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论文

关键词： 广播 语言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创办的大学学术期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办刊规模上均有较大的发展。民国时期湖北的大学学术期刊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和艰难过渡时期四个阶段。虽然这四个阶段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其路程是漫长、坎坷和曲折的，但它却在湖北学术发展史和期刊发展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论文 篇1：

6670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1949—2019）

摘 要： 70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为“十七年”“十年”及“新时期”三个时期，经历了初现生机、相对停滞、日趋繁荣三个阶段。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在广播语言要素及应用诸方面，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

关键词： 新中国 广播语言研究 分期 特征 承前启后

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百年历程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内。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大致处于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的“发展后期”[1]（5）及“复兴期”[1]（8）。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首先传承了民国时期广播语言研究，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均有明显的独特性，较以前有所丰富与发展。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根据内部发展各阶段的独特性，可分为“十七年”“十年”“新时期”3个时期。

一、初现生机的“十七年”广播语言研究

新中国成立（1949）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以下简称“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俗称“十七年”。此期间广播语言研究承前启后，初现生机。除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外，广播语言要素、广播语体、广播语言规范化等方面，也多见研究成果。

（一）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自解放区人民广播①语言研究形成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这种引领作用成为贯穿70多年来新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全程的一根红线。代表作有梅益《政治是广播大跃进的统帅》（1958）、向隅《文艺广播怎样为政治服务》（1958）等、夏青《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广播员》（1958）等。对广播语言研究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的强调还体现在领袖题词上。1965年9月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为之题词。毛泽东同志发表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些题词指明了包括广播语言研究在内的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

较之民国时期，“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要素研究承前启后。叶圣陶《把稿子念几遍》（1958）新提“读改法”，是对茅盾《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1937）所倡导“说新闻”广播播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此“读改法”至新时期仍广泛运用于广播语言应用实际中。徐起《从播音工作看精简异读问题》（1965）等研究《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广播语音要素应用中存在的同义异读音等问题，对后世同类研究具有启迪作用，如彭红《播音规范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97）就消除播音中存在的异读现象提出了建议。

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十七年”不乏广播词汇、语法研究之成果，如程天民《我对于新闻语言和广播语言的一点意见》（1953）、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及叶圣陶《要写得便于听》（1960）。

（三）广播语体研究更加注重媒体特征

十七年时期学者对广播语体及风格的研究较民国时期更深化，更注重广播主要靠说听传播和接受语言信息的媒体特征。叶圣陶《关于广播语言的一些简单的意见》（1953）主张“广播稿完全是让人家听的”，要“上口顺耳……就是意思明白通畅”。此类研究成果还有梅益《广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1958）、李义《关于广播的口语化问题》（1959）、杨兆麟《改进广播文风问题的研究》（1959）等。

（四）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依据从新

民国时期虽已有学者论及广播语言规范化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播语言规范研究依据有较大变化。要而言之，由国语规范化转化为普通话规范化③。《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1955）、《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5）、《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等都成为此期广播语言要素规范化应用与研究的重要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有叶圣陶《广播工作和语言规范化》（1955）、郑林曦《让广播语言成为普通话的典范》（1955）及王茂松《从汉语规范化谈到广播语言》（1956）等。

十七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成果仍多为实践经验;至六十年代初，研究的理论性有所增强。后受制于社会形势，研究生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外，研究的专门性论著较少，更多研究成果（结论）散见于相关论著;语言要素应用专题研究成果较少。

二、相对停滞的“十年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十年时期（1966—1976）即“文革”时期，广播语言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研究一样，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2010）甚至认为此期“广播研究基本陷于停顿”[2]（6）。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通讯的写作（一）——写作课教材》（1972）算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日趋繁荣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

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广播语言研究与社科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进入了日趋繁荣的新时期。

（一）“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齐头并进

就整体而言，“综合研究”构成了新时期广播語言研究之总体框架，“专题研究”较之综合研究更细化而完备。施旗等《广播语言的运用》（1980）、林兴仁《广播语言教程》（1998）和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2015）等属于“综合研究”成果。“专题研究”成果几乎涉及广播语言研究各方面，如刘士勤等《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1980）、夏青《普通话广播中的读音问题》（1982）、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陈克岭《广播评论要慎用同音词》（1993）、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孟伟《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2006）、董捷《提升广播语言精密度的方法》（2015）。

（二）广播语言要素研究仍为重中之重

1.语音研究热度不减。

广播语音（含播音）研究仍是此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最大热点，研究涉及面较以往更宽。张松《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1979）、陈刚《谈谈评论播音的基本要求和语言表达特点》（1980）、吴为章《铿锵悦耳琅琅上口——谈广播稿中语音要素的运用》（1981）、王璐等系列论文《广播语言的吐字发声问题》（1982—1983）、范惠凤《正确运用停连》（1984）、张颂《论播音语气》（1985）、丁崇立《广播语言的音乐美》（1986）、张一农《明白如话听着顺耳——谈广播语言的听觉要求》（1993）、唐余俊《广播语音应用的修辞学研究》（2018）等研究涉及停顿、重音、语速、语气、声韵与节奏、语调等方面。

2.广播词汇、语法研究更广泛而细致。

新时期词汇语法研究较之十七年时期更广泛而细致，研究成果数量和涉及内容均已大大超前，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

词汇方面，秦旭卿《略论广播语体及其用词》（1986）与陈月明《从心理学角度谈广播电视广告中的词语反复及心理学解释》（1988）分别从广播语体特征及心理学角度研究广播语言词语选用问题。李守之《广播稿要避免产生歧义》（1986）、张伟《怎样处理广播稿中同音词》（1988）、赵辉《广播语言的选用》（1994）等研究广播语言中同音词、双音词等的正确应用。顾光燧《模糊语言在广播新闻中的运用》（1993）、唐余俊《广播语言中的语义模糊现象》（2014）等研究广播（新闻）语义模糊性等问题。

广播语法研究方面，王海泉《广播语言要变长句为短句》（1986）、余圣辉《代词在广播稿中的应用》（1987）、李载本等《广播稿中标点符号的变通处理》（1994）等涉及词法、句法研究乃至标点符号用法研究。

（三）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

新时期较十七年时期以体现媒体特征为主，广播语体研究视角更宽。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1989）论述了“广播语体的渗透与创新、汉语广播语体的类型、汉语广播语体的五类分语体等问题”[3]。林兴仁《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与创新》（1989）、葛浩《广播语体的“八纲辨证”》（1994）、毕一鸣《“播音腔”与“主持调”———浅论广播语体的适应性》（1996）、李强《广播语言和文本语言应重修旧好》（2009）、毕一鸣《论口语文化中的广播语言》（2010）等研究成果涉及广播语体多方面论题。

