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精选十篇）
现代语境 篇1
现在, 终于是语境取代原来的物理设计的时代了, 原因就在于商业模式的语境建构, 使得商业设计具有时尚审美特征, 以及工艺流程体系, 它是工业化的创意语境所在, 因此, 商业设计中的语境类型表现得更为具体、直观。这其中, 商业文化语境作为设计过程的一个大语境, 对设计符号的选用及设计符号系统的表现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商业设计中的商业文化语境显然是构成设计的物理、审美、心理和社会环境, 或者说是一种世俗的再现。要实现商业设计的世俗再现, 必须将其根植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沿袭中积淀而成的, 它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伦理习俗、文化教育、价值取向的结合体, 决定着受众的思维方式、接受心理, 影响着受众对广告的意义解读。只有在我们所属的文化里, 世俗的设计语境透过商业文化的积淀, 我们才能认识这世界的世俗的美, 同时获得一种商业得满足。因此, 现代商业设计要适应受众的接受心理、提高效果, 就要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尊重受众的文化口味, 符合他们的文化习俗, 与他们达到有效的文化沟通。
二、商业设计的文化再现
商业设计通过与世俗文化艺术元素相结合, 能够形成人情之美、和合之美、温馨之美等审美特征, 但因为商业模式是为了满足商业传达需要, 以实现传播信息为目的, 具有很强的商业性, 所以在不同的设计作品中, 商业模式与设计语境的融合的比重可能会存在某种倾斜, 比如公益海报, 美学价值可能浓重突出, 非美学价值可能淡化减弱, 而商业礼品包装、日用工艺品的平面设计, 非美学价值就浓重突出, 美学价值就相对减弱。因此, 在设计艺术作品中能够有效的运用美学与商业特性, 紧紧抓住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是艺术与设计所要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设计通过商业符号来负载特定信息, 在世俗文化语境这一大语境的作用下反映着具体的时代和文化。因此, 可以说商业设计是商业与大众世俗文化交融的艺术, 因此, 商业设计又可说是商业模式下的世俗文化再现。
商业设计中的创新离不开工艺创新, 但不能仅仅依靠工艺, 还要依靠世俗文化, 尤其是商业文化。文化是有一种历史特性的, 具有传承的独特性, 并且很难简单引进和仿造, 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就商业模式而言, 它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产生了一种对设计文化的强烈呼唤。我们的传统设计适合商业机制, 一方面固然需要设计主体具有文化“活力”, 可以体现来自大众化时代的强烈的现代社会、产业发展力, 以及商业模式下的一种工作模式。也就是说, 设计文化在我国当代商业模式、产业体系中关系到人的新文化语境建构, 它以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语境为依托, 作为文化活动的特征已越来越明显,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类生活在设计之中。因此, 我们对设计的批评不能局限于物质和形式的层面, 应该在人类文化系统这个当代批评语境中去理解设计“符号”的意义和价值, 它的专业性、市场化, 都更加接近商业模式。
设计作为“商业的手段”和“文化传承”、“语境共识”, 它不仅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为人类建构一个理想的生活空间, 同时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学习趣味, 建构着人类的文化。
三、商业模式与设计语境建构
1. 文化主体:
设计的理论知识主要来自对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学习, 设计能力养成包括来自专门的职业学校教育、技能培训等阶段的系统学习, 而应用体现在商业模式和产业体系中。专业知识或者行为或实践知识主要形成于实践活动, 也即来产业、行业经验, 随之积累起职业知识。设计的能力以理论知识与职业知识为基础, 直接产生于社会实践过程, 当然也与其他因素相关联。具体而言, 这种行为能力指恰如其分地、有目标地完成任务的能力;在日常情景或者新情景下把握从未经历的情景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成功养成与实践能力、社会能力, 以及自我能力的发展密不可分。
2. 设计主体:
设计语境属于个性特征因素的有个人的职业伦理、对职业的自信与自我批评, 以及职业上的理性竞争。商业模式下个人设计与他人, 以及社会形成的批评语境的互动, 设计在这种语境下, 作为一种产品形式, 作为一种活动, 也作为一种视觉性的形象系统无所不在地出现在当代人的生活之中。正因为如此, 设计的内涵被无限扩展了, 呈现出一个具有开放性并不断在扩大的范畴。
3. 职业主体:
设计语境突出的特点是与市场驱动的机构有类似之处, 设计能够在市场里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 设计批评需要建立“真实的批评”, 因此, 必须建立行业规范下的品牌意识。应该很好地反映产品诉求, 体现鲜明的产品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求新、求信、求美、求趣、求异的消费心理。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物质需求的不断增长, 生产已经进入到人类生活的整个世界中, 以物质文化与技术文化相结合、消费体验与情感、成人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向人们呈现丰富的内涵。这种面向生活的物质性实践行为正日益突出和体现出设计职业技术语境的行为维度。
摘要：设计具有时尚审美特征, 以及工艺流程体系, 它是工业化的创意语境所在。本文对现代商业语境中的设计内涵、特征和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清理, 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对于直感的世俗再现, 同时它与商业紧密联系。
关键词：现代设计,商业模式,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尹定邦主编:设计学概论.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9, 第41页
[2]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 第13页
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实践美学 篇2
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实践美学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美学应积极参与到全球美学理论的交流、对话中.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实践美学,必须:(一)清理其哲学基础;(二)走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统一;(三)清理和批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
作 者：张玉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刊 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7(1)分类号：B83-05关键词：后现代语境 实践美学 对话 清理 批判
现代文学的语境分析 篇3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06-02
所谓现代文学，在我国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文学模式，现代文学的重点在于研究我国社会在现代以来发生的内部的经过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而形成的新的文学模式，而这种文学模式也受到了国外文学的影响。通俗的讲，现代文学是用现代语言来表现的一种文学模式，其中包含了现代科学，也包含了现代相应的民主思想。现代文学从艺术的形式和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看，有对传统文学的革新，并且在文学体裁上建立了多种新的文学体裁，包括了话剧、现代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等文学体裁，无论从现代文学的题材、还是叙述角度、还是抒情的方式、还是描写的手段、还是现代文学的结构组成来看，其实都是一种新的革新和文学模式。
客观的说，现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的一种革新和新的创作，一方面，现代文学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但是也结合了传统文学的文学语境；另一方面，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潮流是一致的，现代文学哟偶很多优秀的作品结合了国外文学的优点，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因此，从现代文学的语境来分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瞿秋白、鲁迅、矛盾等一批现代文学先驱们都着力于从社会和历史层面解构社会现象，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求实的原则，对历史上现代的文学运动和各种思潮、还有各种现代流派、以及各作家作品都竭力与展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线索，以显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水平。
一、现代文学体现的自然语境
现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离不开在现代文學中体现的自然语境，一般来说，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严肃文学”、 “纯文学”、“俗文学”三种文学模式，这三种文学模式也基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家分立的基本的历史格局，而这种三家分立的基本格局也并不是相对孤立或者是矛盾的，其实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自然精神，在这三种文学中都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学来源于自然的发展，这也是现代文学本身蕴含的自然语境的共同的演进和发展。这种三分格局的文化现象，和文学本身蕴含的“自然”反映，是不可分割和密不可分的，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来表现出现代文学的文学体裁而已。
现代文学，更多的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的生活，艺术手段对文学有各种的加工，但是无论如何的加工，这种蕴含在现代文学中最原始的自然精神和本质是抹杀不掉的，因此，现代文学在社会的发展中和历史的涤荡中，无论如何发展，始终不能脱离掉自己的本质属性，就是在艺术文字加工出来的自然语境的体现。这也是现代文学的内涵，现代文学不能失去这种自然语境的塑造，不然现代文学必然失去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二、现代文学体现的历史语境
现代文学是用艺术的手段，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我国现代时期现实的书写，从文学本身来说，具有了一种新生现代历史的建构，这也本身是现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因此，现代文学是体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语境的。
现代文学是离不开历史语境的，就像一枚硬币本身有两面性一样，现代文学本身内涵中就植根于了现代的“历史化”过程，现代文学也依靠这种“历史化”来体现，因此，历史语境是植根于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化”的概念的提出来自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认为，“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的话，那么，这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之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变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想的基本范畴。”因此，现代文学必然的表现这种“历史化”的进程，首先，从现代文学本质来说，文学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体现，从文学的本身来说，客观再现了现实的历史性是不可磨灭的；其次，从现代文学的文本来看，文学的艺术性也必须表现完整的客观历史的现象，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必须完整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用时间作为标记，重建一段完整的历史发展结构。
