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关系（精选九篇）
量化关系 篇1
最近,无论从媒体还是到实际生活当中,总能听到许多有关师生之间的冲突事件:有学生顶撞老师甚至大打出手,有教师和学生之间横眉冷对,也有学生在公众场合谩骂老师。乍一看,这些学生真乃“大逆不道”,属“十恶不赦”之徒。细一想,学生为何对老师怀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致水火不容,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近年来,各学校以量化的方式来考核老师,分数成了区别班级、班主任、科任教师的唯一标准。于是,管理简单化、机械化,领导和教师之间缺少沟通,决策者高高在上又不代课,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执行者缺乏个性,唯命是从,为了一己私利,也就自然地把“分数”作为了衡量学生的主要标准。师生关系因此而改变了,老师的“传道、受业、解惑”也就简单变为“受业”了。笔者结合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分析了以下原因。
一、“量化”管理,情何以堪
学校以成绩、论文、课题等为标准,在年终考核、评选先进时靠最终得分评选,不考虑教师的年龄、工龄、工作态度、工作热情、师德师风等。如此“公式”得来的结果是,优秀的教师年年优秀,合格的教师年年合格,有些工作在一线的语数外老师竟连续十几年也评不到一个优秀。少数教师在教师节颁奖时,一连拿“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研工作者”等好几个奖项,多数教师虽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最终也一无所获。少数人头上顶着多种光环,多数人脸上失去了灿烂的笑意。真可谓“成就了一棵树,失去了大片森林”。
笔者以为,学校应拥有一个和谐的育人环境,学生有优差之分,教师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一个教师占用了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并因一门课程而影响了其他课程,布置作业机械重复,这样得来的高成绩还算高吗?管理者如果不俯下身子深入了解家长的心声、教师的苦衷、学生的需求,慧眼识真相,一味地重结果而轻过程,忽视了广大教师想被认可、被赞赏的心理需求,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学生的爱心将何在?
二、“有色眼镜”看人,师生关系“变味”
由于管理者不能平衡整体,必将出现偏倚和倾斜。有些争强好胜的班主任、任课教师为了“出人头地”“出类拔萃”便会急功近利,将班里的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品德不够良好的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或讽刺挖苦、或转班留级,或配合科任教师搞“轮番轰炸”,想尽种种办法,使这样的学生在班中无立足之地,自惭形秽。试想,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学生将会有怎样的前途和命运,将会以何种心态来面对你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笔者就曾经接触过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学生在市场卖麻辣烫,生意很不景气,他沉痛地说:“如果某老师不撵我,我可能还在上高中,凭我的少数民族加分我也许还能上个一般的大学。”还有一位学生上小学时因爸妈忙生意,缺少亲情的呵护以及老师、同学的认可与关爱。上初中时,他便沾染了社会不良青年的习气,常常打架斗殴,班主任在未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勒令其常常在家“反省”。后来在一起群殴事件中该生锒铛入狱,判刑三年。看着这一幕幕不该发生的事件,真令人痛心疾首。“花儿”未开就已经凋零了。
教师和学生上课的过程应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学生从老师的身上学到了知识及为人处世之道,老师也会从学生身上学到真诚、执着及许多新思路、新知识。所以,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个体差异,关注他们(尤其是单亲、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心理需求。但在一个不够和谐的以量化来考核老师的大环境下,教师不是走进学生内心,而是以成绩为标准衡量学生,多了几分冷漠,少了一份关爱;多了几分呵斥,少了一份寒暄。有些老师严重责罚不做作业的学生,轻则罚抄十遍、二十遍,重则请家长。本应和谐统一、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变了味道。
宿舍班级量化个人量化整改方案 篇2
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宿舍管理，规范住宿生的言行，强化培养学生的良好生活习惯，使宿舍管理水平上档次，更好的为教育教学工作做好服务。特制定班级宿舍量化实施细则。一 扣分项：
1对于吸烟、喝酒、打架、上网，故意破坏公物、未履行正当请假手续夜不归宿等严重违纪行为，每人次扣班级量化分5分。
2对于宿舍打闹、说脏话、串宿舍、乱泼乱倒、乱扔垃圾、嗑瓜子、不按时午休、晚休（说话、听歌、看小说、随意走动等）、厕所内喧哗，宿舍内晾晒衣物、打扑克、下棋、钻窗户等每人次扣班级量化分1分。3对学生个人量化（内务、卫生、纪律）低于80分（不及格）或因严重违纪被勒令停宿的，每人次扣班级量化分5分。
4值日组对公共区（楼道、楼梯）、水池、洗漱台未打扫扣班级量化分5分，打扫不彻底扣2分
5严禁乱接电线和使用各种电器，一经发现一律没收并扣班级量化5分。6违纪扣班级量化分的个人，次日能找到宿管教师，参加宿管教师组织的宿舍公益劳动。待宿管教师检查合格后，可取消对班级量化的扣分。根据违纪的严重程度，可增加劳动的天数和任务量。非常严重的可停课，屡教不改者可退宿或退学。
二 加分项：1对被评为优秀宿舍的个人，每人次为所在班级加0.2分，涉及人数多、次数多累加。
2值周班对公共区（楼道、楼梯、水池、洗漱台、厕所）的打扫，视其干净程度，为所在班级加1-5分。
十一中学住宿学生个人量化评分标准
本学期对我校住宿学生个人进行量化考评，每个学生基础分为100，从个人内务、卫生、违纪情况三方面进行考核。A内务方面：
1、床铺：军被叠成方形，要求有棱有角，放置于床头外侧，要求统一方向。枕头统一放置在军被右侧。床单铺平、抻平且将床垫、褥子外侧包紧。其余物品一律不许置于床铺之上。床单、被罩及枕巾要求干净，并原则上要求统一样式及颜色（学校配发）。书籍罗列整齐放在空铺上。不符合要求者扣个人量化分2分。物品摆放：
2、脸盆置于铺底远端，洗漱用品置于脸盆内、毛巾折叠整齐置于脸盆内。鞋子每人不超过两双，鞋后根朝外，紧挨脸盆整齐摆放。
暖水瓶统一整齐摆放于储物柜旁平台上。不符合要求者扣个人量化分2分。B卫生方面：
1、地面要求无垃圾、无污迹、污物，无脏水、整洁干净。墙面要求无乱楔钉、乱拉绳线、乱贴乱画乱挂、墙壁、屋顶无蜘蛛网等现象。
门窗要求门窗框上无尘土、污迹，玻璃明亮洁净，无裂损。注意保洁
（学生在生活时间在宿舍无乱泼乱倒脏水，乱扔乱放垃圾现象，保持室内洁净如初。）不符合要求者扣值日生个人量化分2分。
2、值日组对公共区（楼道、楼梯）、水池、洗漱台未打扫扣个人量化分5分，打扫不彻底扣2分 C纪律方面：
1对于吸烟、喝酒、打架、上网，故意破坏公物等严重违纪行为，每人次扣个人量化分10分。
2对于宿舍带手机、打闹、说脏话、串宿舍、乱泼乱倒、乱扔垃圾、嗑瓜子、不按时午休、晚休（说话、听歌、看小说、随意走动等）、宿舍内晾晒衣物、打扑克、下棋、未履行正当请假手续夜不归宿、钻窗户等每人次扣个人量化分2分。二 加分项：
1对被评为“优秀宿舍”的个人，每人加1分。
2值日组对公共区（楼道、楼梯、水池、洗漱台）打扫的干净彻底，每人加1分。3主动参加宿舍的公益劳动，给个人加1分。4有好人好事，拾金不昧行为的给个人量化加1—2分
三
对学生个人量化总分（内务、卫生、纪律）低于80分（不及格）
停课参加宿管科组织的公益劳动。
量化关系 篇3
摘要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都发生了一定改变。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一般认知是：民进党执政则“政热经热”；而国民党执政则“政冷经冷”。但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在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梳理以及“温差”的测量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台日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其实并不明显，从总体趋势来看，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呈现出一种从“政热经冷”（民进党执政）到“政冷经冷”（国民党执政）的走向。归其缘由，主要是因为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有着各自的发展轨迹，政治关系的发展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明显，基本遵从“民热国冷”的一般规律，同时台日政治关系还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关系发展主要取决于台日双方各自的經济发展状态，此外还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或者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以及相关政治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政党轮替 台日 政经关系 量化分析
一、引言
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实现政党轮替，逐步迈向政党政治，政党轮替之后在不同政党主导下的台湾对外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中台日关系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一般来说，双边关系都是由相对独立、彼此影响的各种领域构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层面，其中政治与经济关系又是最为关键和最有影响力的领域，而政经互动也是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基本形态。本文主要探讨分析的便是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互动影响。
一般而言，政经关系呈正向相关关系，政治关系亲密或冷淡会造成经济关系的发展或倒退，而经济关系的热络也可以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基于历史、政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一般认知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日关系热络，则“政热经热”；而国民党上台之后，台日关系冷淡，则“政冷经冷”。也就是说，政党轮替直接决定台日政经关系的好坏。但运用实证方法对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却发现实际情况有些不同。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否遵循一般国民党执政“政冷经冷”民进党执政“政热经热”的普遍认知？如果不是，那么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是如何互动影响的？
二、研究回顾
冷战以来，可以看到国内外学界在台日关系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异常丰富，但同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价值的政策导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薄弱等。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台日关系研究仍然多从历史，经济，政治等单一学科的角度运用传统定性方法来展开分析，在跨学科、多学科以及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扩展，虽然在历史、社会、政治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上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陈奉林的《战后日台关系史》贾超为的《日台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川岛真等编著的《日台关系史：1945-2008》。但政治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两个基本领域研究似乎还少有学者对台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关系发展，具有国际关系视角的学者也多是概述性地分别论述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例如臧世俊的《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与吴寄南的《冷战后的日台关系》，而缺乏对于台日政经关系的复合研究，也缺乏实证方法尤其是定量方法的运用。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成熟，学界对于中美政经关系、中日政经关系以及两岸政经关系的研究逐渐热起来，例如刘江永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宋俊芳的《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的互动（1972-2002》以及单玉丽的《试析两岸政经良性互动的动能、瓶颈与策略》。而中日政经关系与两岸政经关系一定程度上都与台日政经关系相关联，因此通过实证方法对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以及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也无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鉴于此，本文主要参考“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并将其进行一定调整，在对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经济往来历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于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进行了系统的定量研究，试图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影响互动情况。
