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

阿玛蒂亚森（精选五篇）

阿玛蒂亚森篇1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与福利经济学, 虽在意识形态上大不相同, 但对资源的配置同样给予最关键的位置, 产权或物质基础被视为是阶级分野与社会变革的核心。受其影响, 这两种经济学分析路径所延伸应用而来的传播 (产业) 经济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便顺理成章地将传播资源如何配置与运用, 当成传播与媒介经济分析最关键的议题。

阿玛蒂亚森认为, 人生的幸福与快乐, 来自人们可以过着自己珍视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实践真正的自由。自由的真实实践, 在于能力 (capability) 的充分发挥, 而不是资源或财富的无止境累积。

森的概念其实并不复杂。没有资源虽然诸事窒碍难行, 但有了资源, 不等同于个人能力与生活场域的扩展。举例来说, 就算全国都有免费的无线上网 (资源) , 不具备基本的信息应用能力, 或是生活上还被困在最基本的求生层次的人, 这些网络资源对他们来说几乎毫无用处, 自然也谈不上能带来什么幸福快乐之感;活在一个号称音乐之都 (如维也纳) 的个人, 如果没有机会建立基本的古典音乐素养, 这样的美好环境, 又与他何干?同样的网络或音乐资源, 对不同的人, 意义并不相同, 每个人充分发挥实践能力所需要的资源, 也各不相同。

因此, 对森来说, 经济发展的目标, 是人的“能力”的发展, 是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是能力的平等, 而不是资源的增长或均分。这种以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正义理念, 一般被称之为“能力取径” (capability approach) 。

二、森的福利经济学

森的写作范围涵盖甚广, 《正义的理念》 (The Idea Of Justice) 一书, 试图与罗尔斯 (John Rawls) 的政治哲学经典《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建立对话或超越;整个学术生涯对社会选择理论 (Social choice theory) 的持续性关注, 则是承继了亚罗 (Kenneth J.Arrow) 的经济学分析传统;就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对善的理念的再诠释并与经济学接合, 则是开启了森的思想中的伦理哲学面向。此外, 森的著作也广泛地涉及了人权、性别、全球化、饥荒研究、印度思想等领域, 这样看来, 森并不是一个容易归类的思想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森, 表彰的是他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 森自己也曾说过, 若有人问他研究的是什么, 他会说是福利经济学。因此, 莫里斯 (Morris, 2010) 认为, 森虽非传统定义下的福利经济学家, “福利经济学”一词, 却是涵盖森思想的一把大伞。黄有光 (1999) 指出, 福利经济学, 是试图系统性地阐述, 在某一经济状况下的社会福利, 优于或劣于另一经济条件的经济学。其作为基础理论, 经常被运用于其他应用经济学, 像是公共财政、成本—效益分析、国际贸易、社会福利与政府政策等。

森的福利经济分析, 则是结合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物质福祉, 以及政治哲学家关心的个人权利与正义, 成就了他自成一格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森这种独特的发言位置, 虽不自诩为政治经济学家, 却被激进左翼经济学家罗宾·汉内尔 (Robin Hahnel) 誉为是20世纪晚期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

在价值理念上, 森拒斥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理性, 他认为资源与财富只是工具, 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发挥才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他反对对市场与全球交流的全面排拒, 他认为市场是与语言沟通一样自然的事, 全球交流对知识分享与经济繁荣的贡献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应该追求的, 是一个正义的市场机制与全球交流。

在方法论上, 森扩展与修正了亚罗的社会选择理论 (亚罗关注的焦点, 是个人不同的偏好, 如何集结与形成集体决策) , 批判性地延伸了罗尔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强调的是如何消除不正义, 以及如何在真实世界中真正存在的选项中, 作出相对较为符合正义的选择, 而不是对抽象正义理念的空泛论证。森 (2015) 认为, 全世界的人类几千年来对于正义的追求, 不是为了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 而是为了消除那些显而易见, 而且有可能作出改变的不公正现象。

在森眼中,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除了那些被奉若神明的理想型社会制度安排, 任何其他的制度选项都被视为是不正义的, 因而也就减弱了在现实世界中寻求更多正义的可能与机会, 我们必须探寻绝对的正义, 任何不是绝对正义的事, 都不值得去做。森的比较正义论点, 表面上看来似乎缺少了超越现有体制的理想性, 但在当代所谓的“后现代”处境中, 一个众人皆可以同意的正义理论, 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你的乌托邦, 未必是我的乌托邦。一个同时兼备比较性可行性的正义观, 反而更具有入世的积极性。

以传播制度的安排为例, 过去新古典主义或是批判政治经济学思维影响下的传播制度思辨, 争议的焦点总在于市场与公共, 何者才是理想的传播体制安排。从森的立场来看, 制度的安排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关键并不在于何者为完美的制度解答, 而是在实务上可达致的方案, 何者更有助于人的传播能力的平等与扩展, 因而也就会是较为正义的传播体制。

