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决策（精选十篇）
危机决策 篇1
决策者的压力来源
危机事件中决策者的压力, 是指在危机情境中, 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制下, 必须尽快做出重要但不确定的决策所引起的个体紧张和焦虑。
其压力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事件不确定的压力。不确定性是危机事件的本质特征,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危机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过程演化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损失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影响的不确定性等。危机的不确定性导致决策者对危机事件的认知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可供决策者控制的决策资源严重不足, 决策者个体满足决策需求的能力与决策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 决策者在决策时会感到难度大、难驾驭, 焦虑和压力正是这种不平衡在决策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
2. 责任重大的压力。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 对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 或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 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各单位和企业也相应制定了安全责任主管领导负责制度, 一旦决策失误, 导致危机蔓延, 这一切都有可能使决策者压力重重。
3.公众关注和期待的压力。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破坏性和威胁性使公众对危机事件产生普遍的恐慌心理。如果该事件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更会进一步放大危机的危害性, 加剧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 公众的关注和期待势必会加大决策者的心理压力。
4.媒体舆论的压力。危机事件因其“非常态”而必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缺乏有效的应对举措, 极有可能造成舆论引导不当, 催化公众的不安和不满, 形成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5.时间紧迫的压力。危机决策的压力主要来源之一, 是危机处理的紧迫性。重大危机事件往往会涉及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而且危机的事态发展可能会瞬息万变、错综复杂, 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危机, 后果将不堪设想。时间紧迫是构成危机决策压力的重要来源。
6.资源短缺的压力。危机出现后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短缺, 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和紧迫性导致供给危机决策者进行决策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 处理危机所需的人力、物力超出实际能力, 如何合理安排有限的资源, 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更多的资源, 怎么解决大量的物质需求带来的经济压力, 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压力对决策者的影响
压力对个体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耶基斯-多德森定律表明, 工作压力的大小与工作绩效呈倒U形的关系。当压力小于个体的应对能力时, 压力能增强行为动机并有利于提高工作绩效, 这时, 压力对个体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一旦压力超出了个体的应对能力, 个体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和行为的紧张症状, 工作绩效随之下降, 这时压力给个体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在危机情境中, 决策者面对的大多是过度的压力, 决策者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容易产生一些不当的行为。
1.仓促决策。决策者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分析能力受到抑制, 控制能力减弱, 难以进行有效冷静的分析和权衡, 并且急于处理危机事件, 于是在决策时乱了方寸, 决策极可能不妥。
2. 迟疑不决。面对危机, 决策者过高地估计各种困难, 对自身能力信心不足, 从而影响思维的敏捷性和创造性。不仅在决策阶段迟疑不决, 而且在执行阶段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丧失最佳的决策时机。
3. 消极逃避。有些领导者在巨大的心理压力超过其承受能力时, 完全丧失自信心, 面对危机心生恐惧, 不愿做出决策, 在行为上就表现出优柔寡断和推诿, 或者干脆选择逃避以保全自己。
4. 心怀侥幸。对危机事件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不及时、正确地行动。试图封锁消息、隐瞒不报, 以为不说出去, 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丧失了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 造成了危机大面积暴发和恐慌。侥幸心理是导致危机决策失误的重要心理因素。
由此可见, 要提高危机决策效率, 避免决策失误, 就必须让决策者的压力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能否做到这一点,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掌握积极应对的策略。
应对策略
危机压力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应该像应对一般压力那样来应对危机压力, 而是需要根据危机应急性特点, 从提升危机决策者危机处理能力的角度来探讨应对压力的策略。
1.提高决策者的危机认知能力。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 可以使决策者在危机事件面前, 减轻心理压力, 扫除心理障碍。一是提高危机意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 领导干部要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积极应对各种挑战。让危机意识内化成潜意识, 使领导者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敏锐的直觉, 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 即使危机发生, 也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危机。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决策者可以从周围的纷杂环境当中脱离出来, 不受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的干扰, 使自己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式, 拿出可行的方案控制危机的发展。三是合理认知危机决策。决策学的创始人西蒙认为:“最优化的概念只有在纯数学和抽象的概念中存在, 按照满意的标准进行决策比按照最优化原则更为合理。”善于决策的领导者, 不会等到对事情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后再去决策, 因为条件完全具备之日, 往往是最佳机会消失之时。危机决策者要提高选取满意方案的能力, 以及在危急时刻当机立断的决断能力, 这样会大大减少压力的产生。
2.树立正确的压力意识。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往往比较高, 作为成功人士他们往往喜欢显示自己是生活的强者, 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多数人在遇到压力时往往不愿意承认自身所面对的压力, 以为承认压力就代表自己软弱。但是压力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不能正视压力, 受到压力的消极影响程度可能加重。因此, 危机决策者要认识到面对危机有压力是正常的反应, 关键是正确认识、分析, 并最终缓解压力。
3.善于运用心理控制方法。决策者应对危机时心理压力增大是正常的变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可以通过运用一些心理控制方法达到心理素质的优化。一是控制干扰。对已经处于压力下的危机决策者来说, 任何细枝末节的干扰都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影响他们决策的质量。所以决策者应该控制进一步的干扰, 让自己不再受其影响。二是思维转移。如果决策者的思想全然被危机的感受所占据, 就会降低应对危机的能力。思维转移是重要的控制方式, 既然事件已经发生, 就要学会视危机为平常物, 冷静理智地去解危。三是直觉联想。直觉的产生是有其思想基础和产生条件的, 直觉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示, 可以克服思维停滞和思路狭窄。面对危机需要迅速作出反应, 许多危机决策需要领导者具备把握直觉的能力并理性地做出处理危机决策。四是结果淡化。如果过度担心忧虑决策的结果, 只能降低决策能力。可以将事件放入时间机器中去检验, 想象一年或三至五年以后其重要性会变得怎么样, 就会发现, 在时间面前, 当前认为是关乎生死的决策都会弱化其影响力。这样就会减轻决策时的压力。
4. 提高应对危机的承受力和调节力。危机处理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每个人应对危机的承受力和调节力。丰富的危机管理知识和经验, 能够帮助决策者提高应对危机的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 它使决策者能够对危机进行正确的认知和评价并采取恰当的危机应对措施。一是通过培训增加决策者危机决策的相关知识;二是通过模拟训练使危机决策者直接从生理上和心理上体验危机;三是在日常工作中主动积累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
危机决策 篇2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17期
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特点
始于美国次级房地产贷款的危机已经演化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加速向全球性经济危机演化。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内的西方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危机“百年一遇”，其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将大大超过1929年。现将这两次危机作一比较，分析特点，以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危机的演化趋势。
一、危机的背景是世界工业化进程加快
1929年大危机时只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少数国家进入或完成工业化，人口不多，占用地球资源有限。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推向新高潮，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信息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跨国公司的规模更大，对各国经济的渗透更深，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速，超过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享受到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地球资源出现严重短缺，环境受到极大挤压。此轮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和金融衍生技术的不当利用，本质上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人类进入工业化的目标、进程与地球资源、环境的矛盾。因此，只要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的趋势不被打断，石油、金属矿等主要工业资源仍将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目前的价格下跌不过是从前一段的恶意炒作向合理价位的回归。从长远来看，如果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工业必需资源的价格上涨仍然是大趋势。“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基辛格）这句话仍然是西方强国奉行的战略原则。
二、危机的性质是结构性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危机的性质不同于1929年整体性金融支付危机，产生于与虚拟经济相关的金融范畴。实体经济虽然存在能源、粮食、金属矿产的短缺和生态恶化、环境容量等问题，但并不存在严重的、不可克服的供需矛盾，只是因为发达国家无限、甚至恶意透支信用，滥用美元这一国际支付货币的话语权，造成了现实支付能力迅速下降，并发了对未来信心的严重动摇，欧美市场急剧萎缩，新兴国家连带遭受严重冲击，因此属于结构性金融危机。其表现是原本急剧扩张的信贷陡然绷紧，迫使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减息行动。然而所有的救市措施实际上都增加了虚拟经济的规模，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缺乏防火墙时，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会更大。由于金融危机将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实体经济的运转受阻，目前已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阶段。在商业银行方面，银行受呆坏账率提高和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资本金遭受严重损失，贷款能力受到限制。金融市场方面，多家金融机构连连破产倒闭，出于对借款人违约的担忧，市场信用价差迅速扩大，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才能筹集资金。面对筹资难度增加和成本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这一态势已在许多国家出现，并将延续至少两三年。
三、危机的根源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交织
