价值无关，从而具有了“虚拟性”。马克思说:“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3](P532)这种虚拟性来源于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它最初来源于信用机构(银行、证券交易机构和政府发行的债券与股票等等)，后来则来源于投资银行对原生金融产品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这些金融创新使金融资产的价值一层层地虚拟化，其代表的虚拟价值离其原始的货币价值越来越远。

第二是虚拟价值兑现为当下的实际价值的投机活动，其产生机理是对证券化金融资本的流通交易。虚拟价值是对金融资产未来增值能力的预期价值，也就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分割权利。而这种分割权利一旦进行转让，虚拟价值便兑现为当下的真金实银。这样一来，虚拟价值的波动所产生的价值差额便会在这个过程中生成投机收益，这就是虚拟经济的“以钱生钱”的活动，确切地说，是“以钱分钱”——利用虚拟价值的波动来分割业已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使金融资产“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3](P539)这是不经过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只是在金融系统内部发生的“价值增值过程”幻象，它使虚拟价值发展为虚拟经济。

第三是大众资本。投机活动虽然使“虚拟资本”(其价值为虚拟价值)发展为“虚拟经济活动”(所谓“以钱生钱”的投机活动)，但是当虚拟资本没有成为社会化的巨大资本时，这种虚拟经济活动还只是完全依附于实体经济的附庸，还没有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随着人力资本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依靠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掌握物质资本的资本家与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共同分配剩余价值。而劳动者分配到的剩余价值又被吸收到资本市场中，成为证券化的社会资本，这就是“大众资本”。生产力越发展，人力资本越增加，社会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众资本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它们给投机活动所要分割的剩余价值提供了越来越丰厚的货币材料。于是，虚拟经济活动日益膨胀，逐渐成为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的经济体。因此，“虚拟经济”就逐渐诞生:金融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虚拟价值是其本质内容，金融证券的转让为其基本活动，大众资本是其基本载体。这三者的结合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体。当市场相继生成了上述三种经济活动之后，一个其内部进行着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经济活动，在资本流量上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并且支配实体经济的经济体——虚拟经济横空出世，成为当代经济结构的区别于既往的最显著的独特景观。我们由此得到虚拟经济概念:虚拟经济是以证券化资产的虚拟价值为内容，以大众资本为其实体经济价值来源，通过对虚拟价值的波动价差的投机，以分割实体经济价值和规避投资风险，而产生的金融流动体系。

三、现代经济特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

在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后，经济理论界开始寻找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人们也开始对现代经济进行反思。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多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的资本扩张，而虚拟资本的扩张是主要方式之一。图1是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70年的变化，从图中可以得出下述结论:第一，股票总体价格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股票总体价格的增长通常用股指来衡量。道•琼斯指数在1985年-2005年短短的20年间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从1935年-1985年50年的增长幅度。该指数从创始到2 000点用了57年左右，从2 000点到4 000点用了8年左右，而从4 000点到11 000点仅仅用了4年。从1991年-2000年道•琼斯指数年平均增长15.5%左右(具体计算过程从略)。第二，虚拟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通过观察表1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3%，英国仅为2.4%，加拿大为2.9%，这些都远远低于同期的虚拟经济的虚拟价值的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虚拟化趋势异常的迅速。

戈德史密斯用“金融相关率”来衡量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如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证券、股票等虚拟经济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一定时期内某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GDP或者GNP)的比值。它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较低(约在1/5至1/2之间)时，债权凭证远远超出股权凭证而居于主导地位，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这是金融发展初级阶段。当金融相关率在1左右(即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相等)或大于1时，则是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介于两者之间则是过渡阶段。戈德史密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FIR与实际收入增长率呈反向关系” ②，就是说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的国家，金融相关率反而较低，即金融系统不发达。这说明，金融在促进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在阻碍实体经济增长，随着金融相关率的不断提高，虚拟经济过度发达，反而妨碍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那么，掩藏在这种数字现象背后的经济过程是什么呢?正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虚拟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发展。首先，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虚拟经济发展所需的虚拟资本最初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剩余资本转化而来的。虚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都必须以对实体经济剩余价值的分割为物质条件，分割的方式就是借助不断创新的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通过分割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实现虚拟资本的增值，例如股票、债券等本身没有价值只有价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3](P532)只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来分割实体经济的价值，并且虚拟经济所分割的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3](P530)。其次，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制约着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有限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决定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当虚拟经济无限膨胀发展到泡沫经济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就会引发金融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以及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具体情况虽然有所差异，但都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造成的。

