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共8篇）
篇1：国内经济增长
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急剧动荡，在这里危机的时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委紧密结合当前工作重点，着力突出实践特色，把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抓手，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近期，委党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周密部署，超前谋划，各有关司局快速行动，连续奋战，及时把中央各项促
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落实到位，不断丰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
一、深入分析，及早谋划，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最近几个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确估量当前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影响，事关对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事关宏观调控方向、力度和节奏的把握。面对严峻形势，委党组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等单位专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政策措施建议；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解振华同志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和中央党校、体改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为克服形势变化较快、统计数据相对滞后的困难，张平、张国宝、解振华、朱之鑫、张茅、彭森、张晓强、杜鹰、穆虹、刘铁男、苏波等委领导分别带队赴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地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情况。在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委领导及时谋划，适时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
一是组织召开20个单位参加的部门协调会，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的要求，分解落实国务院4季度工作部署，确定了包括“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八项具体工作的分工；二是针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回落较快，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提出了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建议；三是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研究提出了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十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建议。
二、抢抓时间，突出重点，认真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
11月2日下午，接到国务院领导紧急指示后，我委汇集精干力量，在前期大量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仅用12小时就完成了“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建议、初步形成方案的工作，其后在48小时内4次修改完善向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汇报稿。经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我委的汇报稿，温家宝总理作重要指示，并议定今年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11月6日上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后，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委对“十项措施”作了最后修改完善，于当日晚间以中发18号文正式转发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后，在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统一要求，全委群策群力，分秒必争，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新增1000亿中央投资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非常突出：一是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亿元；二是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340亿元，占到了1000亿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50亿元；四是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了130亿元；五是用于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了120亿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安排了60亿元。这六方面还可以分解为40个左右分项，当前我委正全力以赴做好工作，保证这些投资安排尽快落实到项目上。
由于全委上下一心，昼夜奋战，投资安排目前正逐步落实到位。比如水利方面的新增投资主要安排了农村安全饮水、大型灌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南水北调等重要水利工程，同时研究提出了江西峡江水利枢纽、贵州黔中水利枢纽、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新疆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的审核意见，现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农业方面安排了国有农垦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方面，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农村沼气建设的新增投资也已落实到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总体原则下重点考虑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并优先考虑列入交通“卡脖子”路段解决方案中的“短平快”项目，以有效缓解部分区域运输紧张状况。目前，由基础产业司负责的年内新增中央投资的交通部分，已全部落实到铁路客运专线、煤运通道和西部干线铁路、国家高速公路及农村公路、中西部支线机场和西部干线机场等具体项目。在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中，涉及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有130亿元，也已全部到位，具体落实到了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中医院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领域新增的投资已经全部落到实处，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试点项目、重点工业污染治理项目三个方面。支持自主创新是本次中央新增投资的重要方向，共安排16亿元中央投资，重点支持四个方面的建设，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生物、航空等领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和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已经全部落实。其他目前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投资安排，相关司局正在抓紧落实，将于11月23日前全部下达完毕。
三、跟踪形势，强化责任，切实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委党组深刻认识到，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发改委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要把能否履行好职责、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作为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是不是真正取得实效的重要衡量标准。党组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全委上下都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要继续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自觉地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同做好发展改革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下一步，一要密切跟踪形势，准确判断国内外经济的走势，及时把握可能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二要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细化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应对措施；三要狠抓工作落实，当前重中之重是要把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快见到成效。
