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 治理 体系 国家

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精选4篇）

篇1：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发布时间:2013-12-22作者:俞可平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制度具有根本性，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主要体现国家 的工具理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谁上台执政，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 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 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 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 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 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 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 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 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 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 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 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

《决定》已经提出了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深入理解和贯彻《决定》精神，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敏感性，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里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 策，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

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要是有 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改革。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 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 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 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 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 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我们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 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 “政府问责”制度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 力为目标，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 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因素影响着国家治理水平和效益，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 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既有“破”又有“立”。一方面，要像 《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的新要 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良好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但治理者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 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 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核心政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 切”的官本主义观念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 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 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和维护公民权利，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O二O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在7 年内要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 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还要集中全国人 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本文系作者在“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所做主旨发言之部分内容，标题为原编者所加）

篇2：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方法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完善, 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之上。然而, 任何一个革命阶级一旦获取政权之后都会变成保守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互相作用的基本原理, 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 在借鉴社会主义苏联的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当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然而,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它是不断变化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进行反思。1985年8月, 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搞了很多年, 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 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 这30多年以来, 我们正是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原理之上, 持续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才使国家治理体系不断与时代变化相适应, 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话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无视本民族的历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要回眸自己的过去, 立足于民族的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营养, 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1.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为政治本体的一种思想体系 (2) , 中国历史上有着强烈的民本主义传统。《尚书》提出“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西周政治家周公, 要求统治者“用康保民”“先知稼墙之艰难, 乃逸, 则知小民之依”“知小民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治理天下必须顺乎民心, “君者, 舟也;民者, 水也。水可覆舟;亦可载舟”。近代以来,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 无不蕴含着民为邦本的国家治理思想。

2.“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质。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最早可追湖到夏、商、周时期。《诗经》中记载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基本定型。当时, 百家在统一方式上虽有所差异, 但都认同天下必须“定乎一”。

3. 重视德治

把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传统。“君以仁施政, 臣以德治国。”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 才会达到“辟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自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始, 直至末代清朝, 一千多年以来, 孔孟的“德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在今天强调的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有着极强的现实价值。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治理国家的思想和实践

如何治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 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答案,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开创性地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 积累了大量的治理经验, 这些思想和经验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立足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诸如, 关于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 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虽然遭到了重大挫折, 但是上述探索及其取得的理论成果, 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国家治理和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握时代特点, 积极推动改革开放, 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过程中, 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开展了内容广泛的国家治理活动, 取得了巨大成就, 积累了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走自己的路, 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正确对待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 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指出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依据新的实践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形成了丰富的治理思想。江泽民同志强调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 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国家治理有着深刻的论述。他强调创新社会管理, 指出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 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的阶段性国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背景, 只有从现实出发, 治理体系才能有针对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 又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3) 经过30多年的改革, 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正如十八大所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得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有许多特殊困难, 特别要看到,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 这种转型和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 也必然会带来诸多问题, 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动, 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

上述种种问题既是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同时又是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立足点。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用一套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因此, 我们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阶段性国情,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1070.

2 王引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9:79.

篇3：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治理”—词, 具有“控制、引导、操纵”之意。国家治理的本质就在于政府通过其属性及职能的发挥, 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 以维持统治。我国历代都讲治理, 古代社会的“管理”主要是以简单行政命令为核心, 而现代社会治理以科学有效的制度为核心。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也意味着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深刻的转变。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体系, 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能力, 是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的能力, 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 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 (1)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成, 互为统一。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战略要点

参考世界银行为了全面衡量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状况、监督促进各国改革进程自1996年起定期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的六个方面, (1) 也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制定一套衡量标准:话语权与问责方面, 公民能够广泛参与政府选举, 扩大公民参政权, 自由得到保障。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方面, 国内外政治环境稳定, 政治暴动和恐怖主义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和打击。政府效能方面, 政府职能明晰, 政府承诺执行政策的可信度高。其四, 监管质量方面, 监管机构独立性高、监管相关的行业法规完善。其五, 法治方面, 法律体系完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成员信任并遵守社会法律。其六, 遏制腐败方面, 利用公共权力以权谋私得到有效控制, 有效打击腐败行为。

综合上述标准,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布局合理, 公共权力结构优化, 民主发展, 法治健全。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进现代化, 必须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作用。

三、如何从行政法角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 建设民主政府

按照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体产生分化, 并逐步形成组织。各个组织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 形成公共权力, 让这个公共权力来执行公意、保证自己的利益。 (2) 这个公共权力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府。因此, 政府是人民让渡权利的产物。在现代民主社会中, 法律就是公意的表现形式, 人民通过法律授予政府社会治权,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分散的公民个体往往无法直接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无法参与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 民主政府因此承担起了这个责任。政府必须承担起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自身民主性的责任, 必须做到政府通过正当民主程序产生, 在民主原则的指导下依法行政。

(二) 建设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 就可能成为独裁专制的政府。在现代社会, 行政权力呈现出扩张趋势, 政府权力一旦被滥用就具有侵犯性, 公民的合法权益就会收到侵害。所以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界限需要法律来予以明确。建设有限政府就是指政府权力、职能和规模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责任政府是指一旦政府行为有违法和不当,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设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 需要科学立法, 提高行政立法质量, 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的制定工作, 尽早建构建设法治政府所需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 要增强司法独立性, 有效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 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制度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护人民权利。 (3)

(三) 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统治和控制机构, 而是一个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需要根据让渡权利成员的要求和限定来管理公共事务。我国行政法曾受到“管理论”的影响, 强调行政权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绝对优势, 重“管理”轻“服务”, 公民的人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随着民主化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 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受到质疑, 也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因此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 将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 深化民本思想, 为民服务, 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 需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遵从民意, 在为民兴利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制度, 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在服务意识的指导下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四) 建设透明型政府

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不平衡性, 占优势的公权力往往会不断扩张, 侵犯私权利, 使个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同时当下存在的代议制民主中政府与公众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缺乏制度化行政公开,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不到尊重。为了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利, 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相对平等, 就需要对行政权进行一定的规制, 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推行行政公开,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使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4) 通过人大、法院和检察院等机关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加强人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保障公众知情权。

注释

1李玉华.杜晓燕.全面剖析新加坡、中国公共治理现状:基于1996—2007年全球治理指数[J].华东经济管理, 2009 (12) .

2胡美灵.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设[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6) .

3王久斌.论司法独立原则[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5 (03) .

篇4：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路建平指出, 推广运用国家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新华社按照中央要求, 为加强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标准的推广运用是媒体行业推动新兴媒体建设、促进海内外华文媒体新闻信息资源有效共享和深度开发的重要手段, 是媒体机构加强自身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全面促进传统媒体升级转型, 有效应对激烈的媒体竞争格局的必由之路, 他希望西南地区媒体努力开创标准实施、行业应用、产业推进并重的中文新闻信息标准化工作新格局。

据悉, 会议还就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与媒体可持续发展、中文新闻信息标准与新媒体建设、新闻传播与知识服务、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标准化问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并就促进媒体间的信息交流, 进一步推动国家中文新闻信息标准在西南地区的应用达成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