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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战（精选四篇）
滇西抗战 篇1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从东南亚向中国发起进攻。3月8日, 仰光沦陷, 驻守缅甸的英国军队和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 1942年5月, 日本军队从缅甸入侵中国, 5月10日, 日本号称“龙兵团”的第56师团292人进入腾冲, 腾冲沦陷。日军占领腾冲等滇西地区后, 企图进一步进犯保山、大理、昆明等重镇, 但因当时怒江上桥梁被炸毁, 日军只能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1944年5月12日, 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率部队强渡怒江, 用50天的时间突破高黎贡防线, 到达腾冲城北。7月27日, 在盟军飞机的配合下, 攻破腾冲城外的来凤山, 8月, 攻破腾冲城, 进入城内巷战, 9月14日腾冲光复, 这是抗战以来中国收复的第一座县城。收复腾冲一战, 中国军队战死9000多人。战争结束后, 腾冲人民修建了一座“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阵亡将士墓”, 被后人称为“国殇墓园”。
讲述人:卢彩文
87岁, 云南腾冲籍抗战老兵。黄埔第十九期“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 远征军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谍报科谍报员。现任政协腾冲县委员会常委、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腾冲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务。
记录人:公孙欠谀
当兵
1942年, 日本人占领腾冲后, 老百姓都逃到了山上和乡下, 许多年轻的学生就去当了兵, 光腾冲就有190多人去了中国部队, 我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我只有16岁, 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抱着不做亡国奴的想法, 跨过怒江, 跑到大理加入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也就是当时的黄埔分校。我们这批人是在腾冲报考的, 当时陇川江北面的界头 (地名) 就是抗日游击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属于黄埔19期, 团长是蒋介石, 副团长是龙云和李根源, 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廉是教育长。腾冲这个地方有黄埔生300多人, 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我们“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同学。
我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就被编在了“谍报班”,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 毕业后分在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谍报科。因为我是腾冲人, 对腾冲比较熟悉, 反攻战打响后就被安排回了腾冲。记得在还没有分配的时候, 宋希廉总司令曾召集一部分学员谈话, 当他得知我是腾冲人时, 就问我说:“腾冲是沦陷区, 把你分回去工作, 愿不愿意?”我说:“回家乡工作是我的心愿, 我就想收复家乡!”
潜伏
1943年8月份, 我回到家乡, 腾冲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但还好, 我的家还在, 亲人也还在。战时气氛非常紧张。我回到腾冲后, 被编入“腾东第一小组”做情报员, 小组一共有7个人, 组长是浙江人, 副组长是从海南来的, 5个组员里有4个是腾冲人, 我主要负责腾冲城的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考虑, 其它几个人分到哪里, 我们互相是不知道。
当时腾冲城内形势很严峻, 日本人查“良民证”很严, 但如果你是腾冲本地人的口音, 日本人就不会太认真, 这对我开展情报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搞到手, 我先从周围熟悉的亲戚朋友入手, 有选择地慢慢发展关系, 有时候也不得不亮明身份, 但熟人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毕竟有限, 要想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必须要深入到内部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最早确定的人选是汉奸, 先做外围工作, 了解这些汉奸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是否有争取过来的可能, 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后来, 我们了解到一个叫孙正邦的人, 他原来是黑社会的人, 讲义气, 腾冲沦陷后就做了汉奸。我通过朋友跟他联系, 给他讲, 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反攻了, 你如果有良心的话就不要做汉奸了, 给自己留条后路。反复讲了几次后, 他终于同意帮助我们做事情。谈好了以后, 我就决定亲自去见他, 其实这么做风险是很大的, 很容易暴露, 但为了拿到有价值的情报, 我必须去。
记得那天, 我光着脚丫子, 装扮成农民, 化名“李文华”, 说是去看表兄, 进了他的家, 原来他家门口是有人站岗的, 可那天很奇怪, 没有岗哨, 后来想可能是他主动撤掉的, 可他家里却站着十多个日本人, 当时我特别紧张。见了面之后, 他就带着我往里走, 把我带到他家的一个小客堂里, 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 算是他提供的第一次情报。我赶紧把情报揣在身上, 出了门, 赶快走, 因为太紧张了, 出了一身大汗, 走了一大段路后, 心里还扑通扑通直跳。后来我把这个情报提供给上级, 内容是日本人要乘预备2师 (36师) 换防时组织进攻, 上级同时也从其它途径获得了这个情报, 部队顺利转移了, 两份情报相互印证, 说明孙正邦并没有骗我们。
遭遇
反攻战打响后, 11集团军奉命攻打龙陵, 我回到11集团军总司令部别动队, 到沦陷区搞情报, 几次和日本人遭遇。当时我们小组有5个人, 组长是我的同学史秀。日本人也知道我们这支“便衣队”的存在。我们在芒市 (今潞西市) 城边活动, 主要是了解日本人的活动情况。那里是一个傣族聚居的地方, 当地傣族老百姓经常帮助我们。有一次, 我们到了一个寨子里, 想摸清日本人的一个碉堡的情况, 去的那天,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出去了, 我们就进到碉堡里面去, 看看里面的情况, 并把它绘成图, 侦察任务完成了就往回走。当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走着走着就听见一位大嫂在后面用傣语大喊:“来啦, 来啦, 日本人!”我回头一看, 发现一个日本人朝我们追来, 刚好路边有片树林, 我们就朝树林里面跑, 当时有个战友带着把长枪, 他看见日本人来了, 他“手痒”啦, 就朝日本人放了一枪, 日本人就“卧倒”了, 我还以为那个日本人是趴下来隐蔽呢。过了几天, 我们又到了这个寨子上,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说:“你们那天打死了一个日本人, 这几天他们一直在搜捕你们, 你们要小心。”才知道那天那个日本人被打死了。知道消息后, 大家都特别小心, 其它同志吃饭, 我在外围站岗, 当时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没想到却在我们回来的路上, 遭遇了几十个敌人, 于是我们就立即疏散了。后来回想起来, 那天我去站岗是很危险的, 要是当时被日本人发现了, 按规定我是要鸣枪通知其他人的, 枪一响, 我自己就暴露了, 那几十个人来对付我, 一场遭遇战是免不了的,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还有一次和日本人遭遇, 那天是走夜路, 是个山坡, 我走在前面, 走着走着, 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亮光一闪, 我感觉到那是钢盔帽沿反光, 我“喂”了一声, 他也“喂”了一声, 来不及多想, 距离太近了, 我马上往后一退, 因为心慌, 路又不平, 没站稳, 就跌倒了, 这个时候他的枪响了, 真悬啊。
牺牲
我们的电台就安放在陇川江对面的高黎贡山上一个农家窝棚里。我们的联络员叫李天台, 他是贵州人, 他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送到电台所在地。
日本人知道了电台在山上后, 就多次上山搜寻, 但都没有找到。这天, 日本人又来找, 老百姓告诉李天台让他赶快撤离, 但他性格有点“犟”, 没有离开, 结果就被日本人抓到了, 日本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 让他带路去找电台。当时我们有个纪律, 规定每天下午4点以前李天台要到电台去, 如果超过4点没到, 就说明李天台出事了, 电台就要转移, 结果, 为了保护电台, 李天台就一直想方设法拖延时间, 直到过了4点, 他才答应带路, 等他们找到安置电台的地方时, 我们的人已经带着电台转移了, 敌人当时就把李天台杀害了。
战争中的牺牲是常有的事。我们有一个同志, 两天前还在一起的, 过了两天, 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用白布包起来……还有一个叫李生芬 (哲学家艾思奇的堂弟) 的同志, 据说是汉奸告密, 被敌人抓到后, 杀了, 还把尸体扔到水塘里。在国殇墓园里, 有两个人, 一个叫李炳福, 一个叫彭文德, 都是腾冲人, 当年我们一起去当兵, 在“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同学, 当时我们睡的是“揽敞铺” (通铺) , 他俩一个睡我右边, 一个睡我左边, 后来, 两个都牺牲了, 牺牲时李炳福是上尉连长, 彭文德是少尉排长, 直到现在我们的同学录上还这样排着:李炳福、卢彩文、彭文德……
李炳福比我大两岁, 是198师的, 1944年9月中旬, 在收复腾冲战役中牺牲。那天他和他的副官一起去侦察地形, 路过一个已经攻打下来的残堡, 原以为里面没有人了, 没想到还有一个日本人在里面, 相互都发现了对方, 两支枪同时响了, 李炳福把敌人打死了, 自己也倒下了。这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副官亲眼所见的。彭文德也比我大, 他去军校的时候刚刚结婚几个月, 他的新婚妻子长得很标致, 也很能干, 很有才情, 彭文德战死以后, 年轻的妻子也改嫁了……
(1944年9月14日, 腾冲收复。1945年, 18岁的卢彩文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继续求学之路。高中毕业后,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1949年结婚, 妻子是个老师。晚年生活以书画为伴, 儿子在身边照顾他和老伴的日常生活。卢彩文告诉我们, 现在有关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看过, 他觉得《中国远征军》拍得最真实!)