篇2：国内经济增长
摘 要：国内市场整合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利用冰川模型测度市场分割指数，通过1985―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国内市场出现整合趋势，但“囚徒困境”仍存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之中。同时，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市场分割出现传导途径多元化、传导手段隐蔽性的特征，其作用效果的体现主要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度、地方保护和国有经济比重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深化分析。其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减少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健全区域合作利益补偿机制，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市场分割,市场整合,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项目编号：13&ZD022;吉林大学“985”工程资助项目“中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释放出的制度红利。在实践中，这一改革历程具有明显的地方分权特征。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联系更为紧密，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并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地企业亦在竞争中得以进步。[1]然而，地方政府在积极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其保护地方经济的冲动也得以加强。[2]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国内市场分割开始出现，并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国内市场整合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原因在于，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市场价格的形成，它保证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了市场对资源基础性的配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逐步确立，国家制定了多项措施反对地方保护行为，阻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逐渐消除。然而，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过程中，采取分割市场政策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其对市场的管束手段呈现出多元化和隐蔽化的特点。尽管地方保护造成的市场分割在某一特定时期会促进经济增长[3]，但就发展全局而言，统一的国内市场更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也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或整合)的趋势存在着一些争论，但都认为中国区域间的市场分割是一个严重问题。究其原因，国内市场分割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基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制定的差异化政策，虽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经济发挥了激励作用，但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中被蚕食，相对的制度红利逐渐消失。而出于地方利益的考量，尽管市场分割不利于区域间竞争和发展全局，但仍然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由此可见，削弱地方干预、推进国内市场融合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1我国国内市场是趋于整合还是加剧分割?市场分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市场分割指数的假设前提进行再修正，重新测度市场分割指数，并基于更长的时间段上对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二是证实了全国和地方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的非一致性，即意味着“囚徒困境”仍存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之中;三是考虑到市场分割传导途径的多元化、隐蔽化等特征，从多种因素上对此深入开展分析，并试图理顺其内在机理。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节对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和回顾;第二节通过对测算市场整合程度的不同方法的利弊分析，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价格指数法，并对其假设前提进行再修正，利用计算值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趋势进行分析;第三节构建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并从整体上和分阶段上进行实证分析;第四节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进行分析，计算出影响程度的大小，对两者关系进一步证实;第五节是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中国区域间市场分割的讨论始于Young()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巩固既得利益而违背了资源配置的规律，这种对地方经济的人为扭曲加剧了区域市场的分割[4]。此后，国内市场分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吸引一些学者就此主题展开研究。
篇3：国内经济增长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市场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派一致认为, 货币量对经济发展无实质性的影响, 但与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诸如证券业的建立和银行业的发展等, 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指出, 慎重的银行活动, 可增进一国产出, 但增进产出的方法, 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Schumpeter将金融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 他在《经济发展原理》中写到, 金融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 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向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家融通资金, 并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 其主要论点成为了经济学家Mc Kinnon的金融发展理论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 Gurley发展了Schumpeter的理论, 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即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发了后来大批的学者关于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假说。上述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主要观点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归咎于金融抑制, 主张在国家或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他们创建了一个计量模型, 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进经济的增长, 同时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 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将内生增长和金融中介 (或金融市场) 直接加入模型中, 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缺陷置于理论模型之中, 使模型与实际情况贴近, 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Andrew Weiss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出发, 提出信贷配给观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了信贷资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在弥补货币市场的某些不足, 并和货币市场一同成为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 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Thorsten Beck利用虚变量将市场环境、会计方法等外生变量纳入模型, 发现经济增长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决策建议上, 文中认为有效的市场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要求。
