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经济

关键词：

长江流域经济（精选十篇）

长江流域经济 篇1

1 建国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1.1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起步阶段 (1949年—20世纪60年代初)

建国后, 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政策, 治理恶性通货膨胀, 增加就业机会, 进行了土地改革, 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没收官僚资本。实现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工农业特别是重工业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而得到极大的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得以提高。1958年, 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而遭受了重大挫折。1961年, 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 国民经济通过几年的调整而得以恢复, 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得到了比较平衡的发展。

1.2 三线建设时期 (1964年—1980年)

1964年我国政府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防形势, 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 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尽管对三线建设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但它在客观上对于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 促进了经济的长远发展, 特别是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发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今)

1978年以来, 我国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国策, 使得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之一, 具有难以估量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阶段

2.1 计划指令型向市场型过渡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以横向经济联合及对口支援为主要标志的发展阶段。1985年12月, 沪、宁、汉、渝四市领导在重庆发起组织召开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经济协调会, 成立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组织, 拉开了联合开发利用长江的序幕, 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1986年3月23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指出, 横向经济联合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 是对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有力冲击, 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健康发展, 《规定》指出, 企业之间的联合, 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 是发展的重点。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 要在自愿的基础上, 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 不受地区、部门、行业界限的限制, 不受所有制的限制。[1]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应当有利于形成和发展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 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 还应当维护企业在经济联合中的自主权, 促进物资的横向流通, 发展资金的横向流通等。[2]因而, 在这一背景下,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 以企业为合作载体, 上中游为下游提供原材料、初级加工产品, 下游为上中游提供产品市场和对外开放窗口的计划向市场过渡型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且到现在仍然存在, 但横向经济联合的实施并没有使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 反而日趋严重。1979年, 中共中央召开了边防工作会议, 出台了中共中央 (1979) 52号文件, 文件确定组织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其中也涉及了长江流域地区。各地根据这一文件精神, 积极开展了对口支援工作以及经济联合与合作。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议》中, 对对口帮扶对象进行了调整, 涉及长江流域地区的是:上海帮云南, 浙江帮四川, 辽宁帮青海, 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 全国帮西藏。对口支援成为我国东西部同时是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 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长江流域的建设和发展, 相继实施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在“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中, 又进一步明确把“建成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经济带”作为我国跨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要“进一步引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的战略思想, 这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极大地激发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活力, 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联合发展空前高涨。以上海为龙头, 以长江为轴线, 以各大中心城市为节点的长江流域经济合作格局的已逐步形成。

2.2 市场型流域经济合作初见端倪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以重点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发展阶段。1992年,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奋斗目标。另外, 我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且基本得到了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可, 这也同时表明长江流域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自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为标志,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至今已走过1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为1992年成立的长江三角洲经协 (委) 办主任联席会议。由上海、无锡等14个城市组成, 上海为常务主席方, 定期协调长三角城市间经济合作的重大事宜;1997年, 江苏泰州入会, 同年15市决议将联席会升级为市长级协调组织, 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2003年, 浙江台州成为第16个成员城市;2004年开始, 协调会改为每年召开一次会议;2005年, 长三角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试点;2007年江浙沪两省一市政府高层和企业会晤加密, 长三角地区的合作在纵深领域逐步展开, 也结束了“整而未合”的尴尬时期, 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与此同时, 以武汉为核心的中游经济圈和以重庆为核心的上游经济圈的合作和协调正被积极推进, 整合之势十分明显。

3 结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后恢复、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主要的阶段, 而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计划指令型向市场型过渡和市场型流域经济合作初见端倪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同时还是各地逐步获得较大经济自主权的时期。逐步的对外开放, 特别是较大经济自主权的获得, 形成了流域各地区奋勇争先、努力发展的局面, 但也同时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各地的相互合作和协调成为必要, 同时为推进长江流域经济的一体化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在这个发展阶段, 以重庆、武汉以及上海为核心的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经济整合的趋势已经显现并趋于明显。从整合水平来看, 下游地区的整合水平最高, 中游和上游次之。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来,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而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为计划指令型向市场型过渡和市场型流域经济合作初见端倪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关键词：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发展阶段,分析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J].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986 (4) :57-60.

长江流域经济 篇2

《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读后感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开弦弓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在分享我的感受之前，提一个小故事：在1936年，费孝通先生的新婚108天的妻子跟随他去考察，由于下大雪，费孝通先生迷了路，而王同惠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坠落山崖，不幸身亡。而每当我们翻开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时，第一页上总会看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江村经济》虽是社会学类书籍，但费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在平淡之中却又深刻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传统中国乡村在社会变迁的全貌。这本书的内容不枯燥，语言也不生僻，易于理解，在轻松的阅读中，你会体会到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启示，也可以感受社会变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相信对于每一个读过《江村经济》的农村中国人都会体会都书中描述的情况是那么的熟悉，有点现象就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而我从出生到16岁一直都在农村中生活，对于书中情景更加有切身的体会。下面就说一下我最有感触的几方面： 对于孩子。在开弦弓村，长辈对于小孩是严格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饮食穿衣挑肥拣瘦就会挨骂或挨打。在饭桌上孩子不应拒绝长辈夹到他碗里的食物。母亲如果允许孩子任意挑食，人们就会批评她溺爱孩子。即使是富裕的家长也不让孩子穿着好的、价格贵昂的衣服，因为这样做会使孩子娇生惯养，造成麻烦。”孩子对于提高妇女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父母等长辈的爱是要收起来的，不可以表露出来，孩子的名字要用卑贱的词语。在教育等方面，基本上都是文盲，由于村中的小学教育与实际农村工作不符合，家长都宁愿让孩子去割草等，从小就要参与家庭的劳动，这个现象与我父母描述他们小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在我的童年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子。 对于妇女，她们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很多的家庭都有溺女婴的情况；那么幸运存活下来的女孩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担任家中事物，要学习各种养蚕、手工等技巧，为的就是可以在成年之时嫁个好婆家。在嫁人之后，妇女的地位依然低下，不仅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并且跟娘家也不会有很密切的联系；而在婆家，所有的行为都受到婆婆的监督，吃饭不能上桌，如果自己赚钱了要上交给丈夫，要长年穿裙子……如果妇女不能生孩子还会被休或者被改嫁，所以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是深厚的，不仅仅是因为天生的母爱，里面还有自己地位的成分。而蚕业改革给妇女们带来了一丝丝的希望，有了工厂，妇女有了自己的工资，在经济上独立了，对家庭的贡献也大了，地位也就有所提升了。 贫穷，是农民面对最大的问题，几乎人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此，农民依附着土地生活，不可以荒废的农田，全家的男人都必须到田里工作，但是即使是这样，农民还是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穷人杀婴，富人多生，使得各家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趋向于平均。一个家里除了农田还兼养蚕、养羊、货运、贩卖等等。佃户们更为严重，背负着高利贷的债款，生活就等于生苦。 也正是上述的情况，改革成为可能。人民开始为了恢复原有的经济水平，他们试图发现技术上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但他们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发起和指导变革过程的力量来自外界。蚕业学校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乡土工厂也建立了，但依然经济落后，然而这却是走向幸福的曙光。社会变迁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地位变迁，文化习俗的改变。 现在的农村很多状况都与书中描述的一样，包括祭祀灶王爷、灌溉、秋收时期的早晚饭等等。书中还有很多关于人类学的知识，风俗文化值得了解。          

长江流域经济 篇3

一、抢抓机遇，抓紧部署，建设总体格局进一步形成

高度重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将其作为最管用、最受益、最能有所作为的核心机遇，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统筹部署，同步落实，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调焦对表，疾步跟进。一是签署合作协议。二是丰富战略格局。三是明确总体思路。四是构建工作机制。