三、现代文学体现的现代语境
现代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从文学思潮的总体情况来看，其内涵必然具有现代语境的因素，我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形态是在不断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启新的开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也必然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是一种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在现代化的文学理念发展中，主导下完成的现代文学的革新和文学现代性的转化。
从传统文学的方式来说，任何文学形态都必须的具有高瞻远瞩的警示现实的意义，不然也不能成为一部好的现代文学作品，而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作用就正是体现在这种现代意义的语境上，要从过去和历史，从艺术和自然中看到现在，看到未来，指导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综上，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社会变化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展现的，现代文学的发展需要具有自然语境、历史语境和现代语境的整体发展，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作用和价值都体现在现代文学的自然精神、现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上，意义也必然影响甚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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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7月。
[3]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英文），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0年2月。
[4]张艳存； 于向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青年作家，2014年10月。
[5]马卓昊，浅谈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鸭绿江（下半月版），2014年2月。
[6]杨洪承，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虑与选择，学习与探索，2004年5月。
[7]许祖华，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月。
作者简介：魏瑶，1993.06，重庆三峡学院大学本科学生。
消费语境下的现代建筑批判 篇4
大小是对聚合与分离这对动作结果的概括形容。这对抽象的概念用来描述建筑规模的变化历程也许是合适的。大, 是讲建筑的尺寸在不断的扩大, 但情趣性却在不断的降低。小, 是讲基本的建筑, 一块砖或一片墙。建筑师在不断完成更大的建筑, 但也越来越缺乏最基本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来电梯的发明和现代结构力学的发展给建筑的混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加上城市中心区地价的高速升值, 建筑越来越大。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建筑”的时代, 城市中各类大型综合体高耸如云。例如:用清华建筑系馆的功能结构空间去类比一个小镇功能结构空间会发现它们相当的一致, 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小型的完整的社会单元 (见图1) 。当利润效率因环境因素的改变而衰减时未见得所有的人都能抓住机会去考虑本质的东西。被经济秩序教育出来的惯性做大做整的思维如磐石般扎根于建筑师的脑海里, 这样的一种文化概念是从学校输出到社会还是由社会渗透至学校, 不得而知, 也无需考证, 也许看看这样由小变大的历程更有意义。
1936年, 凯恩斯汇编出版了《雇佣, 利息及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 加之以前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政策, 现代社会由此拉开了巨量建设的序幕。凯恩斯在其书中展示了政府通过投资“大建筑”来创造有效需求的20世纪财政政策的雏形, 其影响力在今天仍然持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每个建筑规模被不断刷新、每个建筑高度被不断超越、每次建设时间被不断压缩。建筑开始是把各种功能叠合在一起打成一个组件, 形成一定的量度。但因为对于大的持续渴望, 这样的组件在一定量后便不能满足其尺度的需求, 于是便开始出现了更为直接原始的组件集合。CCTV新办公楼的建设验证了这个事实。一个强大的念头促使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 将它原本散落在城西各处的办公制作场所集合起来迁往城市的聚合中心CBD, 在那里摆满了类似于这样的集合体。聚合和混杂在脱离了建筑本身后更像是一个生物细胞体的不断裂变膨胀过程的物化, 而这个生物细胞是经济体, 它并非建筑。这样的小大变化, 确实是在忠诚的为消费社会所服务。建筑与其他的商品并无二样。建筑师与其他的产业制造人员一样, 只是产业流水线上的一员而已。
秩序已然, 从业者以然受其规范。但建筑师在应付大的建筑的时候是否该自觉的进行小建筑的思考和练习, 或者从一片墙开始, 或者从一块砖开始。考虑基本的建造可能, 即使在消费语境下的今天可能很少有实体的机会提供给其实验, 但也并不能成为其借口, 因为这些是建筑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2 远与近
远与近, 把此引入对于建筑材料选择的问题。材料的选择加工及制作对于建筑 (盖房子) 而言是一件最基本的事, 在建筑行业的市场化分工之下, 是否已经从建筑师的话语中逐渐消失, 又或者是否因久未被媒体所提及而逐渐淡出其视野。在消费社会里人对于信息的获取已经经过了媒体过滤, 而这片滤纸当然得会筛掉那些微利或无利的东西。
当代社会中看似开放的信息传媒背后都有着一定标准的传播原则。我们习惯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逻辑被无处不在的媒体所牵引, 它无时不刻的在促进人们消费它所带来的信息资源。一部分人在带领着潮流, 与工业密谋着下一个高值的产品;而多数人所学会的是挑选出最近流行的、时尚的、市场已经接受的现成产品, 然后使用它。这样的消费习惯其实无所谓是不是在做建筑了。
建筑材料的选取原则不在于是否低廉, 而更多的取决于其中是否暗含巨大的利润。这样的利润不见得直接表现在材料价格本身, 在整个生产流程中会体现得更加清楚。拿运输举例, 长距离的材料运送在增加了房屋建造成本的同时也给相关行业提供了市场。这样的一种生产消费循环显然在不断的给经济增长提供活力, 其中会有大量的辅助性策略去帮助提升其附加值, 会有大量的声音宣传表述鼓励提前的耗费和消遣, 人们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下也乐于提前这种物质享受。对于一个经济实体而言, 无论拉动的是内需还是外需都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 而就地就近的取材原则当然会灰飞烟灭的消散在其语境之下。
面对是从远方的高技材料的直接拿来, 还是在周遭寻找低技材料的可能, 这样的选择也许用刘家琨的一段话会更加清晰“……相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经典语言的‘高技’手法‘低技’的理念面对现实, 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 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历史文化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 扬长避短, 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分的智慧含量, 以低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味”。
3 快与慢
商品社会中, 城市的土地通过出让的形式获取价格的升值。开发商在获得土地后一旦投入资金开始建设总是希望它们能够早日完工, 这样能够节约他们的资金成本。资金的快速回流有利于其企业的发展, 绝不允许拖工的现象出现, 这应该是高速建设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的建筑研究中心一个差不多100 m2的小房子盖了4年。学生和老师从收集材料开始着手建设。这里面没有了开发销售或出租的环节, 而仅仅是建筑师的建造而已, 单纯的不能够再单纯。而在同样的时间内, 一个100万m2的航站楼在北京的东郊拔地而起。它们的规模相差10 000倍, 却用了相同的时间完成建设, 而且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毕竟T3才是这个时代速度的象征, 而且它也很快会被其他所超越。
再加上人们对于机器的依赖性, 建筑的建设已经偏离了服务对象的轨道。机器在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 也造成了空间环境的缺失。人在一个被机器操纵的建筑空间内活动, 行为举止必受其限制。因其物理功能的发挥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人”这样一个生物体的生理特性, 这样的空间当然也是消极的未能替使用者考虑的空间。
观察学校授课教室和报告厅等地方, 有两个设备在把持着这样的空间游戏规则——投影仪和麦克风, 一个将图像放大, 一个将声音放大。因为投影仪的使用, 教室的尺寸在不断的扩大, 它打破了人的视力极限, 但同时也限定了房间的几何样式, 限定了人与人的对应关系。听讲者的目光很少停留在讲演者的脸上, 讲演者用平淡的语气讲授深奥的学问。因为有麦克风去放大音量, 听者很少有机会体会到讲演者情绪的感染力, 因为它们被机器冰冷的抑制住了。只有少数的老师凌驾于机器之上, 不用麦克风也不甘停留在那个角落, 这个时候才能体验到讲演者的风采, 听的人才会跟随其起伏自己的情绪和思维。现今, 很多学校都在套用相同的模式去打理自己的教室。教室的面积越来越大, 但效果却越来越差。人们在课堂上昏昏沉沉, 晕晕欲睡。现在的建筑内部被此类机器大量填充, 建筑的问题在不断的被高技的工业文明产品所掩盖。因为速度的追求, 建筑行为的发生衍生出一系列与建筑物本身无关的产品生产来共同实现其目标。建造的成本, 使用的成本飞快的提高, 但效果却未见的好。
4 结语
消费语境下的今天, 小、近、慢的可能其实触手可及。因为它们的基本性所以其进行成本也最小。问题是在于习惯了使用社会资源的惰性而缺乏此类的思考后, 能否摆脱对功能建筑、美术建筑的习惯建设, 而加强对基本建筑、情趣建筑的考虑。如果能从基本建造的可能出发, 不盲于做大、不直接拿来、不慌不忙的话, 建造的过程和结果应该是会充满情感、趣味和智慧的。本文仅对此问题做浅显的探讨, 后续的研究和具体的方法希望能在未来的实际项目中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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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服饰艺术 篇5
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服饰艺术
作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超越与反叛,后现代主义以其反基础、反理性、反本质主义的态度充斥并影响着各个领域.就服饰艺术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直至当今,伴随着服饰设计多元化的态势,当代服饰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解构主义、折衷主义以及黑色幽默等方面.对于中国服装界而言,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服饰文化的长处,才能创造出富有东方神韵的现代民族服饰.
