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生存样本（精选四篇）
生存样本 篇1
原本以为前一时期的“用工荒”可以为那些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开绿灯, 可现实却向我们展现了另外一幅图景———虎虎生威的2010年, 还有许多人在四处寻觅着平稳安定的工作。
1986年出生在四川甘孜一个小村庄的冯意秋是个性格外向的女孩, 爱说爱笑也爱美。同其他的打工者一样, 冯意秋也是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浪潮。
众所周知, 四川是个劳务输出大省, 年轻人出去打工还是习惯那种亲友相传、邻里互带的方式。2004年, 18岁的冯意秋跟着堂姐到潮州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做服务员。“刚到潮州那会儿, 很兴奋, 晚上都睡不着。以前过年的时候, 看到村里的年轻人挣了那么多钱, 穿得光鲜亮丽的, 心里头就一阵羡慕。刚到潮州那会儿就想, 我现在出来了, 等过年, 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
虽然酒店的工资只有1100元, 但包吃住, 冯意秋也就这么努力地坚持着。可是, 这股兴奋劲儿并没有持续多久。问及当初为何离开潮州, 冯意秋想了想, 说道:“我是四川人, 在潮州工作和生活有诸多不便, 饮食啊、人际关系啊等等, 说实话, 我一个外乡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入其中。后来堂姐回老家嫁人, 我也就跟着回去了。”
可是, 回到老家之后, 在城市生活将近半年的冯意秋却觉得不舒服。“以前还没觉得家里有多沉闷, 现在看来, 死气沉沉的。还是城市的生活精彩, 空闲的时候可以和堂姐逛街、看电影、上网, 可在僻壤的老家, 除了那些山丘, 什么都没有。”
所以, 在老家只待了两个多月, 冯意秋便重新踏上了外出务工之路。2005年到2008年之间, 冯意秋先后到过武汉、长沙、深圳、上海、广东、杭州, 就这样一边打工一边闯荡。在这短短的三四年间, 冯意秋频繁地跳槽, 做过流水线上的操作员、超市的收银员、印刷厂普工……可是, 每一份工作收入都没有超过1500元。“家里不愁吃不愁穿, 我也没有多少经济压力。我这个人很不喜欢加班。前几份工作就是因为经常加班, 累啊, 连外出的机会都少了。而且工厂的伙食很差, 我又比较爱玩, 整天呆在厂子里, 感觉都快与这个社会隔绝了。”
2008年9月, 冯意秋跟着交往了两年多的男朋友一起来福州打工。“在福州找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2008年10月份, 我们便到一家电子厂的生产线做了烙铁工。”谈及这份工作, 冯意秋感慨地说道:“厂子还行, 工作生活条件都也还好, 月薪1800元, 而且有固定的休息日。不仅包吃住, 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平时请假什么的也比较容易。”
福州的这份工作, 冯意秋一直从2008年10月份做到现在, 也算是电子厂的一个老员工了。再加上近年来电子厂人手不够, 厂方都在尽量满足他们这些老员工的需求。“我比较喜欢福州的朝气。现在不是建设海西嘛, 相信福州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其实, 就算外面的工资不怎么高, 也比回家种那几亩地强上百倍。”
其实, 像冯意秋这样的打工者很多。自走出农村的那刻起, 他们便踏上了“风光”的务工之路。他们向往着城市生活, 希望多赚些钱, 希望全家人的生活越过越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虎年, 日渐习惯城市快节奏生活的冯意秋们正在用他们勤劳的双手积攒着自己的“小金库”,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农村:找回那种归宿感
如今, 农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但很多年轻人对土地已经不再留念, 他们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 所以积极地寻找着融入城市的路径。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要么计划着在县城买房, 要么通过婚姻的形式远走他乡。然而,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机会离开村庄, 暂时融入不了城市的年轻人, 仍然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等待着机会;年纪稍大的, 则坚守着自己的田地, 继续重复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帅气时髦的李恩1982年出生在福州市永泰县某个小村。自2006年从福州一家服装厂离职之后, 便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打短工。对28岁的李恩来说, 能在福州市区拥有一份稳定而又待遇不错的工作是他梦寐以求的。然而, 由于学历和性格的限制, 这个愿望到现在也没有实现。2006年以来, 李恩在福州市王庄夜市卖过鞋子衣服, 也在上街大学城的学生街摆过小摊, 可是父母总觉得这样没出息, 耐不住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 李恩的小本创业之路也就草草了事了。可是, 看着其他人靠摆摊都挣了不少的钱, 李恩有时候也会埋怨父母几句。
说到无所事事的自己, 李恩有点失落:“同村的很多人都赚了一大笔钱, 而且成了家, 可是自己到现在还一事无成, 想想真是失败。我也想打长工, 无论是去福州还是其他地方, 到哪里都能赚钱, 我是没什么意见。不过, 我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如果勉强进去的话, 万一不合适, 又得频繁地换。这样换来换去, 时间就耽误了。”
