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屏障

关键词： 电网

第三道屏障（精选三篇）

第三道屏障 篇1

社会稳定与安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期盼,而且也是西方“物质丰裕社会”人民的强烈渴望。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公平公正、安全稳定、有序和谐。从历史经验来看,很多社会危机正是发生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繁荣时期。社会系统是构成国家免疫系统的第三道防线,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不仅要受社会系统内部子系统的影响和干扰,而且也受到来自外部各种要素的影响和干扰;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了影响社会是否能够实现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如果国家没有及时去化解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因素,或者无力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影响稳定与安全的因素时,从而使得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迅速累积起来,社会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就会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迅速逼近社会系统所能够承受的最大临界阈值,最终导致社会系统运行崩溃,引发社会失衡(不稳)、社会失序(动乱)、社会失控(暴乱)。

寻求“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的结合点与平衡点,是实现社会健康、和谐、富有活力的根本保证。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是保障社会稳定、有序、和谐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财富积累多了,社会发展的投入多了,其他社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既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建设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研究人均财富差异(公平问题)与人均财富增长(发展问题)之间关系时,首次提出公平与发展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库兹涅茨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中表述:“在从前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S.Kuznets hypothesis)最早提法,学术界也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对该假说进行实证研究时,又通常将其表达为几何形式: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在人均财富较低时,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财富差距逐渐增大,当差异达到临界最大值之后,再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人均财富差异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整个变化过程呈现倒“U”型曲线的特征。在“U”型曲线的左侧发展与公平的“两难”区间,右侧是发展与公平的“双赢”区间。该假说实质上揭示了人均财富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对应的内在基本规律,也提示了财富累积对社会分配机制所带来的内在冲击与影响。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揭示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适性的规律,我们可以去充分地认识、把握和利用它,但是不可能去改变这一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既然从“两难”到“双赢”的转变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科学地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寻求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与平衡点,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道德人”和“裁判员”的角色和功能,弱化作为“守夜人”和“经济人”的角色和功能,实施有效的国家干预,力促在人均财富较低的情况下,尽快实现由发展与公平的“两难”境地到“双赢”局面的顺利转换。

财富占有和分配的公平公正对社会稳定有序的影响是全面深刻而复杂的,它表现为对政府权威性、公正性和合法性等构成严峻挑战,对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均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不患寡而患不均”,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比财富拥有的多寡更容易使人对社会产生认同感。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则是支撑整个(社会)大厦的顶梁柱。倘若这顶梁柱被折断,人类社会这一庞大的组织系统……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不但如此,正义是社会稳定的自主力量,“一个由一种公认的正义感调节的社会是内在稳定的: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促进稳定性的那些力量将(朝向某种极限地)日益增强。”罗默证明了一条深刻的定理: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越大,他们行为的“外部性”也就越大[2]。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和科学合理的收入差距,会引导国民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到如何创造财富,做大“蛋糕”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之,则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到如何分配使用财富、如何切“蛋糕”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激化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有序造成强烈冲击。社会财富分配形成和收入差距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和“橄榄型”三种类型。其中,“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种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均衡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结构就是生活相对富裕的中间(中产)阶层比例大、极富上层阶层和贫困下层阶层比例都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即以中间(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可以说“橄榄型”是一种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可以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引导社会有序流动、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二、社会抗逆的敏感因素的识别

1. 财富鸿沟

基尼系数是一个可以相对客观地测度国家收入差距的基础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依据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对中国所作的历史分析,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时报基尼系数达到0.64,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基尼系数达到0.58,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的基尼系数达到0.60,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时的基尼系数达0.61。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出0.55,就会引发全国性的动乱甚至导致政权消亡(牛文元,2007)。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应该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公正地分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南北”之间“财富鸿沟”和“数字鸿沟”也在持续扩大,同时,国家内部的贫富分配不平衡性也呈增大趋势。近年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占美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由2004年的19%增加到了21.2%,而处于美国下层50%的人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由2004年的13.4%降低到了12.8%[3]。美国大公司老板2006年的平均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是一般美国人工资的364倍,他们工作一天的收入几乎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一年的收入[4]。

