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契机

关键词： 炼油

转型契机（精选十篇）

转型契机 篇1

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我国炼油工业经过60年发展, 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 2010年我国炼油行业产值和产量持续增长, 结构调整逐步推进, 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10年, 炼油行业实现产值24252亿元, 同比增长38%。

与此同时, 我国炼油行业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部研究处副处长蔡恩明认为, 除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企业外, 目前我国还存在较多的地方小炼油企业, 规模偏小, 部分企业装置十分落后, 油品质量、能耗、环保等达不到要求, 资源综合利用效果不佳。

为此, 我国将以建设大型炼油生产基地为依托, 实现炼油行业的结构调整。按照规划, 未来5年,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将建成3至4个2000万吨/年炼油、200万吨/年乙烯的大型炼化生产基地, 炼油产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到2015年, 将形成若干个2000万吨级的炼油生产基地, 全国炼厂平均规模要超过600万吨/年, 乙醇装置平均规模要达到60万吨/年以上, 全国石油和化工百强企业销售收入占行业的比重提高到三分之一, 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企业要达到10个以上。

大型化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 而炼化一体化同样是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趋势。中石化镇海炼化总经理江正洪表示, 单纯发展炼油或者单纯发展化工, 其效益都与发展炼化一体化不可比拟。

镇海炼化在千万吨炼油装置基础上配套百万吨乙烯装置, 切实提高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江正洪用四个“优化”来概括镇海炼化发展炼化一体化的感受。

首先, 是装置运行的优化。由于炼油和化工装置的统筹安排和炼化两阶段的统筹安排, 装置运行的缺陷逐渐避免。其次, 是物料的优化。实现炼化一体化后, 炼油阶段为乙烯提供的裂解原料大大增多, 共达到7种之多, 提高了乙烯的产出效率。第三, 是产品结构的优化。炼化一体化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和价格, 随时调整品种, 实现利润最大化。第四, 是副产品的优化。一些企业在原来没实现炼化一体化时是放空烧掉的, 如今可以将之有效利用起来。

当前, 我国乙烯原料不足的局面还未得到根本扭转, 部分有机原料、合成材料及单体、工程塑料、特种化工新材料及部分新领域精细化工产品仍然保持一定进口, 自给率不高。

对此,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说, 我国应发展炼油、乙烯、芳烃等产业链的上下游一体化模式, 全面提高乙烯装置的技术经济指标, 优化乙烯原料, 提高氢气、乙烯、丙烯、丁二烯等产品的总回收率, 提高乙烯裂解以及下游生产装置的开工周期。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 产品结构调整也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

“‘十二五’期间, 我国应进一步发展高端石化产品, 以差异化、高价值的产品引领发展。”业内人士指出, “产品结构调整还包括提高油品环保质量, 柴油、汽油比例趋于合理, 乙烯下游产品专用料比例上升, 乙烯原料多元化, 煤、重油制烯烃的比重提高等。”

技术创新支撑发展能力

随着我国原油加工能力的提高, 炼油技术水平也取得较快发展, 依靠自主创新, 目前已经掌握了建设千万吨级炼厂的能力。

我国大型石油石化企业之所以发展平稳迅速,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以中石化为例,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建荣告诉记者, 得益于对科研的重视, 中石化的专利保有量在央企排名第一, 平均每年申请的专利2000多项。

该院在保留完整的研发设计体系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研发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

张建荣说, 他们会根据炼厂需要进行量体裁衣的技术攻关和创新, 在了解炼厂需求后, 在院里进行市场需求讨论, 然后再进行技术开发, 为炼厂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撑。

有关专家建议, 石油石化行业要坚持加快技术改造与推进自主创新相结合。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力度,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强化技术改造, 促进石化产业技术的系统化和集成化。加强自主创新, 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 以技术改造和重大规模建设为依托, 积极采用高新技术, 推动石化产业技术创新。同时, 可以鼓励与拥有新技术和原料的外企开展合作。

不仅炼油技术对炼油行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炼油行业装备的国产化也是该行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向。

中国石化天津百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是目前在建同类装置中国产化率最高的项目, 炼油和乙烯设备国产化率分别达到91.5%和78%, 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提升。除部分装置引进国外专利使用权和技术工艺包外, 炼油基本上采用国内技术, 乙烯大部分采用国内或合作开发技术, 自主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白颐表示, 目前石化行业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压力非常大, 其技术创新仍然比较分散, “十二五”期间将实现技术创新从点式到系统化的转变, 届时石化行业将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轻纺发展部副主任李胜辉认为, “十二五”期间, 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炼油技术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拥有建设清洁燃料型千万吨级炼厂和化工型大型炼厂的成套技术。石化技术要总体达到国际水平, 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拥有建设大型乙烯及下游主要装置的成套技术。

优化布局提升竞争力

坚持实施重大项目与调整产业布局相结合, 在产能相对过剩的地区, 限制新建炼油项目, 在油品消费集中的地区, 坚持内涵式发展。

长期以来, 石化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布局不合理是造成我国石化行业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 地区供应能力与市场需求不完全适应, 成品油“北油南运”现象仍然存在, 西南地区炼厂仍是空缺, 需要调运。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赵俊贵指出, 炼油行业是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对产业集聚的要求很高, 分散的产业布局将割裂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 削弱产业的发展后劲。其次, 大型石化项目如果远离港口, 将增加运输成本, 从长远来看将削弱我国石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 石化产业对安全、环境的要求很高, 产业布局分散, 将不利于建立公共环保、消防设施, 从而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如何进一步调整炼油行业的产业布局?

《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 坚持实施重大项目与调整产业布局相结合。赵俊贵认为, 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实施重大项目与调整产业布局相结合的最终落脚点。

我国大规模的石化企业正在致力于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以中国石化为例, 近年来不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 努力增加原油供应, 2007年至2009年三年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8.2亿吨, 石油可采储量1.3亿吨;2009年增加乙烯生产能力200万吨。

李胜辉认为, 相比于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在环境承载能力、水资源、原油接卸条件等方面明显占优, 可选择适宜的区域, 集聚式发展大型石化基地。

专家建议, 在实施重大项目的同时还应注意在产能相对过剩的地区, 限制新建炼油项目;在油品消费集中的地区, 坚持内涵式发展, 依托现有炼化企业和基础设施实施炼油改扩建, 严格控制新布点建设炼油项目;新建炼厂选址既要适应地区油品消费需求, 同时也应综合考虑水资源、环境容纳能力以及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情况。