自90年代以来, 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 西方经济学家还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Levine系统地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 他使用了4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 并运用了全球57个国家26年的相关数据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 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检验。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GDP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著即金融发展是实际GDP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之类的影响因子, 使假设的模型更加贴近与现实经济行为, 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论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状况。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 国内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 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卫国 (2003) 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规模、市场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实证得出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 其相关系数为0.4708。结果说明了金融业的发展存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曹云川等 (2009) 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近28年来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关系显著, 具有时空特征,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并不能促进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结论
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历程和成果, 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 较充分地介绍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 我们可以看出:
1. 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成熟, 而国内的文献主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方法对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关系开展实证分析, 得出了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至于经济增长如何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
2. 实证分析论证不足, 尽管有详实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工具, 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现有实证研究在相关指标设定、数据的选取、变量设置和计算方法等方法方面, 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 各种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3. 目前,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 这本身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现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分析, 但仍然显得单薄, 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参考文献
[1]王晓勇《.金融发展理论与经济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篇4：国内经济增长
国务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地震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很大，经济上直接影响主要在小部分农产品价格上，但不会改变中国粮食供求总体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趋势。”
业内研究机构对“地震是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是普遍做出了判断，灾后由于交通中断、物资供应方面会相对紧张，可能会加剧部分地区的通货膨胀。但灾后重建可能会引发当地固定投资反弹，刺激经济的增长。
据国泰君安策略分析师翟鹏分析，本次地震将对四川地区的经济生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全国经济增速和当地企业的收益，但从中长期来年，因为地震影响地区面积较小，受灾地区的经济也不很发达，与直接导致一部分铁路和高速公路主干道瘫痪的冰雪灾害不同，地震只会影响到某些地区性的交通系统，因此，其实质性影响将小于一季度的雪灾。
银河证券研究人士认为，突发的汶川地震属于局部性灾害，且汶川并非经济发达地区，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利润的整体影响有限，也不会改变市场中期的反弹格局。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表示，此次灾害的影响，对于四川省本身的经济影响可能都有限，“天灾不会改变经济运行的趋势”。
地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四川的总产值占中国GDP的总量不到4％，而汶川县的GDP仅占四川省GDP的0.4％左右，但由于四川是农产品供应大省和生猪生产基地，对中国农产品的贡献度占到8％，地震仅仅可能轻微地影响农产品的价格，但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巴曙松说：“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有8年时间粮食在出口，只有2年时间是进口的，其中仅油类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目前，国内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还有少部分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地震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粮食供求总体平衡的局面。”
据巴曙松预计，中国下半年物价会有所回落，从今年上半年1-4月份物价情况来看，完成全年4.8％左右的通胀目标回旋余地很小，中国经济可能结束低通胀、高增长，进入一定的物价上涨和较快经济增长的组合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2007年物价高涨从下半年开始，在基数较大的前提下，下半年CPI涨幅会回落到6.5％至6％以下，但具体涨幅还要看下半年农产品供应状况以及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等。
地震对股市的影响。
此次地震后，股市也出现了暂时的狂跌，但据专家分析，此次地震对投资者心理层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给A股市场带来一定的波动，但A股市场的走势并不会因此改变，中期反弹行情仍然值得期待。
据中信证券的分析师分析，地震对A股市场短期内会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实质性的，没必要过分夸大。但他也表示，目前市场的投资情绪比较浮躁，因此稳定刚刚有所恢复的投资信心是第一位的。