三、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梳理（2000-2013）
要研究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首先有必要对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一定的梳理回顾。在此主要是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两方面按年代来对2000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动态的梳理回顾，为了更直观地厘清说明2000年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笔者首先对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进行概略性的论述，然后主要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基本指标，同时考虑台日政经关系的实际情况，使用访日“部级”官员以上人次、访台日本议员人次、台日贸易额、贸易增长率等量化数据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进行统计描述，进而做出一定分析解释。
（一）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发展
概论而言，相对于李登辉时期台日政治关系的稳步前进，21世纪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整体呈现出曲折波动的发展脉络，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之后，一方面延续了李登辉的亲日政策，但另一方面没有党内牵制的陈水扁为了加快实现其“台独”理念，在发展台日实质关系上又积极突进，丝毫没有顾忌，积极强化台日军事安全合作的密切联系，极力寻求日本对其“台独”路线的支持，企图以突破对日关系来抗拒“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压力；2008年之后，基于马英九个人以及国民党内部传统的反日情结，马政府提出“亲美、和中、友日”的外交策略，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台日关系的压缩，于此背景下台日政治关系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变动。同时，冷战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加剧，也使得台湾在新世纪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从而也对21世纪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另外，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美日台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还不可避免受到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关于如何描述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笔者主要是通过统计双方“政要”互访情况来进行说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日之间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也随之断绝，按照“七二体制”，日本与台湾分别成立“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双方发展非官方实质性关系的主要机构。但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台日之间进入了重视政治交往，不断提升实质性政治关系的新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民进党的上台，台日双方“政要”之间的直接互动日益频繁，而“政要”互访交流也逐渐成为台日之间维系与发展实质性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也是体现双方实质性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
对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之间的“政要”互访情况，在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基础上再结合台日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来进行测量：一是台湾地区访日“部”级以上官员人次。主要包括台湾地区前“总统”（正副）及“总统府”秘书长（正副》、“五院”院长与秘书长（正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正副）、各县市县市长、以及“行政院”下设之涉经济、内政、外交、国防的重要部门、委员会之行政首长，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基于特殊职能而设立的“独立机关”首长。另外国、民两党党主席因其特殊性也计入此类；二是日本访台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人次访台前阁僚的指标均以统计当年之前曾担任过阁僚职务为准，且不包括前内阁总理大臣（正副）；三是访台议员人次。台湾地区注重对外开展所谓的“国会外交”，即通过“国会议员”之间的交流来开展“外交”工作，本文主要选取应邀访台的日本议员人次来作为所谓“国会外交”的测量指标，因台湾之“访日议员”其实往往难以受到日本官方重视，其对台日实质性政治关系的影响有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民国外交年鉴”，“中华民国外交部”网站以及日本新华侨报网。
在用以上三个指标来衡量台日政治关系的时候，还要考虑不同指标影响台日政治关系的权重因素，访日“部”级以上官员人次访台前阁僚与一级地方政务首长人次的权重相当，而访台日议员则权重最低。因为应邀访台日本议员虽然人次众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对于台日实质性政治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很多年轻或者资历尚浅的日本“议员”，其实主要是跟随“前辈”过来学习或者寻求高规格特殊待遇的满足感。若有人同时满足议员与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这两个条件，则把他计为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而不计为议员。具体来看，2000年至2013年台日双方“政要”互访情况列表统计如下。
从表1来分析，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日之间“政要”的互访交流普遍都较为频繁，访日“部级”以上官员加上访台前阁僚或一级地方政务首长的人次基本都在15以上，访台议员也多在50人次以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日政治关系的亲密。但是，也可以看到，其间双方“政要”互访并非一直都非常热络，中间亦出现过一定的冰冻期，2004年台日“政要”之间的互访次数相比其他年份大幅度缩减，“部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不到10人次，而访台议员亦只有20几个，台日政治关系陷入低谷。归其原因主要在于2004年陈水扁不顾海内外各方强烈反对，执意推动“公投”以及“公投入宪”，试图挑衅两岸关系分裂国家，造成台海一度处于紧张局面，而日本虽然新世纪以来一直在推动强化台日关系，但絕不期望台海出现不稳定因素，早在2013年底日本政府就对陈水扁“公投”表示过忧虑，最近陈水扁关于实施“公民投票”及“制定新宪法”的言论使两岸关系产生紧张。从台湾海峡及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角度，日本对此感到忧虑。日本认为应避免目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希望陈水扁遵守就职演说中所做的“四不一没有”的表态”。为了避免被陈水扁拖入台海“风暴”，2004年日本政府明显减少了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政治交流，在政治上与台湾当局保持一定距离。
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台日“政要”互访交流状况相比陈水扁时期有明显降温。2008年虽然马英九5月才“就职”，但双方“政要”互访频率较2007年有明显回落，访台日议员同比减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联合号”保钓船事件的爆发，2008年台日政治关系开始明显转向。2009年由于“斋藤失言”事件的发酵，双方“政要”互访状况更是跌入低谷，“部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只有9人次，而访台日议员也只有30多个。2009年至2013年，台日碚B级”以上官员或前阁僚，地方政务首长之间的互访人次一直未上20，亦反映了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整体处于低谷状态，但其间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变化。2010年之后，随着美国加快推进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着力巩固美日台同盟关系，2010、2011年台日之间“政要”互访人次有一定增加，显示出日政治关系有缓慢改善迹象。2012年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背景下，两岸联手保钓态势凸显，台日“政要”互访人次也随之减少，台日政治关系明显回落，而2013年在美国主导下台日实现初步和解，双方以民间机构名义签订“台日渔业协议”，台日政治关系又有所好转，2013年台日“政要”互访人次增加反映了这一点。
（二）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经济关系
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战后以来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一直非常紧密，虽然在1970年代台日经济关系因政治外交原因受到一定冲击，但整体来看一直维持持续发展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台日经济关系亦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在此主要选取贸易总额、同期贸易增长率等指标，通过统计这几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来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民国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经贸资讯网的统计资料。