二、突出重点，精准发力，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速

结合《规划》明确的六大任务，围绕提升核心优势和破解发展瓶颈，谋划大重点，精选大项目，全面推进重点项目的策划、建设和储备工作。2015年，全省共遴选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重大项目277个，总投资约2.1万亿元，其中15个项目纳入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项目，占比达到17.4%。

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保护和治理进一步推进

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水”这个核心，狠抓落实，迅速行动。湖北省启动了《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相继出台了《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同时，在全省迅速开展了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在“查、关、治、罚、复、退、考、创”8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关停一批“明星”违规企业，停工整顿一批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项目。

四、务实合作，携手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一）重大領域合作成效初显

在基础设施方面，三省围绕共建国家综合运输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大宗战略物资集散中心，搭建合作发展平台，启动了省际公路联网工程，建立了长江中游甩挂运输联盟、华中大道快运联盟和华中道路客运小件快运联盟。在产业协同方面，加强湖北专用汽车和湖南工程机械的战略合作，推动湖北大冶有色、江西铜业等联合开展协作与技术改造。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共同探索环境污染的市场化治理机制，跨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建设取得进展，建立突发环境事件联处等工作机制。

（二）重点区域合作逐步加强

一是省会城市不断深化合作，已连续召开四届会商会，共同签署了《武汉共识》、《长沙宣言》、《合肥纲要》和《南昌行动》等合作文件。二是重要节点城市合作提速。如荆州加强与岳阳、常德、益阳等地的合作，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重大项目落实。三是毗邻城镇先行示范。黄梅小池融入九江发展，按照“对接大九江、实现同城化”的构想，建立了“2+2+2”跨江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共同推进基础设施、信息等“八个一体化”建设，打造“中三角”开放开发的桥头堡和先行区。

五、下一步工作设想

遵循《规划》战略定位，坚持提升核心优势和弥补短板，在优先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同时，从产业发展、对外开发、省际毗邻合作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一是强化产业发展，培育新型产业集群。以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出发点，支持湖北省企业与湘赣两省企业开展强强联合，积极推动城市群内企业并购重组，实现合作共赢。。二是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内陆开放高地。抢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找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切入点，以推动大开放促进大转型，加快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建设。三是加强毗邻区域合作，推动省际毗邻县镇发展。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规划统筹，在湖北省大别山、秦巴山、武陵山、幕阜山等四大片区和沿长江轴线的省际毗邻区域上精准发力。

长江流域经济 篇4

一、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理论基础

当前, 普通认可的关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和存续的相关理论包括规模经济理论、聚集经济理论、区域金融增长极理论等。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具体条件上, 大致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良好区位优势;第二,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雄厚经济基础;第三,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完善金融体系;第四,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丰富金融人力资本;第五, 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健全基础设施。

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特有的条件, 设计能够反映这些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完成区域金融中心构建的基础工作。根据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五个特有条件, 结合实际研究需要及数据可获取性因素, 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保险密度、金融业从业人员数、移动电话普及率、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客运总量、货运总量等14个代表性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 对长江流域经济带“七省二市”[1]97个城市的综合金融竞争力进行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的构建。

二、区域金融中心的选择

运用SPSS16.0软件, 通过因子分析法, 对长江流域经济带97个城市的综合金融竞争力进行排名, 结果如表1所示。

注:根据研究需要, 仅列出排名前20位的城市。

表1显示了长江流域经济带97个城市中金融竞争力排名前20位的城市, 其中, 上海市的各项指标和综合得分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各城市中占绝对优势, 应该承担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由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固有的带状区特征, 仅由一个区域金融中心为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所有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一些地缘性较强的金融服务。因此应结合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带状区域特征, 考虑在综合实力较强的其它城市中进一步选取区域金融中心, 以期为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由表1可知, 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长沙、南昌三市的得分分别是0.771、0.426、0.121, 武汉在长江中游地区排名第一, 得分几乎是长沙的两倍, 在长江中游地区具有绝对优势, 因此在长江中游地区选择武汉作为区域金融中心;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和成都两市得分分别是1.118、1.018, 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排名第一, 虽然其得分仅略高于成都, 但考虑到其作为直辖市的优越政治区位因素, 在长江上游地区仍将其确定为区域金融中心。

综上所述, 宜选择上海[2]、武汉、重庆三个城市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此外, 笔者参考陈浩等 (2006) 学者对长三角城市群金融辐射范围测算的方法, 对三个适宜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进行金融辐射范围的测算, 大致情况如图1所示。

三、区域金融中心的整体构建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金融服务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日臻显著, 在经济高度发展、区域金融密集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内构建区域金融中心为众多城市所追捧。其中, 上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南京提出建设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 杭州提出建设长三角南翼区域金融中心, 苏州、无锡、武汉、长沙、南昌、重庆、成都等城市也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想法。然而, 各地在制定建设目标时多从自身利益出发, 较少考虑整个经济带的协调一致, 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之争日益加剧。缺乏整体规划的, 有可能导致城市之间的竞争恶化, 以至影响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因此, 笔者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整体出发, 对于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整体框架进行了若干思考。

总的来说, 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目标应该是:三个区域金融中心在提高自身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 实现金融辐射范围的“无缝对接”, 即上海、武汉、重庆三市金融辐射范围覆盖整个长江流域, 三市之间不再存在“空白地带”。为实现这一整体目标, 上海、武汉、重庆三市应制定相应的具体目标。

1、上海已经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 金融辐射范围已经基本覆盖了长三角“两省一市”以及安徽省的大部分区域, 对于上海而言, 建设目标应为:以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流域经济带为依托, 巩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 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2、武汉作为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 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在长江中游地区均具有明显优势, 但其金融辐射力与上海相比还有很多的差距, 辐射范围也仅仅覆盖了长江中游的部分地区, 对于武汉而言, 建设目标应为:立足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提高自身金融发展水平, 实现与上海的错位发展, 确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3、重庆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政治优势明显, 但是重庆当前的金融辐射范围仅包括了本地区以及四川省东北的一部分地区, 远没有达到整体构建目标对其得要求。对于重庆而言, 建设目标应为:加强自身建设, 扩大辐射范围, 确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加强与上海联系的基础上服务西部。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计算整理。注:金融总量为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

表2是长江流域经济带内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设想的其他城市金融竞争力综合排名和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对于这些城市作如下思考:

(1) 长江下游地区, 杭州、南京两市分别发展成为上海南翼和北翼的次级区域金融中心。如前所述, 按照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 上海的建设目标是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可以考虑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次级区域金融中心为本区服务。

上海南翼综合得分较高、排名靠前, 并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构想的城市有杭州和宁波两市。其中, 杭州市的GDP、人均GDP、金融总量指标也已达到了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准, 因此可以在接受上海辐射的同时寻找自身发展的空间, 实现与上海的错位发展, 构建上海南翼次级区域金融中心;而宁波市金融总量指标尚未达到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准, 故暂不考虑。

上海北翼的南京、苏州、无锡三市综合得分较高, 排名靠前, 尤其是苏州市, 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中综合得分仅次于上海市, 排名第二, 发展势头远超“传统强市”南京, 对南京构建上海北翼次级区域金融中心构成很多的威胁。即便是排名在南京之后的无锡市, 也对南京的地位构成一定的威胁。但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仍认为南京作为上海北翼次级区域金融中心更为合适, 理由如下:苏州、无锡两市虽然排名靠前, 但在金融总量这个关键指标上次于南京, 且未达到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标准;南京省会城市身份决定其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过程中的政治区位优势;南京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协助上海实现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范围的北部区域进行辐射, 具有较强的自然区位优势。因此从整体角度考虑, 仍选择南京作为上海北翼的次级区域金融中心。