联合证券也赞同上述的说法，他们认为，由于近来负面事件相对集中，此次震灾对市场心理层面的影响可能会超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损失，对局部公司而言，生产因地震而遭受破坏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灾后重建也会使个别公司受益。
央行近期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招待报告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了4.1％，但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还不到1％，民币对美元升值，但对欧元等一揽子货币却在贬值，并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可能还不如美元对欧元贬值幅度，下一步将进一步关注人民币有效汇率。针对近期市场关于人民币升值已经基本到位的说法，巴曙松表示，人民币升值趋势主要依赖于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走势、人民币有效汇率以及国际收支状况。通过汇率灵活波动、人民币适度升值仍是反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在物价上涨较高、进口初级产品占比较大的情况下，适度升值对抑制物价上涨效果更为明显。
篇5：国内经济增长
2017年柬埔寨GDP增长率和公寓租金与国内对比
国际咨询机构RENTCafé日前发布一份报告：2017在全球30个主要大城市的CBD中心，租一个一居多少钱室公寓要？
结果显示：北京以平均租金1900美元/月排名第15位；上海以平均租金1910美元/月排名第14位。而排名第一的美国纽约，平均租金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680美元/月！
☉深圳，平均月租金：$1,520
这些令人咋舌的天价租金在让人们惊叹的同时，也让许多人好奇：为什么即使居住成本如此之高，仍不断有财富精英向CBD涌来？
☉香港，平均月租金：$2,740 那么，我们就以排名第一的美国纽约CBD为例，去寻找世界各地的财富领袖对其趋之若鹜的背后秘密！
中心·繁华
国际视野下的财富领地
合和海外地产官网：http:///
在纽约最为繁华璀璨的城市核心，有一座被人们称为华尔街王冠宝石的大楼——川普大楼，被世贸中心、华盛顿广场、中央公园等全世界知名的建筑景点环簇而立。在这寸土寸金的中心地块，这座低调却显赫的大楼吸引着诸多社会名流、财富玩家隐居于此。
△纽约川普大楼外景
都会·尖端·公寓
全球财富玩的共同选择家
正如隐藏在川普大楼的城市公寓一样，这些租金高昂、面积精微、隐藏在城市中心最显赫地段的城市公寓，被世界闻名的高端购物中心和金融大厦所包围，深受富商巨贾、世界名流们衷爱。
纽约川普大楼内景
人们这样解释他们热爱城市公寓的原因：“城市的精英们，往往是既追求工作效率的忙人，又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懒人。
选择中心公寓，你既可以把这里作为休憩歇工作生活无缝转换，同时还有高额的租金回报，让人无法拒绝。”息的行宫，也可以在这里享受忙里偷闲的下午茶时光。而放眼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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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国家银行(央行)4日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柬埔寨经济增长率为6.9%，继续保持发展强势。
柬央行行长谢振都在当日“2017年工作总结暨2018年工作目标报告”中表示，柬国家外汇储备金增至87亿美元，可保证6个月的产品与服务进口需要，2017年国家宏观经济继续保持稳定。
2017年6月，世界银行宣布，从2016年7月1日起柬埔寨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篇6：国内经济增长
一、技术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技术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在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资本、设备以及原材料的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仅占5％～20％。表1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当时经济远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而今，各发达国家多以集约型增长取代了粗放型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作用上升为60％～80％。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革命性改变（见表2）。
表1 二战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1990年为100
附图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
表2 新技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王宪磊，《全球“新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上半期技术实力情况中，美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相对应的技术实力也最强；60年代下半期西德的技术开发能力排名第二，其技术实力也居第二位；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开发能力位居第三，技术实力分别为第三、第四；日本技术开发能力为第五，技术实力也在第五位。随后日本由于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水平，其技术实力相应得到提高（见表3）。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的技术实力与其技术开发能力相对应，技术开发能力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实力水平，从而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表3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实力与技术开发能力指数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
二、发达国家出口结构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美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方向。根据美国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统计数据，所描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增长过程中是吻合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技术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日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但实际GDP增长率则在长期中呈下降的趋势（见图2），其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高度增长期”，即1956～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10％；“稳定成长期”，即1975～1990年是4％；“低速增长期”，即1992～降为1％。通过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劳动的投入量对全要素生产力（TFP）的贡献份额，对决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
附图
图1 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附图
图2 1961-19日本实际GDP增长率
附图
图3 影响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来说明，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33.3％，而在稳定成长期为19.2％，在平成不景气期为0。因此，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主要贡献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
对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作类似研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4），同样说明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上大致吻合，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附图
图4 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三）英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增长平缓，1988～GDP年均增长率为2％，
篇7：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篇8：国内经济增长