金融创新造成的各种问题并非这次危机的主要根源，金融监管不当也只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美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谋取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而低利率政策助长了借款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二是美国泡沫不断扩大的过程是通过从全世界抽取储蓄来维系的。例如，仅2007年就有5万亿美元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造成了“穷国供养富国，小国供养大国”的局面。在全球范围内转嫁其信用风险，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三是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矛盾显现出政府的缺位。为了维持一极独大、主宰全球的地位，联邦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于国防支出和海外扩张，对低收入阶层改善住宅等消费要求无力支持。政治家为了收买民心，金融家为了谋取暴利，联手以无限放大信用的办法求诸市场，其结果刺激了十多年房地产、资本等市场的繁荣，也孕育了巨大风险。因此，不得不通过所谓金融的不断创新来转嫁风险，掠夺全世界、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维护美国国内需求非理性的增长。这种盘剥全球、独利自家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
四、虚拟经济发展过速使危机不断蔓延并深化
金融创新导致连续不断的金融虚拟化。金融投机活动导致大量资金在债市、股市、汇市、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之间循环流动、自我膨胀，并成为“有机整体”，导致了本次危机的传递渠道的复杂多样，还会出现什么新奇花招肯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推动金融自由化、虚拟化、证券化和全球化，导致本国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支撑。2007年底，美国虚拟经济规模为16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2倍。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出现巨大缺陷，美国制造业仅占其GDP的15%，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其GDP的70%。在美国推动下，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达676万亿美元，也相当于全球GDP的12倍。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和无序性扩大。近20年来全球经济年均增长3.58%，而国际流动资本年均增长13.7%。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全球流动资本高达12万亿美元，2008年初仍达1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6万亿美元。国际流动资本兴风作浪，不仅干扰国际金融秩序，而且成为国际油价、粮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为这轮金融危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本轮经济挤泡沫、消浮肿带来极大变数。
五、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实体经济反应迅速，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明显1929年大危机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但由于当时信息技术不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慢，许多厂商在市场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仍盲目生产，导致产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大幅下跌，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并在危机后期的1932年达到高潮，失业人口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生产企业反应迅速，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调整生产，作出减产和裁员的决定，造成失业和收入下降的时间前移。同时，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度下滑带来强烈的逆向财富效应，抑制了居民消费，造成市场萎缩，推动危机深化。最终形成“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加深金融危机”的恶性反馈循环。但从另一方面看，反应快，来势猛，减少了企业经营的盲目性，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方向和力度，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损失，为复苏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六、危机的传导、释放更趋于全球化和金融化
19世纪中期，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1929年大危机时，只有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世界大多数人口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中，受危机直接波及的国家不多。二战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到上世纪末几乎所有国家均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被卷入了市场化的国际分工。二战前，国际分工主要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垂直分工，如世界工业和世界
农业的分工，而现在更多的是网络型分工。在意识形态松动、经济制度樊篱打破之后，资本借助因特网以空前的速度、巨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流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传播。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次战术预演。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欧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等都是美国的投资来源国，美国金融创新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也被海外投资者所持有。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相关金融机构受次贷产品市场价值缩水导致损失巨大。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持有美国的“两房”、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券和股份。在危机深化后，这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或倒闭或被低价收购，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金融机构的损失迅速传递给其他国家金融机构，造成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动荡。
七、各国政府对危机反应迅速，步调比较一致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态度，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致使那次危机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空前的破坏性。在危机爆发后，为了及早摆脱困境，各国纷纷出台五花八门的自卫措施，力图将灾难转嫁他国。各国还展开了关税战、货币战、倾销战，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关系紧张，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放弃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教，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金融危机，并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以避免金融市场崩盘。美国财政部实施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并联手各大经济体，采取全球行动，力图使金融危机的冲击力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各方普遍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将面临衰退风险，但各国共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可起到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作用。当然，各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国内情况也不相同，再加上相互间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很多国家都是危机影响到国内时才采取防卫性自利性的措施，因此目前各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八、危机引发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本位货币美元的无节制扩张使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巨大的危机。美元及相关资产的过度膨胀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06年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也在加速扩张，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这些全球化的国际货币和金融资产交易因对冲基金的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产生风险，加上“羊群效应”、“蝴蝶效应”等放大作用更易形成金融风暴和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经济的不稳定，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动摇，欧洲联合亚洲试图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博弈的结果不仅影响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还将影响未来百年的世界格局。
本室政治处：王喜梅
危机中的冲突性决策艺术 篇3
危机事件虽不常发生，但一旦发生，稍有差池就可能导致极大的破坏性。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高破坏性等特征，其应急决策是高时间压力下典型的非程序化的不确定性决策，需要集中众多不同领域专家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等，从而引起决策群体的复杂性，往往导致决策冲突。
决策冲突分为任务冲突和情绪冲突。所谓任务冲突，是指群体成员因对任务的目标、决策或解决方案等有不同的观点、构想、判断而产生的冲突。
任务冲突是以要解决的问题为驱动力的。任务冲突能够集聚于决策问题的讨论，确定问题潜在的解决方法，避免做出冒险的决策，促进创新思考，改善群体绩效，对于决策具有积极作用。
而所谓情绪冲突，是指决策群体内部聚焦于个人化的情绪，当团队成员感到彼此之间在个人利益、工作量、领导重视程度等方面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部分成员可能会产生悲观、不满、绝望等负面情绪，进而在决策过程中产生冲突。
情绪冲突通常着眼于个人而不是决策问题，这些冲突可能会超出工作的范围，表现为冲突各方的不相容性，这种冲突会妨碍开放交流和协作，被认为会产生负面作用或是带来问题，并可能会降低群体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群体决策绩效。
一般来说，情绪冲突是破坏性的，任务性冲突是建设性的（当任务冲突在适当范围内）。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对决策冲突进行必要的调控就显得格外重要。那么，如何应对危机中的决策冲突？一方面需要正确地认知决策冲突产生的原因；一方面需要掌握处理冲突的决策模式与艺术。
决策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决策行为过程
决策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决策的科学性是指基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假设，主要针对程序化决策模式而言；危机事件应急决策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带有较强的艺术性，通常应用于非重复性、非结构性、异乎寻常、没有限定的危机事件，要求决策者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人力等约束条件下完成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因此危机应急决策更强调个体的直觉判断，并深受情绪和意志等心理过程的影响。
人们面对危机事件时，可能采取许多非理性行为。2011年，受日本大地震核泄漏影响，出现了海水被污染、盐要涨价、盐能防辐射等传言，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食盐抢购潮。抢购食盐的行为就是由于人们对某些信息反应过度造成的：处于紧张、焦虑、担心、无所适从等情绪下，人们容易去关注那些能够直接应对危机的“怪异”信息，而忽视一些实际上可能更加有效应对危机的普通信息，进而导致一些非理性行为。
在危机应急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个体特征因素（如生活经历、信仰及价值观、决策风格等）和外部环境均会对应急方案的产生以及临场指挥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决策结果与危机处理者所注重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利益直接相关，一旦决策失误将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情景又反过来影响危机处理者的决策过程和策略选择。
决策冲突的产生原因
决策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主要包括：
群体成员的差异性：应急决策群体由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众多专家组成，各专家的性格、经验、态度、文化、专业背景、知识水平等因素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会直接影响决策成员间的认知冲突。
决策关系的复杂性：应急决策群体往往是临时组建的，决策者来自不同层面的组织机构，代表一些成员的不同角色和利益，这会表现在决策成员的偏好中，从而导致决策成员间意见的差异。