不过, 将近而立之年李恩如今已经不想去城市发展了。“父母正在给我盖房子, 所需要的钱都是我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对我来说, 只有有了房子才会有一种归宿感。由于没多少积蓄, 城市里花销太大, 还是呆在家里舒坦, 乡情的亲近也让我感觉温暖踏实。”
“这些年虽然一直在福州市区呆着, 可我总觉得不踏实。城里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远。去年, 父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还算满意。如今, 父母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希望能在家里照顾他们。或许可以做点小生意, 或者干点其他的, 俗话说船小好掉头, 我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经验可以慢慢积累, 钱也可以慢慢地攒。”
如今, 李恩正在苦苦思索着之后的路该怎样走。经过在城市多年的磨练, 李恩积累了一帮“人脉”, 也取得了一些“真经”。已然和初中刚毕业那时的青涩告别的李恩, 站在自己熟识的环境里, 已经有了一种面对未来时的坦荡, 相信他会在不久之后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合适的路。
技能“淘金”与高工资
面前的张辉有些腼腆, 染着黄头发, 在他的身后是一辆崭新的嘉陵摩托。谈及外出打工的感触, 张辉说道:“有技术和没技术就是不一样,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待遇上都有着巨大差别。有一门技术, 不管是找工作还是上班都比较轻松, 收入也高, 没技术的话就只能在厂子里当一个小普工, 不但工作累, 收入还很低。”
1990年出生的张辉只读了两年高中便辍学打工去了。2008年, 张辉在姨父的介绍下, 去了无锡的一家电子企业做了一个普工。虽说厂子规模不大, 工作也轻松稳定, 不用加班还包吃住, 但就是工资不高。后来, 张辉便跳槽到一家机械厂做了一个生产线上的员工, 但这份工作也只干了四个月。
后来, 张辉跟着叔父到东莞一家五金厂打下手。虽然刚开始的工资不高, 但是张辉却整日跟在师傅后面努力学习着。“市场上本来就缺五金行业的技术员, 尤其是做到了师傅级别的。”摸准了这个信息之后, 张辉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技能的学习中, 什么刨、铣、磨等工种, 一个也不落。为了提高效率, 张辉甚至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个笔记本电脑, 到网上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在网上也可以遇到很多同行, 他们可以指导我, 这样上手就会更快些。”
如今, 张辉只想学到扎实的技能, 那时再去找一个薪资高点儿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今年, 我还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深知学历还是求职“敲门砖”的张辉对此深有感触。“有机会的话, 希望能到大公司去, 多学些经验, 我可不想一辈子打工。”
“听厂子里的一些师傅说, 如果在厂子里待得时间久了, 不仅掌握了技术, 对市场也了解不少, 积累了一点资金后, 还可以自己开个小厂当老板, 既赚钱又可以解决亲戚的就业。我真希望自己也能这样。”
这时, 我跟他讲道:“目前, 很多企业都缺工, 只要你进厂之后能吃苦, 掌握了技术, 有了一技之长之后, 就不需要一直待在生产线上做个小普工了。”
张辉认同地点了点头:“是啊, 只有学好技术才能拿到高工资。”
创业, 给自己打工
《才富》杂志日前刊登一篇文章, 说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想自己当老板, 赚钱开个小店, 做点小生意, 自己给自己打工。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期望。“自己做生意, 自由, 不需要看别人脸色。自己挣的钱自己花, 多了少了无所谓, 这样子舒坦。”
三十出头的谭艳武, 中专学历, 1998年到山东当兵, 2002年退伍。2003年, 他在亲戚介绍下前往广东台山一家制衣厂做普工, 拿计件工资, 每月有1000元左右。2006年, 他去温州一家港资制衣工厂打工。2009年, 他又转到一家浙江老板开的制衣厂打工。据谭艳武介绍, 这家工厂有700人左右, 生产牛仔衣, 他在生产线干活, 拿计件工资, 虽然每月有3000多元, 但是不包吃住。“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劳动强度大。工厂没有什么福利, 也无社保, 生产和生活条件很一般。”谭艳武干到2009年年底便辞职回家了。“老婆在深圳打工, 两个小孩留在老家由老父亲抚养。好在老人家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 家里条件还不错。只是, 现在村里至少有10家这样的小店, 生意不怎么样, 只有快过年了才好一点。”
问到还想不想再出去打工, 谭艳武直截了当地说:“出去打工, 工资低, 待遇差, 没有休息日, 很累, 还是算了!另外, 小孩快上学了, 父母年龄也大了, 在长沙做事离家近, 想回家就回家, 比较方便照顾家庭。”
谭艳武透露, 他打算去长沙找一间店面, 和朋友一起做室内门的生意, 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 包括学习做门的技术。谭艳武感慨地说, “希望将来有经济基础后能把小孩接到自己身边上学, 接受好一点的教育。”目前, 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意能一步一步做起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法则