作为现代经济“血液”的金融,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金融功能已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能够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理区域,以低成本快捷地实现 ( 石沛、蒲勇健,2011) ,从而形成了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高度集聚的现象。金融产业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 ( 石沛、蒲勇健,2011; 丁艺等,2010) 。金融产业集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综合国内外学者探讨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的主要观点有3种: ( 1) 证实金融集聚,对资本、知识技术和创新等经济增长的关 键因素有 正效应 ( Kindle,1974; Audretsch & Feldman, 1999; Bossone, 2003等 ) ; ( 2) 认为金融集聚,能有效降低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成长动力 ( 潘英丽,2003; 连建辉,2005等) ; ( 3) 指出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和信息扩散等,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突出的推动效应 ( 黄解宇,2006; 林江鹏,2008; 张世晓,2010; 王保庆,2012等) 。综合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和国际金融集聚区发展,我们还可以概括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发展完善、功能齐全的金融集聚区,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进而推动资本流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而且保持增长的势头。伴随着金融业规模的扩大,中国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集聚现象也是风起云涌。如北京金融街的金融资产占全国60% 以上,上海浦东金融区聚集了600多家金融企业 ( 李静霞、丁艺等,2009,2010) 。尤其是金融集聚程度最高的上海,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 陈文锋、平瑛,2008) 。因此,金融集聚是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 ( 孙维峰、黄解宇,2012) 。我们预计在经济金融化日益增强的发展趋势下,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更为深刻。然而,现有文献在分析金融产业集聚现象及其影响的过程中,对市场一体化与金融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关注甚少。实际上,一方面,市场一体化是影响金融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和水平上,金融产业地理集聚水平、集聚区域经济增长的水平将呈现较大的差别, 极端情况是,如果市场完全分割,金融产业将无法有效形成集聚,地区金融分工也无法很好展开; 另一方面,金融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是市场一体化的镜像,金融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表明要素流动性增强,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市场日趋整合 ( Naughton,1999; 陈敏,2007; 赵伟,2009; 吴三忙,2010; 梁琦,2012) 。其在私人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资源等要素流动及其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鉴于此,本文以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程度,作为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在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国内市场一体化,是否推动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理论研究
2. 1 金融集聚、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的关系
金融集聚是指在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金融产业的参与者包括银行、监管部门、中介机构, 依据市场经济准则,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的相互联系,从而产生该地区金融机构密集程度和种类都达到比较高水平的经济现象 ( 冯晓春, 2010) 。金融集聚发展不是金融业单独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在金融集聚发展的初期阶段,更是与其他产业集聚发展存在密切关系。集群企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使得新知识、先进技术及创新成果可以在集群内加速外溢,而这种外溢离不开金融集聚的支持。因此,金融集聚能够实现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与时间,使得企业在空间上的选择也更为自由,促使各地区经济有可能实现专业化,获得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伴随区域经济增长的是区域内投资与消费能力的提高,必然要求金融产业为其提供更大规模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这就需要容量较大、交易灵活与方式创新的金融市场给予资金融通与各类金融服务支持。在寻利驱动下,金融资源开始向高效率的部门和地区转移, 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部门集聚现象,随着金融相关产业的发展与集聚及循环累积效应,金融集聚程度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从国内市场一体化看,在市场一体化水平很低的状况下,地区之间产业体系大而全,不存在专业分工,产业结构没有差异,产业集聚率水平相同,不存在产业集聚,也就没有区域经济增长的良好推动力。但随着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区域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商品流、资本流和劳动力流将在区域内外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使得该地区产业很快出现集聚现象,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与产业关联,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伴随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是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投资增长的结果必然是产出增加,随着本地产出的不断增加,开拓国内市场的需求也会增大, 此时分割市场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市场分割越来越难,市场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 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区域内人们的收入也会大幅提高,消费能力也会大大提高,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与商品差异化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使得本区域产品开拓区域外市场的动力不断地增强,同时迫切需要区域外商品能满足本区域内消费需求,这些直接导致区域间商品流量的增加, 使得市场分割不断减弱,从而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形成。金融集聚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在,金融集聚区在刺激本地区金融市场与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促进与金融业相关的产业发展与集聚,因为集聚可以引致大量的外部资源,如高端的人才、广阔的市场及丰硕的资本等,这些都能促进当地的交通运输业、通信业、房地产业、计算机网络技术产业等的发展,对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形成十分有利。此外,在较高的金融集聚条件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企业更倾向于与区域内的金融企业进行往来,从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金融产业与本地产业交往的本地偏好现象,这对区域内市场一体化的形成非常有利。
2. 2 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与本文研究思路,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模型中,GDPPit、MIit、FAit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市场一体化和金融集聚。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β1,…,β3,δ为待估参数,表示相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ηi为地区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0为常数项。i,t分别代表省市和时间。