当今拉美地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虽然经过从19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被人讽刺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上层阶层手中(如大地产阶层),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多重限制、中产阶层难以发展,社会政策过于照顾“强势集团的利益”,以至于1970年前后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有的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40%,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3年拉美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4倍),但财富仍然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富人手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更上升到44.4%,其中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20%。目前,拉美国家的凶杀案发案率高达每10万人25.1起,居世界之最;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激化的时期”,仅1997~2005年,就有7位在任总统在群众抗议中被赶下台。这就是所谓的“拉美化教训”之一[5]。

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表现在健康、教育、社会地位、就业机会、政治权利等方面。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同样会使人的心理产生不公平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7年8月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等收入的美国黑人家庭收入为31 969美元,为中等收入白人家庭的61%,西班牙裔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为37 781美元,为中等收入白人家庭的72%[7]。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07年11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为8.4%,是白人(4.2%)的两倍,西班牙裔的失业率为5.7%,黑人、西班牙裔的失业率都远高于白人[8]。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每10万黑人中有815人被关在监狱,西班牙裔的比例是每10万人口中283人,白人的比例是每10万人口中170人。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统计,到2006年底,在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服刑的犯人中,黑人达56万多,占总数的37.5%,西班牙裔和拉丁裔为30.8万人,占20.5%,其中黑人男子在押犯的比例高达每10万人口3042人,是美国总人口在押犯比例(每10万人口501人)的6倍多,西班牙裔男子在押犯的比例也高达每10万人口1261人。2005年10月,法国巴黎发生大规模骚乱,这次骚乱主要集中于大量非洲和阿拉伯移民居住地区,并随后蔓延到了周边一些国家。两名儿童因躲避警方的追捕而触电身亡,只是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究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对移民和本土居民实行差异性政策,在就业、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存在很多歧视性政策,使得移民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长期矛盾的积累,一触即发,造成大规模骚乱。这次事件也凸现了很多欧洲国家都存在的“社会断裂”问题,移民普遍感觉到被边缘化,很难以平等的身份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被割裂于社会繁荣之外。

2. 社会腐败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公权的天然病象,它破坏经济、削弱民主和法制、扰乱社会秩序,并使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更加猖獗,严重威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是一种对社会产生广泛腐蚀作用的“隐性恶疾”。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只要有公权的地方,就会产生腐败,“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腐败作为“政治之癌”,从穷国到富国,从小国到大国,从亚洲到非洲,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政府到企业,腐败行为无处不在。腐败是政府的掘墓人,“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一个政体中,“低度”腐败难以规避,那种“政治洁癖”和“零容忍”(Zero Tolerance)式的反腐败是不现实的。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根源是多方面的,其滋生条件也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传统上,人们只关注政府或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来,腐败已经在一些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部门、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各个社会领域中流行和蔓延。腐败行为的蔓延,一方面造成大量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进一步拉大人们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公众产生不公平感。另一方面,这种非法掘取财富的行为会对整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国民经济和社会法治造成损害,影响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危害着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能让腐败的癌症摧毁人类发展的一切努力,必须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消除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反对腐败不仅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有利于各国更加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也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要求政治廉洁的共同期盼。艾滋病、禽流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传染性公害,要预防和控制禽流感,就必须加强各国的卫生合作。而腐败是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害,而且已经从地区性的公害泛滥为有组织、跨国化的相当规模的国际公害。因此,反腐败也要像国际社会应对艾滋病、禽流感一样,加强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国际合作。世界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从1995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各国的清廉指数。这是一种复合民意调查,反映的是商人或国情分析研究专家对一个国家腐败情势的观感,调查对象包括本国或外国派驻人员。清廉指数从0~10,0表示腐败程度最高,10表示腐败程度最低。2005年10月18日,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是由10个独立研究机构发表的16个调查结果平均以后求出的结果[10]。2005年的清廉指数显示,在所调查的159个国家中,有2/3的国家得分低于5分,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贫穷和腐败的双重威胁。透明国际主席彼得·艾根先生指出:“腐败是造成贫穷的主要原因,也是克服贫穷的重要障碍。它们互为因果,使人民深受其害。”可见腐败行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未来发展的一大障碍。

注释:*为墨西哥裔美国人;**为墨西哥裔美国人

注释:a:中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b:这10个独立研究机构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CU)、伦敦经济学人智库(EIU)、美国自由之家(FH)、黎巴嫩信息国际(II)、瑞士洛桑国际发展管理学院(IMD)、国际商业集团(MIG)、香港政治及经济风险咨询公司(PERC)、联合国非洲经济公署(UNECA)、世界经济论坛(WEF)、国际市场研究中心(WMRC)。