三、什么是传播福利经济学

从森的福利经济学出发来从事传媒研究, 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视野?在笔者看来, 传播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有两块最主要的基石:一是将关注的核心, 从物转移到人;二是对正义的追求, 从资源转为能力的平等。在森眼中, 人不仅有需求, 也具备能动性, 只要有足够的机会, 他们就能改变自己的处境以及所处的世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目的, 就是为个体创造这样的机会, 让人们生活中的机会与能力, 能够有效地开展, 森将这样的理念称之为能力取径 (capability approach) 。能力取径包括两个主要概念, 一个是功能 (functioning) , 指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进行的活动 (doing) 以及所处的状态 (being) , 另一个是能力 (capability) , 是指一个人能够实现各种功能的不同组合。对森而言, 自由的实践 (因而也是发展的终极目标) , 也就是这些能力组的扩展。而森对传媒的看法, 正是基于这样的能力取径与正义理念之上。森认为, 传媒的运用, 本身就是自由的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而也是当代生活必需的能力组合, 此外, 传媒也是民主社会理性沟通讨论, 建构起关于什么是“一个社会最关键而基本的能力” (1) 共识的必要工具与手段。这也就是说, 传媒本身既是目的, 也是工具。具体而言, 森的能力取径对传播研究能作出的贡献, 主要在发展与国际传播、信息与数字落差、传媒素养、传播权以及广义的传媒经济分析等领域, 后文将分别概述其应用。

(一) 发展与国际传播

沉寂已久的“发展传播”, 在森“成长是为了发展”的论述下, 找到了新的活力。Sachs (1997) 指出, “发展”一词,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度像是暗夜中的灯塔, 指引着后进国的社会进程, 于今, 发展却是学术地景中的废墟, 经常与帝国、殖民与工具理性划上等号。但森赋予了“发展”一词全新的意义。在过去, “经济成长”与“发展”被认为是同义词, 经济指标的成长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森 (2015) 则指出, 成长与发展不同, 但两者密切相关, 没有成长就不可能实现发展。经济成长反映了一个社会实质收入扩张的速度, 发展关注的则是人们生活的质量与享有的幸福与自由。这也就是说, 成长应该为发展服务, 成长只是工具, 实现人的幸福与自由的发展才是目的。

成长概念的局限性, 实则也就是对应而来的过往发展传播的限制之所在。传播系统的存在, 被视为是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进步与现代化而服务, 但在以西方发展为典范的现代性开始广受质疑之后, 发展传播的研究与论述也跟着沉寂下来。森将“发展”一词拉回以人为本的发展, 每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应该有不同的发展, 而不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唯一指标。紧跟在发展传播之后的国际传播论述, 或说是全球化与传媒的理论, 多数集中在赞成或反对全球化的两个极端间摆荡。森则主张全球化对于经济与知识的繁荣的帮助毋庸置疑, 但其分配不均、对环境的摧残等负面效应也同样明显摊在世人面前, 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反全球化,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公正的全球化。森认为, 全球化不等同于西方化。在书写实践上, 他的《正义的理念》一书也撷取了全世界的历史思维, 包括中国与印度, 而不仅只是西方的思想传统, 借以发展他的全球正义观点。他认为将剥夺与落差甚大的生活前景视为是全球化所造成的灾难, 而不是错误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安排所造就的结果, 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现今我们看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安排是全球紧密相连可能诱发、而非必然诱发的产物。一味排拒全球化, 阻碍的不只是全球的经济活动, 也包括那些有利于全世界人类的思想与知识的传播, 受害者也包括那些全世界最弱势的族群。因此, 完全排斥全球化具有深远的负面效应。对森来说, 全球化的好坏都有, 但知识的全球化显然是利大于弊的领域。森认为, 问要不要全球化, 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 问全球化的成果分配公平与否, 才是一个适切的问题。

考虑全球化的利弊, 不该是与国际没有合作的情况相比, 而是众多可能的选项当中, 哪个才是最佳的方案, 一个公平分配的方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不该只是加入市场和开放交易, 也应该包括让全球化经济利益的分配更公平的制度安排。雅各布森 (Jacobson, 2015) 指出, 虽然森认为媒体与传播在参与式发展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不管是信息的提供或是论辩与讨论的机会, 以便一个社会能找出值得发展的优先方向。但森本人, 或是能力取径文献, 都忽略对传播过程的讨论, 而这也是未来传播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 信息与数字位落差

在传媒研究中, 信息与数字落差的概念, 是典型以资源的分析为核心的理路。传播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被认为是传播政策所寄望达成的首要目标。但如同我们在前面已提及的, 每个人要达成能力充分发挥所需要的资源, 不管是在质或量方面, 都并不相同, 传播资源的平等并不等同于传播能力的平等, 但对森来说, 能力的平等更重要。加纳姆 (Garnham, 1997) 认为, 用功能与能力的观点来思考赋权 (entitlement) 问题, 能让我们超越接近与使用 (access and useage) 这些表面性的指标。虽然对传媒或电讯服务的购买或使用有具体的数字, 对于评估视听众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依旧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谨记于心, 这些终究只是初步的指标而已, 尚未能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不能假设, 从特定的传媒使用中, 人们必然可以获得等同的功能。曼塞尔 (Mansell, 2002) [1]运用森的能力取径概念发展出一个替代性的数字落差分析架构, 用以评估新媒介与社会间的新关系。这样的新架构是不再强调数字落差, 而是着重在新媒介如何能让社会中的多数人得以加强他们选择要如何过生活的能力的潜能。随者新媒介越来越融入全球社会网络, 一个权利取径 (right-based approach) 的新传媒政策也就越来越重要, 而这必须基于衡量人们在知识社会所被赋予的权利。森关于能力的理论, 能让我们理解像信息科技或是因特网这些资源, 究竟是增强或限制了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是关键, 而不是这些资源本身。

(三) 传媒素养作为一种能力

传媒素养 (media literacy) 被认为是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传媒素养之所以重要, 一般认为, 是因为传媒提供的信息是民主社会公民参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森而言, 人们为何需要具备使用传播媒介的能力?因为具备使用传媒的能力, 本身就是自由的实践。此外, 哪些能力是一个社会所该珍视, 因而也是一个社会之人所应共同拥有的?森认为, 这得透过传媒之助, 一个社会之人能够理性地沟通与辩论, 才能得到共识与解答。因此, 在森的能力取径理论中, 使用传媒的能力既是目的, 也是工具。

