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关键词： 偏误 学习体会 思考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通用5篇）

篇1：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 ——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在国家安监总局党校精心组织和安排下，2014年秋季处级干部进修班第一单元的学习已顺利完成，学习情况和体会可概括为一个感觉，两点认识，三点思考。一、一个感觉：生活充实,学习系统。在第一单元中，按照课程安排，我们重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思想》、《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辅导》、《〈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内容，自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序言》（节选）、《资本论》（节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序论、第一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及《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了解了《现代培训理念方法与党校干部培训》、写第一单元学习体会的写法，开展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

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以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2、针对性强的含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其创立者针对社会宏观、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探索，深入分析和研究，并进行全面总结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三大宏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引领人们的思想，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实质，指明社会发展道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继承马克思主义，针对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适合两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理论。

（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践性强的与时俱进的硕果

1、与时俱进

马列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及对各种机会主义和错误思潮的批判中，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2、实践性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实践的产物。这从马列主义产生的背景等方面可见一斑。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更是毋庸置疑。从井冈山革命时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井冈山的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理论），到解放战争（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本人一边从事革命实践，一边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指引，从其发表的一些著作即可了解这一点。

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几点思考

（一）如何将马列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化？

马列主义与爱国主义？马列主义主义与中国社会道德？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获得人民的来自心灵深处的认同感?这些都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化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至上，消除短期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说出了一句令所有人都感慨的名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为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如何解决资本（资金）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与让人们享受改革的红利之间的不一致性，如何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人们的心灵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消除短期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这也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三）如何进一步优化实事求是的宏观环境？

习近平同志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曾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实践中要做到实事求是，难免会缺乏一定的宏观环境。这些宏观环境中的阻碍因素至少会有以下几点：

一是权威因素。权威是某一领域正确意见的代表，正像经验是有益体验的总结。但是权威和经验一样，只能代表过去，它对未来，有举一反

三、预知预示的一面，也有不合实际的可能。

权威对正确意见的否定，就像家长对孩子的管制一样，是无所谓对错的。他以自己的自信和经验来决策，别人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来服从。这时的标准只是信与不信或忠与不忠。这里面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实际情况的忽略，因此很可能偏离实事求是。但正如我们往往错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也常错把权威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在通往实事求是的大路上又人为地树起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权威，一方面不能绝对迷信权威，不能靠他们鼎盛时期的光环来为我们永远地照亮。

二是利益因素。社会是分成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这种利益相别的阶层或集团，会意见不一，有时甚至会很对立。

篇2：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学院：艺术学院

姓名：吴梅青

学号：***529

不得不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记得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还是很懵懂，虽然很多的理论知识都了解了，但是却不是非常明白其中的深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开始愈加深刻起来。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更加严肃认真起来。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基本认识：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创立的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更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了三个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学。由于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基础、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最终出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它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1840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个世界由此开始走向全新的光明的道路。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基本理解：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蕴含深刻的道理。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同时，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主观思辨的逻辑体系，它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宽广的道路。它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换言之，就是唯物史观同样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同样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传统，是一种真理相传、真理积累和真理探索的传统。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和继承这个传统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这个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着的传统。没有创新，它的生命就要终结，这一传统就不能够延续。创新是这个传统的本质特征。所以，继承这个传统是实现创新的前提；而创新则是这一传统延续生命力的保证。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正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而自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就开始了在中国的创新历程。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创新。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且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反应了普遍真理，是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2.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实践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感性活动和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一方面揭示了意识能动性的真正的、现实的根源，具体而非抽象地发展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意识显现的事物和现实的真正的客观性和自在性。这样，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便解决了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并由此解决了西方传统哲学。且只有用实践观点去理解事物和现实，才能用实践观点理解人本身。

3.辩证法是马哲的基本精神。辩证，是破旧立新，以新物质代替旧质，是实践的内在要求。辩证法的本质和基本精神是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持否定、批判和超越的态度。所谓批判就是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正是因为坚持不断的自我批判吐故纳新，不断地对以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的批判继承，理论才不会成为仰之弥高的僵化教条，才能够继续前进，在不断的刷新中向更新层次跃进。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意味着必须具有严格的科学精神和探索创新的本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价值判断的根本准则。

篇3：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认识与思考

一、形式主义者要使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科学, 就必须先弄清文学科学的特殊性, 以明确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的特殊性是文学所特有的性质, 即文学性, 它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 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

