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抗战精神

关键词:

体育抗战精神(精选八篇)

体育抗战精神 篇1

一、“八一”运动大会的体育抗战精神

1937年8月1日, 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十周年纪念日, 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全面爆发的紧要关头。为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也为了对日益急迫的抗战形势做好动员工作, 由西北青救会发起、苏区体委主办, 在延安地区举办抗战动员运动大会, 也就是“八一”运动大会。“八一”运动大会的会址设在延安的南关公共体育场, 历时六天。“八一”运动大会的名誉会长朱德, 名誉副会长林伯渠、徐特立, 会长冯文彬, 副会长高郎山、孙强。毛泽东、洛甫 (张闻天) 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词。在开幕词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 举行这次抗战动员运动大会, 其意义在于“立刻动员全国的民众, 工农商学兵, 各党各派各阶层, 一致联合起来, 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 所以, 这次运动大会的目的是“准备出发到河北去, 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洛甫的讲话也表现了鲜明的抗战主题, 他指出:全中国人民, 全边区人民, 全体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都在“准备随时出发到抗日前线上去”。两位领导人发言激起了全场的抗战热情,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将抗战气氛推到了最高潮。

参加此次运动大会的运动员来自于延安、陕甘宁边区、关中、抗战前线部队等15个单位, 共计469运动员。所有的运动员怀着一腔抗日保国的情怀, 在“把我们的身体锻炼得像铁一样, 好到抗日战场上去”的口号鼓舞之下, 以饱满的热情和矫健的身姿, 进行了国术、田径、球类、军事体育、政治测验等项目的竞赛活动, 还有团体操、刺枪、防空演习等表演项目。延安小学的小学生们的拳术表演给大会增添了欢乐气氛, 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在“八一”运动会的闭幕式上, 毛泽东亲自致闭幕词, 毛泽东热情地赞颂这次大会是“运动精神很好, 此边区第一次”, 并希望把这种精神发扬到全边区乃至全国去。《新中华报》为“八一”运动大会刊发了“八一体育运动大会特刊”, 高度评价了这次运动会的体育抗战精神, 并鼓励体育健儿们投身于抗战最前线, 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去抛洒一腔热血。可以看出, “八一”运动大会不仅仅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体育盛事, 更是一次成功的抗战动员大会, 成功地起到了激发边区乃至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的效果, 对当时边区的抗战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九一”运动大会的抗战精神

1942年, 中华民族的抗战已由惨烈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到了平稳的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 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 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 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 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在此阶段, 日军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 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陕甘宁边区, 由于抗战形势的好转, 战争有了间隙, 边区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更加频繁而专业, 并由最初的动员参战转向了“担负繁重的抗日救亡活动, 建设新中华”的主题上来。于是在这种形势之下, 1942年9月1日至9月7日, 中央领导决定在延安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运动会, 这也是抗战期间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即“九一”运动大会。

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势相对稳定, 所以较之“八一”运动大会来说, 大会的组织者有了较充裕的准备时间。从1942年6月开始, 大会就进入了准备阶段, 大会明确规定:此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反法西斯残酷的战争与繁忙的革命工作, 使每一个国民都有强壮的体魄, 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救国工作, 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九一”运动大会委员会由朱德担任会长, 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政副总裁判长是李富春和肖劲光, 裁判委员有徐向前、曹里怀、王震、刘景范、徐特立、吴玉章、邓发、谭政等。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为叶剑英, 委员有胡耀邦等。从这高规格的领导阵容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九一”运动大会的重视程度, 也可以看出“九一”运动大会的影响力。

参赛的运动员由来自于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和下属各县市, 还有晋西北根据地的120师和新军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体育盛会, 运动员总数达到了1300多名, 比“八一”运动大会的人数多出了一倍多。为鼓舞士气, 营造更好的抗战与反法西斯氛围, 延安的艺术家们创作了一首满怀抗战激情和反法西斯精神的会歌, 歌词云:“民族的健儿, 革命的勇士, 来, 咱们一显好身手, 让国际青年反侵略的战友, 向这里欢呼拍手, 在水里是蛟龙, 在陆上像猛虎, 看司令台上朱贺将军指挥我们前进!”

在1942年9月1日运动大会开幕时, 朱德亲自致开幕词, 他指出:“ (体育运动的方向就是) 把许多人都锻炼成坚强的人”, “具有健全体格的人”。大会制定的体育员誓词为“提倡体育, 普及运动;强健身体, 战斗准备;打倒法西斯, 革命精神;遵守纪律, 团结作风;胜不足骄, 败不足馁”。当时, “九一”运动大会的比赛设施粗糙而简陋, 都是因陋就简地修造而成, 据当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云:“这里没有大理石砌成的司令台, 简陋的土台子, 不是同样庄穆吗?这里没有钢筋水泥建筑的会场大门, 用野草扎成的门楼, 不是同样严肃吗?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看台, 那铺着青石板和草褥子的山坡, 不是坐着成千上万的看客吗?”来自于各地的1300多名体育健儿在设备、训练、营养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 进行了田径、球类、游泳和射击等项目的竞赛, 还有团体操、马术、跳水、举重、武装渡河、武术等表演。《解放日报》这样描写当时的比赛盛况:“一千三百多个运动员———有的是驰骋在漠地的骑兵, 有的是敌后挺战了五年的政工人员和指战员, 有的是工厂的员工, 有的是抱着孩子来参加运动会的母亲……你是久经锻炼参加过世界运动会的选手吗?你是从冀中入伍的老百姓吗?他们都来了。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回民、苗民、藏民、老人、小孩……啊!你们穿着草鞋的、布鞋的、甚至光着脚、穿着红红绿绿服装的各色各样的运动员, 你们创造纪录吧!”此次运动大会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 取得了男子100米12秒、跳远6.10米、推铅球13.24米的好成绩。