学好技能、做点小生意、做个城里人, 成为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梦想。他们大多希望通过培训, 掌握技能, 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技能“淘金”已成共识, 新生代农民工和父辈农民工思想的差异, 使他们的出路更宽广。
如今, 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 是为了增长见识、寻找更多发展机会才外出打工挣钱的。他们不仅在外出务工地域上有了更多选择, 而且需求更趋多元化, 也开始考虑是否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发展。他们在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打拼, 也享受着都市的繁华与孤独。他们开始摆脱父辈“白天机器人, 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 “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成为他们对理想打工生活的解读。他们不愿意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来消磨青春, 更不愿意甘做牛马被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现在, 很多人外出打工对工作的要求很高, 有健康危害的岗位不去, 因为提高就业质量已经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为了几千元钱就断送一辈子的健康。”事实上, 有媒体曾经报道, 有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健康而拒绝了4000元月薪的工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让新生代就业大军已经学会了辨证看待工作与身体的、心灵的健康问题。这种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代际差异对就业形势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有工就打”的父辈不同,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不是很重, 兄弟姊妹不多, 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 对工作环境和自我发展有了新的要求, 宁愿少“物质”多“精神”:“老板和善, 工友好相处”、“环境宽松友好”、“工作紧张但不要太累, 业余时间有文娱活动”等。
草根NGO的生存样本 篇2
18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一种陌生的不治之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感觉天塌下来了。”
田惠萍的儿子得的是小儿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尽管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但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
当时，田惠萍发现儿子有一种怪异的行为：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厌倦别人接触他，别人对他发出的任何信息都得不到反馈，而他发出的一切信息都莫名其妙。
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说，当时全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何为孤独症，就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
人们或许想起20年前那部轰动世界的电影《雨人》，它描述了一个孤独症患者的生活。影片男主人公“雨人”雷蒙德是个生活在个人精神世界里的怪人，他对数字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甚至能准确计算出6副扑克的底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天才的“雨人”只是极少数。孤独症特征包括人际关系障碍、沟通障碍、刻板行为以及对外界反应异常等。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杨晓玲教授认为，保守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田惠萍接受《经济》采访时回忆，当初儿子患上孤独症后，自己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艰难15年
田惠萍出身于普通干部家庭，恢复高考后，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学习德语，毕业后留任该校教师。
1985年，田惠萍的儿子出生，一年后她转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直到1992年。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
回国后不久，田惠萍便发现了儿子的异常并最终确诊为孤独症。“既然人们无法消灭孤独症，那么就要学会与孤独症和谐共处，让全社会跟孤独症患者和谐相处。”
