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整洁化措施

关键词： 小班化 教育

乡村整洁化措施（精选3篇）

篇1：乡村整洁化措施

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爱卫会2010年提出“全面启动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要求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湘政办发„2009‟69号）精神，以及•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的通知‣（长政办函„2010‟22号），切实改善城郊结合部和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决定在全区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城郊结合部和乡村环境卫生面貌为切入点，按照“区级统筹、乡（街）村落实、群众参与”的原则，通过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努力塑造村容整洁、秩序井然、生态良好、乡风文明的农村新面貌。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四边三大”活动（对乡村屋边、路边、水边、田边的裸露垃圾进行大清扫、大清理、大清运），有效遏制农村庭院、村庄、公路沿线的“脏乱差”现象，努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不断完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三、整治范围、内容和标准

（一）整治范围：马王堆街道、东屯渡街道所属村（社区）和东岸乡所属村，今年上半年以城郊结合部、城中村、乡政府所在地、新一轮农村示范村、公路沿线为重点。

（二）整治内容：对田边地头、沟渠河塘、房前屋后、道路两侧、公共场所等地的裸露垃圾、卫生死角、堆物废料进行大清扫、大清理、大清运。开展卫生设施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三）整治标准

1、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做到“三无”：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无乱堆乱放；

2、基础卫生设施完善规范。做到“三有”：成片居民区有规范果皮桶、有布局合理的垃圾收集站、有垃圾收集转运专业队伍；

3、长效管理机制基本建立。做到垃圾入池、分类处理、及时清运、专人保洁。

四、实施方法和步骤

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连续开展三年（2010-2012年），每年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1月—3月底前）

一是全面部署，全民动员。由各街道、乡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加强领导，抓好部署。要动员到村，宣传到户，落实到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户户参与，打一场全民参与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战。二是制订方案，相关街道、乡要根据实际情况，摸清底子，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在3月底以前制定切实可行的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细则。

（二）集中整治阶段（4月—10月底前）

全面推进落实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各项任务。相关街道、乡、村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有主垃圾，如屋边垃圾，由农户自主负责，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发动居民进行卫生大扫除，彻底清除垃圾，并通过开展家庭卫生评比检查，督促村民做到房前屋后干净卫生、物品堆放整齐有序；对无主垃圾，如路边、水边、田边等地的垃圾，要发动村民投工投劳进行集中整治或环卫所专业清理，通过大清扫、大清理、大清运活动，积极推广“户分类、村收集、区中转”的垃圾清运处理模式。

加大拆违控违力度，取缔违规加工作坊，减少乡村污染源，加大对社会路口治理力度，减少乡村道对城市的污染，全面提高城乡卫生水平。

加强拆迁过程中的卫生管理，强化开发过程中工程建设中的渣土管理，保证乡村环境质量。

（三）考核评比阶段（6月—12月上旬）

在区、街道、乡、村层层开展自查自评的基础上，市、区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领导小组将统一组织检查考核。第一次市级考核在6月份进行，考核重点是乡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开展成效及乡村环境卫生长效机制建设。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

整治农村环境卫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更是广大农民的共同心愿。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搞好农村环境卫生是执政为民的直接体现，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成效。要紧紧围绕“村容整洁”，把整治农村环境卫生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切实抓紧抓好。为加强对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领导，区政府成立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领导小组，副区长严国益任组长，廖斌、吴穗、王志平、谭自然任副组长，区财政局、建设局、民政局、农林水局、城管局、环卫局、环保局、交管局、妇联、文明办、绩效考核办、爱卫办等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廖斌兼任办公室主任。在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由爱卫办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相关街道、乡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和办事机构，加强组织协调，抓好具体实施。

（二）落实责任，确保投入

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负其责。相关街道、乡、村要根据区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要求，集中精力将各自辖区范围内的任务落实到位，做到不推诿扯皮，不留死角，不留后患。在硬件建设上，要加大投入，着重解决基础环境卫生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3年内，在东岸乡每年新建站厕10座，使站厕布局合理，满足使用要求；将马王堆、东屯渡、东岸乡村民安置建成区按城区标准配备垃圾容器，修缮破损垃圾池；将乡村道路日常维护经费纳入区财政补贴范围，使村级卫生保洁制度化。

（三）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关键在基层，基础在村民。相关街道、乡要采取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营造氛围，加强对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教育，使广大群众知晓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必要性。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村民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积极性，鼓励村民投资投劳广泛参与到乡村环境整治中来，让村民在参与中感受变化、得到实惠、受到教育、得到提高。要在行动中善于发现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带动其他乡村，实现整洁行动的全面推进。东岸乡、马王堆街道要在3月底之前对村民进行层层动员发动，户户发放宣传资料，使宣传发动深入到每个村民，广泛动员村民群众参与到卫生整治行动中来。

（四）强化检查、严格考核

为保证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顺利开展，区领导小组将采取督查、暗查的方法，将马王堆街道、东屯渡街道、东岸乡各村全部纳入区城管局日常检查考核，进行日检查、周考核、月排名，月考核结果进行登报公示。对工作突出的街道、乡和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全市每半年组织评出“十佳乡镇十佳村”和“十差乡镇十差村”，评比结果在新闻媒体公示、纳入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对“十强”、“十快” 乡镇的评选实行“一票否决”制。