三、对两次体育运动大会的分析

从“八一”运动大会到“九一”运动大会, 中间间隔了五年的时间, 也正是抗战的转型时期。正处于抗战严酷时期所召开的“八一”运动大会, 明显地带着战争的伤痛和惨烈, 带着一切以抗战为重的肃穆气氛。因此“八一”运动大会的主题是动员民众参战, 动员民众在有着健康体魄的前提下, 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最前钱, 去抗击入侵者保家卫国。所以“八一”运动大会显得匆忙而潦草, 没有什么固定的章程和会议组织, 似乎对于比赛的结果也并不重视, 至少没有留下关于这次比赛成绩的纪录, 就连报界对“八一”运动大会的报道, 都集中于报道其抗战精神和民众的抗战热情, 而不是报道运动会的比赛结果。

时至五年后的“九一”运动大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 后方根据地的稳定和日军侵略气焰的减弱, 后方根据地已出现了相对轻松的氛围和一片建设繁忙景象, 因此此次运动会的主题也由动员抗战而转向支持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使每一个国民都有强壮的体魄, 以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上来。从整个运动会的运作程序来看, “九一”运动大会已没有“八一”运动大会的那种肃穆感, 带之而来是体育技术上的提高与体育文化视野的开阔。除了参赛的人数更多 (已增加了女子组和少年组) 、参赛的项目更多 (增加了更多的体操与球类、马术活动等) 和竞技技术更高之外, 此次赛事还关注到了边区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九一”运动大会的闭幕式上, 朱德发表讲话时, 号召大家“必须保持经常与普及”的体育活动, 又在大会上通过“九九为体育节”及成立边区体育总会等决议。这说明抗日战争的局势不仅影响到全国民众的生存状况, 也影响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 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对体育活动的热情更加高涨, 此时的体育活动也从作为抗战动员的一种形式而转化成正规的竞技比赛活动。更应当看到的是, 随着中国抗战形势的好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把目光从抗战自救而投向国际反法西斯的世界大联盟上来, 并把中国抗战的形势与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联系在了一起, 表现出高尚而博大的国际主义情怀, 这一点, 在“九一”运动大会的会歌里体现得很明确。

总之, “八一”运动大会与“九一”运动大会都是抗战时期发生在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体育赛事, 因为发生在不同的抗战阶段中, 就有了明显的差异。但不管差异有多大, 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次运动大会都有着鲜明的抗战主题, 都是中国抗战事业的组成部分。

摘要: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于抗战期间召开的1937年的“八一”运动大会和1942年的“九一”运动大会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场运动会, 其所表现的抗战精神, 至今令人传颂。

关键词:“八一”,“九一”运动大会,体育抗战精神,陕甘宁边区

参考文献

[1]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 (四) [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3.

[2]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论滇西抗战精神 篇2

关键词 滇西抗战 精神 合作 奉献 爱国主义

1942年,中国远征军挥戈入缅,拉开了滇西抗战的序幕。1945年1月,缅北远征部队在芒友胜利会师,结束了长达近四年的滇西抗战。在这个新战场上,滇西民众和中国远征军密切合作,万众一心,不屈不挠,抢修滇缅大道,粉碎日军切断国际外援,扼杀抗战的企图;抗日军人浴血奋战,顽强拼搏,两次挥戈入缅,御敌于怒江之西;滇西民众密切配合远征军,积极抗日。抗日军民凭借着团结一致,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终于取得了滇西抗战的胜利,保卫了祖国的大后方,为以后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滇西军民万众一心血筑滇缅道,同舟共济速断封锁梦,发扬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合作精神和大局意识