作 者：作者单位：刊 名：荆楚理工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年，卷(期)：24(4)分类号：G122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解构主义 折中主义 黑色幽默 服饰艺术
后现代语境下理想的呐喊 篇6
关键词：电视剧后现代特征《恰同学少年》文化魅力
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形下悄然登场的，不被看好的原因在于它的主题是围绕教育、理想、修身、革新治国而展开。如此主题在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氛围中，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不合潮流、过时落伍。然而该剧播出后，以平均收视率5 26％、最高收视率8 2％创下了今年央视收视率的最高峰，《新闻联播》对它的宣传不啻于表明了主流文化对它的首肯。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成功?笔者以为该剧基本上是走着回归革命历史传统，宣扬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文以载道”的传统艺术创作之路。这是上千年来民族艺术发展的优良传统，只是当代中国在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众文化日渐勃兴、娱乐消费铺天盖地，出现了民众沉醉在低层次的视听享乐之中。陶陶然、惺惺然、昏昏然的现象。该剧的播出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又如醍醐灌顶，令民众猛然惊醒。因为我们的社会仍是需要脊梁和精英的。因为我们的人生仍是需要理想和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精神仍是需要阳刚和执著的。那么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对它的惊叹和赞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从当今中国电视剧的整体创作情形来看，后现代主义倾向统领风骚，其思想来源于西方。20世纪中期二战后．西方社会从现代主义转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主张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形而上学。鼓吹世界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消解事物的深刻意蕴．走向平面化。倡导大众文化以消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必然反映在最大众化、最市场化的影视剧之中，全球信息化的潮流推动下，中国影视创作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和融合这种思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繁荣，商品大潮的冲击，使民众的意志逐渐弱化、软化，享樂的风气逐渐兴盛。结果出现了一种受利益驱动的大众文化，造成了大众对庸俗、粗浅、短视甚至野蛮行为的渴求心理，伤风败俗和享乐主义在文化中占了这么大的优势，就必然对社会价值观念起涣散作用，损坏和破坏曾经被人们笃信的信念。但《恰同学少年》这样一部叙述伟人少年时期读书、立志、走向革命道路且极具宣传教化功能的电视剧，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观众，获得观众的喜爱，这倒使人不得不探究一下《恰同学少年》的特殊魅力。
一、为历史题材奏响青春的赞歌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通常以对高雅趣味的艺术价值追求开辟电视领域中一道宏大、瑰丽而深沉的风景。《恰同学少年》以下简称《恰》剧反映的是中国20世纪初的历史，它的主角是一群天真稚气、风华正茂、壮志昂扬的青年学生。没有人们看惯了的老谋深算、尔虞我诈；也没有人们看够了的缠绵悱恻、卿卿我我。更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刀光剑影、血腥暴力。洋溢在《恰》剧中的是一股逼人的青春气息和壮志情怀。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想少年之所想，行少年之所为，以少年之言行反思并力图改造陈旧落后的中国现实，他们相信“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他们对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反叛就是对信念的有力实践，从而青春的亮丽色彩在慷慨激昂的吟诗论道、积极智慧的社会实践中挥洒地淋漓尽致。
在近几年众多的电视剧中，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电视剧寥若星辰。即使有儿童、青少年的角色出现在剧中，他们也多是成人世界的被支配者、点缀者和衬托者。如此忽视青少年的影视创作情况恐怕由来已久，市场化日渐深入，影像媒体自身的商业逻辑日益渗入我国影视艺术创作．收视率的高低和经济效益的多少规定着电视创作者的选择方向。相对于成年人，青少年的消费能力较弱，于是影视创作者大多把目标定在成年人身上。但青少年是国家队未来的希望，在青少年题材上进行开拓和耕耘是影视创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恰同学少年》在青少年学生中普遍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即可反映青年学生对这一题材的呼求和渴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成长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由蒙昧走向明智，由弱小走向强大，由迷茫走向坚定。毛泽东这一主角的成长历程是很清晰的。在未进入第一师范以前，他试探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因学校的教学不合他心中的理想．导致一次次果断的退学．此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兴趣和前途是茫然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志趣相投的同学，学养深厚的大师，开放、民主、灵活的教育管理方式深深吸引了他。五年的一师生涯里，毛泽东博览群书，励练体魄。眼界逐渐开阔，志向逐渐高远，他所组织参与的实践活动由校内走向校外，又由校外走向社会。当毛泽东带领全校同学凭大智大勇击退威胁长沙城的溃败之军时，他已向未来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对导师杨昌济提出的理想问题作了一个完满的回答，那就是“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为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谋求幸福和解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赋予了这样的青春以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气韵和昂扬的气度。这是一曲少年英雄的凯歌，也是一曲少年中国的赞歌。
“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古往今来的少年英雄人物，有谁能把小我和大我和社会融合到如此强烈鲜明的程度?《恰》剧的作者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浓墨重彩地突出这样的青春特色，是区别于其他历史题材的剧作的要义和关键。从演员的选择到情节的安排．以及大量台词围绕志向、修身、治国的展开。都令观众精神振奋，犹如经受了一次神圣、庄严、崇高的圣殿洗礼。它唤醒人们对于膨胀利欲的反思和审视，激励人们从平庸走向崇高。尤其对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青年观众，《恰》的精神价值是弥足珍贵的。黑格尔说过“历史题材有属于未来的东西”。虽然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生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与今天的和平建设年代差距甚远，但理想和志向、胆识和毅力、责任感与使命感等人生素养是可以超越任何时代而具永恒的魅力的。
二、于戏剧冲突中阐释理想的主题
《恰》剧的结构基本采用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以戏剧矛盾来结构整个剧情。同时采用多线并进的方式，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学子，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表现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最后各条线索集中、汇合，戏剧冲突达到全局的高潮。
以青年学子为中心展开的冲突是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就读于一师的学子来自不同的家庭，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学生与家庭这～小社会的不同冲突。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对他的期望是经商务农．继承家业。当父亲阻止他出门求学时。他毅然宣
布离家出走，永不回头。同样对干家庭的叛离，也出现在剧中其他几个人物身上，只是程度和命运有所不同．如蔡和森的母亲，为了女性的尊严和自由，毅然告别衣食无忧的封建家庭，带着两个孩子自立门户，白手起家。另一位女性陶斯咏也在抗婚和违反父意刊印反袁书籍等事件中流露出对家庭的不满和对抗。
人物对于家庭的矛盾冲突是剧情的发展．它发展演化为人物对于学校、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思想基础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毛泽东与袁仲谦老师的冲突，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不为学生所理解的冲突，又是一种师生性格、文风差异带来的冲突。毛泽东的偏科问题虽然在孔校长开明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评分手段之下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但也仍然隐含着学与教之间的冲突，进而引发人们对于素质教育的深思。毛泽东等一师学子与张干校长的；中突达到了师生冲突的高潮，这是一种传统、保守、僵化、封闭的教育方式与民主、开放、激进、灵活的学习要求的对峙。张干校长以保护学生为初衷的无奈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矛盾．但矛盾本身的普遍性就是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围绕教育问题而展开的冲突，也出现在教师之间。比如纪督学与孔召绶、杨昌济等教师之间就多次关于教育目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展开了对立．提出了诸多问题：一是学生应为个人的富贵前程而读书，还是应为社会、国家而读书：二是学生应该循规蹈矩、安守本分，还是应该勇于开拓、挑战权威；三是学生应维护知识分子的斯文而铺张浪费，还是应勤俭节约。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恰》剧的创作者所表明的态度和立场是很鲜明的。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安排，观众不难得到答案。剧中唯一的反面角色刘俊卿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说明这些答案而设立的人物。刘俊卿与各位正面人物的冲突首先是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冲突。他也与家庭存在着矛盾，他厌恶自己贫寒的家庭出身。他看不起卖臭豆腐干粗活的父亲，因而他当着校长的面指认父亲为“挑夫”，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企图洗去“贫寒”的标签：销毁同学考卷、考试舞弊、巴结纪督学、浪费粮食、侮辱蔡和森、协助军阀抓捕孔校长、缉查反袁书籍等情节中，他皆站在传统人伦道德的对立面，可谓人品低下、用心险恶，手段卑鄙。尽管改变人生状况的愿望无可厚非，但他走的是一条阴暗、邪恶的歧途。最终众叛亲离、亡命于流氓之手的结局，印证了“恶人恶报”的俗语，也彰显了惩恶扬善的创作意图。