在德国主修行政管理的田惠萍意识到，患上孤独症后就无法再享受到社会的公共资源了，比如读书。“社会上应该有一些专业服务机构来为孤独症患者提供这些资源。”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下称星星雨）。
在发达国家，政府会对这样的机构免费提供场地，还可能会直接拨款，但由于国内缺少对同类机构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机制，田惠萍只能采取招生的方式。刚开始只有6个孩子，后来最多时也不过几十人。
对孤独症患者的训练教育是终生的，田惠萍觉得有必要让家长参与进来，家长跟孩子一起接受培训。但家长们起初并不认可这种方式，最糟糕时，就剩下两个孩子。
田惠萍获得的第一笔2.4万元捐款不仅为其解决了两年的房租，而且让她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鲜的词——NGO（非政府组织）。一般来说，NGO有几个标准或原则，包括非政府性即民办，非营利性即公益性，志愿性而非强迫性等。对照这些，田惠萍发现，星星雨就是NGO，而且是中国真正的草根NGO。
有专家估计，中国约有300万家NGO。北京师范大学陶传进博士认为，这些数字看着很庞大，但包括在华基金会，年运作基金只有60-80个亿。“资金数量和它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它的预期极其不相称。”
缺少资金一直是NGO的最大困扰。星星雨的财务收支表显示，从设立到2006年，支出费用从3万元涨至144万元，但其收入仅从2.4万元增长到135万元，14年中只有两年实现少量盈余。
星星雨历年获得的最高捐款额为77万元。主要来源国外政府基金和机构的慈善活动，境外NGO的捐款，还有来自欧美等地区的个人捐款者和志愿者。
田惠萍说，由于捐款数额存在不确定性，星星雨运营费用包括场地租金、教师工资等主要依靠收费。“前几年基本能够维持，今年就不行了，我们有个老师生孩子休假了。”
15年中，田惠萍的研究所搬了5次家，从当初的北京市区内一步步退守到靠近通州的一个村庄。“前四次都是被人家赶走的，没钱付房租啊。”
田惠萍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她先后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还被中国妇女报评选为“十大女性新闻人物”之一。
未来之路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不久前，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家孤独症服务机构汇聚北京通州，举办共同探讨发展趋势。作为论坛的组织者，田惠萍说，论坛的目的绝不是要消灭孤独症，是探讨如何与之和谐共存，怎样提升这些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害怕一种现象，就是全国上百家这样的机构，如果不能健康发展，或许会变成职业刽子手，试图去消灭孤独症。”
长期关注草根NGO发展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对《经济》表示，现行社会公共资源无法与孤独症患者等对象之间实现对接，中间必须有像星星雨、心盟等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即NGO，由他们来接受社会（如各类基金会）和政府（如拨款）的支援和资助，后者才是直接面对并分享公共资源。“十几年下来，（星星雨，心盟）他们还只是完成了这个过程的一半。”
杨团在一篇论文中把这类专业服务机构称为“第四域”，与政府域、市场域和志愿域相并列。第四域是登记注册的法人机构，是为执行政府政策，直接进行公共服务运营的机构。他们自身的运营具有一定的成本，当政府需要其做政策性运营时，必须考虑对其成本做出必要的一定补偿。杨团认为，第四域才是社会的脊梁。
筹建以孤独症患者为资助对象的基金会一直是田惠萍的目标。中国已存在众多的公募基金会，比如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同时，也有少量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有私人出资设立，资助特定对象。目前，这类基金在民政部注册的有26家，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的有300多家。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认为，与公募基金会相比，私募基金会没有公募基金会那样的行政系统包袱，最大的作用是改变中国社会的NGO生态，打破了公募基金会的资源垄断。
虽然政策上已没有障碍，但最低200万元的注册门槛让田惠萍一筹莫展。“我们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希望将来在心盟当中能产生基金会的形态吧。”田惠萍说，当务之急是提高能力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田惠萍希望政府能为草根NGO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我不会直接向政府伸手要钱，凭什么我比别人更有权利获得政府资源？那种愿望的背后又一次将社会分类，这正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田惠萍坦言，这些年来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把事情做成。“绝望时常伴随着我，但也发现我们的努力就是草根NGO的希望。”
田惠萍自称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
现在，田惠萍22岁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生存样本 篇3