(2) 长江中游地区, 选择武汉一个区域金融中心即可。长江中游地区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构想的城市除了武汉以外还有长沙和南昌两市。长沙在长江中游地区排名虽然比较靠前, 但其综合得分比较低, 人均GDP和金融总量指标均为达到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准, GDP指标仅是刚刚达到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准, 与武汉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暂不考虑作为长江中游的区域金融中心进行建设。南昌当前的发展水平, 无论是排名还是指标都不适合作为区域金融中心进行建设。

(3) 长江上游地区, 成都可以协助重庆共同完成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 综合得分和排名在长江上游地区都仅次于重庆, GDP指标达到了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准, 人均GDP和金融总量指标尚未达到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准, 且成都的人均GDP指标高于重庆, 金融总量指标与重庆的差距也不大, 因此, 可以考虑与重庆协作发展, 协助重庆更好的服务长江上游地区。

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 分散的经济区域很难形成区域金融中心。长江流域经济带是我国最大的流域性经济带, 很长时间以来就为学者们所认可, 但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内仍然存在地区性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资源自由流动, 加大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的难度。因此, 应该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角度制定统一的区域金融中心发展战略, 指导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的构建。在构建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 可以考虑借助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一成熟的平台, 协调各方力量, 在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下, 实现长江流域经济带区域金融中心构建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支大林, 于尚艳.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248-252.

长江经济带发展趋势分析 篇5

引言：关注宏观、中观的区域发展环境，深刻理解项目所处的区位背景，是东滩顾问多年来战略咨询研究的重要方法，以下文章多摘录于东滩顾问在项目咨询过程中的基础研究报告。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干流流经青、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九省二市，干流全长6300km。它自西向东横贯我国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支流湖泊众多。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建设，长江流域已成为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长江东起，西至攀枝花，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7个省2个直辖市。该经济带是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对于沿带城市或区域来说，了解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态势和趋势，可以从中探寻上中下游之间的区域合作机会，挖掘沿长江经济带的多种市场机会。

一、空间发展走势、长江经济带发展呈现“三圈一区”的格局

长江经济带范围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势、经济社会基础不尽相同，但总体形成了“三圈一区”空间格局，“三圈”是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圈，“一区”三峡库区。

2、长江沿江开发将是我国重点开发区域

莱茵河，全长1400多公里，沿岸居住着5400万人口，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带；沿岸的德国城市科隆，在跨江发展后，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德国重要的城市。同样，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泰晤士河之于英国，这些国家先后对大江大河流域进行大规模开发，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大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著名城市都因为沿江开发而成为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城市。

长江沿岸开发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的沿江开发程度还相差较远。因此，长江沿岸未来仍将是我国区域开发的重点区域。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将逐渐向密西西比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等靠近。

3、沿江区域间的时间距离将大大缩短

长江经济带的交通状况将在未来10－20年内大大改善，沿江地区间的时间距离将大大缩短。根据2004年《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20年我国将建成“四纵”、“四横”的铁路网，其中一条为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客运专线，连接西南和华东，时速200公里，将长江的上中下游连接起来。

届时成渝经济区、武汉经济圈和长三角地区成为这条交通专线上的重要结点。从成都到上海，将实现夕发朝至，旅行时间有可能从现在的35小时压缩到12小时左右；从重庆到上海，也只需10小时左右。

4、“三圈成线、南北拓展，龙头带动、三级拉动”的空间发展

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将把三个经济圈沿长江三点成线，并沿长江经济带南北向拓展。三个经济圈将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三个增长极，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水平，决定了它将是长江流域经济腾飞的龙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二、产业的发展趋势

1、长江经济带将形成高科技走廊

长江经济带走廊是我国颇具活力的高科技集聚地区，高新科技正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40％以上的长江沿岸经济快速起飞。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苏州、合肥、九江、南昌、武汉、黄石、长沙、重庆等地的17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和一批省市级开发区。

2005年长江经济带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共约4149亿元，占全国高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

值的70％，高科技带动沿江省市的经济总体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发展速度。

2、产业集群发展迅猛

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形成以汽车、钢铁、医药、石化、丝绸、电子、金融和信息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该经济带集中了钢铁、石化、能源、汽车、机械、电子、建材等一批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优势企业，雄厚的工业基础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总量的重点区域以及生产力提升、产业升级的支撑基地。

3、现代物流业发展将成为长江经济带的支柱产业

根据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江地区优先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交通优势——水上运输。今天，虽然水上运输影响力有所下降，不再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依然是区域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江经济带拥有世界第六大江——长江，同时长江与东海、黄海连通，而洋山深水港就是内河航运与远洋航运的承接点。长江经济带周边各大城市都能利用天然的沿江优势发展物流业。

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其中物流中心是其中一部分功能；武汉拟建设三中心，其中一个是航运中心；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也在建设各种类型的物流中心。

4、长江沿岸的旅游业发展将呈一体化趋势

长江旅游资源丰富是不争的事实。长江上中下游各自特有的旅游资源除外，同时长江沿岸的城市风光、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等也是全国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长江沿岸各城市都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同时沿江经济带的三大都市圈也有必要通过资源整合、联合开发长江流域的旅游资源，加快长江沿江旅游的一体化发展。

5、长江沿岸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加快，呈现一体化趋势

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 篇6

如果说毛泽东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让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和三峡工程难以忘怀，那么30年前的一部《话说长江》电视纪录片，则让中国观众第一次直观完整地看到了母亲河的旖旎风光，重温了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长江之歌》，至今令人荡气回肠。

长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全长6211.31千米，流经11个省、市、自治区，自西向东注入东海。长江流域全长约3219公里，南北宽约966公里，流域总面积1809500平方公里。长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流域面积占了全国的18%、人口占了全国的36%、GDP占了全国的37%。

7月21日，习近平主席冒雨考察湖北。站在武汉新港阳逻港区，他深情嘱托：“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努力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紧接着，李克强总理9月21日在国家发改委呈报件上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请有关方面抓紧落实，深入调研形成指导意见，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

9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在京启动《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认为，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向内”使劲，当务之急就是要壮大能够支撑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

为此，10月份以来，由国家发改委及交通运输部两部委负责牵头，对长江经济带的9省市进行密集调研。除了牵头的发改委和交通部外，还有工信部、国土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

据了解，《指导意见》所指的“长江经济带”涵盖沿江七省二市：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重庆市、上海市。

【背景】

被分割的长江

世界各国城市和经济的地域分布，沿海、沿江、沿铁路干线集聚是一大基本特征，美国密西西比河、欧洲莱茵河、俄罗斯伏尔加河等无不如此。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率先启动了沿海开放战略，形成了经济实力雄厚的沿海经济带。

长江流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从上海江南造船厂，到汉冶萍公司，再到中国的三线建设工业，支撑起中国从原材料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完整体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曾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然而由于浦东开发带动流域发展的战略实施不是很连贯，后又逐渐被长三角、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成渝城市群、云南桥头堡建设等层出不穷的区域战略所分割和替代，导致长江流域的整体开发相对滞后。进入新世纪，长江流域经济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长乐认为，正是没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互动和一体化发展的基础较弱。“由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区域板块之间相互影响、渗透，甚至分割，过去流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因受到其他区域板块的影响被打破了，所以长江上游、中游的省市并没有形成跟下游的互动格局。”

具体表现如，改革开放初期，以广东为首的珠三角迅速崛起，对长江中游部分省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上中游的一些省市主要货物的出海口并不选择长江口，而是选择珠江口，或者选择广西的北部湾地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也受到来自南方的比较强烈的影响，比如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首选外出打工地点是广东，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安徽、江浙则靠拢上海，湖北有自身特殊性，重庆也独树一帜。这就造成长江流域作为一个统一的流域经济，受到了来自其他区域板块的影响和分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也表示，过去，江西和湖南对长江的依赖性不是特别强，江西沿江的城市就是一个九江，湖南就是一个岳阳。而江西的出海口有三个：长珠闽，湖南主要是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际上，长江沿线最主要的城市是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它们对长江的依赖性要大一些。