（四）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

《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等相关法规的颁发，使此期广播语言规范化应用更“有法可依”。研究者除依据自身实践经验或研究心得外，更多以相关法规为依据，使广播语言规范化研究更“有法可依”。相关研究成果有江蓝生《当前广播电视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几个问题》（1997）、刘耀武《广播语言规范化十大原则》（2002）、姚喜双《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评价》（2005）、陈宝瑞《广播语言十不宜》（2005）、郭龙生《广播也要重视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2007）、蔡成《全面掌握和正确使用广播语言》（2016）等。

（五）广播语言新晋研究层出不穷

1.广播修辞（辞格）研究。

新时期广播修辞（辞格）研究由隐到显，渐成热点，且出现了专门性的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成果。“消极修辞”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1987）、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胡毅《浅谈广播语言与修辞学的关联》（2011）等;“积极修辞（辞格）”研究成果如林兴仁《广播稿中比喻的运用》（1985）、沈九涛《广播评论的对比手法》和陈佳敏等《广播节目的独特魅力：“通感”》（2011）等。

2.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

进入新时期，对广播语言研究史的研究渐受学者关注。吴为章《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而作》（1997）较早研究1940年至1990年这50年间人民广播语言研究发展状貌;王文利《民国时期的广播播音研究》（2011）重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广播语音史;唐余俊《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2017）贯穿百年历史研究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发展历程。

3.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

1991年以来历次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广播类）点评已成别开生面的广播语言研究成果。如对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2017年二等奖获得者）之“初评评语”为：“体现广播的语言特点。语言干净利索，语句短小精悍，没有多余的字和话，听起来俏皮生动;说白话不用形容词，并采用排比手法，听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4]评语论及获奖广播评论语言语音、词汇、语法要素及语体风格、修辞（辞格）应用等。这些获奖作品点评中的广播语言研究内容未必全面、系统和深入，但因为奖项等级高、影响力大，可大大增强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有效性。

（六）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新方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新媒体广播（利用互联网的网络广播及在线广播电台软件等）大量涌现，使广播语言信息传播方式较之传统方式有新变化。语言研究已开始基于信息传播较易双向及逆转，以听觉为主，且可辅以视觉等新特征。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昭示了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的新方向，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出现了诸多广播语言研究新成果，如姚喜双等论文集《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语言研究》（2013）、李勤《新媒体时代播音语言水平的提高方式》（2018）、姚茵《新媒体环境下广播语言规范问题及解决方法》（2018）等。如何在“微时代”（微信、微博等）应用好广播语言要素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包括孙明花《试论微博在国家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中的作用和应用》（2012）、彭慧芸《浅析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表现力——以广播电视台微信点歌为例》（2015）等。

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时间跨度大，成果丰，但仍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点。如梅益于十七年时期提出的电台“要千方百计做到能自己走路”的理念，直至新时期才真正落到实处;新时期广播语言研究虽也走出了自己的路，但研究成果寥寥。又如在此期间广播修辞（辞格）研究涉及的辞格种类偏少;新媒体广播语言研究的深广度有待拓展，成果总量有待丰富。

注释：

①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广播”指解放区广播，新中国成立后代表整个中国的广播事业。

②这是按1945年算的。另说应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开播之日起算。

③国語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要素方面有较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唐余俊.广播语言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3]钟广社.读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J].当代修辞学，1989（3）：42.

[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评论《脱贫攻坚摆不得半点“花架子”》“初评评语”[EB/OL].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7-06/12/c_136359121.htm.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广播语言研究史研究》（批准号18ZWD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唐余俊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论文 篇2：

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出版考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创办的大学学术期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办刊规模上均有较大的发展。民国时期湖北的大学学术期刊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和艰难过渡时期四个阶段。虽然这四个阶段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其路程是漫长、坎坷和曲折的，但它却在湖北学术发展史和期刊发展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民国时期；湖北；大学学术期刊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的建立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等院校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革。在不断转型的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探讨学术的风气却日趋活跃。为了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他们或利用大学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组织学术团体、学会，或者就栖身于大学专门的出版部门创办学术期刊，使得民国时期的大学期刊出版呈现繁荣的局面。而湖北作为全国的学术重地，在我国科学、教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学术期刊领域也有骄人的成就。在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创办的期刊大约为113种，特别是20-30年代，学术期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办刊规模上均有较大的发展，为引领学术前沿、传播学术思想、弘扬学术精神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大学学术期刊的兴衰演变，对了解湖北近代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发展过程，进而了解我国现代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大学学术期刊加以梳理，并探讨其出版特点和意义，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本文所梳理的大学学术期刊是从广义上界定的学术期刊，因为首先，在民国时期的“报”和“刊”的名称界线区分不是很明显，除开一些大学学报，有的刊物虽然名为“报”，实际上从现代期刊的定义上来说属于“刊”的范畴，因此这些刊物在本文收录之列；其次，本文收录的学术期刊也包括民国时期湖北各个大学的学生社团期刊譬如同乡会会刊等综合性刊物，因为这些刊物不仅是同学同乡相互联络的纽带，而且刊物旨在研究学术、探求真理，也为学者交流知识提供了平台；最后，本文在统计和描述民国时期湖北大学学术期刊情况时，将最初创刊地点不在湖北，但由于大学的迁移，刊物随之短期或长期迁移到武汉的一些学术期刊一并纳入，但对于办刊者属于湖北地区大学，而在战乱大学西迁过程中创办的期刊，却不在本文收录之列。

本文在统计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创刊数量情况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中文期刊大词典》、《湖北省志·新闻出版》、《武汉市志·文化志》、《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武汉大学校史》、《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中国高等医（药）学院校学报发展史》等著作，以及朱娅芊著《作为教会大学的华中大学出版活动研究》、王睿等著《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起源与发展的特点》、胡莺著《民国时期湖北美术教育初探》、赵鸿云著《近代湖北国医专科学校简况》等学术论文。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数据均来源于以上资料。

一、晚清湖北地区高等学府学术期刊的初创时期（1901-1911年）

晚清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科举、办学堂，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由此产生。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下，张之洞首先于1893年在武昌创办了湖北自强学堂，1898年创办湖北农务学堂，标志着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开始。这些高等学堂主要为社会培养一些翻译人才，提供学习外语和掌握农业科学知识的场所。此后直到1911年，湖北总共设有高等学堂16所，它们分别为公立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两湖文高等学堂、两湖武高等学堂、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存古学堂、法政学堂、两湖优级师范理化学堂、两湖优级师范博物学堂、两湖矿业学堂、铁路学堂；私立湖北法政学堂、私立江汉法政学堂；以及教会创办的私立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大学部和博学书院大学部。

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创办，虽然是帝国主义为其以华治华的目的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但他们在中国大地上传教，办学校、医院、杂志，客观上却带来了西方的一些文化科学知识，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187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昙华林设立文华书院，学生仅5人。1903年设神学院。1909年文华书院改为文华大学，学生约400人。文华学院便是解放前私立华中大学的前身，即解放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

