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水平（精选八篇）
市民化水平 篇1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把握新疆外来人口现状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情况,笔者于2014年8月一9月对新疆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考虑样本的代表性、经费的局限性和实施调查的可行性,本次发放问卷1300份,其中农民工1000份,有效问卷983份;城镇居民300份,有效问卷286份。调查内容为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经济条件、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及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
(二)评价指标系统建立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成果,采用专家咨询法,建立评价指标系统(见表1)。该体系共5个一级指标,即居住条件、经济条件、社会关系、政治认同和心理认同;10个二级指标,由20个三级评价指标两两组合而成。在这个三级评价系统中,综合评价指标“市民化水平”用“I”表示,代表相对城镇居民来说,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最高为100%。经专家讨论咨询分别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市民化水平I由相等权重的5个一级指标组成,分别权重为0.2。每个一级指标由两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权重为0.5。在三级指标中,除“是否有工会或党团组织”权重为0.3,“是否参加工会或党团组织”权重为0.7以外,其余三级指标的权重均为0.5。
二、不同因素影响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一)来源地因素影响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根据来源地是否是新疆各地州将新疆农民工分为疆外农民工和疆内农民工。疆外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为47.14%,略高于疆内农民工的46.96%水平。在5个维度方面,疆内农民工分别在社会关系和心理认同方面高于疆外农民工,疆外农民工则在居住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参与3方面高于疆内农民工。另外,选取部分来疆农民工较多的省份,对疆外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行比较(见表2)。调查显示,来自6个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具有差异性,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甘肃、湖北、云南、河南、四川,按照达到60%以上市民化水平的比例来说,较高的是山东籍农民工为32.65%,河南籍为27.71%,而来自湖北、云南等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
(二)个人因素影响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本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见表3)。按照性别分类,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水平(50.08%)高于男性(47.29%),但在市民化水平大于60%的比例上,女性低于男性。从年龄结构看,24岁以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最高(49.34%),其次是34岁以上(48.46%),最后才是24～33岁(47.41%),与市民化水平大于60%的比例排序相同,这三个年龄段分别是90后、70后和80后。从婚姻状况看,未婚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49.15%)高于已婚农民工(48.06%);汉族农民工市民化程度(49.6%)高于少数民族农民工(45.59%)。从文化程度看,不同学历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小学及以下,但在市民化水平大于60%的比例上,大专学历以上的农民工比例最高(28.46%),其次是初中和高中,小学及以下的只有9.68%。另外,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49.27%)高于未受培训者(47.62%)。
(三)迁居城市影响下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对于城镇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调查显示,85.45%的城镇居民愿意主动与农民工交流,76.36%愿意与农民工交朋友,78.18%愿意与农民工做邻居,说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建立弱社会关系的难度较小。72.73%的城镇居民表示曾经帮助过农民工,对增进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关系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家庭成员与非城镇居民结婚”的比例较低,只有25.45%,说明农民工与当地城镇居民建立强社会关系的难度仍然较大。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迁居城市的关系,调查显示,迁居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也有所差别,这和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在县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49.08%)高于省会城市(47.68%)和地级市(46.51%);在市民化水平高于60%的农民工中,县级城市农民工为16.59%,也高于生活城市和地级市的15.48%和15.91%。
三、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第一,农民工的总体市民化水平与其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相关关系。第二,各种因素对农民工不同维度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性别作为农民工的个人属性因素,主要影响居住条件和心理认同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结果显示显著相关;年龄与经济条件维度和政治参与维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婚姻状况与经济条件维度、社会关系维度市民化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文化程度与5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均呈相关关系;参加培训情况只与政治参与维度市民化水平呈相关关系;所属民族情况与经济条件、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呈相关关系。第三,农民工各维度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不同。居住条件维度与性别、文化程度显著相关;经济条件维度与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所属民族显著相关;社会关系维度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所属民族成相关关系;政治参与维度与年龄、文化程度、参与培训情况、所属民族成相关关系;心理认同与性别和文化程度呈现相关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
(一)不同来源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
第一,数据表明疆内农民工在社会关系和心理认同方面的市民化水平高于疆外农民工,这一方面与疆内农民工本地亲戚朋友较多,生活习惯、地区认同较高等有关系;另一方面新疆地方对疆内和疆外户籍人员实施有差别的政策。第二,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和来源地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的关系,来自山东省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另外,甘肃省虽然也属于西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省份,但甘肃籍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因为甘肃、陕西等省份与新疆同属西北地区,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风俗民情及气候条件等方面具有较大相似性,因而甘肃籍农民工在新疆的适应性更强,易于长期在疆工作,市民化水平也就相对较高。
(二)提高农民工个人素质推进市民化进程
数据显示,市民化水平按年龄分层由高到低依次是90后、70后和80后。究其原因是因为90后向往城市生活而且其中一部分属于第二代农民工,所以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较长,因而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而70后也是因为工作和收入趋于稳定,其市民化水平高于进城工作时间较短的80后。另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学历越高其市民化水平越高。为此,提高个人素质是促进其市民化水平的根本途径。
(三)迁入地与农民工的合理匹配
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不仅和自身因素有关系,也与其将要融入城市的相关因素有关系。一是迁居城市是否具有包容性,接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如何,迁居城市的城镇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如何都影响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如果农民工单方面想要迁居城市,而城镇居民持抵制态度,势必要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二是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迁居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规模也有关系,迁居城市规模较小、人口较少的县级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这与县级城市城镇居民与农民工收入消费水平差别较小,生活、工作压力较小等有关系。
摘要：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两类户籍制度,在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城镇居民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农民工”这一身份。这一背景下,探讨如何使长期在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国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的更多福利和市民权利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前新疆城镇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得出不同来源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要通过提高农民工个人素质和迁入地与农民工的匹配度推进市民化进程,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科学版,2003(3):88-95.