对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滞后，陈耀进一步指出，“长江经济带首先是指黄金水道，水运是它的核心，而内河航运在各种运输方式中一直处于衰落期。”

近年来，随着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的建设和上游三峡库区的形成，长江上下游航运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宜昌至安庆段航深仅3.5米至4.5米，与上、下游航道相比，标准明显偏低。“中梗阻”问题凸显，成为扼制长江黄金水道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瓶颈。三峡船闸于2011年已实现货物年吞吐量逾1亿吨，提前20年达到预计目标，在货运高峰期，船舶在三峡船闸前待闸的时间长达10天以上，严重影响了长江的航运效率。

此外，长江航运还受制于一些桥梁的高度不够，大船无法驶过，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无法使得万吨货轮进入中游。还有长江流域近几年经常出现干旱，洞庭湖、鄱阳湖等几大湖泊都发生过干枯现象，这将对长江航运产生一定影响。

“流域经济有它内生的优势，不是一般的区域所能替代的。如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天然的黄金水道，把彼此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徐长乐说，再加上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现在到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种跨区域的、大的战略实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

【机遇】

中国经济新支撑

当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长江经济支撑带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空间经济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刘勇表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其中之一就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西部经济增长跑赢东部，GDP增速保持了两位数。在此大背景下，长江流域经济作为三大支撑带之一的区域战略的重要性显露无疑。该区域位居中部，区位最优，人口最多，潜力最大，意义也最为重大。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廖元和认为，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的东中西三大部分，是中国农业发展条件最好的区域，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也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9月29日，万众瞩目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总体方案》提出，将对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

自贸区为什么落户在上海？“长三角是长江的龙头，龙头摆起来，龙尾就可以甩起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表示，上海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位于国家整个沿海地区中端，后面是长江流域，辐射腹地广，而且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城市密度最高和经济活动密度最高的两大地带。

2012年，沿江七省二市GDP总量全部跨越万亿元，中国城市GDP最新排名中，沿江七省二市在前50强中占据16个席位，其中上海、重庆、武汉、南京分别位居第1、第7、第9和第13位。

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表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继续发挥沿海经济带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带。要打造长江高收入经济带，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第二季”新的支撑。

有人将中国的沿海和沿江开放比喻为“弓箭战略”：沿海是改革开放的一张弓，长江流域则好比一支箭。扣发长江利箭，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向新高度。

而陈耀则认为，长江经济带正从T字型演变成哑铃型，以上海为龙头的下游和以成渝经济区为中心的上游同等重要。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不能得到很好发展，中国的能源安全、生态保障、资源开发等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掣肘。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上游和中西部地区。

“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对长江流域地区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并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格局和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效率。”长江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刘友凡说。

11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首届长江经济支撑带合作论坛上，来自北京及长江沿线省市的专家学者呼吁，沿江七省二市要加强流域合作，依托长三角、中三角、成渝三大城市群，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形成新支撑。

日前传出消息，武汉正借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的新机遇，谋划申报光谷国家级新区，一旦获批，将成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突破。武汉的“长江梦”不可小觑。

【问题】

产业同质化严重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10月14日在位于武汉的交通部长江航道局调研时说，“长江经济带是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第二大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上最重要的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因此在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在投资结构、运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沿江产业结构的问题。

的确如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江沿岸有武钢、宝钢、攀钢、南钢、马钢等五大钢铁基地，近十家炼油厂，化工企业达40万之众，仅江苏境内就布局了8大临港化工区，化工企业超过10万家。钢铁产量占全国的36%，汽车和石化产量都超过全国的40%。

钢铁、化工、医药、造纸等“三高”产业争相布局沿江，不仅造成了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而且对长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污染隐患。此外，港口重复建设、争抢货源、船企恶性竞争，等等，也折射了长江航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产业是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难的环节，因为产业决定各个地方的发展，涉及各自的利益。”陈耀指出，过去各地方都愿意上钢铁、石化等大项目，这样能拉动GDP，带动就业，而且长江沿线的产业布局比较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李超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区工业结构相似性很高，并呈现出“两头略低、中间较高”的特点。上海、安徽、云南等省份的平均相似系数在0.88以下，而湖南、湖北、重庆、四川的相似系数均在0.93以上。在长江经济带的9个省会城市中，大部分城市的主导产业都集中在汽车零部件制造、建材、重型机械、电子信息等。

从产业结构同构化的原因来看，各地规划的趋同是产业同构的源泉之一。如与上海相距不远的15个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中，有11个城市的主导产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有8个城市为石化业，有12个城市为通讯产业。

以汽车工业为例，长江经济带内的十堰、上海、武汉、重庆、南京、芜湖、南昌、成都等地，都把汽车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由于产业、产品同构，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搞不公平竞争，保护本地车企的事情至今依然存在，本应通力合作的新能源汽车也被人为分割市场。

此外，在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遍地开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沿江各省市又纷纷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有些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各地越建越大的港口配套物流园区空置率也居高不下，不同层次的开发园区更是遍布沿江各个城市，而且呈现产业趋同和恶性竞争。截至2012年11月，全国10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中，沿江七省二市就有32个，比例超过30%。

对于如何围绕产业配套，开展上下游地区省市间的分工合作，形成经济互补、实现共赢等，各省市很少表述。倪鹏飞和李超认为，这种由不同行政区域所引发的产业同构化问题，导致城市功能不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小，没有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进程。

以安徽皖江城市带建设和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为例，二者规划的主导产业l京人相似：皖江城市带建设共确定六大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分别是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则确定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四大优先发展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也基本局限于本行政区划内。

重庆和成都作为西南地区两个特大城市，相距仅300余公里。以这两个城市为依托构建起一个大的经济板块，实现产业互补，是两地的共同愿望。但重庆直辖后，由一个省内经济区跃升为省际经济区，由此带来了两地经济发展的离心倾向增强。成渝经济区尽管已在2011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双方在上游中心地位和产业竞争方面非常激烈。

譬如信息产业，成都本来在此方面胜过重庆，但重庆近几年大力引进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世界名企，形成了亚洲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而且正在建设国家级云计算基地。还有汽车产业，重庆本是汽车名城，汽车和装备制造业在西部首屈一指，但成都不甘落后，吸引大众、吉利等汽车制造商强势人蓉，与重庆形成竞争格局。据报道，重庆和成都目前都在向国家申报第二国际机场建设。

【挑战】

体制机制障碍

在首届长江经济支撑带合作论坛上，湖北省副省长许克振表示，长江流域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城市发展不平衡、行政分割问题较为突出、资源环境保护压力加剧，给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所以加快长江经济支撑带建设迫在眉睫。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中最本质的也是很难解决的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利益分割，这就需要有一个高级别的协调机制。”陈耀认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打破行政藩篱，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应该成为重点攻克的领域。

1985年由沪、宁、汉、渝4个城市发起并成立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已发展为长江流域内的29个大中城市，其市长联席会议是协调会的最高组织和活动形式，每两年举行一次。

“但这种协调机制的作用很有限，基本是开会、通报情况、签订一些合作协议等。”陈耀说。

后来，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担任了长江沿线省份对于流域开发的工作协调。长江委还成立了长江技术经济学会，专门研究长江经济等问题。作为副部级单位的长江委员会，甚至举办了数次长江论坛，其中生态、流域开发等问题被涉及，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部门参加。此后交通部也参与进来。不过，交通部仍只是限于航运开发。