转型契机 篇2

副市长杨灿培谈我市“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

2011年11月23日惠州日报黄金十年 《惠州日报·旅游周刊》十周年纪

念

2001年到2011年，是惠州旅游快速增长和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惠州旅游业在这黄金十年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无论是从旅行社、酒店、景区的数量上，还是从服务品质和规模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11月4日，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在惠州市凯宾斯基大酒店举行了“惠州旅游黄金十年”座谈会。惠州旅游黄金十年的辉煌，将深深镌刻在历史的记忆中，而新的十年将是怎样的一个前景？日前，副市长杨灿培就我市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十一五”期间我市旅游总收入增长2.82倍，过夜人数增长2.35倍 记者:惠州旅游走过了黄金十年，请您谈谈这十年中，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我市旅游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杨灿培：“十一五”期间，我市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全市有旅游景区（点）70多个、星级饭店71家、旅行社48家、旅游餐馆和农家乐1000多家，旅游直接从业人数达2.75万，间接从业人数达16.5万，旅游接待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十一五”期间，我市深入实施“3510”旅游工程，强力推进南昆山、罗浮山生态旅游项目和环大亚湾五星级标准的酒店群建设，全市新增国家五星级酒店4家、四星级酒店12家、国家4A级景区7处，3A级景区2处，创建两个广东省旅游强县（龙门、博罗）。2010年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达2501.03万人次，过夜人数达1073.5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40.82亿元。旅游总收入五年增长2.82倍，过夜人数增长2.35倍。在黄金十年中，我市先后被评为“广东省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城市”、“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示范市”。龙门、博罗两县荣获“广东省旅游强县”，龙门还荣获了 “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示范县”、“中国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名县”、“中国最佳温泉养生旅游名县”、“中国温泉之乡”等荣誉称号，南昆山温泉旅游大观园、惠州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龙门尚天然温泉度假村、龙门铁泉度假村等荣获 “广东省温泉旅游示范基地”称号。

我市旅游将逐步形成一心两带三区五组团

记者：十年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请问惠州市在“十二五”期间有什么样的旅游发展目标？

杨灿培：结合我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我市旅游业主要是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实现各不同类型旅游区之间的优势互补。

惠州的旅游发展应立足珠三角，面向粤港澳，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并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惠州的旅游产业应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中心城市综合旅游服务区），“两带”即百里生态旅游带和东江文化景观旅游带，三大旅游功能区（北部生态旅游区、中部文化旅游区、南部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区），五大产业组团（南昆山生态旅游组团、罗浮山文化旅游组团、惠州西湖文化旅游组团、秋长文化旅游组团、稔平半岛滨海旅游组团）。通过百里生态旅游带的建设，把惠州各主要旅游组团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发挥出规模优势，实现不同类型旅游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惠州旅游产业的发展。

至2015年，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3800万人次，接待过夜游客人数150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300亿元。全市4A景区达到15个，5A景区1个。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有较大提高，使旅游产业成为我市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一步提升旅游产业地位，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 记者：要实现以上目标，您认为我市旅游业还应当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杨灿培：要达成以上目标，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提升产业地位。按照《惠州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8-2020）》，惠州旅游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应当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通过客流的联系，形成“一心两带三区”的旅游产业基本格局。

其中“一心”是惠州市中心区。以西湖、红花湖、高榜山、东江游等为基础，以象头山、叶挺故居、惠阳古树森林公园及周边的客家围屋、乡村景观为核心，打造中心城市综合旅游区和 “乡土·生态”主题环城游憩带。

“两带”即百里生态旅游带和东江文化景观旅游带。百里生态旅游带定位为惠州市精品自驾车旅游线路。以S244省道、粤赣高速、广惠高速及其东延线为主要轴线，北起南昆山、罗浮山，南至东环大亚湾海域，囊括惠州所有生态旅游特色资源。东江文化景观旅游带近期以东江为纽带，整合惠城区东江沿岸的景观、游憩资源，结合两岸景观改造、生态恢复以及灯光工程等辅助性工程，树立东江游整体休闲氛围。在此基础上，整合东江流域的民俗文化，以节庆、主题文化餐厅、豪华娱乐邮轮等形式为载体，使东江游成为展示惠州城市旅游形象的名片。

“三区”即北部山地综合旅游区、惠东沿江森林生态休闲区和环大亚湾滨海休闲度假区。北部山地综合旅游区以森林度假为依托，重点建设罗浮山旅游宗教文化度假区、南昆山森林度假综合旅游区、象头山和莲花山森林生态休闲旅游区，并将温泉大观园、农民画乡及香溪堡旅游区纳入大南昆旅游区的范围，带动乡村旅游、社区生态旅游、农民画乡体验旅游等多种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惠东沿江森林生态休闲区资源优势突出体现在江河、山水的有机结合，具备开展森林生态休闲度假及观光旅游的良好资源条件。同时山水中点缀着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客家围屋，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环大亚湾滨海休闲度假区。以巽寮湾为核心，整合环大亚湾的海滨度假地和海滨资源，以高档滨海休闲度假为主，抓好五星级酒店群建设和天后宫美食一条街的招商引资工作，做好巽寮金海湾整体形象包装的同时，整合好双月湾、海龟湾、平海古城、海滨温泉等优势旅游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产品。

二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旅游资源开发质量和效益，提升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树立生态低碳的旅游消费理念。要着力从一般性的产品竞争转向更高层次的产业体系竞争，提高旅游产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要着力从简单粗放的旅游产品开发阶段转向效益化发展阶段；要着力从注重设施建设等硬件因素转向加强服务与环境建设，改善旅游业发展的环境因素。

三是要创新体制机制。首先是加强市场主体培育，支持旅游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鼓励各地进行旅游体制改革，支持建设一批试点地区，探讨旅游综合改革、专项改革和旅游资源一体化管理等新路子。其次是突出重点，加大招商引资选资和开发力度。努力推进我市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指导各县（区）旅游部门对全市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登记造册，积极跟踪服务。创新招商思路，开展专业招商、网上招商、项目招商，高标准选资，以大项目推动旅游经济大发展。

开发适应旅游需求的新产品、新业态，构建现代旅游产品体系 记者：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惠州旅游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才使得我市旅游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请问下一步惠州旅游在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杨灿培：惠州旅游从十年前排名十几位一跃而成为广东前六名的旅游强市，这与市委市政府对旅游的重视当然是密不可分的。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旅游产品开发的力度。旅游产品开发不仅要注重风景资源的开发，更要注重城市周边农村与生态环境的开发，开发适应旅游需求的新产品、新业态，构建现代旅游产品体系，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城市和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紧紧以度假旅游为核心，构建休闲度假产品系列。加大旅游商品开发力度，在擦亮“罗浮三宝”、“南昆八珍”、“龙门农民画”等惠州名优特旅游产品品牌的同时，继续开发新的具有浓郁惠州和岭南文化气息的旅游商品，在主要城区和旅游景区开辟旅游商品专营区，规范旅游商品经营活动。