本文采用模型 ( 1) 来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讨论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在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参照刘维奇 ( 2011) 的方法,我们在模型 ( 1) 中引入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程度与金融集聚的交互项,得到如下的表达式:
根据刘维奇 ( 2011) 的研究,如果β2和β3 均为正或均为负,那么,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是明显的,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推动了两者的促进或阻碍关系; 如果β2为负,而β3为正,那么,将会存在一个国内市场一体化门槛值,使得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面作用转为正面作用,这个门槛值可以表示为 - β2/ β3。
2. 3 计量方法
由于金融集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及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会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估计有偏。罗进辉 ( 2013) 和解陆一 ( 2012) 认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能解决面板数据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其估计是有效的。且当扰动项条件同方差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同于最优广义矩估计法 ( CMM) , 比GMM更充分利用了扰动项方差的信息 ( 胡志鹏,2012) 。因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采用了自变量滞后一期。在回归时还加入AR ( 1) ,以消除序列相关。
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 1 变量定义及含义
本文的实证研究涉及以下变量: 区域经济增长 ( GDPP) 、国内市场一体化 ( MI) 、金融集聚 ( FA) ,以及宏观经济控制变量 ( X) 。
经济增长 ( GDPP) ,对于经济增长已有的实证研究中,一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 per capita) 来衡量。人均GDP比GDP更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水平,且误差少。因而本文选用人均GDP指标。市场一体化水平 ( Market Integration) ,目前,文献对市场一体化度量的指标主要是市场分割指数,其测度方法主要有贸易流量法 ( Naughton,1999) 、生产法 ( Young,2000) 、经济周期法 ( Xu,2002) 、专业指数法 ( 白重恩等,2004 ) 和价格指 数法 ( Parsley and Wei,2001) 等。本文不再重 复工作,直接引用樊纲的计算结果 ( 樊纲等,2011) 。金融集聚 (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金融集聚的含义目前尚无统一界定。关于金融集聚的度量, 主要有层次分 析法 ( 马丹,2007 ) 、区位熵法 ( 任英华等,2010; 丁艺等,2010; 李正辉等, 2012) 和区域内金融业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法 ( 张世晓,2010) 等。本文认为金融集聚程度应包括金融组织的集聚和金融产值的集聚两大部分, 一般以金融机构总数、外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代表金融组织的集聚度; 以金融业增加值代表金融产值规模的集聚度。因此,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选取了金融机构数 ( Financial Institutions,FIS) 与金融产业增加值 ( Financial Industry,FIY) 两个代表性的指标衡量金融集聚度 ( FA) 。两个指标的同时使用体现了金融集聚较为完整全面的发展程度信息,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宏观经济控制变量选取产业结构 ( STI) 、资本 ( K) 和劳动力 ( L) ,其中,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GDP的比值表示,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 资本用支出法中固定资本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反映各地区投资发展水平; 劳动力用各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反映一定时期各地区全部劳动人口的就业情况。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区 ( 重庆、西藏缺数据,除外) 1995 ~ 2011年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等。
3. 2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与分析
由于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要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有关模型设定问题非常关键,即要在混合回归模型、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之间做出正确选择。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方法和豪斯曼 ( Hausman) 检验分别进行了检验 ( 限于篇幅,本文略去) ,选取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减少异方差,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本节采取逐步分解的回归方法,考察金融集聚、国内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1。
注: 括号内数字为 T 值,***、**和* 分别代表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1中模型 ( 1) 报告了M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初步结果。结果显示MI的系数为负值,即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负效应,且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的促进效应, 这不得不使我们对MI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产生疑问。事实上,许多国内学者也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不显著或者为负影响 ( 卜茂亮等,2010; 郑毓盛等,2003) 。通常情况下,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能带来地区的经济增长。国内一体化市场是在各个市场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它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各市场主体的联合提供了更广阔和灵活的空间。既有助于建立畅通、高效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市场,能扩大交易范围,降低社会成本,又易于使经济主体的联合形成生产和经营的规模效应。但如果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时,即有可能产生市场非一体化水平能带来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推动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区域广阔,内部差异巨大, 存在同构、低效的“诸侯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这直接导致各区域未能通过吸取众家之长,把分散、粗放、局部的潜力变为整体、集约、综合的优势,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承受的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市场的重要原因 ( 银温泉,2001; 林毅夫,2004 ) 。因此, 地方政府更亲睐于市场分割下的区域利益最大化。
在模型 ( 2) 中,金融集聚的系数为显著正值,这意味着金融集聚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金融集聚能提供近距离交流与沟通, 大大提高跨地区支付和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信息溢出效应和知识学习效应等为企业节约周转资金,降低其融资成本与投资风险,且能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 模型 ( 3) 是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因素基础上加入金融集聚因素后的回归结果,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较模型 ( 1) 有所上升,回归系数由 - 0. 005249上升到 - 0. 003930,这表明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集聚的形成和强化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较好的推动作用,金融集聚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协同效应已基本显现。其它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明显,特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与大多数文献结论一致。