传媒政治经济学的领导人物之一甘地 (Gandy, 2003) [2]认为, 传媒与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的概念, 能够纳入森的能力取径的基本功能 (basicfunctioning) 之中, 因其对个人与民主体制质量的提升都至关重大。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古拉斯·加纳姆 (Nicholas Garnham) , 应是最早将森的能力取径概念引进传播领域的学者。加纳姆 (Garnham, 1997) 认为, 社会沟通的功能 (functioning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是当代社会要过有质量的生活的一部分。在已开发国家中一个公民若是被排拒在各种传播工具的使用之外, 是不合宜的。

(四) 传播与人权

在森的能力取径中, 虽然每个社会、每个个体所重视的能力都各不相同, 但森认为, 如充足的营养、基础的教育以及公民参与的资讯等, 是每个社会有尊严的个体都应该具备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也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能力。而这样的基本能力的概念, 也让能力的概念与更广为人知的人权概念相符。对传媒研究而言, 有待回答的问题则是传播权是否可以算是基本能力或是基本人权的一环?

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 信息与言论自由被视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冯建三认为, 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的传播人权。其一是言论自由权, 这是一种基本人权, 言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 不是为达其他目的的工具。其二是新闻自由权, 因为在所谓的后工业或信息社会中, 言论自由若仅及个人或人际层次, 已然不符合真实世界的互动需求。相较于言论自由本身即是权利, 新闻自由则较为接近是制度性的基本权利。最后一个则是国际传播权, 突显的是传播权的普遍性意义, 超越国家、种族或是文化的疆界。

冯建三 (2002) 认为, 人权是一个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概念, 但其重要性未被广泛感知, 在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上, 仍属极少人触及的领域, 即便在冯文出版的十多年后, 似乎仍是如此。森 (2005) 认为人权与能力是非常相合的两个概念, 但两者也无法涵括彼此。有许多人权可以被视为拥有特定能力的权利, 但在能力取径的架构下, 无法妥善地分析重要的程序自由人权 (human rights to important processs freedoms) 。此外, 人权与能力都有赖于公共论理的过程。Jaconson (2015) 认为, 以森认知的传媒在民主社会得以有效运作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言, 传播的能力无疑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之一。

四、与其他传播经济研究的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加纳姆 (Garnham, 2010) 认为,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动态的理解有僵化的倾向, 加纳姆将这样的情况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市场的浪漫式否定” (a romantic Marxist rejection of the market perse) 。这样的盲点, 阻碍了市场是如何运作, 及市场真正的影响为何的分析, 而这也让政治经济学的经济面向并没有被认真以对。也因此, 加纳姆呼吁, 批判传统应重新评估主流经济学对媒体与文化分析的贡献。批判传统对经济学的拒斥自有其历史因素。主流经济学一面倒地强调人的自利、发展的工具理性以及对市场机制无保留地全盘接纳, 与批判传统看重社会整体、价值理性以及人的解放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森是主流经济学中的异数。他并不排斥市场, 也不全然反对全球化, 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发展的重要性, 希望能帮助全世界的穷人脱离贫穷的处境。但森也认为, 主流经济学对自利的解释非常偏狭, 对发展的期待缺少对人的关怀, 对市场的运用漏失了正义的思考, 而他的工作, 就是从经济学的内部改造经济学的缺失。在这一层意义上, 森也就找到了主流经济学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可能接合点。森认为, 如果我们回头检视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原意, 他对自利的看法是从根被曲解, 也过于狭隘了。就如同森 (1987) 所说的:在经济活动范围内和范围外的许多活动中, 简单追求自利并不是经济学的救世主, 而且在亚当·斯密的所有论述中, 他并没有赋予自利的追求一个一般性优越的角色, 他对自利行为的辩护是出现在特殊的文本里……森指出, 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始祖的亚当·斯密, 一生中写出了最重要的两本著作, 一是处理国民财富如何增长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二是探讨美好社会与个人价值如何实践的《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对亚当·斯密来说, 这两本书原本要处理的是同一个问题, 即如何使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进步成为一个一致的整体。

这两本书也代表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 一个是工程/逻辑学, 另一个则是伦理学。但后来强调工具理性的工程学独强 (最重要的一支, 即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 忽略了伦理学面向的探讨与考虑, 这是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的缺失。森则是一手强调工程学对于促进繁荣的价值, 另一手则试图复兴经济学的伦理传统。跟森一样, 试图要走出第三条路的当然不是没有, 像罗穆尔 (2005) 的市场社会主义。作者主张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政治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观, 实可融汇。书中罗穆尔因此论证, 社会主义的未来仍然必须对财产关系有特定的坚持, 与此同时, 它应通过对厚实而非浅薄市场机制的运用, 兼取效率与平等, 乃至于对负面外部性 (如失业、污染等) 的防治。但在森看来, 这类论述都是期待一个完美的理想型制度存在, 正义才有实现的可能。甚至即便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如此, 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完美的市场制度来实现最高的效率。森则认为, 一个完美的社会体制或许并不存在, 或是没有具体实践的一天, 但这并不表示, 我们应该放弃对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的追求。森结合了政治哲学中的正义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的社会选择概念, 强调的是比较性正义与消除不正义的可实践性, 为理念型思想在真实世界的挫败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五、结语

Cunningham, Flew和Swift于2015年出版的Media Economics一书, 标举了五种传媒的经济分析取径, 分别是新主典 (主流) 、批判政治经济、制度经济、演化经济与个案研究法, 全书虽涵盖甚广, 却对森的能力取径传播研究未置一词。

这些分析方法各有其核心关怀与解释传媒经济动态的优劣势。但在这个世界历经了苏联瓦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贸萎缩, 左右两翼的大论述经济理论同样也面临深刻的危机。而森的能力取径, 作为一个更入世、更具人本关怀的经济与政治理念, 或许能帮助我们从这个深切的危机中脱困。而对于传媒的经济分析, 或许也能从中获益许多。

参考文献

[1]曼塞尔·罗宾.出自数字将在知识社会的数字权利[J].当代社会学, 2002, 50 (3) :407-426.