杨开忠指出，现行的行政分割问题较为突出，区域之间没有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产品要素和资源流通受到限制。为此，杨开忠建议，要抓住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实施两大战略，一是全面深入推进全流域开放的空间一体化，包括：建立健全全流域开放的共同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借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经验，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直属国务院的、作为公司实体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局；立足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高度，规划建设武汉、长沙、重庆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推进全流域黄金水道升级版建设，完善全流域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二是发挥长江流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聚集区之一的潜力和优势，建设创新型流域。

面对“九龙治水”的现行长江管理体制，除了建立长江流域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马建华认为，尽快建立长江流域跨区域和跨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制定长江治理开发保护和支撑带建设的路线图，建立若干合作机制，包括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

湖北省三峡办副主任丁凡璋建议从以下方面推进区域合作：一是要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编制《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总体规划，使长江经济带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调互动、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二是搭建长江经济新支撑带合作平台，沿江9省市要进一步破除体制壁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要素流动与产业再配置的作用。三是要加大对三峡坝区物流建设支持力度，打通长江中上游水路交通梗阻，加快三峡坝区物流建设已刻不容缓。

对于湖北如何创新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编制小组成员吴传清认为，要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原则，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行业协会组织作用和企业市场主体作用。从省域层面而言，一是创建长江干流经济带与汉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二是创建湖北跨江（长江、汉江）开发联动体制机制。从跨省域层面而言，重点是积极参与长江全流域联合开放开发，创新与长江上、中、下游联动发展体制机制。从国家层面而言，湖北应以履行“建成支点”国家使命为契机，积极创建省部合作共推湖北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专家学者们呼吁，促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除了加强体制机制创新，还需要加快长江开发保护立法工作，从法制层面加以保障，使滚滚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生态长江和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规划】

六个方面转型升级

目前，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已启动编制“长江经济带”规划。长江沿线的七省二市也在加紧编制上报涉及本地的经济开发战略，为国家出台长江经济支撑带规划作参考。

按照规划设想，长江经济带将依托4大战略定位，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依托这4个定位，最终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形成转型升级新的支撑带。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主任王崇举认为，重要的是找到区域联动的动力，不让规划流于形式。他认为，中国不只是需要沿海，沿江和延边开发都不可或缺。

据了解，《指导意见》将从综合交通、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对外开放、生态廊道和机制体制创新等六个方面，升级、再造长江经济带。

10月1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湖南调研时表示，本次调研活动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交通方面，其核心是综合交通运输；产业方面，既有产业转移的问题，也有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培育新的增长点，打造新的支撑带；新型城镇化方面，如何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布局，在沿江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能力和水平是一个大问题；开放的方面，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发展的环境新变化，如何有机整合已有政策举措；生态方面，如何保护生态，构建长江生态经济走廊；体制机制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用市场、自治的办法，改革创新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湖北省副省长许克振对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提出“六个加快”：加快建设综合交通物流带、加快构建产业分工合作带、加快形成新型城镇连绵带、加快建设开放开发先行带、加快构建生态环保示范带、加快建设改革创新试验带。

未来中西部将重振历史辉煌，与全国一道同步进入小康。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实现小康。没有中西部的小康，就不是全面小康。那么长江流域该如何发展？

刘勇表示，硬件上要推进两项内容。一是打造长江流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二是搞好沿江城镇带建设。软件上，则要率先建设长江流域一体化市场，推进产业分工与合作。此外，要利用好上海自贸区建设机会，争取更多自贸区设立，同时争取成为扩大内需和产业转移试点区，通过设立长江流域高层协调机构，使得相关规划能顺利实施。

产业转型升级无疑是长江经济支撑带的重中之重，有关人士指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梯度和要素禀赋差异，产业能级沿长江流向呈现递增趋势，要素丰裕度则沿长江流向递减。在要素价格普遍上涨的当前，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应该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展开更高层次的分工合作，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区域特色产业应加以优化升级，对比较优势错位的产业则可以利用天然的长江航道和发达的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实施产业转移，从而在全流域范围内形成一种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分工格局。

此次长江经济带规划首次将云南纳入，而将浙江“移出”，对打通长江黄金通道，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云南省的16个市州中有7个在长江沿线，云南水富县的港口为长江第一港口，而此前一直被纳入长江范围的浙江，地理位置其实并不沿江。

陈耀认为，深层次原因是国家要打造双向开放的格局。上海及自贸区是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一极，面向发达国家。而云南是我国面向西南开发开放的桥头堡，对构建中巴、中印缅经济走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我国东西部互动以及我国与南亚国家经济一体化。

“当前，我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历史发展机遇，充分利用中国长江经济新支撑带和第三亚欧大陆桥‘二龙’，做活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这颗‘明珠’，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升级版’建设的关键环节。”云南省经济研究院院长段钢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许多专家认为，国家出台长江经济带规划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在向长江流域转移，本轮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重在一体化发展、特色发展、绿色发展和转型发展，强调跨江融合、江海联动和创新驱动。

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

长江流域经济 篇7

我国学者对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的分析和研究有以下成果:周二黑和覃成林研究了1999-2004年黄河区段经济差异性,其差异性呈现出下游东部为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则相对落后;其次,沿河干、支流分布的城市经济较为繁荣[1]。彭荣胜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环境情形下,研究了当时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指出扩大内需的政府政策和国内产业转移的驱使下,某些企业迫使向中、西部转移、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送来了“春风”,即沿海城市企业被迫向内陆地区转移有助于上、中、下游经济的开发[2]。随后,彭荣胜在2010年对黄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对流域各区段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做了分析,并指出要流域内各区段城市应该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的合理开发,挖掘资源潜力,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因素[3]。另外,马芳芳(2008)主要从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考虑,探讨影响黄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影响因素[4]。安乾(2009)基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迥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分析各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5]。樊福才(2009)利用GIS和数理模型分析研究了造成黄河上、中、下游各区段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原因,其中自然环境因素和经济集聚效应对经济开发影响较大[6]。李小龙(2014)研究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系,同时还分析了黄河流域人口密度在各区段的差异性[7]。

1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空间差异性

造成黄河流域各区段城市间的经济空间分异根本原因是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城市所处的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异。黄河上、中、下游间环境在空间上的不同,导致了三个区段城市间经济过程中的不平衡性,进而造就了各区段城市间在经济空间上的基本格局。本文探讨的空间分异性指的是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因素、文教、社会生产方面区别。正是由于流域内各区段城市中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城市空间分异的格局和各城市不同的开发模式。

黄河上、中、下游间城市经济空间发展类型有三类模式:流域增长极、流域增长轴和流域核心———边缘(圈层)三种格局。上游河流流段城市经济空间布局呈现出增长极模式。上游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低于全流域经济GDP平均水平,只有少数的几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大,上游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有的甚至超过了下游某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上游这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分散城市形成了上游流域经济的增长极格局。流域增长极又分为区域增长极和全流域增长极增长极只是流域内的几个城市点,它们大致包括:具有政治功能的省城;经济型地级市;资源禀赋型城市;历史悠久的旅游型城市。全流域增长极从上游经过下游被称为增长极的城市有:兰州、西安、太原、洛阳和济南;位于区域内增长极城市从上至下游包括:西宁、银川、包头、呼和浩特、大同、洛阳和东营。而增长轴格局是由上、中游沿河和重要交通干线交错分布的城市构成的。尤其处于铁路沿线重要站点的城市,例如处于陇海———兰新(陇海轴)线的某些城市,西安、宝鸡、兰州就得益于交通条件发展起来的城市。