外部环境压力：高时间压力下，决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必须在有限的信息和不完全的认知下进行决策。
后果的严重性：决策者会产生异常的紧张和恐惧，担心决策失误会产生巨大的损失等。
另外，在危机应急决策中，群体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如压力、威胁等）会诱发决策群体内冲突程度加剧，因而相对于一般的决策冲突，危机事件下的决策冲突程度会更加明显。
危机事件下的冲突性决策模式
在群体决策中，需要两个步骤来获得满意决策结果：冲突协调过程与选择过程。在采取选择过程之前，决策成员降低冲突程度、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才能快速获得满意的高绩效决策结果。
冲突消解协调机制
危机事件下应急决策冲突消解协调机制，如图1所示。
决策冲突产生。群体意见的不一致性形成了决策冲突，为便于后续的冲突消解活动，首先需将群体决策意见划分成若干个偏好大体一致的意见子类。将决策群体成员意见进行聚类，可以初步掌握群体成员的意见分布，同时可以减小群体意见的规模，降低决策活动的难度。
决策冲突协调。群体成员意见分类完成后，对各子类意见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存在普遍性冲突、群体思维或少数人意见。普遍性冲突是指子类中的大多数成员在某个方面存在相同性质的冲突；群体思维是指子类中的部分成员意见保持高度一致，冲突水平很小甚至没有冲突；少数人意见是指子类中个别人的意见与其他成员明显不一致。若存在上述情况，则需要识别其原因，并与子类内的相关成员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相应决策成员根据组织者提供的信息修正其决策意见。如无上述情况，则认为子类内的冲突可以接受，子类意见具有可信性。
决策冲突消解。如果子类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则对较大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行冲突水平调控。通常的做法是与冲突较大的意见子类中的成员进行沟通，希望这些成员根据组织者提供的信息修正其决策意见，或者调整决策群体结构，形成新的决策意见集。但在现实操作中，不同的子类意见若冲突很大，单靠沟通和协商在短时间内很难达成一致，为保证决策效率，通常会选择更高级的组织管理部门进行决议，利用制度手段消除子类间的意见分歧。
决策冲突调控方法
危机决策 篇4
我国防震减灾系统应用和辅助决策系统的发展是与计算机技术, 主要是GIS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通过世行贷款开始了有关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九五”期间, 结合950 项目 (大中城市防震减灾示范研究与应用) , 地震系统有关单位在乌鲁木齐、天津、大连、合肥、自贡、泰安、福州、厦门等地建立了各自地区的“基于GIS的防震减灾信息与辅助决策系统”, 利用GIS等工具软件, 姚保华 (2002) 将区域地震环境、震害预测成果和应急辅助决策模块等进行集成。云南地震局王景来 (1999) 将GIS应用到地震灾害的评估提出将地震灾害评估智能化或半智能化的设想,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玉溪地震减灾信息系统。上海地震局宋俊高、火恩杰等 (2000) 将GIS应用到城市防震减灾应急研究, 以上海市宝山区为试点, 建立了上海市防震减灾应急决策信息系统。王晓青等 (2004) 利用现代通讯技术、GIS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 构建了基于GIS的地震现场灾害损失评估系统, 实现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现场灾害损失的快速、动态评估, 现场震情和灾情信息的显示以及各种信息的远程交换。
火灾是各种灾害中发生最频繁且具有很强破坏性的一种。谢唤亮 (1997) 给出了基于GIS的决策支持系统的框架, 并在南京市消防指挥中心初步实现。许云, 任爱珠 (2003) 对虚拟现实技术 (VR) 在基于GIS的城市消防指挥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朱霁平 (2004) 建立城市火灾应急决策支持系统, 一旦发生火灾, 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指挥中心, 并快速模拟灾害现场情况、预测灾害发展趋势, 综合各种要素, 生成救援方案, 有效调度和科学利用消防减灾资源。
国内防洪减灾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特别是国家在“八五”期间安排的“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黄河、淮河防洪减灾DSS研究, 出现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成果, 胡四一等 (1996) 在分析总结长江中下游防洪经验和防洪决策流程的基础上, 研究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建立的开发模式、程序、方法、技术和应用模式, 研制和开发了系统中总控管理——人机界面系统、数据库、知识库、系统接口和通讯软件、洪水演进和调度仿真模型、防洪决策风险分析模型等, 初步建立了可运行的原型系统, 并通过联机试验运行、检验系统设计、推进分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实际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 又有翁文斌等开发的安阳市防洪DSS, 浙江省洪涝台风灾害预报及省级防洪调度决策系统、黄河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和长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等投入运行。这些系统都以关系数据库为核心, 系统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可移植性。余达征等 (1999) 针对防洪减灾DSS的不足和防洪减灾决策的特点, 将专家系统中的知识处理思想引入防洪减灾DSS中以解决其不足之处。设计出智能型的城市防洪减灾DSS。
2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2.1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理论研究
韩燕晖将城市公共危机防范与救助系统分为指挥决策系统这一上位系统与预警系统、预案系统、信息系统、保障系统、动员系统、善后系统等六个下位系统。刘宁认为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是用户通过人机交互与系统主推理机连接, 并借助规则、案例、模糊知识推理部分共同完成不同库间的调用和内部推理求解。朱晓峰等根据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的信息复杂程度和时效程度将其分为四大类:日常决策支持系统、宏观决策支持系统、重大活动决策支持系统和危机决策支持系统。惠志斌构造了由危机信息管理预警、危机信息管理知识、危机管理指挥、危机管理反应、危机管理恢复等子系统构成的综合性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谷岩, 冯华综介运用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 (OLAP) 、数据挖掘、信息智能推拉等多种信息处理技术, 以多种形式灵活地生成各种应急方案。徐志胜等以地理信息系统 (G1S) 为平台, 集成决策支持系统 (DSS) , 研究开发了“基于G1S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唐裙裙认为应该采用五级架构, 底层是硬件支持层;其次是基础信息层;基于其上的是决策支撑平台层;再上层是决策应用平台层;最上层是用户界面, 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进行设计。张茜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机理分析、预警预报、资源优化、综合评价和决策建议。柳宗伟, 景广军提出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我国城市危机管理机制创新的思路, 即建立以统一机构 (城市危机管理中心) 为核心的调度统一、联动协调、信息共享的城市综合危机管理机制, 研制实用的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以支持该模式的高效运作。
2.2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技术支撑
在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算法研究方面, 研究的焦点集中在GIS路径优化、案例检索算法以及数据挖掘等方面:黄诗峰等对灾民撤退网络流模型及其GIS模拟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罗忠良对案例推理系统中案例检索算法的改进进行了探讨;冯兴杰等对有关数据挖掘及其关联规则算法进行了详细地讨论;陶灵皎, 孙继银等对决策树的算法进行详细探讨并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适当优化;王秀坤等设计了改进的EM算法并实现了在防洪决策中的应用。
2.3城市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工程实践
2003年“非典”事件后, 我国目前许多城市已经开始设置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 将应急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日常的工作来抓, 使城市应急管理逐渐走上正规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已建成的城市应急管理机构有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处置紧急事务委员会、广州110社会联动中心、武汉市110联动服务中心、南宁市社会应急联动中心等。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一般由以下四个子系统, 即应急指挥系统、应急业务处理系统、信息与资源共享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组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作为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目前大多城市尚未进行专门建设。但在某些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中包含了初步的辅助决策功能, 下面分别对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天津、深圳、台湾的城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中所包含的辅助决策功能进行介绍。
北京市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主要由以下子系统组成:①网络通信子系统, 比如有政府网、应急呼报警网;②信息数据库子系统, 城市地理环境数据库、城市社会经济数据库、灾害历史数据库;③应急评估数学模型子系统, 危机事件潜势预测模型、社会灾变心理分析模型等;④对策预案子系统, 综合应急管理总体预案, 单灾种专业应急预案, 预案实施决策流程;⑤专业救援子系统, 比如医疗急救网、消防网自然灾害现象救援保障, 还有公共设施抢修队, 治安和反恐防爆队。这里应急评估数学模型子系统和对策预案子系统就包含了初步的辅助决策功能。其应急指挥系统中心设计联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气象、地震、消防社区、单位重点区域, 城市生命线系统管理部门, 它有一些监测设备, 比如现场空中监测, 还有现场救援指挥车, 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灾害的动态显示。还有应急对策的显示系统, 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对策, 进行会商结果, 最后形成一个综合的减灾策指令。
天津市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主要部门是防灾应急指挥中心, 配置有线、无线通信系统、指挥辅助决策系统、指挥办公自动化系统、远程图像传输系统、综合视讯系统、应急供电、供水系统、楼宇保安监控系统等, 运用现代通信网络和高技术手段, 实现各类应急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 为市领导处置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实施应急指挥提供了基本平台和手段。指挥中心在楼设置了专家会商室和相关单位、抢险专业组、应急救援队工作室, 可集中各险种专家和专业组、队共同会商, 为领导提供辅助决策。
深圳市应急指挥系统的辅助决策概况:深圳政府特别重视对预案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深圳有关部门制定和修改了各项应急预案, 明确各类突发事件分级分类定量标准, 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 并建成预案数据库, 纳人应急指挥技术平台的“预案生成系统”。深圳市发生重特大突发性事件时, 市领导不但可以在应急指挥中心通过视频、音频系统进行现场指挥, 还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地图了解事件发生地点的具体位置及周边情况。同时, 系统还将根据现场和数据库中的各种数据, 自动生成多个应急预案以供领导决策选择。
台湾的灾害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结合了地理信息系统 (GlS) 、遥感 (R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以及日益成熟的网络技术, 建立一套整体性的防灾救灾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使用灾害生命周期法来进行决策支持系统整体架构的规划, 将灾害从发生前至发生后的整个过程视为一个完整的灾害管理循环周期, 并进一步分析各阶段所需的决策支持需求, 运用模组化的概念规划其中的各项子系统。完整的灾害防救决策支持系统资料库由地理资料库、气象水文观测资料库、历史性灾害资料库、趋势分析与境况模拟成果资料库、诠释资料库等五大资料库组成。台湾是多发地震的地区, 以该系统的地震知识管理为例, 通过“案例式推理”的研究方法, 搜集台湾历年来都市层级的地震防灾救灾相关研究 (不含地质研究、地震工程) 案例一百余例, 并利用英国Wales大学所开发的CBR软件caspian (1999) , 建置“地震防灾救灾文献案例式查询系统”, 探讨其应用于都市防灾救灾的可行性, 初步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姚保华, 陶夏新.分布式防震减灾系统的可行性[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10.
[2]王晓青, 丁香.基于GIS的地震现场灾害损失评估系统[J].自然灾害学报, 2004, 13 (1) :118-125.
[3]许云, 任爱珠, 潘国帅.基于GIS和VR的消防指挥系统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 2003, 36 (5) :92-96.
[4]朱霁平.基于GIS的城市火灾应急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和仿真模型[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5]谷岩, 冯华.智能化城市防灾救灾应急处理支持系统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05, (6) :1503-1505.
[6]徐志胜, 冯凯, 徐亮等.基于GIS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4, (6) :82-84.