3. 通货膨胀

物价渗透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转。稳定物价是稳定经济和稳定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把价格总水平作为政府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CPI反映的是城乡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在国际上通常作为衡量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一般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的币值相对性降低。前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后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的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通货膨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人们生活的成本,或者说缩减了人们的财富。通货膨胀导致货币的贬值,过高的通货膨胀可以使人们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对货币的隐蔽征税,影响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尤其是当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名义利率时,就会形成实际负利率,而实际负利率会使人们的存款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钱用于消费或者购买保值的商品,从而使银行的存款不足,影响投资的供给。很多国家的实际案例都表明,严重的负实际利率往往是和经济倒退相联系的,如表3所示。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通货膨胀要么与较高的产出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要么与较低的产出和就业联系在一起”。通货膨胀影响人们最切实的生活质量乃至经济的发展,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4. 失业高企

就业与失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是各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优先指标”。就业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形式,涉及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使用和配置问题。劳动力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要素,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就业具有特殊的规律性。首先,就业是一种经济现象。劳动力要素通过与其他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因此,劳动力与各要素之间的结合程度、结合方式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经济发展可以为就业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慢,就业就会受到制约。同时,稳定的就业也对经济发展有保证作用,而失业的增加,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导致宏观经济低效率运行,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其次,就业具有社会性。劳动者不但是劳动力的载体,也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就业是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因此,就业会对其他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一旦就业不稳定或失业,就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第三,就业既是劳动者个体的微观行为,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就微观层面来说,劳动者的就业观念、择业意识和劳动技能等是决定其就业的关键因素;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经济、教育科技、就业体制、就业政策等状况对就业起决定作用。

失业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难题,在任何经济体中,某些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周期性的,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或负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严重的失业使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灭顶之灾。进入20世纪50~60年代,欧美的就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尤其是欧洲,失业率曾大幅下降,年均在3%的水平;美国的失业率也低于5%。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到来,失业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除瑞典和瑞士外,其余各国的失业率都大约增加了两倍,到1992年,英国、加拿大两国的失业率已达到10%以上。联合国发布的《2007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就业规则》指出,1996~2006年间,全球劳动力增加了16.6%,达到29亿人,占46亿适龄劳动人口(15岁及以上)的大约2/3。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失业率从大约6.0%增长到了6.3%,失业人数增加了3400万,2006年时达到1.95亿人。这一增长是在全球经济产出以每年3.8%的速度上升的情况下出现的,引发了“无就业经济增长”现象。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从1996年的7.8%下降到了2006年的6.2%,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强劲,劳动力增速放缓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失业率从1996年的3.7%上升到了2006年的6.6%,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97~1998年亚洲危机的残余影响。同一时期,南亚的失业率从4.4%增长到了5.2%,尽管在2005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8%。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996~2006年间的失业率基本保持在约8%,这是因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容纳了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失业率超过一定限度时,其结果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等直接相关,并没有一个统一警界线。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失业率的判断是:失业率在5%以内属于劳动力供给紧张型,失业率在6%~7%属于劳动力供给适度型,失业率在8%以上属于劳动力供给警界型。控制失业、有效促进就业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致力于解决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主要措施是:一是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优先目标,实施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的经济社会政策;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促进就业;三是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四是增大财政投入,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五是提倡多种就业方式发展,以增加就业机会;六是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和措施,提高服务质量;七是注重职业培训,有效促进就业。