滇西抗战 篇2
腾冲，是我们这次云南之行的最后一站。一早起来，天仍旧像前几日一样阴晴不定。既定的行程安排，为了今天参观滇缅抗战博物馆，我们昨晚就近住在和顺古镇。
滇缅抗战博物馆位于云南省保山县和顺镇，馆址是当年远征军反攻腾冲指挥部的旧址，是我国第一个民间出资、民间收藏，以抗战为主题的博物馆。
博物馆分为山河破碎、悲壮远征、沦陷岁月、剑扫烽烟、日月重光五个部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的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的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一致抗日。
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
带领我们的讲解员是一个微胖的女子，面容清秀，保山本地人。她的声音在耳麦中传来，低沉、轻缓、不疾不徐。我们跟随她走在黑白色为基调的博物馆中，她挺直的身形，眉宇间透露出的凝重，深深地打动我。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正对面墙上呈矩形整齐排列挂着的1300顶钢盔赫然映入眼帘，在黯淡的光线下，它们本来的墨绿色看起来像一个个圆圆的黑色阴影，把一部惨烈的滇西抗战史，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紧挨墙体的雕塑，中间昂首挺胸站立的是中国远征军士兵，左边是当地抗日民众，右边是盟军士兵，上空的飞机代表的是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整座雕塑主体象征着滇西抗战胜利的三股主要力量：远征军、盟军强大支援和民众后勤保障。
在展厅的入口处，玻璃柜里陈列着抗战伊始，因为日本封锁了经由缅甸至云南的运输线，使战略物资无法输送到国内，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于1937年11月写给各县县长的“鸡毛信”，严令沿线28县征工修路，完不成任务就戴上手铐领罪。为了抗日救国，民工们不惧生死，付出伤亡3500多人的血肉代价，修筑起了攸关国家存亡的滇缅公路。
公路建成后，奇缺司机跟修车技术人员，国民政府向海外招募机工。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华侨响应祖国的召唤，立即从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分批召集回3200名华侨机工，开动了滇缅路上近三分之一的军车，他们与国内的机工并肩作战，与腾冲人民一起迎来了收复腾冲的伟大时刻。
随着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武力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夺取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以切断美、英等国援华国际通道，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达到武力征服、占领中国的妄想。中英两国于1941年发表声明，联合缅甸军队一同抗日。中国军人组建远征军，开赴缅甸，这是抗战史上最悲壮的出征。
展厅里大量的文物、图片和文字介绍，重现了远征军作战的英勇无畏，对日本军队的有效牵制打击，以及战事失利后向国内撤退途中翻越野人山的泣血悲歌!虽然再怎么多的文字叙述我们都无法体验到身临其境，但那段真实的悲壮历史已经烙印在我们的骨子里，那是我们民族的伤痛，感同身受。
戴安澜将军是中国远征军历史上我们熟知的最悲情的战士，以保家卫国为己任，把一腔铁血丹心抛洒在异国他乡。他牺牲后，蒋介石电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将其遗体运回祖国，以慰英灵。当戴安澜将军的骨灰回到云南时，腾冲县长张问德率领数万百姓跪接将军灵柩回国，整个腾北悲声四起，山河动容。
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戴安澜将军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将军英气逼人，妻子端庄大方，四个孩子俊秀可爱。将军紧抿的嘴唇，坚毅、笃定的眼神，于无声中给人无穷无尽的力量，这力量，汇聚凝结成我们民族的脊梁!仰望将军英容，我泪目了，同行的小伙伴们，泪目了。
跟戴安澜将军同是安徽籍贯的孙立人将军，在日军封锁滇缅公路后，率领部队打通中印公路，保证了战略物资畅通运送到前线和重庆。孙立人将军两度入缅参战，率部击毙日军三万多人，是抗战中军级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有“东方隆美尔”的美称，他的威名让日军统帅冈村宁次闻风丧胆。
缅战失利，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腾冲一片焦土。1942年，日军迫近腾冲，地方军政官吏弃城而逃。年已花甲的张问德先生临危受命，出任“县已不县”的腾冲县长，以瘦弱老迈之躯义无反顾的踏上保家卫国的艰苦征程。
照片上的张问德先生慈眉善目，一对招风大耳，板寸头，银髯飘飘。这样一个儒雅温和的老者，本该儿孙绕膝，颐养天年，却站立在抗日的最前沿，他怒斥倭贼，誓死不让寸土，腾冲人民称呼他“抗日县长”。他的铮铮铁骨，当得上“骨头最硬”的县长!
当时的腾冲，以老迈之躯投身抗日洪流的何止张问德先生一人。曾任朱德元帅老师的李根源老先生，在淞沪会战爆发后，呼吁成立“老子军”抗日。先生发表了“告滇西父老书”等文章，号召全滇父老抗日，是滇西抗战的主要倡导者、践行者。李根源先生更是在光复腾冲后，倡导修建了“国殇墓园”，纪念在腾冲抗战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的将士们。
在讲解员的解说中，橱窗里陈列的一件件文物、大量的历史资料，把庄严肃穆的博物馆演化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把我们也带入其中……
日军在腾冲投掷大量的陶瓷细菌弹，一个一个的村庄感染鼠疫、霍乱病毒，致使人员死光，村庄灭绝。1942年5月4日，日寇入侵龙陵，派出54架战机，对保山这座毫无空防的千年古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轰炸后的保山，连一座完整的民房也没有幸存。
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组建“中国空军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加入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飞虎队”，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跟中国联合开辟了中印空中航线。这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飞越喜马拉雅山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峰和纵谷的航线，不啻于一条“死亡航线”，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永远不会被忘却的名字：“驼峰航线”!纪念墙上镌刻着驼峰航线部分牺牲人员的名单，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名字，我们不能一一记住，却让我们肃然起敬。
浴血松山、三攻龙陵、反攻腾冲、芒友会师……这场云天上的战斗，惨烈、卓绝、顽强。
终于，博物馆第五部分展示墙上的四个字，伴随着讲解员慷慨激昂、稍微提高的声调，让我们低沉的情绪得到了释放，振奋不已。是啊，那是期盼已久的四个字：“逐寇出境”!