在形式主义者看来, 文学的本质特性只能在文本本身, 而不能在历史话语等其他因素中找到。因此, 文学性就成为一个自足性的概念, 同时它也是一个动态概念, 并且它在文学内部要素的动态演变中显现出来。一旦构成文学性的手法、方式和技巧变为常规, 就会丧失文学性的功能, 使文学作品失去可感性, 而使接受主体感知系统焕然一新的作品, 却能产生令人震颤的感受, 文学的审美过程就在于此, 这也是文学创作的根本艺术宗旨。

事实上,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 文学性的内涵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演进而不断地融合进新的时代内容、社会意识, 并逐渐形成每一历史时期“当下的”文学观念, 他具有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性已经远远地突破了文学文本的独特本性, 即审美性, 具有丰富的社会批判意识。“这种社会现象的审美效果, 实际上产生于广阔的知识空间, 是深层社会关系的表象和符号”[1] (P120) 它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的变化发展中, 积极参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生成。可以说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中而指向社会意识批判, 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这一点不容忽视。

二、文学创作作为人类一种审美意识活动, 它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 而应当对其描写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手段是艺术加工和处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方法。什克洛夫斯基在阅读托尔斯泰小说时, 就发现了不少例证。如他提出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常常不用事物原由的名称来指称事物, 而是像第一次见到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从而延长对对象的关注时间和感受强度, 增加审美快感。实际上“这种从审美认识审美目的向审美感受过程的转换, 是形式主义者把批判由创作中心转向以作品接受为中心的必然结果。”[2] (P46)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既然能唤起接受主体的审美快感, 就不能否定文本的创作者作为文本的第一读者也有着类似的审美感受。而创作者所具有的这种个性化的审美观念是和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 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是表现社会文化的角色之一。也就是说文本的创作行为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本的陈述具有唯一性。因此, “陌生化使文学形式成为复杂而深刻的内容的凝聚物, 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性式’, 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1] (P120) 是不妥的。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学性的问题, 曾倾注大量的心力探讨诗语区别于日常生活或科学语言的特征问题, “他们竭力使诗歌研究接近语言学, 倡导一种语言学诗学的主张。”[3] (P133) 因为文学作为一个科学系统, 各个成分并不是平等的, 而是“一个或一组主导成分或主导特征, 决定着诗的整体特征或文学性的有无。”[3] (P136)

形式主义者在诗体结构上揭示了该理论。他们认为诗歌中的主导要素是节奏, 节奏“使本具有不同意义的语词同义化, 这些意义不同而被按照其形式因素的相似性强行捉置一处, 行使同一语义功能的语词, 就叫做‘等值成分’”“‘等值成分’不限于语词。在叙事类作品中, 人物、细节、景物等等, 也都可以充当 ‘等值成分’。”[3] (P145) “形式主义这种将诗歌及文学的特殊结构形式搬运到语言学体系中, 也同样把语言学的结构搬运到文学结构中, 或推而言之, 搬到文学理论或诗学研究中, 这里有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即语言的语言学结构同文学作品的结构成分是重合的。”[4] (P27) 语言学客体是由语言及其细分部分 (音素、词素、分句等) 构成的, 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相应的横组合或纵组合关系, 可以重复拆装使用, 而文学作品的客体则与特定的历史话语有关, 是作家个体审美感受的陈述表达, 具有鲜明的个体色彩, 是唯一的。

四、俄国形式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它靠文学的纯形式来处理复杂的文学问题。文学毕竟不是纯语言或纯形式, 而是一种意识, 一种文化, 是一种审美价值判断。

联系当前我国在市场经济影响下, 文学创作趋向多样化, 而文学理论的发展则相对迟缓。在吸收外国理论资源时, 也多是机械复制, 导致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缺失原则性和独创精神。重新审视俄国形式主义的缺陷, 使我们看到文学理论的发展, 应该继续发扬传统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 在寻求方法多元化的同时, 避免简单地模仿照搬, 应当结合当前文学创作实践进行综合创新, 建构适应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大厦。

摘要：形式主义将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认为文学创作的根本艺术宗旨在于审美过程, 忽视了文学性的内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融合进新的意识形态特征, 而具有浓厚的当下意识形态色彩。陌生化手段是一种可重复使用艺术创作手法, 而文本则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 具有唯一性。将语言学理论强加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 是一种欠缺必要证实过程的做法。重新审视俄国形式主义的缺陷, 有助于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

关键词：文学性,陌生化,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董馨.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J].文艺理论.200503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2005年4月