叙事艺术总是蕴含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即叙事的主题。这种意义使叙事超越历史的真实或虚构，而获得某种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普遍真实性和哲学意味。《恰》剧建立在激烈的戲剧冲突之上的结构，有力地展示了创作者关于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教育理想的宏伟蓝图。
中国近期影视作品的后现代性倾向，使影视剧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影视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影视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是些无深度无景深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时空。它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而《恰》中鲜明的二元对立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迫使人们做出判断，区别出合理与不合理，区别出正义和非正义，区别出崇高和平庸来。
三、以人物形象的塑造沟通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影视类型的角度看待《恰同学少年》，无疑它应属于电视传记片的范畴。为纪念某位人物而作的传记片，单纯出于对杰出人物的敬仰，而去缅怀性地展示他们的生平事迹它往往通过对人物的描叙，或引发对一种有贡献的人生的肯定，或延伸对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的褒扬。或至少是还原了一段历史。但是这种价值由于过于单一和熟练．而相应减弱了他对于现代观众的精神震撼力。而真正具有较高价值的，无疑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传记片。这种传记片不再满足于把人物历程故事化。而是步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充分展示人物在现实世界的冲撞中，所发出的心灵的感觉、冲突、痛苦、和磨难的回响，从而然观众感悟到一种杰出精神真正的历史面貌，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养料，而不至于因为过于景仰而敬而远之。《恰同学少年》就具有一定的穿透力。一位缔造新中国的伟人，他的少年时代定有不同于凡人之处，剧作者较成功地突出了人物的非凡之处，同时又详细地再现了产生这种非凡的原因。这样既铺叙了他胸怀大志改造社会的信念和行动，又展现了他冲破重重阻力、百折不饶不断思索前进的心灵路程，人物所袒露的赤诚心灵和磊落人格，敲击着观众的灵魂，勾起人们对历史的人和人的历史的深沉思考。
贯穿《恰》剧始终的一个情节是如痴如醉的读书情景，剧中的人物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遇见一本好书，便想得到痛快一读，以毛泽东最具代表性，在乡邻的打斗中、在繁杂的闹市中、在没钱买书的书店里、在同学的埋怨责备声中、在老师的书房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书本知识，知识即力量，毛泽东人生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读书的积累。《恰》剧反复渲染的这一情景既刻画了刻苦勤奋、励精图治的精神品格，又有力地阐释了人物成就的坚实基础。同时由于读书环境和形式的变化以及戏剧冲突的融合，观众并不觉得单调重复。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又促成内因发挥作用，一师有一群学识渊博、民主开明的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令学子们如沐春风，豁然开朗。特别是杨昌济老师对毛泽东的一次次教导和帮助，犹如人物思想探索中的一盏明灯，异常亲切和明亮。可谓树立了古往今来教育者形象的一座丰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视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开始褪去崇高的光环，显露出他们作为平凡人、普通人的一面，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忧愁烦恼，人物的性格也日益丰富、丰满起来。但是与这一情形相伴的是人物形象的日益琐屑、平庸。人物性格虽趋于复杂化。但其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性特色却日益消融。在黑格尔看来，人物是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的有机统一，不仅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还“许有某种特殊的情致’作为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来引起某种确定的目的、决定和动作”，“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他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型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他自己的情致所显示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失去了这三种因素的有机统一，那么人物性格就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恰》剧中毛泽东的基本性格是胸怀磊落、志向高远、胆识过人。在表现这个基本性格之外，剧中还有许多感人的细节，如他与家庭的书信往来，对生病母亲的关照、对同学的帮助、对老师、校长的理解，特别一提的是剧中对男女感情的处理，这是表现青年生活不可缺少的方面．从毛泽东公开表明读书期间不谈男女私情到委婉拒绝陶斯咏的真情，以及对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的感情处理，皆含蓄而内敛。个人的私情与远大的志向既相融合又相冲突，又丝毫无损于大我的形象。从这些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并非天生的圣贤之人，他也有粗心、激进、不擅理解他人、做事莽撞的毛病。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毛泽东。他的思想明确而有坚实的基础且是逐渐发展演变的，他的个性是鲜明而又具有丰富的层次感。作为剧中最主要的人物，他是一个被成功塑造的典型人物。
现代包装设计中传统语境的思考 篇7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到国际大舞台, 作为“无声的推销员”——商品包装, 也加速了其“国际化”进程, 从没有设计到包装设计的国际化, 这之间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 这一局面的颠覆让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到欣喜, 就又陷入到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面临缺失的尴尬境地。设计的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 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
包装设计是一个整体规划的系统设计, 兼涵科技、艺术与人文的结合, 除了精美、实用、新颖外, 同时也呈现出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及人文风俗的变迁趋势, 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表征。
中国包装设计现状。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加入全球一体化的大潮, 当疲惫的世界经济开始步履艰难的时候, 中国经济却以让世界惊异的速度发展。年轻一代的设计师们愈来愈强烈的意识到, 改善设计可以提升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然而, 设计师们过多的考虑了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却在无意之中丢弃了自己的母语文化, 在包豪斯“功能”、“效率”、“统一”的工业原则下, 于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制作出大量商业气息有余而文化底蕴不足的商品包装, 这些包装被我们当成了现代包装设计。诚然, 当这些简洁而冷漠的设计最初出现在中国的时候, 曾令我们感到耳目一新, 觉得它们非常之“洋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当中国制造大量流入国际市场, 当我们的商品与国外真正“洋汁洋味”的商品并置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从他人的眼中惊讶的发现这些“洋气”的包装恰恰是最没有特色和生命力的——它们既不够时尚现代又不够民族特色。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是遭遇了中国制造“一等的商品, 二等的包装, 三等的价格”等听似刺耳实为一针见血的评价。
我们的包装不但没有增加商品的附加值, 反而降低了其品质印象。究其原因, 是我们的设计忽略了充满文化根基的个性化的一面, 在国际大舞台上, 其“个性”正是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中所独有的设计语言。而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 一味沉迷于吸收西方文化, 逐渐淡化甚至背弃了自身的传统文化艺术精髓, 使现代包装设计与中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层。在几十年猛烈的“现代化”之风的攻击下, 我们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已然无力驾驭中国的传统文化语言。
也有不少的设计师意识到了这一窘境, 开始尝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置入本土语言, 设计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文化底蕴的商品包装, 但结果却总难避免流于图形符号的简单嫁接和拼凑, 传统符号仅仅是附于商品表面的摆设而不能凸显内在实质。
一、现代语境下传统本土的再思考
如前面所言, 中国的现代设计几乎完全来自西方体系, 而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不具备西方的思维认知模式, 盲目、全身心的投入到这场信息风暴只会使我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传统与现代相遇, 我们的文明是否非要与传统决裂甚至站在对立面上才能进行?现代化是否能够横扫一切不同的传统文化?事实上, 世界大同之日正是设计的末日, 只有保持文化的差异才能保证设计的鲜活力。
艺术大师潘天寿提出过“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这一理念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越加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越有地方性, 越是民族的, 就越容易吸引人, 越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一个民族越应当确立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否则将面临被消融的危险。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 千百年来早已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文化体系, 从最实用的角度来看, 独特的中国历史文化恰恰是世界范围内现代设计视野中一方未经充分开掘、利用的原生地。在西方设计之风来临后, 我们的中国设计却似乎忘记了要认真的整理自己的文明记忆库。