冷战之后，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台日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双方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在台日各自经济状态长期疲软的背景下，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有明显变化。民进党执政时期，2001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台日贸易额出现严重负增长，从2000年的551.56亿美元降为386.07亿美元，锐减30%（见表2），之后台日贸易额虽然逐步恢复上升，但直到2004年才恢复2000年贸易水平，达到568.24亿美元，2004年之后贸易额上升速度渐趋下降，2007又降为负增长，为-1.28%（见表2）。2008年国民党上台之后，台日贸易额除了2010年受到区域经济环境作用有明显增长之外，其余年份不是倒退就是停滞，台日贸易增长率基本维持在负增长或者低于5%水平，分别为2.902%、-20.807%、0.336%、-6.432%、-6.928%、-1.748%（见表2，图2）。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台日贸易额虽然仍维持一种增长趋势，但整体处于一种徘徊前进的状态（见图1），2000年至2014年14年间台日贸易总额增长不到4n亿美元，增幅仅有7.1%
从台日双方贸易额来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整体呈现出一种低迷前进的态势。按不同执政党来看，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日经济关系虽然有过短暂高速发展时期（2003、2004），但很快就回归低水平，其余年份亦主要是保持一种低速前进或倒退状态。而马英九2009年上任以来，除2010年之外，台日贸易额基本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凸显出台日经济关系的持续低迷。
四、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互动分析
关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影响与互动，基于表象的认知一般认为民进党执政时期“政热经热”，而国民党执政时期则“政冷经冷”。但是，实际来看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因此，在对2000年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的基本发展脉络有一定认识之后，进而有必要对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影响互动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
参考“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笔者首先把政治经济关系冷热状况划分为冷凉温热四种程度，并设定与四种冷热程度相对应的参照值表，在设定参照值的时候，本文一方面参考了“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的设定标准，同时更充分考虑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实际状况。其次，在上文对于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别选取指标进行测量统计的基础上，笔者对于统计的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按照参照值表将整理的数据结果进行对应组合，对台日政经关系进行复合定位，实现对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测量。最后，再根据测量所得的台日政经关系温差情况表，进一步对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现象进行分析，从而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情况。
（一）参照值的设定以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具体操作而言，在政治关系衡量方面，首先需要设定与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相对应的参照值表。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中的中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4），笔者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日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并充分考虑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见表1），选取主要官员互访与访台议员两个指标设定了台日政治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5）。
设定好政治关系冷热程度的参考值后，还需要把先前统计的台日政治关系数据进行一定处理以便于对应参考值表（见表6）。
对于经济关系的衡量，也需要先设定参照值表，同样参照“政经关系温差衡量法”中的中日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表（见表7），然后结合台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贸易增长率、台日贸易总额增长率与台湾外贸总增长率之比较，以及日本对台投资额增长率三个指标将台日经济关系设定出冷、凉温、热的参照值（见表8）。衡量经济关系的参照值设定完成之后，同样需要将上文梳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所统计的台日经济关系数据进行一定处理，并通过查询“中华民国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统计月报搜集台湾对日投资额增长率的数据作为补充，以得到参照值表所需要的经济数据（见表9）。
（二）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测量
在参照值设定完以及数据处理之后，可以将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相关数据与设定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冷热程度参照值进行一一对应，从而对不同年份的台日政治关系與经济关系做出冷、凉、温、热的定性区分。但是，在具体定性操作过程中要根据台日政经关系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衡量。
在根据相关数据对台日政治关系进行定性界定的时候，若指标数据间发生冲突时，主要是关注指标的权重因素，主要官员互访人次相对于频繁的访台议员人次更能反映台日政治关系的冷热程度，因此一般是以主要官员互访人次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年份的实际情况。具体来看较为特殊的情况如下，2000年台日主要官员互访20次，满足该指标的“政热”条件，但访台议员只有34次，远低于该指标80次的“政热”条件，因此综合下把2000年看作“政温”，2008年与之类似：2010年主要官员互访11次，属“政凉”，访台议员63次，属“政温”，按权重大小该年应定为“政凉”，但考虑到2010年主要官员互访中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与安倍晋三，因此把2010年视为“政温”，同样情况的还有2012、2013年，2012年访台议员人次为62，主要官员互访中包括日本前首相、“首相制造者”森喜朗，2013年访台议员人次为96，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相继访台，因此这两年的政治关系定位都往热方向上调一个程度。在经济关系的指标上，若贸易增长率与对台投资增长率或与台湾外贸增幅比值发生冲突时，则一般以贸易增长率为主要参考依据。
最后，在对不同年份台日政经关系的冷热程度进行定性区分之后，还需要将结果进行组合，从而完成对台日政经关系的符合定位，得出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温差情况表，进而说明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互动情况（见表10）。
（三）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分析
根据2000年至2013年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一览表，可以把“温、热”视为同一方向即正向，“凉、冷”视为同一方向即负向，通过观察发现2000至2013年14年间有8年台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呈现一种反向状态，即“政冷，凉，经热/温”或“政热/温，经冷/凉”，也就是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关系“政经分离”的态势明显，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互动并不十分强烈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情况，可以依据台日政经关系温差一览表描绘出台日政经关系的温差曲线图（见图3）。参见图3，可以发现：2000-2002年，台日政治关系持续热络，但经济关系却急剧下滑，2004年台日政治关系跌入低谷，而双方经济关系却处于高峰；2005-2008年，台日政治关系持续繁荣，但经济关系却持续下降：2010-2013年，台日经济关系持续走低，但双方政治关系却徘徊在不热不冷的温凉状态。
进一步来分析2000年以来台湾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可以分别研究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温差以及经济关系温差的变化情况。首先，2000年以来台日政治关系温差的变化明显受到政党轮替的显著影响。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日政治关系基本保持在温热状态，而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日政治关系出现急剧下滑，2009年跌入低谷，之后虽然有所回升反复，但始终难以突破政温状态。同时，在“民热国冷”的基本态势以外，台日政治关系温差受中国大陆与美国因素影响也出现了一定波动变化。有如2004年由于陈水扁的“公投”逆施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从而使得台日政治关系陷入“政冷”状态，2010之后，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影响下，台日政治关系时而回升至“政温”状态。
其次，2000年以来台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受政党轮替的作用不明显，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台日经济关系的温差变化整体都表现出走冷的趋势（见图4），换言之2000年以来台日经济关系发展受到政治关系影响不大。进一步来分析，台日经济关系的整体走冷趋势主要源于双方的经济发展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就开始逐渐下滑，而21世纪以来双方各自的经济状况仍然长期维持低迷甚至一度恶化，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再加上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台日经济关系自然难有很大进展；另外，由于受到相关政治因素全球与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台日经济关系持续降温阶段，也在2003、2004以及2010年分别出现短暂的“经热”状态，但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台日经济关系很快又走入低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日益密切，台日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受到冲击，2010年两岸签订ECFA之后，台日贸易额一直维持负增长或零增长状态。
综合来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总体呈现出分开运行的轨迹，政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并不十分突出。具體而言，一方面，台日政治关系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轮替的直接作用，即民进党执政时“政热”，国民党执政时“政冷”，但同时亦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台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台日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等经济因素，虽然短期内亦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台日经济关系发展态势主要还是由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而决定。