注释:a: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5. 社会凝聚力

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rence)是指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在观念、行动方面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它既是社会公众趋同的精神心理过程,又是社会建制进行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一项基本功能。通俗地说,凝聚力就是一个国家中不同民族、不同政党及人民群众在理想、目标、利益等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吸引力、聚合力(刘学廉,2004)。凝聚力是维系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组织力量,其巨大作用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使社会和社会组织生存下去,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聚合为整体组织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并产生出远远超出个人和组织力量总和的巨大力量和演化动力,产生出丰富复杂的社会组织现象和组织效应,产生社会和组织的整体功能。二是它具有巨大的稳定功能,它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减少和消除那些不健康的分裂和冲突,从而使组织成为稳定的结构。社会凝聚力表现为认同性凝聚力和互补性凝聚力两种形式,其中,认同性凝聚力产生于个体对于集体的依赖性,它将集体利益看成是个体利益的来源与保证,因此,组织成员的共同的集体利益是认同性凝聚力的物质基础,也是认同性凝聚力的本质,认同凝聚力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互补性凝聚力是个体或组织之间由于相互提供所需条件而形成的相互吸引力,互补性凝聚力导致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频繁交往,从而活跃社会生活,繁荣社会经济。同时,它能克服封闭的自然经济单位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如果说认同性凝聚力是一种以情感形式表现的力量,那么互补性凝聚力是基于理性算计的一种力量。因此,认同性凝聚力服从着情感的发生发展规律,而互补性凝聚力则服从理性算计。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越和谐,贫富差距越小,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越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就越强,凝聚力就越强。

世界上不同国家发展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国家发展得快慢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与其凝聚力的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凝聚力是国家的软实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之一,历史上的很多著名帝国,如查理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大英帝国以及当代苏联的解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其凝聚力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凝聚力削弱就像国家机体内部的“溃疡”,历史上许多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帝国往往由于国家凝聚力的“赤字”,而导致国家从内部衰败,甚至最终崩溃。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网络化的世界大潮中,国家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文化凝聚力、主流社会凝聚力的建设正面临空前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符号和商品均被剥离了或部分被剥离了地理因素,人们通常被弱化了民族因袭的土壤,文化通常被丧失了边界提供的保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等。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认同的力量》(“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书中,提出了不同于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路径。他指出,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构建了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在信息时代,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知被瓦解了,人们由此缺乏一种普遍的认同感,不再把原来的社会看成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责任、政治、安全、环境和社会人文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克服认同危机,增强凝聚力,成为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nel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表达了对美国国家缺乏凝聚力的担忧,简言之,就是担心美国人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了,担心美国人心不在一起了。应该说,塞缪尔·亨廷顿所担心的问题是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只不过因为各自国家发展的水平不同,认同危机在层次、程度上有差异而已。当今与“全球化大潮”相对应的是“部落主义”的兴起,世界各地遍布着部落冲突:中东、波斯尼亚、科索沃、北爱尔兰一直冲突不断;西班牙巴斯克分裂活动和加拿大魁北克独立活动日益猖獗;车臣、卢旺达、克什米尔和印度尼西亚种族矛盾激化;美国国内黑人和白人的矛盾从未平息过。国家成了成百上千个不同种族和更多部落的零散碎片化的集合体,“部落主义”就像国家机体内部的“艾滋病毒”,导致国家衰落,最终招致国家解体,出现更多的主权国家、更小的权限单位,使国家呈现“碎片化”和“原子化”现象。

三、社会抗逆能力定量评估与分析

研究表明,在45个样本国家中,有9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较强国家”,它们分别是丹麦、挪威、瑞典、芬兰、新加坡、奥地利、荷兰、瑞士、新西兰;有15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一般国家”;有11个国家属于“较差国家”;有10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脆弱国家”。中国在45个国家中排第16位,属于“一般国家”之列,说明社会抗逆是国家免疫系统中相对薄弱的一道防线,针对性调控社会抗逆敏感因子是快速提高国家免疫能力,保障国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杨多贵,周志田,陈劭锋,等.库兹涅茨假说及中国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04,18(1):1～2.

[2]Bardhan P,Remer J.Market Socialism[M].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99.

[3]新华网.2007年美国的人权记录[OL].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6993816.html,2008-3-13.

[4]胡联合,胡鞍钢.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J].江西社会科学,2007(9):142～151.

[5]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5[R].New York,2005.

[6]U.S.Census Bureau.Income,poverty,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06[OL].http://www.census.gov/prod/2008pubs/p60-235.pdf,August2007.

[7]U.S.Department of Labor.The employment situation:November2007[OL].http://www.bls.gov.December7,2007.

[8]U.S.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Mexican immigrants,Mexican Americans,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R].the United States,1990.

[9]UNDP.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35.

[10]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2005[R].Berlin:2005.