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传统文化也会在各种细节显现出来, 而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行为——包装设计, 正好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加有效和便利的途径。民族文化之于商品, 是商品在国际市场提升竞争力的需要, 商品之于文化, 也是一个民族提升自己文化身份的有形载体, 它们之间不可分割, 相辅相成。
二、西方现代设计与本土传统的融合之道
(一) 由心的层面回归本土文化
作为设计文化要素构成的复合整体, 包装设计的文化结构包括了物质层、组织制度层和概念层三个方面, 其中概念层是设计文化的意识层, 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 它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是设计系统中各要素一切活动的依据, 它存在于人的内心, 如有发展变化, 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左右设计文化的发展趋势。
(二) 寻找通古融今的设计语言
推动艺术设计的进程不能与传统文化决裂, 同样, 延续传统也并不是要抵制外来文化, 唯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的血液, 传统才能以全新的合理的方式向前发展。当我们有了立足本土的文化心理, 还需要能够与心正常交互的设计语言作为载体让思想呈现出来。
在传统图形方面, 我国各民族在长久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个巨大而丰富的资源宝库,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图形和色彩有着极强的象征性, 每一个图形后面都有一个无形的宇宙世界, 对传统符号进行再创造, 尤其应该注重传统图形符号的视觉语言功能特征和文化意象。需要在对传统符号充分理解和认真选择, 取其形, 延其意, 从而传其神。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和设计原理对传统图形符号中的一些造型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发挥, 使其富有时代特色, 或者把传统符号的造型方法和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 用以表达设计理念和视觉设计趣味,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象和文化价值。
结语
关于修辞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思考 篇8
关键词：修辞,后现代语境,涵义,应用,批评
1. 作为社会现象的西方修辞
在中国，“修”和“辞”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易经·乾·文言》中“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然而，当代西方话语中流通的“rhetoric”一词，与中国话语中的“修辞”一词所表达的内涵，并非完全相同。
西方修辞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但在亚洲，却始终没有产生出作为独立学科的修辞学。正如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人们有必要承认有与我们不同的形式的智力生活。”[1](p3)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西方修辞诞生、兴盛，以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其独特的个性和连续性。虽然按照西方传统，对修辞的现代研究，无可避免地要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开始，但随着后现代主义与修辞的结合，修辞的触角逐渐渗入到各个学术领域，乃至公共话语活动中。它不再被简单地贴上“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良言学(science of speaking well)或“浮夸矫饰的巧辩”等褒贬不一的标签，而是以“无所不在，无影无踪渗透”的暗流涌动态势喊出了自己的存在。修辞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背景下，似乎成了语言的化身。而在一瞬间，种种“不确定性”似乎又使它背叛了语言———西方现代社会这个语言符号(sign)充盈着各种修辞须臾闪现过的道道“踪迹”(traces)。
2. 隐喻———修辞过程
修辞离不开修辞操作，而修辞操作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段(修辞格)。在西方两千多年的修辞史当中，修辞手段也因此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甚至在其发展顶峰时期，修辞几乎完全等同于修辞手段。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修辞学，比喻一直是辞格的核心，而隐喻又是比喻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隐喻大加赞赏：“隐喻是一种我们无法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隐喻的使用是一种特殊的才能，———需要一种天才般的对不同事物相似性的直觉能力。”[2]根据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解释，长久以来形成的西方社会文化心理模式，促使学术界和思想界有意无意地总认为“所有的事物都必须有一个中心，辞格也应有这样一个中心”。[3](p114)作为后现代的理论先锋，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与亚里士多德持相似观点。在墨尔本大学执教的多恩·米勒(Don Miller)甚至在其《隐喻政治学》一文中坚持认为“所有的思想和语言都是隐喻的。大部分隐喻已经过时，另外一些新产生的隐喻将决定世界上知识和行为的下一波变化”。[4](p63)隐喻作为观察事物的视角或认识事物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制造出事物之间的关系、联系，以及分类的思想。在层层相套的“关系”或“相关”中认识、把握流动不居的一切，正是后现代修辞批评所关注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体会西方语言文化是如何在这一形象化过程中生成的。
隐喻在运用时，无需借助比喻词，而是直接将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描写。如果说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似(as, like)的关系，那么隐喻则是be的关系。隐喻又分为“显式”和“隐式”两类。显式指主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
例如：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Shakespeare) .
人生是舞台，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罢了。
隐式指隐去主体，仅出现喻体的隐喻。例如：
He knew how to work and the citadels would go down before him (Jack London:Martin Eden) .
他懂得怎样干活，就是城堡也会在他面前倒塌下去。[5](p11)
其中，“the citadels would go down”用来比喻天大的困难也会被克服，这个句子就只说出了喻体，并没有提到主体。
在当代西方，隐喻受到绝对敬重的事例不胜枚举。“9.11”事件发生之后，布什政府把“反恐”行动定义为一场“正义战争”。可战争却是指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战争是残酷的、毁灭性的流血政治，对抗时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为代价。而“9.11”事件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称不上是一场“战争”，充其量只是一突发性的恐怖活动。布什政府把“反恐”称为“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则是在使用一个隐喻。这个辞格的有效使用，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同，并顺利达到了宣传鼓动美国普通老百姓支持其在“反恐战争”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违背联合国公约的国家行为。
3.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修辞批评
长久以来，“修辞”在百科全书这一语境中，占据着一个尴尬的位子。它只不过是相对于正文或者知识的一种装饰品或补充，正文因为修辞而得到美化和增补。随着后现代主义与修辞的步步结合，修辞正逐渐摆脱装饰品的地位，开始以其“思辨”特质，渗入到从公共领域到学术领域的各种话语当中。“文本之外无它物”。当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看成是文本或话语时，后现代主义就变成了修辞，修辞与批评之间的区别随之被消除。美国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继尼采“激进”地指出“修辞绝不仅仅是语言的一种用法，而是语言的根本属性”之后，更进一步亮明自己对修辞的惊人发现：“修辞把逻辑彻底搁置起来，打开了令人眩晕的指涉变换的可能性。”[6](p10)后现代主义将一切看成符号或话语，实质上是将一切修辞化的泛修辞。当哲学因修辞的存在而同样被认为是虚构性的无奈时刻，真理、本源、道德等传统经典概念随之被拆解、颠覆。“修辞”自然而然荣登为当代批评话语中的关键词首位。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英国批评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回应解构主义修辞热情时坚持认为，“修辞”是批评的根本属性之一，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必须回归“修辞”老家。[7](p205)
4. 和而不同的声音
“中西结合，里外贯通，学以致用”，在当今学术研究中日益盛行，渐成一种为人乐道的趋势。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然而，“交流”是以公正客观为平台进行的合理对话。在当今“话语霸权”大行其道的情势下，“沟通可以解决一切”几近神话。所谓的“边缘”或“弱势”文化和“主流霸权”间的对话只可能是“霸权独白”。修辞之所以风行西方学术界，几近以“修辞批评”取代“文化批评”，是和更大、更宽广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在外交活动中，修辞具有兴邦立国的重大意义。中国虽然作为政治经济大国正在崛起，综合实力快速增强，然而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的同步提高。古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如今，我们虽然身处地缘文化意识形态上相对劣势的地位，但不能因此而丧失提高音量的勇气和发言的底气。与刻意淡化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取悦西方主流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同，在不能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同时，我们更应采取反思态度，努力争取“与国际接轨”，拒绝“悄然无声”(voicelessness)，以修辞的力量，让西方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Swartz, Omar.The Rise of Rhetoric and Its Intersections with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Westview Press, 1998.