四、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对政党轮替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进行梳理以及温差的测量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台日政经关系之间的互动影响其实并不明显，并非完全符合民进党执政时“政热经热”，国民党执政时“政冷经冷”的一般认知规律。从大体趋势来看，21世纪以来的台日政经关系呈现出一种从“政热经冷”（民进党执政）到“政冷经冷”（国民党执政）的走向。归其缘由，主要是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各自区别的发展轨迹，纵览政党轮替以来台日政经关系的发展脉络，虽然有一定联系存在，但政治、经济各行其道才是台日政经关系发展的基本主线，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各自遵循本身的发展规律。
政治关系的发展受到政党轮替的影响明显，基本遵从“民热经冷”的一般规律，即民进党执政时“政热”，国民党执政时“政冷”。但同时台日政治关系还深受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影响，当两岸关系平稳发展时，台日政治关系才能维持正常的发展规律，一旦台湾当局领导人试图顽固走向“台独”，两岸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将与台湾当局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绝不期望台海出现大动荡，因此台日政治关系也势必将走入低谷。而当美国为了亚太利益，需要巩固美日台战略同盟关系的时候，台日政治关系亦会有所加强。
量化关系 篇4
一、劳动关系的“纯化”
1. 复杂化的中国劳动关系。
在中国, 虽然称劳动法保护劳动关系, 实际上严格而言, 劳动法真正保护的是劳动法律关系。实际上, 除了劳动法律关系外, 在中国, 提及劳动关系不得不论及劳务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等其他几个术语。真正受劳动法全面保护的是劳动法律关系, 而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 事实劳动关系和无效劳动关系则只获得部分保护。
劳务关系为何?纵横观察各国民法、劳动法历史、现状, 竟然找不出与我国劳务关系等同的概念, 更不用说制度安排的。劳务关系如何在中国诞生, 意在保护何种法意, 说不清、道不明。虽然教科书言, 劳务关系是当事人依据民法而形成的提供劳务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的联系与区别有若干, 例如法律依据不同, 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 劳务关系适用民法;主体不同, 前者适用企业和劳动者, 后者适用平等民事主体;内容不同, 前者具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力, 后者在于劳动成果的提供云云。这些抽象的文字区别并没有真正道出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但可悲的是, 本来应该建立劳动关系, 但被企业巧妙包装后, 变成了劳务关系, 农民工的劳动权保护就无从谈起了。
同时, 事实劳动关系、无效劳动关系的出现导致劳动合同法的不全面适用, 而劳动基准法、社会保险法更是难以适用。
2. 取消无谓概念、纯化劳动关系。
因此, 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必须将中国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纯化”。首先必须取缔作为大杂烩与挡箭牌的劳务关系的概念, 劳务关系中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一是还原纯粹的民法关系、有名合同。劳务关系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指的是民法上的有名合同:加工承揽合同, 即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交付工作成果, 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因此, 遇及此类合同, 就应当还原其真实名称, 而不必冠之于“劳务合同”。二是正视劳动法的历史演进, 及时调整劳动关系范围。其次, 废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不该出现的名词。当逐一分析事实劳动关系的种类时会发现:由于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承认口头合同的效力、也承认一定程度的多重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的绝大多数情况 (一是基于无书面合同, 二是基于多重劳动关系) 都正式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 可以还之于主流了。仅剩下无效劳动关系, 可以通过特殊的途径去解决 (见下文详述) , 因此并无保留事实劳动关系这一概念之必要了。这样的做法, 在于杜绝雇主利用概念的模糊状态, 寻求一己私利, 游走于法律之间。
二、劳动关系的“静化”
1. 泛化的劳动派遣关系。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多样化、一体化, 劳动关系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当前, 全日、定点地向一个雇主提供劳动的传统相对“静态”的雇佣关系已经被极大挑战和突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出现了更加“动态”的诸如劳动派遣、多重劳动关系等新型劳动关系。这些现象冲击着劳动法传统理论, 影响了典型劳动关系 (尤其是对诸如农民工、女性等弱势群体的保护) 。
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下, 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而且可谓走得更远。回顾劳动派遣的历史, 对其否定性评价一直都绵绵不绝。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 有学者将我国劳动派遣的发展状况形象地概括为“快速发展、潜力巨大、无序竞争和缺乏规范”。虽然随着新法对劳动派遣的规范, 无序状态得到了一定的改观, 但企业界对此的解读更多的是“中国的劳务派遣合法了”;一时间, 劳动派遣在各种行业普遍开花。虽然新法明确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的雇主地位, 并详细列明了劳务派遣协议内容, 规范了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在实务中劳动派遣仍然成为部分用人单位转移用工风险、规避劳动法律责任的手段。
2. 立法的检讨。
究其原因, 立法缺陷是导致现状的硬伤。最关键的是对劳动派遣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模糊, 导致劳动派遣岗位无限“泛化”, 纵观各国立法模式, 有正面列举和反面禁止不同方式, 从立法态度上也有宽松之分。例如日本劳动派遣法的四次修改, 体现了随着立法态度的变化而如何采用了上述不同的方法论。日本劳动派遣法于1986年制定, 当时采用正面列举的方式严格将派遣行业限定在14种制造业。由于日本劳动派遣业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对其的立法态度也日渐宽松。该法后来经历了四次修改, 其中1999年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变化, 改为用反面禁止的方法将不许可劳务派遣的行业列举出来:港湾运输业、建筑业、保安业、医疗有关的业务、直接制造、物品的业务。2003年的修改更是开放了医疗服务行业。法国对劳动派遣的适用范围限定严格。法国劳动法典把劳务派遣的范围限制在临时性工作岗位, 在长期性、持续性的工作岗位上禁止使用派遣劳工。立法方式采用的则是正面列举, 将临时性工作限定在三种情况。而我国采用所谓的正面列举法, 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是, 问题一, “一般”外的其它情况是否可以使用劳动派遣, 理解似不禁止;问题二, 何谓“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谁有权解释、如何解释等等都不清晰。于是乎, 企业就成为了自己良知的法官, 去恣意地适用劳动派遣。这样的结果反不如明确规定可以适用劳动派遣的岗位来得准确, 更有限制性。
对派遣机构成立的门槛过低也是造成劳动派遣泛化的原因。其次, 我国采用“要派人基准模式”也是导致劳动派遣泛化的原因之一。
综上, 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动态”劳动关系在中国过于泛化, 必须采取针对性的立法对其限制, 不能让它们成为雇主手中新的盘剥劳动者的手段。因此, 在中国, 限制过多、故意规避劳动法的“动态”的劳动关系, 回归“静态”、传统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的期待。
三、劳动关系的“量化”
仅仅依靠纯化、静化劳动关系, 仍然无助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因此, 劳动关系的界定标准, 应当依靠可以量化的标准, 去准确定位劳动关系的实质。
1. 劳动关系判断因素的量化。
中国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包括主体、客体、内容三大要素。具体而言, 主体要素上雇员必须具有劳动权力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雇主可以说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客体是依照劳动法规定的,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享有的劳动权利和承担的劳动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内容则是雇主和雇员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这些抽象标准在实务中并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判断。虽然法理上认为建立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判断雇工在雇佣的活动中受雇主的监督、指挥和控制的强度, 但是在司法审判中任何通过这个抽象的原则去认定劳动法律关系, 却是个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建议借鉴美国劳动法判例确定的司法考量因素。
2. 劳动关系判断标准的程式化。
在传统思路定格中, 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 违反其的法律行为无效。例如, 虽然德国司法上出现过雇主违法而打黑工合同 (即非法劳动关系) 有效的判例, 甚至双方违法但已履行的打黑工合同中的价格担保约定有效的司法判例, 但作为德国民法巨擎的梅迪库斯却质疑这些判决, 认为法律禁止的打黑工合同应当始终是无效的, 尤其是在双方当事人都违法的情况下, 因为“无效性的预防性作用, 恰恰体现在人们不能够主张被禁止的约定”。由此可见违反强制性规范必定无效的论断是多么得根深蒂固。但德国民法学者的施瓦布却另辟
即相对的强制性, “向法律关系中较弱的或更容易受到损害的一方提供最低限度保护的规定是强制性的”, 这种情形中的强制性常常是“单方面”的, 因此对于这种法律规范“不可以做出有损于但可以做出有利于需要保护一方的变通”。换言之, 在劳动法领域的强制性法规应当理解为半强制性规定, 如果违反其规定, 不能一律认定无效, 而应当分析其法律结果对劳动者是否有效。如果对劳动者有利, 则应当作出保护劳动弱者的变通处理, 认定劳动合同有效, 从而适用劳动合同法、劳动基准法和社会保险法。
班级量化考核细则 篇5
（试行—修订版）
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同学们羡慕的班级体，争取让每位同学都成为一个受大家欢迎的文明学生，特制定以下量化考核细则，希望大家认真遵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每月每位学生分配积分为60分，获得奖励加分，违反纪律扣分。
第二条 积分每周一小结，每月一总结。
第三条 月总积分将作为各种评先、评优、选拔团员和德育考核的主要依据。
第二章：加分细则
纪律：
第四条 上课认真听讲，与老师配合，受到表扬的加2分（班长）
学习：
第五条 单元测验考试前十名（或任课老师特别表扬者）加5分（课代表统计报学习委员）
第六条 一月内作业无迟交、全交者加5分（学习委员）
第七条 各项技能，通级过关，加5分（学习委员）
出勤：
第八条 全月全勤，无病事假、迟到、早退、旷课，校内外活动无缺席者，月底加5分（班长统计）
第九条 写数码字一张，加3-5分；写五区字根一张，加2分（班主任评分，班长记载）
清洁卫生：（生活委员）
第十条 每日清洁卫生小组清洁达到要求，每人加1-5分；不称职者，不加分，逃跑者，扣5分
第十一条 周末大扫除，根据完成情况加3-5分
其他：
第十二条 竞赛获奖依据奖项等级加分（文娱委员）
市级以上竞赛一等奖加30分；二等奖，加20分；其他，加15分
区 级竞赛一等奖加20分；二等奖，加15分；其他，加10分
校 级竞赛一等奖加10分；二等奖，加8分；其他，加5分
第十三条 参加校、班黑板报的出编者，加5分（每次不超过6人，人数过多，加分酌情分配），编写特别好的，受到上级表扬的加8-10分（宣传委员）
第十四条 积极为集体和学校做好事，受到上级和学校表扬者，依据实际情形，加1-5分（班长）
第十五条 为班级提出合理化建议，经采纳者加3分（班长）
第十六条 积极参加班级活动，在班级活动中承担任务，根据效果酌情加1-5分（文娱委员）
第十七条 学校大会被点名表扬，根据情况酌情加分（班长）