讲解员待大家的情绪平定后，带领我们去往“国殇墓园”。
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又看见门外的雕塑，几座上竖直的子弹壳造型上，两只振翅欲飞的和平鸽，警醒世人，战争后的和平之不易、弥足珍贵!博物馆的西侧矗立着中国远征军名录墙，镌刻着10万多名参与滇西抗战的远征军将士及地方参战人员的姓名。博物馆的东侧，是一座警钟亭，提醒我们永远牢记历史，警钟长鸣。
战后的腾冲，一片废墟，腾冲人民首先想到的不是重建家园，而是祭奠英烈，修建陵园。在李根源先生的倡导下，政府拨出专款，海外华侨慷慨解囊，老百姓捐出仅有的一点钱。陵园建成后，李根源先生取《楚辞》“国殇”之篇名，题为“国殇墓园”。
我们跟着讲解员走进低矮灌木分割的陵园，天阴沉沉的，干净整洁的青石板路两旁，栽种着松杉竹柏、杜鹃山茶。竹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是有气节的象征，这也应该是陵园的核心意义吧。
沿着中轴线向前，石板通道的尽头挺立着三棵比腰粗的柏树，苍翠的树冠直入高空。沿着石阶向上，挡土墙上嵌着的刻石上是蒋介石题、李根源书写的“碧血千秋”四个大字。
石阶上去，是忠烈祠。忠烈祠门檐上悬挂着蒋介石题写的“河岳英灵”匾额，祠堂正门悬挂着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祠堂内正面挂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像，还有先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祠堂两侧墙上嵌刻着阵亡将士的题名碑石，共9618人。
忠烈祠后面是一个圆锥形的小团坡，坡上苍松翠柏，青草黄花，还有一座座排列整齐、傲然屹立的碑石，每块碑石上都刻着阵亡将士的姓名、籍贯、军衔或者职务。还有许许多多埋骨他乡的忠魂，因为无从考证他们的姓名籍贯，召唤他们的英灵，一起安放在坡顶的“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光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他们是我们民族永垂不朽的英雄，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英雄们，魂兮归来!
不知道何时飘落的细雨，淋湿了我们的头发。耳麦里是长久的静默，讲解员跟我们一样陷入深深的悲伤，泪水和着雨水，把我们的哀思寄托在这一块一块的墓碑上，伴随着震撼心灵的痛楚。
瞻仰过“滇西抗战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我们向陵园外走去。在靠近大门口警钟亭的草地上，讲解员指着一个土堆告诉我们，那里面是以跪姿埋着的日本高级军官，他们面向的地方正是忠烈祠。土堆前的碑石上是李根源先生书写的“倭冢”二字，历经峥嵘岁月、战火洗礼的先生，笔力遒劲，铁画银钩，矫若惊龙。
忽然，同行的小杜说了一句：“终于大快人心!”我们齐刷刷把目光投向他，无一人不认同。
摘下耳麦递给清秀漂亮的讲解员，我轻握了一下她的手，她会心的对我笑笑，我也笑了。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云彩的罅隙里透射出明亮的阳光。
回望博物馆大门建筑上端的钥匙设计造型，浸润在由它开启历史尘封的记忆里。此时此刻，我想起唐朝李白《塞下曲六首》中的一句：“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
滇西抗战中的大理人民 篇3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东部沿海港口。1937年8月20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海岸，阻止一切战略物资进入中国，企图使国民政府屈服。接着日寇又先后攻占上海、南京和武汉，截断了粤汉铁路，联通国际的海关将被日军全面封锁，国民政府迁都四川重庆。此时国际通道仅剩一条运量很小的滇越铁路，根本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为了打通外援抗战军需的通道，在8月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建议修筑滇缅公路，即着手同时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并提议：“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协助。”当即得到蒋介石的赞许，决定筑路费由中央政府及云南地方政府各负担一半，施工力量由云南省地方政府组织。并让交通部、铁道部协同办理。龙云返滇后，立即动员各方，研究确定路线，派专员勘测。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限期一年修通滇缅公路。为此，省府在昆明设立了省公路总局，省主席龙云亲自兼任公路总局督办；禄国藩为代理督办，具体负责。相关各县相应成立公路分局，专管公路建设。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其中在云南境内959.4公里，在已建成的昆明至下关东段（长411．6公里，1935年12月已通达下关）土路基础上改善；下关至畹町的西段全长547.8公里，全部为新建工程，是全线工程的重点。沿途翻山越岭，经滇西横断山系纵谷区的怒山、高黎贡山等山脉，跨越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和无数的深谷，水流湍急，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云南省公路总局集中了省内技术人才，确定线路由昆明、下关、保山、龙陵、经畹町出界，接缅甸腊戍——曼德勒——仰光铁路。并在保山设置总工程处，就近直接指挥各段工程的推进。审核全线测设图及预算，做好后勤工作。总工程处下设6个分段，进行各段公路的测量设计工作，分工合作，抓紧测设。即（1）下关——漾濞；（2）漾濞——永平；（3）永平——保山；（4）保山——龙陵；（5）龙陵——潞西（芒市）；（6）潞西——畹町。
在修筑公路过程中，云南省政府采取“非常时期”的办法，下令滇西各县政府，征集民工筑路。限令1937年12月动工，1938年3月完成全部路基工程。省府通令滇西公路沿线的大理、凤仪、蒙化（今巍山）、漾濞、顺宁（今凤庆）、昌宁、永平、云龙、保山、龙陵、腾冲、镇康12个县，以及潞西、陇川、梁河、瑞丽、莲山5个设治局每天应出工人数。凤仪4000人、大理5000人、蒙化8000人、漾濞6000人、顺宁5000人、昌宁7000人、永平8000人、云龙10000人、腾冲8000人、镇康5000人、潞西8000人、梁河3000人、陇川1000人、保山28000人、龙陵7000人、莲山1000人、瑞丽1000人，17个县及设治局共11.5万人，连同招商的石工、木工2.3万人，共约14万人。限12月到达指定地点，赶筑滇缅公路西段工程。由于担心完不成任务，实际到路上的民工还超出计划数字，而在东段沿线的昆明、安宁、禄丰、广通、楚雄、镇南（今南华）、姚安、祥云、弥渡等县改善工程的每天约有6万人。因此，滇缅全线每天出工人数，在紧张时期超过20万人。为了保证工程早日竣工，云南地方政府责令沿线各县(局)行政长官亲督施工。下关至畹町的西段，平均每公里就有民工255.56人，每3.9米就有1人，经过9个月的时间抢修，到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程959．4公里全线通车。滇缅公路的建成，是云南各族人民历史性的伟大贡献。8月31日，云南省督办禄国藩宣告滇缅公路通车。西段完成土方1123万多立方米，石方110万多立方米，修建大、中、小桥梁243座，涵洞1789个，铺路面800公里。据有关方面估计，筑路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死亡人数约3000人，死亡率约为1.5%，平均每建成一公里就有3人以上以身殉职。他们大多死于爆破、坠崖、坠江、土石压埋等工程事故和恶性疟疾等疾病。伤残者多达1万多人。人们称滇缅公路是云南全省尤其是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抗日生命线，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评价。