“十二五”期间，我们进一步加大旅游宣传力度，擦亮旅游品牌。不断创新旅游宣传促销手段，走出去、请进来，利用房展会、工业产品展销会、旅交会等会展活动，全方位、立体式地促销推介惠州旅游产品，打造“休闲惠州·度假胜地”的城市旅游品牌形象，宣传惠州，把惠州最美的一面展现在国内外游客面前。

在继续巩固现有国内外旅游市场基础上，开拓旅游市场。在国内市场方面，积极开拓粤西、粤东、京广、京

星级酒店的转型契机 篇3

经常看到一句话：“船小好调头”，说的是船小有船小的好处，容易掉头。而星级酒店无疑是一艘“大船”，其固定资产投入大，折旧高，已有的存量资产短时间难以转型，大众化消费难以弥补成本消耗。再加上如今的酒店业处于微利时代，“高成本、低利润”的局面使得酒店在面对外部坏境的变化时承受能力差，调整经营方式和改变产品结构所需的后续投入能力不足。另外，消费者不愿意到中高档酒店用餐的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星级酒店很难通过吸纳居民消费来弥补会议宴会市场损失的份额。

所以，大众消费市场并不能立刻解决星级酒店“饥渴”的困难局面。国八条给星级酒店带来了经营压力，在危机面前星级酒店要想获得生存和盈利就必须进行市场转型。与其说改走亲民路线是星级酒店的无奈之举，倒不如把这一措施看成是星级酒店调整转型的契机。那么，星级酒店要采取哪些措施，成功迎来大众消费时代呢？

一、根据顾客需求变化，创新服务项目。虽然高端消费和会议市场萎靡，但国内旅游市场一直处于发展的状态，随着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居民出游的欲望进一步增强，且更加注重旅游品质，庞大的旅游市场为酒店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星级酒店要抓住大众旅游市场的变化，根据顾客的需求创新服务项目，为顾客推出定制化的服务产品。比如，越来越多客人周末选择到附近酒店度假，酒店度假模式在中国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酒店就可以推出一系列的度假套餐，将客房及酒店内的餐饮休闲场所消费做打包优惠，吸引周末度假人群。

二、控制成本以降低价格，迎合大众消费市场。星级酒店由于固定资产投入大，折旧高，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导致酒店的服务和产品价格过高，因此星级酒店要面向大众化，就必须先解决酒店餐饮价格过高的问题。但是，企业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星级酒店实行大众化经营，也依然要保证利润，所以控制成本才是降低价格的有效途径。

成本控制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制度上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制度建设、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再者就是人为方面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员工的成本控制控制、节约意识、自主管理意识等方面。通过制度和员工的管理，有效地控制生产成本，有利于星级酒店降低价格而不影响到酒店盈利，有助于星级酒店实现大众化经营。

三、全员营销，拓宽营销渠道。随着高端消费和会议市场萎靡，开拓市场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酒店要发动员工进行全员营销，建立一套操作性强的全员营销机制，包括预定酒店房间、网站的经营、销售酒店商品等，给予营销工作优秀的员工予以奖励。

同时，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企业、旅游团队、自驾游散客或者家庭团体等都是需要大力开发的重要市场。星级酒店要开发线上旅游渠道，通过酒店直销网站、在线旅游网站、酒店预订网站等，结合酒店的市场推广，做到营销的全方位覆盖，争取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四、注重服务品质。大众化的经营并不意味着简单化的演绎。星级酒店人员素质较高，服务水平较高，可以提供高水准的规范化服务和针对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服务，这是星级酒店的竞争优势。在开发大众消费市场时，星级酒店要保持优质的服务质量，注重服务的规范化和个性化，融入情感沟通，以高质量的服务赢得大众消费者的青睐。

财务转型:通往CFO宝座的契机 篇4

共享服务和外包作为当前财务价值链的一个环节, 是否是个人职业生涯的一段宝贵经历?是否能够吸引那些以CFO为目标的最优秀、最睿智的财务专业人士?

目前, 财务转型岗位被人们戏称为“都市传说中的岗位”。对于想要进入高管序列、问鼎财务行业宝座的人而言, 这是一条死胡同。原因或许在于共享服务这种财务模式相对不够成熟, 或财务转型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走向最高级别;或许在于企业目前对财务人士能力的理解还有待改观, 以便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重新认识平衡敏锐与风险、增长与合规所需要的能力;又或许在于缺乏想象力, 导致领导层建设不得不遵循财务监管序列的传统晋升道路。

通过共享服务与外包模式晋升CFO?

财务领袖都认为, 采取共享服务与外包模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超过80%的“财富500强企业”都通过离岸中心整合交易性财务流程, 颠覆了曾经的垂直财务业务模式。传统的财务职业发展公式也因此受到冲击。

转型为财务共享服务和外包模式给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了好处。企业实现了流程的标准化、降低了成本, 享受了过去只有规模经济才能享受的好处。通过财务服务的离岸, 企业能够接触到大量新的人才来源。财务部门解放了管理时间, 可以专注于财企合作、财务规划、分析以及战略等增值业务, 从而实现价值链的向上移动。同理, 财务专业人士的某些技能也只能通过整合财务模式才能培养出来。一些能力, 包括远程管理 (往往涉及跨文化团队管理) 、变革管理、提升客户专注度等, 都离不开敏锐的反应力。

但我们还是要问:共享服务是否是一条通往CFO宝座的道路?

共享服务业务及其负责人在“老总俱乐部”成员眼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实际上, 绝大多数CFO一旦有了成功的共享服务或外包模式, 都不愿意重新返回到垂直模式下。然而, 共享服务与外包是否就是培养CFO的沃土?财务领袖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原因或许在于, 对于财务专业人士在从事共享服务工作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哪些技能, 目前还缺乏了解;或许在于一直以来大家更为看重规划和报告的价值。或许, 关于到哪里寻找真正的财务人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短视的。正如百事公司的Nigel Coffey所说:“在选择CFO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要选择一位更了解数据、而不是更了解后台职能的人。财务部门存在一种势利的看法:前端办公室的那些人, 也就是规划和报告那边的人, 以为自己很了解业务;他们觉得后台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业务。要我说, 这种职能分配严重失衡。后台的人对业务的了解不知道比前台的人好多少!”