[7]张茜.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危机决策 篇5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19期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扩大我省农村内需对策研究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导致全球经济低迷，严重影响我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来抓。从我省的情况看，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农村。进一步扩大农村需求，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扎实推进“两个加快”的必然选择。
一、扩大我省农村内需的有利条件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省是人口大省,农业人口达6675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78%,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我省农村消费水平很低，2008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2747元,还不足城镇居民的32%,潜在消费空间巨大；我省作为西部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的矛盾较为突出,客观上存在较大的投资需求。因此,以有效政策促进农村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是当前我省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二）农村消费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有关调研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恩格尔系数下降至50％后，农村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8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121元，增长16.2%。据此判断，我省农村居民消费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同时，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到2020年，要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届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至少应达到82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相应大大提高。若今后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农民购买能力进一步提升、消费倾向进一步增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将会更大。
（三）农村消费结构处于转型升级时期。据有关资料，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用于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医疗保健支出也逐渐上升。这意味着目前已经到了农村居民从食物、居住等基本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型升级的阶段。近几年家用电器、手机、电脑等中高档消费品正成为我省农民消费热点，预示着农村居民消费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据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任何家电产品的农村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可见，一旦农村消费市场被真正启动，将对我省经济增长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四）农村市场流通环境逐步改善。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农村流通网络建设，深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民购物更安全、更方便。随着连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以及超市、便利店、示范店等商贸业态逐步从城市走向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告别了“柴米油盐找个体，日用商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进城里”的传统消费方式，农村消费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特别是2008年我省采取财政补贴措施实施的“家电下乡”活动，全省销售家电产品115万台（件），销售额达16.5亿元，受益农户达106.5万户，中央、省政府补贴2．15亿元，带动
农村消费35亿元以上。这类措施，不仅有效开拓了农村市场、缓解家电及相关产业的困难，而且有效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了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
（五）中央、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为积极应对经济危机，中央及时果断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我省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实际，作出了用好“两个机遇”，围绕“两个加快”，强化“三个全面推动”，抓紧“八个方面重点工作”的止滑提速、爬坡上行、加快发展的总体部署，制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一项具体措施。中央和省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无疑将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强有力的“发动机”和“助推剂”的作用。
二、我省农村内需不足的成因
（一）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是农村消费不足、消费水平偏低的根本制约因素。虽然影响农村消费增长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导致农村人口减少；进城务工人员增多，消费市场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比较效益较低；减免农业税、粮价上涨等利好因素给农民带来的实惠，被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等通胀因素部分化解，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综合素质较低，增收手段比较单一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农民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此外，农村消费的地区差异也越来越显著，如目前成、德、绵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盆周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要高很多。
（二）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这是农民消费意愿不强、消费倾向低的关键因素。我省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一些地方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有农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农民缺乏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对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心态比较严重，防病养老、子女教育等储蓄倾向较强，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比较滞后，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储蓄倾向，影响农民的消费倾向；农村公共品投入不足，增加了农民生产性消费支出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生活消费空间。
（三）农村流通方式和经营业态相对落后。这是影响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的直接因素。一是流通方式相对落后。目前代销店、农贸市场等仍然是农民购物的主要场所，农村市场连锁经营的交易额占农村总交易额的比重较小，农村日用消费品绝大多数通过对手交易销售。二是流通网点数量不足。三是农村商品配送能力不强，个别地方消费不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四是流通基础设施不足等等。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管理滞后。这是影响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适应农村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如仍有一些农村电网网架结构比较薄弱、配电容量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电商品在农村地区普及。另一方面，农村市场管理存在重收费、轻服务的现象，个别农村仍然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消费的扩展。
三、扩大我省农村内需的对策
（一）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1.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的关系。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惟有收入增长，消费才有可能增长。扩大农村内需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一要加大民生项目建设力度助农增收。紧紧抓住灾后恢复重建的机遇，着力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农房建设、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项目，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二要加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助农增收。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措施，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三要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助农增收。大力开展业务技能培训，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增强农民从事种养殖业、商贸业、加工业、运输业等行业的业务技能，从而帮助农民创业就业增收。
2.农村消费和农村投资的关系。农村投资与农村消费密不可分，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农村消费创造出农村投资的动力和新的投资者，农村投资则创造出农村消费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结合当前农村需求和灾后重建实际，处理好农村投资与农村消费的关系，一要调整投资结构。着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启动消费上。二要突出投资重点。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优势特色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能源建设、农村房屋改造、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三要鼓励多元投资。加大财政、信贷资金以及援建项目资金投入的同时，鼓励民间社会资金投入启动和扩大农村消费。
3.农村消费与深化改革的关系。深化改革，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要将增加投入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提高投入的效益。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使农民和农业经营者能得到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的增值收益。二要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当前，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尚未发展起来，制约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要抓紧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着力调整利益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财政重心适当下移，显著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使其具有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经济能力。
（二）大力推进“四个并举”
1.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并举。通过扩大就业促进增收，构筑农村消费保障。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发展创业创新型企业，扩大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同时,积极创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加大对县域经济、农村地区产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加就业岗位。
2.加大农村资金投入和扭转农村资金“抽血”并举。农村资金的投入是农村消费的基石。在继续大力增加农村财政投入的同时，政府必须采用干预手段,如从提高保障信贷资金的农村投放比例、降低农村贷款门槛和丰富农村信贷着手，实行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政策，着力扭转农村资金被“抽血”的状况。
3.强化资金杠杆效应和弱化资金替代效应并举。发挥财政和信贷资金调动民间资金的“杠杆效应”，是提高财政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继续采取“家电下乡”、“农机购置补贴”、“沼气池补贴”等政策措施,切实发挥好资金的杠杆效应,进而发挥其促
进生产、扩大消费的功效。
4.着力扩大生活消费和扩大生产消费并举。在扩大农民生活消费的同时，更要扩大农业生产消费。根据有关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一年的农业生产消费达1.6万亿元,如果算上农村乡镇工业、第三产业，生产消费数值会更大。扩大生活消费和扩大生产消费不仅对扩大农村内需意义重大，而且对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活跃农村经济、增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三）着力抓好“五个必须”
1.必须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拓宽消费渠道。一要构筑网络体系。借助我省民营、个体商业的活跃性，建立起国有、集体、个体多载体、多层次、多渠道的流通网络体系。二要建立新型业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积极发展新型流通业态，把城镇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代理、租赁、直销、代销等流通形式引入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三要研究消费特点。积极引导我省企业研究农村消费特点，针对我省农民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出价格低廉、实用性强、使用方便、质量可靠的产品，把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延伸到农村。
2.必须创新农村消费方式，建立开拓农村市场的新机制。一要建立采购联盟。支持我省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推动质优价廉商品进入农村市场购销平台，切实降低采购成本与价格，使农民真正能够得到实惠。二要推进产品团购。积极推进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日用消费品、农资、建筑装饰材料、电器等产品团购，引导农民开展合作消费。三要建设综合服务中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改造建设集日用品、农资、药品、电信产品、邮政产品销售及家政、休闲、娱乐等服务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民安全消费和便利消费。
3.必须加强农村市场监管，保护农民消费权益和消费信心。一要强化监管。要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加大查处力度，工商、卫生、质检部门定期对农村市场和其他经营销售点进行依法检查，对售假制假行为依法进行公开的严厉处罚。二要加强宣传。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经常传授、讲解有关商品辨别真伪的技巧和方法，提高农民识别商品的能力。三要畅通渠道。要健全市场投诉受理机制，畅通诉求渠道，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切实改善交易和消费环境。
4.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树立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一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扶持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把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保障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二要制定切实可行政策，尽快实现养老保障省级统筹，发挥社会保障的互济和调节功能。三要抓紧制定出台社会保险跨地区结转实施办法，切实保护我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加强对农民的消费教育，引导农民科学消费。一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采取有效形式提高综合素质，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二要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引导农村居民从思想上接受科学消费、可持续消费观念，摈弃非科学、愚昧的消费行为，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三要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加强农民维权意识教育，使农民明确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与职责，切实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负责人：吕焱飞
成员：李世金（执笔）
危机状态下公共决策的特征性分析 篇6
关键词：危机状态；公共政策；特征性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48-02
一、公共决策概念与特征
所谓公共决策，是指公共组织(例如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和社会团体等)针对有关公共问题，为了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行动或不行动的决策，如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社会就业、公共福利等。本文所指的公共决策的主体是政府。
公共决策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决策主体的公共性。
2.决策内容的公共性
3.决策方式的民主化
4.决策准则的公益化。[1]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发生了8级地震，这是我国自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成立危机预案工作小组以来又一次对我国政府在危机状态下的应对能力的考验。任何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将难以避免一些危机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危机事件会打乱整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1998年的洪水灾害、2003年SARS、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都在考验着我国政府在面对危机事件时的应对举措，都在不断检验着我们不断完善的应急机制，本文就以四川省汶川的地震为例分析我国政府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特征。
二、决策的时效性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第一时间，胡锦涛总书记就抗震救灾做出指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并且迅速成立以温家宝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和8个救灾工作组。地震2小时之后，温家宝总理抵达灾区，当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救灾工作。13日上午和晚上，温家宝总理又两次召开指挥部会议，要求务必尽快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强调当前抗震救灾的核心任务是救人。
而在北京，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召开了抗震救灾宣传报道专项会议，紧急部署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工作。之后的几天里，中央纪委、中央政协分别就当前地震对各级纪检和政协部门布置任务，争取全力以赴争取抗震救灾的胜利。
在地震发生的100小时内，已经有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抵达四川灾区，亲临抗震救灾的第一线。[2]
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不可预知性、其有时危害重，扩散快，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要依据危机的特殊性，以最及时最果断的特点来制定，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旦延误，政策的目标效果就会失去，从而使政策终止，就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损失。从整个决策的过程来看，公共危机的决策是个非程序化的决策问题，危机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条件下寻求“满意”的处理方案，迅速地从正常情况转换到紧急情况的能力。[3]这种能力体现出来的就是对危机事件的决策时效性把握。