1938年10月,日本在占领武汉后暂时停止了对华的正面进攻,转而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妄图摧毁中国的国防工业,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以此来孤立中国,快速结束战争。以此同时,经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提议的滇缅公路正在日以继夜的进行物资运输,不断对抗战大后方的物资给予补给。1938年12月,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出海通道,英美等国的援华物资绝大多数都要通过滇缅公路运往中国。这条当时线路最长,运输量最大的国际运输通道从1937年12月着手修建到1938年8月完工,仅费时九个月。25万云南民众自带粮食、工具,在缺乏现代化机械的条件下,用血肉筑成了这条抗战输血线。美国人在考察后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称这是继巴拿马运河后人类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滇缅公路从起点昆明到终点缅甸腊戌,全长1453公里,有80%的路段是崇山峻林。因抗战形势紧迫,沿线28县迅速招工近25万人,一边勘探一边修路。所征集的25万人中,有云南省的各个名族,他们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二十多万军民在严重缺乏机械化的条件下,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使用最原始的修路工具,用自己的血肉铸成了这条抗战输血线,粉碎了日军企图切断中国外援通道,扼杀中国抗战的意图。滇缅公路修筑期间,因工伤、疾病和饥饿而死的民工达3500多人。滇缅公路全长1453公里,大小桥洞修建共300多座,而时间却仅仅用了两个月,不得不说,这是云南人民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二、中国远征军斗智斗勇救联军,舍生忘死保家国,弘扬了中国军人敢于牺牲,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和不畏强暴,英勇奋战的拼搏精神

1942年4月,同古之战失利后,西线的英军退守到仁安羌。得知这个情报后,日军第33师团一个连队迅速占领仁安羌油田,包围了这里七千多人的英军主力。英军被围两日后,弹尽粮绝,情况十万火急。绝望的英军向中国求助,中国第38师师长孙立人立即带兵救援。在摸清地形后,孙立人立刻部署了作战方案,利用英军的汽车和汽油燃起漫天大火,浑水摸鱼;散布谣言误导日军以为敌人是一个师。最后我军以一个团1000人的兵力击退了一万余人的日寇,解救了7000多英军。

滇西抗战中,与日军相比,中国士兵除了精神一无所有。仁安羌大捷后,中国远征军决定全面撤退,撤退途中误闯入原始丛林野人山。数万名官兵在野人山辗转数月。等走出大山后,10.3万入缅远征军仅幸存4.6万人。然而,中国军人不抛弃不放弃,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中国远征军人和滇西各民族团结一致,凭借怒江之险,把敌人阻挡在怒江之西,为以后的大反攻打下基础,用血肉保住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三、滇西民众以身作则积极支持抗战,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滇西抗战中,涌现了很多抗战英雄,他们中有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中国远征军人,有慷慨解囊捐资助款的爱国华侨,还有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滇西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数的中华儿女这些人中,有些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例如,滇西抗战县长张问德。1942年5月10日,腾冲沦陷,年逾花甲的张问德临危受命,出任腾冲县县长。他组织民众,密切配合远征军,组建起了战时县政府和腾西北抗战前线根据地,为腾冲的光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他的《答田岛书》,让四万万中国人民为之振奋。戴安澜,李芬生,寸性奇……这些中华好儿郎的姓名将为后代铭记。然而,滇西抗战中,涌现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抗战。一傈僳妇女在山中遇到了一名重伤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因为四周寻不到水,她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这名军人;腾冲一对农民兄弟在滇西反攻时,联络村民,用棍棒、锄头拦截日军,打死四名日本军人;滇西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甚至连还不懂事的幼儿和正在哺乳的妇女都去修筑滇缅路和临时机场,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滇西抗战中,抗日军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抢修滇缅大道,粉碎了日军妄图切断抗战国际外援企图;中国远征军前仆后继,不畏强暴,舍生忘死保卫抗战大后方;滇西民众匹夫有责,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团结合作、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共同奏响了滇西抗战的凯歌。

参考文献:

[1]程利.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4).

[2]傅仕敏.用世界眼光重新看待和认识滇西抗战[J].云南社会科学, 2011( 5).

[3]王文成.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意义[J].云南社会科学 2002(6).

今日中国,仍需抗战精神 篇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序厅,有一幅宏伟的浮雕,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英勇的战士与不屈的人民站在一起,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幅浮雕展现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4年里,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同仇敌忾地奋勇抗争。

正因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华民族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家举办隆重的阅兵仪式,既是对历史的铭记,对英烈的追思,更是对未来的展望,对“抗战精神”的凝聚。的确,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一场同样伟大也同样艰难的挑战,既是实力与能力的考验,更是意志与精神的比拼。全面深化改革,多少硬仗要打,仍需满腔爱国情怀; 走向民族复兴,多少难关待克,仍需保持必胜信念。