台湾教材中,《醉翁亭记》是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于课堂教学视野的? 从台湾教材与相关课堂教学案例看,台湾同行的教学取向与大陆有较大的差异性。台湾同行更重视写作《醉翁亭记》时欧阳修的“生存样本”与当下阅读《醉翁亭记》的“现代性”——“借鉴和应用”。
一、《醉翁亭记》:困境中“生存样本”
在台湾,《醉翁亭记》首先被理解为困境中的“生存样本”。北宋庆历年间政治昏暗,有志改革图强的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受到打击。庆历五年,范仲淹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书为他们分辩,被剥夺朝职,贬放滁州,次年即写作《醉翁亭记》。可见,这篇文章实是欧阳修一段生活态度的记录。
当年处困境之中,欧阳修是怎样的生存态度? 课文中写道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这种生存状态,是历代生活中,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应品鉴、持有的生存境界与生活追求。台湾同行认为,《醉翁亭记》所呈现的“生存样本”是阅读的良好归宿。这一点,从课文前面的“题解”也可知一斑——
醉翁亭位于安徽省滁州市,为宋琅邪寺僧智仙所建。宋仁宗庆历五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张,得罪守旧派人士,被贬为滁州知州,他实行宽简政治,常于公务之暇率众出游,放情诗酒。次年,写下了这篇《醉翁亭记》,时年四十。全文以一“乐”字为主轴 :作者从山水之乐、宴饮之乐和群鸟之乐层层深入,最后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
这段“题解”,除了简要介绍醉翁亭方位及建造者,还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介绍欧阳修被贬之因与贬后“宽简政治”“放情诗酒”的情形,二是介绍《醉翁亭记》的行文思路,即以“乐”字为主轴,层层深入地得出了“与民同乐”的主旨。这个“题解”,基本解决了学生阅读上存在的困惑 :欧阳修为什么会被贬到滁州、他到了滁州后怎样施政,《醉翁亭记》篇章结构有怎样的特点、文章的主旨取向是什么。这样,课堂教学环节则有更多的精力用在评价生命样式、借鉴和应用生存样本上。而大陆课堂上每每把被贬原因、施政特点与课文思路的分析当作重点,较少有评价生命样式、借鉴和应用生存样本时空。
《醉翁亭记》是困境中的“生存样本”。这一点在台湾国文高中一年级“备课用书”中体现明显。在《醉翁亭记》的“教学策略导引”之“教学重点”中有这样两点 :一是体会宋代贬谪文学中,士人旷达的襟怀与人格,并概要介绍唐、宋的贬谪文学 ;二是培养学生以顺处逆、怡然自适的处世态度。从这两项教学重点看,台湾同行不仅要将《醉翁亭记》放在“宋代贬谪文学”中,还要其放在“唐、宋的贬谪文学”中来审视。这样,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期间的生活,就是“宋代贬谪文学”中的一段生活,《醉翁亭记》所表达的寄托就是“唐、宋的贬谪文学”中的一种生命思考的方式与结果。以宋人为例,宋人为亭台楼阁之作,往往别有寄托,以自抒怀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黄州快哉亭记》,皆作于放贬之际,然而其中表现出来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毫无怀忧丧志之语,相反却更多地表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襟怀。而若在“唐、宋的贬谪文学”这个大背景下,学生们就更能看出特殊历史时期,欧阳修的生命存在的典范样式。当教师稍稍一点拨 :当下逆境中,我们如何生存的更加光彩夺目? 无疑,欧阳修的生存样本会给我们以良好的昭示。一旦生活在艰难处境中,就要学会以顺处逆,就要进入怡然自适的境界。这样,欧阳修的生存范例就是当下如何生存的历史样本。显然,《醉翁亭记》之于当下的意义,在台湾课堂实现了最大化。
二、读《醉翁亭记》:借鉴作者生存范例
在教学视野中,《醉翁亭记》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种阅读姿态? 在台湾,读《醉翁亭记》被个性化地解读为学习作者那种积极向上的生存态度生存范例。
台湾文华高中的教师们每每从生存样本的角度出发,把“爬起来的姿势”当作阅读《醉翁亭记》的重要目标。这所学校的潘如玲老师认为,《醉翁亭记》表现了欧阳修奋起睁眼、识得当下的好姿势。在滁州,当“环滁皆山也”时,欧阳修在四壁悚然中发现“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的酿泉活水,“峰回路转”时“有亭翼然临于泉上”……其时,欧阳修这个“不幸福的人”,居然能看见“幸福人间”的各种“美”与“乐”,这是怎样的一种修持境界? 一个人心只有“在乎山水之间”,才能发现“得之于心”的“山水之乐”。她认为,欧阳修的生存境界非常高,是当下学生应该景仰的。
为什么说《醉翁亭记》是可以借鉴的生存范例?《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在被贬之中爬起来,首先看到的是最美的西南诸峰。文章中,欧阳修表面上与民同处、与你同醉,但始终是与自己同醒,他的心一直飞在那个快乐、美丽的图景之上。醉翁亭前的大好山水让他大醉一场,但仍然能撑着半醉的身子起来为文“以记之”。这是怎样一种修为? 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所以,潘老师认为,“醉能同其乐”而且是“与民同乐”,这才是欧阳修爬起来、看世界的真正姿势 ;“醒能述以文”,这才是欧阳修先生站立起来的真正冷静与智慧!这里的“醉”,当然应该有眼前的山水之“醉”;这里的“醒”,当然也有理性人生的“醒”。而当代的人们应该怎样从悲伤中、逆境中快速起身,拥抱当下的美好? 无疑,《醉翁亭记》是最好的答案,欧阳修是最好的榜样!