[3]张冰.陌生化诗学[M].北京.北师大出版.2000年

篇4：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关键词：季羡林；胡适；认识；思考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22-05

收稿日期：2015-04-16

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季羡林（1911—2009）先生虽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无疑是当代中国极具权威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专家，如今他与金克木先生一起雄踞印度学领域之巅峰，令人高山仰止。除了译介大量印度文学、佛学典籍，季先生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学术文化随笔，记录了他与众多学者或深或浅的交谊以及对一些师友情真意切的追思。在诸多同道师友中，季先生对胡适（1891—1962）尤为敬重，先后四次专文追忆这位比他年长20岁的师长的学问人生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细细品读季先生关于胡适的文章，或许能从中寻绎出一位后辈学人视域中胡适的别样风采。

一、着力为胡适正名

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整合的需要，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包括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以及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中，因胡适毕生宣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致使我们党对其展开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希图更好地普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对胡适思想的全面审查和清理，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起到若干积极作用。然而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学界对胡适采取完全否定的策略，故在批判过程出现人身攻击和肆意曲解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殊不足以服人”，没有“一篇真正能搔到痒处的文章”[1]61。

有鉴于胡适思想批判存在的诸多偏误，季先生于30年后著文着力为胡适辩护，希图为当代国人呈现一个真实的胡适。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季先生开门见山地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2]256言下之意，虽然胡适学术思想纷繁庞杂一时难以厘定，但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勿容置疑。季先生之所以著文“为胡适说几句话”，盖因学界有人指责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他看来，真实情况却非如此，故“禁不住要说几句话”，以廓清胡适并未忠诚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

理由之一是胡适没有一味地服从国民党 胡适不赞成共产革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也不是国民党员，毕生崇尚自由民主，即便为国民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也始终保持党外人士的身份，笃定“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3]349。诚如季先生所言：“他（胡适）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2]257典型的例子是，胡适1929年6月10日在《新月》杂志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对国父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提出异议，遭到国民党文宣系统与党务系统猛烈回击和围剿。虽然“围剿”很快黯然中歇，但胡适的道德勇气可嘉。

理由之二是胡适积极宣扬“好人政府” 1922年5月胡适草拟《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丁文江等文化名宿的充分肯定，共同署名并发表在《努力周报》第2号上。这是胡适首篇政论文章，也是他组建“好人政府”的首个行动纲领。此论一出，学界的反映一如继往地褒贬不一。有人调侃难道有什么人主张坏人政府？故认为这样的主张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观点也许值得商榷，然季先生却觉得另有深意，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而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2]257。1930年1月出版的《人权论集》收录胡适《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一文，再次要求批判政党和领袖的自由。

季先生的理由颇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道来。学界有人指出胡适之所以与国民党产生分歧，目的在于与其讨价还价，但“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2]258。解放初期批判胡适思想时，有人提出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是“小骂大帮忙”，即胡适通过“小骂”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用来迷惑人民，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反过来为国民党捧场做事。对此言论，季先生显然不能认同，觉得“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若“把胡适说得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还要可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2]258

行文至此，诸君也许心生疑问，那就是季先生何以理直气壮地为胡适辩护？对于此等疑虑，季先生不厌其烦地细数学术和工作上的事例为胡适正名，试举二则：在学术上，胡适奖掖学术青年。1946年季先生回国赴北大任教，校长胡适对其才学颇为赏识。季先生刚到学校即投入佛学研究，不久写成《列子与佛典》一文请胡适品鉴，据说后者连夜看完并立即回信大加赞赏。能够得到学界耆宿点赞，这对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季先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在工作上，胡适爱护青年学生。解放战争期间，北大等高校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遭到政府当局的大肆逮捕。作为北大校长，胡适虽不赞成学生罢课干预政治，但为保护学生毅然挺身而出。甚至为了释放被捕学生，他曾动用与李宗仁的私人关系。这些事情虽有的亲历有的耳闻，然却给季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胡适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也没有唯我独尊的气势，有的只是一位师长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二、季氏眼中的胡适

近年来，随着胡适著作以及胡适研究 胡适著作主要有《胡适文集》（7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12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日记全编》（8卷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全集》（44卷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研究主要有《胡适研究》（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胡适传论》（胡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的密集出版，人们可以从中管窥胡适为学为人的大体样貌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卓绝贡献。季先生因做过胡适的下属且深受后者的赏识而交游甚密，故能够近距离地体察胡适的点滴细节，力图为今人还原其被历史遮蔽的本真面目。在他看来，胡适是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但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