阿玛蒂亚森篇2

中印应相互学习

中国是亚洲的中部王国，印度是亚洲的西部王国，中国和印度长期紧密相连，可以互相学习。

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在8%，最近已经超过了中国，但是沉醉于经济增长赶超中国的兴奋，而不比较中印的教育、基础健康、人均寿命等其他方面，就是不够清醒。经济增长当然对促进生活水平、对抗贫困有很大的帮助。但没理由把GNP增长本身作为终点，而不是作为我们实现价值的重要手段。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经济增长会增强提高生活水准的能力，那这样去区分会带来什么不同？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本身对提升生活水平很重要，但目标的实现在于我们如何支配增长的收入。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准提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政府怎么支出来自经济增长的收入。

来自世界银行和联合国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寿命73.5岁，而印度是64.4岁，印度的婴儿夭亡率是每千人50人，中国是每千人17人。在印度，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每千人66人，中国是每千人19人。印度人在校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是4.4年，而中国是7.5年。中国人的识字率达到94%，印度是74%。

印度努力提高女孩的受教育水平，所以15岁至24岁女性的识字率明显提高，但是还是没有超过80%，而中国是99%。印度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相当大比例的印度儿童在不同程度上营养不良，而中国这类儿童占人口比例很小。只有66%的印度儿童接种了三大疫苗（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而中国是97%。

中国比较了不起的就是能把公共服务资源、教育资源等各种资源调动起来，推动社会进步。

最早，中国对于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是非常希望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教育、卫生。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这些都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

对中印两国发展来说，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中，至关重要的是致力于发展，即改进人们的发展能力，需要加强教育、医疗、自由平等等方面的能力。这方面的制度政策建设十分重要。

教育是增長和发展关键

原来大家都认为，中国对教育方面不太重视，但并非如此。中国对人才和教育非常重视。尤其在农业领域、农业进程方面的教育，中国引领世界。中国劳动力的技能提升，主要是在学校教授的，这些技能让中国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这个经验也可以被很多国家借鉴。

如果有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在遇到挑战时就可以解决。很多商品中国都可以生产，因为中国劳动力普遍会学习和阅读，印尼等地都没有达到这么好的教育水平。

全民教育是欧洲兴起的关键，美国也是如此。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想要在四十年内实现全民教育，他们实现了。还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也都实现了。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和劳动力质量相分离的观点是错误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对此观点提出过警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巨大发展，中国也在塑造自己的教育体系。教育体系不仅是社会推动力，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是印度需要汲取的经验，印度有非常好的IT、医药等成就，但它的经济发展不如中国稳健。很多人对中国上学难的问题都有自己的批评和见解，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中国发展的水平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复制的。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在延长。

低生育率是个问题

《纽约时报》有份报道，中国一直奉行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如果生育率降到3以下，就会出问题。

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生活在改善。由于生育成本、生育时间等都由女性来承担，而女性在家庭中越来越重要，过度生育会带来很重的负担，自然会降低生育率。我们也可以比较印度一些地区，印度有一些地区，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生育率也出现类似情况——下降。中国生育率从2.8到1.4，这个生育率还在不断缓慢下降。

要把增长转化为进步

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现在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用经济发展去促进社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目前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是77岁，泰国则是78岁；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高于泰国。泰国也是通过教育兴国，中国在科教兴国之外还结合了市场经济。但为什么在一些社会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没有泰国好呢？这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学童供餐等具体问题。

如何把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进步，中国能不能把经济中的各个要素调动起来，超过邻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重要。中国女性地位得到提升，为什么在生育时还是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在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看到，女性开始挑大梁，这在其它国家很少见。但在生育过程中，重男轻女依旧很严重。在世界其他国家，自然生育率的男性高于女性，这是自然现象。30年前我也考察过这个现象，当时医学上男女生育比例是108：100，现在大概105：100。德国、英国、美国都是这样的比例：9.4：9.6。但是在中国，男性比例要高于女性很多。

但实际生活中，女性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就要反省文化方面的问题。在印度的中部和南部，有些地区生育的男女比例为9.4：9.5，接近欧洲。但在北部的克什米尔等地区，性别比低得多，有些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数据和印度最落后地区的数据很接近？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男女性别比也是比不上欧洲，这方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印度的经济改革也赶不上中国的步伐，有很多城市级别的经济体，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在变革方面都比不上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经历了1980年代快速的市场化改革，成为经济发展方面重要的范例。

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就会止步不前，必须要应对一些问题才能够摆脱经济徘徊的困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来说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温和，这只是相对的放缓，而增长还是相对快速的。单纯谈增长速度没有意义，而是要看到实现经济增长的背后因素，也就是发展的能力建设。当然，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发展的能力，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但更重要的是用增加的收入改进教育、医疗、环境、社会不公平等，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