业之峰的第三道壁垒 篇2

“在家装行业，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信息化。”北京业之峰装饰的CIO魏建新突然抛出这样一句话。在他的右侧，整整一面墙的玻璃幕板上画满了各种流程示意图。角落里，幕墙下面的小方桌上，放着魏建新在午间休息时写书法用的宣纸与墨盒。

“现在，我们把所有业务流程都梳理完成，并做到了标准化，家装行业真正的信息化就要在业之峰诞生。”魏建新指着满墙的流程图自信地说。

“外来”的CIO

魏建新是一个“外来”CIO。2010年7月份，业之峰在做信息化项目建设招投标的时候，魏建新作为外部顾问对投标商的方案进行评审。在评审过程中，魏建新站在独特的角度对家装行业及业之峰的信息化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一下被业之峰的董事长张钧看中，被直接请来出任公司CIO了。

总体来看，全国家装行业中的大企业，在北方主要是以北京的业之峰、东易日盛以及博洛尼为第一梯队，但这三家企业的经营理念各不相同。

博洛尼最初是以高端橱柜起家，之后由点带面开始涉足家装行业；东易日盛则是做“加法”，把自己的产业链拉得很长，围绕家装业务在下游开设工厂生产各种家装材料。相对而言，业之峰的做法是“不加不减”，除了家居和工业装修外，不涉及任何其他的业务，属于轻资产公司。

在这几家大型企业的信息化进程中，有的虽然选定了供应商和IT系统，但系统始终不能上线应用；有的虽然成功上线了系统，却没有应用在核心的家装业务中。业之峰的信息化在家装行业中走得比较早一些，早在几年前，业之峰就根据自己的核心业务模式和形态，上马了一套ERP系统。但这套系统并没有与公司的财务相连接，业务与财务没有达到一体化，等于是财务、业务“两张皮”。而且，系统的实时性、动态性、集成性程度都不是很好。最后，这套系统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记录系统，但即使这样，数据的录入还不能保证及时性和准确性。

2010年9月份，魏建新正式上任。他首先建立了一套规范使用原有IT系统的月度考核机制。在这套机制下，公司里从上到下的每个员工都有一个100分的基础分，如果有人在数据录入时出现错误，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录入，就会被扣分。以85分为及格线，月末的得分与员工的奖金效益挂钩，这就让原有的系统不再是浮于表面的一张皮。

战略落地

魏建新当初决定出任业之峰的CIO，一是看好家装行业的广阔前景，二是看好业之峰。虽然受楼市调控影响，目前家装业处于阵痛期，但总体来看，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年产值在5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超大型家装企业出现，像业之峰、东易日盛这样的企业上升空间很大。另外，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有30%，三、四线城市的精家装对于业之峰而言是巨大的市场。

刚刚上任，魏建新发现业之峰虽然有很强的管理团队和执行队伍，但公司的一些业务战略还不够精细，公司的流程再造还停留在管理层，没有落地，另外流程之间没有做到整合。

在魏建新看来，要想做好业之峰的信息化，必须先从业务入手。“信息化首先是业务化，其次才是信息化。”他开始分解公司的详细业务流程。随着流程的梳理，办公室的玻璃幕墙上逐渐写满了一个一个的流程模块。

在这一过程中，他为公司完成了材料编码、员工编码、客户编码、合同编码、分公司编码的统一，实现了业务数据的标准化。数据标准化之后，必然要流通起来，魏建新接下来完成了公司管理流程和作业流程的优化和细化。

在梳理完公司现有业务后，魏建新已经对业务现状有了清晰了解，并发现了各种问题，在分析出问题的原因后，就立刻着手解决，对业务本身和流程进行改进和细化并让流程固化下来。最终，完成了从集团运营到子公司细化共四级171个流程的优化，涵盖决策、管理、运营的业务范畴，保证公司战略切实落地和执行。

做规划树壁垒

目前，像业之峰、东易日盛这样的大型家装企业的年营业额保持在10亿元上下。业之峰2010年的产值是13亿元，2009年是7亿多元，2008年是3亿多元，2007年是1亿多，呈现出逐年翻倍的快速发展态势。

几年中，渠道优势和创新的“峰格汇”模式让业之峰以加速跑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

业之峰在全国有23个直营店分公司，90多家加盟店分公司，如此庞大的渠道网络几乎覆盖了全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在集团化管控中，业之峰从总部向分公司输出品牌优势，复制管理模式，让业之峰成为区域内的高端家装品牌，并获得客户的良好认知。而创新的“峰格汇”则让业之峰的经营模式无法轻易被外人复制，在业务层面树立了一道经营壁垒。