弘扬抗战精神建设一流大学 篇4

历史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河南大学以兄弟般的情义, 接纳了从关外被迫撤到内地的东北大学, 两校在同一个校区共同办学近两年时间。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 河南大学通电全国, 声援北平学生, 并以卧轨行动, 请愿南京政府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河南大学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许多有志青年如马可、王实味, 投笔从戎, 走上抗战前线。1937年12月, 豫北豫东相继沦陷, 河南大学被迫南迁, 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流亡办学历史。学校先后辗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 在潭头办学长达5年。1944年5月, 日寇入侵潭头, 河南大学师生遇难9人, 失踪25人。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 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八年流亡办学应该怎样讲述, 怎样评价?流亡办学对河南的抗战, 对河南大学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流亡办学不是逃难, 而是保存了大学实力, 保存了读书种子, 是赓续文化精神、传达民族意志的壮举, 是另一个战场的抗战。在流亡办学的八年中, 我们更是增加了对河南这片热土和人民的热爱, 并获得了至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抗战初期, 全国共108所大学。在其他大学或迁徙到大后方, 或避入租界的情况下, 河南大学坚持植根中原, 不离热土。河南的父老乡亲以宽阔的胸怀, 给了河南大学无私的支持, 师生在艰苦中体会温暖:河南大学2000余名师生, 携带图书仪器, 每到一处, 都和乡亲们共饮一缸水, 同吃一锅饭, 睡在茅庵之中, 面对大山读书。与此同时, 河大师生饮水思源、回报民众, 农学院师生教老乡棉花种植技术, 医学院的师生教老乡防病治病, 文学院师生教老乡读书识字。师生与百姓, 如鱼在水。在1944年日寇逞凶潭头的6天中, 村民把实验室仪器藏在地窖, 发电机埋在地下, 日寇走后完好地把设备器材交还学校。村民还把牺牲的河大学生集体安葬, 石坷村李永信、李忠贵父子及其后代, 护坟扫墓, 直到现在。河南父老乡亲与河南大学的感情是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今年我们在潭头设立了流亡办学旧址纪念馆, 正在向省委宣传部申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向省文物局申报设立省级文保单位。我们希望后人永远铭记这一段历史。

八年的流亡办学, 也给河南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办学精神。3000个日日夜夜烽火连天里的坚守, 2000里风风雨雨战争硝烟中的执着, 使河南大学增长了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使命感, 师生间形成了“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优秀传统。河南大学校歌即写作于1940年的潭头:“嵩岳苍苍, 河水泱泱, 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 风雨一堂, 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 国仇难忘, 民主是事, 科学允张, 猗欤吾校永无疆。”河南大学校歌充满着家国之感, 充满着坚定信念。抗战把给予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也给予了这所大学。

70年来, 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 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骨干学院, 如医学院、农学院、理学院、行政学院, 单独立校, 如今也早已是枝繁叶茂, 蔚然气象。我们因为曾经拥有共同的校名、拥有共同经历, 因此血浓于水。抗战留给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植根中原, 自强不息, 百折不挠, 将继续激励诸位同根同源的兄弟高校, 齐心协力, 为河南父老乡亲谋福祉, 为河南的高等教育事业做贡献。

体育抗战精神 篇5

一、继续坚持并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利益为己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斗争,是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孕育产生出伟大的抗战精神的关键与秘钥所在。可以说,从当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两个一百年”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建设中国持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砥砺前行。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是一项充满坎坷与艰辛、智慧与创造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回顾伟大的抗战历程,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卓绝,形势多么危急险恶,战争多么激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抗战精神,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同各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仁人志士一起,共同维护团结一致的抗战大局。

中国共产党人以坚韧的意志、正确的抉择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赤子之心,点燃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之光,成为夺取抗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新时期弘扬抗战精神,需要共产党人发挥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要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自己,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切实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可以说,顺利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成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实现整个中华民族团结意识的总动员,鼓舞全国抗日军队不怕流血、不畏牺牲,奋勇杀敌,都是因为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彰显了巨大力量。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用行动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铮铮誓言,以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战胜了重重困难,让任何侵略者无不胆寒。

这种伟大爱国情怀既是一面旗帜,又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撑点。对内它可以激发全民族共同的拼搏精神,使祖国日益强盛;对外它可以团结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人们团结一致,抵御外来侵略。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的存亡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抗日救国是社会现实情境对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的今天,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党和政府必须运用爱国主义精神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团结和号召全国各族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抗战精神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不断系牢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把抗战精神切实转化为筑牢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实际行动。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抗日战争时期,包含智慧的诸如“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战”、“麻雀战”、“伏击战”等多种作战形势的创新,震惊中外,令日军丧魂落魄。

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坚持开拓创新的胜利。创新不仅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样,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亦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完善的。在新时期弘扬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促进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创造性的结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弘扬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要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运用现代科技改进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手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融入到中国精神之中,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从而进一步将其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成为联通党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桥梁;就是要积极维护祖国核心利益,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坚持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谋求发展和创新,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使其能够切实熔铸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进程中,从而得到真正的永续传承与全面发展。

四、加强抗日战争的文化研究与历史宣传

抗战时期朱德的体育理论及实践 篇6

一、朱德同志的体育理论

1937年7月,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武装成为当时抗战的重要力量。在抗战期间, 虽然斗争非常艰苦, 但是朱德同志仍然对体育事业非常重视。他亲自发起并参与了体育组织的筹备工作, 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会, 并为体育事业做出重要批示与题词。在朱德同志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下, 抗日根据地的体育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 朱德的体育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近代以来, 中国处于外敌入侵及内乱频繁之中, 人民的体质都非常弱, 被西方国家称作“东亚病夫”。朱德同志非常有感触地说:“以这种体力去和敌人战斗、竞争, 我们都会吃亏。”1942年9月, 朱德在陕甘宁边区的“九一”扩大运动会上强调:“着重军事方面, 应为体育运动的方向, 要把许多的人锻炼成坚强的人。”1943年8月, 朱德在以“军事教育必须从体育出发”为题目的演讲中, 指出:“为了加强部队的学习, 还有两个事情需要办理, 其一就是要开展军事体育活动, 培养士兵养成尚武精神。”朱德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祝九月运动大会”的文章, 号召各级军政首长要重视与提倡多种体育运动项目, 以使文弱为强武, 这样才能打好仗。