1983年开始，每年我都会来中国，我发现，中国的发展趋势在其他国家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税收等等，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在很多方面引领全球的发展。

对阿玛蒂亚·森关于自由论述的思考篇3

一、理性是理解和评价自由的核心概念

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时, “理性经济人”是研究的基础。“理性经济人”精致地权衡外界因素, 准确地做出最优化决策。但是, 当面对距离相等的两堆一模一样而无法排序的干草时, “理性驴子”由于无法做出最优化决策而出现饿死的结局。

在森这里, 理性是一种方法, 是理解和评价自由的核心概念。森的理性是将个人的选择置于推理、自我审查和环境综合评估之下的最大化选择。森的“最大化”含义是有意志性、考虑选择过程, 是对目标进行批判性审查的综合最大化, 这种综合的最大化是选择一项并不比其他方案差的方案。提出推理和反思是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行为生成的依据, 合理的反思能够对于选择行为进行修正。依据经济学的最优化原则, 面对“理性驴子”无法做出选择时, 森认为, 这匹驴子若是没有审慎地反思, 是“对应非理性”;这匹驴子若是经过审慎地推理和反思仍然无法选择, 是“反思非理性”。若是依据森的“最大化”原则来判断, 驴子就能够生存。另外, 当信息不足或源于内心的价值冲突使信息不完备性时, 我们就找不到最优化方案, 但是我们依然能找到不比其他方案差的最大化方案。从而, “最大化”比“最优化”具有更多的选择集, 促进自由的实现。

二、自由是基本的社会评价标准

现代经济学是从结果性的个人福利实现来认可市场经济的, 其规范的评价是福利经济学定理。考虑到伦理、政治、文化、制度等领域, 森逐步将自由、过程自由和效用结果一起成为市场机制的评价标准。

自由是一个社会状态比另一种社会状态好还是不好、一种社会制度比另一种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衡量标准。如果一种社会状态和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保证社会成员获得更充足的自由, 则是好的, 是值得推崇的。在这里, 森提出了一种类似帕累托标准的社会状态评价标准。因此, 自由成为继以福利、效用为基本特征的之后的福利经济学的社会评价的基础。

森将市场的优势扩展到市场给人更多的交换自由的权利, 市场使其参与者以免于侵犯的消极自由和保护决策自主方面的优势, 令过程自由和效用结果一起成为市场机制的成就标准, 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

三、关于自由的几个维度

自由包括机会自由和过程自由两个方面。这里的机会自由和过程自由成为社会选择方法里的重要因素。提出一种独立于个人偏好和选择的测量自由的尺度。而个人的偏好是包括自身价值观在内的整个价值体系的外在表现。

(一) 机会自由与贫困互为因果

机会自由是追求有实际能力保证的个人有理由重视的事物的灵活性。自由的机会受个体内在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影响, 而个体内在的价值观决定了个人福利的方向和内容。对于机会自由, 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看。从外因方面, 我们是否有实现目标的机会;从内因方面, 我们的能力是否支撑我们实现目标的机会。因此, 机会自由与贫困互为因果。例如, 残障人士、患者和老人以及其他有生理障碍的人与正常人之间收入的不平等, 而由自身障碍和收入不平等造成的能力不平等所导致的机会自由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实际收入差距, 使我们对贫穷的认识从经济收入进入到能力自由和机会自由层面。

森认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 认可每个人拥有的资源不同, 在参与市场时的初始禀赋不同。为此可以通过社会选择, 由政府提供优效品来改变个人参与市场前的初始禀赋, 来增加进入市场时的机会自由。比如, 义务教育就是增加人的认知能力, 保证贫困家庭子女的能力获得和参与社会的机会自由, 来增加社会成员的现实福利和未来福利。

(二) 过程自由受限于选择的正当程序

个人自由与条件限制下选择的正当程序有关, 这种条件限制主要在于个人行动的相互依赖性。自由实现过程是否公平影响个人福利的判断。个人权利的实现要受制于他人行动的信息和策略, 尤其是存在“侵犯性行动”时, 公共管制可以规范个人策略选择的实际限制, 例如对公共场所吸烟的禁令。

(三) 市场机制增进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在市场机制与自由的论述中, 森提出自由是在可行条件下个体选择集合的大小问题。与人类历史上其他的经济体制相比, 市场机制使人们免于侵犯, 并给人们带来了实际的机会和积极决策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是指不受干预、免于侵犯地实现自由的过程;而积极自由是指在外部影响因素和个人内部影响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自由选择、自由行事。个体实际享有的机会自由应当考虑各人实现重视目标的能力, 体现了森的能力决定自由的观念。

(四) 扩展信息基础的社会选择能保证个人实质自由

通过考虑非效用信息和以基数效用为基础的效用比较的信息基础, 森找到了社会福利函数的具体形式, 从理论上找到保证社会中个体实质自由的社会选择规则框架。森指出, 即使运用多数规则, 对于仅仅考虑效用信息的社会选择规则序也会带来糟糕结果, 例如, 一个社区中, 一个最贫困的人的财产被两个相对富裕的人剥夺。因此, 在社会决策中, 政府应该确定社会规则框架的优先性, 结合程序性目标和结果性目标, 尊重个人权利并给个人以自由, 来达成最终的社会善。

四、影响自由选择的几个因素

(一) 选择的过程和不可避免性影响选择自由

在森的选择过程综合最大化中, 森指出选择的背景和选择过程影响具体选择。森举例:如果相对于橘子和梨, 你更喜欢橘子。但是你拒绝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果盘里的最后一只橘子;可是若别人强塞给你, 你会很高兴。