[2]Aristotle.Poetics.Chicago:Gateway, 1961.
[3]Genette, Gérard.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4]Theory, Culture&Socie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6.
[5]谢祖钧.应与修辞漫谈[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6]de Man, Paul.Allegories of Read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竞艺语境中武术套路的现代意蕴 篇9
1 固守与革新:武术套路竞艺化的现代意蕴
武术文化之所以历经千载而意蕴悠长,诚如武术的发展,由技击所引领的军事武术转移至具有竞艺性的大众武术、学校武术等,随着时代的变迁,易使武术更富有灵活性和粘连性。所谓武术的竞艺性“是把武术套路以及武术技击以艺术化和舞台化的表现形式展现给人们的一种武术形式。”[3]简单的说,武术竞艺化的发展是在打破传统化的认知标准,表现出现代武术的艺术化形式。追根溯源,武术套路的竞艺性是源于“角抵戏从最初的单纯角斗形式的竞技,逐渐脱离了军事训练的外衣,演变成具有观赏性的竞技活动,进而发展为有一定故事内容的表演项目,成为一种竞艺形式的表演。”[4]亦是“经过人们长期的文明改造,将武术演变成是对战争、争斗技术的升华性总结,是一种蕴含东方文化特色的人体文化,它具备了健身、审美、竞艺、修养等功能”[5]。竞艺武术的出现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因此,理清武术套路竞艺的源流与形式、时代发展诉求显得十分必要。
1.1 武术套路竞艺的发展形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化决定于物质现象的实践。“不同时期武术概念的演变,不仅丰富了武术内涵内容,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外延范畴。”[6]武术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功能与价值,而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武术竞技艺术的发展方向,更体现了时代进步对武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需求。武术的竞艺化发展形式,同武术的竞技性一样,促使武术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各种武术流派的技术,结合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充分利用现有的舞台艺术手法,以灵活、生动的形象多维度地展现出来,使观众更容易理解武术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7]
正如竞技武术的发展之初,各界学者对其与传统武术的争论褒贬不一,如“走一条以浮华矫揉的蹦蹦跳跳之类来取代脚踏实地的功力展示,可谓花之又花,虚之又虚。”[8]但是竞技武术不仅融合了武术的技术动作,还提高了观众的视觉欣赏,为武术传播奠定稳固的基础。“竞艺性也是竞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9]竞艺武术与竞技武术两者之间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其深层含义却不尽相同。就竞艺武术而言,竞艺武术突破了唯技击为武术本质的桎梏,踏出一条揭示武术丰富文化内涵的发展之路。其具体路径是充分借助舞台艺术效果,加速固有艺术品质的信息释放,使武术生存空间大为拓展。
1.2 武术套路竞艺化的时代发展诉求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一人群的文化性质。”[10]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环境的影响,习武者受到规训,从而使其本能行为转向谦虚、内敛,进而在某种层面表现出竞艺的特性。然而竞艺化的武术套路是否会被社会群体所接纳,又或者是竞艺化的发展是否会改变武术的原有味道?在此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论,可将其心理归属划分为“有趣”和“愉悦”两种形式,有趣是一个和不确定性相关的心理情绪,即武术的竞艺性是一种不遵循传统而寻求新奇和不确定性的展现形式,更多的是体现出武术的创新性;愉悦是一种和确定性相关的心理情绪,即简单、稳定的传统性思维。换句话说,武术套路的竞艺化是将其重心移位至艺术层面,体现出不同角度的创新,以此满足观赏者的不同诉求。
就武术的技击性层面来看,运用固定化和典范化的套路无疑是不合理的。竞艺性的发展试图将传统的武术超脱传统空间概念的约束,以全新的武术套路形式重新架构成为符合现代价值认同新形式。诚然如今在学校推广的武术套路中,不难得知,其武术的竞争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与约束,从而不停地挖掘其艺术化的表现形式,作为竞艺化的武术套路,嵌构与融合了武术与艺术的学科理念,同时符合现在人们价值观的认知与精神诉求,故而催生了武术的竞艺化发展。
2 祛魅与存真:武术套路竞艺化的内涵认知
在如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中国武术在和西方体育的博弈之中并未处于优势状态,探索武术多维功用,唤醒其火热的生命力显得刻不容缓,如“发挥套路运动艺术价值,将各种的套路运动与戏剧等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有机结合。”[11]竞艺化的武术如同流行时尚一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代社会大众主流审美认知,但不容忽视的是武术的竞艺化是借以舞台表演技术元素的“武舞结合”为“武术表演意境”的一种方式,其中“象中寓意”的武术形象超越了具体化的技术技法、超越了形式化的物象。“将审美主体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引入艺术的想象空间,进行着对武术所塑造出的形象的再创造,进行着对武术技术所蕴含的思维与逻辑的体会,进行着对武术审美情趣的体会”[12]。
2.1 套路竞艺化凸显武术创作人的身体感悟
武术套路的竞艺化诚如艺术作品的创作,就创作者而言,一方面强调其反复探索和发挥其思想扩张和主题表达的最大范畴,突破武术与艺术的自身约束,实现两者的高度融合与自我超越;另一方面也强调其诉诸欣赏者的创意性,从富有生命力的创造中汲取动力和智慧,达到创编者和欣赏者对武术艺术的互通。正如“《风中少林》是我国第一部以少林为题材的舞台剧”[13],都大胆地突破传统,风格极为怪诞和夸张,表现出创作者寻求最大限度的创造自由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术套路竞艺化创作过程中,还直接地体现参与者试图将艺术当成身体文化的一种意愿,其作为不确定性的创造性行为,在某种程度而言展现出创作者的主题理念,使观众能够简单清晰地理解其创作目的。
换言之,“当武术通过艺术化的形象呈现在观赏者面前之时,各种形态各异、活灵活现的武术技术动作就‘幻化’为一个个美的形象,这些美的形象可以引领观赏者进入一个充满无尽想象的艺术空间。”[14]其主要因素是通过舞台的形式展现出武术的另一面价值,其艺术表演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术、认识武术、欣赏武术。武术舞台表演由传统单一的表演模式逐渐演变成技术层面的艺术化多种表演模式。在注重技术动作元素的同时,强调艺术欣赏效果,突出人物和剧情,使观赏者在观看表演的同时,逐渐进入另一个虚拟空间。
2.2 套路竞艺化强调武术自身的去程式化
武术的竞艺化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武术程式化的重构和创新,现代的文化环境为人们所带来的价值认知,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模式的解构与重组。首先,竞艺化武术是建立在武术技术的基础之上,通过创作人的艺术加工,使用独特的身体语言表意。在这个层面而言,武术套路的固定化一方面依赖于传统思维的程式化过程,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和巩固其文化生产的进程。其次,文化生产过程本身也不断确立其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体系,并借助于这种文化生产自身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实现和巩固文化生产的程式化过程。
从武术套路竞艺化内容上看,不论是传统拳术还是竞赛套路,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套路在素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动作的表意等多方面,都尽可能追求艺术化美感的展现;所以这两者观念既有交叉特征,也有共性特征,所谓共性特征,两者同时具备较强的艺术观赏价值。因此,武术舞台表演在注重艺术化表现形式的同时,更加重视武术的技术元素。同时,武术竞艺化并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或套路,而是以发散性思维对武术加以修饰与展现,在表演中通过技术动作的夸张化使动静结合、刚柔缓慢等动作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运用武术的神韵,动作节奏的变化,加之音乐的节拍,灯光的特效等,使得表演内容丰富多样、形式变化清晰、结构层次分明、内涵韵厚味醇等,其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和艺术化,凸显武术竞艺化的艺术性和竞赛性。
3 适应于超越:武术套路竞艺化的前景挑战
3.1 社会需求促进武术套路的竞艺化发展
在现代文化进程中,以视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社会,武术的欣赏性逐渐被扩大化,传统武术本以技击本质为主的发展模式在如今显然已经不能大展手脚,而以竞艺为主的展现形式却使武术富含活力与生命力。然而,由于目前西方体育的主导,社会大众的视觉审美逐渐接受并认同西方的认知方式,致使其习惯于以西式眼光看待事物,即以视觉审美衡量运动形式,武术竞艺化的实现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文化主体的欣赏或鉴美需求,并使客体从容不迫的实现现代化发展。竞艺化能使主体摒弃原有传统意义上的武术范式,转换为更加富含趣味性的武术,满足了人们的视觉享受,亦是社会大众了解和认识武术的重要途径之一。