[2]Cohen Elizabeth F.Reconsidering US Immigration Reform:The Temporal Principle of Citizenship[J].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1(10):575-583.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5-61.
农民市民化 篇2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加快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 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含义解读
研究农民向市民转化，首先要界定农民和市民涵盖的具体范围。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民角色进行界定：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农民指居住在农村的人(农村居民、农村总人口)；从户籍角度看，农民指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从所有制角度看，农民指与公有制土地联系的集体农民；从职业角度看，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西方学者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是单一产业，“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由于其职业的稳定性而相对固定不变。
“市民”最早起源于西方，西方学者认为“市民”一词不光是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1]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市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域特征：生活、工作在城里而非农村；第二，产业特征：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第三，户口特征：通常具有城市户籍；第四，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征：与城市文化相连。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户籍制度转变和居住地区的变化。它还涉及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市民接轨的一系列的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转化主要包括：一是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即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化；二是生活空间城镇化，即由主要居住在农村转为长时期居住在城镇；三是在文化、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轨、融合。一般来说，农民市民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多层的权利)的发育及行为的变化等内容；外在资格市民化，则更加偏重的是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其中涉及户口及附带的福利保障，是完全变农民为市民的一个结果。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实现自身身份、社会角色和职业方面转变的过程，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指出，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之前，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0%比70%，转化为至少70%比30%，这意味着只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2]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理论解释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口学分别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从国外来看，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进行解释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分析农民市民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发展进程“S”曲线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从人口迁移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推—拉理论和人口学家E·G·拉文斯坦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其中拉文斯坦指出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流动的递进趋势、迁移倾向存在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以及迁移的动机。唐纳德·柏格等人从宏观上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原因，提出了“推拉”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是其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拉力或吸引
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和贝克尔把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一种经济投资过程来看待，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
社会学领域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还有一部分社会学家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3]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资料中可见，从城市与城市发展角度和人口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涉及的是农民市民化的原因，而社会学更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变化。
国内部分学者主要对农民市民化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从社会背景来看,农民进城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体制转轨创造了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社会转型创造了流动得以迅速扩张的就业空间。有学者指出，从乡到城的人口流动的选择性有其必然性，农民进城不完全是因为劳动时间的剩余，根本上还是因为城乡在就业和生活上有着明显的比较利益反差。进城的未必全是所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可能是农村现代化的“希望”所在——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学者提出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力和不懈追求在于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三、政策壁垒
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把阻碍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症结都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看法。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了农民市民化政策壁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从现行政策制度的取向和作用来看，户籍制度仅仅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别开来，而真正反作用于农民市民化的其实是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一）传统思维观念是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垒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与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都不够深刻，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等不良反应；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从而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为进城农民会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市民对农民歧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而市民这一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农民的歧视，又必然会强化政府官员的观念，从而促使其设置政策壁垒，阻止农民市民化。
（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象征，曾经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为极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将农民禁锢在乡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企业用工时的第一条件是具有当地城镇户口。即使是已进城多年改变了职业身份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
市管理体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与生活在同一空间，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城市市民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大差别，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对缩小乃至取消这种差别，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近年来广大农民呼声很高，特别是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实际的需要, 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各地政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但力度很小，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差异性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仍然坚如磐石，与农民市民化的要求极不适应。
（三）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民市民化成本增大
为了确保农村的稳定，党和政府曾实行了集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不准土地自由买卖、自由转移，在当时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管得太死，这样承包的小块土地在成为农民“保命田”的同时，也成为套住农民、使之离不开的“根”，难以脱离土地。在以土地套住农民、目前进城就业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过程中，建设用地单位往往利用现行土地征用政策，“积极”扩大用地面积，千方百计压低经济补偿，“消极”对待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生活保障等要求，导致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悬空，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情绪。