家，只是热衷政治的一介书生。

（一） 作为学问家的胡适

季先生认为胡适首先是一位学问家，并将其学术著作概而分为六大类：（1）早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2）整理国故和《国学研究》；（3）以《说儒》为中心的《胡适论学近著》；（4）关于神会和尚的研究；（5）关于《水经注》的研究；（6）考证旧体长篇小说并为之作序，以及红学研究、《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季先生细致周详地罗列胡适的学术著作，旨在依此探寻其一生的思想承师与学术脉系。

在他看来，第一类早年研究能够管见胡适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一是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二是受到西方语言研究的濡染，尤其是“吾”、“我”、“尔”、“汝”人称代词具有西方语法特点。第二类整理国故是胡适“再造文明”，进而推动“中国文艺复兴事业”的必经阶段，但是国故需要借助西方学术方法加以整理（“输入学理”）。第三类《胡适近学论著》之《说儒》历来被视为儒学研究的力作，此文以章太炎《原儒》为前导，综合名学方法与历史方法而开辟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第四、五类关于神会和尚与《水经注》研究，胡适用力甚勤（“可以说是半生以之”[1]51），再度展现其整理国故的毕生祈愿。第六类考订传统小说并为之作序，特别是在《红楼梦》考证和《水浒传》考证方面，季先生认为胡适的贡献卓绝且影响深远。

作为同道中人，季先生虽对胡适某些学术著作（比如《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颇有微辞，但不得不承认他对现代学术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治学方法与考辨材料上的卓见，对后辈学人的启迪至深且远。

（二） 作为思想家的胡适

季先生指出，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胡适都没有构建缜密的理论体系，严格说来，他不能算作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故称其为行动思想家或者思想行动家。换句话说，胡适毕生都在行动，而且是基于自己思想的行动，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学术思想创制，“执大旗做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1]52。在他看来，这些“名垂宇宙”的功勋是纯粹思想家难以企及的。

作为行动思想家，胡适的思想谈不上博大精深却也颇具特色，季先生从纷繁庞杂中条分缕析出四点特征：

一是思想来源中西兼容。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熟谙中国古代典籍，少年赴美留学，数年浸润于西方文化与民主政治，故其思想兼容中西文化。正因为思想上杂糅中西，导致胡适时有相互抵牾之论，比如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却又极其尊崇孔子、朱熹等儒家，故有“最后的一位理学家”（唐德刚语）之誉。

二是思想观点偏于激进。季先生认为胡适的思想有时流于偏激，甚至偏颇。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由于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支持和拥护，旋即席卷全国。盖因倡导白话文，胡适毫不客气地判了文言文“死刑”：“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止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虽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许多现在还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4]330

三是思想方式假设求证。提及胡适的思想方式，人们自然会想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先生认为，这10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1]57。从事学术研究，大胆的假设或设想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否则学问难有重大进展。但是假设只是解决问题的初始，尚需伴以小心谨慎的求证。因为有些问题异常复杂，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妄下定论。就此而言，胡适先“假设”后“求证”的致思方法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1]58。

四是思想核心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查理·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三位大师的精诚努力，终成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1915年9月20日，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实验主义成为其毕生的哲学信仰。季先生认为，胡适的治学方法正源自于此，是“他从杜威那里学来而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1]56。虽说实验主义并未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太大影响，但胡适的知识考古学无疑拓宽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视阈。

（三） 作为政治家的胡适

胡适毕生挚爱学术研究，但又心怀家国天下，时常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游移，故季先生称其为“政治热心家”。季先生作出这种判断，源于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及其在政界的表现。

首先，胡适毕生热衷政治。胡适赴美留学主攻农学，政治与其所学可谓风马牛而不及，但他听了讲述美国政治的课程之后，“立即迷上了美国的政治”[1]59。此时胡适对政治的认识尚浅，觉得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民主，而美国政治正好体现了这个最高目标。虽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情况不甚了解，却积极参加美国人的政治集会，“佩戴支持什么候选人的袖章”，当他看到“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1]59。胡适留美期间参与选举活动，增进了他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美国两次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4]210

这里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只是胡适对自己热衷政治的辩驳，后来他数次介入政治生活自然使这种辩驳消解殆尽。