另外还有处于京包线、大运线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些城市形成了以交通轴为主的轴线格局。下游以山东省济南市和河南省郑州市为核心区,向外围区辐射,形成圈层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黄河上游城市内部经济发展没有失去平衡,而城市外部及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再者,中、下游城市外部其城市内部经济发展变化小,较为稳定,表现出了著名的“马太效应”。研究发现:从1990年至2005年15间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区域细微的变化,也就是细微的格局演变,有的城市由原来的高水平区域降低为中高水平区域,例如,山西的省会城市太原。有些城市由于经济发展由中、低水平层次上升为中等层次。但是,黄河研究区经济在空间上表现的基本整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经济发达城市依然聚集在下游周边;黄河中游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城市所在地,经济较为落后的像西宁这样的城市位于上游。上、中、下游的自然环境条件和资源条件是形成经济在空间上差异性的重要因素。黄河上游地区地形崎岖复杂,气候干旱,不适宜发展农业,粮食生产落后,地形崎岖,交通条件落后,最终将导致经济的落后。特殊情况是零星的几个城市由于某方面的自然因素,经济发展会高于其他城市。要想改善上游经济的落后局面,就要在原有增长极上发展轴线城市,以极带轴,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中游经过环境较为脆弱的黄土高原,这里水土流失较重,气候也属于过渡带,没有下游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基础,但是中游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交通较为便利,资源型城市大多分布在沿铁路主要轴线上,例如,大同、阳泉等一些资源型城市。下游区域,地形平坦,气候由亚热带气候向暖温带气候过渡,农业发展得天独厚,有了农业作基础,带动下游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下游沿海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下游地区是以济南和郑州为主的城市经济格局。

2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类型

(1)增长极开发模式。

(2)点—轴开发模式。

(3)多中心开发模式:以内蒙古河套地区为圆心,以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城市为圆周长的圆形开发模式。

(4)圈层开发模式:一个主要城市,其他城市以边缘式结构团结在核心区周围,这些城市覆盖在黄河下游。山东、河南经济发展好,位于最里圈层,有济南、淄博、东营。第二层在其最里层的外围区围区,依次有泰安、德州、聊城。最外层城市的经济发展又不如第二层,这样,就形成了圈层格局。

3黄河上、中、下游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3.1增长极、增长轴、核心———边缘格局

增长极主要是指城市增长点,增长轴主要是指沿黄河流域干、支流分布的城市,和沿河流铁路线的城市。核心———边缘区主要是以河南和山东省经济高水平城市为核心带动周围辐射边缘地区。

3.2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差异存在“马太效应”

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两极分化严重,出现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黄河上中游城经济发展人均GDP较小,但是黄河下游各城市内部发展参差不齐,同时在下游城市出现了地级城市与县城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形。

4影响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地理要素

4.1地形因素

黄河上游两个增长极所在地区地形崎岖,交通条件较差,导致上游两个在增长极(点)对周围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很小。加上自然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遭到人类活动破坏,就难以恢复。所以,不适宜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些导致了上游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上游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相对集中在上游地势较为平坦,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水平较高的城市比较分散,因而城市经济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均衡发展,即存在增长极格局。中下游地区地形较为平坦,在上游河流的冲刷作用下黄河中下游沿岸地区土壤肥沃,对农业的发展比较有利。又因为黄河中下游各区域之间交通便利,经济活动交往频繁,很容易受到里层核心城市的影响作用和带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增长轴格局和圈层结构格局。

4.2自然资源因素

黄河在我国被称为“母亲河”,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周边丰富的资源是分不开的。黄河航运在我国历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交通桥梁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河运显然满足不了时间的节奏,陆运的经济效益大于航运。虽然黄河流域的航运价值下降到次要作用,但是铁路建设依然是沿黄河沿岸建成,一些具交通型城市依然沿黄河干、支流沿岸分布。此外,行政区域的划分对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在空间上的聚集有一定的作用。

5黄河区域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

5.1黄河流域内的人口在空间集聚上的差异性

黄河流域内的人口主要向地形平坦的中下游地区聚集,而上游地区则是地广人稀的地理景观,导致人口与经济向东偏置的问题。下游所占全流域土地面积最小,但却承载了全流域2/3的人口,这样就造成了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存在明显的分异。取人口密度为指标,呈现出“一区两轴”的空间分布格局。“一区”是指:人口主要居住在下游地区。“两轴”分别是指:一条轴是西北—北向延伸的轴带,西北向主要是西北地区的一些城市,北向轴主要是以山西为核心的边缘地带。第二条是沿铁路干线分布的城市的人口聚集区。上游经济发展水平低,与上游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西部开发政策是解决黄河上游经济落后的重要举措,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转型发展中游煤炭资源型城市是帮助中游经济度过寒冬期的重大战略,尽量保证不以破坏环境来取代经济繁荣。下游经济水平发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解决好人地关系,调节人地矛盾,保护耕地,制定法制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制止城市建筑用地大量占用耕地。

5.2影响黄河流域人口空间分布的要素

(1)地形: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是城市人口密集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上游冲刷作用下,黄河沿岸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人口集中在下游地区。

(2)水资源:研究黄河流域人口分布相关因素主要选取水资源中的多年平均降水量和河流密度两个指标。其次,黄河流域内的能源、矿产资源,政治文化,交通网络,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都与黄河流域人口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强。

从黄河流域人口分布与各指标关系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空间分布与地表起伏呈负相关,地形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明显,主要是经济因素自然而然地促使人口在空间上形成了差异性的格局。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因素在人口分布中,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自然条件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则下降到次要地位。从经济因素指标与人口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人口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地集聚现象,即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影响黄河流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是多方因素导致的、要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因素对流域各区段人口分布差异性,可以采用其他数学模型来对自然指标、经济指标加入分析,并且可以深层次地对黄河各区段经济、人口等指标作比较。

6结论

黄河流域的区段经济的不平衡性主要是由于各区段本身自然环境差异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获取生产生活所需,影响经济生产,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另外,人们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例如上游原生态区域在人们开采过程中因技术不成熟受到了污染,环境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下游人口密集,严重挑战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经济生产中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年来居高不下,导致极端天气频发,严重影响经济生产,所以环境问题从侧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是黄河下游经济发展的环境隐患。

7建议

针对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差异存在“马太效应”和黄河流域各区段人口、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性提出一下建议:

(1)黄河上游应该利用上游城市地理环境优势,因地制宜,重点发展青海段畜牧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人口就业压力。(2)重点开发黄河上游河西走廊一带地区,打造独特的河西走廊经济区。(3)积极响应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议设立黄河上游经济区的提案》,助推银川、西宁、兰州三个城市的经济,可以以银川、西宁、兰州为主要城市,挖掘三个城市的旅游资源,构建上游独特旅游风光,以旅游业带动各地经济发展,引导游客踏足“无人区”,享受大自然塞外风光。(4)缩小下游地级城市与县城贫富差距,深入当地贫困县区,解决农村农民收入问题,适当给予补贴,提高县城居民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5)解决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要保证不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发展。

摘要：流域经济是空间经济的一部分。文章主要研究黄河上中下游三者之间的经济空间存在分异和下游城市间经济存在的差异性。文章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讨论了黄河流域各区段经济的差异性,找出黄河各区段经济落后地区的问题所在,研究黄河流域最优的发展路径和开发模式,保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流域区经济利润最大化。

关键词：黄河流域,城市经济空间差异,经济空间格局,开发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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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樊福才.黄河流域城市经济空间分异与发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8.