在台湾,《醉翁亭记》也被解读为特殊时期“保持生命尊严”的方式。台湾新竹曙光女中杨昆峰老师从“生命教育”目标、从生存样本出发设计教学,就是将《醉翁亭记》被定位为“保持生命尊严”的方式。因为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并不忧心忡忡,也不贪酒丧志,却将那旷达情思洒落于滁州的山山水水,将那太守之“乐”染遍了家家户户,而且一直没有沾悲染伤,没有哀叹与悲观。
杨老师认为,课文开始的“环滁皆山也”意味深长。一人独坐,四壁皆山。天很广,但没欧阳修飞翔的份 ;也很高,也没有欧阳修插翅的空间。欧阳修的人生命运是“环滁皆山也”,他的政治理想是“环滁皆山也”,欧阳修本应该是在贬谪中、被遗弃里伤痛着的。但欧阳修却能从“环滁皆山”的生活困境与政治深渊里起身,他审视、发现 :天地山川竟然还是朗然的一片,快乐的一片。这是怎样的生命境界啊! 所以,杨老师才把学习欧阳修的生命尊严——从悲伤中快速转身,拥抱当下——作为阅读的归宿。
其实,拥有生命尊严,自然能发现生命灿烂的天地。《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之“乐”,是乐在山水之间,乐在春夏秋冬,乐在与滁人同游之上,还乐在人影散乱后那禽鸟的静谧之乐上……在这场快乐的盛宴中,不论四时的静态或欢宴的动态,只有欧阳修才是善于审视生命尊严的大家。人生困境之中,欧阳修这种保持生命尊严,发现生命之乐的生存态度,恰恰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杨老师在“生命教育”这个议题中设计了四个项目 :认识人的尊严与自我实现的各种面向 ;探索人生的意义与终极关怀 ;厘清幸福与财富、享乐的关系 ;增进承担困厄与命运的能力。
台湾国文教材将《醉翁亭记》定位于一段生活态度与一种生命思考的样本,很有道理。的确,人生历程中,谁没个“环滁皆山也”的处境? 谁没个坐困愁城至死的绝境? 借鉴一下欧阳修的生存方式,这才是学生阅读《醉翁亭记》的真正意义所在。
三、《醉翁亭记》:向前走的路标
《醉翁亭记》是当代人在困境中不断向前走的路标。阅读《醉翁亭记》是不断发现其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精神温暖。当下大陆的课堂对《醉翁亭记》文本价值的处理,基本停留在语言积累与文本情感认知层面。许多课堂,阅读《醉翁亭记》除了语言知识目标外,从文本内容出发的目标多是强调“知道”、“理解”。传统篇章教学,我们还要向前走多远,才能使教学意义最大化,才能在指导现代生活上最优化?