近代官办高等学堂和教会学校的创办，拉开了湖北地区高等学府学术期刊的序幕。在湖北地区最早的四种高等学府学术期刊，应该算是由湖北武昌农务学堂创办的《农学报》《蚕学月报》；文华书院圣公会驻武汉辖教区主教创办的教育刊物《文华学界》和该校创办的《文华温故集》。《农学报》创刊于1901年1月，半月刊，是我国出版较早的农学刊物。它比我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农学》仅晚了4年，也是全国高校最早的农学综合性刊物。《蚕学月报》1904年间创刊，武昌农务学堂印行，赵叔彝主编。《文华学界》创刊于1905年，1911年停刊，季刊。内容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以中外教育为主，介绍新事新理为辅，间附图画。《文华温故集》也于1905年创刊，但直到1920年才停刊，为综合性学术刊物。以研究学术、观摩知识、阐扬新思潮为其使命，刊登教育论著、参观杂记、名人传略等文章。

虽然从晚清近代高等教育开始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在整个湖北地区高等学府学术期刊只有这四种，数量较少，但它们起步较早，以研究交流学术为主，学术性稍强且内容丰富、广泛，有明确的编辑宗旨和齐全的栏目设置，在近代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期刊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湖北地区早期的高等学府办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高等学校学术期刊的萌芽中，有着首创之功。

二、民国湖北地区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发展时期（1912-1925年）

1912-1925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猛烈地震撼了我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旧的教育体系和方法毕竟受到了一次革命潮流的冲击，科学和民主之风已经开始吹拂大地。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强烈呼声中，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除教会学堂续办外，其他学堂皆停。1912年，官立法政学堂首先复办，此后私立中华学校、江汉大学陆续兴办。到1925年，湖北地区有高等学校18所。分别是国立武昌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汉口明德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美术专门学校、私立湖北佛学院、湖北省立中医专修学校、湖北省立财政专门学校、湖北省立邮电专门学校、军政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私立湖北法政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武昌法政专门学校、私立武昌中医专门学校。这些高等院校的建立，聚集了一批专门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气氛活跃，在客观上为湖北地区的大学学术期刊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创刊数量

在这一时期，湖北地区诞生的大学学术刊物总共有39种期刊，创刊地点基本都在武汉。其中有私立中华大学的《中华周刊》（1912年）、《光华学报》（1915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史杂志》（1913年）、《楚学杂志》（1913年）、《博物学会杂志》（1913年）等等。历年创刊学术期刊数量列表1如下。通过表中数据可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在1920年掀起一次办刊高潮，此后呈现渐进上升的趋势。

（二）办刊形式

办刊形式亦即从办刊主体角度而言。由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由大学创办的学术期刊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由大学校方以学校相应出版机构创办的学报或者其他学术刊物，总数有11种。比如《光华学报》是武昌中华大学学报，该校建于1912年，校长陈时鼓吹新学，提倡学术研究，于1915年5月创办该刊，以“传播新文化、研究学术、导扬国光”为宗旨。专门刊登社会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著作，评介有关学术论文。先由李树仁任编辑，后由恽代英接替，刊物面貌一新，把该刊办成不仅研究学术，而且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园地；一类是专业学会创办的专业性会刊，总数是12种。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楚学会创办的《楚学杂志》，以“砥砺学问、发皇教育、改良社会、促进共和”为宗旨，曾刊登《楚学思想之变迁于民族上之影响》、《物价腾贵论》和《中华美术学会简章》等文章。栏目有撰述、译述、纪载等；还有一类是大学里的教授、学生组织的社团或同人群体创办的学术刊物，此类刊物较前两种稍多，有16种。比如创刊于1922年的《洞庭波》是武昌大学湖南学友会会刊，一种综合性社科刊物。旨在研究学术、探求真理、交流知识。内容包括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文艺作品等。

（三）办刊特点

这一时期，湖北地区的高等院校创办的很多学术期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编辑宗旨多强调改良旧社会、提倡新思潮、以促进学术交流为己任，重视学术性。由于它们主题明确、特点突出，且能将学术研究与“爱国”、“救国”这一时代命题紧密结合，促使学术期刊为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服务的本质含义得到升华。2.由于期刊必须依附于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会、学术研究机构或管理机构，因此，在当时来说，很多期刊刊登内容比较庞杂，在同一刊物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兼并刊载，属于一种粗线条的、综合性的信息载体。比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国学扈林》（1920年）和已经改名为武昌高等师范大学创办的《文史地杂志》（1923年），前者由武昌高师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创编，主要内容涵盖论说、实验、报告、译著、杂纂等。后者由武昌师大文史地学会主编，刊登有关文学、历史、经济和地理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3.出版刊期有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和不定期，刊期种类繁多，但生命周期普遍较短。大多数刊物都只维持1年时间便停刊，有的甚至仅出1期即行夭折，显示出当时期刊的传播效力较弱的问题。4.对来稿文体大多“不拘文言白话”；标点不作统一规定；编排格式横排、竖排兼有。5.主办单位明确，编辑机构建全，编辑出版人员分工明确。6.大都有固定印刷厂，因此多在本校编辑、出版、印刷，但发行方式不一。比如中华大学1919年创刊的《社会新声》由该校书报经理部发行；1925年创刊的《中华青年》由该校学生会出版股发行；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创办的《商业研究季刊》，由该校成立的出版部自己发行。

三、民国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鼎盛时期（1926-1937年）

1926-1937年，是国民党统治开始建立的时期。这十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步由规范而定型，趋于成熟。1926年，教育部确定武昌为全国七大学区之一，湖北为全国六大高师学区之一。本年冬，北伐军会师武汉，武汉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改组合并公立学校，将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及省立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中华大学大学部及专门部合并改组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冬，中山大学停办。直到1937年底，1938年武汉沦陷、很多高校西迁办学前，湖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有11所。它们分别是国立武汉大学、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私立华中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汉口博医卫生技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私立华中协和神学院、私立湖北佛学院。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全国大兴杂志的背景下，湖北的高等院校学术期刊也蓬勃发展，一度达到鼎盛阶段。

（一）创刊数量

这一时期，湖北地区高等院校创办的学术期刊主要有：国立武汉大学的《理科季刊》（1930年）、《文哲季刊》（1930年）、《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珞珈月刊》（1933年）、《历史学报》（1936年），私立中华大学的《中华季刊》（1930年）、《华中生物学刊》（1934年）、《华声》（1936年）等等，期刊总数为47种。通过表2中每年的创刊数量，可明显看出，这十年期间以平均每年4，7种期刊的创刊速度在增加，相比表1中11年每年大约3.5种期刊增幅达到了34.3%。