2008年年底，业之峰耗资2000多万元在北京的北五环打造了一座10000多平方米的“峰格汇”家居店。峰格汇一改家装材料的销售模式，由代销变为直销。材料供应商在交给业之峰一定数量的场地费和管理费用后，直接在峰格汇店里销售家装材料。

消费者在与业之峰签订了家装合同后，设计师会按照所搭配的最好品质的材料来设计家装方案，如果消费者愿意在峰格汇里采购方案中的材料，可以在峰格汇里与供应商直接签订采购合同。峰格汇里的供应商都是经过选择的最好的品牌商，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有所保证。如果消费者在峰格汇里采购的价格比市面上高，业之峰就会以采购价2~3倍的现金“赔”给消费者。

在家装项目完工后，业之峰会按照一定的比例返还一部分现金给消费者。如今，不用等到项目完工，只要在家装和采购合同都签订完后，根据最后核算，在现场就返现金给消费者，做到“让利在事先，让利在明处”。返给消费者的这部分资金，除了来源于业之峰压缩掉的部分家装利润外，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材料供应商也要担负一部分。

借助优势渠道网络，业之峰的峰格汇店如今已在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等主要城市开了10家，而北京的第二家峰格汇在3月份也将开业。

除优势的渠道网络，峰格汇式的经营壁垒之外，业之峰还想构建第三道壁垒。凭借这三道壁垒，业之峰要在5年之内再在100个主要城市中开设分公司，开业100家峰格汇店，年产值实现100亿元，即“百城、百店、百亿”——而这第三道壁垒就是信息化。

为此，魏建新为业之峰制定了一个“三步走、四个层面”的信息化规划：第一步，把公司的业务管理系统和业务运营系统的的基本功能构建完；第二步，深化管理和运营系统的功能；第三步，把决策支持系统及周边的IT服务等功能做周全。三个步骤走完后，就打通了业之峰从下到上的基础架构层、业务运营层、业务管理层，以及决策支持层，最终实现公司的供应链利益最大化、绩效考评动态化、管理控制一体化、财务业务一体化，让业之峰树立起别人无法逾越的信息化壁垒。

风电对孤立电网第三道防线的影响 篇3

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 我国还存在许多形式各异的中、小规模孤立电网, 这类电网通过联络线与外部进行功率交换, 极易遭受大的干扰。由于重要机组或重要联络线故障, 导致孤立电网形成[1,2,3]。

为满足规程对电力系统承受第Ⅲ类大扰动时的安全要求, 防止系统崩溃, 我国电力系统普遍设置了高频切机和低频减载措施作为保证系统安全的第三道防线, 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

我国风电事业发展迅速, 装机容量逐年提高。在实际电网中, 故障后孤立电网出现大量风机脱网现象, 对孤立电网第三道防线造成严重威胁[5]。文中以某地区220 k V等级孤立电网为研究对象, 通过仿真多种工况下风电并网, 检验孤立电网高频切机和低频减载动作情况, 提出了适用于风电并网的孤网系统高频切机和低频低压减载配置方案。

1 风电并网对孤网第三道防线影响

文中以2013年某电网典型方式下某地区220k V系统为例进行分析, 仿真工具采用PSD-BPA潮流和暂态稳定计算程序[6,7,8,9]。根据可研规划, 该地区可能新建一座B风电场, 这里所模拟的结构可为其他有风电并入的孤网分析提供参考。该地区220 k V系统结构为下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 假设双回线路A-C发生N-2故障, 导致该电网与主网解列, 形成孤立电网。

根据规划方案, 2013年该孤网系统内水电总计装机容量96.375 MW, 其中K、F、J水电厂分别装机容量为1*50 MW、2*11 MW、1*13MW。B风电场装机容量为99 MW, 占装机总量的50.67%。在典型方式 (丰期、枯期) 下, 该区域平均负荷为80~120 MW。该孤网高频切机方案是, F水电厂52 Hz、0.5 s;J水电厂53 Hz、0.5 s。该孤网低频减载方案是:共设七个基本轮和两个特殊轮。第1基本轮至第7基本轮切负荷比例分别为:4%、5%、6%、6%、6%、6%、6%。频率动作值分别为:49 Hz、48.8 Hz、48.6Hz、48.4 Hz、48.2 Hz、48 Hz、47.8 Hz, 各轮级动作时限均为0.2 s。低频减载第1特殊轮至第2特殊轮切负荷比例分别为:2.5%、2.5%。第1特殊轮动作时限:15 s。第2特殊轮动作时限20 s。