其次，胡适参与政府工作。1917年7月，胡适归国途中深感国内出版界、教育界与学术界的沉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命的基础”[5]363。然国运多舛、民族危亡还是唤起这位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遂使他多次参加政府工作。其中有两件事必想大家耳熟能详：一是驻美大使。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致电胡适邀其担任驻美大使，后者思虑数日复电表示同意：“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3]365-366尽管胡适不是职业外交家，但在驻美期间多次发表演讲，呼吁美国出手帮助苦撑待援的祖国。二是参选总统。1948年底，国民政府自导自演了选举国大代表和总统的喜剧，并把胡适卷入其中。关于胡适参选总统之事，坊间众说纷纭流传甚广，据说除了李宗仁致信邀约，王世杰亦传达了蒋介石“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的意见。翻阅胡适日记可知，他本人对此态度游移不定，先是认为自己“真没有信心”而动摇，后又倾向于接受这个“伟大的意思”。但在季先生看来，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段”，“胡适却真信以为真”[1]60，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充分验证了这种观点。

政治通过文化将权力内在化，无痛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烙印，兵不血刃地解除那些自诩清醒的思索者的武装。胡适对自由的不懈追寻，到头来只在政治的裹挟下被更紧密地捆绑在时代的限定性上，并未真正突破现实的种种藩篱，其对自由的热望最终只表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隙的自我欣赏。

三、胡适墓前的追思

上世纪末，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应邀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虽然来去匆匆，时间甚短，但季先生还是抽身前往胡适墓陵凭吊寄怀。斯人已逝余韵犹存，故国往事俱上心头。

（一）奖掖后进，彰显师长风范

积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季先生认为个人若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与机遇。关于前两者，季先生言之简洁，自认为约略具有，然论及机遇，则言之甚详。他说：“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1]411此论虽不乏谦逊之意，但与几位学术前辈的相遇无疑让季先生终生受益，比如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哥廷根大学的西克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在这些学术前辈之中，季先生对胡适尤为崇敬，尊其为有着“知遇之恩的恩师”[1]411。兹举三例，以为说明：季先生留德回国时能够顺利地进入北大工作，正是陈寅恪的推荐和胡适的赏识与接收；季先生对印度文化与佛经的兴趣，则与胡适趣味相投，后者曾作《荷泽大师神会传》，并对前者所撰《列子与佛典》赞赏有加；季先生年纪轻轻即成为北平图书馆学术评议会委员，乃是胡适大力举荐的结果。除了提携季先生，胡适对周一良、杨联陞、傅斯年等后辈学人亦关爱提挈。

（二） 解放前夕，从容淡然离去

1948年12月中旬，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隐约可闻国共双方的枪炮声。作为北大校长，胡适从容淡定地作了简短的演讲，“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1]409，甚至戏称城外的枪炮为校庆鸣礼。庆典仪式结束，胡适辞别北大师生，从容登机南下。关于离别的情境，季先生套用李后主的《破阵子》加以描绘：“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1]409不曾想，这竟是他与胡适的生死诀别。大陆随即解放，胡适由台赴美，然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如意，“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后在蒋介石等人的盛情邀请下，胡适由美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胡适晚年的生活虽说差强人意，然也“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1]409。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可以接续此前未尽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一直寄挂于心的《水经注》研究。只可惜仁者不寿，1962年胡适猝死于宴席之间。

（三） 墓前追思，犹忆书生本色

季先生指出，虽然他与胡适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后者的亲切和蔼模糊了身份上的差异，故而觉得“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是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只有死后才能做出相对客观的论定。胡适离世三十余年后季先生仍觉得他只是书卷气十足的一介书生，尽管他曾做过驻美大使，也当过北大校长，还任过国大代表。季先生如是说：“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1]416在他看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试举一则，以表一般：胡适晚年倾心于《水经注》的收集与研究。一次北京图书馆召开评议会，胡适因事需提前离席。会中有人忽然提及《水经注》，不想竟使他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由于会议主题偏离，胡适不仅未提前离场，还兴致极高，甚至有“挑灯夜战之势”[1]416。

拜谒胡适墓陵，年迈的季先生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遥想当年《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心中唯觉抱愧于适之先生。其实季先生过于自责了，是年思想解放不久，学界的状态又是乍暖犹寒，如何评价胡适等人的思想尚存争议，能够站出来为胡适“说几句话”已是难能可贵之举。纵观其一生，季先生没有写出系统的胡适研究专著，只有四篇文风质朴而干净的学术随笔，但这点滴思绪仍可见他学术心灵的充溢与感情的流泻。时光流转，季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五个年头，可是他对胡适为学为人的精深之思还在绵延。今天的学术研究者，都应该有季先生那样的情怀，那样的担当，从季先生身上汲取慧识和勇气。在此意义上说，文章梳理季先生对胡适及其思想的认识和思考，对今后的胡适研究仍有助益。