由于选择具有不可避免性, 当决策者没有完全权衡选择依据、没有得出完备的排序却必须给出决策时, 人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结果常常不同, 这就是选择者的依赖性。选择者依赖性显示了社会中的个人总是希望用一种“更高尚的方式”———总是给他人选择的机会来行事。对于选择中的从众行为, 森认为, 人们在他人的选择中学习, 降低了学习成本;同时使选择行为不那么张扬和显眼。

(二) 放松共同知识会扩展个人选择自由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 主流经济学推导出竞争均衡带来帕累托最优的结论。但是, 囚徒困境中每个参与人的自利选择损害了整体福利, 与斯密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增进社会利益的结论相悖。为了解决此悖论, 森提出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放松共同知识的假设。这里的共同知识是指每个参与人都完全了解同伴的目标、价值和知识。从整体社会福利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比每个人都采取占优策略更好的一种帕累托改进。

(三) 外在看待方式和自我看待方式能解释非自利选择

在对待非自利选择方面, 森认可斯密的一般行为准则的作用, 提出自我认同和外在看待方式的作用。正如斯密所说的通过习惯性的反思而将一般的行为准则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的行为定势一样, 这些在特定社会情境下“自然选择”得到的习惯性准则具有指导行为方面的稳定性。每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对自我看待方式和自身身份的认同, 都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的福利。当考虑到自身之外的非本人福利最大化目标时, 个人利益的追求会搀杂进其他人的目标, 进而修改自己目标和行为反应。

(四) 社会互动和社会交流形成并改变偏好

社会交流和社会互动是一种社会、知识和创造性的活动, 有助于价值观的形成和选择行为的生成及修正。森认为, 偏好的概念多义性源于不同的规范, 并可根据背景不同来推测个人的不同特征;个人偏好体现信息的不充分、对于偏好的形成过程, 森认为社会交流和社会互动影响价值观和偏好形成, 因而偏好是可变的, 可变的偏好直接影响个人选择行为的不固定性, 进而影响社会选择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理性与自由[M].李风华,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李炳炎, 王冲.阿玛蒂亚·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J].红旗文稿, 2013, (3) :33-36.

阿玛蒂亚森篇4

当我们谈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时候, 我们便不得不提到阿玛蒂亚·森。他的思想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曾触摸到的“另一个世界”。他因扬弃并重建了经济发展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功而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 (solow) 称作“经济学的良心”。

森的研究范围广泛, 其最为突出的贡献主要在五个领域: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力分配不平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发展理论的非常重要一个特点是用伦理道德的关系来直到社会的发展, 而这也是他整个发展理论的脉络所在。森认为发展就是要拓展自由, 但是贫困却让人们无法获得这些自由, 而贫困则源自于“权利失败”, 故在他的这本专著———《贫困与饥荒》中, 森便用他的独特“权利分析”方法探讨贫困的形成和来源, 分析究竟如何才能让人们远离贫困, 实现自由。

二、自由与贫困

森对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建构在其伦理的基础之上, 更在于他对自由概念地独特见解。森将自由定义为一种“可行能力”, 这也是与一般的自由概念所不同的, 它本质上是一种“实质上”的自由。这种实质自由是人们有能力去过他们所珍视并且享受的那种生活, 能够不受疾病等痛苦的侵扰、尽情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森将自由定义为一种“可行能力”, 自由是一种“可行能力”, 贫困则是“可行能力剥夺”。在这点上, 森很反对将贫困仅仅从收入层面上去定义, 他认为虽然收入不足确实很可能是产生贫困问题非常强有力的原因, 但是仅仅从收入定义的贫困是表面的、不全面的、不稳定的和相对的, 而可行能力定义的贫困则是绝对的。

在《贫困与饥荒》中, 阿玛蒂亚·森具体解释和论述了这种贫困。森提到在1901年罗恩特里的著名研究中, 家庭贫困被定义为“处于基本贫困”的家庭, 而基本贫困则是指家庭总收入根本无法负担起身体机能所需最低程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从生物学视角定义的贫困, 而阿玛蒂亚·森谈到这种贫困的定义已经不太适用于近些年来的研究:第一, 我们很难确定一个适用于各种身体、气候条件的最低营养标准;第二, 获得特定的最低营养标准所需要的实际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人们的消费习惯;第三, 对于非食物类项目来说, 要确定最低需要量也是十分困难的。

贫困的定义必然要求贫困地识别, 传统的贫困研究从生物学角度去定义贫困的方法也必然会导致它们采用“直接方法”和“收入方法”来识别贫困。但是, 这种从消费视角谈到的贫困却是不易观察的, 我们更多的仅仅能从收入视角去衡量人们是否处在贫困水平线之下, 所以森在研究贫困的时候也更多地也是采用更为简便易行“收入方法”。森认为虽然迫不得已必须采用这种方法, 但是一定要让它精度更高, 使其更为准确地测量贫困和财富的分配。森认为, 现在比较流行的贫困测量方法“贫困人口比率”和“收入缺口比率”有这么几点是可以被改进而且需要被改进的。第一, 不突破贫困线下的收入转移无法用收入缺口比率有效地表示;第二, 贫困人口比率并不关心贫困线之下的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小;第三, 贫困人口比率无法度量一个穷人向富人转移的收入。

因为有如上缺陷, 森认为我们有理由将贫困者之间的收入转移考虑在内, 于是森提出了贫困度量P用以指代穷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加权求和, P=H{I+ (1-I) G}, 其中G是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这一点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 他是“排序的相对贫困”公理的直接结果。