课堂上,教师们每每带领学生理解语句,疏通文意,进而分析作者描写的琅琊山的幽深秀美,领略滁州百姓们在欧阳修时代和平宁静的生活,课堂教学的终点是理解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与情感。这种定位,固然有学段目标的差异因素,和我们对文本中优秀文化传统的应用意识、借鉴意识缺失也有很大关系。即以荣获广东省公开课一等奖的刘洋老师的《〈醉翁亭记〉教学实录》来看,在“只学习前两个自然段”的课堂上,主要也只是把精力放在“欧阳修简介”上,放在“读出自己的感情”上。比如开展基于第一段的“变形”读时,刘老师投影了以下句子——
环滁……皆山也……。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水声潺潺而泻出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 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课堂上,刘老师先演读了一遍——“环滁——是什么呀? 皆山也。望之蔚然而深秀者——是什么呀? 琅琊也”,然后让学生体验“自问自答的韵味”。目的是要求学生“读出自问自答、自得其乐的味道”——也仅仅是理解其中的味道。而在深入品读“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句子时,刘老师则强调“联系欧阳修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来理解(点为笔者加)这句话,学生也只是从认知层面说出了自己的理解——“表达了欧阳修对琅琊山的山水美景有赞美和欣赏之情”,“写出了欧阳修被贬滁州时随遇而安的心境”,“表现了欧阳修的豁达、洒脱”……其实,无论是读出味道还是理解句子,刘老师的目的只是求得学生的正确“理解”——理解欧阳修的自问自答、自得其乐的行文方式,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感内容,还没有走向“借鉴和应用”的层面。
对比台湾同行的追求——读《醉翁亭记》“学欧阳修爬起来的姿势”或者“保持生命尊严”, 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课堂——要不要强调一下生命觉醒和生存方式上的借鉴与应用? 当然,语文教学过程中,“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阅读阶段。而要把优秀的传统篇章“嵌”在学生心灵深处,还要在“理解”基础上向前走得远一些。比如像台湾课堂上,让经典篇章与现代生存相碰撞,从而产生真正的生活与生存效应。
综上所述,生活在当下,《醉翁亭记》该怎样出现在课堂教学视野,台湾同行给了我们良好的回答。阅读《醉翁亭记》,应该努力彰显其中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现代性”,让学生看到《醉翁亭记》在“我的生活”的作用,让学生“看到”《醉翁亭记》在指导现代生活上的意义。这样,教学才不会停留在“理解”作者游览山水时的乐趣及其“与民同乐”的情怀上。
摘要：在台湾,《醉翁亭记》是被当作困境中“生存样本”的。阅读《醉翁亭记》是为了借鉴作者生存范例。台湾课堂努力彰显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现代性”,让学生看到《醉翁亭记》在“我的生活”的作用,在指导现代生活上的意义。这种教学追求,远远超出“理解”作者游览山水时的乐趣及其“与民同乐”的情怀的教学目标。
生存样本 篇4
2005年11月18日，在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主导下，采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体制，将航天771所和772所集成电路设计部分及相关资源集中整合，组建了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成立庆典仪式上，前来捧场的IC设计业上下游企业代表达到300余位，足见业界对它抱了多么大的期望。然而，被业界看好的航天军工背景却并不能给时代民芯在民品市场上带来任何订单。“时代民芯的成长，并不能复制那些有‘市场后台’的成功企业模式”，赵元富如是说，“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路子，找到能够适应自己的市场。”
如何适应市场化竞争，是摆在赵元富总经理面前的第一道课题。他率领公司开始了“三个转变”的行动：第一，思想意识向公司化和市场化转变；第二，由技术导向转为市场导向；第三，研发型单位向研发、生产型单位转变。在这三个总体思想的指导下，在选择市场方面，时代民芯一开始并没有选择“高举高打”的高端产品路线，而是选择了一条“替代路线”。
“我们所选定的产品，它的市场要有持续性，技术水平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需求将持续很长时间。手表芯片是当时我们发现最合适的产品。”赵元富说，“电子手表是不会消失的。对手表芯片的需求也会持续存在，时代民芯的设计能力完全能胜任，而且能够比现有供应商做得更好。”
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自成立之日起，时代民芯的销售额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升。2005年，营业额达到了5000万元，2006年为1亿元，今年将向着1.5亿元发起冲击。而在产品清单中，已经具备了USB接口电路、转换器、霍尔开关电路、电源管理电路、手表电路等多个系列产品。依靠这两年的市场、技术积累，时代民芯不仅在低端市场打开局面，还顺利进入了中高端市场，其导航芯片、医疗仪器仪表芯片已经进入了流片阶段，同时还建成了8／16／32位SoC设计平台。
与国内其他Ic设计企业不同的是，目前时代民芯公司已经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条线”的公司业务结构，即Ic设计中心和封装测试中心，一条主要用于硅功率器件和MEMS器件的加工的4英寸／0.5微米硅片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