第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资金库。虚拟经济以其高获利性吸引着大量闲置资本投入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经济市场，借助虚拟经济市场的快速融资作用，闲置资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要。其次，虚拟经济可以提高资本运行效率。虚拟经济具有高流动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证券市场的发展，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产权交易方式的创新都有助于社会规模经济的发展。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就能够用较少的量的货币来进行巨额贸易，从而放大了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再次，虚拟经济可以促进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间转移的障碍，从而能够使社会资本迅速从效益低的领域转向效益高的领域、从效益差的企业转向效益好的企业，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不断地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和重组。虚拟经济的资源调节功能往往对某一类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和专项控制，并能充分利用各项资源进行有效的加工、生产、营销，从而达到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调节生产机能，实现资源优化组合。

第三，虚拟经济不当的过度的发展，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作用。首先，虚拟经济的投机性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事物的不确定性是永恒的，但是不确定性并非不可知，而虚拟经济投机加深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认识虚拟经济的难度。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在“杠杆效应”的影响下会使不确定性成倍增加，相应的风险系数也成倍提高。其次，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会与实体经济争夺发展资本。资本具有从势能高的地方向势能低的地方流动的特性，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人们的资产的虚假繁荣，使人们产生货币幻象和财富幻象，以至于人们都在这些幻象中狂欢，大量的资本流向虚拟投机。在假定货币总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用于购买金融资产的货币增加，而且投资没有相对应地增加，则将会导致总需求下降，从而创造了实体经济的负乘数效应。托宾认为，当金融资产可以提供比实物资产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时，则投资于金融资产的资金将增加，由此引发虚拟经济部门的繁荣性“乘数效应”。同时用于实物资产投资的资金将减少，由此引发实体经济部门的衰退的“乘数效应”。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非线性相互作用:虚拟经济微小变化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巨大变化，由此产生了“金融加速器”效用，即虚拟经济通过“对资产价格的正反馈和乘数效应，引起实体资产价格的巨大变化”[11](P133)；而这种巨大变化的本质却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蝴蝶效应”——实体经济的对于虚拟经济变化的敏感性效应。这就导致了现代经济系统的非稳定性:虚拟经济的投机行为会导致随机发生的经济涨落被放大，于是系统内部的风险就会增大，经济系统会从平衡态区域转入非平衡态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大量不稳定因子就会冲击整个经济系统，一旦越过一定阀值，就会使经济系统进入危机状态。从2008年开始的美国金融风暴，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经济系统的严重不稳定，最后导致了危机爆发，正如《解放日报》2009年3月3日所刊登的:“危机根源: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全世界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向全世界出口美元”[12]。

四、对策: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由于资本扩张存在内在的逻辑，实体经济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扩张悖论，所以虚拟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积累风险。从根本上说，虚拟经济通过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而得到的投资收益，要靠未来的实体经济来创造，而虚拟经济所追求的投机活动靠分割现有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利益来推动，一旦虚拟经济所要分割的剩余价值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时，虚拟经济必然崩溃。当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从根本上讲就是:虚拟经济活动的高额收益吸引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与人才流向虚拟经济，并且由此产生了账面利润，引导更多的货币投入虚拟经济，由此导致虚拟经济要求分割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泡沫破灭，产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途径有三条:首先，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了流动性紧缺，实体得不到资本运行与扩张而迅速萎缩；其次，大众资本的缩水导致了人民大众重新归于贫困化，购买力迅速下降，造成了产品过剩；第三，通过对未来信心的丧失和对风险的畏惧而降低投资和消费。上述三条途径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因此通过思索当下美国金融风暴，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对策就是: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引导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强化实体经济，规范虚拟经济，将虚拟经济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短期对策是对实体经济扩大内需、促进外需，对虚拟经济加强金融监管。虚拟经济膨胀损害了实体经济，导致民间消费与投资减少，出口锐减，从而导致经济急剧下滑。因此我们要使经济渡过难关，一方面，必须努力扩大内需，同时采用各种手段来扩张外需，促进出口；另一方面，必须使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服务，在使用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扩大需求的同时，强化金融监管，防止这些资金不是注入实体经济，反而再次投入虚拟经济中，使危机进一步加重。