（二）个案研究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这一时期，办刊主体归属于大学校方的学报或其他学术刊物总数有22种，比前一时期此类刊物多了11种；而新式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则有9种，比前一时期此类刊物少了3种；学生团体或同人群体创办的学术期刊有16种，和前一时期同类期刊持平。此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湖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规范成熟的趋势，并且学术期刊也越来越受到校方和各界同仁的重视。在这里一个很好的例证便是：存在时间较早，且由大学独立办刊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创刊于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编辑出版。这两种期刊即现今《武汉大学学报》的前身，它们的出版，是大学重视学术研究的标志，在湖北地区近现代学术史和期刊出版史上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

此二刊的创办，与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密不可分。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学校发展抵达了第一个高峰，尤其是文科学群领军国内文史哲研究界，云集了闻一多、黄侃、谭戒甫、郭斌佳等一批顶尖学者，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南文科重镇”。但与全国其他同类大学相比，武汉大学尚无一份正规的学报，作为法学家的王世杰通过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与东吴大学等高校的比较考察，决定在武汉大学筹办学报。于是从1930年起，学校先后创办了三大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另办一大年刊，即《工科年刊》。这些刊物为广大教员发表学术论文，学生发表自己对学术问题的见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均设季刊委员会，由校长聘任本校教员若干人组成，并指定委员会一人为编辑主任。委员会开会由编辑主任负责召集，并以编辑主任为主席。委员会负责审查稿件、决定稿费、保管存款及审议其他关于季刊出版事宜。委员会委员除分期承担撰写论文外，每期还有写作书评的义务。

这两种学报均于每年3、6、9、12月出版；文章付排前一律用季刊委员会统一稿纸誊写，统一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篇幅不定，一般为220页左右，约12万字，标题目录、正文全部用4号字体，一律直排，文字之间疏密得当，给人以清晰、醒目之感；每期均发行800份。两刊出版印刷费全“由本校经费项下支付”。

《社会科学季刊》主要刊登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文章。每期辟有“论著”、特载”、“新书介绍与批评”等栏目。发表过张奚若、钱端升、周鲠生、刘秉麟、燕树棠、杨端六、葛扬焕、宗贤俊、梁明致等人的文章。特别是“新书介绍与批评”一栏，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书评，是刊物的一个特色。《文哲季刊》主要刊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及史学方面的文章，辟有“论著”、“特载”、“书评”等栏目。发表了高翰、胡适、游国恩、刘赜、闻一多、郭绍虞、谭戒甫、陈西滢、朱东润、李笠、叶德辉、周贞亮等人文章。

1937年日军全面侵略我国，武汉沦陷，武汉大学不得已迁往四川乐山，两刊因此被迫停刊，以后又在内战时局动荡中多次复刊、休刊，最终因财力、人力的不足而于1948年正式宣布停刊。虽然这两种学术期刊从创刊至1948年，《社会科学季刊》只出9卷，共30期；《文哲季刊》只出7卷，共27期，辉煌时期仅有7年时间，但是纵观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的作者群体和编辑群体，我们不难发现两刊在学术上的兼容并包性与学术前沿理念，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其“创刊弁言”中强调的“学术期刊可以看做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学术期刊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要把两刊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的办刊理想。此二刊的创办为校内外的文史哲专家们开辟了一方用武之地，许多文史哲的大家就是从这里走上了现代学术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立武汉大学在文史哲方面的地位和影响，与这两种刊物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确实在民国时期湖北大学学术史和期刊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当时的学术刊物树立了典范。

（三）办刊特点

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期刊相比，这个时段的刊物在学术性上有所增强。学术期刊创办者无不把学术性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如武昌中华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华季刊》（1930年）“以介绍学术、发表本校师生相互研讨之结果为宗旨”；《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年创刊，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2年），其在1930年登出的出刊宗旨中说，“本刊以提倡图书馆学，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应用方法为目的。”此外，刊物要登载介绍国内外图书馆学名著，介绍各种书目等等。这些发刊词和办刊宗旨都反映了出版者的意图：既重视对学术问题的具体讨论，又强调对学科的新知识进行介绍。

这一时期的大学学术期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办刊模式已经由文理不分的综合性学刊，逐步经历综合性文科学术期刊和综合性理科学术期刊，再向文、史、经、理、农、医等分支学科期刊转变。特别是在30年代，这种有了系统的期刊编选原则、明白清晰的办刊思想的纯粹分支学科期刊，已呈枝繁叶茂之势。比如，1931年5月由汉阳兵工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创办的《兵专》杂志，是为高校所办最早的兵器工业期刊，也是我国40年代以前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七八种兵工期刊之一；国立武汉大学测候所编的《武昌气象月报》（1933年）、《气象月刊》（1933年）；国立武汉大学物理研究社编的《物理》（1936年）；国立武汉大学历史学会编的《历史学报》（1936年）、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会编的《经济年刊》（1937年）；私立华中大学生物学会编的《华中生物学学刊》（1934年）；私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创办的《国医月报》（1933年）；以及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农学研究会编的《湖北农声》（1935年）等等。这也说明学术期刊必须以学科的发展作为前提，必须依附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术机构或管理机构。学科的分化导致学术期刊也一并分化。30年代，这些依托具体的分支学科学会或者研究机构创办的分支学科学术期刊，已经具备了现代专业学报的特征和意义。在民国时期算是达到了顶峰，是中文期刊演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另外，从编辑出版角度来看，大都有较固定的编辑人员和编辑机构，很多刊物还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因而在编辑工作上能够更加认真负责；对稿酬也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同本杂志中标点、文体、字号以及排版等编排方面能够达到协调统一，但同种杂志的不同卷数期数的页码却不固定。特别是文科类期刊存在此种情况较多。因为在目录中不标示每篇文章的页码，只以作者名称标注，而且每单独一篇文章均以“1”开始重复标注页码，所以刊物编排完毕，页码随机变动性很大，造成每一期刊物都会出现不同的页数。比如武昌中华大学的《中华季刊》，1930年第1卷第1期上，发表13篇文章，有122页；1930年第l卷第2期上，发表7篇文章，页码只有103页；1931年第1卷第3期上发表15篇文章，总页码达到195页；1932年第1卷第4期上发表10篇文章，页码却只有88页。这种著录页码方式，既不利于文章的查找，也无益于文献的检索。相对现代学报和专业学术期刊严格的页码规定而言，20、30年代的学术期刊在编排科学性、规范性上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四、民国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艰难过渡时期（1938-1949年9月）

1938-1948年，是整个中国战事频繁、经济萧条、动荡不安的十年。特别是在日本攻陷武汉后，湖北地区一些大学西迁，没有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生活艰难，学校教学科研几乎停顿。随迁的很多学术期刊纷纷停刊，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呈现快速萎缩状态。如前面所述的国立武汉大学创办的《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便随着1938年4月学校西迁四川乐山而被迫停刊。1940年，《文哲季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复刊，但缺乏连贯性，装帧设计也大不如前。1943年改名为《文哲学报》，最终因为财力、人力的不足而导致正式宣布停刊。1943年，《社会科学季刊》也在乐山复刊，遗憾的是只出了1期便正式停刊。