滇缅公路经过大理地区的祥云、弥渡、大理、漾濞、永平、云龙6县，过境路长264公里。其中下关至云龙坡脚段全长176.9公里，分设下关、永平两个工程处。不久又增设功果桥工程处，专司澜沧江上大桥的施工。具体任务划分是:下关一号桥至三号桥，由凤仪县负责修筑；三号桥至大坡箐段，由大理县负责修筑；平坡至漾濞大桥段，由顺宁县负责修筑；漾濞大桥至太平铺段由漾濞县负责修筑；太平铺至黄连铺段由永平县负责修筑；黄连铺至大栗树段，由昌宁县负责修筑；大栗树至坡脚段，由云龙县负责修筑。在紧张赶筑阶段，下关至云龙坡脚的上马民工实际超过7万人。筑路民工都要自带行李和口粮，自带锄头、粪箕、扁担和刀斧等简陋工具，步行到工地，路程远的顺宁、昌宁两县民工要走五六天才能到达。筑路民工抵工地后，还要自搭草棚，有的则住洞穴，甚至栖息在岩石、树丛之中。参加筑路家人还要三天两头为工地上的亲人送粮、送衣物。全线工地都是锄挖、肩挑、人扛，身披蓑衣，昼夜赶修，十分艰苦。上马民工不但要义务修筑土路，所需之石灰也由民工义务烧制，仅石方和桥涵直接由省公路局发包。石方工程所需之炸药、炮杆、撬杠、十字镐、铁铲等物资和工具，统一由省公路局组织后派民工、骡马运至工地。在抢修下关至云龙坡脚全段工程的8县中，就有大理、凤仪、永平、云龙4县按期完成筑路任务，荣记大功。在其修筑过程中，大理地区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鳏寡孤独，有的是夫妻双双参加筑路。有的甚至祖孙三代都在施工工地。民工们自带口粮和工具，大理、永平等地的中小学生也组织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民工们克服千难万苦，昼夜苦战。没有水泥，他们自烧石灰、黏土作水泥；没有火药，就地土法制造火药；没有压路机，他们就造石滚压路；火药供应不上，就用两千年前修“焚道”的火烧法，用柴火烧岩石，激水崩裂。苦战8个月，投入1008万个工日，修通了过境大理地区的公路。滇缅公路漾濞段有70余公里，滇缅公路西段的起点由下关外经“三步两座城”至三号桥然后沿西洱河走平坡入漾濞，关漾段长74.2公里，修建这条公路，漾濞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牺牲，仅在小尖山崖子不足百米的路段，就有近百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云龙县的修筑任务从黑羊箐口与永平交界地起，至瓦窑河口与保山交界止，共计57公里。为抢修滇缅公路，不到8万人的小县云龙，每天出工一万人，分为五个大队，自带工具粮食，投入修路。第二大队承担的任务，全在人称“狗吊窝”的悬崖峭壁上，督工员尹国玉，以身作则，将粗绳系腰间，悬空作业。有五个民工将保险绳同时拴在一棵老树上，老树难以负重，树根从岩间拔出，五人同时坠江身亡。一大队住在酷热的山边阴湿地上，不幸染上天花，一天死亡数人。四大队在澜沧江边施工，中暑生病死亡数十人。施工任务重，生活无保障，疾病加工伤，为完成52公里(从黑羊菁起至坡脚河)的修路任务，“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人”。派民工抢修功果桥高炮路，派出民工与功果桥抢修队一起冒着生命危险随炸随修，保证滇缅路畅通，使滇缅公路成为敌人炸不断的运输线。
永平承担任务最重，滇缅公路永平段，从漾濞、永平两县交界处胜备桥（今顺濞桥）起至永平、云龙两县交界处林家坟，全长共计78公里。当时永平县只有5万多人口，却出动民工8000人，投工104万个，人均20多个工日。当年，永平县自愿参加筑路的上万民工，由时任永平县县长的洱源人马秉升先生率领，同吃、同住、同劳动，风餐露宿，披荆斩棘，没有甘可同，惟有苦可共。90天完工，修通3米宽的公路78公里，被评为各县第一名，获省公路局重奖。那时，永平民工也跟其他各地的民工一样，在风霜泥泞中时常饿着肚子、裸着身子劳动，故每10人中就有数名伤亡。正是这些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无名英雄们，切切实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领土的完整，在云南大地上书写了一支恢弘博大的“抗日”金曲。对此，1995年出土于永平县原县衙旧址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念歌石碑》，采用歌诀的形式，做了真实的记载：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造桥梁，利济渡。裹粮携锄沧潞边．哪管老弱和妇孺。龙永派工各一万，有如蚂蚁搬泰山。蛮烟瘴雨日复日，餐风饮露谁偷闲。总动员，追呼征逐荒园田。褴褛冻饿苦群黎，星月风尘度新年。一段推进又一段，死病相寻受颠连。飞沙走石轰石切，力已竭尽汗已干。伟大工程三千里，几月完成齐苦干。民众力量真魁巍，前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路，千万雄工中外赞。土方竣铺填桥涵，又紧张。可恨天公心不良，朝朝暮暮降沱滂。补倒塌，更难当。违误通车干军法，县令焦急一目盲。力竭声嘶呼民众，辛苦坚忍莫彷徨。非怪功令急如火，为国贤劳罔自伤。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君不见，兽兵到处嗜屠戮，华北华南备耻辱。又不见，华中华东成焦土。牛马奴隶俎上肉，兵员补充战疆场。胜利必须武器强，武器强，还要交通畅。努力打开生命路，出海通达印度洋。国际同情齐援我，军火输运畅通航。最后胜利确把握，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族。
这首歌是时任龙陵县县长的鹤庆人王锡光先生创作的。那时，王锡光县长是随身带着龙云主席派人送来的筑路命令及一副手铐的躬身力行的筑路人。为了修路，他甚至急瞎了左眼，这才留下“违误通车于军法，县官焦急一目盲”的诗句。每每诵读此歌，总会让人激情澎湃、豪情满怀、心生敬畏。1939年3月王锡光县长与马秉升县长工作对调，他到永平任职了两年半，方有此碑。此碑文的个别字词在原作的基础上，调整加入了与永平相关的内容。萧乾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说：“昆明到畹町，每天10多万人摆开一条950多公里长的‘人路’，10种民族一锄一挖、一挑一筐、生死都负重在一条路上。”滇缅公路修通后，中国抗战赖以御敌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解除了东南沿海纷纷沦陷的忧虑与不安，安定了民心，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热情，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可以这样说，滇缅公路，是云南各族人民血肉筑成的路，是大理州人民在抗战中参与建筑的最大工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67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深知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滇缅公路的建成通车，发挥了战时国际运输通道的重要作用。1938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后称“西南运输处”）从广州迁至昆明，开始办理由仰光运军品及经济物资的进出口事项。10月21日广州沦陷，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为我国对外的两条重要路线。但在1939年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滇越铁路遭到日机空袭之后迫于1940年1月停顿运输。10月日军占领越南，滇越铁路从此断绝，滇缅公路成为我国唯一的出海通道，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滇西失守，行使在滇缅公路上参加抢运的汽车有：西南运输处的2000多辆、军用车辆3116辆、商营汽车2265辆，共计达7852辆。数千辆军民用汽车日夜穿梭于公路上，运进大批国际援华抗战的汽油、武器弹药、医药及各种战略物资、器材，运出我国产的桐油、钨砂和大锡等物资。1939年由“西南运输处”运进的物资达27980吨，月平均运输2544吨，最高月份达4907吨。1940年后滇缅公路进入最繁忙时期。据老人们回忆，7月中旬为抢运物资大约每三分钟就有一辆汽车经过芒市。1941年12月，日军之所以集结重兵进攻缅甸，主要企图就是想切断中国唯一的国际“输血管”。中国为了保卫滇缅公路和仰光港，派出10万精锐之师入缅协同英军作战，开辟缅甸战场。一条公路竟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甚至一个国际战区的安危成败，这在世界战争史和公路史上都是罕见的。1940年10月日寇占领越南后于18日开始派出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功果、惠通两桥，为确保两桥和公路畅通，护桥的公路职工不怕牺牲，不分昼夜，采用各种措施修复被炸路基、码头和桥梁。为了缩短阻车时间，他们制造了“汽油桶渡船（浮筏）”，设置“过江悬索”，将货物吊、运过江。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担负运输的汽车司机们机智地与之斗争，改日间行车为夜间行车，为免暴露目标，在公路中间用石灰画出一条白线，汽车骑线行驶。在整个抗战期间，滇缅公路曾是我国唯一的国际陆路交通命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全部经滇缅公路运入，平均每月运输102541吨，为抗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经滇缅公路共运入战略物资达49万余吨，运输汽车l万余辆，并担负过远征军出国作战的运送任务。滇缅公路对保证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之际，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经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依靠援华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10万中国远征军也是沿着这条路迅速开赴缅甸，抗击日寇，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赞歌。在我沿海和滇越交通被切断后，滇缅公路的开通，使中国拥有一条新的国际通道，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断绝国际对华援助，窒息抗日力量，从而迫使或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屈服，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始终未能得逞。