由于我国现行的标准没有对风电机组参与系统调频提出要求, 故现有运行风电机组均不参与系统频率调整。在满足《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19963-2011) 条件下, 风电场通常考虑保护风电机组需要, 将风电机组低频/高频保护范围设定为48~51.5 Hz, 若越上限或越下限2 s, 机组将会跳闸。鉴于保护未考虑系统调频, 本文以此为例, 在双回线路A-C发生N-2故障跳闸情况下, 对风电机组不同出力对孤网第三道防线影响进行分析, 检验相关严重故障下的孤网运行能力。

1) 丰期水电满发, 风电按0.5的同时率出力。丰期水电出力90 MW, 风电出力按0.5的同时率考虑, 出力49.5 MW。故障后, 功率过剩39.8 WM左右, 高周切F水电厂机组后, 风电机组切机, 低频减载无动作, 孤网系统频率迅速恢复至正常范围之内, 其稳态的最高频率可达52.5Hz, 稳态恢复频率至50.2 Hz, 再经水电一次调频, 系统稳定。故障后相关母线正序电压曲线、孤网母线频率见图2所示。图中, Pw是风电机组的实际有功出力;Pwn是风电机组的额定有功功率。

2) 丰期水电满发、风电按1.0的同时率出力。水电满发出力为90 MW, 风电机组出力按1.0的同时率考虑, 出力99 MW。故障后, 功率过剩99 MW, 风电机组检测电网频率超过51.5Hz, 2 s后动作切机, F和J水电厂也相继高频切机。16 s后电网频率出现波动, 电网失稳。如图3所示。

3) 枯期、风电按0.5的同时率出力。水电出力总45 MW, 风电机组出力按0.5的同时率考虑, 出力49.8 MW。故障后, 功率缺额30 MW左右, 风电机组检测电网频率低于48 Hz, 2 s后动作切机, 低频低压共动作7轮, 水电机组脱网, 孤网失稳。如图4所示。

4) 枯期、风电按1.0的同时率出力。水电出力总45 MW, 风电机组出力按1.0的同时率考虑, 出力99 MW。故障后, 功率过剩54 MW左右, 水电机组高频切机后, 风电机组全部切机。由于切除过多电源, 系统进入低频状态, 低频低压减载动作共7轮后, 孤网失稳。如图5所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典型方式下, 风电并网与原有的安全控制装置已不配合, 如1) 中, 高频切水电机组与风机切机几乎同时进行, 无相互配合, 电网虽最终稳定, 但导致过切;2) 中, 过切导致系统失稳;3) 中低频减载方案动作缓慢, 导致风机低频2s后动作, 最后系统失稳;4) 中, 风电机组高频与高频切机不配合, 导致过多切机, 进入低频减载阶段, 以致系统失稳。可以看出, 原有的第三道防线安全控制装置不再适用于风电机组接入。

2 含风电并网的孤网第三道防线方案

2.1 高频切机新方案

考虑到风电并网下, 受孤立电网频率变化影响, 风电机组基本都会切机, 造成与原有的安全控制不配合情况。为了保持电网稳定, 通过调研分析, 结合电网的实际情况, 对有风电接入且上网功率大且呈现波动性、解列后孤网频率升高、水电机组具有一次调频功能等情况, 可以先切部分风电机组, 然后切水电机组。

由于风电机组占装机总量已超过50%, 改进后的安全控制设置还需保证在风电零出力情况下稳定, 这里将风电机组发电能力的60%, 即49.8MW, 51 Hz、0.5 s和51.5 Hz、0.5 s动作时限;剩余40%, 即39.6 MW, 51.5 Hz、1.5 s动作时限即放进高频切机方案, F水电厂机组切机延时0.5 s, 形成厂网协调方案。风电并网高频切机新方案表1所示。