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数量上来看，湖北地区新创办的学术期刊有华中大学创办的《教育季刊》（1939年）、《读书脞录》（1940年）、《时代思潮》（1941年）；国立武汉大学创办的《武汉文学》（1945年）、《国立武汉大学陕西同学会会刊》（1944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的《文华青年月刊》（1945年）以及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文史学会编的《学风》（1945年）。总数只有7种，只相当于1920年、1923年、1933年和1937年每一年的创刊水平。

从期刊载登内容来看，这段时期的学术期刊大都缺乏学术动态的报道文章，也很少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国立武汉大学的《文哲学报》1943年第7卷第3期刊登的文章仅有程笃原先生遗著《世说新语笺证》（续）、刘异先生的遗著《六艺通论》（二续），以及徐天闵的《诗歌分期之说明》、方壮猷的《辽金元科举年表》、刘永济的《贵侠篇》、刘学章的《乐山语》等。而《理科季刊》1944年第2期上仅仅载有《贵州省境之麦病及其防治》、孙祥钟的《中国五加科植物之分布》、唐瑞昌的《峨眉山鸟类之分布》、公立华的《氨基酸对于苕子根瘤细菌消耗氧气之影响》、刘秉正的《苕子根瘤组织及细胞之研究》和戴伦焰的《嘉定作物病害之调查》。这已和西迁以前此两刊几乎每一期都刊登有书评文章，介绍国外学术动态、学术思想和学术信息不能同日而语了。这说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与阶级斗争的激烈的时期，国内学术研究空气的沉闷，学术的探讨相较与人民切肤相关的时政，已经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日伪政府于1940年在湖北恩施开办的省立农学院，加之原西迁高校返汉和一批私立高校的兴办，到1948年，湖北地区的高等学校一共有16所。其中公立大学有5所，分别是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立武昌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和湖北省立农学院、湖北省立医学院（1943年湖北恩施开办），私立大学有11所，分别是私立中华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私立湖北佛学院、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汉口博医卫生技术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华中协和神学院、私立汉口法学院、私立汉口商业专科学校、私立汉口精业会计专业学校和私立武昌江汉纺织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接管下的高校为原本冰冷的学术期刊事业注入了一丝暖流。随着各高校的复元，运行逐渐稳定，校园的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也有所回升。很多高校不畏条件艰苦，为了学术的繁荣，为了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坚持创办了一些学术期刊。

解放战争时期，在湖北地区新创刊的学术期刊总数只有16种，虽然出版规模只是鼎盛时期总数的1/3。但期刊的地域分布开始出现在省内除武汉以外的地方，如在恩施创刊的《学风》，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文史学会发行社会科学刊物，旨在提倡学术风气，发扬民族文化。主要刊登中国文史等社会科学学术文章及部分学人的诗词作品；还有在沙市创编的《史地丛刊》（1947年），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史地学系发行的史地教学刊物，以发扬史地教育为宗旨。主要刊载有关历史、地理及史地教材和教学法方面的论著。期刊的地域分布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湖北高校学术期刊的创办正在以省会城市武汉为主，向省内其他城市辐射蔓延的态势，这可以说为新中国成立后合理的学术研究地域分布结构奠定了基础。这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办的学术期刊，如同黎明前的一丝曙光，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们在湖北高校学报发展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总而言之，从晚清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伊始，湖北官办学堂和教会大学最早创办的刊物《农学报》算起，到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大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发展、鼎盛到萎缩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四个阶段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其路程是漫长、坎坷和曲折的。尽管早期的学术期刊与今天的大学学报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能否认，今天的学报是早期学术期刊的继承和发展。学术期刊从无到有；由早期的幼稚、不完善到逐步趋于成熟、完善以至于走向兴旺繁荣；学术水平由低到高，以至于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日趋扩大；编排质量由各行其是到规范化、标准化，以至于与国际接轨；印刷、装帧质量从劣到优，以至于精美高雅，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不仅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正在从事大学学报工作的同仁提供有益借鉴；不仅为学术期刊主管部门办好学术期刊提供管理和决策依据，而且对学术期刊的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胡晓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论文 篇3：

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中科学内容的分析

1896年刊登于《时务报》上的一篇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标志着西方侦探小说正式被引入中国。相比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西方侦探小说以其生动的情节和独特的叙事模式吸引了中国读者的目光。民国小说作家、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译者之一程小青，吸收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风格，将科学元素融入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创作了“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以下简称“霍桑小说”），成为中国早期本土侦探小说的代表。

此前学者对霍桑小说的研究较多，尤其是对其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受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的影响、对传统公案小说的改变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多部著作集中探讨了程小青的生平、创作经历和本土侦探小说史理论等内容。但此前的研究对霍桑小说科学内容的分析较少，仅对“霍桑”人物形象的科学性进行了简要概述，而对小说中科学知识和科学实验的分析几乎从未涉及，从科学史角度对霍桑小说的研究还有待展开。

本文尝试梳理霍桑小说各篇目的发表情况和科学内容的呈现方式，结合程小青自身的科学知识背景分析小说中科学内容的真实性及“霍桑”作为一个科学侦探人物形象的意义，从而为人们研究民国时期科学传播提供一个可能的角度。

一、程小青与“霍桑系列”

霍桑小说是由程小青创作的以“霍桑”和“包朗”为主人公的本土侦探小说，全书包含74篇探案故事，系列陆续发表了30多年，最终由世界书局汇集为《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出版发行，成为中国早期本土侦探小说的代表。

（一）程小青及其科学写作

程小青（1893-1976），原名青心，祖籍安徽省安庆市。程小青自幼勤奋好学，儿时靠母亲的微薄收入进入私塾读书，中途因家庭贫困辍学，但在工作之余补习英文，提高文化素养。1915年，程小青受聘于东吴大学附中，随后结识了外籍教师许安之（Dwight LamarSherertz），二人互相学习语言，很快，程小青的英文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其日后閱读和翻译英文资料奠定了基础。1924年，程小青又在美国某大学通过函授学习了犯罪心理学和侦探学课程。

程小青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所涉范围甚广。除创作和翻译侦探小说外，还发表了大量科普及侦探小说理论等方面的文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程小青发表的科普文章有150多篇，主要刊登在《妇女杂志》上，时间集中于1920-1921年，包括“科学小识”“科学小制造”“新智囊百问”和“趣味之科学”等多组系列性文章。

这些文章主要集中于物理学、生物学、机器制造和生活常识等方面，同时涉及化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包括对当时已成体系的知识的介绍，例如，冠名为“常识谈话”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声学的相关知识;也有当时的新知，如“鲸鱼的新研究”“人类学上的新发见”等。此外，程小青发表的科普文章大多通俗易懂，内容贴近日常生活，用浅显的语言论述基础科学知识。所以说，程小青在民国时期开展了大量的科普工作，反映了他对科学的支持态度和对科普工作的热情。