1942年初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战事由马来亚、新加坡逐渐蔓延至缅甸南部。这时驻扎在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大都集结在昆明及附近县境，边境线上防务空虚，3月9日英国军队撤离仰光，日寇登陆。4月底腊戍沦陷。5月初日寇第五十六师团以装甲车为前驱，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滇西，连陷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怒江以西约3万平方公里的滇西国土沦于敌手。蒋介石得到滇西告急的消息，命驻昆明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派军队前往迎战日寇，宋希濂派遣驻祥云的第三十六师西上截击，驻昆明部队也陆续向滇西开拔。这时惠通桥已为国军破坏，日寇以四五百人由上游渡过怒江，恰与第三十六师相遇，战斗3日，把这股敌人赶回怒江西岸。于是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日寇在滇西占领区内血腥屠杀各族人民，抢掠财物，强奸妇女，焚毁村镇，无恶不作。经常从怒江西岸炮击东岸村落，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下关、保山、祥云、昆明等城市，甚至灭绝人性地投掷霍乱、鼠疫细菌，使得滇缅公路沿线一时病疫成灾，有的村落，人口死亡过半，致便农村大片大片土地无人耕种，生产几乎陷于停顿。有的地方居民掘野菜为食，惨不堪言。
日寇在滇西的暴行，激起了滇西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很多地区的群众都发动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经常袭击敌人。腾冲城沦陷后，腾冲的汉、傣、傈僳族人民在腾冲北部地区组织自卫游击队不时出击。一次日寇200余人向蒲朗寨进犯，在扬家坡附近遭到伏击，死伤过半。又一次日寇300余人由勐连沿曩宋河三角地带活动，遭到梁河县河东河西乡群众和邦角寨景颇族人民狙击，经3日战斗，日寇败退。又一次日寇自保山栗柴坝地区乘橡皮艇偷渡怒江，遭到江边的白族和傈僳族人民用火枪、毒弩猛烈射击，迫使敌人狼狈逃回西岸。一次日寇300余人由六库地区偷渡怒江，烧杀抢，凌辱妇女，被白族和傈僳族人民将敌全数消灭在东岸山林岩壑间。这类事例时有发生。滇西沦陷区各族人民，在日寇侵占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放松对敌斗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其陷入困境，阻止了敌人的东进企图。
1944年初，同盟国军队在缅甸战事进展顺利，攻占了密支那，日寇败走。云南境内的军队与入缅军队相互配合，乘机夹击日寇。9月收复腾冲；10月克复松山；11月收复龙陵和芒市；12月收复遮放；1945年1月，收复畹町。滇西沦陷区，经半年多的反攻，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达16万人，至此全部收复失地。滇西抗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反攻战斗中，滇西各族人民积极配合支援。16万军队粮秣军需，绝大部分是由云南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来供应的。抗日战争期间，云南一省承担的田赋一征实征购，仅军粮一项就达5万大包，每包100公斤。运送弹药粮秣和护送伤兵也都由人民群众承担。当时参加支前的各族群众不下30万人，国民党军官承认：“民众协助，在围剿残敌中，收效特大；在深山大壑中，亦能得到一部由各方输送之给养。”
英勇的反轰炸斗争
滇缅公路修筑完成后，护路和改善工程的任务更为艰巨。无数公路员工、桥工和民工冒着敌机的轰炸，奋不顾身地抢修公路和桥梁。
1940年10月日军占领越南后，为了破坏滇缅公路运输线，任命侵华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为指挥官，以河内机场为基地，开始大规模地对滇缅公路沿线重要桥梁、渡口进行狂轰滥炸，并于1941年初专门组成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指挥日机100余架，拨款100万元，采取轰炸、夜袭、间谍等种种手段进行破坏。1940年10月20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全路的要害——功果、惠通两处大桥。据3个多月的统计，从1940年10月18日开始至1941年2月17日止，日机轰炸功果、昌淦、惠通三座桥梁达500余架次。至1941年2月12日澜沧江上两条悬索桥先后被炸14次，其中一座新建的正式悬索桥，通车仅7天，被炸中锚碇的索群，一半坠落江中。我方损失最严重的是1940年12月14日中午12时22分，敌机9架冒险低飞5次空袭功果桥时，投弹百余枚，昌淦桥东岸上游钢索19根全被炸断，加劲桁构及桥面坠江。1941年1月5日和6日，敌机连续轰炸功果桥，所有8根钢索有断有伤，无一完好，不能通车。我护桥军民与之展开了一场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他们在十分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艰难危险的抢修工作。经奋力抢修于1月10日修复通车，计阻4天，1月23日敌机9架作14次轰炸时，上游钢索全断，下游钢索断两根，东半部桥面坠江，西半部桥面斜悬于下游两根钢索上，短期内难以修复。此时，日本侵略者广播大肆宣扬“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无通车希望”。殊不知我方早已作好渡运准备，渡口便道1月22日已完工，144只汽油桶大渡浮船平安下水，并试验成功。1月25日午后开始渡运重车过江，渡运能力为5.5吨，实际阻车时间仅为两天零3小时，以浮船渡车，速度慢，不能适应战时需要，后来又改用牵引车在两岸拖拉加快速度，日渡车由80辆提高到117辆至128辆。此后又根据水流运向，调整角度，并在技术上作改进日渡车最高达235辆。后来不断增加汽油桶渡船数量，3月2日用10只大渡船连成88米的浮桥通车。在抢修便道用浮桥渡车保证通行的同时，桥梁设计处的员工加紧抢修两座被炸的桥。昌淦桥于1941年3月3日修复通车，功果桥于1941年5月11日修复。至此，澜沧江上的昌淦、功果两桥均可通行无阻，粉碎了日寇“三个月不能通车”的叫嚣。被誉为“炸不断的运输线”。每次严重的毁坏，都在短期内修复，保持了公路的畅通。许多人因此献出了生命。
功果桥位于云龙县境内沘江入澜沧江处下游250米，跨澜沧江。当地未修公路前，1917年云龙宝丰董坊（董泽之兄）筹建铁链吊桥通行人马，称为“飞云桥”。抗战期间，抢修滇缅公路，功果成为战略要地，功果桥的架设成为重点工程。云南省公路总局与交通部公路管理处，为了获得省时、省工、省料的最佳建桥方案，采用能通行汽车的柔性钢索吊桥，主要材料是直径为35厘米的钢索8根，桥台和桥塔为石砌，塔为拱形门式高8米，两岸塔距88．55米，吊杆为圆钢，纵横梁，桥面均为木料。1938年6月9日，功果桥竣工通车，载重仅为7．5吨（安全载重仅为5吨）。功果桥通车后，鉴于当时军运发展趋势，仅一座低荷载的功果桥难以适应繁忙的战时运输任务，交通部技术厅桥梁技术处决定在功果桥上游700米处，新建一座正式的备用桥。该桥于1939年3月开工。1940年10月底完工，11月4日开放通车。但仅通车40天，12月14日中午便被日军飞机炸断上游钢索19根，加劲桁构及桥面坠江。1941年3月3日重新修复通行。因材料不足，修复后没有加劲桁构，而是柔性吊桥，上游主索只有10根，下游主索仍保留原有19根。横纵梁及桥面均为木料，塔距135米，载重10吨。1939年，该桥正在紧张施工期间，主持人钱昌淦因公由重庆飞往昆明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遭难。为纪念他对该桥的设计和施工所作的贡献，经交通部批准，将该桥命名为昌淦桥。这里需说明的是，原先的功果桥现已不存在，现在人们所说的功果桥实际上即当时的昌淦桥。在修建原来跨越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时，由于抢修全路的需要，采取应急的临时措施，设计载重有限，桥的跨径加大为130米长，桥面净宽为4．2米，载重规定15吨，主索每边用19根1．375寸的钢丝索组成，桥塔和加劲桁构以及纵横梁都是钢质的。这在旧中国的桥梁建筑，算是一条比较完善的悬索桥。至于临时的功果悬索桥，虽被多次轰炸，由于地处两岸高山之间，比较隐蔽，投弹命中不易，但在1941年1月6日终于被炸断。