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度分析 篇8

长江经济带, 东起上海、西至云南, 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9省2市, 面积约为205万平方公里, 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目的在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惠及更多民生, 优化经济结构,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开放合作新平台。

关于城市间经济联系度研究, 文献在国内首次利用牛顿引力模型, 以北京和苏锡常地区为例, 对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定量研究;文献分别研究了长三角、京津冀和环渤海主要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并进行分析和评价;文献研究了上海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状况。文献的研究都带有区域性质, 且都以旅游经济为背景, 不能综合反映城市间经济联系水平, 文献虽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联系状况进行了研究, 但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角度, 没有体现城市之间的联系。本文以经济带为研究对象, 跨越局部区域, 涉及东、中、西部中心级城市之间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分析现状和问题, 并提出建议。

二、中心城市的选择和模型简介

(一) 中心城市的选择

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和全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综合功能或多种主导功能、起着枢纽作用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本文依据文献的研究方法, 结合长江经济带跨地域的特点, 选择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宁波、无锡、苏州和上海这1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城市的综合实力都较强, 2014年的GDP总量都超过7000亿元, 人口数量也超过了特大城市的标准。

(二) 模型简介

在经济引力论中认为, 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存在着类似于万有引力的规律, 经济联系强度与区域之间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成正比, 与区域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这一理论的应用为定量分析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了可能, 计算经济联系度的公式如下:

其中Pi、Pj代表i、j两城市的非农业人口, Di、Dj代表i、j两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r为两城市实际最短交通距离。

三、经济联系度分析

由于大多数城市的统计数据没有非农业人口数量, 而是统计的本市常住人口, 因此本文利用城市常住人口、GDP和城市之间的铁路距离作为计算经济联系度的变量。将10个城市的GDP, 常住人口数量, 城市之间的铁路距离代入经济联系强度的计算公式, 可以计算出彼此的经济联系度。

为了研究每个城市和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集中和分撒情况, 对以上数据做进一步处理, 求出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度的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平均值用于反映某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联系度的集中程度;标准差用于反映联系度的离散状况, 变异系数反映某城市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度的不均匀情况, 其值越大代表离散程度越大, 越不适合作为中心城市发展。通过观察发现各组数据不具有正态分布的特性, 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 平均值取各组数据的中位数。

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 并依据均值按从大到小给出城市经济联系度排序。

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10个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 上海极核作用明显

上海作为一级中心城市, 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不仅在东部, 而且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其他城市有很强的经济辐射力。与其他9个城市联系度的均值E=185.23, 远大于其他城市, 且变异系数CV=12.25, 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较为均匀。虽然上海的极核作用明显, 经济辐射力强, 但由于地理空间位置和交通状况, 与上海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东部城市:杭州 (E=885.34) 无锡 (E=1496.83) 、苏州 (E=5270.39, 与中西部城市的联系不够紧密。

(二) 经济联系“头重脚轻”

首先中心城市在长江经济带的数量分布就表现出了地域的不均衡, 10个城市中东部有6个、中部有2个、西部有2个, 东部6个城市的平均GDP是中西部城市的1.2倍, 经济水平上表现出“龙头”重“龙尾”轻的特点。其次, 从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联系度排名前六的都是东部沿海城市, 且集中于“长三角洲”地区, 其中无锡和苏州的联系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E=12094.10。而中西部的城市尤其是作为“龙尾”的成都, 与其他城市的平均联系度只有E=4.06。

(三) 多中心组团格局形成

虽然从整个长江经济带来说, 经济联系具有“头重脚轻”的现象, 但具体到区域, 经济圈的组团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例如, 成都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度不高, 但与重庆达到了E=253.99, 说明成渝经济圈的建设在西部效果明显, 而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 都在以上海为极核的领头下, 加速着内部经济圈的发展和联系, “一极, 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格局是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一大特点。

四、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建议

(一) 优化产业结构和要素分配

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应该继续发挥现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 加大创新力度, 发展高精尖的产业和服务业, 推动制造业向长江中上游城市转移。长江中游城市要发挥在钢铁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优势, 长江上游城市如重庆要发挥装备制造业的优势, 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打造产业优化升级。沿江各省市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 互通有无, 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格局。

(二) 充分发挥中部城市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数据来看, 武汉与其他东西部城市的经济联系较为均匀 (CV=1.35) , 是联系长江经济带西部城市和东部城市的关键节点。“通道+节点”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方式, 应该充分发挥武汉独特的地理优势, 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 建设更具规模和辐射力的武汉经济圈, 打通和建设武汉连接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的交通网络, 使中部城市群的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腾飞的重要支撑。

(三) 打破区域壁垒, 加强互联互动

“一极, 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涉及地域更广, 人口更多的一项国家发展战略, 其目标在于整体效益。各都市圈的发展往往注重本中心的利益, 而忽视了整体, 其政策的制定具有排它性, 这就造成了区域之间缺少联系, 难以实现互动。例如, 从数据看出成渝经济圈与武汉经济圈联系弱, 而中部城市群与东部城市群经济联系度也不高。因此, 打破各区域的行政区划壁垒, 建立长效的协调机制, 加强各区域的互联互动, 是实现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 形成齐头并进局面的重要举措。

摘要：选择了长江经济带中具有代表性的10个中心城市, 应用牛顿引力模型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度进行计算, 并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依照统计数据对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经济联系的现状作出分析, 并为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提出意见:优化产业结构和要素分配;充分发挥中部城市承上启下的作用;打破区域壁垒, 加强互联互动。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牛顿引力模型,统计分析

参考文献

[1]王德忠, 庄仁兴.区域经济联系定量分析初探-以上海与苏锡常地区经济联系为例[J].地理科学, 1996, 16 (1)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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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统钎, 郑春晖.京津冀地区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1 (2) :38-41.

浅谈江西省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 篇9

长江经济带是东起上海、西至云南, 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9个省2个直辖市。选取反映省份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城镇人口数 (Pi) :反映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指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Vi) :反映省份城市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的指标;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Di) :反映城市地区经济综合水平的指标。分别计算各省份的职能指数, 计算公式:

在分别计算人口、收入和经济职能指数的基础上, 计算各省份的中心职能程度指数, 其计算公式可以采用总数和平均数两种不同方法:

根据值的计算结果, 对11个省份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的品级, 划分结果见表1。

二、经济联系可达性分析

可达性是指衡量两地之间交往、联系方便程度的相对指标。若可达性值越高, 则表明两地之间来往越方便;若可达性值越低, 则说明两地之间交流越不便。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i为i省份的可达性值;Di为i省份与江西省之间的最短交通距离;Vi为i省份与江西省之间的交通道路平均行车速度;为江西省和其他省份之间的平均可达性值;ai为i省份的可达性系数。

三、经济联系互动量阐述

分析江西省与经济长江带的经济联系互动量是将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代入经典的经济联系绝对强度与经济联系隶属度模型中。计算两省份之间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的经典模式为:

式中:P、V分别为江西省城镇人口数 (万人) 、生产总值 (亿元) ;Pi、Vi分别为i省份城镇人口数 (万人) 、生产总值 (亿元) ;为江西省距i省份的铁路里程。

计算经济联系隶属度的经典模式为:

式中:LR为经济联系隶属度;Ri为i省份与江西省之间经济联系量。依据以上两公式, 计算出江西省与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经济联系绝对量和经济隶属度。

资料来源: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可以归为四等品级, 一级中心省份处于铁路和长江的交汇处;江西省与湖南、湖北、安徽三省的联系最为方便, 而与贵州、云南两省的来往不便;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与江西省互动量从大到小依次为湖北、江苏、湖南、浙江安徽、上海、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相应建议:通过充分发挥江西省水运优势、主动对接上海自贸区、及加速产业经济的发展, 从而提升江西省在长江经济带中的经济联系品级;在维护好同周边省份的交通联系良好的情况下, 加大与云南省之间的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运输方面的投资, 从而改善江西省与云南省之间的交通;城市之间加强横纵向联系、组团发展、凝聚力量及相辅相成, 特别要注重江西省与云南省、贵州省的经济互动。

摘要：在收集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的基础上, 从经济联系品级圈、经济联系可达性和经济联系互动量3方面, 定量分析江西省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江西省在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品级圈中为三级中心省份;江西省与其周边省份的可达性较好, 而与贵州、云南两省交通联系亟需改善;空间距离对江西省与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互动量影响显著。依据获得的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江西省,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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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经济 篇10