抗日战争是全体军民的持久战, 但是中国过去的运动方式都是一些选手、代表, 大众的广泛参与性不强。为了国民体质的进一步增强及前线军事斗争的需要, 朱德同志在《祝九月运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各级机关、学校及部队都要有计划地组织与推行体育活动。机关部门及学校要以体操为主, 部队需要建立正规的器械运动。要发展各项体育项目活动, 并与卫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抗战时期, 中国的体育运动开展范围非常有限, 同时国人的体育观念也非常弱。朱德同志注意到人们的体育意识, 并经常教育人们体育贵在持久锻炼, 并亲自带领进行体育活动。1942年9月, 朱德在“九一”运动大会上指出, 体育运动要经常搞, 这也为体育运动制定了方向。在大会期间, 朱德同志多次作了重要指示:“今后的体育运动一定要经常和普遍, 须进行各方面的宣传与鼓励;运动选手更应该以身作则, 影响其他人的健身意识。”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下, 朱德的体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他提倡的“三化”理论, 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二、朱德同志的体育实践

抗战时期, 朱德同志明确指出部队不但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而且还要有重视体力与军事技术。1938年, 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 为了保证士兵的体力及体质的强健, 朱德同志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 将司令部机关人员组织起来, 创立了八路军第一个篮球队。在部队休息时, 只要有空地, 朱德就会招呼一些人打篮球, 且在打完球后部队再出发。因此, 无论部队走到哪里, 哪里都有篮球活动。在朱德同志的参与及号召下, 延安军民的篮球活动非常活跃。每天晚饭后, 只要哨子一响, 进展的篮球比赛就会如期举行。在一次球赛后, 朱德同志教育战士们:“我打了三十年仗, 但从没掉过一次队, 没坐过一次担架, 这就是我青年时期重视体育锻炼的缘故。”朱德同志的鼓励极大地推动了军民体育活动的开展, 使得抗战时期的体育运动在规模、项目及推广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枪炮声中, 还能听到部队体育赛场上队员的呐喊声及观众的喝彩声。朱德同志身体力行, 多次参加体育活动, 极大地推动了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在1938年元旦, 朱德虽已经年过半百, 在洪洞县杜城村检阅完了686团的全体指战员后, 兴致勃勃地与全体指战员打了一场精彩的篮球。1937年到1940年四年间, 朱德同志曾经三次去过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 每天都起得非常早, 不是跑步就是做操, 在晚饭后还经常到篮球场看或亲自与战士们打球。朱德同志还用自己的津贴给“办事处”的救亡室购置大量的体育活动器材, 鼓励战士们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1937年, 朱德同志根据红军时期创建的“列宁俱乐部”开展体育活动的经验, 亲自主持了陕甘宁边区体育会, 并担任名誉会长。1940年5月份, 在朱德同志的倡导与关怀下, 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著名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正式成立。随之各部队、机关、学校等都相应地成立了分会。两年后, 朱德、吴玉章、洛甫等同志又发起了筹备延安新体育协会, 并于1942年初在杨家岭军人俱乐部正式创立, 朱德同志亲自参会。早在1941年10月中旬, 在延安举办了朱德杯排球赛, 参赛单位有抗大、延大等代表队, 最后是鲁艺代表队获得了冠军。这次比赛对整个解放区的影响非常大。次年, 抗战时期影响及规模最大的“九一”运动会在延安举行, 朱德担任了这次筹委会的会长, 同时在《解放日报》写一篇《祝九月运动会》的社论及“运动要经常”的题词。运动会举行期间, 朱德同志亲自奔赴各运动场并详细询问各项比赛的情况, 并鼓励运动员要赛出好成绩及风格。在朱德同志的亲自领导与鼓励下, 这次运动会开展得非常成功。当时一位在国统区工作的记者对这次运动会作了如下的评价:“这里不讲夺锦标, 没有一点锦标主义, 是一次亲密、团结、相互检阅自己抗战力量的运动会。”朱德同志通过亲自带领部队进行体育活动, 不但增强了将士的体质, 丰富了广大官兵的生活, 而且还为抵抗与战胜日军储备了体力, 为最终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期的抗战斗争中, 朱德同志对体育的重视提到了理论的高度, 指出, “体育是一种移风易俗的大事, 只有军强文壮才能打好仗, 办好事。我希望各级军政首长加以重视与提倡”。在抗战时期这一特殊的环境中, 朱德同志提出了体育上的军事化、社会化及经常化理论, 他将体育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找到了一条体育军事化的发展道路, 并发挥着体育救国民于危难之间的作用。朱德认为, 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强身健体及提高技术两个方面。所谓的技术, 不只是狭义上的球技, 而是在健身过程中, 创造出的方法, 以供将来训练大批的军事技术人才。与此同时, 朱德还将体育与普通民众相结合, 走出了体育社会化道路, 发挥着体育强健国民体质的作用。同时, 朱德同志还亲力亲为, 用自己行动践行其体育理念与思想, 并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体育观念, 发挥着体育教人态度及方法的作用。朱德同志强调在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中, 要善于以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方式办体育, 并指出, 党的体育事业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 就将体育运动列为将士军、政、体三大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陕甘宁边区面临敌人重重封锁与包围, 生活相当艰苦的情况下, 朱德同志在号召全体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 还鼓励军民根据现有的情况及条件开展体育锻炼。边区军民自己动手, 用独木桩钉块板制成了篮球架, 土砖砌成木马等制作了许多的体育器材, 使边区的体育活动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开展。朱德同志作为中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的体育理论与实践对总结人民体育事业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建荣, 刘美杰.朱德与陕甘宁边区的体育运动[J].榆林学院学报, 2004 (3) .