第三章：减分细则
纪律：
第十八条 上课不认真听讲，影响老师上课，被点名批评者扣2分；顶撞老师拒不接受批评者，扣5分；严重者交由学校学生处处理，并请家长到校配合教育（班长）
第十九条 上课接、打手机，扣5分（班长）
第二十条 学校集会，违反纪律要求，两操不认真，扣2分；情节严重者扣3-5分（体育委员）
学习：
第二十一条 作业未能按时交，一门次扣2分；一周达三门次未能按时交者，限期补齐作业，并罚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p5”五遍，通知家长，拒不整改者请家长到校配合教育。（学习委员）
出勤：
第二十二条 上学迟到、早退扣5分，课间无故迟到扣2分，旷课一节扣10分并罚抄“学生纪律管理处理规定p40”10遍；旷课达七节，通知并约见家长到校。（班长）
第二十三条 周一朝会，两操无故缺席扣5分；（体育委员）
第二十四条 无故迟到、早退达15分钟按旷课一节处理。（班长）
清洁卫生：（生活委员）
第二十五条 每日清洁卫生小组清洁不能按时完成者，不加分；逃跑者，扣5分，并罚做一周第二十六条 “一平方米卫生责任包干区”出现垃圾，经提醒不能及时清除者，扣2分
第二十七条 周末大扫除无故缺席者，扣5分
其他：
第二十八条 按规定要求穿校服，未穿校服者，扣3分；未穿完整者，扣2分。（体育委员）
第二十九条 仪容、仪表不合学校管理规定者，扣3分；烫发、染发，扣10分；以上行为责令限期整改，经提醒仍不改过者，交由学校学生处处理，并通知家长到校协助其改过。（班长）
第三十条 参于打架、斗殴，在校内吸烟、喝酒者，扣50分，并交由学校学生处处分，通知其家长到校协助教育改过。（班长）
第三十一条 如出现其他有损班级或学校利益和荣誉事件，据实际情形扣5-20分。情节严重者交由学校学生处处理，并通知其家长到校。（班长）
注：
① 一月结束班干部工作据其工作成绩评加职责分。
班委（0-20），课代表（0-8），小组长（0-8），清洁组长（0-5）（老师评，班长记）
② 班委会干部违纪二倍扣分
③ 一月内班干部重复违纪者，一律撤消其职务
④ 一月内连续三次相同原因扣分者，责令反省，并通知家长。
⑤ 每月积分班级前十名，班费奖励。
⑥ 每月积分60分以下者，与家长联系，齐抓共管。
⑦ 每月积分0分以下者，通知家长到校。
量化关系 篇6
“非智力因素”是亚历山大于1935年首次提出来的。之后韦克斯勒于1943年提出了“智力中的非智力因素”，1950年他又发表了《认知的、欲求的和非智力的智力》一文，就非智力因素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此文被作为智力因素概念正式诞生和科学研究的标志。
韦克斯勒认为非智力因素主要指人的气质和人格因素，尤其是人格因素，还应该包括先天、认知和情感的成分，但在韦克斯勒的概念中非智力因素还只是智力因素的一个部分。国内很多学者也对它做出了理解：例如“非智力因素是由个性倾向性，情绪和意志，气质、性格与认识方式构成”(申继亮，1990年)。“非智力因素指除了智力与能力之外的又同智力活动效益发生交互作用的一切心理因素”(林崇德，1992年)。“在意向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较稳定的心理特点就是非智力因素”(张旭东，1993年)等。
有一部分学者把智力以外的所有因素都称为非智力因素，例如生理因素，环境等客观因素。显然我们说到非智力因素时是针对人的心理因素，把这些客观因素归入非智力因素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笔者同意燕国材教授的观点，即广义的非智力因素指智力因素以外的一切心理因素，这是非智力因素的第一层次。狭义非智力因素主要由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构成，这是非智力因素的第二层次。另外，还可以按照这五个主要因素分成更加细小的一些可以供操作的分成，例如成就动机、求知欲望、学习热情、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自信心、自尊心、好胜心、顽强性、自制力、独立性等，这是非智力因素的第三层次。这样的定义使非智力因素概念的外延简洁明了，有利于测量操作。
二、国内非智力因素的测量的特点
（一）分两个阶段[1]
第一阶段是借鉴阶段(1985年到1987年)，第二阶段是自编量表阶段(1988年至今)。在第一阶段，因为对非智力因素的概念、结构和组成因素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所以国内学者都采用国外工具研究。例如《16PF》，Epstein和Meier的《建设性思维测量》(CTI), Franey和sedlacek的《非认知问卷》(NCQ)。但是学者们发现，非智力因素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都与《16PF》中的人格因素不一样。而CTI把“思维”这个智力因素的核心部分包括进自己的问卷中，这似乎不符合逻辑。而NCQ样本是白人，研究证明其对非白人或非传统的学生预测能力很低。于是我国学者便自行编制适合自己的非智力量表。
（二）自编问卷各有特点
洪德厚等编制的《中国少年非智力个性心理特征问卷》(CA-NPI)，包括六项非智力因素，即抱负、独立性、好胜心、意志坚持性、求知欲、自我意识。马加乐等人(1990)编制的非智力因素问卷包括成就动机、求知欲望、学习热情、自尊心、自信心、好胜心、责任感、坚持性、自制性、独立性十项非智力因素。李洪玉和阴国恩(1997)编制的《小学生非智力因素调查问卷》包括成就动机、交往动机、认识兴趣、学习热情、学习焦虑、学习责任心、学习毅力、注意稳定性、情绪稳定性、好胜心和支配性11项非智力因素。可以看出这些非智力因素各有不同，不过基本上是从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这几个方面出发的。
（三）研究围绕学习成绩
从1981年吴福元教授在国内提出非智力因素到现在，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是围绕非智力因素和学习成绩而做的，研究对象包括小学、中学到少数的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研究。这和我国的国情有关：我国的应试教育使学生、教师和家长都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且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成绩。
（四）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问卷编织技术来看, 有些问卷的题目文字比较笼统, 如“你是否有许多不同的业余爱好”, 这就比较含糊, 难以操作。[2]从问卷对象来看, 我国自编的非智力因素测量问卷基本上都是针对中小学生的, 尚缺少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进行测查的自编问卷;从对测量结果解释上来看, 目前非智力因素问卷给出的主要是受测者一些彼此相对静止的非智力因素, 很难用一个综合的指标反映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整体水平, 缺乏对非智力因素整体水平方面的动态特征分析。
三、非智力因素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一）学习成绩是非智力和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的来说，学者们认为成绩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洪玉和阴国恩[3]对1250名中小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水平进行了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的11个非智力因素量表的分数与被试的学习成绩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王金丽[4]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小学、初中、到高中阶段学优生、学困生非智力的发展趋势，并探讨了智力和非智力因素与学优生和学困生学习成绩的关系，结果显示：智力对学习成绩的贡献为21%，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贡献为59%。
（二）优良的、不良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不一样
优良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有促进作用，不良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具有抑制作用。聂晶、赵明、单林[5]研究表明，焦虑症状与学习成绩有极其显著的负相关，情绪不稳定和明显精神质倾向者对成绩产生不良的影响。王金丽[4]的研究发现自信心、独立性、坚持性、自律性、情绪稳定性、学习兴趣等非智力因素与学习成绩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杨莲清[7]用《16PF》对94名入学初期的学生进行测量，发现只有聪慧性稳定性、有恒性、敏感性四个方面与学业成绩有明显的相关，其中前三个因素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而后一个因素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
其实优良的非智力因素不都对学习成绩有积极的作用，只有一部分优良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有促进作用。符明弘和付金芝[8,8]共研究了六个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之间的关心，其中学习成绩与学生的抱负、独立性、好胜心等三个因素的相关非常显著，而与其坚持性、求知欲、自我意识等另外三个非智力因素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相关不显著。翟文平采用《中国少年智力个性心理特征》(1988年版)对34名初中学生进行了非智力测量，发现学习成绩与非智力因素中的抱负、坚持性、求知欲、尤其与好胜心这四个非智力因素相关显著，而与独立性、自我意识相关不显著。
（三）优良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起到作用需具备一定的条件
优良的非智力因素在一定的智力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学习成绩。大量的研究证明对于大部分中等以上智力的学生，非智力因素在提高学习质量方面比智力因素起到的作用更加大[9]。
非智力因素只有在中等适度的水平才能对学习成绩起到最大的作用，过高和过低的水平都会对学习产生不好的影响，语的学习兴趣也非常浓。但随着他们所学语言知识的增加，内容的加深，尤其是词汇量的增加，相近的词汇也日趋增多。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感到力不从心，渐渐地对英语失去了学习兴趣，甚至完全放弃对英语的学习，学生因学习滞后而产生厌学情绪。这样就导致他们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求知情趣淡化，主这符合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愉快的情绪有利于观察、想象、思维等活动的开展。但是情绪不稳定，即情绪过分兴奋或者过分低沉则会使个体易于在外界刺激下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从而不利于提高学习成绩。自信心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的评价自己的基础上的话，那就是不适度的，是过分的自尊或者过分的自大。
四、结语
广义的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一切心理因素。狭义非智力因素主要由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构成。另外，还可以按照这五个主要因素分成更加细小的一些可以供量化操作的分成，例如成就动机、求知欲望、学习热情、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自信心、自尊心、好胜心、顽强性、自制力、独立性等。这是非智力因素的第三层次。
我国非智力因素量化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借鉴阶段(1985年到1987年)。第二阶段是自编量表阶段(1988年至今)。国内有关非智力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非智力因素与学习成绩的关系而展开的，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学生的学习成绩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不是所有的非智力因素都对学生成绩有促进作用，只有优良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成绩才能起到促进作用。即使是优良的非智力因素也不一定都对学习成绩起显著的影响，优良的非智力因素中只有一部分对学习成绩有显著作用，同时它们对学习的正面影响必须以中等的智力水平为基础，并且在中等的、适度的水平上才能发挥作用。
摘要：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心理因素。我国研究非智力因素包括两个阶段, 主要围绕学习成绩作研究。中等、适度水平的非智力对学习成绩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非智力因素,量化,学习成绩
参考文献
[1][2]陈雪玲.非智力因素的测评研究述评上[J].海教育科刊, 2001, (3) :40-43.