第二，长期发展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经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只有高科技才能开拓新的资本扩张空间，而避免过剩资本注入低水平重复产业。20世纪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连续出现经济负增长，克林顿政府审时度势，积极推动信息科技创新，提出了以ISHW(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信息科技发展计划。现在看来，美国的ISHW计划是成功的，信息科技的创新再一次拓宽了美国资本的扩张边界，缓和了美国的经济矛盾，实现了美国经济的阶段性增长。2008年12月27号温家宝总理在中关村调研时强调:“科技、知识、人才就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所在……知识和科技是对国家和经济最具安全性、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也是增强产业、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科技创新是应对金融风暴的有力措施。

第三，各国应该通力合作，共渡难关。当下美国金融风暴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受金融寒冬的考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各国监管机构必须密切合作并有效地共享信息，尽可能地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在遭遇金融风暴的国际贸易中，要通过磋商协作消除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总之，在各国通力合作、共渡金融风暴难关的过程中，一个改变现有金融体系的新的多边的世界金融体系亟待建立。

第四，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垒实虚拟经济发展的根基。中医哲学讲究标本兼治，我们在医治金融风暴的创伤时，也应该想到标本兼治。一国的经济发展，其根基必须是实体经济，所以，各国在出台直接应对金融风暴措施的同时更应该振兴实体经济。各国政府出台救市投资不应该一味地填补金融风暴的空洞，各国央行对金融企业注入的大量资金，也只能增加短时间流动性，救市资金向实体经济倾斜才是“治本”。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风暴陆续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着重振兴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装备制造、轻工、物流、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部门的措施，为世界各国发展实体经济，抗击金融风暴树立了榜样。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数据(2007年)。

②此处的金融资产主要指:戈德史密斯所分析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诸国从1880年—1963年的金融资产。参见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36、8页。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成思危.虚拟经济论丛[C].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成思危.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6]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J].财贸经济，2000，(6).

[7]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8]秦晓.金融业的“异化”和金融市场中的“虚拟经济”[J].中国经济信息，2000，(1).

[9]杜厚文，伞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中的几个问题[J].世界经济，2003，(7).

[10]李宪徐.虚拟、虚拟经济与虚拟生产力[J].理论探讨，2002，(5).

[11]王爱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2]王国兴.危机根源: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N].解放日报，2009-03-03.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鲁品越　徐先金

金融危机的哲学研究论文篇3：

世界处在巨变的前夜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把控的時代。经济增长疲乏、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负利率的无奈、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危机和气候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常态”，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困惑是：一旦人类步入“非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