（二）霍桑小说的发表情况

1914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举办征文比赛，程小青以侦探小说《灯光人影》应征，被选中，由此开始了霍桑小说的创作。小说主要以单篇连载的形式在当时多种通俗报刊上刊登，时间集中于1921-1931年，多数发表在《礼拜六》《快活林》《侦探世界》《红玫瑰》等通俗杂志上，少部分发表于《新闻报》《上海报》《申报》等报纸上。

1919-1922年，程小青发表的以“霍桑”为主人公的探案小说几乎都被冠以“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的名头，如《东方福尔摩斯探案：无头案》《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猫儿眼》和《东方福尔摩斯探案：试卷》等。1923年2月，程小青在《半月》杂志上发表了《黑鬼》，首次使用“霍桑探案”的名号。故事开头，程小青对名号变更进行了说明：

小子创著霍桑探案，东涂西抹，竞已二十多篇。承蒙瘦鹃老友的戏言，赠我一顶“东方福尔摩斯”的大帽子（见江南燕序），我也僭妄戴了好几年。现在有位同志，也很喜欢戴这一顶帽子，因此我便把那顶大帽，让渡给他，以后就直直截截称“霍桑探案”，以便不致相混。

此后，以“霍桑探案”为主题的一系列探案故事陆续发表，如《第二弹》和《虱》等侦探小说都深受读者喜爱。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篇目经润色修改后刊登于不同的报刊中，如现名《催眠术》的《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精神病》于1921年以文言文的形式刊登于《消闲月刊》的第四期，但1933年《新上海》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刊登的《良医与良媒》与其故事情节完全相同，只是译成了白话文，内容稍有扩充。这也从侧面体现了霍桑小说的受欢迎程度。

对于霍桑小说的创作缘起，程小青曾说：自己“凭着以前翻译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的基础，依葫芦画瓢式学写了几篇”;而他在小说中更将“霍桑”喻为“东方福尔摩斯”，将“包朗”喻为“东方华生”。可见，程小青本人深受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的影响，霍桑小说的创作吸收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风格。

二、霍桑小说的科学内容分析

霍桑小说的主人公霍桑是一名科学知识丰富且擅长运用科学思维和具体科学知识的侦探。因此，小说中涉及大量的科学内容，涵盖了化学、生物、物理、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的主要科学知识和科学实验可见表1。

由表1可知，小说中包含的科学知识以化学知识为主，科学实验主要是化学实验和物理实验。以功能划分，这些科学内容在小说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破案的关键方法或证据;二是用于烘托人物形象。鉴于此，本节将分为科学实验、科学知识和科学侦探形象三部分对小说中的科学内容进行具体分析，结合程小青本人的相关阐释对他的侦探小说创作理念进行讨论。

（一）科学实验

本节选取两个化学实验和一个物理实验进行举例分析。

1.化学实验

其一是《断指团》中铁与鞣酸发生化学反应的实验：

霍桑寻出一枝毛笔洗干净了，在茶里蘸了一蘸，随即刷在纸上。刷了一次，再刷一次，直到刷过第四次后，那纸上果然显出字迹来了。起初那字还很浅淡，后来越变越深，就显出很明嘹的墨字。……霍桑道：“这是一种化学混合液，大概就是铁亚摩尼亚，硫酸盐和水混合而成的。凡用这种混合液，轻轻写在纸上，干了就没得字迹。至于发显的法子要用浓茶，也有一层作用，因浓茶里面含有一种酸素，唤做推纳脱酸Tannate。而那混合液里面却含有铁质，凡铁质一和推纳脱酸相和，就要显呈一种黑色。这是凡研究化学的人都知道的。”

其中“推纳脱酸”是“Tannate”的音译名称，即鞣酸，又称单宁酸或丹宁酸。这种物质广泛存在于茶叶中，可与铁盐反应生成黑蓝色的液体，制造墨水的化学原理与此大致相同。这一实验原理普遍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各种化学教材中，如《化学讲义》《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中都有对此实验及鞣酸的相关介绍。程小青的科普文章《日用食物之化验法》中也有对此现象的论述：

化验的法子，就是的用沸水煮过的绿茶，盛在玻璃杯中，再把果汁倾出少许，和在绿茶之中。假使果汁中间，已融和了些铁质（即洋铁罐中所含的），那么杯中的绿茶和果汁混合液，立刻要变成一种墨水似的黑色。否则颜色如故，不会变异。因茶中亦含有一种酸素，唤做槲皮酸（Tannic Acid），这槲皮酸一和铁质混合，就成了一种铁质槲皮酸盐（Iron Tannate），他的顏色，就是黑的。

科普文章中介绍的化学原理与小说中呈现的化学现象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对鞣酸的译法有所不同，这可能与程小青的知识积累和改变有关。早期因懈桃皮中含此酸素而译为“檞皮酸”，小说中则直接采取音译法，后在小说集结成书时又译为“丹宁酸”，这可能是受当时化学教科书的影响。可见，程小青对科学态度严谨，小说中对这一实验的描写真实可信。

其二是《血手印》中鉴别血迹的化学实验：

霍桑道：“……因为有时刀上沾染了果汁，一经干透，也会得变成这般颜色。这就因人类的血液之中，也和橘类等果汁一般，含着些儿酸分，一和铁质接触，都能变成一种铁柠酸盐，干后的颜色两两相同。若单凭肉眼的能力，决不能分别出来的。”我道：“那末你可知道怎样分别？可是用显微镜么？”霍桑道：“不是，有一种很简便的方法，只须用一种淡亚马尼亚液，滴在这斑渍上面，五分钟后，便能明白。若是果汁所染，斑点上会泛出绿色，倘是血渍，那是不会变动的。”

这一实验中所说的酸即柠檬酸，存在于柠檬、柑橘等果汁和人体骨骼、肌肉、血液中。柠檬酸与铁反应生成柠檬酸铁溶液，小说中称为“铁柠酸盐”。而“亚马尼亚液”是氨水（ammonia）的音译，即用氨水与柠檬酸铁反应生成柠檬酸铁铵。柠檬酸铁铵呈棕色或绿色，视铁含量的多少而定。但柠檬酸铁加氨水在果汁和血液中会显现出不同颜色，笔者未找到依据。且刀上仅有一点斑渍未必能使上述反应充分发生，出现预期现象。所以，此鉴别实验在实际破案中可能并不可取。

民国时期的化学教科书多数都提及了柠檬酸，但对其论述不详。如《化学讲义》和《中等学校教科书有机化学》介绍了柠檬酸又称枸橼酸，存在于柑橘等水果中。《中华中学化学教科书》在此基础上又介绍了柠檬酸的英文名称和分子式，但对其化学性质几乎没有涉及。此外，个别书中提及蓝印纸实验，介绍了利用柠檬酸铁铵的感光性制作蓝印纸的化学原理。笔者在已找到的程小青的科普文章中未发现与此实验相关的论述，因此，笔者推测这一实验可能是程小青仿照福尔摩斯对血红蛋白的鉴别实验创作的，并无实际科学依据。