[2]李丰利, 苏振兰.体育运动场上的朱德同志[J].党史博览, 2009 (4) .

[3]楚华穰.周恩来、朱德、贺龙谈体育[J].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9 (6) .

体育抗战精神 篇7

一、易培基等人力主南迁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占领东北, 进逼热河, 窥伺华北。在此危急情况下, 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代表的故宫工作人员对文物的安全极为忧心。他们渴望当局尽快做出一个决议来。然而,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1932 年8 月召开的“北平政务会”针对故宫文物的决议竟是“各委员签字, 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 购飞机五百架。”[1]这一决议让易培基等人瞠目结舌, 为阻止这一决议的实行, 易培基立即向在北平的张学良发出电报, 恳请设法劝阻。同时, 又指示秘书长李宗侗发函给蒋伯诚与张群, 请他们设法维持, 在易培基的努力下, 这一提议终被否决。

然而, 这样一来, 故宫文物如何处置又成了一道难题。此时, 易培基向中央提出将故宫文物南迁, 不想却引起了更大的冲突。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有很多, 如鲁迅先生曾仿《黄鹤楼》诗讽刺南迁古物: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1]北平市民也大多反对外迁, 他们担心故宫文物一经迁出, 这座文化名城便名存实亡, 因而极力阻挠。而此时, 以易培基为代表的支持者顶住种种舆论压力据理力争, 他认为战争期间, 国土沦丧尚可收复, 独文物不可复得, 因此力主避敌南迁。这一主张得到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认可, 在宋子文的帮助下, 中央政府最终批准故宫文物南迁。

二、各界人士助力南迁

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 作为抗日战争组成部分的故宫文物南迁, 同样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点。在整个南迁中, 有四方面力量, 他们一起承担了文物典守者的角色, 为文物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一) 国民政府各部门

文物的南迁得到国民政府以及有关省市政府和铁道、公路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抗战期间, 车辆缺乏且多半老旧, 长途公路运输确是一个问题。当时西安行营统管所有陕甘军用车辆, 他们规定这些车辆以“运军火为第一, 运古物为第二”[2], 终于解决了问题。

( 二) 故宫工作人员

在故宫博物院在文物南迁的过程中, 故宫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精心的运作, 他们为故宫文物的成功南迁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 包装捆扎, 不辞辛劳

南迁的准备工作始于1932 年的秋天, 首要的任务便是挑选古物与装箱。但是, 这些文人学士大都没有装箱经验, 稍有不妥就会酿成大祸。为保证装箱时不损坏古物, 他们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店请教, 并请他们到院内做示范表演。经过学习, 大家逐渐掌握了装箱的秘诀, 即“稳、准、隔、紧”四字。对于易碎古物用双手捧其腹, 保证稳当; 古物装箱之后将物品的名称与件数准确无误的记载详明; 然后将每箱的古物捆紧, 并在捆与捆之间用稻草壳隔开。最后把箱盖钉牢, 加上封条, 刷上字号。在战火逼近的情况下, 故宫的工作人员依然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如此细致庞大的工作, 着实令人敬佩。

2. 运送途中, 颠沛流离, 九死一生

文物迁移共分五批, 三路运送。在这个过程中, 押运的工作人员不仅要躲避日军的袭击, 还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然而,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情势多么危机, 他们不仅从来不曾丢弃那些“笨重”的文物而选择独自逃生, 甚至为了保护这些文物而献出自己的生命。1939 年2 月, 就在一批文物刚刚经过数月的搬迁到达贵阳安顺县时, 突然出现18 架日军飞机对安顺进行狂轰滥炸, 投下的炸弹导致“烧毁民房1326 栋, 死伤数千人, 大十字等主要地段的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3]存放文物的华严洞也未能幸免, 故宫工作人员见状连忙救火, 在大家的紧急抢救下, 这批文物躲过一劫, 然而却有一百多位工作人员为了救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无怨无悔, 忠于职守, “视国宝如生命”[4], 是故宫同仁的价值取向。