三、决策系统的广泛性
在地震发生的10小时内，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做出部署决策，中央地震局、民政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民航部、国家电网、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中央气象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旅游局等政策主体对相关的地震事宜做出部署。对于由于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交通中断、通讯受阻等一系列关系人民生命生活的各种问题，国家各个部门积极寻找应对措施。由于波及面广，因此就决定了主体的广泛性。此外，整个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害做出反应。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的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奋力抢救伤员，同时美国、韩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的救援物资也纷纷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积极参与四川的救援工作。
决策系统的广泛性是指参与决策的各方面力量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决策主体、决策客体、决策环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整个系统的各个因素都要被调动起来，彼此之间的沟通也会增加，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对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公众和大众传媒以及非政府组织是危机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公众和媒体往往处于危机事件的最前沿，他们对危机事件的反应也的灵敏度也是非常高的。此外，非政府组织也充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灾难发生时，国际各界的非政府组织如：台湾慈济功德会，壹基金、国际性志愿者组织都积极地发挥着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决策系统的广泛参与，一方面增加了对危机事件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广泛的参与使得政府能够更好的接受大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建议，从而弥补危机意识和处理上的不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
四、政府信息的公开性
汶川发生的大地震是近32年发生的四川省内首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是数十年一遇的大灾难。如此强烈的地震，一定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地震发生后，人民最关心的是，此次地震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当地那些灾民是否得到了及时救助。这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积极地运用于抗震救灾中去，信息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它也是消除人们恐慌心理和疑问最好的办法。在地震过后，我们每天几乎都能在新闻上看到一些数据统计，政府采取的相对应的措施，因为信息的公开，减少了人们的猜疑，人心得到稳定，团结的力量更加强烈，齐心协力重建家园，这个无疑比延迟甚至隐瞒信息积极得多。
危机状态下，信息的整合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要求信息必须是全面的，完整的，另一方面要求信息的整个运行通道必须是畅通的。这些才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正确做出反应。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在面对危机时，要将损失降到最低，信息的公开非常重要，如果阻碍了它正常进行，就会给危机加上更加沉重的负担。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相反，继续捂着、盖着不利于信息整合反而会危害国家安全，整合信息是政策制定者了解危机真相，进行有效决策的重要条件。[5]
五、政策的灵活性
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数万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面对这场浩劫，国家各部门及时地对灾区的各项政策作出了调整。5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认真落实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税收问题的通知》，要求财政税务机关贯彻落实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中可以适用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优惠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进出口税收等；面对即将来临的高考，全国高校也向地震灾区的录取政策做出调整，到5月31日为止，全国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近18所高校制定了不同的对于灾区考生的录取优惠政策，5月30日，人口计生委出台扶助政策解决地震灾区子女伤亡家庭困难。通知就地震中伤亡的家庭予以再生育政策照顾，对符合规定的，拟再生育的，提供免费生育咨询和技术服务，人口计生委还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收养、领养、地震孤儿的政策衔接工作。
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生命周期，并且制定过程也趋于渐进主义的模式，由于危机事件的发生，公共政策就会随着具体政策问题的出现发生变动，这是由公共危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公共危机的发生，尤其是自然灾难的预测性低，破坏性大，所造成的危害也就十分严重，政府制定的政策的目标选择之一就是要降低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调动所有的力量，确保所有可调运的力量已到位，按计划处理灾难，进行良好的应急管理。因此，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相关事情，国家政府的政策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事态的发展，应该随时灵活地调整方案，针对危机的波动，甚至危机的失控，方案调整更应该灵活跟上。
六、政策的强制性
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大量学校的倒塌，很多“祖国的未来”在这次灾难中遇难，据四川省各地教育部门不完全统计，校舍倒塌6898间(汶川、北川等震中重灾县信息尚未传出，数字未包括在内)。甘肃省因地震受损学校两百四十七所，陕西省汉中市教育系统在这次震灾中，全市受灾学校1120所，倒塌校舍1315间，17571间校舍形成危房，全市2193所学校全部停课，95535名学生不能正常复课。其中4所中小学校校舍受损或完全倒塌。这些惊心触目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建筑物的质量问题，因此政府果断做出决策，尽快组织力量对灾区所有学校建筑进行安全评估和鉴定，确保复课学生安全。发现危房必须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后才能使用的，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加固。对损毁校舍建筑，要进行科学鉴定，收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样本，为灾后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确属存在违法问题的，要依法查处。
公共政策主要的特征就是强制性，公共政策的强制性是由公共权力机构的性
质决定的。同其他社会诸组织不同,政府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管理权,从而“拥有强迫社会成员执行自己的决定的垄断权。” 在危机情况下，公共政策的强制性更是重要。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强制性是保证政策得以有效实行的最根本的手段。以上提及的有关地震灾区大量学校的倒塌政府所做出的举措，具有强制性。如果是公共政策作为公共选择的结果，是社会各方面利益相协调的产物，当公共政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心愿，被顺利执行、遵从时，政策的强制性是建立在自觉服从的基础上。因此公共政策的强制性是所有政策特征的基础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与死神抢时间的决策[J].瞭望新闻周刊,2008(20):34.
[3]樊钉.公共政策[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4]吴锡泓.政策学的主要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浅谈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决策 篇7
1 危机决策概述
危机的组成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危机的发生、进展具有突然性、急剧性,需要领导者快速决断;第二,可供领导者决策使用的时间、信息等资源十分有限;第三,危机事态的发展关系到组织和公众最根本的利益,决策的后果却很难预测。因此,危机事件本质上是非程序化的决策事件。所谓危机决策指的是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人力等条件的制约下实现对危机事件的管控,防止危机事件的蔓延。即一旦有预料之外的紧急事件的发生,为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各种程序,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应急的策略。因此,危机决策属于非常规决策。危机决策的主要特点如下:
(1)以控制危机的蔓延为首要的决策目标。危机爆发在千钧一发之际,危机决策的目标是随着危机事态的演变而变化,但危机决策的首要目的是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尽可能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快速、高效做出决策,不能错失决策的最佳时机。
(2)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危机决策中,因为危机事态的突发性、严峻性等特点,决策者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条件考虑民主问题,决策民主化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且强调决策民主很可能会导致错失决策的最佳时机,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危机决策强调快速的原则,要求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在决策者手中,决策者主要依靠自身的经验、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快速高效地制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方案。
(3)决策程序的非常规化。决策程序是决策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决策科学化有赖于决策的程序化。但决策的程序化只针对常规决策的一般要求,危机决策属于典型的非程序化决策,在决策程序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可以在不损害决策合理性的前提下适当地简化危机决策程序,这种非程序化决策表现为出新招、出奇招,能够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4)决策效果的不可预期。在公共危机情境下,由于决策问题的特殊性,危机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具有突然性和剧变性。因此,决策者只能在决策时间紧迫、危机信息有限、人力资源缺乏和个人理性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相对满意的决策方案。实质上,这种非程序化决策是一种模糊决策和非预期决策。决策方案执行过程中是否走样变形?决策方案执行后对决策受众有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决策者都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整个过程受到情感因素的巨大影响,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2 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困境
危机管理的实质是危机决策。危机决策是危机管理的先导,危机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危机管理的成败。近年来,我国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水平虽然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危机决策者指导思想上的误区
危机决策者思想上的误区,导致了危机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缺乏正确的指导方向。决策者对危机的认识存在误区,主要包括:第一,认为危机只会带来负面影响,对危机的处理往往只是权宜之计。这种认识会使决策者忽视危机决策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领导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第二,认为公布事件真相只会带来社会恐慌等负面效果。这种认识往往延误了最佳的决策时机,同时还会导致流言四起,最终造成严重的健康隐患和经济危机,还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第三,认为应对危机只是政府的事,没有认识到危机决策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外部智囊的参与和发挥民主决策的优势,更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于这种认识忽略了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在危机处理时的作用,从而不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以应对危机。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往往出现决策失误。
2.2 决策者素质较低,“主体盲思”难以预防
危机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危机情形不确定和决策结果不可预期的情况下,即时决策是关键性的因素,事关危机处理成败,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非凡的决策能力。但是就目前看来,我国很多决策者的素质都有待提高。
第一,决策者的知识面狭窄。目前很多决策者缺乏危机理论和决策知识。部分决策者没有接受过基本的危机技能培训,对具体的危机事件、危机决策了解很少,缺乏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很多决策者注重谋求官位的升迁,认为只要与上级搞好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忽视了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只能在咨询了“智囊团”的意见之后才能决策,这往往导致决策主体在面临危机时出现束手无策的主体盲思的现象。
第二,决策者心理素质较差。危机决策的显著特点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领导者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逻辑推理和考证,此时心理因素在危机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面临危机事件,决策者能否保持镇静、能否勇敢面对而不退缩,不仅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也会对其他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很多决策者在危机处理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心理障碍,要么临事多疑而当断不断,坐失良机;要么冲动盲目草率决断,铸成大错。因此,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危机面前决策者往往出现“主体盲思”的现象。这必然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危机决策能力。
2.3 决策者未能发挥“外脑”系统的特别作用
决策的智囊机构,一般说是由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门输出智力成果的机构。智囊机构要在危机情境下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平时做好各项研究工作,模拟危机情境,理清对策思路,在危机事件发生前做好危机预警的“思想库”储备工作。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领导只把智囊团当作秘书班子,决策研究咨询的参谋作用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而且,先在大部分的智囊机构多采用的基本上还是一些简单原始的研究方法,研究水平和成果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危机咨询决策的功能。因此,领导者在决策时,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排斥或干预智囊机构的参与,最终导致智囊机构不能独立工作。
2.4 危机决策信息系统不健全
从信息的角度来说,危机决策的过程就是获取、加工和传递和利用信息的功能,信息是危机决策科学化的前提。虽然我国政府为支持决策建立的信息机构很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信息系统。但是,从满足领导危机决策的需要衡量,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我国许多的隶属各级政府的信息机构规模不大,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同时,我国的信息机构采取分级管理体制,各类信息部门隶属各级政府,这样就使得信息部门容易受制于政府,不利于信息迅速真实地传递,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的现象,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3 危机管理中决策的策略
3.1 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策略
在出现突发性重大危机事件时,领导者要亲自深入现场指导工作,在真实的环境中能够体验到许多珍贵的、书面报告无法描述的危机情景,这会帮助领导者更人性化地处理复杂的危机。如果只是在办公室通过数据计算科学地选择危机处理方案,往往会忽略关键利益者的精神感受。同时,危机处理的决策对信息的时间性要求都特别强,所以要求领导者必须采取超常规决策方法,到现场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决策。
3.2 镇定自若,沉着部署的策略
危机事件突发对决策者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挑战,领导者感到不知所措是在所难免的,关键的问题是领导者能否在短时间内立即进入角色,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危机,这是制定出正确的危机处理对策的前提。这就对领导者的心理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一,领导者要提高对危机的认识能力,积累危机管理知识,加强对各种危机管理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的学习了解。第二,领导者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把自己培养成学习型决策者,这样在危机来临时,领导者才能临危不乱,理性地作出科学的决策。
3.3 灵活应变、果断反应的有效策略
一个称职的领导在制定危机处理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必须通过精细快速的调查了解,尽快摸清事情的全貌,弄清事情的性质、趋势和发展后果,做出正确的结论。要根据对事件的分析所形成的结论,迅速把握其原因及性质,果断决策,切勿犹豫不决,贻误处理时机。果断处理突发事件,要求领导者具有超人的魄力和主见,既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又要善于分析概括,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抢时间争主动,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3.4 利用“外脑”,科学分析的策略
“智囊团”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理论和策略,因此其在危机决策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领导者要使“智囊团”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第一,领导者与智囊团之间要构建平等和谐的关系,领导者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第二,要建立一种民主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言无禁忌,提出真知灼见。这就要求领导者对于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敢于挑战权威的人给予鼓励和重视。只有在平等的、民主的环境中,智囊团才能真正发挥其决策研究咨询的参谋作用。
3.5 及时沟通,信息透明的策略
完备的信息系统是危机决策科学化的前提,及时有效的沟通是获得有效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处理危机实践过程中,决策者要与上级、部属和专家即时、坦诚地沟通。在危机面前,通过沟通,及时缓解下属的紧张与恐惧情绪,同时也消除了上级的不安与忧虑,还能从专家学者那里获得最科学最准确的数据,为最终的正确决策奠定扎实的基础。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危机事件频繁爆发,使得危机管理成为领导管理的重要内容,危机管理能力是领导者必备的核心行政能力之一。危机管理的实质是危机决策。文章从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特点出发,论述现阶段我国领导者在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困境,最后提出了危机管理中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危机管理,领导决策,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严芳田.决策决定成败——对细节决定成败口号的反思[J].中国行政管理,2009(11):108.