《 四川省“ 十一五”规划纲要( 草案)》 颁布实施以来,四川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了“ 五大经济区 + 四大主体功能区”,以改变城市盲目布局、土地无限开放、工业遍地开花、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行业。 目前,成都经济区已成为四川省的龙头经济,也是全国区域竞争主体,基于这些综合实力,成都经济区融入“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拥有强大的动力。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绵阳、德阳、资阳、眉山五个城市,并展开与周边七大城市的合作, 共同签署了《 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开始成都经济区一体化的步伐。 立足全球环境,发挥比较优势,全面参与到国际产业的分工与定位之中,以开放的胸怀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借助全国速度优势,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布局。 在这一基础定位上,深入探索成都经济区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举措,实现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开放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融合,壮大经济总量,增强战略支点辐射功能,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进城市群建设,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二、成都经济区发展区位优势

新常态格局下,区域发展不协调,地区冲突升级,国际制度体系的复杂性, 如何协调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其中与成都密切相关联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 一带一路”( 涵盖中蒙俄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欧亚大陆桥、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自贸区) 、长江经济带( 涵盖长三角经济圈、皖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城市群) 、“ 成渝西昆菱形( 钻石) 经济圈”等相关机制。 其中 “ 一带一路 ”战略重在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 ,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龙尾的成都, 有必要将自身打造成为对接 “ 一带一路”国际和区域合作机制的平台与联接点 ,同时也成为国家级战略构成与运作平台。

1、区位优势

成都是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最完善, 经济总量最大,我国内陆地区重要的国际性门户城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金融、科技中心、交通和通信枢纽,拥有东西联通、南北相接的独特地理位置优势。 成都经济区亦是丝路文化发源地, 通过长江经济带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连接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Y”字形大通道衔接区域,与“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沿途经过的区域、国家的产业协作互补,互联互通;还亟需发挥“ 长江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衔接点的优势,作为“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建设的极核和驱动引擎。

2、政策优势

从国家空间布局来看,成都经济区是“ 一带一路”向西发展的龙头,长江经济带的西部腹地,要站在时代前沿,借助政策优势,融入到国家战略全方位建设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战略纽带传递作用,内陆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扩展内陆市场,实施向西开放战略,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建设向西内陆战略开放高地,完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现代产业外向基地。

3、产业优势

从经济、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区域间的互通互助模式业态良好,在绵阳、德阳合作中,以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现代制造行业,实现产业集群链式发展;在汽车制造业上,与资阳携手共进,打造出上下游千亿的产业链;与眉山构建以新材料和石化下游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合作;与遂宁合作上拖动为电子产业工业合作;发掘乐山旅游资源优势,深化光伏光电产业合作,加强与区域间旅游资源互动;在与雅安市合作中,构建以食品饮料产业为代表的优势农副产品加工流通体系。 通过八个城市之间跨区域协作,产业链的构建,形成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育的合作格局。

三、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衔接下,成都经济区的关联性分析

从实际情况来看,各种制度战略共生并存且错综复杂, 如何促进次区域内各项制度的“ 合作共赢”,不仅关乎次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维系着地区新的发展战略定位。

1、多项国家战略嵌套、重叠,促进成都经济区发展

就以成都为节点的国家战略来看,存在嵌套、重叠乃至平行三种情况, 有助于形成助推经济发展的聚集效应。 战略实施带动产业合理布局以及发展,优化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提高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改善了区域经济环境,同时加强了对区域经济风险的监管与控制。 国家战略带来的优惠政策发挥了金融的集聚效力,加速区域经济集聚。

首先,通过对金融体系结构内部组成调整,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双边以及多边经济业务的合作实施,加强省内外的投融资项目以及贸易等对外业务的支持力度, 推进产业园甚至产业基地建设, 建立健全以信息服务、金融支持为支撑的,以出口退税为主体的出口服务政策体系。 此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竞争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基础产业、科技行业、服务业为一体的产业格局,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通过IPO,募集资金,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发行,增强资本流动性,提高企业知名度,回报个人和风险投资,同时完善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管理。

其次发挥区域经济的辐射效应。 通过政策引导,拓宽区域外部经济、产业互联渠道,提高信息使用效率,引入高度科技化的软硬件设备,以及遍布广泛的安全网络等基础设施,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区域的科技信息网络,构建一体化的监督管理体系, 面向东边承接产业向内陆的转移,实现市场资源共享,产业互通互补;面向西加强同丝绸之路的陆上与海上沿线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人文交流,在科教与文化领域,展开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建设面向中东—欧洲的科教文化中心。

2、成都经济区逆向助力战略深化

从整个战略布局来看,“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向西发展,位于长江“ 龙尾”的四川省,却是站在整个战略向西的 “ 箭头”前沿,是开发新路径的矛头所向。 四川省必然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成都经济区的构建,也必将该区域从传统后方转战开放前沿,在新的经济格局下实现创新发展。

首先,充分借用国家战略契机,推动区域金融行业的发展,打造长江中上游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提升金融“ 环境”。 在西部金融硬实力建设中,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接上,提供政策支持,通过金融研发、金融创新、高端人才聚集、西部金融品牌构建等综合实力的提升,沿着“ 产业链全景图”构建“ 全产业区”,通过补链、强链、扩链,做大产业集群, 推进龙头强势企业以及相关配套行业的协作发展,为打造拥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产业航母努力,不仅仅促进成都经济区的金融行业发展,更加为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发展提供强力支撑,辐射带动作用无可替代。

其次,要加强轨道、交通、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必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建设。 从铁路建设来看,近年来铁路里程不断增长,全省布局进一步完善,但是铁路网密度、规模远不及东部与沿海地区,随着中国南车的引入,在蜀投资逾50亿元建设成都轨道交通产业园,这将把成都打造成为西南地区轨道交通装备整车制造维护基地,也是重要零部件和关键系统的专业制造基地。 释放区位优势红利,构建全区域的以及丝绸之路战略资源的综合运输体系。

最后,作为IT产业内地第四极,网游、QQ、微信等产品在成都都有部门设立;从电商来看,阿里巴巴、亚马逊、 京东、环球资讯、携程等电商领军企业为例,均在成都设立区域总部,数据表明已有八成网络零售的百强企业在蜀落户,成都已经成为西部市场中枢。 在思考产业布局方面,除了在“ 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中明确自身定位,更要考虑到在成都经济区、钻石经济圈等区域经济协作体系中的功能布局,通过分析周边环境,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规避地区不足,发展区域经济,服务全国经济。

四、结论与建议

总体来看,成都经济区要更好地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一方面,推进国家战略的各项工作在川部署,发挥区域经济的辐射、扩散效应,为成都经济区的发展提供服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借助政策支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区域内部综合实力,实现经济协同发展。 此外成都经济区还有:第一,加强战略支点辐射功能。 加快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构建“ 一核心,多节点”物流网络系统设施,拓展西部电子产业中心,提升国家级的物流中心枢纽功能。 第二,培育优势产业集群。 在“ 新常态” 宏观环境下,发现现代产业增长新支点,运用“ 互联网 +”、 物联网、特色产业园区、主题文化商业建立等最新产业模式,打造现代产业集群。 第三,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依托科技、人才、金融优势,向西发展,加强与西北五省、中亚、西亚地区合作,建设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欧亚航空物流通道。

摘要：作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的西部交汇点,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西部重要产业聚集地,成都经济区的区位优势不断显现,从点—点分散发展,到点—线之间、点—面之间协作,发挥整合规模效应;同时,成都经济区的发展,促进要素整合、产业集聚、资源转化,提升区域带动力,发挥战略聚合力。本文通过研究,理清成都经济区发展的思路,实现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开放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黄色、蓝色文明融合,壮大经济总量,增强战略支点辐射功能,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进城市群建设,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关键词：成都经济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关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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