2.物理实验

小说《窗》中描写了霍桑利用空气流动原理破获案件的情景，其物理实验过程如下：

他立起身来，把一扇窗开了一半，又走到门口，握住了门钮，用力一拉。室门一开，因着室中空气的震荡。那扇半开的窗。便自动的閛然合上。

这一现象是由于快速拉门的瞬间，屋内气体压缩，压强增大，空气流动使半开的窗户自动关合。此实验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房间其余空间密闭且窗户向内开。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程小青在1930年首次发表《窗》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实验成功的前提条件，但194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之十八：难兄难弟》中的《窗》一文将此段修改为：

霍桑不答，立起身来，把办公室的右边的南窗关上了，又将左边的一扇关上一半。这窗也像何家的一般向里开的。他又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握住了门钮，用力向里面一拉。室门一开，因着室中空气的震荡，那扇半开的窗便自动地向外合上，发出一种閛然的声音。

由此可以看出，文中首先描写了霍桑把“办公室的右边的南窗关上了”，之后又说明半开的窗是“向里开的”，这便满足了此实验成功的前提条件。程小青在后期对文章进行润色修改时也特别注意对科学原理的考证，使科学知识真正融入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

对于这一物理实验的来源，程小青在1932年发表的《关于侦探小说的话》中有所记述：“又有一次，我走进课堂，推门时用了些力，激动了课堂中一扇半开的窗，那窗便自动的关合。因着这个经历的触发，又构成一篇霍桑探案《窗》。”可见，程小青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探究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并将其用于侦探小说的创作，进而体现了程小青良好的科学素养。

（二）科学知识

小说中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化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为主，下面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1.化学知识

一是对氯仿麻醉作用的描写。《魔窟双花》中写道：“炳福所受的哥罗仿麻醉药，并不厉害”，此处的“哥罗仿”即氯仿（chloroform）的音译。《化学新教科书》中即将“chloroform”译为“哥罗仿”，认为其是“迷盐中最有用之合质，味甘而有一种香气。……医药中用为麻醉药”。但在《黄浦江中》《催命符》《断指团》等小说中，程小青又将氯仿译为“克罗仿谟”。此处的“克罗仿谟”也是“chloroform”的音译，只是译名略有差异。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中对氯仿的译名也不尽相同，如《新体化学讲义》中将其译为“哥罗仿姆”、《中华中学化学教科书》中将其译为“克罗路福姆”、《中等学校教科书有机化学》称其为“迷蒙精”或“哥罗访谟”。虽然霍桑小说中氯仿的译名不同，但对其化学性质的运用合理，蕴含的化学知识与实际相符。

二是对乙醚化学性质的表述。《催命符》中霍桑说道：“‘以太’是一种最易见效的闷药。”其中，“以太”即乙醚（ether）的音译，这一译名在现代部分化学书中依然存在。如1974年出版的《染化药剂》中介绍乙醚：“商业上亦译称以脱或以太。”但民国时期，大多数化学书将其译为“以脱”或“醚”。如《中学校教科书化学》中就称“以脱”的结构式为C2HsOC2H5，英文为ether，是一种极易燃烧的液体，外科常用作麻醉剂。而《更新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中“乙醚常简称为醚（ether），为无色液体”。此外，小说中说“以太”的气味是“甜味中还有些辣味”，这一描写与民国时期的化学书也有相同之处。如《更新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中称乙醚“蒸气有芳香”，恰好印证了小说中以太的“甜味”。小说中描写以太还有些“辣味”就是现代化学中所说的乙醚具有刺激性气味，但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化学书中几乎没有提及。

三是对石炭酸消毒作用的介绍。在《沾泥花》中程小青写道：“霍桑把茶杯叫施桂拿出去消毒，又叫他用石炭酸在室中洒一洒。”石炭酸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这一化学性质在民国时期的化学书中多有论述。《中等学校教科书有机化学》中称石炭酸杀毒力强，其稀溶液可做消毒剂或防腐剂。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1921年，名为“东方福尔摩斯探案：长春妓”，其中对此处的描写是“又叫他将消毒药水在室中编洒一次”。可见，此时并没有指明消毒药水为石炭酸，石炭酸具有消毒作用应是程小青在后期对文章进行修订时特意添加的科学元素。

四是对使用来沙尔自杀情节的描述。《活尸》中写道：“来沙尔液中含有甲酚的混合物，有剧毒。”其中，“来沙尔”即“lvsol”的音译，是含有58%混合甲酚的钾皂水溶液，可作消毒杀菌剂。民国时期的化学教科书对来沙尔的介绍极少，仅部分书中对甲酚进行了简要介绍，称其为甲（火侖）醇，性质与石炭酸同，防腐力较强。但服用“来沙尔”自杀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少女服来沙尔恐有性命之忧”“舞女自杀吞服来沙尔”等新闻标题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所以，程小青在小说中用到的化学知识来源除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外，还有生活常识。

2.生物学知识

《无罪之凶手》中有用蛋白质解毒的故事情节：

但你自己也研究过化学，总知道蛋白质有凝敛毒质的作用。昨晚上我们在守恒的卧室中发现两个蛋壳，这蛋壳并不曾煮过，却只在热茶中烫了一烫。因此我便成立了最初的推想。我知道一个人若使胃中先有了蛋白质，等到毒质入胃，便能使蛋白所吸收凝聚，不会渗入血液，只需施一番呕吐的手术，毒质便能完全吐出。

生鸡蛋液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与重金属离子结合，生成不可逆的沉淀，所以小说中说蛋白质有凝敛毒质的作用。民国时期的化学教科书中对此也多有论述，如《最新化学教科书》中就介绍了蛋白质“与重金属之盐合，而生不溶性之化合物，如升汞中毒之类，饮卵白则有解毒之效者此也”。此处的升汞即氯化汞，虽然小说中凶手投放的是砒毒，即砒霜（三氧化二砷），但蛋白质的解毒原理一致，具有相似的效用。所以，此案中涉及的生物学知识有效，可帮助读者理解蛋白质的解毒作用。

（三）霍桑的科学侦探形象

霍桑作为一个科学侦探的人物形象，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时有体现。

首先，程小青对霍桑的知识结构有如下描写：“……他攻读的科目，除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之外，还涉及哲学、法律、社会、经济等，对于实验心理，变态心理更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知识结构塑造了霍桑的科学侦探形象，为其日后用科学知识破案奠定了基础，同时与程小青本人的知识结构相关联，是作者本人科学兴趣的一种映射。