[2]董建盟,朱瑞博.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常见陷阱与决策力提升[J].领导科学,2010(5).
[3]王婷.论危机决策中领导的心理素质及其优化[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7-9.
危机决策 篇8
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房屋信贷危机, 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 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 也无法阻止这场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引起大规模的恶性连锁反应, 波及全球, 而且逐渐失控, 导致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2008年次贷危机演化成金融危机, 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 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 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 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 这是全球面临的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受这次金融危机损害的一些国家, 几乎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而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 国际收支能力下降, 进口需求减少, 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从而影响企业效益和人员就业。同时, 来自危机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减少, 金融危机加大了危机国家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投资安全性较低。这些因素一方面会抑制企业的扩张需求, 另一方面, 随着金融危机加深, 企业扩张的成本也在逐渐降低, 反过来又会刺激企业的扩张需求。并购是企业扩张的重要方式之一, 是企业的一种投资形式。近年来, 企业并购层出不穷, 并购规模越来越大、交易次数越来越多、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涉及行业越来越广。企业并购通常是指一个公司吞并一个或多个公司, 或者两个或多个公司合并成为一个公司的行为。英国的P.S.Sudarsanam (1995) 认为, 兼并、收购和接收都是并购这一用语的一部分, 因此并购一般是指上述3个概念的全部或部分含义, 所以, 并购、合并与收购常作为同义词一起使用, 统称为“购并”或“并购”, 泛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并购中, 买方常被称为“并购企业”或“并购方”等, 卖方常被称为“目标企业”或“被并购方”、“被并购企业”等。并购作为一种投资扩张手段已成为企业超常规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研究证明, 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大多都是通过并购手段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大量涌现, 企业并购的形式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 可以将企业并购的形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常见的分类是按并购双方所属行业, 将并购分为形成高度垄断的横向并购、促进协作化经营的纵向并购和分散经营风险的混合并购。
决策就是对重大事情做出决定和策划。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 人们给予它不同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卷》中, 决策是为最有效地达到目标, 对若干个备选的方案进行的选择;《哈佛管理丛书》中, 决策是指考虑策略或办法来解决目前或未来问题的智力活动。国内学者认为决策是带有谋略性的决定;决策就是对若干个准备行动的方案进行选择, 以期优化地达到目标, 决策总是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 没有目标就无从决策;决策总是要付诸实施的;决策总是要寻找优化目标和优化地达到目标, 不追求优化, 决策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行为从原则上可以分为有意识的、经过计算和思考的行为, 以及无意识的、自动的、反应的、由现在或过去的内外情况产生的行为。一般来讲, 前面一类行为的先导过程, 不管是什么过程, 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决策。并购投资决策是为了达到并购目标, 在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客观条件, 采用一定方法, 从若干个备选并购方案中, 选择一个满意而科学的并购方案所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抉择的过程。它包括发现问题、选择目标、收集信息、制定方案、评估选择方案、做出决断、组织实施、掌握信息反馈等活动。
1 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决策是并购行动的先导, 并购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并购行为的成败, 科学的决策可使人少犯错误, 不犯重大的错误, 提高行动的成功率。要做到科学决策, 就要弄清金融危机背景下并购投资决策的特征, 这种特征表现为金融危机环境本身造成并购投资决策的复杂性、并购投资决策过程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并购投资决策时机的敏感性、并购投资决策的风险性。
1.1 金融危机环境本身造成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复杂性
如果环境相对稳定, 企业盈利性高, 生存与发展条件优越, 可称为低度不确定环境。在低度不确定环境中, 未来预测清晰, 企业投资回报较高, 并购决策相对容易。金融危机使环境动荡, 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市场竞争也较为激烈, 未来不完全可测或者完全不可预测, 这种情况导致企业并购投资决策条件众多, 条件之间的关系复杂, 决策问题的条件或决策的影响因素也经常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 有些条件本身也是不明确的, 这些都使并购决策难以进行。决策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 宏观环境影响的时间长远, 范围较大, 而微观环境的影响则是短时间和小范围的。金融危机属于宏观环境范畴, 因此, 企业并购决策要研究宏观环境, 特别要注意金融危机环境的重大变化, 在国际并购中尤其如此。
1.2 并购投资决策过程的长期性和动态性
企业并购是复杂的经济活动, 如果没有规范和科学决策程序, 就很难保证并购活动的成功。科学的决策必须遵循科学的程序。关于决策的程序, 赫伯特.A.西蒙认为一般应包括4个阶段, 即情报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和审查活动, 4个阶段并不是按顺序依次完成的, 经常需要返回到以前的阶段。决策过程的4个阶段中的每一个, 还可以细分为同样的4个小阶段。情报活动是对环境的探查, 在这个阶段里, 要根据初步设想的目标收集情报, 找出决策的依据;设计活动是制定可能采取的方案;抉择活动是从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行动方案, 或者说在备选计划中进行抉择;审查活动是对过去的决策进行评价。笔者根据西蒙提出的决策程序, 归纳了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并购投资决策过程模型, 如图1所示。
企业并购投资决策过程很长, 在并购决策期, 企业应依据情报服务和研究支持, 进行长时间的并购战略思考, 不一定急于采取行动。如果前期各项战略准备工作比较充分, 企业对被并购企业进行长期跟踪, 在这样的充分准备之后, 并购决策和实施在短时间内完成就属于水到渠成了。
1.3 并购投资决策时机的敏感性
一般而言, 在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资本市场正常运行, 比较有利的并购时机就随之出现。而在经济出现动荡, 特别是金融危机时期, 企业的决策就出现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企业大多会采取收缩的战略, 但从并购时机的角度讲, 这时对某些企业而言恰恰可能是较好的并购时机, 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并购投资决策时机的敏感性。从长期来看, 经济发展总是呈现出周期性, 当经济增长时, 并购活动会很频繁, 当经济衰退时, 并购也会随之降温。一般来说, 经济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增长过程中, 常常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 经济周期大体上经历周期性的4个阶段, 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同时, 企业并购活动也呈现出同样节奏的特征。从企业扩张的角度讲, 如果反周期决策, 可能效果会更好。例如, 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 经济发展预期相对明确, 良好的经济环境刺激业务的扩张, 开拓了新领域的并购欲望, 资本市场相对活跃, 企业并购处于十分活跃的时期, 企业一般选择这个时期实施并购。但这个时期的并购成本较高, 只不过较高的并购成本被经济增长的预期掩盖而已。相反, 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 市场低迷, 企业经营不景气, 企业对经济前景不看好, 但在这个时期, 股价被严重低估, 并购成本相对较低, 因此是最佳的并购时机, 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进行并购。企业所要研究的重点是预见经济增长阶段的快速到来, 如果并购决策发生在经济复苏的前夜, 这种并购的成功率就比较高。
金融危机造成了并购决策时机的敏感与复杂, 企业除了关心自身的发展战略以外, 还应研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在敏感与复杂的决策条件下, 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把握并购的良好时机。例如, 2008和2009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纵横肆虐的年份, 但中国的并购却更加活跃, 据清科数据统计, 2009年并购事件创下新高, 达到了2005年的5倍, 而并购金额则在2008年创下峰值, 达648.98亿元。2010年, 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 但上半年中国市场共完成238起并购交易, 披露价格的195起并购交易总金额达119.37亿美元;与2009年同期相比, 并购案例数增长59.7%, 并购金额增长25.1%。
1.4 金融危机背景下并购投资决策的风险性
每一项决策行为, 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管理者做出的。从经济学角度看, 决策风险反映的经济学实质就是管理者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利益冲突。并购是企业主动的投资行为, 并购风险是投机风险, 投机风险与纯粹风险不同, 纯粹风险只有损失的可能, 但并购存在损失可能的同时, 也存在获利的可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与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般风险相比, 并购投资决策风险有其自身的特点。并购决策风险一直伴随并购的整个过程, 区别在于不同阶段的风险内容不同。从来源上分析, 风险可能来自被并购方和并购企业自身, 也可能来自环境。来自被并购方的风险主要是诚信风险, 例如, 被并购方提供虚假信息、故意隐瞒信息等;来自并购方企业自身的风险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者过于乐观风险等。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达2000亿元人民币, 可见并购决策风险之大。例如, 在中铝并购力拓的案例中, 并购投资决策的风险体现更为典型。2009年2月为摆脱387亿美元的债务重负, 力拓管理层主动要约合作, 寻求中铝注资。谈判时间长达3个月, 而这个时间正是金融危机下众多矿产企业寻求合作、解决资金紧缺的时期, 是宝贵商机, 中铝并购力拓流产使之失去了与其他矿产企业合作的机会, 这种机会损失不可弥补。在这个并购失败案例中, 信息来自于被并购企业, 也来自于并购企业管理者自信以及对市场和技术信息的疏漏。信息是人们决策的依据, 管理者利用信息进行决策, 可以说信息是决策的前提条件。信息越完全越可靠, 决策的风险就越小, 然而不同系统和不同主体对信息的反映是存在差异的。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在并购投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要重视决策主体在决策中的中心地位, 同时要考虑决策者在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 决策者的素质差异会导致决策的差异性。
2 结 论
企业并购通常是指一个公司吞并一个或多个公司, 或者两个或多个公司合并成为一个公司的行为, 并购投资决策是为了达到并购目标, 在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客观条件, 采用一定方法, 从若干个备选并购方案中, 选择一个满意而科学的并购方案所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抉择的过程。金融危机一方面会抑制企业的并购需求, 另一方面, 随着金融危机加深, 企业扩张的成本也在逐渐降低, 反过来又会刺激企业的并购需求。金融危机背景下并购投资决策的特征表现为, 金融危机环境本身造成并购投资决策的复杂性、并购投资决策过程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并购投资决策时机的敏感性、并购投资决策的风险性。应根据这些特征构建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的并购投资决策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搏, 王苏生.知识并购目标选择分析[J].科研管理, 2010, (5)
[2].傅强, 徐海龙.投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并购决策——基于博弈论与实物期权模型的分析[J].技术经济, 2010, (3)