武术竞艺化的文化形态,是社会对武术这一功能的需求,武术本以技击功能为主扮演着竞争性颇高的角色,而经过现代文化的熏陶,转型为竞艺武术的形式,即以竞艺化的发展路径巩固与维系武术根基。同时,武术的这种展现形式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视觉不只是感性地具体观看有形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对无形结构的抽象直观。”[15]换言之,对于武术艺术性的欣赏,不仅是对身体运动的欣赏,更多的是对竞艺文化的认知。武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时代价值,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悄然形成以某种功能或文化为主的武术形式,充分流露出武术的多变性与多功能性。社会的意识形态规约着武术的发展形式,这种形式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惯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视觉需要,因此,“武术的发展应以社会需求为准绳,根据大众的需求,结合时代进行价值整合,正确的开发整理与运用有效的进行创新推广。”
3.2 行为主体的审美意识强化了武术的竞艺化
武术生存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亦不能脱离时代而独立发展,那么对于武术的展现形式而言,其发生一定的变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主体思维的优化,对武术的竞艺化发展起着双重作用。无论是技术的细节还是技术的方法,将运用现代思维对其重新审视,必然与传统意义的武术技术逐渐分化。这就使得原本注重实用性的武术向着竞艺性的武术转变。正如武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其结果并非是对武术技术的彻底颠覆,而是以不同的视角阐释武术的文化内涵。
艺术学史家宫布里希曾经说过:“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6],其中不难得知,艺术是人类的思维想象与认知的产物,其决定因素离不开“人”为载体。正如武术的竞艺化,倘若脱离人的身体去表达艺术,无异于天方夜谭,而武术竞艺化的展现可大致分为两种形态,即动态和静态。一方面,就动态形式而言,武术的运动轨迹千变万化,演练者的肢体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变化出各种具有美感的动作形式,无疑从其中流露出武术所蕴含的激情与活力。如2007年央视春晚中《行云流水》节目,就充分展现出武术的竞艺性,通过多维艺术的手法突破了传统武术展现模式。另一方面,就静态形式而言,武术的定式作为相对静止的造型,通过身体形态所构成的意境将具有攻防意义的技击动作进行加工,与演练者所要表达和追求的情感、意念、精神融为一体,在亦真亦幻中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从而给欣赏者以生动而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实现对武术意蕴的深层体味。
4 结语
武术的竞艺化是一种新的视角,它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壁垒,从中国武术的本土文化基因中加工提炼,打造出具有高度价值的适合全球发展的文化产品。武术套路的竞艺化不仅传承着技击内容,还通过对技术的改造与升华,使武术的技术或文化达到不断创新的目的。武术与艺术的结合自古有之,不同的是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改变,即时尚、艺术、科技等因素使然。因此,时代赋予武术传播者的部分责任有着强化武术的艺术性,使武术快速地走向以竞艺为主题的发展轨迹,使习武者成为善于彰显艺术的表演家,使观赏者成为钟情竞艺的鉴美家。武术竞艺化的发展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还对传播与普及武术文化具有一定的帮助。不仅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更促进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体现了武术的一种时代特征和时代需求,同时树立武术文化传承的科学性、实施与健全武术文化多样性战略和保持其传承的生态性是当代武术传承发展的首要之举。因此,武术的创新发展是现阶段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而迎合社会需求的竞艺化则使武术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竞艺语境中探讨在时代的牵引下所激发的武术套路艺术化发展,从武术套路竞衣化的发展形式、价值诉求、内涵认知等层面研究认为:社会需求促进武术套路的竞艺化发展,行为主体的审美意识强化了武术的竞艺化,只有适应社会的变迁和发展需要并不断改进,才能实现武术的长远发展。
现代化语境下传媒公共领域的重塑 篇10
公共空间的结构与性质对社会变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结构与性质的公共领域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所谓“公共领域”, 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 大致包含了大众传播媒介、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等要素。
这一理论源于西方, 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 是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 即建立在产权明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与交往为存在土壤的, 独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知识分子扎根其上, 广泛而深刻地介入公共政治生活, 为社会代言, 而国家也借由他们保持对社会的监控与协商, 在这一过程中, 市民社会逐渐从重商主义与专制主义之下获得解放。
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市民社会的勃兴, 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早期的发展以君主专制与重商主义为特征, 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开始日益拒绝专制权力的介入。
传媒在这一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传媒自诞生起就以赢利为取向, 以自立于国家之外的“第四等级”自居, 通过信息“无差别传播”沟通社会, 监督政府, 向导国民, 虽然商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媒介伦理的缺失, 但总的看来, 西方传媒与国家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张力, 在拒绝权力直接控制的同时, 也维系了社会的独立与繁荣。
理论来自于特定历史环境, 不能强行套用, 即便是“西方社会”, 具体到不同国家仍存在着诸多不同:拥有“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分封制度与古老法制传统的英国, 专制王权对地方社会向来控制不强, 15、16世纪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统治, “光荣革命”达成了新贵与专制王权的妥协, 英国近代报刊也由此获得了制度上的生存空间。而法国则因其国内阶级成分复杂, 社会矛盾尖锐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法国近代民族国家最终以共和国的形式出现, 法国近代报刊的诞生较之其他国家更多战斗性, 而普鲁士市民社会面临着诸侯割据与专制王权的双重压力, 近代报刊多依附于专制王权, 商业报纸则发展缓慢, 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 脆弱的新闻自由直到二战时期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保障。
“消极社会”与“依附型公共领域”———中国的情况
公共领域沟通了国家与社会,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虽存在个别差异, 但仍存在很多共性:
首先是制度基础, 既法律对产权的保障, 如《人权宣言》, 美国宪法等都确认了这一原则。
其次是结构属性, 私有产权与普遍的商品交换赋予市民社会经济权力的同时, 也给予了公共领域独立于国家控制的资本, 公共领域同国家的张力始终存在。
最后是发展路径,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互为因果, 相互促进。市民社会壮大发展的过程也是公共领域不断扩张转型的过程, 从革命报刊到政党报刊再到商业传媒, 公共领域的转型也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然而, 中西方社会无论是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地方组织形态, 与国家制度都存在巨大差异, 倘若将西方社会概括为“积极型”, 那么传统中国则是“消极型”。
从经济形态看, 中国属于马恩经典作家定义的典型东方亚细亚社会 (Asiaticsociety) , 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产权, 即以法律形式表现的经济所有制关系, 正如经典作家总结, 缺乏私有财富, 特别是缺乏土地私有权是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斗争和军事征服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动, 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本质变革, 土地所有权和农事活动的组织仍旧掌握在实质上的地主即国家手里, 自耕农依附于小块土地, 贫雇农依附于地主, 手工业者则往往与农民合二为一, 共同构成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 西方语境里被寄予厚望的城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含义也完全不同, 在西方, 政治上独立的城市, 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而在东方, 城市是由国家“人为”创造出来并从属于农业和农村的, 它只不过是强加在社会结构之上的“王侯领地”, 从“利出一孔”到“重农抑商”, 限制商业活动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 有限的城市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 城市生活无法改变社会总体经济形态。