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17日的123天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242架次，共投弹794枚，对功果桥实施了16次轰炸。在功果桥被炸断之前，护桥员工早已有所准备，储有抢修桥梁材料，桥工队立即昼夜工作，另外修建便道，利用汽油空桶上加木面作渡船，不几日就用这渡船通车。后来他们又考虑到只有一处渡口，车辆频繁，待渡费时，又赶建适用于急流的流线型木船，联成一座浮桥，3月1日完工，大批车辆得以畅通。他们为了防备万一，又进一步考虑在离大桥2公里的上下游各选择渡口一处，先后于1941年10月及1942年2月完工，桥梁与渡船、浮桥交相运用，维持交通。悬索桥炸断，就用渡船、浮桥；桥梁抢修通车，就把浮桥拆散，连同渡船一起隐蔽起来备用。从此，澜沧江天险，既不怕敌机侵袭，也阻拦不住运输交通。
如今，昌淦桥仍屹立在澜沧江上，继续为当地建设服务，功果桥因修建功果桥水电站而被拆除，只剩下两个桥墩和两岸累累弹痕作为历史见证，被云龙县人民政府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永远记录着日军侵华的罪恶历史。
抢修云南驿机场
1927年至1942年，大理地区的宾川、祥云、弥渡、巍山、鹤庆、大理等6县境内共修筑过8个飞机场，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过作用，后大部荒废。而位于祥云县云南驿东1公里的云南驿机场，从1929年至1945年的16年间曾先后修扩建过5次。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的运输路线，陆地上的运输被迫终止。中美两国政府被迫开辟从汀江和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保山机场、祥云云南驿机场、昆明巫家坝等机场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云南驿成为该航线的中转站。
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在云南驿机场抢扩修的过程中，政府当局在祥云大部分劳力已被征用的情况下，又向巍山、弥渡、南华、大姚等县征用大批民工。由于战时施工条件极差，没有施工机械，采用人力挖土、运土、运石修筑跑道、机窝和人力拉大石碾子夯压机场的方法，修建云南驿机场。据当时的目击者讲：“修建机场时，百余万平方米的机场上，几乎布满了挖土的、挑土的、运石的、敲碎石的、打夯的、铺石块的、灌泥浆的、拉石碾的、监工的、穿军装的，以及各种人员。”反映了当时为支援抗日前线，民工们修建机场时艰苦而热烈的场面。
1942年，美军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的第25战斗队、第23运输机队、第二供应处、中印油管工程处、美军招待所共5个空军作战、运输、后勤保障单位进驻祥云机场，共有各型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200余架，驻机场美军最多时达1000多人。为保证机场飞机起降安全，祥云人民抽壮丁组建起800余人的养场大队对机场进行维护和养护；修建云南驿和北屯两个军事机场，祥云人民先后被征用土地3940多亩，出动工时41．9万多个，如此大的劳力负担，对当时仅有10余万人口的祥云县，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正是由于大理地区人民的支持，特别是祥云人民的支持，使得屡遭日军轰炸的机场始终保持正常运转，“驼峰航线”得以畅通无阻，把抗日物资运往抗日前线。“驼峰航线”的航运量不是很大，但在日军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抗日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起到了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志和决心的作用。
从1938年至1945年扩修、抢修云南驿机场期间，日本侵略军先后近20次出动大批飞机偷袭轰炸云南驿机场及附近村庄，致使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损失较大的有：1942年12月26日，日本飞机侵袭云南驿机场，致使飞机受损、人员伤亡、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损失。驻飞机场美军飞虎队迎战日机，美国飞行员莫尼中尉在祥云上空空战中撞落日机后壮烈牺牲，为帮助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1943年4月26日（农历），日本飞机轰炸云南驿飞机场，祥云、巍山、姚安、大姚修机场民工被炸死433人，炸伤388人。据统计抗战期问，惨死在日军炸弹下的人数达4142人，炸伤2345人，一些家庭妻离子散，百余人的腿或手被炸断，眼睛被炸瞎，成了终身残废；此外，还炸死大牲畜192头，炸毁场房、民房、仓库12038平方米，各种经济损失巨大。云南驿机场从1929年动工修建至1945年的16年中，曾先后5次续修、扩建，占地面积1222.5亩，动用民工出勤工日上百万个。祥云人民为云南驿机场的修建所作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民国31年保山被炸与霍乱流行
从1938年9月开始，滇缅公路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国际通道，保山也成为滇西重镇和交通枢纽。民国31年（1942年）春，日军占领东南亚，5月上旬由缅甸攻入滇西，侵占我怒江以西3万余平方公里国土，我军断然炸毁惠通桥，阻止了日军东进。我军沿江设防，两军长期隔江对峙达两年零8个月。1941年到1943年期间日机频繁轰炸保山城乡，据《保山市志》载：其中最为惨烈的是1942年5月4日、5日两天，日军每天从缅甸方向出动轰炸机54架，在驱逐机的掩护下，分两批对保山城进行狂轰滥炸，炸毁房屋3200余间，炸死炸伤1万余人，占保山人口的一半，两天被炸，滇西重镇保山顷刻间变为废墟，昔日繁华的城市顿成死城。加之日机投放了大量细菌弹，几天后保山即发生霍乱，从5月12日开始，霍乱在保山城乡大流行，并沿滇缅公路沿线继续蔓延，5月中旬至6月，为霍乱大流行高峰期，染病者上吐下泻、脚转筋，朝发夕死，几天之内，各村寨无幸免之家，一些村子两天内死亡六七十人，有当日埋别人，而次日被人埋者，更有断烟绝户人家。溃军、驻军、难侨也多数被传染，无药医治，惨死者不计其数，死尸遗弃路边沟壑，无人料理。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痧症大流行，死亡6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的1/5。
二次大战中，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731部队，专门进行生物战剂（又称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制造，并利用活人做实验，致使大量人员死伤，大量的事实表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云南流行的霍乱（痧症），就是日本侵略者在滇西投放了霍乱细菌所致。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近现代史研究专家谢本书先生在《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一文中写道：“1942年5月，滇西沦陷之后，侵华日军在滇西进行了鲜为人知的细菌战。国民党元老李根源最早揭露这一罪行，中国滇西前线指挥官宋希濂，历史学家方国瑜，官方的卫生和救灾机构的报告，以及当代学者的调查，都证实了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的罪恶事实，日本军人有的对此也供认不讳……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在滇西进行的细菌战，鲜为人知，至今仍笼罩在一层迷雾中。”