[3].唐振鹏.竞争情形下基于期权博弈的战略并购决策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9, (3)
[4].姜付秀, 张敏, 陆正飞, 等.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 2009, (1)
[5].周明剑, 王震.中国大收购——中国企业崛起的海外艰难征战[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9.11
[6].郝颖, 刘星, 林朝南.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05, (5)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投资决策方法研究 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资决策,实物期权
一、传统DCF方法的症结
投资是投资主体将其所控制的资源在现时与未来的时间点上进行配置的行为。由于目前环境下未来变量的不确定性, 因而投资行为的灵活性更加具有深远意义。美国学者R.Mcdonald和D.Siegel在1986年就提出了著名的“Investment Asymmetry Paradox”, 亦即投资具有不可逆性, 然而投资决策及更改投资计划和时机却是可逆的。因此, 决策确实需要分阶段地做出, 因为投资是基于战略性思考而得到实施的, DCF方法将对项目内在价值形成错误估计, 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投资决策甚至形成错误估计。
1. 传统的DCF方法没有考虑资本的不可逆性。
DCF方法基于以下潜在的假设:一是投资是可逆的, 即在市场出现不利状况时, 可将资产变现收回投资。二是投资是不可推迟的, 即在NPV大于0时, 要么现在投资, 否则就不投资。然而在现实中, 正如上文所述, 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和可延迟性。
2. 传统的D C F方法没有考虑项目灵活性的战略意义。
早在1990年, 银行家就发现许多企业投资于NPV<0的项目, 而这是传统的DCF方法不能解释的。事实上这些NPV<0的项目暗含着企业发展的战略柔性。
在今日, 全球经济形势暗含巨大不确定性, 风险极高;但这并不表明, 投资者应该放弃一切投资机会, 相反, 这可能蕴含着巨大商机, 因为金融危机意味着获取廉价资源的可能性。
3. 传统DCF方法假定项目未来产生现金流与初始预测一致, 很明显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二、实物期权的广泛适用性及作用
美国Merck公司首席财务主管勒温特说, 金融理论, 若运用得当, 在日益险恶的商业环境中对于战略投资者是性命攸关的。而实物期权分析方法为我们思考、评估投资机会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机动的方式。实物期权体系其特有的灵活性, 能够较好地适应全球金融海啸背景下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1. 推迟投资型期权的使用。借助租约, 投资者可以考虑把投资推迟到N年期满的时候进行投资。
例如, 目前石油价格剧烈波动, 投资者可以根据油价的不确定性而在这一时期内获益。只有在油价上涨的充分多时, 投资者才会做出投资支出I1 (即实施其开采的期权) 。若油价下跌, 它将不会启动该项目 (从而节省已经计划的支出) 。在租约期满之前, 投资机会价值将等于max (V-I1, 0) 。因此, 推迟型期权类似于针对总体项目所有预期经营现金流现值V的美式看涨期权, 它的敲定价格等于需要的支出I1。
鉴于提前投资意味着放弃“等待型期权”的价值, 这种损失如同额外的投资机会成本, 因此投资者可以通过推迟投资性期权的使用而不放弃项目。
2. 分段建设中的维持现状期权。
实际项目中, 投资通常并非作为一次性的支出而进行。它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一个支出序列, 实际投资的分阶段进行在特定阶段都能造就具备一定价值的“维持现状期权”。从而, 每一阶段 (如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 都可看作是针对后续各阶段所含价值的期权;通过承担下一阶段经营所需要的分期成本支出 (I1) , 可把它作为复式期权进行估价。这种期权在所有的研发密集型行业, 特别是医药业中, 尤具价值。
3. 收缩型期权及相关品种。
目前, 市场需求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投资者可以在开工不足的状态下经营, 甚至降低经营的规模 (c%) , 可节省一部分已经计划的投资支出。这种减少损失的灵活性类似于针对基本规模项目某一部分的结构式看跌期权, 其敲定价格低于潜在成本额 (Ic) , 从而得出max (Ic-c V, 0) 。在目前经济背景下, 收缩型期权的引入具有成效。
与此相类似的是放弃型期权。同样以石油项目为例, 若油价持续暴跌, 投资者大可不必继续亏损其固定成本。他可持有永久放弃型期权, 以换取其残值 (即它的厂房设备和其他资产在二手市场上的重售价值) 。这种期权作为针对项目现值V的美式看跌期权而估价, 把它的残值S作为敲定价格, 从而使投资者获得V+max (S-V, 0) 。具备一定价值的放弃型期权通常可以在资本密集型行业 (如民航线路和铁路) 、金融服务业相关市场寻及。
三、实物期权的定价
据理论, 投资项目的价值应包括两部分, 一是由战略投资决策产生的项目固有的内在价值, 可由DCF求得;二是由柔性投资决策产生的项目的期权价值, 因此投资决策模型修正为:
ENPV=NPV+OP;ENPV——项目的价值;NPV——项目的内在价值;OP——项目的实物期权价值。NPV可依据传统DCF确定。为得到较为精准的结果, 可以用Monte Carlo随机模拟得到随机贴现因子r的序列, 再运用 得到。
求解OP由目前主流的方法:Black—Scholes模型求解得到, 即,
其中: 。
四、结语
根据修正后的投资决策模型考虑了投资决策的柔性, 能精准地评价项目的投资可行性, 更加适合于当前全球流动性紧缩下的投资决策分析。
参考文献
[1]Black F, Scholes M.1973.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May—June) :637～659
危机决策 篇10
一、背景分析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 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边界时有冲突发生。1967年春, 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军事冲突日趋频繁。4月7日, 由于以色列在以叙边界非军事区开垦有争议的土地, 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 以叙关系渐趋紧张。叙利亚与埃及曾在1955年10月缔结了军事防御条约, 承诺一方若被以色列袭击, 另一方要给予援助。但是此次埃及并没有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对叙利亚实施援助, 也没有贯彻1964年1月13日第一次阿盟峰会一致通过的“阿拉伯联合指挥” (UAC) 原则, 为此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抨击。而且苏联当时也曾向叙利亚和埃及提供错误情报, 称以色列大量集结部队并进行动员, 准备攻击叙利亚。再加之埃及国内经济困难、政局不稳等一系列问题, 埃及总统纳赛尔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某些行动制造声势, 以恢复其“泛阿拉伯主义”的领导地位以及个人的声誉。
埃及采取的重大行动有:
1、1967年5月14日纳赛尔为了对叙利亚的“危急情况”做
出反应, 决定向西奈半岛增兵2个师, 并于5月1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5月16日埃及政府要求驻扎在埃以停火线的联合国紧急
部队立即撤离该地区,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最终将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和西奈半岛全部撤出。埃及三个师的军队紧接着开进西奈, 接管了包括加沙地带和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在内的联合国部队防区。
3、5月22日午夜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以及亚喀巴湾, 尤其禁止以色列船只以及载有战略物资的船只通过。
纳赛尔最初向西奈增派兵力时, 以色列只是采取了常规性的应对措施, 进行了部分军事动员。而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不断撤出, 以色列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 于5月19日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5月22日午夜埃及关于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决定令阿以矛盾进一步激化。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 是“对以色列的侵略”, “面对这一封锁, 以色列将选择战斗, 绝不会投降”。随后, 以色列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一时间, 中东形势剑拔弩张, 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此危机形势, 美国不断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 防止其对阿拉伯国家先发制人。为了帮助解除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美国向以色列提出了以下替代性解决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寻求多国支持并签署多国海上声明 (支持各国船只在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上的通行权) ;组建多国舰队帮助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诺单独使用武力, 这些替代性方案都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令其效力大打折扣, 最终未能成功令以色列保持克制。
二、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的发展
埃及采取行动后, 以色列的认知与决策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5月14日--5月18日) “低戒备期”。
第二阶段: (5月19日--5月22日) “高度戒备期”。
第三阶段: (5月23日--5月31日) “高度克制期”。
第四阶段: (6月1日--6月4日) “重大抉择期”。
埃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在西奈地区集结军队之初, 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均认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只是处于政治目的, 并没有做好真正战争的准备。甚至在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埃以停火线撤出后, 以色列政界仍旧相信纳赛尔只是在玩弄政治伎俩。直至联合国紧急反应部队全部撤离, 以色列才真正开始对当前局势有所担忧。截至5月21日, 埃及集结在西奈的部队已达到8万, 维持十年之久的阿以均势被打破。更为重要的是, 埃及部队同时控制了扼守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以色列提高了警觉, 预测埃及可能会封锁蒂朗海峡, 因此事先向美、英、法三国通报了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此时对战争环境的认知呈高度戒备状态, 为埃及可能要采取的行动预设了应对方案。但是以色列政界还普遍抱有乐观心态, 认为西方国家能够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直至5月23日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后, 以色列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是以色列南部唯一的出海通道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 是“对以色列的侵略”, “面对这一封锁, 以色列将选择战斗, 绝不会投降”。此后, 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以下四大决策:
1、1967年5月23日, 决定“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 并派埃班前往英、法、美三国进行磋商。
2、1967年5月28日, 决定继续保持克制, 给美国一至两周的时间。
3、1967年6月1日, 以色列重组内阁, 组建民族团结政府, 艾希科尔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 任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4、1967年6月4日作出战争决策。
前两个决策综合到一起, 表示以色列选择接受美国的建议而保持克制;第三个决策促进了第四个决策;第四个决策表示以色列选择摆脱美国的制约而先发制人。以下内容, 笔者将针对两大类决策进行详细的因果分析。
三、促使以色列在危机前中期采取克制政策的因素
1、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得到的历史经验教训令以色列决策者认识到不能擅自行动。
以色列决策者对上次阿以战争中美国强制以色列从西奈、沙姆沙伊赫及加沙地区撤军记忆犹新:美国威胁将中断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 而经济窘困的以色列无法承受这一巨大损失, 最终被迫作出妥协。以色列领导人从此次战争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事先同美国磋商, 并取得美国的理解甚至支持, 否则不能采取行动。埃班于5月23日内阁会议上主张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磋商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他列出了四条理由:1) 确保战争爆发时能够得到武器援助;2) 保住胜利果实;3) 推动友好国家兑现承诺;4) 动员国际力量反对纳赛尔。很显然前三条理由是受埃班个人战争认知影响的结果。埃班于5月26日被派往美国紧急磋商以及阿密特于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的美国之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 大多数以色列决策者心中的“古里安情结”也阻止他们过早对埃及的行动做出回应:1967年五月危机是本·古里安退出政坛后以色列经历的第一次安全危机, 本·古里安为开国元勋, 受到举国上下的尊重, 以果断著称的古里安在执政时期都未敢令以色列单独行动, 自然而然其他决策者也不敢贸然行事, 这就是所谓的“古里安情结”。
2、以色列对美国向其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及军事援助依赖的认知促使其必须重视美国的建议。