2.2 低频减载新方案

由于原低频减载方案动作缓慢, 造成风电并网功率缺额后负荷、风电过切现象, 因此提高低频第Ⅰ、Ⅱ、Ⅲ轮机减载容量可有效杜绝此现象, 形成厂网协调方案。孤网低频减载新方案是第1基本轮至第7基本轮切负荷比例分别调整为:7%、8%、8%、6%、3%、3%、3%。频率动作值和时限均不变。

3 孤立电网第三道防线新方案验证

1) 丰期水电满发, 风电按0.5的同时率出力。风电场、水电厂出力与2.1情况相同。故障后, 风电经三个轮机切除负荷49.5 MW, 经20 s后孤网频率稳定在50.3 Hz。新方案相比原高频切机方案解决了水电机组过切水电机组现象, 保存了水电机组一次调频作用, 母线电压曲线也较好, 如图6所示。

2) 丰期水电满发、风电按1.0的同时率出力。风电场、水电厂出力与2.2情况相同。故障后, 风电经三个轮机切除, 孤网频率在17 s内快速恢复至50.4 Hz。相比原高频切机方案, 解决了过切水电机组, 且在恢复时间和电压质量方面很好。如图7所示。

3) 枯期、风电按0.5的同时率出力。风电, 水电机组出力与2.3相同。故障后, 低频减载共动作3轮, 切除负荷28 MW, 孤网频率在5 s恢复稳定。由于低频减载方案设置得当, 相比原方案维护了风电电源对孤立电网支撑的作用, 避免了电网失稳。如图8所示。

4) 枯期、风电按1.0的同时率出力。风电, 水电机组出力与2.4相同。故障后, 风电经过两个轮机, 切除负荷59.4 MW, 孤立电网频率经20s后恢复至50.3 Hz, 再经水电机组的一次调频后, 电网稳定。可以看出, 新高周切机方案相比原方案, 在孤立电网功率过剩频率升高时, 避免了过切水电机组, 有效稳固了孤立电网第三道防线。如图9所示。

5) 检验新方案在风电出力为零时, 对孤立电网的适应性。在水电丰期和枯期 (水电出力不小于45 MW, 小于此值孤网将不能稳定) 两种情况下, 依靠新低频减载方案, 孤立电网能可靠稳定, 如图10所示。

4 结束语

文中以某地区孤立电网为对象, 通过建立风电并网孤立电网的模型, 分析了各种工况下, 风电并网对孤立电网第三道防线的影响。提出了利用风电机组高频/低频保护与孤立电网第三道防线配合设置, 形成了新的高频切机和低频减载方案。仿真结果表明, 此方案既能大大化解风电对故障后孤立电网的影响, 又能起到电源支撑作用, 对孤立电网建立安全可靠第三道防线提供了保证。

1) 由于风电并网不能参与电网的一次调频, 在故障后孤立电网发生高频后, 可考虑先行切除部分风电机组。

2) 风电作为一个电源点, 应发挥对故障后孤立电网支撑作用, 避免过切造成孤立电网失稳。

3) 风电并网的孤立电网, 低频减载方案需适当提高第Ⅰ、Ⅱ、Ⅲ轮机的减载容量。

参考文献

[1]周志平, 孙新良, 付晨鹏, 等.电力系统孤网运行动态特性试验[J].电网技术, 2008, 32 (2) :79-81.

[2]孙艳, 杭乃善.孤网运行的潮流计算方法[J].电网技术, 2009, 33 (19) :127-131.

[3]魏守平.水轮机调节系统一次调频及孤立电网运行特性分析及仿真[J].水电自动化与大坝监测, 2009, 33 (06) :28-33.

[4]王伟, 陈军, 余锐, 等.三道防线协调配合保证电网稳定运行[J].2011, 44 (10) :16-17.

[5]王小海, 齐军, 侯佑华, 等.内蒙古电网大规模风电并网运行分析和发展思路[J].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1, 35 (22) :90-96.

[6]张艳军, 高凯, 曲祖义.基于发电机组出力曲线特征的一次调频性能评价方法[J].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2, 36 (7) :99-103.

[7]吴义纯, 丁明, 张立军.含风电场的电力系统潮流计算[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5, 25 (4) :36-39.

[8]李光琦.电力系统暂态分析[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1995:1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