关键词：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社会结构

一、引言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预言，主宰未来世界演化方向的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①。亨廷顿对未来的预期似乎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然而，他对未来世界的演化方向不仅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而且有着明确的价值倾向，那就是：“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② 所谓“程序合法性”，归根结底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充满信心地展示了“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的历史前景③。亨廷顿所谓的“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在亨廷顿逝世8年后的今天，主流学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期已经很难继续乐观下去了，即使有人乐观依然，却已经没有多少底气了，而来自于体制内的反叛者却呈风起云涌之势。法国新生代经济学家皮凯蒂，虽然他骨子里并不认可马克思的立场，但却忧郁地得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相近的结论：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经济增长率④。正如量子基金创始人罗杰斯所言，“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们不会吸取历史的经验，同时，历史还告诉我们，就算是那些懂得历史的人，他们也同样不会以史为鉴。”⑤ 无论资本主义主流学界对亨廷顿所钟情的“普世价值”如何具有理论自信，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都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因此，讨论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方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预感与无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无声无息的漫长历史，质变则是惊天动地的一瞬间。每当世界面临惊天动地巨变的前夜，如同大地震前的先兆，有人总会有预感。至于预感是来自于特殊的直觉，还是来自于长期的跟踪研究，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准确预测世界将要发生的巨变——比如，起始于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2008年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又有几个机构或专家准确预测到了呢？倒是某些直觉或许更要靠谱些。我们不是说这世界巨变明天或者明年就会发生，人类社会历史的风云际会至少以30年为单位才能看清一二，其中的变化绝非个人生命长度就可以度量。不过，还是有人敏锐地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巨变，且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历史转折性。比如，“量子基金”创始人罗杰斯说：“我对当今形势非常担心，因为如今我们所将要面临的，有可能比大多数人这一生所见到过的灾难更糟糕。但或许，世界早就该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了。纵观历史，我们确实已经经历过一些重大危机时刻。眼下，我并不是指诸如1968年或2008年这样的危机，而是一场更加严重的世界性危机，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银行破产、大面积失业、独裁者出现以及战争。”⑥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鞠建东认为，“大概一万年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在50到200年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次的物种变革却有可能在50到200年、几代人之内实现，因此这一次的物种变革会激烈动荡，我们正在迎来一万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这一次的物种变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生物人和机器人将有机结合”，“其次，精神和物质相统一”，“再次，个体与总体相统一。”⑦

悲观的罗杰斯预感到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但他不知道，除了继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出路可供选择？乐观的鞠建东预感到了科技进步将会在生产力维度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巨变，但他不清楚，这样的巨变将会对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带来何种性质的改变？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由大数据生成的新范式和新工具，毫无争议地正在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⑧。与此相应，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VR技术（Virtual Reality的缩写，即虚拟现实）的飞速发展，对于经济运行模式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更是引人注目⑨。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生产关系私有性质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固化。前者，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突破私人占有的狭隘境界，以此与生产日益高度社会化、国际化的现实相适应；后者，却死死捍卫着产权的私人性质，极力维护着垄断资本的私人利益。现实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的市场已经经历了两次50%的暴跌，我们是不是还将面临第三次50%的下跌？既然市场可以跌50%，那么是否也存在下跌75%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并且最终必将发生。同时，那些如同洪水般被滥印的钞票会将股市拉高，中央银行会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更多手段让游戏继续玩下去。”⑩ “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见证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英国脱欧、恐怖袭击、警察被杀、德意志银行近乎崩溃以及德国长期利率转负等等。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形势更将急转直下，经济愈发萧条，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将激发更多怒意，更疯狂的政治家将步入政坛。纵然有骑士骑着白马，试图赶来拯救我们，但往往只会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11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灾难越来越积重难返。然而要命的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功能可以由机器人包揽，但人类社会的消费功能却无法由机器人代替。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换言之，人类可以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生产，但是，人类能不能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消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正在逐渐地被自然力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自然力取代人力进行生产，并不意味着自然力同时也取代人力进行消费。正如彼得·富雷兹所说：“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12于是灾难出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千千万万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时，他的消费又何以可能呢？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迎面而来：在人类已经不是“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要命的问题，“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不仅依然是“无为而治”，而且居然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三、困惑与出路

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这种矛盾反映在上层建筑，则是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作为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无力应对经济基础遇到的来自生产力的挑战。美国最近的大选为什么很无奈？因为“美国人民只能在骗子和疯子中间选择”。难怪罗杰斯会发出如下哀叹：“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我们无处躲藏。我不是说今年或明年危机就将到来，而且也无从确定危机到来的具体日期。但是如今世界的不平衡恶化到了如此程度，已经无法再长期维持下去了。”13