贯穿整个50年代, 法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以色列和法国之间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盟友关系。但是自从戴高乐总统上台后, 法国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 尤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 法国逐渐减少了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 直至“六天战争”后彻底中断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约翰·肯尼迪上台后, 美国逐渐加强了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并在多种场合下称以色列为盟友, 口头承诺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与领土安全。尤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解除了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 于1962年9月售给以色列一批短程“鹰”式导弹。这一武器销售对以色列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此后, 约翰逊政府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数量不断增加, 并且在性能上也有所突破:先后向以色列供应了大量的坦克、“天空之鹰”飞机、“鬼怪式”战斗机等先进武器。除此之外, 美国犹太群体对母国以色列的经济赞助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等, 都对以色列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色列历届政府都非常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3、以色列主要决策者——总理艾希科尔及外交部长埃班——都希望得到国际支持并运用外交途径解决海峡危机。
他们认为“令当前形势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吧湾的封锁”, “这一行为比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军队部署更为严重”, 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对此进行严厉谴责, 但仍寄希望于美英等国的外交努力以解决危机。“延缓48小时采取行动”以及派遣埃班紧急出访欧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决策。尽管埃班的三国之行并没有给以色列带回满意的结果, 艾希科尔仍于5月28日决定继续保持克制, 这足以表明他的外交解决危机的愿望。
4、来自于以色列军方、利益集团、社会舆论以及反对党派的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
在5月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拉宾介绍了即时的军事形势, 并提出对埃及作战的可能性计划。当被埃班问及如果行动推迟几日是否会对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时, 拉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依此可以判断, 当时并没有来自军方的压力要求必须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反对党派在5月23日当天曾提出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并主张本·古里安出任总理, 因为“毕竟是他带领着这个年轻的国家闯过了1948年和1956年的危机”。也有些党派主张艾希科尔仍留任总理, 由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这些建议均遭到艾希科尔的强烈反对, 此刻国内的政治压力仍在艾希科尔的可控范围内。但是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全国讲话后, 其摇摆不定的性格以及优柔寡断的个性招致了民众的普遍不满, 国内要求改组内阁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 艾希科尔不得不在6月1日作出妥协, 卸掉了自己国防部长的职务, 任命摩西·达杨为国防部长。
四、以色列在危机后期迅速作出战争决策的原因
1、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军事动
员以及埃叙防御条约的签订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令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 这为以色列最终发动战争提供了心理基础。
埃班在访美之前始终认为埃及对蒂朗海峡及亚喀巴湾的封锁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但在埃班访美途中, 以色列的情报评估结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把纳赛尔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部队和叙利亚进行军事动员的行为定性为进攻性准备, 认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在即。埃班和哈曼大使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防部副部长万斯,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 (Wheeler) 将军还有其他政府要员会谈时, 以色列大使哈曼被来自耶路撒冷的电报召唤了出去, 几分钟后带回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经过对以色列情报的再次斟酌, 已证实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攻击在即的信息无误”。埃班称这已经不算是“情报评估”, 已经证实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了, 后来他又把这词改成了“知识 (knowledge) ”。也许这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人员在基于危机形势下做出的错误判断, 也许是以色列决策者为了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而故意夸大其词, 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色列的安全感在逐渐降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大屠杀”已经给以色列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及不安全感, 而泛阿拉伯主义总是打着“消灭以色列”的旗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不安全感。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弹丸小国, 任何一次与阿拉伯国家间战争的失败都有可能令犹太人再次失去家园。因此, 随着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数目的不断增加、叙利亚的全面动员以及埃叙防御协定的签订, 以色列的安全感逐渐降低, 直至最终不得不靠先发制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2、5月31日“美国立场的倒退”促进了以色列的战争决策。
5月31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收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来信之后,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托与以色列官员埃夫龙在白宫会面并向其转达了约翰逊总统的意见:约翰逊认为埃班所指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解除对蒂朗海峡的封锁”这一表达很不准确, 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总统与埃班的谈话内容, 而且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围。此外,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于当天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媒体所报道的‘军事行动’毫无根据, 这些只是猜测。美国此时此刻并没有计划在中东单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仍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 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而哈曼大使在发回以色列的报告中称“美国承诺将竭尽所能帮助打开水路”, 并且埃班在与约翰逊总统谈话时, 询问总统美国是否会尽其所能帮助解除封锁, 约翰逊的回答是“是的”。以色列认为, 美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倒退。但是美国总统及其白宫幕僚认为:美国总统需要同国会协商, 只有意见一致后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帮助解除海峡的封锁, 并且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或派遣多国舰队打开水路;而单独利用武力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不予以考虑。
3、摩西·达杨出任国防部长极大加速了以色列战争决策的进程。
5月28日, 艾希科尔发表全国演说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克制, 然而在发表演讲时出现了很多失误与纰漏, 国民对艾希科尔优柔寡断的个性失去了耐心并对以色列政府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而此前主战派一直在大力鼓动, 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与其失去良机, 还不如先发制人。艾希科尔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卸掉自身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 邀请西奈战争英雄、主战派人士达杨入阁任国防部长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至此, 国内一切应战的准备都已就绪。
4、对军事动员成本的认知令以色列决策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战争决策。
军事行动拖延得越久, 成本就越大, 这也是以色列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5月19日以色列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到了六月份以色列全国上下都在为战争而做准备。“5月25日, 在埃班赶往华盛顿的途中, 以色列国内的备战气氛已非常浓烈:地下室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预防空袭;公园与学校堆满了沙袋以准备修筑战壕;汽车的前灯被涂成蓝色, 窗户玻璃上已经贴满了深颜色的纸张;宾馆已经清空, 准备用作临时急救中心;特拉维夫街头穿梭着要做志愿服务的妇女与儿童;男子们已经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秩序都已被战争准备所打乱, 国民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拖延的成本如此之大, 令以色列决策者不得不“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5、以色列决策者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
中东研究学者威廉·匡特认为, 约翰逊政府其实在后来阶段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态度已经从“红灯”变为了“黄灯”, 也有的学者甚至将此描述为“绿灯”。“黄灯”也好, “绿灯”也罢, 这些都是美国向以色列所做出的姿态或暗示, 无从查证。而决定以色列决策最关键的一环在于以色列精英领导层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正是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 认知到美国虽然完全有能力迫使埃及开放蒂朗海峡, 但是美国无意单边动用武力;而以色列曾经寄以厚望的多国海上声明以及国际舰队方案也停滞不前;通过哈曼大使、埃夫龙以及以色列情报长阿密特发回的报告, 以色列决策者已经探测到美国制约以色列的决心已经动摇, 甚至有了由着以色列的念头。正如匡特和奥伦所说, “约翰逊已经默许以色列采取行动了” (当然这是以色列认知的结果) , 尤其在阿密特访美后, 以色列也心领神会。因此以色列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弃原来向美国承诺的十天期限而发动了战争。这是以色列迅速做出战争决策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 决策者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在“六天战争”爆发前, 正是这些认知的变化促使以色列的危机决策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克制转为战争。
摘要：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其主要决策者的认知;尤其是在危机决策中, 决策者对即时环境的认知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认知主要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对盟友支持/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等等。本文以“六天战争”前危机为例, 对以色列的危机决策中的认知因素进行详尽的阐释, 并借此分析以色列决策者是如何在这些认知的作用下做出危机决策的。笔者认为, “六天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克制政策和最终的战争决策与以色列对即时战略环境的认知、对美国的制约意愿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犹太人的安全感、以及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