( 三) 当地民众

故宫文物南迁历时近十六年之久, 在这个过程中, 当地的百姓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以安谷乡为例, 文物运至安谷乡时, 安谷乡乡长刘钊多次召集各保长、执事宗族族长商议妥善安置文物事宜。为妥善安置文物, 当地百姓将各自宗牌收藏, 腾出庙堂以备文物存放。此外, 安谷乡百姓还自请帮助博物院人员共同驻守文物存放地, 保护文物安全。除了护卫文物安全, 当地民众也从事木工、泥水工、搬运工、勤杂工等工作, 有些还协助文物登记工作。事实上, 不仅是安谷民众, 在各个文物存放地, 广大民众在故宫文物保护中都做出了极大贡献。

1945 年, 日本投降之后, 历经千难万险的故宫文物终于在1947 年6月全部回到重庆, 且在文物拆箱后, 几乎没有任何损坏, 这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史上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文物是中华文化的根脉, 无论是最初冲破重重阻力力主南迁故宫工作者, 还是在文物南迁中为了保护文物贡献过自己力量的社会各界人士, 他们“视国宝如生命”[4], 把维护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责任,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典守者”的定义, 用自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弘扬典守者的精神。

参考文献

[1]柳坡.故宫观澜[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

[2]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19.

[3]向宁.故宫文物南迁纪略[J].贵阳文史, 2007 (5) :67-71.

体育抗战精神 篇8

一、西南联大的体育精神

西南联大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继承、融合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精华的基础上,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信念,在民族危亡之秋,仍旧精神不倒、弦歌不辍,从而成为战时办校的典范。在领导体制上,联大沿袭了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常务委员会制,校委员会主席由原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轮值一次。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是首轮校委会主席。此后,由于南开校长张伯苓被国民政府委派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北大蒋梦麟则因公无法常驻云南。因此,西南联大的实际校务长期是由梅贻琦所主持的,这也使清华的办学理念得以在西南联大有所传承[1]75。而作为清华的传统项目,体育教育在西南联大中可谓是备受关注。当然,无论是梅贻琦、蒋梦麟还是张伯苓,三人在体育教育问题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首先是梅贻琦,清华时期的梅贻琦便一直主张“通才教育”,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他看来“体”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了强调体育的重要性,梅贻琦先后发表了《体育之目标》(1928)、《关于体育比赛》(1931)、《关于校际体育比赛》(1932)、《时局与健康等问题》(1933)、《体育之重要》(1934)等。可见,梅贻琦对于体育的重视是非同一般的。梅贻琦曾说过“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在清华迁校之前,由于对体育的重视,锻炼场馆及设施已经非常完备,其规模不但在国内是首屈一指,即使是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其次是蒋梦麟,执掌北大以后,蒋梦麟可谓不遗余力地发展体育教育,大有和清华分庭抗礼之势。蒋梦麟的体育思想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在他看来,体育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健学生的体魄。同时,体育也是一种重要的救国手段。最后是张伯苓,作为近代体育的先驱,张伯苓对于近代体育的贡献可谓是功勋卓绝。张伯苓将体育视为一种救国的手段,强调“体育方能强种,强种才能保国”的体育思想。因此,张伯苓创办南开之初,便极为重视体育,并且将体育教育放在首位,甚至提出了“不懂体育者,不配当校长”的观点。正是因为联大三常委在体育教育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因此,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体育教育、体育活动不但没有中断,而且集三校之力,将近代高校体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

二、西南联大的学生体育社团

西南联大拥有为数众多的学生体育社团,这是最能够体现西南联大体育文化的方面。当时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体育设备稀缺。即便如此,学生们仍旧积极地利用周末及假期组织郊游等户外活动,以丰富课余生活。课余活动原本都是自发的,由于参与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便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学生自发成立学生自治团体,其中的康乐股是专门负责体育、娱乐等事宜的。此外,还有一个群社组织是以部分“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自从学生组织成立后,课余体育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多[2]85。学生会的领导,对于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热情很高,为了组建球队,往往是赶鸭子上架,即便是不会打球的会员也要上阵。随着课余体育活动的发展,原本的康乐股已经不能够满足体育活动的组织需求。因此,在康乐股下又增设了多个体育协会,铁马体育会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铁马体育会的前身是“牛马狗鸡”足球队,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发起人的生肖正好是牛、马、狗、鸡。由于在校内公开赛中一举夺魁,从而声名大噪,于是想成立体育会,扩大影响。但是,原名毕竟难登大雅之堂。碰巧的是,昆明当时正在上演一部名为《铁马》的美国西部片,这部电影在由于打斗场面激烈,且兼具爱情内容,因此在青年学生中反响很大。此外,“铁马”中正好有一个“马”字,在经过商议后,铁马体育会于1940年10月2日正式成立。铁马体育会成立之初,只吸收工学会的同学。这当然不是因为歧视,而是当时铁马体育会距离联大的工学院最近,而其他院系分散在昆明的西北部。在首任会长杨经蕴的努力下,铁马体育会首次招募活动,便吸引到200余人参加。此后,铁马体育会发展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文体俱乐部,并且多次协助院系和学校开展文体活动。铁马体育会的活动得到了联大校方的大力支持,体育会的体育用品大部分是学校提供的。铁马体育会的组织很全面,有各种干事,学校还派遣专业教师指导学生的体育活动。李楫祥、夏翔、马约翰等都曾担任过铁马体育会的导师。虽不是政治团体,但铁马会员大部分富有正义感,几任会长也都是关心集体、顾全大局、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恂恂君子。除了体育方面,铁马体育会多次参与爱国社会运动。例如1945年的昆明“一二·一”运动期间,铁马体育会的会员在学生会的领导下,负责保护爱国学生,并且主动承担起保卫学生宿舍的危险任务。抗战胜利后,铁马体育会在清华继续活动。1948年解放前夕,由于政治动荡,铁马体育会最终未能延续下去。