我们在模型 ( 3) 中分别引入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和金融集聚的交互项 ( MI* FIS; MI* FIY) 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为了确保交互项没有替代国内市场一体化或者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依然在回归方程中保留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和金融集聚变量。如果该交互项的系数是显著的, 这意味着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取决于金融集聚发展水平,即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是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重要约束变量,实证结果见模型 ( 4) 和模型 ( 5) 。模型 ( 4) 和模型 ( 5) 报告了在模型 ( 3) 中包含交叉项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国内市场一体化与金融集聚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值,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好的相互作用。国内市场一体化变量的系数由负值变为正值。这表明金融集聚是国内市场一体化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金融集聚能够将区域内外的金融相关机构、 金融活动集合到金融集聚中心网络中,为区域内外投资者以及资金需求者展示了清晰的投融资平台,并使得金融资源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的刺激区域内外消费与投资,从而带来区域金融市场与贸易市场一体化的快速提高。同时,我们还发现金融集聚的系数有所提高,这表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提高而提高, 国内市场一体化形成与发展能有效促进金融集聚溢出机制的效率,是金融集聚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一般地,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越高, 社会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就越大,金融集聚会随社会经济对融资规模、金融服务质量等各类需求的增长而发展。因此,扩大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需要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进一步,我们根据市场化指数引入虚拟变量, 以探究金融集聚、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分组效应。我们将中国总样本分为高市场化省份, 中市场化省份和低市场化省份1。将低市场一体化省份作为参照组,高市场一体化省份设定为1, 否则为0。中市场一体化省份设定为1,否则为0。高市场一体化组的虚拟变量D1和中市场一体化组的虚拟变量D2与金融集聚的交互项为: β0 + β1FDL* D1+ β2FI * D1+ β3FDL * D2+ β4FI *D2。高市场一体化省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β0+ β1+ β2,中市场一体化的省份为β0+ β1+ β2,低市场一体化省份为β0。模型 ( 6) 报告了虚拟变量与金融集聚的交互项,主要是捕捉不同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下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结果显示,高市场一体化组在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中市场一体化组的系数为正,比较显著。低市场一体化组的系数显著为正 ( 参照组为低市场一体化组) 。这个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结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 国内市场一体化与金融集聚的协同效应已显现。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讨论了金融集聚、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采用1995 ~ 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1) 在缺乏其它条件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一体化本身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产生正向效应,反而有负面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国内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与金融集聚效应有很大的关系,金融集聚程度越高,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显著。 ( 2)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当前主要表现为银行业的辐射作用。此外,金融集聚对经济的增长效应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深入而提高。( 3) 通过分组检验,我们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较深入的地区,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吸收和采用金融集聚带来的新信息、新知识和充裕资本和其它的好处。即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从金融集聚效应中能获得更多的好处。然而,在有些地方,地方官员为获得政治晋升和“GDP竞赛”的角逐, 在短期内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可能是困难的, 但应当看到,长期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
本文结论给予我们的政策启示: ( 1) 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 要进一步改革地区间开放的障碍,消除本地偏好、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关税壁垒,尽快达到国内市场高度一体化,这是实现发达地区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扩散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正确选择。( 2) 金融集聚能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为此,应当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建设多层次、具有不同功能的金融中心,实现差异化竞争并且功能互补,形成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从而带动整个地区以及周边经济的发展。 ( 3) 中国除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金融集聚已进入发展阶段外,大部分地区金融集聚发展正处于初期阶段,不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提高。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金融发展的各类制度和政策障碍,如隐性的制度和政策、地区偏向的金融经济政策等,逐步建立与金融业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加快产业集聚,提高金融集聚水平与层次,缩小地区金融差距,从而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快速提高。
摘要：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利用1995~2010年省际面板数,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然而,在金融集聚不断深化的制度条件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得以显现,金融集聚程度越高的地方,能从市场一体化获得更多的收益。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地方,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越明显,二者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已显现。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银行业的集聚。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市场一体化改革和金融集聚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