无论是何原因, 显而易见的是, 财务专业人士往往拥有一条并行的职业发展轨迹:在留任部门内部发展, 成为CFO;或者通过共享服务部门成为CFO。这两条路截然不同。传统的财务共享服务曾被划归为CFO的职能, 目前则已调整到G B S (全球商业服务) 的主管职能范围之内。GBS往往曾经担任过财务共享服务主管。

埃森哲公司的Julie Spillane认为, CFO角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专注于战略和投资者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对内的, 关注传统的财务运营领导。她认为, 从事共享服务管理的经历更有利于后者。“我对共享服务和外包经验的看法是, 对CFO在运营领导方面帮助极大, 因为你需要学习如何成为很多人的领导, 如何有效地开展组织和运营工作。”

总结

处在转型岗位上的财务领袖应当如何规划职业道路才能成为CFO?或者如何做好定位, 转到其他同样令人满意的发展方向上去?一些公司很看重财务转型工作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而另一些则认为共享服务和外包只是处理交易、规则性工作的一个工厂。财务领袖在接纳转型职位之前, 或者考虑领导岗位上呆多久的问题上, 应当密切关注一系列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十分关键。

(1) 高层转向服务模式的态度有多积极?是兴趣使然, 还是企业转型的整体计划之一? (2) 在外包或共享服务中心工作的人员是否能够接触到管理层, 还是说公司仅仅推崇平稳运行 (普世的“不闻不问”观点) ? (3) CEO是否积极促成向共享服务或外包的转型?他 (她) 是否将其作为公司使命的一部分?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是”, 那么很可能你所在公司的大环境是比较支持的。

很多财务转型领袖都可谓先驱, 是第一批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人。不过, 一些公司开展财务转型工作已有十年以上。这对一家公司而言可以说就像一生那么长。以前的变革领袖都怎样了?如果他们已经转到公司其他岗位上, 工作规模更大、责任更重, 那么共享服务很有可能并非职业的终点。如果先行者如今已跳槽到别的公司, 担任更重要的职位, 那么很可能在外界眼中, 变革部门是最理想的实践平台和培养优秀人才的沃土。无论是哪种情况, 在共享服务部门工作的时间并不一定会限制职业发展。

转型契机 篇5

曹远征：从宏观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新的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乃至与这个基础相关的周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中国经济依赖于投资驱动，其中又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即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简而言之，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意味着政府将在更大程度上退出市场，政府投资的意愿、动力及机制都会出现重大转变，并由此开启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过去投资主要靠负债来拉动经济，其中政府负债又是主要组成部分。但在2013年12月，中组部发文，要求不能仅以经济增长作为政绩考核主要指标，而且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可以预期，未来政府的负债意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在金融市场上已有所反映，就是过去几个月利率开始上升；此外，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违约风险也在增大。

《债券》：利率飙升确实是金融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您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与政府退出市场有怎样的联系？

曹远征：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从理论上，我们要对“利率”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利率本身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资金的时间价值，二是资金的获取成本，三是风险补偿价值。

过去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由政府兜底，所以其利率不包含风险补偿。但近年来随着政府的退出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风险要释放到市场上来，金融机构要对风险进行把握、定价及产品创新，所以包含了风险补偿的市场利率肯定会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过去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企业只关注盈利性——尽可能多地负债，以尽可能多地形成资产，注重资金的长端配置，但短端流动性紧缺。随着金融行业竞争的加剧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机构面临平衡盈利性与流动性的问题，需要获得短期流动性，长端资金向短端挪动，造成短期资金的获取成本提升，使收益率曲线上短期利率也出现了上升。

所以，无论是风险利率还是无风险利率，都出现了上升，抬高了整体的利率中枢。

从这个意义来说，当前正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利率水平高低的变动，更核心是金融机构对风险控制、识别、定价能力的竞争，从而形成有竞争性的市场利率。

《债券》：利率中枢的上升将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经营，构成很大的挑战。您预期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将会因此出现哪些变化？

曹远征：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金融机构的行为正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资产负债表最为庞大的银行，其经营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盈利模式不是再依靠传统的存贷利差，而是变为负债与资产之间的息差。

我们看到，在银行的负债端，由于存款在持续下降，银行可贷资产规模在下降，同时流动性风险也在增加。于是银行采取措施，一方面推出理财产品留住客户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同业等业务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到市场中去借钱。截至2013年6月末，银行发行了近4万只理财产品，这是非常惊人的。每一个产品就是一份风险合约，体现了银行风险识别和风险定价能力。相较而言，这本来是中国金融机构最薄弱的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创新的金融产品的涌现，反映出银行核心竞争能力正在提高之中。

同时，在资产端，银行对客户的主动选择也在增强。以往我国金融统计数据中M1和M2一直存在剪刀差，且二者增速之差越来越大。从银行角度看，M1可以视为企业的存款，M2可视为银行的贷款。剪刀差加大，意味着企业资金占压很多，企业存款在下降。为了维持营运，企业必须贷款，于是M2成为流动性的补充来源。所以说，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紧张与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是关联在一起的。现在银行加强对客户的选择，让资金真正流向有效率的部门，而非过剩产业等低效率部门，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对经济转型也是大有裨益。这是中国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变化。

银行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类似政府的“附属机构”，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选择，逐步实现真正的商业化。银行这种主动管理负债和资产行为的出现，是一种深刻的转变。

《债券》：确实，金融业这种深刻的变化，对于实体经济有着直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如果沿着当前的金融改革路径推进下去，下一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情形？

曹远征：观察近年来的金融业发展情况，已经很清晰地看到金融脱媒的进程，即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

金融脱媒表现在两个层面。

从宏观数据来看，分析社会融资规模总量这一指标，2009年人民币贷款约占其90%，现在已经只占约50%，下降幅度相当大。也就是说，一部分信贷市场被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所取代。尤其是债券市场，这些年发展迅猛，其市值规模已经超过股票市场，且增速快于贷款增速。可以说，固定收益市场将成为资本主体市场。债券的持有者主要是银行，金融脱媒使得商业银行不再完全依靠存贷款业务进行经营，而成为了债券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还有更深刻的金融脱媒，发生于银行内部，就是刚才提到的理财产品，其实这是资产证券化的重要表现。只不过，这是初步的证券化或者说“半拉子”的证券化，只有面向银行客户的一级发行市场，没有为理财产品提供二级流通市场，没有实现真正的资产证券化。所以，理财产品所对应的资产既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又没有实现完全的脱离，因为风险没有真正转移到表外。

以全球金融业的发展来看，标准资产进行证券化是大趋势，比如住房按揭贷款、公司贷款，特别是标准公司的贷款，都在通过证券化的形式向投资人发售。可以看到，2013年8月我国也提出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此后国开行发行了80亿元的开元铁路专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这既是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后发行的第一单产品，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由于通常铁路建设及其回收周期长于贷款期限，这样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够纠正期限错配，保证金融安全，同时也考验了银行的风险配置技术。因此，证券化将是今后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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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的深化不仅影响金融机构，也给社会上广泛参与投资的投资者带来新的挑战。传统意义上银行存款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者对自己的风险偏好认知是不全的。随着金融风险的释放，每个投资者都要开始测试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根据不同的风险偏好持有不同的金融产品。尤其是当违约出现后，投资人才能真正对投资风险偏好有所检阅，由此才能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与低风险低收益的差别。