（四）就业政策严重阻挠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招工安置”或“就业安置”政策，农民在失地后转为国有企业工人身份，同企业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在转轨的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无法将失地农民大批量地“塞”进企业，便采取了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的货币一次性安置的办法。征用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的损失。这种补偿从道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不统一、费用过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就业培训滞后、安置短期性等问题，无法保障失地农民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无法确保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使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与创业、社会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续性的保证。而一些城市受国有经济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开始实行反失业政策，通过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如兵役制度规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满后可在城市安置就业，而农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企业招聘工人时，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市内、后市外”。在精简人员时，首先清理农民工、临时工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缺乏城市归属感
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等5 项法定保险。而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和失地农民却被排斥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工伤保险、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农民工的工资较低，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无力从工资中拿钱来缴纳个人帐户中的养老、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流动性大，跨省流动与社会保险属地化管理形成尖锐冲突；农民工大都从事脏、累、险、差的职业，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不到位严重制约了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时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旦有限的补偿费花光用尽，今后生计将失去保证，“生老病死”更加难以解决，又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对等，使农民对未来缺乏信心
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9.1%。[4]农
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进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办小学，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证，办学资金来源于村集体及村民，办学规模小、条件差。特别是在对待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障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提高农民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对农民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进城农民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问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
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加快建立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才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而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焦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他们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 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市民化”成本 篇3
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新区工厂招工难却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也正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蔓延。这是一场关于人的成本问题的演算。
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呈持续上涨态势，这意味着在中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普通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发生转折性变化。这种趋势要求政府在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劳动者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让劳动者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另外还要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鼓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居住的稳定性。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一个不断被强调的问题，就是要重视人的因素。此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曾表示，城镇化不是投资，不是上项目，也不是撵农民进城。在他看来，城镇化进城中必须把改革放在前面，第一项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次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等级化的管理体制改革。他表示，当前城镇化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大量的短期行为浪费政府资源，城市的粗放型发展，大的城市广场、马路和花园等频频出现，这也许能造就一个“花园城市”的兴起，但是却牺牲了大量人口进入城市的机会。因为这些城市建设太过于注重锦上添花而忘记了大量中低收入人口和农民进城和就业的迫切性。
从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基础等实际问题出发，各地可以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涉及到身份转换的成本问题。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曾向笔者表示，城镇化进程推进及质量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经济总量不断增长而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继续存在不再仅仅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与拖累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能在某个时段引爆农村居民的不满情绪及诱发社会动荡。因此，应该寻找时机启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转换农村居民身份，使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市民化的医疗、教育、失业、就业、养老等待遇。而转换农村居民身份的难点是户籍改革，本质是给转换了身份的农村居民以市民待遇。但是这样必然会导致社保支付的巨大压力，形成较大的社保支付“缺口”。
文宗瑜建议，可以考虑通过有步骤分阶段变现一小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来弥补。“到2012年底，就经营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部分用作经营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而言，国企净资产、国有股权及其他各种形态可计价的国有资产估算值约为120万亿。那么就可以考虑出售及变现20万亿至30万亿的国有资产，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一些经营领域全部或部分退出，而这么做并不会动摇公有制的基础。国有资产变现可以有多种方式同步实施，比如国有资产直接出售、国有股权的坚持或者国有资产证券化后的变现。”
北京市民节能环保意识水平调查 篇4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用能的消费也越来越大。在能源资源越来越少, 倡导合理消费,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 城市居民使用能源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未来城市居民用能的消费水平。在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发现, 以往对城市居民用能的研究项目, 主要侧重在计算居民的实际用能状况和用能多少, 对居民用能态度和习惯的研究成果很少。本项研究试图通过一个小型的社会问卷调查, 对北京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用能意识和行为进行典型案例调查研究, 旨在从一个角度透视目前北京市民的用能态度和行为意识水平, 为今后进一步提高全市居民的节能环保意识, 弘扬积极的生活方式, 共同创建“两型社会”提出一些建议。
研究目的
(1) 通过典型调查, 了解北京市民的节约环保意识和行为水平;
(2) 分析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在哪些方面的节能环保意识较强, 哪些方面节能环保意识还较弱;
(3) 为提高北京市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和主动行为, 促进“绿色北京”建设提出建议。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方法与活动流程共包括四个方面: (1) 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和成果; (2) 设计一份问卷调查表, 组织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收集活动; (3) 整理问卷调查结果和信息; (4) 总结分析和提出建议。
1.前期调查
通过互联网络, 了解了有关城市居民用能行为和节约环保意识方面的相关内容, 发现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多, 能为本项研究提供的资料内容极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实际生活中, 提高节能意识与提高环保和节约意识有着紧密的连带关系, 因为生活中节约了消费品相当于省下了这些物质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用能和排放, 保护了公共环境。因此我们在设计调查内容时, 把这点也特别考虑了进去。
2.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所设计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生活中节能环保的基本态度和意识行为方面的问题;二是生活中都采取了哪些节能环保措施。从这两方面, 分别考察北京市居民节能环保意识水平和具体行为。
设计的节能意识和行为的问题包括以下9个:
(1) 您的家庭日常生活已考虑和实施了节能措施吗?
(2) 您的家庭日常生活已考虑和实施了节水措施吗?
(3) 您认为节能和环保是等同一致的吗?
(4) 您认为节能和节约 (包括省钱) 是等同一致的吗?
(5) 您对孩子的节能和节约 (包括省钱) 思想和行为进行过教育或指导吗?
(6) 您认为目前电、水、气的价格水平很低吗?
(7) 您不在乎您的家庭用了多少电, 多少水, 多少气吗?
(8) 您能说出和大约估计出您家每月用多少电, 多少水, 多少气吗?
(9) 国家政策和宣传媒体对您的节能意识影响较大吗?