三、饥荒与权利失败

前文中我们讨论了阿玛蒂亚·森所追求的目标———自由, 追求自由中遇到的障碍———贫困, 以及贫困的识别和贫困的度量问题。然而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怕的剥夺, 让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了追求其应该珍视的生活的能力———饥荒。阿玛蒂亚·森认为, 饥荒可以推导出饥饿, 饥饿同样可以推导出贫困, 而反之则不一定成立。逻辑上分析, 贫困是饥饿的必要条件, 饥饿是饥荒的必要条件, 但是贫困却无法完全解释饥饿, 更不用说解释饥荒了。那么饥荒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森提出了他自己的“权利观点”下的饥荒理论。

首先定义饥饿和饥荒的概念。森提到“从广义上说, 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 而饥荒则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一般而言, 有三个因素导致了饥饿和饥荒的发生:第一, 典型的食物消费水平低下;第二, 食物消费量的下降趋势;第三, 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其中饥荒主要是由第三个因素引起的而前两个原因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权利”则是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权利关系链中权利必须首先是“合法的”, 其次权利一定是“所有”, 故权利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合法的所有某物的关系。权利只强调“合法”而不强调“平等”,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权利关系中也存在着“合法的不平等”, 既然不平等是合法的那么人们实现自由的可行能力也就存在差异。贫穷和饥荒往往只针对那少有的10%的人也就成为了自然的事情,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森后来所指出的“交换权利失败”, 例如孟加拉大饥荒中的现象是食物的价格指数远远的超过了普通工人工资指数的增长。这也就是交换权利失败导致饥饿的表现。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简单地提到了饥荒的防治问题, 森认为饥荒的防止非常依赖与保障权益的政治安排。“在比较富裕的国家, 这种保障由反贫困计划和失业保险来提供, 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任何普遍的失业保险系统……”

四、森的治理思想

森也很强调政府以及制度在经济安排中的作用, 例如市场机制、民主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市场机制, 森批评传统的“帕累托最优”的市场效率观, 他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极度不平等的, 相比之下用“自由”来衡量市场效率更为合理有效。而讨论完市场优点之后, 森也将关注点转向了市场失灵方面, 森认为市场失灵的问题在于:第一, 市场存在很强的外部性, 但是没有机制可以有效地制约;其次市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和马太效应存在的可能, 故市场机制也不能有效地解决饥荒问题;最后, 垄断厂商的存在以及反竞争的垄断行为也可能导致市场不再具有高效率。

森所推崇的制度不仅仅限于有形的制度, 如社会保障制度, 更多的还包括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等。森谈到“资本时注意在全世界成功地提高了经济繁荣的一般水平, 得益于使得市场交易既经济又有效地道德和行为准则。要利用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机会并更好地运用贸易和交换, 发展中国家必须不仅要重新审慎行为的优良品德, 还要重视那些补充性价值观的作用”。

五、评价

阿玛蒂亚·森是一位“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 他的思想也在国内广为传播, 虽然至今森的著作在国内真正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借鉴他的思想探究国内经济的发展方向。

国内学者对森的思想也主要集中在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例如, 李炳炎借鉴森的发展观, 认为: (1) 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2)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强调均衡协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3) 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强调加快从物质财富增长角度看待发展的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变, 真正体现出发展的包容性, 发展由全体成员共享, 最终实现人类幸福。

至于阿玛蒂亚·森的经济治理理论的评述则更是少有人提及。阿玛蒂亚·森的治理方案类似于新制度学派的治理方案, 都是强调制度与文化价值伦理的重要作用。但是文化和政治以及法律制度的治理却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往往是很难改变的。例如速水佑次郎在其著作《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中主要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问题, 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过敏本身的极强的社区故政府实力其实非常的弱小。不仅如此, 主导政府权力政治家们为了迎合当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往往会推行一些很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作用的发挥, 所以森提出的解决方案很可能只是一个空想而根本无法实施。

参考文献

[1]周文文.伦理、理性、自由---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6.

[2]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 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 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4]李柄炎, 王冲.阿玛蒂亚·森的发展观及其对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启示[J].经济学家, 2012 (2) .

阿玛蒂亚森篇5

经济增长发展观顾名思义就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核心,一心追求人均GDP和国家GDP总量的增长。这种发展观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发达的经验以及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传统发展观,它特别流行于二战后至20世纪末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城镇化进程、技术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等指标都是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

传统的发展观是通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来推动社会发展,但是它忽视了人的发展与完善,但事与愿违,最终人越来越受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奴役,这就异化了人自由的本性。

这种增长发展观在满足人类的温饱等最基本需求方面非常有效,但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发展观正日趋扮演一个失败的角色。经济增长发展创造了一番表面自由繁荣的景象,其中,物质和精神财富发达,特别是物质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人类的物质欲望在不断得到满足。但是,人类的掠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城市化的极度发展也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快节奏、高强度工作,碎片化的生活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身体虚弱、心理压力巨大;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陌生,甚至与亲人的相见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可以说,经济的增长在压缩人类自由的空间,在一步步把人类推向奴役的道路,即越来越受自身创造出来的科技和理性的控制。伽达默尔对人的这般“奴役”进行过一番揭示:“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将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信仰和对有保证的自由的文明的期待联系起来”,但现实中,“社会生活令人迷惑地顺从和依赖所谓的科学知识……个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到自己是单独的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想法生活[1]。”美国经济学家D.古莱特将此类“发展”现象直接称为“反发展”,即:如果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奴役和压迫,那么“反发展病症”就成了这个社会的常态。