[3]李洪玉, 阴国恩.中小学生学业成就与非智力因素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 1997, (5) :423-427.
[4][6]王金丽.优、差生非智力因素发展研究[J].心理学探新, 2000, (1) :28-37.
[5]聂晶, 赵明, 单林.关于非智力因素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调查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0. (2) :47-50.
[8]杨莲清.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心理因素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 1998, (2) .
[8]符明弘, 付金芝.农村学生非智力因素与其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0, (5) :15-17.
量化关系 篇7
关键词：特许经营,污水处理厂,风险关系,结构方程模型
0 引言
我国十二五计划中，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将继续高速发展，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总需约为1539.69亿元，有建设需求的城市共379个，占城市总数的比例为57.69%。毫无疑问，特许经营将成为对于各级政府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首选模式，不但合理解决资金筹措渠道，其建成后运营也更有效率及效果，对于私有资本这无疑是利好消息，但是特许经营模式牵涉到复杂的融资结构、合同文本及法律关系，使得项目的成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项目公司的角度，以现已建成运营项目为调研对象，通过综述项目风险并分析及量化风险关系，为项目公司控制此类项目风险提供依据。
1 风险研究概述
特许经营项目往往投资巨大、时间长、风险高，风险管理是项目成功地关键之一，风险问题的研究是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的研究重点。在检索到CNKI的文献中，以“项目融资”和“风险”为关键字，检索到240篇文章，其中2006年以来的论文共100篇，研究特许经营项目融资风险问题的文章共33篇。其分类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近几年对于特许经营项目融资风险的研究核心主要是风险识别以及风险分担和风险评价以及对单一风险的分析研究，但是现实中，风险很少独立存在，项目中风险大多项目影响、相互妨碍和助长。风险的这种相互影响就是风险关系。风险关系的研究能够避免孤立的识别及应对风险，有助于研究者更加系统的认识风险。通过风险关系的界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单独的风险估计，可以通过结构化的风险关系研究得出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于风险关系的研究国内外都比较少，H Pen研究了工程项目的风险生命周期和风险关系，给出了风险关系的分类[1]。赵恒峰、邱菀华等论述了风险间关系及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风险关系被分为四类：独立、依赖、并联、串联和混合[2]。梁涛在基于风险管理的软件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中，对风险关系进行了相关性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目标—风险关系模型，并用条件概率分析和层次分析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3]。王守清通过研究调研得到的国家层面、市场层面、项目层面风险因素间的影响矩阵较为全面的反映了风险之间的最初影响关系[4]。亓霞等在对我国PPP项目失败或出现问题案例的汇总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PPP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并给出了导致PPP项目失败的风险因素的关联关系[5]。
2 风险关系模型
基于已有的风险关系研究的知识，建立如图1所示的风险关系简图，基于假设：H1系统风险与项目的成功有正相关作用，与非系统风险有正相关作用；H2非系统风险与项目成功有正相关作用。
根据文献阅读及小组讨论，特许经营项目系统风险包括政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非系统风险包括建造风险和运营风险。进一步建立风险关系图2，图中风险关系基于以下假设。H3政府风险与建造风险正相关；H4政府风险与运营风险正相关；H5市场风险与建造风险正相关；H6市场风险与运营风险正相关；H7法律风险与建造风险正相关；H8法律风险与运营风险正相关；H9经济风险与建造风险正相关；H10经济风险与运营风险正相关；H11建造风险与运营风险正相关。
基于以上风险关系，建立特许经营污水处理厂的风险关系模型。由于风险项作为概念变量，其测量变量的获取性及测量变量的获取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差异性，另外对于已有相关资料的阅读，及小组讨论，认为对于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影响较小，同时为了使模型更有针对性，选取概念变量及建立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的污水处理厂风险关系模型如图3。
3 指标选取及建模
借鉴图3的风险关系模型，建立特许经营的污水处理厂项目的风险模型，指标的选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指标的选取一般遵循与现实相符的原则以及数据可获得原则，首先通过文献阅读汇总三级风险项，通过汇总风险项选取特许经营的污水处理厂项目风险关系指标如下：(1)市场风险的指标选取水质水量变化x1和价格变化x2。(2)政治风险的指标选取政府信用x3和政治决策失误与审批延误x4。(3)建造风险的指标选取工期或质量风险x5和成本超支风险x6。(4)运营风险的指标选取配套设施提供x7和技术风险x8。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后，根据现实经验进一步建立外源观察变量的测量残差间的相关关系，建立e2与e3共变关系，及e1与e4的共变关系，最终构建模型如图4所示。
4 数据正态性检验与模型拟合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数据，问卷对象为在特许经营污水处理厂项目有5年以上经验的经理级人员及业内学者，共获取20组有效样本数量，虽然满足SEM模型的最低样本数量（15个），但比较统计研究中所要求的大样本（500个以上）的要求远远没有达到，根据伯伦(Bollen K.A.)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变量不是正态分布，最大似然估计法的估计仍然是适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使数据能够尽量的符合正态分布。为使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本文将数据对数变换，然后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发现采用对数变换之后的数据能够很好的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文采用对数变换后的数据进行模型拟合。拟合结果如图5所示。
19.834，显著性概率值p=0.070>0.05，接受虚无假设，总体协方差矩阵与隐含模型限制的协方差矩阵显著相等。预设模型的参数个数为24，卡方值为19.834，自由度为12，显著性概率为0.07>0.05，为达到显著性水平，接受虚无假设，卡方自由度比为1.635<3.000,RMR值等于0.086>0.050,GFI值等于0.981>0.900,AGFI值等于0.942>0.900,PGFI值等于0.327<0.500,RMESA值=0.051<0.06,均表示假设模型与观察数据的适配度良好。
5 结论
通过对于特许经营污水处理厂的风险相关分析，发现各个风险的影响关系，这种量化方法对于特许经营风险的研究以及指导具体风险因素的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直接效应来看，即从路径系数来看，市场风险对于运营风险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这也与我们的经验相符，因此通过严格的措施控制市场风险，对于运营稳定目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间接效应看，即从相关系数来看，政府信用与价格变化的相关性关联不大，而审批延误与水质水量的变化的正相关性比较明显，这与我们日常的经验是相符的，审批的延误程度会直接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对于已经完成可研的项目其运营期间水质水量的会产生明显的变化。污水水质水量变化与配套设施不完善的相关关系是最为显著的，这是易于理解的，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对于污水的搜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影响污水水质水量的变化。
参考文献
[1]Hpen.Risk lifecycle and risk relationships on construction project[J].Int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1994,86(12):12-16.