《债券》：债券市场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市场，近些年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您认为债券市场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曹远征：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不是按功能进行监管，而是按机构类型进行监管，因此从空间来看，债券交易分别在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进行，债券在两个市场间的流动性不够，没有实现完全的互联互通；从时间上看，短期资金所在的货币市场、中期资金聚集的信贷市场和沉淀长期资本的资本市场，三者之间也是不通畅的。

由于时空的分割，金融市场全部产品不能覆盖所有期限，很多期限的产品也缺乏充分交易来为其对应的风险点进行定价，因此对于债市形成连贯的收益率曲线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句话的涵义非常深刻，也是前面所说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识别和定价的基础。未来在三个金融子市场中间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在一句话的背后还包含着未来很多推进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债券》：刚才您提到，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曹远征：刚才提到当前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只有大约一半，这意味着控制贷款规模的调节效果与以前相比大打折扣。因此，央行在2012年就提出完善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机制，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利率将变得更为敏感。利率市场化从广义来讲，不仅包括竞争性市场利率的形成，也包括宏观的利率调控机制的形成。

《债券》：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与深化的重要内容，同时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很强，利率市场化与当前汇率、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等政策之间，应是怎样一种协调关系？

曹远征：如果在资本相通的情况下，汇率与利率是平价关系，但是目前人民币资本项下有所管制，于是汇率与利率之间有差异，出现了人们所常说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现象。

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放开国际收支资本项目，让资金自由流动。但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困难，因为一旦放开，外资进出频繁，会对宏观经济造成扰动，甚至触发金融危机。所以资本项目开放，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内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只有利率市场化，才能出现一个品种期限完整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品种丰富的固定收益市场，可以缓冲外部冲击。为什么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香港能相对平安度过，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不能幸免于难？除了其他原因外，就是香港具有一个健全发达的资本市场，这就形成了一个缓冲池，而不是像泰国等那样外资流出流入直接冲击本币。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可以看到当时在面对冲击时，香港特区政府是通过这个资本市场进行干预操作，托住恒生股指，使得金融大鳄的股指期货做空合约难以实现，最终抵御了冲击。

《债券》：刚才您提到，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阵痛之一，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违约风险。近日审计署也公布了对全国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曹远征：总体来说，政府债务风险是可控的。

首先，根据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赤字和债务标准，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达到60%为国际公认的“预警线”。根据审计署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当年GDP（518942亿元）的比率为36.74%。全国政府性债务各项风险指标均处于国际通常使用的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内，风险总体可控。其次，中国政府还有大量的资产，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国有企业等，偿债能力较强。

但应当注意到，未来3年存在债务集中到期风险。更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偿债率已经超过100%，意味着必须马上借新钱才能还旧钱，因此短期的违约风险在加大。

长期来看，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办法有三个。一是财税体制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很多跨地区的债务变为中央政府管辖的范畴，降低了地方政府的风险；二是目前要求地方政府发债需要以未来收入为担保，这样可以约束未来地方政府滥发债的行为；三是对于地方融资平台中的优质项目，可以把其转化为真正的企业债。对于剩下的部分，可能会显现一些违约风险，可采取诸如借新还旧等一些临时性措施，及时做好防范工作，为进一步重组争取时间，慢慢将问题化解掉。在这方面，我国解决过国企破产、银行剥离坏账等棘手问题，是有丰富经验的。

《债券》：在短期经济可能面临阵痛的背景下，展望2014年，您对主要经济数据是如何预测的？您认为2014年金融领域最有希望看到的重要变化是什么？

曹远征：2014年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变化，GDP增长大约在7.6%，CPI增长在3.3%左右。但应当说很可能会有重要变化，那就是政府在退出市场，这时候经济有可能会向下走。

将金融市场自身所正在经历的变革，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所蕴含的中央政策调整相结合，可以说，2014年最有希望出现的变化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相结合，这个结合的点就在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相信金融市场在经历了调整的阵痛后，将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体系，能够真正配置金融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

专家简介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曾任原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执行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及政策制定工作，并先后担任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以及蒙古、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转轨国家经济顾问。

多屏传播:传统电视发展转型新契机 篇6

1.1 传媒环境的急剧变化

艾瑞研究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在线视频广告规模超过60亿元,而2013年到2015年,这一数字分别达到127亿元、162亿元和250亿元,其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媒体,故通过互联网、多屏幕发散传统电视的传播内容成为传统电视新的经济驱动力。

1.2 受众、客户端、市场的推动

新媒体时代,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成为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这些“新媒体的形式不断涌现,成为信息化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显露出其产业发展的巨大市场前景”[1],使得整个传媒市场都在寻求受众本位的传播方式。为适应市场需求,积极借助新媒体的多屏互动成为传统电视发展的新曙光。

1.3 一种营销的潮流

借助社交媒体,传统电视可将其信息内容进行无限次传播,电视节目的微博营销方式通常为“节目官微制造话题互动+参与明星微博引导”,这样的议程设置巧妙地吸引了受众的参与,故通过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的跨屏互动不仅成为与受众沟通的重要桥梁,更成为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创造利润的新趋势。

2 多屏传播的效果分析

2.1 从传播者角度看,传播者知名度的提高、影响力的增强

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个人与屏幕的多样互动,也衍生出众多与品牌营销相关的多屏传播,借助新媒体,传统电视通过与电脑屏、手机屏、平板屏的无缝切换,将电视节目的信息渗透在受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为电视节目品牌带来了多样化的沟通,也有利于唤醒受众对于电视品牌的忠诚度,由此带来电视品牌理念的扩张、知名度的提高和影响力的增强。

2.2 从传播渠道而言,传播平台的无限拓宽

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传统电视节目在原有传播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微信、微博、视频app等移动客户端加大信息传播渠道,实现电视节目跨屏幕的“二次传播”,无疑为传统电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构成传统电视节目强大的跨屏链。

2.3 从受众来看,PGC到UGC体现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实现了身份的华丽转换:由无目的的媒介接收者变有目的的媒介使用者、由“消极观看节目”变“积极选择节目”、由认知心理弱转变为认知心理强等[2]。在这种情况下,评估电视屏的发展就需要纳入PC以及其他新的终端上受众的观看行为和观看意见了[3],故通过搭建新屏幕完成受众媒体使用行为由PGC到UGC的转变,一方面能满足其主动使用媒介的心理,增强了传授双方的粘性;另一方面传统电视工作者可根据受众喜好完善节目,从而制作出更具有观赏性的电视节目。

2.4 从时空来看,时间碎片化,空间模糊化

互联网时代,用户观看视频的时间、地点更加随意和自由,故通过搭建多屏平台实现传统电视节目传播在PC、手机、平板和互联网电视之间的无缝联接,不仅能使受众的碎片化时间被利用起来,更使受众观看电视节目的空间扩展至户外,这无疑有利于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全面提升。