很遗憾，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严重缺乏对自身“合法性”进行反省的自觉性，依然天真地钻在资本逻辑的死胡同里，心满意足地继续做自己的发财梦。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虽然意识到了当下的困境，但是他们摆脱不了“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了。当记者问到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有什么有效办法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因为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由技术推动的，是因为‘智能机器’有能力代替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力劳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再分配，我认为需要这么做。某种程度上，需要拥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保护人民，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在根本上帮助不大。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而且最终可能无法真正填补其中的一些缺口。經济学家们常常主张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更好的教育，但我还是不确定这能真正解决问题。首先，改革教育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做得再好，我们还是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实际上都能通过训练而各有所用。”14 福山正确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源“是由技术推动”所造成的，但是，坚信普世价值的他根本“找不着北”，所以“没有找到任何办法”。福山的困惑是必然的：一方面是“需要再分配”，另一方面是“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一方面是“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能各有所用吗？”一旦锁定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里，福山既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困境的出路，当然也理解不了解决困境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其实，不只是专业人士，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了巨变前夕的压力。根据外媒最新调查，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走上邪路，人们对美国的政治、社会、治安等各种情况愈发不满。民调分析认为，美国人对未来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根据“清晰政治”网站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68.9%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当前处于错误的轨道上，仅有23.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处在正确的方向上15。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6 当代资产阶级“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他们“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个“社会形式”的标准模式，就是被定义为普世价值的“英美民主体制”。

重要的是，即将到来的巨变将会怎样改变“英美民主体制”呢？预感到生产力的变化方向不难，难的是预感生产关系的变化将会指向何方。

四、改变与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形式改变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能机器人等等），而改变的内在根源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与此同时，央视第9频道跟进播放了10集大型纪实片：《互联网时代》。这部由著名作家麦天枢担纲创作指导的《互联网时代》告诉人们，互联网正在以下方面改变着人类社会：

1. 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大工业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很不和谐，而且极不平等。供给学派的鼻祖、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个“创造”，与其说是供给对需求的积极引导，不如说是生产对消费的强势欺凌：生产占据着主子地位，消费居于屈从地位。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企业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媒体发布什么，你就看什么”。生产任性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常态化。

在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消费的不平等关系正在遭到颠覆。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生产越来越被消费所主导，以至于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生产消费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管伊藤穰一说：“在互联网上，生产者与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17。这个将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的社会主体无情地向世界宣告：各种各样以市场为生存平台的中介，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肌体的多余废物。对此，美国学者巴斯卡尔·恰克雅维奇肯定地说：“中间媒介的消失是一个自然结果。”18 《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列举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例子：雷军的“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的诞生，就是一个生产与消费融合的过程，让众多消费者来共同“创造”小米手机。雷军和他的同事把“你想要一款什么样的手机”的询问发布到网上，结果，“关于小米手机的畅想”迅速汇集成拥有1.8亿条帖子的专门论坛，被称为“米粉”的发烧友高达60万人，他们既是小米的消费者，又是小米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小米市场扩张的推动者。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力，那么与“买卖分裂”的市场经济相比，“产销合一”的计划经济将是与互联网更能匹配的经济形态。

2. 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观念

自从我们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人类逐渐明确并强化了所有权（产权）的制度和观念。人类对时间和空间，对资源和环境，对一切事物，都有着占有和拥有的强烈欲望，这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法则。于是，私有制成了人类生存的“最佳”社会状态，而私有产权则成了经济学解读人类行为的“唯一”法宝。当现代经济学还陶醉在私有产权编织的神话故事里面的时候，互联网却使得“共享”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状态。

今天，对时间和空间，对资源与环境，对一切事物，人们更看重的是使用（共享），而不是占有！正如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卢恰诺·弗洛里迪说：“数千年来，我们发展出了所有权，或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汽车，我拥有我的衣服。……互联网时代，实际引入了一种‘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这提供了一些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提供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使用文化’。在一个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19 在一个以“这是我的”为文明标志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何以会变得“不重要了”呢？《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全美国有8千万部电钻，但平均使用频率只有13分钟。《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问：“我们真的需要8千万部电钻吗？”这是一个令产权明晰的现代社会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在一个私有观念盛行的社会，私人若不实际拥有一台电钻，就会很不踏实，很不方便。然而从“使用”的角度看，社会完全不需要私人占有这么多台电钻。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快捷方便地“共享”一部电钻，而并不需要自己去实际“占有”一部电钻。