其次，小说中多处直接描写了霍桑的科学思维，如“我相信霍桑的脑子是完全科学化的”“你是一个新时代的侦探，当然有科学头脑”等都直接定位了霍桑的科学侦探形象。

再次，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不相信鬼神，他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表达了科学可以战胜迷信的思想。如《虱》中霍桑说道：“这种超乎物理现象的事，在科学眼光中瞧，彻头彻尾是虚伪的。”在《白衣怪》中，作者将霍桑论述为“他的科学化的头脑，自然绝对容不下这种无意识的迷信”。诸如此类的描写都反映出霍桑是一个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

最后，程小青還不断借霍桑之口阐述科学的重要性。最明显的是在《断指团》中，霍桑对包朗说道：“科学是救治我国国病的续命汤。”通过描写霍桑对科学的态度凸显霍桑作为科学侦探的人物形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在程小青心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科学神髓，小说面目”：程小青侦探小说写作理念

由上述分析可知，霍桑小说对科学内容的描写丰富，蕴含的科学知识普遍与当时已知的实际知识相符，更突出了霍桑的科学侦探形象。参照程小青本人有关侦探小说创作的阐释即可发现，霍桑小说的这一创作风格正是程小青本人对科学的态度和对侦探小说写作理念的体现。

1932年发表的《科学救国与侦探小说》一文中，程小青明确表达了对侦探小说的希冀：

若要求一种起死回生治本的灵药，以湔滌我们的累积的耻辱，挽救我们危颓的国运，和恢复我们民族光荣的历史，我敢说只有那一服从探索思维为出发而以创造演进为目标科学剂。那么若使把这个含着科学神髓，而没有科学庄严面目的侦探小说，做一种科学的先锋队，驱使它深入民间，作一番摧陷廓清的工作，冲破那些迷信、颓废、浪漫、麻木等等的壁垒，而竖立几面好奇、思想、理智、创造等等的旗帜，未始不是一种事半功倍的企图。

综合这段文本及程小青的写作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出程小青本人对侦探小说的写作理念。在程小青看来，科学是一种“从探索思维出发而以创造演进为目标”的认知活动，体现在这一认知活动过程中的“好奇、思想、理智、创造”正是他所推崇的科学精神。而侦探小说除有大量的科学知识外，案件侦破时的推理过程也体现了“好奇、思想、理智、创造”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方式，但其本身又以小说的形式示人，更容易被普通公众接受。因此相比于科普文章，侦探小说更有可能吸引更多的普通公众。对于侦探小说的这一功能，程小青也多次强调“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科学教科书”，小说中蕴含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培养读者的逻辑思维，提高读者的观察能力。通过侦探小说，也可以实现他科学救国的目标。

所以，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科学内容的选取，“如果应用什么科学上的技术，也必须真有科学上的根据”。因此，他在创作侦探小说时非常重视科学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小说中破案所用的科学知识，程小青专门撰写了《科学的侦探术》进行详细论证。该文从足印、头发、血迹、灰尘、神秘墨水、指印等九个方面，讲解了侦探破案时会用到的科学原理，这些科学原理正是“霍桑”破案的重要依据。

三、霍桑小说的影响

霍桑小说作为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在出版发行之初就备受读者追捧，甚至影响了民国时期公众对侦探小说的阅读风尚。刊登于《申报》的《霍桑的权威》就描述了侦探小说在当时社会公众中产生的影响：

许多中国探案，人人脑蒂中只深印着霍桑两字，这便是霍桑在中国探案中的权威。小青每结撰一探案，构思很苦;但是，读了他的辛苦作品。谁都以为大乐而特乐。读过了他的霍桑探案汇刊，都是很热烈的要求他出二集，人家热烈欢迎，他又要惨淡经营了，所以出了霍桑探案汇刊，又有霍桑探案二集。读过了他的霍桑探案二集，又是很快乐的盼望他出外集，人家快乐盼望，他又要辛苦著作了，所以出了霍桑探案二集，又有霍桑探案外集。

程小青在小说中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也得到了当时读者的重视，特别是对年轻人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就提道：

任何学校里面，凡是富有理智和好奇心的学生同学中都尊他一声我校中的霍桑。這许多霍桑，都是受了霍桑探案的洗礼的。所以说到中国侦探家，谁都有翘起大拇指而高喊一声霍桑，这便是霍桑的权威。

由此可见，霍桑小说在当时的公众中流传广泛，受到了读者的强烈追捧，“霍桑”也几乎成了中国侦探的代名词，他富有“理智和好奇心”的科学侦探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公众对具有相同兴趣和特点的人物形象的特称。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涉及的科学知识在当时同样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如《老少年》中的《名著介绍》就评价霍桑小说“内容以科学立场，启发青年之求知欲，所有疑案难题，悉凭逻辑法则，予以解剖;复参以爱国观念，公民常识，实为青年之良好读物。各校图书馆纷纷采备”。可见，当时的读者也注意到了小说中的科学内容，并认为这些科学知识能启发民智，是值得推荐青年阅读的书目之一。

此外，当时《申报》中刊登的关于霍桑小说出版发行的广告也极力宣传小说中的科学内容。如广告中宣称《霍桑探案汇刊》是“有理智有科学常识的第一伟大作品……是启迪民众科学常识的好课本……人们！要在消闲娱乐之中得到无量的学识……非看这部《霍桑探案汇刊》不可”！甚至在《霍桑探案汇刊第二集》的广告中直接宣称此书“可代替社会教科书，读可助长办事坚强毅力”。广告对霍桑小说的宣传不免有所夸大，但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中包含的科学知识已经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与关注。所以，民国时期霍桑小说的广泛流行，不仅仅是故事内容的传播，也起到了传播科学的作用。程小青希望通过侦探小说传播科学的理念的确对公众接受科学知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结论

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于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将科学内容融入侦探小说的创作中，从而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一科学侦探形象。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后迅速受到读者的关注，彼时正值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时期。霍桑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就出现在这一大背景下。

作为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的主要译者之一，程小青在其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西学背景创作了霍桑小说。霍桑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是小说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其中涉及的科学内容也使它们相比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更为新奇且引人人胜。由本文可知，霍桑小说中的科学内容普遍与实际相符，同时突出了霍桑作为一名科学侦探的形象。此外，由于霍桑小说的发表历时较长，程小青知识背景的改变使得不同篇目中科学内容的呈现方式略有不同，这一点在后期集结成书时对科学内容的修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相比于早期刊登的版本，后期集结成书时对科学内容的描写更丰富且更细致具体。

霍桑小说呈现的这些特点，一方面体现了程小青对待科学的态度和通过侦探小说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一种理念;另一方面，不论程小青本人是否有意为之，这种对科学内容真实性的追求实现了小说写作中的细节真实。已有的文学理论与实践都已表明，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通过细节的真实可以让虚构的情节更有可信度，更具感染力，即“虚构与写实互见”，由此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到文学真实的升华，这也有助于达到传播效果。从本文对霍桑小说影响的分析可见，程小青希望通过侦探小说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理念的确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并在一定人群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作者：石同瑶 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