设计的居民节能环保手段和措施包括以下11个:
(1) 不使用一次性产品;
(2) 习惯随手关灯;
(3) 使用节能灯泡;
(4) 尽量少开空调, 有时使用电风扇;
(5) 天热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及以上;
(6) 生活用水多次使用;
(7) 打印纸双面使用;
(8) 使用节能型冰箱;
(9) 使用节能型空调器;
(10) 控制每次的洗衣量和洗衣时间;
(11) 尽量控制家用电器的待机时间;
(12) 其他。
3.问卷调查方法和范围
为了能使问卷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我们把100份问卷单分发给了高中各班级的同学, 让他们拿到家中与父母共同讨论填写, 意想不到的是同学们对这次调查活动非常积极和认真, 很快反馈回了填写好的问卷单, 通过初步筛选, 我们共收回了有效问卷89份。
调查分析结果
通过对收回的8 9份调查问卷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归类总结, 我们得出了北京市部分市民节能环保意识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结果表明:有93.3%和91.0%的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已意识到节能和节水的重要性, 并在家中采取了节能和节水的实际措施;约有一半左右的居民认识到节能环保和节约意识有内在的相关一致性。有80.9%的调查对象对孩子进行过节能环保意识的教育和指导;在家庭用水、用气和用电方面, 约有16.9%的调查对象表示对家庭用能用水多少并不在意, 42.7%的调查对象不知道家庭每月具体用了多少水、电、气, 有15.7%的调查对象认为水、电、气的价格水平还是很低的;77.5%的调查对象认为国家政策与大众传媒对家庭节能环保意识和行为有重要影响, 80%的调查对象表明对自己的子女进行过节能环保方面的教育。
北京市居民家庭节能环保措施选择的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有48.3%的调查对象在家中不使用一次性产品;居民随手关灯的习惯表现最好, 有91%的家庭有随手关灯的好习惯, 有73.0%的调查对象在家中会尽量少开空调, 而使用电风扇降温;67.4%的家庭生活用水多次使用;52.8%的家庭双面使用打印纸;67.4%和58.4%的家庭使用节能型冰箱和节能型空调器;49.4%的家庭注意控制每次的洗衣量和洗衣时间, 65.2%的家庭尽量控制家用电器的待机时间, 尽量节约用电;还有4.5%的家庭采取了其他的节能环保措施。
研究结论
(1) 北京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具有一定的节能环保行为意识, 同时也希望国家与社会多出台节能环保鼓励政策, 大力推行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多数家庭虽然不是非常确切地知道自家的水电气用量多少情况, 但还是非常在意自家水电气消费和开销, 并认为水电气的价格水平不低, 水电气开销应该节省。但对节能与节省以及与环保之间的关系不太在意, 不太清楚。
(2) 在节能环保措施方面, 大多数居民随手关灯的习惯保持得很好, 并普遍接受市场中销售的节能产品。但在节约和循环用水、用纸以及空调使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养成更好的节约与节能习惯。
(3) 北京市民在节能环保意识行为养成方面受国家政策和大众传媒影响很大, 且大多家庭都对孩子进行节能环保方面的培养和教育。由于市民接触社会大众媒体的机会较多, 了解国家政策相对容易, 邻里周围的相互参照作用较强, 因此, 国家在宣传媒体方面必须加强正确引导和监督, 即使是商业性的产品宣传广告都需要避免出现一些奢侈消费和不益于养成良好节能环保生活习惯的内容出现。
(4) 政府应大力推广节能产品, 保证市民消费者能非常方便地购买在市场上买到经济实惠的节能产品。
INTERSOLAR中国展即将开幕
中国2010年的光伏市场着实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国政府“金太阳”计划的推动下, 中国的总装机量增长了520 MW, 增长倍数达两倍多, 达到893 MW。根据欧洲光伏行业协会 (EPIA) 的预期, 2011年中国的总装机量还要在这个数字基础上增加750 MW, 达到1 GW。中国将突破1 GW的门槛, 加入“阳光国家”行列, 但是中国的目光却远不止于此, 中国的目标是在2015年前实现太阳能产能5 GW, 2020年前实现20到30 GW。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篇5
[1]赵振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N].人民日报,2008-1-11.[2]魏城.城市化反思——铁军访谈[G].中国农民工调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2.[3]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P].华中师范大学论文,2009.[4]李培林,李强.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论文题目：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委托期刊之家网发表论文认证QQ800099353
【摘要】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纵观西方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市民化是同步协调进行进行的。随着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扩张,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发展中实现了非农就业,在城市扩张中实现了在城市的定居,从而完全实现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与市民化是一次性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却分割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完成职业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在城市逐步沉淀,而实现其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这种特殊性,农村劳动力一方面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另一方面又无法获得在一个正常的人口流动社会中所应获得的市民身份,因此就形成了目前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转移等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向现代城市居民全面转移的机遇。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城镇化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农民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身份、职业和地位发生改变的状态和过程。李编辑修改发表论文QQ:528265165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首先梳理了我国城镇和农民工的发展历程,对我国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农民工向城市转移以及市民化进程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进而总结出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特殊性,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身份转换迟滞于职业转换的现状。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整理,对我国农民工的在城市生活中的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教38.育、享受公共服务及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市民化现状进行了剖析,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把握了农民工目前市民化呈现出来的特征。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比较低,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镇现象的成因,既有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受到了资金和农民自身素质的制约,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乡二元制度的所造成的障碍。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扩大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且也固化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减缓了城镇化进程,并最终可能抑制工业化任务的完成。由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二元的土地、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构成目前农民工转型中遇到的最大的“制度障碍集”。在对外国部分国家在城市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经验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得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
1引言
1.1研究的背景
城镇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温铁军说“所有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都制造了大型的贫民窟”,“我们不能走其他发展中国家靠大型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的道路”,因而提出“我们不是一般的城市化,我们要走的是城镇化道路”。
2008年,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让我们明确的认识到到,只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没有城镇化的后续支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引导和市场资源配置的力度的加大促进了中国的城镇化进度。据农业部调研组调查数据显示,从1949年我国城镇化率是10.6%,1978年上升到17.9%,将近30年的时间内年平均仅上升了 0.27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到2000年的20多年间城市化率由]7.9%迅速上升到36%;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 71182万人,比2011年增
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 64222万人,减少了 143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2011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3]。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百分比数字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改变与优化,中国从以传统农业文明为主的大国,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更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的一个重大逆转,城镇人口数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的数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职业结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 篇6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 市民化 度量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广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福祉。2013年，全国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66亿人，可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意义重大。