《大理州志·卫生志》记载：民国31年（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大批华侨涌入滇镇，致使流行于缅甸曼德勒、腊戌一代的霍乱沿滇缅公路传入云南。全省发生霍乱流行58个县,患者达4万多人。大理地区各县均有病例,霍乱病，发病急，扩散迅速，死亡率高，一旦感染，大量患者难逃死亡的厄运，几小时就死亡。当时对霍乱病防治见效甚微，十有九死，灭门之户各地均有发生，令人惨不忍睹。1942年霍乱在大理地区流行，各县死亡严重。整个大理地区感染为55，996人，死亡38，032人。实际死亡远不止于此数。其中漾濞县感染霍乱165人，死96人；云龙死亡3000人，感染无记载；永平死亡1000人；邓川感染4774人，死亡2243人；洱源患者4228人，全部死亡；弥渡死亡481人，感染618人；宾川一个月死亡2000人；鹤庆感染12，658人，死亡7749人；大理死亡14，000人，全家死绝有3000余户；剑川县流行霍乱，死亡3105人，祥云城区及云南驿、前所、龙润（今下庄）、文源（今刘厂）、禾丰（今禾甸）等地区霍乱流行，花园村有四五十户农户，染上霍乱病的就有230多人，死亡30多人，禾甸新泽村患霍乱病死亡的人数达100多人。经采取隔离治疗、菌苗接种和饮水消毒等措施，同年11月底疫情基本控制。此后数年间，每年尚有少数患者出现，但未酿成流行。对这次霍乱流行，全州12县市志也均有记载：
云龙：1942年5月，日军开始对保山、昆明等地实施霍乱细菌战攻击。1942年5月4日、5日，日军出动上百架次飞机轰炸保山城，炸死1万多人。在两次轰炸中，日军投下了大量霍乱细菌弹。数日后保山城乡暴发霍乱，随即在滇西大流行。由于溃军、难民流动，紧邻保山的云龙漕涧不久流行霍乱渐及全县，加之远征军第五军200师撤离缅境，官兵感染霍乱，沿途传染，扩散蔓延，造成全县大流行。发病急骤，死亡迅速，一旦感染，十有九死，灭门之户各地均有发生，更有甚者，国民党军士兵，人还未死就抬出去活埋，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致驻军和民众死亡达3000人。这是云龙历史上死亡数最多的一次瘟疫。
永平：民国31年(1942年)，日军从西线进攻腾冲，龙陵沦陷，难民内逃，霍乱从滇缅西线传人永平。同年5月7日，老街发现患霍乱病症者两人，系过境人员。继之不久，车站，老街、北斗、迤北一带患病千余人，死亡数百，尸体枕藉公路两旁，无人收埋。县政府令其龙马乡柏油路民工编为掩埋队，由县境北至保山瓦窑，分段搜索，就地掩埋。永平县卫生院长率医药卫生人员，分赴各乡(镇)、车站加强预防注射，并在曲硐设立临时诊所。红会医院193医疗队和新运第六医疗队也协助扑灭疫情。红会医院派员到博南(今花桥)、杉阳一带，耐心说服群众，注射疫苗9600人。当时流传说,这种传染病是日本侵略者施放的细菌所致。
漾濞：霍乱，民间称“绞肠痧”、“翻筋霍乱”，发病急骤，传播迅速，死亡率极高。1942年4月～7月，境内滇缅公路沿线太平、河西、柏木铺、蒙光村、上下街、金星、马厂、平坡、合江等地霍乱流行，患者165人，死亡96人，其中柏术铺村死亡28人。蒙光村一户5口死绝。霍乱流行时，县城“德生济贫药室”献出田坤医生所遗(除疫方)：“除癖瘟疫清杨柳、霍香陈皮辜归首、木香叶云香草、香附玄参三滴酒”平均每天配方10余剂，起到一定的防治效果。
大理：民国31年（1942年）6月，霍乱流行。下关霍乱患者385人，死亡293人；凤仪患者419人，死亡96人。据大理市志记载：民国31年（1942年）年末统计，大理县流行霍乱死亡人数14000多人，全家死绝有3000余户。
弥渡：1942年霍乱遍及城乡大流行，边远山区的牛街、德苴也不例外。6月10日，县长杨瑯条谕：“近日霍乱病症传染太多，死亡又甚速，自应预防，仰即将施棺会积谷变卖五弥石，购置药品，以资赈济”。7月，义仓会管事盛琮呈报：“均长饬令购置药品赈济霍乱病人，经医药同业公会研制成功验方，神效救济药水颇有成效，城乡内外乞药水者络驿不绝，救活颇多。”1985年12月进行回顾调查，年逾6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流行时间较集中。病例于4月起，4、5、6月，红岩镇、大营乡当时有95户人家发病，患者137人，死亡105人。病死率为76.64％。武邑村死亡200余人；高旗营死亡64人；大海埂死亡12人。
祥云：1942年日本侵略缅甸，霍乱又随大批侨民及返家民工传入境内，清华洞、梨园村、诸家营、芮家营、青海营、韩晒经、县城，花园村以及前所、禾甸、下庄街一带均有病例发生，据省资料记载当年祥云有患者69例，死亡24例，实际远不止此。1943～1944年，在原流行地区再度发生，病死数百人。
宾川：民国31年（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霍乱随难民由滇西传入宾川，太肆流行。不几天，宾川从城镇到乡村，霍乱（痧症）瘟疫普遍流行,死亡成百上千之众，1个月死亡约2000人。染上此病即上吐下泻，头昏眼花，无法治疗，当天就死。在那缺医少药的民国时期，有的人得了病，多则一天，少则半天，甚至几小时，必死无疑，先死的还有人敲锣打鼓抬丧，后来发展到为其抬丧者也死了，无人敢来料理后事，繁华的县城（州城）街市上变得行人稀少，邻居好友见了没有笑声，人人胆战心惊，古城笼罩在一片凄凉恐怖的气氛之中，据核实，仅州城南门外村，一个只有33户187人的小村子，有名有姓的就死亡12人，平均不到3户就死一人。据当时目睹者讲，牛井街也天天有死人抬出埋葬，有的一家死绝，处处可闻哭声，家家闭户，学校停课，街上行人稀少。民国33-35年，宾川尚有少数患者。
剑川：民国31年（1942年），日寇侵犯滇西，投放霍乱、鼠疫细菌，剑川等县同时受害，霍乱、鼠疫蔓延，无数人户死亡。
鹤庆：霍乱(副霍乱)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大流行。据当时县给省的报告称，“最甚之时，几乎路无行人，邻里不相往来，亲戚不通吊问，死亡者数以千计。秧苗至秋收之时，大半秀而不实，较往年歉收总在四成之多。”
巍山：霍乱中医称“痧症”，民间称“绞肠痧”。多为间隔性发病，其间有暴发性流行。民国31年(1942年)，日本侵略军攻陷畹町、潞西等县，难民四处逃亡，缅境霍乱传入县境。同年，全县发病38人，死亡20人。面对疫情，政府束手无策，致使疫情蔓延。文华、巍宝、盟石、北川、永济等坝区乡镇霍乱流行甚烈。疫病凶猛，群众惧怕，乡民普遍在墙壁、门窗上拍石灰手印，以求神灵保佑。城乡个体中西医药堂馆所全力投入防治，部分医生免费为群众治病，疫情逐渐减退。
洱源：境内霍乱发生过1次。1942年邓川县长赵际云向省政府报告说；邓川玉泉乡、崇政镇、元保乡德源镇、寅塘镇共发病4774人，死亡2443人，死亡率51.17％。其中新州122户427人中，患病死亡149人，银桥62户191人，死亡84人，死绝3户。洱源县共发病4228人，全部死亡，病亡率100％。1943年4月7日，邓川卫生院主治医师李少东调查报告分析，此次霍乱“系由仰光撤退出之华侨到新州南门居住，一小孩死于霍乱而起”。据不完全统计：洱源、邓川从1942年到1945年间，因细菌霍乱一项无辜死亡达6826人。
又据《乔后大事记》记载：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农历5月的一天，乔后上吉村（又名“黑寨”）农妇罗永庆在该村下龙潭前田里割小麦，这时有一架从漾濞方向由南向北飞来的黑色飞机从空中丢下3块粉红色的毛巾，恰巧落在罗永庆的旁边。罗永庆就把3块毛巾全拾回家中，其本人于当晚染病，症状是上吐下泻脚筋翻，不幸于第二天夜里抛下年仅8个月的儿子罗绍明而死去。后来该病迅速在该村及乔后地区蔓延传染，死亡上千人，上吉村就有绝户7家。后来方知此疫系日本鬼子投放霍乱细菌所致。如今罗永庆遗孤罗绍明已是66岁的白发老人，一提及其母之死，还愤愤不平地指斥日本鬼子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另据南涧刘文治“回忆抗日时期的瘟疫”一文载：民国31年（1942年），阴历4月上旬。日寇攻占缅甸后续侵人我省滇西的芒市、龙陵、腾冲一带直抵怒江。幸有怒江天堑和军民的拼死抵抗，侵略者的铁蹄才被阻于怒江西岸。但日寇在军事上未能达到侵略的目的，竟灭绝人性地在怒江上游施放细菌，阴谋用细菌战来消灭中国人民，以实现它抢占全中国的美梦，当时由缅甸退却的伤兵、华侨、难民大批的沿滇缅公路涌入内地，这些人流无意之中成了细菌的传播媒介。一时之间公路沿线突然发生了传染迅猛死亡率高的瘟疫，南涧地区一方面因受到弥渡方向交通的影响，一方面更受到耿马、沧源、临沧一线的交通影响，因此成为当时瘟疫流行的重灾区。瘟疫的突然发生给南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两三天内各村各寨相继出现了上吐下泻、小腿抽筋、发痧不似发痧的病人，而且发病后仅八九个小时即死亡。左所村何从法大爹夜发病，天亮即死，他的老伴何大妈还好端端的去请邻居帮忙装殓，可仅隔20多分钟后，她也染上此病而死。其传染之快，欲医治都无时可待。今天她还去抬死人，明天别人来抬他，闹得朝不保夕，人人自危。麻栗树村仅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竟被病魔夺去了60多人的生命。有的村子本来男人就少，疾病又死去了一些男人，人死了没有男人去抬，只好由几个体壮胆大的妇女随便绑扎抬出去埋了，到后来人死多了，连棺木也没有了，只是把尸体用板子抬出去埋了。村村寨寨关门闭户，树阴乘凉的老人没有了，墙边追逐嬉戏的儿童没有了。病魔夺去了不少人的性命，家庭沦散残缺。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嗷嗷待哺的孤儿弱女，不断增多，社会一片凄凉景象。