当代哈姆雷特正面临着一个困惑：“占有还是共享？这是一个问题”。对此，《互联网时代》纪实片的编导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新时代的新财产观会因此产生吗？”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新财产观”不是会不会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产生的问题。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的观念，在我们看来，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 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每个人都处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阶级或阶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大卫·史塔克说：“社会结构的老系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随着等级上升，人数会越来越少。”20 现在，互联网正在压扁社会结构的金字塔系统，“网络社会”、“网络企业”、“世界是平的”，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主体间性”这个口号才真正成为后现代的标志。诚然，作为社会结构内涵之一的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故我，两极分化甚至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网络化的扩展，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甚至人们的婚姻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力结构正在趋于“去中心化”和扁平化。

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经济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不仅反应迟钝，而且有着天然抵触情绪。“普世价值”在二者上的选择性失明，使得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根本不敢正视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性。当资产阶级还在义愤填膺地抨擊政治权力世袭制的时候，互联网并没闲着，它一边偷偷地在撼动资本权力世袭制的暗流中火上浇油，一边又明目张胆地在解构资本权力的群殴中跟着起哄。尽管资本竭尽全力地维持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经济关系中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已然命中注定，势不可挡。

4. 互联网呼唤新的社会调整能力

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说：“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这些岗位将在5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说：“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时间，无人驾驶将基本代替人工驾驶。美国有三百万人靠驾驶维生，他们怎么办？”21 《互联网时代》展现了不久将来的社会图景：随着计算机、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我们将怎样面对商品过剩和人力过剩的双重压力。对此，纪实片的编导发问：“这是个绝对丰裕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在同时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

其实，对新时代社会调整能力的变迁方向，马克思早就做过极为深刻的揭示，那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似乎被《互联网时代》的编导所忽略了。不过有一点，编导还是正确地意识到了：“现代福利制度，本质上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在我们看来，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不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改变不仅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权力公有制）的狂飙突进，而且也意味着经济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强劲呼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仅仅是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个侧面，而且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正在变化的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够了。

五、结语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是世界最完美的制度，无需创新和改变，更谈不上什么“革命”。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只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需要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才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其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面临的困境，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不论愿不愿意，西方自身面临的问题正在倒逼“自我革命”的来临。

鞠建东虽然不清楚未来生产关系变化的方向，但是他正确意识到了普世价值并不是永远正确的“宇宙真理”：“我们很多人认为，只有中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才需要思想、理论、文化的创新，而中国的思想创新，只要‘国际化’，只要学习西方的‘普世价值’、‘先进理论’、‘先进制度’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的思想界，经常忽略西方主流学界近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思想变革的讨论。思想的变革和创新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需要，是全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物种变革的需要。”22马克思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23 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在马克思的语境里，革命就是创新，它既包括生产力维度的创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维度的创新。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创新看作是比那些革命家都“更危险万分”的不安定因素，足见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维度的创新，把它视为人类一切创新的基础所在。

注释：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② 刘军宁：《虚拟访谈：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南风窗》2009年第2期。

③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④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⑤⑩1113 吉姆·罗杰斯：《未来世界，无序可寻》，转引自观察者网2016年8月24日。

⑥⑦22 鞠建东：《世界正在迎接一万年以来的大变局》，人民论坛网2015年10月16日。

⑧ 吴基传、翟泰丰：《大数据与认识论》，《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

⑨ 刘涛雄、徐晓飞：《大数据与宏观经济分析研究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

12 彼得·富雷兹：《资本主义之后的四种未来》，转引自破土网2016年1月19日。

14 西村博之、禚明亮：《历史的终结、中国模式与美国的衰落——对话弗朗西斯·福山》，《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15 参见《凤凰财经》2016年7月13日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