3 多屏传播对传统电视业的发展启示

对未来的传统电视而言,通过移动客户端抢占受众的手机、平板、电脑等屏幕就意味着抢占了绝对的市场份额,故传统电视工作者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3.1 用户为王:

建立以用户体验度和需求度为本位的个性化服务。网络传播的重要特点是互动性强,用户自主性强,故应重视对受众的调查和研究,通过了解受众的有关信息更有针对性地设置节目构成、安排节目时间、制作和播出节目,只有顺应市场的需求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收视市场中保持原有的份额和影响力。

3.2 渠道制胜:

加强与网络媒体强强联合,寻求传统媒体产品发布的新管道、新平台,实现收视双赢。面对来自电脑、平板、手机屏幕的冲击,传统电视必须探索全媒体之路,加强与网络媒体的合作,保证其内容在电脑、平板、手机等屏幕传输,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管道的发散,力争融合新媒体,打通新管道,建立双向互动新平台,增加传统电视附加值,从而拉响“叫好”与“叫座”的双响炮,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3.3 多元经营:

由单向度向多元化、规模化媒体经营模式转变,形成完整的产品——服务价值链。多屏时代,多元化、规模化经营已经是传统电视经营者必须研究的生存之路。传统电视经营者应趋向和集中于多元化、规模化媒体经营模式,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来开发和增加媒体形态的种类,还可整合其他媒体类型产品与服务以形成媒体产业价值链,使传统电视能够“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高文.网络融合背景下的多媒体信息服务[J].信息通信技术,2009,(5).

[2]张红玲.多屏时代受众重构与传播形态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4,(4).

转型契机 篇7

建筑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物质架构, 为人们提供生活、工作之所, 在此基础上, 绿色建筑概念的提出界定了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绿色建筑融合建筑节能、生态环保、资源整合利用等元素, 在追求生态环保、环境优雅的基础上, 兼顾社会、经济协调统一发展。

2014年3月28日,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倡导发起,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中国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普及绿色建筑, 促进节能减排”为本届大会主题。

【建筑能效转型】

提高建筑成本能效, 广泛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

近些年, 自然能源、可再生能源、零能耗建筑等字眼不断冲击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焦点, 如何降低建筑能源损耗已成为行业热议话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会上指出, 中国绿色建筑实现两个跨越, 一是将35%的节能标准直接跨越到75%, 二是将一般的建筑节能直接跨向绿色节能, 才能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及挑战。未来, 建筑能源需求量的激增势必会引起能源使用模式及方法的转型, 加快建筑节能建设的步伐是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 这一项工作刻不容缓。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设和核反应堆安全部国务秘书Jochen Flasbarth表示:建筑能效是“德国能效转型”的一个重要议题, 建筑行业能源消耗占德国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以上。能源效率高的建筑不仅舒适而且能源消耗成本很低。此外, 这种建筑的生命周期有着很高的成本效益。追求更加繁荣、幸福的生活是全人类的夙愿。

仇保兴针对Jochen Flasbarth演讲指出, 核能源将逐步退出德国的能源市场, 但德国在生态城市及绿色建筑的技术将得到可持续发展, 这值得我们同行学习借鉴, 一方面要大量提高建筑成本能效, 另一方面是要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城市以及任何行业得到广泛的关注。

【践行生态文明】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城市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居住的需要而不断延伸, “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概念相继提出, 清新自然、健康舒适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在本届全国“两会”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政府将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 继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

在全球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今天, 清爽宜人的气候, 清新自然的空气, 青山绿水的生态,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慕德贵在“第十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的演讲报告中指出,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与此同时, 3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两会”贵州省代表团审议强调,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与经济财富。

编后语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篇8

1 低碳城市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

1.1 因地制宜建设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这一概念近些年来逐渐为人们熟知, 但低碳城市建设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指标。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优势等都有不同, 低碳城市建设也没有固定的模式。目前也是因为技术等原因的限制, 低碳城市建设需要更强大的财政支持, 因此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的城市低碳城市建设的要求和目标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北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也是能源消耗最高的城市之一, 虽然北京的消耗能源结构是煤炭占三成, 油品占近三成, 天然气占百分之十几, 比中国其它城市消耗煤碳少很多, 但“北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燃煤为主的特大型城市,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不高。”

而北京目前正着力建设世界城市和宜居城市, 其人口、交通、环境、能源等问题比较突出, 同时又有经济比较发达、研发能力比较强、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等优势。因此可以以建设低碳城市为契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方向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生态文明、甚至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 因地制宜地建设低碳城市。

1.2 北京功能区的规划

“北京对低碳城市的创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以结构调整低碳经济发展’了。”, 对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企业实施关停改造或搬迁, 进行了一些产业调整、升级、转型。北京严重缺水, 污染严重, 不适合一些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企业继续存在, 因此关停了北京焦化厂等企业, 并组织上百家如小造纸、小印染、小铸造等七个行业的企业退出此行业, 资金奖励主动退出、并且符合奖励标准的多家企业。北京还对一些政府机关单位用电、供暖等设施进行了改造, 在一些公共领域更换使用节能灯, 这样北京已经实现全国综合能耗水平最低。并且, 北京持续投入数十亿资金用于新能源设施的建设、研发, 还逐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上, 并加强中关村、中央商务区 (CBD) 等这些产业集中区域的建设。另外, 根据地理位置、发展历史不同, 北京十六个城区被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分别承担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 这样人口、交通等的压力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为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方向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没有经验可循, 以前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发展阶段也让经济转型更加困难, 并且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同时这也是难得的机遇, 与北京相似的问题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可以为整个国家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方向。北京低碳城市建设的条件已经成熟, 可以在低碳城市建设中成为先行者, 为其它地区提供经验, 可以引领经济转型方式、技术、发展模式的方向。

经济转型应当因地制宜, 有比较明确的短、中长期计划, 确定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具体的转型方向应当发挥自己优势, 用长远目光选择能够更持久发展的方向。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应当倾向于尽量减少以资源消耗为主的产业, 避免仅靠投入增加产量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对北京比较有优势的如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与环保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物流业等领域, 应当加大扶持力度, 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和国家政策升级改造。

3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是创新之路

低碳城市建设是比较新的提法, 并且需要因地制宜建设, 因此北京低碳城市建设过程必然是一条创新之路。

首先,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需要技术上的创新。低碳城市建设虽没有一致的模式, 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的技术成果, 可以推广到其它地方, 甚至走向世界, 同时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还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分析北京最突出的问题, 低碳城市建设应当特别重视绿色交通、能源、建筑、生产、消费五大主要问题入手, 分别从这些技术领域获得突破。