二、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除了直接度量法之外，目前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几何平均数法、指标评价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最早使用几何平均法的是刘传江，他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并结合调查数据测算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率分别为31.30%和50.23%。徐建玲在此基础上构建了C-D函数，加入了一个外部制度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测算出的市民化进程为55.37%。张建丽、李雪铭修正了徐建玲的模型，并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王桂新运用了指标评价体系法，分别从5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了度量，测算出农村转移人口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便于计算，但是都是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但是由于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往往会遭到质疑。而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克服了这个缺点，他选择了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指标了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通过专家赋值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测得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2.03%。
本文借鉴了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但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首先是在数据的选取上，结合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所得的微观数据，因此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其次是在层次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其中包含涉及到农村转移人口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的68个问题，发放地区覆盖了湖南省各个市，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了目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市民化程度。
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L分别从政策环境U1、个人能力U2和社会心理因素U3三个方面来衡量，具体表1所示。
（二）计算方法
市民化程度以L表示，其含义为农村转移人口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设其市民化水平为100%）的市民化水平或程度。一级指标为Ui，权重为Wi，二级指标为Vij，权重为Wij，在二级指标的衡量上，采用的是相对比较法，即将城市居民的具体指标值设为标准值，然后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具体指标值与之相比较，得到一个相对数，然后结合权重就可以分别在三个层次中都得到一个市民化的进度，最后综合得到整体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L=∑Ui*Wi Ui=∑Vij*Wij 其中，（i，j，w=1、2、3……n）
（三）确定各因素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文统计了10位专家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用MATLAB7.0编程对其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平均值。一级指标U1、U2、U3的权重向量为w1=（0.57，0.32，
0.11），二级指标V1j的权重向量为w21 =（0.17， 0.18， 0.13， 0.06， 0.15，0.13，0.10，
0.05，0.04），V2j的权重向量为w22=（0.29，0.21，0.21，0.29），V3j的权重向量为w23=（0.21，0.20，0.25，0.34）。
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度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监测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模型及权数设置，度量得出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8.35%。从各个层次来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进程为48.35%，水平较低。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以50%作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可将其分为四个等次：70%以上为高水平，50%至70%为较高水平，30%至50%为较低水平，30%以下为低水平。湖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于50%的分界线，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政策环境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仅为38.06%。根据农村转移人口监测数据，只有54.7%的农村转移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村转移人口工作没有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只有40.08%在务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保险参与率方面，除了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6.78%之外，其他各项保险都只有城镇职工约1/4的水平。可见政策制度是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该大力推行各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市民化能力较高，达到54.31%。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了城镇职工的62.77%，其消费水平也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5.42%。农村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人口达到了6.82%，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拉动的。
四是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市民化程度为52.69%。说明大部分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但仍然有43.86%的农村转移人口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市民对他们的歧视。47.51%的农村转移人口希望未来可以留在城市。因此，如何消除农村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为农村转移人口未来在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下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桂新，陈冠星.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J].人口与发展，2010：16（2）
[3]徐建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4]周密，张广胜.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
[5]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
[6]张斐.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李心雅，1987年生，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摘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策环境、个人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三个层次为基础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的调查数据，对当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度量。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总体偏低，政策环境较为不利，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心理因素均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 市民化 度量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广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福祉。2013年，全国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66亿人，可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意义重大。
二、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除了直接度量法之外，目前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几何平均数法、指标评价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最早使用几何平均法的是刘传江，他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并结合调查数据测算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率分别为31.30%和50.23%。徐建玲在此基础上构建了C-D函数，加入了一个外部制度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测算出的市民化进程为55.37%。张建丽、李雪铭修正了徐建玲的模型，并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王桂新运用了指标评价体系法，分别从5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了度量，测算出农村转移人口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便于计算，但是都是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但是由于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往往会遭到质疑。而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克服了这个缺点，他选择了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指标了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通过专家赋值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测得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2.03%。
本文借鉴了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但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首先是在数据的选取上，结合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所得的微观数据，因此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其次是在层次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其中包含涉及到农村转移人口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的68个问题，发放地区覆盖了湖南省各个市，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了目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市民化程度。
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L分别从政策环境U1、个人能力U2和社会心理因素U3三个方面来衡量，具体表1所示。
（二）计算方法
市民化程度以L表示，其含义为农村转移人口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设其市民化水平为100%）的市民化水平或程度。一级指标为Ui，权重为Wi，二级指标为Vij，权重为Wij，在二级指标的衡量上，采用的是相对比较法，即将城市居民的具体指标值设为标准值，然后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具体指标值与之相比较，得到一个相对数，然后结合权重就可以分别在三个层次中都得到一个市民化的进度，最后综合得到整体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L=∑Ui*Wi Ui=∑Vij*Wij 其中，（i，j，w=1、2、3……n）