[2]赵恒峰,邱菀华,黄斌江.风险间关系在研究及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1996,56(10):45-48.
[3]梁涛.基于风险关系研究的软件项目风险管理[D].西安:西北工业大学,2006.
[4]Shou Qing Wang etc.,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on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2003,2(3):237-252.
量化关系 篇8
1、建筑层数与节约用地关系的定量模拟
为了对建筑层数与节约用地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我们采用建立“典型单元模型”的方法进行探讨。从住宅建筑基底和住宅之间必要的日照间距用地出发,暂且排除对住宅建筑长度和住宅建筑间错排列等因素的考虑,一幢住宅的占地面积可以简化为图1表述的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计算典型单元用地面积的公式:
(1)典型单元用地面积M=住栋面积A+住栋周围面积B;
(2)住栋面积A=住栋面宽L×住栋进深d;
(3)住栋周围面积B=两侧用地面积C+前后用地面积D;
(4)两侧用地面积C=防火间距a×住栋进深d;
(5)前后用地面积D=(住栋面宽L+防火间距a)×日照间距系数k×(建筑层数c×建筑层高h+室内外高差+檐口高度-底层窗底高度);
假定计算住栋前后间距时,室内外高差(一般0.3~0.6m)与檐口高度(一般0.3~0.6m)之和与底层窗底高度(一般0.9~1.2)相互抵消,由此得到简化后的典型单元用地面积可用下式表示(推导过程略):
M=(L+a)·(d+k·c·h)
其中,a——防火间距,当建筑高度<24m时,取6m;当建筑高度>24m时,取13m;
b——满足日照要求的建筑间距;
c——建筑层数;
d——住栋进深;
h——住宅建筑层高;
L——住栋面宽;
k——日照间距系数;
注:节地率是指每增加一层所减少的单位建筑用地与原单位建筑用地比值的百分数。
注:(1)各类型住宅建筑都设置一层地下建筑;(2)资料来源:《南京工程造价信息》2001年7月P42~46
研究建筑层数与节约用地的关系并非以典型单元用地面积数值M来衡量,而应计算出单位建筑面积所需的用地M0,M0的计算公式为M0=M/(L·d·c)。依据经验数值,这里假定住宅建筑面宽L为60m,进深d为12m,每层层高h为2.8m,日照间距系数k取1.0,侧向防火间距a当建筑高度<24m时,取6m,当建筑高度>24m时,取13m,由此计算出住宅建筑层数与单位建筑用地面积和容积率的关系,如表1,图2。
图表显示,住宅建筑为低层和多层(2~6层)时,每增加一层的节地效果十分显著;中高层住宅(7~9层)的节地效果也较明显,由于现行规范中缺少对中高层建筑侧面防火间距的规定,计算中按照建筑檐口高度超过24m即为高层建筑的规定来确定侧面防火间距,当住宅建筑为9层时,总建筑高度一般将超过24m,因此,山墙间防火间距加大,节地率在此出现转折;当层数超过12层以后,每增加一层的节地效果逐渐微弱,超过15层以后的节地率已经不到1%。
从住宅容积率方面来考察,可得出相同的结果。图表显示,住宅容积率随着住宅层数的增加而增大,低层和多层住宅增加的幅度较大,住宅层数9层时出现转折(理由同前所述),当住宅层数超过9层以后,图中曲线趋于平缓,容积率增长的幅度开始减小。如果考虑到高层住宅需设置电梯,结构及各种服务辅助面积都有较大增加,住户的实际使用面积系数降低,则高层住宅的节地效果就不太显著了。
2、建筑层数与建筑造价的关系
天津大学聂兰生教授和舒平博士以天津为例,对住宅建筑层数的经济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按目前天津市的定额住宅土建费为620~650元/㎡,中高层住宅土建费为900~1000元/㎡,高层住宅土建费为1300~1400元/㎡,各类住宅的配套设施费(不含土地批租费)均为550元/㎡,则多层住宅的建造成本为1170~1200元/㎡,中高层住宅为1450~1550元/㎡,高层住宅的成本为1850~1950元/㎡,由此得出不同住宅类型混合时的平均建造成本:
由此得出高层+多层住宅模式只有当高层住宅所占比例在50%以下时,才与中高层住宅的成本相似,因而从节约用地和建筑造价的经济性综合考虑,中高层住宅的经济效益优于高层住宅为主的住区2。
我们对南京不同层数住宅的建造成本分析同样显示出中高层住宅建造的经济性。(表2)
影响住宅层数的经济因素还包括建筑施工技术和电梯制造技术的发展。如新加坡早期公共组屋建设由于经济的原因平均多为12层,主要是这种层数住宅建筑的木模板系统可以多次重复利用,而当超过12层时,采用的木模板体系仅能重复使用三次。层数选择的经济性与采用的建筑结构也密切相关,如采用钢与钢骨建筑结构时,较经济的建造层数也是11~12层的建筑。自高层建筑兴起以来,电梯系数就成为决定住宅尺度的重要因素3。在每部电梯价格昂贵的状况下,每增加一部电梯对整个工程造价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因而设计时必须考虑规范限定的每部电梯服务之最大单元数和服务层数,以充分发挥每部电梯的经济效益。目前许多学者建议5层以上多层住宅应设置电梯,如此,相对多层建筑电梯设置的经济性而言,发展中高层住宅将更为有利。
3、影响层数选择的环境及心理因素
深圳市吉和田公司及《投资导报》调研专版1997年4~5月间对深圳市610个家庭住房观念的调查表明,对“中国人习惯住在多层住宅里”这一观点持赞成和不赞成态度的人几乎各占一半,赞成的为46.9%,不赞成的为44.3%;从年龄构成来看,20~34岁之间的青年人对习惯住多层的赞成率为50.0%,略高于不赞成46.0%的比率,35~49岁的中年人不赞成这一观念的比率(47.8%)略高于赞成的比率(40.3%),而老年人赞成这一观点的比率显著增高,为66.7%;从学历构成而言,处于最高和最低学历两端的居民对这一观念的赞成率较高,而中间学历赞成和不赞成的比率基本接近。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居民对选择多层和高层住宅的意愿并无十分明显的限制,特别是年龄处于35~49岁之间最具购买实力的人群对高层住宅的选择反而更高。
从视觉感受而言,中高层住宅的高度一般在30米左右,这恰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符——即人的视线清晰度范围在30米以内,也就是说在这一距离内居民可以从中高层住宅的较高楼层清晰地观察地面的活动(如监控在地面场地活动的儿童等),此外这一高度尚能满足居民亲近自然、接近地面的本能要求,因此中高层住宅的接地性较之高层住宅明显优越(高层住宅的较高楼层对地面的视觉清晰度明显减弱)。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土地承载力匀质条件下,城区无历史文脉限定的零星地段,为节约用地以7~9层的中高层和10~15层的小高层住宅为宜。
4、对我国发展中高层住宅的再认识
我国对发展中、高层住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为确保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居民生活环境的良好发展,不断扩大绿化面积,适当增加住宅层数,提高绿地率是改善住区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景观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建筑密度逐渐减小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开发商经济利益,达到社会、环境、经济效益统一,在一定限度内应允许适当提高建筑层数,增加开发的总建筑面积,使小区景观环境质量得到提升的前提下,亦能保证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和开发商的经济利益。这是近年来小区建筑布局趋向“高层低密度”,以及高层、小高层电梯公寓受到城市居民和开发商青睐的重要原因。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也曾宣扬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力量反映崭新的时代精神,他规划设计的“明日的城市”、“巴黎伏瓦生规划”和“光明城市”三个方案,中心内容都是用低建筑密度的高层建筑和便利的快速交通来解决问题。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绿色摩天楼的规划与设计方面,他认为与分散式的城市布局相比,高层建筑更具有生态上的合理性4。“高层低密度”如今成为解决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矛盾的有效方式。
摘要：城市住区建设与节约用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增加住宅层数是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有效方法。文章通过建立“典型单元模型”的方法,探讨了建筑层数与节约用地的量化关系,并对建筑层数与开发建设的经济性,居民对高层建筑接受度进行了探讨。指出目前“高层低密度”已经成为解决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矛盾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建筑层数,节约用地,层低密度,中高层住宅
参考文献
[1].目前政府规划条件中建筑高度一般限制在18层以下,建筑密度一般控制在20~30%的范围内;
[2].舒平、汪丽君、宋令涛,住区规划与大城市住宅层数发展策略研究,城市规划,2002/3
[3].电梯系数是指一幢住宅中每部电梯所服务的住宅单元数
量化关系 篇9
金融生态概念最早由周小川[1]提出, 将生态学概念应用于金融领域, 用来阐释金融体系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环境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吸引资金流入, 形成资金集聚的“洼地效应”,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而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金融生态环境各方面的改善, 从而形成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实际上就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互动机制的有效性。
1 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与经济的相关性, 国内外学者大多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来衡量, 忽视了金融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直到“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 学者们才开始逐渐关注内外部环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冲击, 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动态作用。
贾新政[2]分析了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区域差异的成因, 提出从当地产业优势出发, 建立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有效的法律体系, 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黎和贵[3]从法律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环境等方面研究了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进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分析认为,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高效配置金融资源, 增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王文荣[4]对沈阳老工业基地的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 从社会信用意识、银企关系、法律与执法体系等方面分析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制约, 提出优化发展路径。陈学华、张文政[5]通过对四川井研县的实证分析, 论证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使该县经济金融双输的局面得到扭转, 强调金融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刘武、何水[6]具体分析了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若干问题, 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并提出优化金融生态的发展策略。崔健、刘东等[7]对京津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探究,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金融生态各子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对比研究了京津冀不同地区的动态影响, 提出各区域发挥自身优势,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逯进、华玉飞[8]采用线性可加模型, 针对我国中东西部不同区域, 研究了金融生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并实证研究其关系的稳定性, 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分析, 认为金融生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导致其影响的差异性, 但两者总体趋势一致。
从上述文献发现, 国内学者多注重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未能重视两者发展的协调性, 因此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在共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未能得到很好的验证。甘肃省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省份之一, 经济发展处于稳步上升期, 研究其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 对两者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及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耦合协调的理论模型
2. 1 理论模型架构
耦合系统通过研究构建的模型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反映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变的特征与规律[9,9]。耦合度指标度量了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作用的协调程度及其所处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预测系统的发展演变趋势并促进建立两者的协调机制。通过建立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模型, 得出两者的耦合程度, 进而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10]。耦合度具体的函数关系式公式为:
金融资源环境—经济增长双系统的耦合函数可表示为:
式中, C∈[0, 1]为耦合度值, U1表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U2表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①当C= 0 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最小, 系统间无关联。②当C∈ ( 0, 0. 3]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处于较低水平耦合阶段。③当C∈ ( 0. 3, 0. 5]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处于颉颃时期。④当C∈ ( 0. 5, 0. 8]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进入磨合阶段, 两者间开始形成良性耦合。⑤当C∈ ( 0. 8, 1]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处于高水平的耦合阶段。⑥当C= 1 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最大, 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11]。外部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使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退化到之前的耦合阶段。
耦合度仅能判断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 而协调度模型可更好地评判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公式为:
式中, D表示协调度; C表示耦合度; T表示综合协调指数, 反映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协同效应; a, b为待定系数。根据甘肃省的发展实际, 咨询有关专家建议, 取a = 0. 6、b = 0. 4。在实际应用中, 取T∈ ( 0, 1) , 从而保证D∈[0, 1]。
2. 2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三大类型: 当0≤D≤0. 4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衰退区间, 系统尚未形成协调发展趋势; 当0. 4 < D≤0. 6 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过度区间, 系统发展勉强协调; 当0. 6 < D≤1时,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处于协调发展区间, 两系统之间形成良性协调态势, 系统之间呈现和谐的发展关联性[12]。在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见表1。
3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综合指数计算
3. 1 指标体系构建
有关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2005 年社科院金融所发布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13], 从经济基础、企业诚信、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八个方面综合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 此后国内有关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参考李杨等[14]、韩廷春等[15]、常相全等[16]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 结合甘肃省发展现状及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从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居民生活、政府行为、社会信用文化五个方面建立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具体评价体系指标间见表2。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 国内研究多以GDP、人均GDP、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衡量。本文中经济发展水平为经济总量水平, 考虑到甘肃省经济发展实际, 采用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3. 2 数据来源
选取1995—2014 年甘肃省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居民生活、政府行为、社会信用文化五个方面19 个指标的样本值, 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甘肃发展年鉴》 ( 原《甘肃年鉴》) 、《甘肃金融年鉴》和1996—2014 年的《甘肃农村年鉴》, 2014 年数据来自2014 年的《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3 量化处理与耦合演变轨迹评估
由于数据间的数量级与量纲不同, 对原始数据运用非零变换处理的极差标准化公式进行计算, 避免耦合度为0 而背离经济实质[17], 其公式为:
式中, Zij∈[0, 1]是指标准化值; Xij为某一指标的属性值; max Zij、min Zij为该指标在时段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为了得到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单一指标, 本文运用SPSS19. 0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确定各项指标权重。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各分项指标进行赋权, 计算出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数。由分析结果可知, 原始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 573 > 0. 5; 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小于0. 05,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12]。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 根据其权重并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 通过式 ( 7) 确定公共因子得分:
式中, λi为第i个综合因子在公因子Fi上的载荷值, Wi为以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后第i个综合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则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4 农业经济与农村金融耦合度分析
4. 1 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度计算
通过上述计算可得到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单一综合指数, 将数据带入式 ( 2) , 即可求得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 由式 ( 3) 和式 ( 4) , 可得到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 表3) 。
4. 2 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分析
综合指数分析: 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数来看 ( 图1) , 甘肃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1整体上呈递增趋势, 1995—2014 年U1由0.0383 上升到0. 8978, 年均增率17. 08% , 说明20 年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社会整体发展良好。由经济增长综合指数U2可见, 甘肃省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运行状况良好。1995—2010 年, 甘肃省经济增长综合指数落后于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即U1>U2, 两者处于经济增长滞后型的初级耦合阶段, 两者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互动发展机制, 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很好显现。在此阶段内,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经济保持增长,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为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质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1—2014 年甘肃省经济增长快速发展, 经济增长综合指数超过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即U1< U2, 说明两者之间逐渐形成良性的互动耦合机制, 金融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 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有序运行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 1995—2014 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由0. 4170 上升到0. 5024, 整体上处于颉颃阶段, 改善幅度相对较小。1995—1997 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处于上升阶段, 从颉颃阶段进入磨合阶段; 1998—2002 年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出现回落, 重新回到颉颃阶段, 到2002 年降至0. 4507; 2003—2014 年, 系统耦合度回升, 之后呈小范围波动趋势, 并始终处于颉颃阶段, 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交互耦合的紧密性, 两者在不同时期耦合的强度、重点均存在一定差别。
1995—2014 年,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度呈上升趋势, 协调度从0. 1063 上升到0. 6846, 上升幅度较大 ( 图2 ) ; 协调等级由中强度关联严重失调改善至中强度关联初级协调, 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度不断发展, 两者之间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1995—2005年,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衰退期, 由严重失调发展到轻度失调, 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 年均递增12. 49% 。该阶段内,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尚未形成协调发展的良性趋势, 两者耦合协调程度较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与耦合协调度变化相吻合。②2006—2011 年,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过渡协调阶段并保持上升趋势, 协调度由濒临失调提升至勉强协调, 年均递增5. 98% 。在此期间, 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持续上升, 且经济增长水平超过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说明两者间开始形成协调机制, 系统间协调性得到改善并呈良性发展态势。③2012—2014 年,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协调发展期, 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勉强协调改善至初级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年均递增3. 44% ,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自此形成协调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该时段内,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保持上升, 经济增长水平持续超过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 对1995—2014 年甘肃省经济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度, 可得出以下结论: 1995—2014 年, 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均呈上升趋势, 前期经济增长落后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 但随着两者的协调发展, 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综合指数超过金融生态环境指数; 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交互耦合作用基本处于颉颃阶段, 两者耦合程度较低, 仍处于中低水平; 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 由严重失调发展至初级协调, 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间正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