其次,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需要制度上的创新。应当创新组织机构, 设置专门机构, 或让已有机构的负起低碳城市建设的职责;不同机构如何协同解决问题, 需要工作机制创新;还需要建立合理的奖励机制, 对使用节能产品, 为新能源或节能降耗技术研发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个人予以奖励;同时要有约束、惩罚机制, 惩罚要有严格合理的标准, 这些需要更为细致的工作和更为科学合理的一套标准;对于已经形成的污染也要尽量净化处理, 经历什么流程, 由什么单位负责处理的问题, 都需要成熟制度的规范;对环境污染的监督也需要一套制度, 特别是可以建立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

第三, 北京低碳城市建设需要观念上的创新。建设低碳城市, 需要公民个人及企业的观念创新和参与, 没有个人的参与, 购买使用低碳产品、购买使用低排量车、垃圾分拣、在生活中节水节电等都无法实现。

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又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 如何进一步发展, 环境保护实现经济转型。而北京低碳城市建设正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世界城市过程中一个实现经济转型、创新制度、观念、技术的契机。

摘要：北京低碳城市建设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世界城市过程中一个实现经济转型、创新制度、观念、技术的契机, 其经验和技术可以为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城市借鉴。

关键词：北京低碳城市建设,经济转型,契机

参考文献

[1]李慧凤.北京低碳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M].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2]牛冬杰.低碳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 2011.

转型契机 篇9

当前,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一般说来, 社会转型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形态变迁, 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 其中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历史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 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是指发展模式的转型, 即由粗放的发展向集约的科学发展的转型。这三种转型, 其内容都包含利益调整、体制机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换。在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使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和价值体系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不可避免地, 大学生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思想冲击。面对着接踵而至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 正处于身心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期的大学生们,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尚未成熟或未完全定型, 政治鉴别能力不强, 政治坚定性较差, 在无孔不入的诸多的社会思潮选择面前, 大学生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迷茫混乱。课堂有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派不上用场, 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 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个人的发展关系不大。导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动摇。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滋长,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消极因素有所增长。针对这种现象, 高校必须要把信仰教育作为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来抓, 占领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江泽民说, 思想政治教育, 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当前主要任务就是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今社会, 高校必须坚持鲜明的方向性, 也就是要在信仰教育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面, 运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对待各种社会思潮, 旗帜鲜明地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高校信仰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正视客观情况抓主要矛盾, 解决重点问题, 坚持主导方向。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展、历史进程和现实需要中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过程, 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紧密相连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被他们的继承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的科学理论体系, 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 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现时代的主题, 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丰富其内涵、体现其意义。因此,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就是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 并用它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当前来说, 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能否对大学生起到激励作用, 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大学生利益的相关性及其这种相关性之大小。还要为大学生自觉了解、接受和认同。如何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大学生的成长、发展等切身利益更明确地、现实地、具体地结合起来, 让更多的人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理性, 是有工厂待深入回答的历史和现实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实际上是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具体而言,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 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要阐释的根本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向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就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就是让科学的理论贴近实际、走向群众、走进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心认同, 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观念、信仰、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曾有先例, 五四时期, 青年知识分子发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运动, 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走进大众、贴近大众、服务大众, 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上,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敏锐把握时代特征, 准确反映时代要求,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在这里, “三个鲜明特色”, 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提出了具体要求, 而且对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当信仰教育脱离大学生的亲身经历, 就难以获得其认可并扎根于内心深处。远离了大学生就业、生存和发展等切身利益, 就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 收到实际效果。当信仰教育的内容缺少了对大学生现实教育, 就会变成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受到大学生的反感, 就会直接或间接地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 对信仰教育的冷漠、厌恶, 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对待信仰教育。熟视无睹或置之不理。由于信仰教育不到位, 大学生在面对现实时孤立无助, 很容易对生活丧失信心。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 必须实现由理论术语、政治范畴向“大众话语”的转换, 要把抽象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 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行为准则;信仰的确立都有一个认同、觉悟到信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想在大学生中取得理想效果, 首先要使他们对当前社会发展道路与规律、政治制度、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认同。因而要考察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研究他们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关注大学生成长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诸如, 恋爱问题、就业问题、选择发展方向问题等, 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 增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从被动变主动, 内化为内心的信仰, 并转化为自觉的实践行动。

三、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转型契机 篇10

关键词：银行,数字化转型,国际经验

1 数字化重构金融机构竞争优势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高净值家庭的财富规模呈稳定增长,根据BCG的数据,2015年,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为113万亿人民币,2015—2020年,该类人群可投资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约为15%。

然而财富快速膨胀,但竞争日益加剧,且管理成本不断高企。从成本和效率角度来看,由于在吸引、保留和服务高价值客户方面富有经验的客户经理资源十分匮乏,进而导致薪酬开支一路上扬,新客户获取成本不断升高,自2010年年底至2013年年底期间,客户经理薪酬在收入中占比15%～16%,财富管理机构成本的整体增幅为15%,而其收入增幅仅为19%,整体而言,财富管理机构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转型数字化,可提升盈利能力。凯捷咨询联合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商务中心历时两年,对400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开展了一项数字化成熟度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成熟度较高的“数字化精英”就其现有资产创造的收益较转型前平均提升9%,盈利能力较业内同行高出26%,市值更是遥遥领先(超出12%)。研究还指出,银行业在全球所有产业中数字化成熟度相对高(高科技产业占38%、银行业占35%)。数字化沟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将使财富管理机构为其客户提供产品、服务以及建议的方式焕然一新。数字技术也会对财富机构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点,与中国工商银行的估算不谋而合,该行认为交易费用在不同渠道差异较大,其中网上的交易费用仅是网点柜台的1/7,转型数字化将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服务能力。

2 数字化的国际经验:三分天下初显层次

在发展数字化方面,银行可以说是“领军者”。几乎银行的所有主要业务均可以借由大数据来对客户进行细分,为他们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同时提高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基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研究,可以将海外银行在大数据能力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起点阶段:大约1/3的银行还处于探索阶段,包括对大数据的思考、理解乃至制定大数据战略及实施路径。

尝试阶段:还有1/3的银行已经进入尝试阶段,即根据前期制定的路径和方案,通过试点项目进行测验,筛选出许多有价值的机会,并且不停地进行试错和调整。

成熟阶段:最后的1/3的银行则已经进入收获阶段。经过多年的试错,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它们的工作方式已经发生转变,正在成熟运用先进的分析手段,并且不断获得新的商业洞察。

例如,美国通过分析客户在各个社交平台留下的数据,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信贷风险控制领域;通过对客户银行卡交易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出客户生命周期阶段,从而为客户制定差异化产品和营销方案;通过社交平台上直接抓取数据来分析客户的业余爱好,并进行细分,深入挖掘客户潜在价值。