（三）确定各因素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文统计了10位专家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用MATLAB7.0编程对其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平均值。一级指标U1、U2、U3的权重向量为w1=（0.57，0.32，
0.11），二级指标V1j的权重向量为w21 =（0.17， 0.18， 0.13， 0.06， 0.15，0.13，0.10，
0.05，0.04），V2j的权重向量为w22=（0.29，0.21，0.21，0.29），V3j的权重向量为w23=（0.21，0.20，0.25，0.34）。
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度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监测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模型及权数设置，度量得出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8.35%。从各个层次来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进程为48.35%，水平较低。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以50%作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可将其分为四个等次：70%以上为高水平，50%至70%为较高水平，30%至50%为较低水平，30%以下为低水平。湖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于50%的分界线，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政策环境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仅为38.06%。根据农村转移人口监测数据，只有54.7%的农村转移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村转移人口工作没有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只有40.08%在务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保险参与率方面，除了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6.78%之外，其他各项保险都只有城镇职工约1/4的水平。可见政策制度是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该大力推行各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市民化能力较高，达到54.31%。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了城镇职工的62.77%，其消费水平也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5.42%。农村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人口达到了6.82%，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拉动的。
四是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市民化程度为52.69%。说明大部分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但仍然有43.86%的农村转移人口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市民对他们的歧视。47.51%的农村转移人口希望未来可以留在城市。因此，如何消除农村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为农村转移人口未来在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下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桂新，陈冠星.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J].人口与发展，2010：16（2）
[3]徐建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4]周密，张广胜.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
[5]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
[6]张斐.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李心雅，1987年生，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摘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策环境、个人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三个层次为基础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的调查数据，对当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度量。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总体偏低，政策环境较为不利，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心理因素均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 市民化 度量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广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福祉。2013年，全国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66亿人，可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意义重大。
二、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除了直接度量法之外，目前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几何平均数法、指标评价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最早使用几何平均法的是刘传江，他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并结合调查数据测算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率分别为31.30%和50.23%。徐建玲在此基础上构建了C-D函数，加入了一个外部制度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测算出的市民化进程为55.37%。张建丽、李雪铭修正了徐建玲的模型，并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王桂新运用了指标评价体系法，分别从5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了度量，测算出农村转移人口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便于计算，但是都是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但是由于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往往会遭到质疑。而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克服了这个缺点，他选择了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指标了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通过专家赋值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测得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2.03%。
本文借鉴了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但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首先是在数据的选取上，结合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所得的微观数据，因此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其次是在层次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其中包含涉及到农村转移人口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的68个问题，发放地区覆盖了湖南省各个市，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了目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市民化程度。
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L分别从政策环境U1、个人能力U2和社会心理因素U3三个方面来衡量，具体表1所示。
（二）计算方法
市民化程度以L表示，其含义为农村转移人口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设其市民化水平为100%）的市民化水平或程度。一级指标为Ui，权重为Wi，二级指标为Vij，权重为Wij，在二级指标的衡量上，采用的是相对比较法，即将城市居民的具体指标值设为标准值，然后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具体指标值与之相比较，得到一个相对数，然后结合权重就可以分别在三个层次中都得到一个市民化的进度，最后综合得到整体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L=∑Ui*Wi Ui=∑Vij*Wij 其中，（i，j，w=1、2、3……n）
（三）确定各因素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文统计了10位专家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用MATLAB7.0编程对其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平均值。一级指标U1、U2、U3的权重向量为w1=（0.57，0.32，
0.11），二级指标V1j的权重向量为w21 =（0.17， 0.18， 0.13， 0.06， 0.15，0.13，0.10，
0.05，0.04），V2j的权重向量为w22=（0.29，0.21，0.21，0.29），V3j的权重向量为w23=（0.21，0.20，0.25，0.34）。
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度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监测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模型及权数设置，度量得出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8.35%。从各个层次来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进程为48.35%，水平较低。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以50%作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可将其分为四个等次：70%以上为高水平，50%至70%为较高水平，30%至50%为较低水平，30%以下为低水平。湖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于50%的分界线，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政策环境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仅为38.06%。根据农村转移人口监测数据，只有54.7%的农村转移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村转移人口工作没有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只有40.08%在务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保险参与率方面，除了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6.78%之外，其他各项保险都只有城镇职工约1/4的水平。可见政策制度是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该大力推行各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市民化能力较高，达到54.31%。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了城镇职工的62.77%，其消费水平也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5.42%。农村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人口达到了6.82%，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拉动的。