又据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汽车兵团驾驶员刘家茂在其《霍乱蔓延灾难遍滇西》中记载：1942年夏，日寇在快要全部占领缅甸之际，企图进一步犯我云南，夺我昆明。为达到这一罪恶目的，遂趁我滇西军民向后撤退的混乱之际，于5月4日、5日派飞机数十架对我保山县城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无辜同胞数千人外，还在此之前，丧心病狂地用重金收买极少数丧尽天良的缅甸缅奸与我国汉奸，在滇西公路沿线的水沟、水池、水井中投放传染最快、死亡率最高的霍乱病细菌，以图在我滇西引起霍乱大流行，达到其危害我同胞、扰乱我人心的罪恶目的……染上霍乱后，如不及时治疗，可在24小时内因上吐下泻而死。然而当时旧中国缺医少药，要想及时治疗，这又谈何容易?可如今却因霍乱浩劫，街上十室九闭，行人几乎绝迹，整个下关变得满目凄凉、哀鸿遍野、阴森可怖，怎么不叫人把满腔悲愤指向日本侵略者!当时我们未敢在街上久停，根据沿途竖立的指路牌，到我装甲兵团在太和村一带设立的收容站去报到。哪知太和村也发现了霍乱。第二天我们就开往昆明杨林、嵩明一带去了。此后滇西方面的霍乱传染与后来扑灭等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听说滇西这次霍乱浩劫，死亡近万人，其中保山地区最严重，死亡四五千人，下关两三千人、永平一千多人。
60多年前的滇西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滇西抗战中的大理人民，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也承受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对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滇西抗战的宣传 篇4
“天时”是指宣传的政治舆论环境。没有党的好政策之“天时”作为前提,“地利”则无用武之地,“人和”也无计可施。发生在70多年前的滇西抗战(以保山为主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三大基本战场之一,对抗战全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从1944年战争胜利到20世纪90年代,这场战役很少被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听说中国远征军那曾经血与火的经历。截止2009年,散居在保山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大概仅存210人左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贫困的农村、偏远的山区,几乎从未被关注,从未被影像记录,从未留下故事,他们大都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媒体。然而,历史不应该被淹没。
21世纪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岸关系的缓和,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统一的伟大高度,客观、正确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功劳。对滇西抗战和远征军的宣传恰逢其时,保山台领导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大胆决策,组建团队,吸纳社会力量,从2009-2014年,开展了“让我们铭记——寻访远征军老兵”大型媒体公益活动寻访活动。事实证明,保山市委政府对活动给予极大地理解、支持。
可以说,滇西抗战的宣传,正是抓住了国家的好政策,才得以大张旗鼓、颇有声势,这是成绩获得的首要前提条件。
2 筑牢了“地利”支撑,创新机制,增强业务
“地利”是指宣传机制及队伍的业务技能。没有“地利”作为支撑,好政策“天时”只是口号,鼎力相助的“人和”也仅是摆设。
2.1“战前”准备为作品定调。
如果说滇西抗战宣传是一次重要战役,那么,这场战役胜利的首要战术首先是“战前”准备,即为作品定方向,定主题。
2.1.1机制保障,引导为先。
一是派出1名台领导亲自负责;二是整合资源,打破部门界限,从电视栏目部、广播新闻部、办公室抽调得力干将组成采编团队;三是稿费单项列支;四是建立创优编委会讨论制,将该题材的主题、创优点在编委会上进行研究讨论,最后确定广播、电视和书刊的报道主题和创优方向。前三项机制的确立,为活动顺利开展奠定物质基础。后一项确定正确的宣传导向,确保主题围绕爱国主义展开,为作品定出方向。
2.1.2备足“粮草”,届时不慌
首先,吃透题材,投入情感,升华理性。敬则认真,畏则慎重。敬畏题材、庄重言行。敬英雄,畏时运,创作队伍“爱国”、悲壮”“感动”“温暖”等调子氤氲心中,这是情感的准备,理性的酝酿。
其次,充分占有资料,胸有底气心稳当。要求团队每个人阅读大量史料,对滇西抗战的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等等做分类笔记……所以在面对诸多老兵言语表达不畅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基本明白他们只言片语中的战役、战斗和队伍番号等情况是怎么回事。
2.2“战中”技能
技能包括采访技能和后期编制技能。
2.2.1采访中,情感真挚,紧盯对象,重点突出
真挚情感的无声力量。采访者浓厚的情感,会传递到被访者那里,双方交融汇合,最后流淌在作品中。“铭记”采访组在美国采访了中国远征军第九师师长陈克非的儿子陈立树。陈克非将军在解放前率部起义投诚于中国共产党。而此前他的老婆儿女已经提前被蒋介石送到了台湾。一家人在几十年的相隔生活中,都受尽折磨。陈立树和我台主持人蓝天说起往事,泣不成声,而蓝天为他递上一张拭泪的纸巾。这张纸巾,不是安慰更胜安慰,不是语言胜似语言。
关键同期声的不可或缺。获取关键的同期声对节目至关重要。客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李光佃,一直没有加入缅甸国籍,他一直有个心愿:重入中国籍。他对着我们的镜头说:“我想回到祖国,我希望有一个中国国籍。”采访老兵时间有限,需要在短时间内让他们说出最真实的想法,这对于作品而言至关重要。
以上方面,维持了节目的质感。
2.2.2后期创作,着墨细节,讲好故事,巧用音乐
细节抓人眼球。电视专题片《忠魂归国祭》片中有一个关于“碑”的故事很细致:二战史研究专家、民间学者戈叔亚赴缅甸找寻中国远征军遗骨时发现,远征军的公墓损毁严重,寻找骸骨非常困难,而一块碑的坎坷经历,见证了一段难忘的历史。这块碑上面已经被炸掉了,但是可以看见有二、三十根钢筋,正是由于这些钢筋在,特别留下了一个“八师”,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38师的墓地,是华侨保护墓地的良苦用心。这块碑的故事详细地放在片中,既体现了遗骨归国的艰辛,也体现了华侨保护中华民族英灵的决心,起到了抓人眼球的作用。
好故事湿润眼睛。作品中特别注重使用那些达到催泪效果的故事。滇西抗战纪念馆业务馆长、抗战史学家段生馗到缅甸的一个部落里,发现两个人颅骨,就是两位女远征军的头颅,已经被做成了两个水瓢,部落的女人难产的时候,巫师就会从鬼房里面把颅骨拿出来,在颅骨里面化水,念咒,给这个难产的女人喝,然后她们就顺产了。当时段馆长就跪下来,泪流满面,跟这两个颅骨说,我带你们回家。在作品中,这段毛骨悚然的描述,令人唏嘘,令人扼腕,令人心生悲悯和愤慨,最后一句“我带你们回家”,相信打湿了所有观众的眼睛。
原创音乐推出高潮。电视纪录片《寻访最后的远征军老兵》片尾音乐使用的是保山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张文军作词,本地歌手张学斌作曲并演唱的《铭记》,歌词写道:“不知道你来自哪里?听说你当兵到过滇西,不是为了勋章,也没有吃过巧克力……不知道你住在哪里,所有人都问你的消息,多想和你重逢,送给你最后的悲喜,你已经白发苍苍不能言语,回家的日子还遥遥无期,无论你来自哪里,我都想见到你……”这段歌曲放在片尾,达到了感人至深,把主题推向高潮的作用。
以上方面,拓宽了作品的维度。
3 营造了“人和”环境,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这里的“人和”是指社会各界的真诚帮助。没有“人和”作为辅助,“天时”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地利”也仿佛失去了润滑剂。
“铭记”寻访组分两批对云南省内外及美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及其后代共200多人进行了采访,产生经费300多万元。这些经费中有200多万元来自各界的捐款。其中有一位远在广东的保山籍企业家,听说我们要搞寻访老兵公益活动,立即决定为每位老兵提供1 000元的慰问金,合计16万元人民币。这笔资金,让一开始捉襟见肘的寻访活动不那么难堪,老兵收到后感激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