目前,在全球范围,澳洲联邦银行、康百士银行(BBVA Compass)、北欧联合银行(Nordea)等机构纷纷利用大数据,细分客户群和新市场,并优化商业模式。澳洲联邦银行在澳大利亚首开先河,推出手机应用支付解决方案,不仅率先实现通过手机完成交易,并且其客户能够通过该应用直接与顾问对话,还推出了移动销售点应用,直接向零售商和商家提供支付解决方案;康百士银行(BBVA Compass)已成为美国首批能够实时记录内部交易的银行,藉此降低了业务处理成本,从而有效压缩了成本收入比和技术总体拥有成本(TCO);荷兰国际集团(ING)旗下全能服务型银行开发一种交互式的零售银行服务,并配备专业人士,可为客户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北欧联合银行(Nordea)则将数据分析、精减化的销售主导型分行结构,以及移动自助服务渠道结合在一起,改造了自身的销售模式,不但大幅降低了服务成本,同时还增加了总体销售额。

3 我国银行业数字化的需求矛盾

中国富裕人士对数字化服务需求较为旺盛,因缺乏数字化服务而离开的可能性也较高。全球有2/3的富裕人士表示,如果财富管理公司不提供数字化交易,他们会考虑离开。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达到了88.1%(在亚洲排名第三)。从年龄段来看,60岁以下超过80%的人士因缺乏整合的数字化渠道会离开原财富管理公司,在财富阶层上,100万～2000万客户中因同样原因而离开的超过80%。从年龄段和财富阶层两个维度综合而言,因缺乏有效数字化整合平台而产生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与旺盛的需求形成截然反差的是,我国数字化建设落后,银行业IT支出远低于其他地区,客户流失风险大。中国四大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与领先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与民生银行)虽然已开始不同程度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渠道与产品创新,开始尝试各种手机移动银行与直接银行的服务。但据麦肯锡对13个国家85家银行开展的亚太地区银行业年度IT对标调查显示,很多银行的IT投入不足,还有一些银行的IT投入效率欠佳,未能有效推动业务增长和效率提升。在我国,新兴的消费阶层整体年龄比其他地区更小,更易于接受移动互联网技术,他们对传统银行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正在逐年下降。如果我国的银行业不能以数字化持续创新和提升业务价值,其份额很可能流失到非传统的市场竞争者。与全球领先银行相比,中国各家银行同数字化领军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其中一项关键指标,便是每日网站流量排名。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大陆排名最高的本土银行,但其网站排名却仅居于第85位(访问最频繁的前三大网站分别是百度、QQ和淘宝),而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全球排名则分别为第143、193、208、228名。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在银行各职能领域中价值链上各个环节客户数字化的需求比例以及银行所提供的数字化服务比例,在下图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色彩清楚地看到,在所有4个环节中,客户的数字化需求存在结构化问题,其中不同颜色的箭头反映了客户需求与银行提供服务之间的差距。

资料来源:2014年BCG全球财富管理机构业绩数据库:BCG分析。

第一,当前各家财富机构所推出的数字化平台基本上满足了客户对“了解财务状况”和“交易执行”两个环节的需求,尤其在“交易执行”环节,无论是通过电脑或是移动工具,都可以较为轻松完成所需交易。

第二,相较而言,在“获取最优解决方案”(研究及市场数据、定制化投资建议、投资者组合分析与模拟、监控投资偏好)和“通过网络及社区验证投资方案”(通过视频聊天与客户经理直接联系、通过社交媒体与同类客户进行互动、与专家进行互动交流)两个环节方面,客户的数字化需求基本无法通过现有数字化平台来满足,无论是通过电脑或是移动媒体,现有数字化平台与客户需求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成为了下一步财富管理机构提升竞争优势的空间所在。

第三,从平台来看,电脑终端所提供的服务基本满足了大部分客户对财富管理的需求,而移动终端所能满足的客户需求比例较低。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来看,《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6.56亿,网上支付、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增长率分别为9.3%和12.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新网民中超过60%以上的人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利用移动终端尤其是手机端应用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将是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4 中国银行业利用数字化提升竞争优势的契机

中国无论是企业或是银行其数字化程度在全球排名均靠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业毫无希望,因为中国有着“肥沃”的土壤——在未来的几年,中国将成为数字化巨人。富裕人士在数量、财富总量上快速增长,尤其是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接受度和对财富管理机构的认可度在全球范围堪称首位,他们更关心财富增值、国际投资,更愿意付费服务。中国的银行业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之上,若能抓住机遇,转型数字化,必能提升竞争优势。

中国私人财富增长飞速,将是未来的数字化巨人。根据BCG的研究数据,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总量增长高达49.2%,成为亚太地区除日本外增速最快的国家。《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92.5%,其中24.5%的网民仅通过手机上网,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不断扩大,理财产品的日益增多、产品用户体验的持续提升,带动大众线上理财的习惯逐步养成。平台化、场景化、智能化成为互联网理财发展新方向。

富裕人士对数字化需求旺盛,对财富管理机构信任度和评分全球最高。根据凯捷顾问与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联合研究结果,中国富裕人士对数字化通信的期望很高,他们要求公司能支持各类渠道的整合,包括直接渠道(面对面、电话)、传统的数字化渠道(网站、电子邮件)和新兴的数字化渠道(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和视频)。有2/3的中国富裕人士认为所有渠道都很重要,尤其在新兴渠道需求方面,40岁以下人群比40岁以上人群的需求更加急迫,如果无法提供整合式渠道体验,则财富在100万～500万美元间的富裕人士中92.9%的人会选择离开原来的财富管理公司;同时,随着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数字化条件将会大大改善,这也为未来银行数字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和发展空间,且中国富裕人士对财富管理师和财富管理公司信任度在全球均最高,这与国内持续致力和专注于改善监管环境有关。分年龄段来看,几乎全年龄段对财富管理公司的信任度超过85%,尤其是60岁以上富裕人士为95.7%,60岁以下富裕人士对财富管理师信任度几乎均超过85%,与中国富裕人士对财富管理师和财富管理公司的信任度最高一致的是,他们给出的表现评分也是亚太区最高的(73%),居全球第三。

富裕人士更关心财富增值、国际投资,更愿意付费服务。从数量上看,2014年中国有48.4%的富裕人士更看重财富增值,居全球首位,其海外投资配置也超过40%,这一数据在世界其他国家仅为36.2%。凯捷研究同时表明,中国富裕人士的行为和偏好迥异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富裕人士,他们对寻求专业理财建议有更强烈的倾向,更愿意多付费获取定制化服务,更喜欢与多名专家互动。在寻求理财建议的富裕人士中,68.8%的中国富裕人士以财富增值为重点,且39.6%的中国富裕人士表示愿意多付费获取量身定制的服务,而这个数据在世界其他地方仅为30.5%。金融机构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发展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提高盈利。

参考文献

[1]Brent Beardsley,David Bronstein,Neil Pardasani,et al.Optimizing Operating Models in Wealth Management[R].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4.

[2]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R].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

[3]梁桐.埃森哲行业报告:打造敏捷性银行[N].经济13报,2014-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