四是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市民化程度为52.69%。说明大部分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但仍然有43.86%的农村转移人口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市民对他们的歧视。47.51%的农村转移人口希望未来可以留在城市。因此，如何消除农村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为农村转移人口未来在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下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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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斐.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市民化水平 篇7
北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进一步掀起竞技体育的高潮。竞技体育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构筑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竞技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更加凸现出来。作为沿海开放省份中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城市, 泰安市应该在这样的局面下如何面对?这是摆在体育工作者和决策者面前的问题。
目前, 我市人们的体育观念, 体育参与意识还比较淡薄, 人们的健康水平还比较低, 而这与工作、生活对人们身体提出的高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要想培养人们的终身体育意识, 尤其是学龄后人群的体育意识, 良好的体育环境是首要要求。
二、群众体育参与的文化影响因素
关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关系的探讨, 在体育界业已进行了几十年。先后经历了普及与提高、相互独立, 相辅相成等关系的嬗变。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 竞技体育是体育系统中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子系统, 不仅如此, 群众的健身娱乐意愿有时还要诉诸竞技体育手段。我国的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一直以来都是竞技化的体育手段, 几十年来, 虽然也饱受无助学生体质发展等多方批评, 但其顽强不屈的生命力也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竞技与群众体育亘古不变的关系:无论是人们主观上不愿搞清楚竞技和体育教育的关系又或者是现在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对二者关系尚无更深见地,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竞技与体育教育等同起来看待。这就出现了身体锻炼“竞技化”倾向。所谓身体锻炼“竞技化”指的是采用以“竞争”为主要特点的“竞技”取代了以“发展身体”为主要目标的“体育”。
三、高水平竞赛对于市民体育参与的推动作用
在我们探讨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之后不难发现, 竞技体育的开展永远离不开群众体育的支持。在现代奥运会召开之前的诸多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尝试中, 泛希腊奥运会算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 因为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夭折。后来, 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为吸引100人参加体育锻炼, 必须有50人从事 (竞技) 运动;为吸引50人从事 (竞技) 运动, 必须有20个人专业化;为吸引20个人接受专门训练, 必须有5个人具备创造非凡成绩的能力。奥林匹克的先知们已经意识到, 作为竞技体育的最高表现形式的奥运会, 与群众体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几乎每次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都是伴随着竞技体育推动群众体育跨步前进为先声的。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 陈镜开的举重世界记录, 女排五连冠, 许海峰的奥运首金, 北京亚运会, 北京奥运会……
1995年, 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对群众体育的组织领导、目标任务、实施步骤都做了明确规定, 其政策目标是, 到2010年, 努力实现体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全面提高民族体质和健康水平, 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这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四、市民体育参与的状况是高水平竞赛能否在本地区开展的重要前提
体育场地场馆等硬件设施的投入, 体育人口的数量和质量, 城市体育文化氛围的建设, 都来源于市民的体育参与。市民体育参与的动机与态度主要取决于学校教育阶段对终身体育的理解与认识。终身体育指的是一个人一生都要进行身体活动与体育锻炼, 体育即生活。在学校体育领域不仅要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能力, 还要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与习惯。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将来进入职场后, 能够不间断的从事体育锻炼, 从而服务于个人生活。
一个城市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体育人口, 体育场地等硬件设施是否足够完备。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否丰富不仅是衡量一个城市基本水平的一个方面, 同时也体现了城市人口的基本文化生活水平。另一个方面, 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是造就高水平运动员的基本保障。在我国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体育之乡, 武术之乡。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名城往往被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赛事所青睐。奥运会, 洲际体育比赛, 世界体育锦标赛等往往会选择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稍低一个级别的比赛, 如洲际单项体育锦标赛, 单项全国性比赛, 全国运动会等就有可能落户一些二线城市。但是在选择这样的城市的时候, 往往也会考虑诸如体育氛围, 交通通讯, 比赛场馆上座率等问题。对于基础较差而又积极筹办这些比赛的城市, 可能会在初期阶段面临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而对于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的城市, 就会带来丰厚的社会经济效益, 包括整个城市的格调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泰安市近些年来, 依托泰山,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以及泰山国际登山节的全民健身登泰山比赛。结合省会济南一小时城市圈的构建, 将很多大型体育赛事邀请落户泰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市的影响力、培养了城市的体育氛围。据报道,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在即, “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全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泰安市将组织多项大型活动。这几项大型活动包括:5月下旬举办“全民健身共享全运”2009年泰安市“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7月初举行“喜迎全运科学健身”第十一届全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7月底8月初举办十一运火种采集仪式群体活动展演;8月份举办“环泰山健身跑”活动;9月份举办“拥抱全运放飞梦想”全运会倒计时30天全民健身活动。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全运会主题, 更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好结合, 利用周末节假日进行体育活动在市民中已蔚然成风。
五、结论
市民对体育参与的影响方面有很多, 影响机制亦多种多样。有文化层面的, 也有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但两者互为前提, 是一个相互依赖、互为发展的关系。由于竞技体育的舶来品性质, 在竞技与群众体育的复杂关系中, 文化层面的认识偏差占了主要的部分。一旦高水平竞赛能够在一个城市举办起来, 这个城市的群众体育水平也会高速发展, 并且会吸引更多、更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的举行, 由此而形成一个影响链。作为内陆经济相对较不发达城市的泰安市, 应该紧紧围绕泰山这一独特的自然景观为主题, 大力发展以登山比赛为主要形式的竞技体育比赛形式, 同时结合学校体育教育, 媒体的广泛宣传, 以期构筑良好体育氛围, 以此来推动市民体育参与的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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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斗寅.人文奥运之我见[J].体育与科学, 2001 (6) .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篇8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市民抑制；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34-04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1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成为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总工会发布的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称，在我国2.3亿职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近一半。他们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最终归宿必然是城市未来的新市民，否则他们在农村不能安定，在城市也不能安居，就业无着、保障缺失、不能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这类低收入的群体只能到城市去找零活，形成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难以根除的“贫民窟”现象。为进一步测度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的概念，即具有市民需求而无市民供给的情况。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1数据描述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沈阳和余姚两地区的实地调研，总共获得583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有268份，约占50%。余姚地区全部农民工的有效问卷数量为296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量为114份，占农民工总数的39%；沈阳地区全部农民工的有效问卷数量为287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量为154份，占农民工总数的54%。样本概况如表1所示。