除铁马体育会之外,联大工学院中的另一批运动好手,成立了一个名为“喷火体育会”的体育社团。“喷火体育会”的发起人都是排球运动员出身,在牟作云的指导下,喷火排球队在昆明可谓是所向无敌。而能与联大对阵的是航空军官学校排球队,该队被当时的国民党空军称为天字第一号的强队,因为伙食好,队员个个身体强壮,精神抖擞。尽管联大学生营养不良,但无论气势和技术都胜于对方。可能是喷火的名字杀气太重,终究不敌铁马的影响。此外,悠悠体育会的活动也颇具特色。1944年悠悠体育会成立,先后举办了全校性的火炬竞走、集体观影、集体旅行等具有文体性质的活动。以1945年2月所举办的路南旅行团为例,当时著名学者闻一多、曾昭抡等均积极参加,旅行团不仅游览了石林,而且与当地少数民族小学生一同联欢,观看了彝族传统民俗体育活动“阿细跳月”的表演。

三、西南联大体育的影响

西南联大的体育活动,其所具有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对于云南地区,乃至于整个中国的体育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体育课为大学必修课,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联大早就按此办理,自此以后云南各校也把体育课列为学生必修课,并纳入教育计划。为了更好地开展体育活动,马约翰先生还以网球运动为媒介,得到了以龙云先生为首的云南当局政教官员、社会名流的赞助和支持。1939年昆明市立体育场(潘家湾体育场)建成,约3.73万平米,造价3880元(新币),场内有正规足球田径场1个,跑马场,篮、排球场各2个等等,西南联大的体育课和周末的球赛大多在此进行。1940年1月马约翰、张四维、涂文、聂体仁等人发起成立昆明市体育研究会。这是云南省第一个体育研究机构,在提倡国民体育,引进普及近代体育,培养体育人才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41年9月9日在马约翰倡导下,昆明市政府在天然游泳场举办了游泳比赛[3]94。1941年10月10日,昆明市第一届运动会在东郊拓东体育场举行,省政府主席龙云任大会名誉会长,马约翰教授任大会总裁判,牟作云任副总裁判,总干事夏翔等任大会裁判,这次运动会有50多个单位和团体的580名选手参赛。1941—1945年10月10日昆明市连续召开5次运动会,大会总裁判均为马约翰。1942年3月对由龙云任会长的云南省体育协进会(成立于1931年)进行整顿,马约翰、黄中孚、牟作云等任理事。协会日常业务由马约翰等处理,直至西南联大复原北迁。1944年10月22日,云南省体协在拓东体育场举办中美田径运动会。中国陆军18师在内的中美选手及职员百余人参赛,马约翰、王英杰等任裁判。团体总分美军71分,中国62分(1945年又举行过一次中美田径运动会)。1944年云南省将昆华体育师范学校改为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并附设体育师范班,同时任命马约翰为省立体专校长。该校教师也多由联大教师兼任。为全省中小学培养了大批体育教师。除了上述活动之外,清华的球队也参与了昆明市内的多种比赛,如为抗战流落到后方的难民举行过篮球义赛,举行过昆渝两地的篮球互访赛,由原国手牟作云加盟,包括有王维屏、王英杰等高手参加的联大体育教师联队参加昆明市篮球公开赛,吸引了无数观众。此外,当时昆明市内绝大多数体育赛事,实则都是由联大体育教师所操办的,或是由联大的教师担任裁判工作。而联大学生在比赛中也屡屡获得优异名次,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坚持开展体育活动,将三校原有之体育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云南地区的体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应当得到高度的肯定,并且进一步研究其在体育活动方面所具有的特色,从而为发展我国高校体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抗战时期,由原国立清华大学、原国立北京大学、原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开展体育活动。西南联大的体育活动,具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

关键词:西南联大,学校体育,云南体育,近代体育

参考文献

[1]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钟叔河.过去的大学[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旨在传播知识,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E-MAIL:66553826@qq.com

上一篇:“抗战胜利71周年”主题征文:故乡的抗战 下一篇:抗战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