2“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

经济增长未能促进社会发展,未能拓展人类的自由空间,人类反而越来越受自身创造出来的科技和理性的奴役,面对这样的困境,人类在探寻一条“迈向自由之途”的发展之路。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自由和发展:发展必须是为了自由,同时自由也可以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发展观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能力的发挥为中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扩展人们的实质自由,即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珍视的生活,同时也有能力去创造实现自己珍视的生活。

2.1何谓自由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自由”,即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因专断意志产生而产生的强制状态,或者这种强制被减少至最小[2]。

哈耶克此处的自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一个人是否自由取决于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他人强制。如果一个人在做选择或者行动时受到他人的强制,那他是不自由的;但一个人选择后如果缺乏能力实现自己的选择时,这也是自由的。所以哈耶克所理解的自由,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形式上的自由,能否实现这种自由并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这种自由的价值在于不允许别人强制你做什么。

哈耶克的这种被动消极的自由观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判,因为忽视了个人自主能力,所以被认为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许多学者认为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实质自由,人们既有选择的自由,更应该有相应的资源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选择。只有实质自由才对具体的个人有实际意义。

2.2以自由看待的发展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论证自由有两种作用: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这两个作用通俗来讲,就是发展必须是为了自由,同时自由也可以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

2.2.1发展的目标——扩展自由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导论开宗明义,指出:可以把发展看做是一个人们扩展已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这种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传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既不是一味地寻求效用,也不是着眼于最终成果,而是全面扩展“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3]。

森强调的发展是“面向主体的”、“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不能仅仅把GDP的增长作为落脚点,工业的发展,科技大进步……他并不是忽视经济增长,而是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在内容上要比经济发展多,范围上比经济增长广。因此,我们追求的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4]。森针对饥荒、民主、教育、正义、市场、效率等问题对此进行了解说。以饥荒为例,森通过调查发现之所以出现饥荒并非是因为粮食减产或者歉收,而是一部分人没有交换的权利。一旦“扩展那些自由,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丰富多彩和不受局限,同时,我们人类将会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我们能从心出发,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我们生活在充满广泛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地交往必将逐渐影响它、改变它”[5]。综上所述,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不会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其根本目的是扩展人的自由,为人谋福利。这是对人类发展的本质概括。

2.2.2发展的手段——自由

追求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应是发展的终极价值,也是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和不竭的动力。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用大部分篇幅(第四至第十章)论述了自由如何促进发展,以及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贫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民主、饥荒、妇女、人口和粮食、文化传统等;他还探讨了五种工具性自由,分别是: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性保障。它们分别为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做出贡献,又相互联系而增强其共同的作用。

(1)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主要体现在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政治自由在饥荒或者灾难发生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选民可以利用选举权和监督权,给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官员更加关注民生民计,想尽一切方法来减少甚至彻底阻止发生饥荒,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

(2)经济条件:这是指社会居民应当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例如劳动力、财产、知识等经济要素,并且人们可以在自由的市场上自由生产、消费或者交换。只有自由的市场才能保证人们去交换自己所需。

(3)社会机会:指的是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森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亚洲国家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是社会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面例子。

(4)透明性担保:意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的发布及其准确性的保证。事实上,价值规范体系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这是其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这种透明性担保,社会将无法维持正常秩序。

(5)防护性保障:是指国家或者政府为国民建立以应对重大的、突发的自然灾害或者社会灾难的一种社会安全网。

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自由也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3以自由看待中国发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已跃居世界第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进程都有了显著提升。中国经济成了一棵不老的常青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出现了“中国奇迹”、“中国威胁论”。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但社会发展只是缓慢前行。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有力的支持。

3.1“迈向自由之途”的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其基本内涵被高度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6]”。科学发展观不再是一心以GDP的增长为最终目标,而是以人为中心的,追求人和自然和谐的发展。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是契合的,两种发展观都倡导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7]。森的自由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以人为中心,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都是人的利益。

3.2创造以自由为依托的发展

虽说在发展的目标上,科学发展观与森的自由发展观不谋而合,但是在自由作为一种手段推动发展方面,我国做得还不是很充分,需要努力创造以自由为依托的发展,通过自由为发展注入动力。

在社会机会方面,正如森所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但是,国家在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方面还是不够。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差距拉得那么大,这对那些失学或受教育时间极低的群体来说是一种可行能力的剥夺。如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保证低教育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那么这个群体未来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将会远远大于教育资金的投入。

在透明性担保方面,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更多。譬如媒体自由,它对透明性的担保至关重要。媒体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新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媒体的作用理应越来越大。但新闻媒体目前发挥的效用甚小[8]。一些新闻媒体记者的不自律,有关部门的干涉等因素导致新闻的不客观、不及时。媒体的不自由让一些权力肆意扩张,公民的自由权利被践踏。

今天的中国,需要在发展中多注入些自由,发挥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没有自由的发展不是可持续的发展,不是健康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最终是无法实现人的实质性自由的[9]。

从自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发展问题,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观带来的对人的奴役,树立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现[10],为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三联书店,1997.

[4]黄少安.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J].文史哲,2004(06).

[5]冯松涛.发展与自由[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22(04).

[6]科学发展观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人民网记者[EBOL].http://cpc.people.com.en/18/n/2012/1112/C350837-19544818.html,2012-11-12.

[7]刘凯亚.发展观的逻辑演变[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04).

[8]孔祥敏.两种不同的发展观[J].理论导刊,1997(01).

[9]丛大川.社会发展观简评[J].岭南学刊,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