为进一步对比样本中两类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差异，笔者分别从留城意愿和以后是否会定居在打工城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沈阳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喜欢城市生活所占的比重更大。尽管两地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喜欢城市生活，但实际是否会定居在打工城市却具有较大的差别。调查的样本地区中，余姚高达80.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会定居在余姚，沈阳也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会定居在沈阳，是他们想去其他城市还是无能力定居在打工城市？什么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呢？
表1样本概况
Tab.1Sample summary变量
Variation频数
Frequence变量
Variation频数
Frequence变量
Variation频数
Frequence社会网络高度居住方式职业阶层zy频数0=无1230=散居1721=务农、无工作11=有1391=聚居966=家庭保姆19受教育程度经常联系朋友11=餐饮服务人员971=初中以下611=打工城市12620=产业工人1152=初中1572=农村老家8953=行政办事人员63=初中以上503=其他5364=经济业务人员9对收入满意度经济阶层71=企业管理人员211=很满意81=下等87外出务工目的2=满意382=中下等1021=农村无发展763=一般1253=中等742=挣钱934=不滿意784=中上等43=向往城市585=很不满意185=上等14=其他41婚姻性别居住时间0=无配偶781=男1431=3年以下1951=有配偶1902=女1252=3年以上73注：①本文采用“拜年网”中的网络高度指标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高度，即在“拜年网”中，互相联系的亲戚和朋友是否具有从事公务员、教师和医生行业的，若具有从事高社会职业的样本，即为具有高的社会网络资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②根据周玲（2004）和边燕杰（2002）对不同职业进行的打分赋值，划分职业阶层，具体可参见周玲（2004）的文章。
周密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表2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与决定
Tab.2Willinness and decision of settlingdown in
different sample areas变量
Variation混合样本
Pooling sample余姚
Yuyao沈阳
Shenyang频数
Frequence频率（%）
Frequency频数
Frequence频率（%）
Frequency频数
Frequence频率（%）
Frequency留城
意愿0=农村9234.334942.984327.921=城市17665.676557.0211172.08是否
定居0=否17364.559280.78152.61=是9535.452219.37347.4合计268100114100154100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测度本部分的主要内容即将发表在《农业技术经济》中,但考虑到文章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以及篇幅的限制,这里仅做简要介绍。
nlc202309030915
2.1市民化需求和市民化供给的测度
本文假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市民化需求，即农民工有想成为市民的意愿，且有能力在打工城市定居；另一方面是市民化供给，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中上等经济阶层，预期城市会给予其市民身份.具体操作中，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识别农民工的市民需求（见表3）：第一个层次，对应问题（1），如果农民工选择①，则认为其存在市民需求；第二个层次，对应问题（2），如果农户选择①，视作存在市民需求，再结合问题（3）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最后一个层次，对应问题（3），如果农户选择③和④则视为存在市民需求。经过识别，在268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中，对市民化存在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共有122个。在此基础上确定需求方程的因变量，有市民需求取值1，反之取值0。市民供给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否高于打工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度量，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高于打工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时，表示城市政府具有市民供给，取值1，反之取值0。
表3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直接识别
Tab.3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the citizendemand of
migrant workers序号
Number问题
Questions问题选项
Choices样本个数
Sample number1是否永久定居在打工城市①是；②否；①=95
②=1732您更喜欢城市生活还是农村生活①城市；②农村；①=98
②=753*您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在打工城市属于哪种水平①下等；②中下等；③中等；④中等以上；①+②=71
③+④=27注：*只有问题（1）中选择“②否”才回答问题（2）；只有问题（2）中选择“①城市”才需回答（3）。
2.2市民化抑制程度的测度
本文拟估计一个供需均衡的联立方程模型，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然而被解释变量均为0-1分布变量，这决定了经典形式的联立方程是不能解决该类问题。本文借鉴李锐等［1］和黄祖辉等［2］的研究方法，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令y*s代表市民供给意愿的隐含变量，ys代表城市是否愿意供给的决策变量；y*d代表市民需求意愿的隐含变量，yd代表农民工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决策变量；X1为影响市民需求的解释变量，X2为影响市民供给的解释变量。假设ε1和ε2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建立联立模型如下：
y*d=β′1X1+ε1,若y*d＞0,yd=1;否则yd=0
y*s=β′2X1+ε2,若y*s＞0,ys=1;否则ys=0（1）
E(ε1)=E(ε2)=0,var(ε1)=var（ε2）=1，cov(ε1,ε2)=ρ
这里我们采用p=(ys=0,yd=1)表示每个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抑制程度，即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具有市民需求但缺少市民供给的概率。本文采用个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的平均值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
3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的回归结果，预测出调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市民抑制程度为：23.26%，其中沈阳和余姚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抑制程度分别为16.03%和2832%。本文根据Machado and Meta［3］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运用stata10.0软件对市民抑制程度进行分解，该分解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不同引起的，另一部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变量分布不同引起的。
3.1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地区差异及其解释
地区差异的分解结果如图1（a）所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市民抑制程度的分布区间中，总差异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表明地区间的市民抑制程度差异逐渐扩大；特征差异曲线基本保持水平，但在高市民抑制程度的分位点上略有上升，系数差异曲线的走势基本与总差异曲线类似，这表明市民抑制程度的地区差異主要来自于系数差异。从三条曲线的关系上，可以发现总差异曲线基本与系数差异曲线重合，即市民抑制程度差异主要由系数差异引起。
3.2市民化抑制程度的人力资本差异及其解释
人力资本差异的分解主要采用“是否具有高中、中专等学历”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是假定在信息充分条件下，农民工市民化阻碍的影响因素只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结果如图1（b）所示，特征差异曲线基本呈现一个倒U型的变动趋势，在第4个十分位数以后第6个十分位数之前，特征值差异达到峰值，特征差异上升到0.2，有的接近0.3。这说明，在市民抑制程度分布的中间，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大于市民抑制程度分布的两端。也就是说，与仅受过基础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市民抑制程度不是很高的地区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优势较明显。而在市民抑制程度高于80%时，总差异曲线高于特征差异曲线，这说明在特征优势转化为市民化的优势情况下，还存在着高人力资本逆市民化的“优势”，即高人力资本选择不留在打工城市，它意味一种制度性的排斥，说明在市民抑制程度高的区间，人力资本对市民抑制的贡献低于人力资本价值性的制度性的市民抑制优势，即不同地区制度差异或文化差异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阻碍的重要因素。
3.3市民化抑制程度的社会资本差异及其解释
社会资本差异的分解主要采用“是否具有高的社会网络”这一指标来衡量，这里是假定在一个仅凭“关系”的社会，或者说农民工个体特征无法辨识，即个体能力水平无法通过市场化的办法识别，而仅仅依靠“关系”了解。社会网络高度的分解结果如图1（c）所示，特征差异曲线低于总差异曲线，这意味着分布在这一区间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促进市民抑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或者说社会资本的优势能够显著降低市民抑制程度，这也与前文分析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即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4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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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市
图1分位数分解结果
Fig.1The result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注：Machado and Meta分解，控制变量分别是社会网络高度、受教育年限、收入满意度、婚姻状况、性别、居住方式、在城市生活时间和职业阶层；社会网络高度、收入满意度、婚姻状况、性别、居住方式、地区、在城市生活时间和职业阶层；地区、受教育年限、收入满意度、婚姻状况、性别、居住方式、在城市生活时间和职业阶层。
民抑制程度则从农民工城市进入困难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本文选择沈阳与余姚两城市进行问卷调查，测度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市民抑制程度为23.26%。在不同市民抑制程度的区间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在市民抑制程度较高的时候，受到较高的教育会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首先，鼓勵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重构，发展和健全工会组织，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尊重进城农民工参与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可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其次，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子女就学、劳动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同时，加强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造就合格的产业工人，为城市提供高素质的新市民，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源。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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