参考文献：

[1] 邓九平.季羡林散文全编（5）[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2] 邓九平.季羡林散文全编（2）[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 胡明.胡适年谱简编[C]//胡适文集（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C]//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胡适.我的歧路[C]//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5：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思考——第一单元学习体会

一、重视课堂导入的方法运用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有趣活泼的导入不仅能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积极投入到学习中来，使学生明白本课的学习要求，集中学生的思维方向，而且能调节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情绪，启发学生自主学习，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炼之以志，导之以行”的效果，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一般来说只有在学生一开始就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的情况下，才能让他们进一步掌握符合现代教育的学习方法，我们也才有可能培育出具有合作精神、竞争意识与责任感的、能自主发展、具有创新能力的现代人。如高一经济生活部分，其理论有一定的深度，对高一学生来说要理解有一定的困难。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化难为易呢？巧妙的导入，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日常生活中蕴涵的经济现象比较广泛，市场买卖、银行交易、随处可见的公司、无处不在的广告、新闻中政府首脑会议无不隐含着一定的经济常识，并且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可以用实例导入法，直观导入法，学生列举导入法等，吸引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状态，在讲“生活与消费之神奇的货币”时，可用小游戏《说到什么想到什么》导入：说到“经济”，想到什么？全班同学每人说一个答案、不能重复，看哪一类词汇、现象学生列举得比较多，教师加以引导的同时大家一起分析、归类。这样的导入，一方面，能使学生的思维大门打开，使枯燥的概念生动起来；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确了主题，我们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注意将书上的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经济现象相结合的观点，让学生明白：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在于掌握，而是在于运用，而新课程改革的过程更让学生明白了运用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

二、重视课堂教学中的过程管理

教师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应明确教师教给学生最宝贵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毛泽东曾经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教学也一样，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使学生从无知的此岸到有知的彼岸，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更要指导学生如何从无知的此岸到达有知的彼岸的方法 。

学习方法有共性，更有个性。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这是由学生不同的个性和心理特点决定的，即学生不同的性格、气质、能力、习惯、爱好、兴趣及学习基础等因素决定的。性格内向的与性格外向的、理解力强与理解力弱的、记忆力好的与记忆力弱的、兴趣广泛的与兴趣狭窄的学生应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我试着在深入了解和仔细观察学生的个性特点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学习方法的指导。此外，学生的基础不同，接受能力不同，男女生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异性，年龄阶段的不同，这些在指导学生时都应予以考虑，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一句话，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我明白学习方法只有符合学生的个性特点，才能使学生获得最佳的学习方法，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衡量自己指导学习方法是否恰当，主要是看指导的学习方法是否合乎学生的个性特点，是否能使学生取得实际的效果。

如：在讲“公司的经营”时，可组织学生自己成立一个高一（X）班有限公司，课代表任董事长，每一位同学都是公司成员，都要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出谋划策，从而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集体荣誉感。课堂上，通过一些活动，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参与进来，可以使沉闷的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灵感，增强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同时，不管采用何种形式，都要遵循一致性，启发性，情感性，针对性，简明性原则，突出重点，化解难点，做到精和趣，达到主客观体的一次次碰撞和统一。

三、重视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教师的知识结构、知识能力，直接影响着对学生的指导。在传统的政治教学中，不少政治教师的角色一旦定位，便很容易把自己禁锢在政治学科的壁垒之中，不再或很少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新教材中的课题往往涉及到课内外、校内外、内容丰富，范围极广，因而作为政治教师仅凭政治科目的有限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教师相对于学生而言，其优势就在于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看问题有一定的深度，但如果面对一个课题，作为指导者的我如果对内容不了解，无异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并且研究性学习的时间毕竟有限，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学生进行正确指导也是很难的。

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感召学生，使他们领悟做人的道理，同时，也使学生乐于上思想政治课，从深层次上增强政治课教学的吸引力。课下也要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表扬激励为主，使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中生活、学习，从而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和谐友善融洽的，它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具体到生活中，应多给学生以关心和赞扬，这样，既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又有利于学生产生更加强烈的学习愿望。如：及时提醒刚上完体育课的学生穿上衣服，叮嘱感冒、生病的学生多喝开水、按时吃药，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到很温馨，从而会因为信任这门课的任课教师而喜欢上这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