在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组织形态方面, 传统的帝国政治体制精致而复杂, 在国家层面, 皇帝及其血缘亲属构成了“家庭权力核心”, 这一权力核心与为之服务的帝国官僚体系一道, 组成了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 这一系统拒绝社会参与, 警惕社会权力的制度化介入, 相反总是试图将其控制力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在地方社会, 族长、地主、士绅等地方精英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自治系统, 在与官僚体系合作治理地方公共事务的同时, 也通过所谓的“文化权力网络”控制地方。
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 在这样一种“帝国集权政府———地方士绅精英———民间草根社会”三层社会结构里, 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往往很难超越地方, 输入更高层级的政治系统, 封闭的地方治理结构与帝国集权官僚体系, 共同构成了民间社会利益表达的体制性障碍, 这一表达的体制性障碍与小农社会个体权益意识的天然缺乏相结合, 加剧了普通民众国家认同感的淡薄与对乡村之外公共政治生活缺乏了解, 社会既无法凝聚与表达自身利益, 也没有顺畅的参与渠道遏制权力的扩张, 推动政治健康发展, 一旦国家权力肆意妄为到一定程度, 则会触发社会的强势反弹, 进而改朝换代, 如此往复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消极互动, 社会循环停滞的怪圈。
“消极型”社会带来的是“依附性”公共领域:“结党营私”, “君子不党”, “党”在中国传统语境里只表示由个人利益与政治倾向而结成的小集团, 既无直接的社会阶级基础, 也没有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间, 以致连语意本身也略带贬义, “朋党之争”被认为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近代意义上代表特定阶级, 有鲜明的政治理念, 围绕国家政权展开争夺的政党并未出现, 而知识分子与读书人, 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刺激下, 将进入并依附于官僚系统作为目标,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不可想象, 只有如李贽、黄宗羲等被摒弃或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旷古之音, 至于所谓“传媒公共领域”, 其依附性和消极性也非常明显:
首先, 官办媒体始终占据主流, 有研究者认为, 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是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基本属性。 (1) 从唐代《邸报》到宋代《进奏院状》再到明清官报, 地方或中央官僚机构主办的报纸, 作为唯一合法存在占据主流话语权, 报纸既承载了官僚体系情报交流与社会控制的职能, 自身也作为等级社会的一部分, 将“士”以下的普通民众排斥于受众群体之外, 这一传播理念上可追溯到孔子“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论述, 与“新闻即民主”相去甚远, 实践中无法满足社会所需的信息流动。
其次, 民间传媒在夹缝中畸形发展, 无法为公众代言。市民小报以信息传播的高时效性与可读性受到民间社会的欢迎, 但在历史上没有制度存在的空间, 实践中屡遭打压, 从北宋到明清至民国, “报案”不断, 文字狱更是登峰造极, “其恶已极其罪至大”是对民间报纸的官方评价, 从《大明律》到《大清律例》,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 及传用惑众者, 皆斩”, 重压之下, 存在已是胜利, 为民代言只是奢望。
最后, 媒介对技术革新不敏感, 传播技术利用率低下, 一部新闻传播史应当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史, 当造纸术与印刷术在欧洲不断实现技术上的自我革新, 掀起阵阵思想狂飙的时候, 在他们的祖国, 四书五经与皇历风水却成为新技术的归宿, 传播技术本身既没有解放自己, 也没能解放重压之下的媒体, 从官文书到小册子, 古代报纸甚至连形态都很少革新。
总而言之, 私有产权与商业活动的缺失, 宗法社会地方治理体系的封闭, 帝国权力网络的腐败集权, 加上重义轻利, 漠视个体的文化传统, 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变革自身的内在动力, 市场是一种内生的力量, 也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源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绝对静止, 在特定历史条件如苛捐杂税、土地兼并、内外政策重大失误等因素的激化下, 会发生剧烈的变动以至于改朝换代, 但它无法推动自身朝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发展, 而只能要么失败, 要么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将农业文明及其上层建筑推向一个更为精致的层面, 走上“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 发展而非超越是中国“消极”社会的必然命运, 所谓“公共领域”并不存在, 正如晚清的近代化转型始于帝国主义的枪炮, 近代报纸的缔造者同样不是中国人, 而当时国家紧迫的内外环境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 也使得中国近代报刊并没有遵循哈氏从“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成长路径, 而是在康梁们的大笔之下, 直接迈向政治公共领域, 为政治斗争服务了。
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与中国公共领域的重建
传统社会无法产生足够内生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但在外部力量的刺激下, 转型的紧迫体现得越发明显, 鸦片战争后帝国的统治阶层已经着手推动这一转型, 但积重难返使得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帝国主义世界掠夺体系的形成却不容近代中国完成这一转型, 帝国统治者在几次战争中就被彻底击溃, 丧失了信心, 被迫向买办化方向转化。
民国的建立并未从实质上改变这一状况, 晚清以来, 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始终面临两个障碍, 一是无法彻底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 二是无法整合地方、中央政权, 本质上更像一个身处中央的地方政权, 缺乏对地方的足够控制, 而不得不与地方精英“共治”, 并且因为不成功地加强地方控制的努力, 地方精英还完成了从“保护性经纪人”到“掠夺性经纪人”, 最后军阀化的转变, 加剧了政权的腐败与民众的苦难, 国家统一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更是无法落实。
即便如此, 在政府直接控制的有限地区, 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仍在成长, 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报刊出现了, 北方成舍我的《世界日报》, 上海民族化后的申、新二报以及新记《大公报》等。
与之相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基本解决了两个难题:首先驱除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 同时打破了数千年来地方精英统治地方的格局, 以革命化的, 对地方实现有效控制的基层政权取而代之。这几乎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但遗憾的是, 鉴于险恶的内外部环境与意识形态的苏联化, 国家选择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城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农村集体公社的建立否定了私有产权, 个人被“原子化”, 纳入“单位”与“集体”, 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使得经济畸形发展,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与传媒的国有化将公共领域再次纳入国家, 这一系列举措虽然短时间内集中了资源, 巩固了国家政权, 但也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去除了结构障碍:高度集权传播体制的建立使得媒体功能被阉割, 成为政治传声筒, 现象真实让位于本质真实, 新闻自由被批为资产阶级法权, 国家治理甚至被一度认为通过“一报两刊”就可以完成, 扭曲异化的媒体与失序的政治成为疯狂时代的特定图景。
对后发现代化国家, 一方面, 依靠权威政府推动转型是必然的选择, 关键在于现代化的方向:保障产权、生产的现代化、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建设民主法制等等, 从这个逻辑出发,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伟大且正确的, 对于现代传媒的建设, 给予更多的宽容是必然的逻辑, 这一逻辑投射到现实层面, 无论从宏观制度还是微观体制, 还存在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 这对公共权力的远见卓识与政治技巧是一项考验;另一方面, 现代化的大门一旦开启, 国家权力也并非可以完全控制, 就传播技术而言, 无论是网络还是手机, 新媒体内在蕴涵的革命性技术因素, 一旦与社会发展与表达的渴望结盟, 将形成拒绝国家控制的防火墙, 并且随着科技体系的跃进式与联网式发展, 这一内在革命性技术因素的含量, 会呈现数量级的增加, 进而导致国家控制的成本上升, 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的可能, 这对执政者的智慧与社会的成熟将是共同的考验。
参考文献
[1].巴林顿·摩尔著, 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2].方汉奇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