（五）建立机制，长效管理

要不断巩固、深化乡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成果，研究制定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办法。要逐步将门前责任制管理模式向城郊结合部延升，家家户户门前包绿化、包卫生、包秩序，探索和建立“区政府领导、街道（乡）政府负责、村委会实施、专业保洁、广大村民参与”的工作运行机制，抓好清扫保洁和“户分类、集中收集”的垃圾处置机制；并通过开展文明、卫生乡村的创建活动，以增强群众卫生意识、不断巩固整治成果，实现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篇2：论文化视阈中的乡村文化资源开发

关键词：文化视阈,乡村文化资源,开发

一、资源选择的文化向度

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 资源是核心问题。“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 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由人的肉体组织的物理性存在而将其视为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时, 人就在其社会性存在中展现出自然性的另外一种特征。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积累和发展, 尽管自然界对人类的经济过程不再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但自然环境依然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 规约着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个物种存在的人类的相应行为。作为有生命的人的肉体组织维系正常新陈代谢功能的最终供应系统, 自然界相对于人的欲求而言, 由于只能供应有限的资源而与人产生了一种对抗性的张力, 使得人的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界的不断征服的结果;同时, 作为人的物质性存在的最终承受系统, 由于截至目前人只能通过部分地和自然对立来获得自身的发展而无法彻底地摆脱自然, 人与自然界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人只能在既存的自然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人其为人的历史过程。对资源的认识、控制和使用, 就构成了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

从人类的整体发展看, 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 在既存的资源开发能力条件下, 相对于人的需求而言, 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那么, 自然界资源存量既定的事实, 就已经从根本上规制了人类所有的一切生存行为都是文化的结果。不同的自然环境和资源, 必然导致人类产生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与之相适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对于资源的不同理解和使用, 从根本上形塑了人类色彩斑斓的经济形态。由采集渔猎到游牧经济, 从定居农耕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归根到底就是人在不断扬弃其既存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对资源环境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对于必须保证群体数量在一定的规模以上才能彰显其社会性存在和发展的人类而言, 努力跨越纯粹物质性存在的自然资源的束缚, 不断拓展资源的视阈范围, 满足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 就显得势在必然。

从文化的意义看, “资源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得到稳定的一套生态系统, 它们有着生成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的相互关联的速率和使不同生态系统得到维持的相关成本。”[2]人们对价值的认知倾向, 决定了资源的归属去向。哪些物质是资源, 哪些物质不是资源, 本质上都属于文化建构的产物。人类学的丰富资料不仅表明, 包括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在内的一切文化既是人与自然互动的阶段性结果, 也是人与自然互动的阶段性原因, 决定着何为资源、以及怎么使用资源等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许多哈尼族山寨的人们都认为粪便是人体排泄的肮脏物, 而没有修建厕所收集粪便的传统, 在农作上粪便没有丝毫价值;同样,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 丽江纳西族也认为粪便是肮脏之物, 拒绝用粪便浇灌蔬菜, 也不太愿意食用用粪便浇灌的蔬菜, 蔬菜在当地几乎没有价值。因此, 对于人与资源的关系而言, “如果把人们的内在变量与他们所处环境的外在变量割裂开来, 人类的行为就无法被理解。”[3]人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文化中进行着认识、控制和利用资源保障其存在和发展的种种努力。

在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看来, “人类学的关键发现在于, 人的需求和欲望同其客体相比并不总是决定性的, 因为身体的满足是在象征价值 (symbolic values) 之中得到证实的, 也是经由象征价值而得以具体实现的, 而且, 这种实现在不同的文化象征图式 (cu所tural-symbolic schemes) 下会有所差异。”[4]对不同的文化主体而言, 由于所处的文化图式不同, 他所理解的能够满足其需求和欲望的资源, 是必然存在明显差别的。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 生产所必须的知识往往是很不相同的。”[5]在某一文化体系中不成为资源的, 在另外一种文化体系中却极有可能成为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的资源。人类社会-文化呈异质性存在的历史实存, 为人类认识、理解并利用各种资源提供了种种可能。对于经济发展而言, 扩展人类选择应该是它的一个基本目标。以经济发展为其重要特征的人的发展, “说到底就是人对外部世界自由度的提升和扩展, 也就是其自主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增强。”[6]认识、理解和开发新的资源, 实质上是人的发展的根本体现。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要素的经济, 实质上是已被制度化的、人对自然资源的自由自觉认识、控制和利用的结果。可以说, 资源实质上就是不同的共同体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通过文化建构起来的一种存在。

二、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文化归因

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就是在经济发展中, 工业和服务部门在重要性上取代了农业, “农业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活动。”[7]工业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 除需要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设备以及批量化的生产能力外, 货币或资本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由于货币“内在的特点是, 通过否定自己的特殊性目的来使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 在本质上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 是“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关系存在和运作的资格或条件”的“‘无个性的’财产”, [8]“不但在自己的排除了有形对象的领域之内建立了对所有具体价值的关系, 而且指出了在价值数量之间的关系”, [9]因此, 在经济原则成为主导现代社会运转的场域中, 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机制, 货币或资本就成为了把各类资源转化为现代社会生产原材料的一种社会关系。在以市场交换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关系中, 通过货币的一系列转化机制之后, 所有资源都有可能成为其拥有者获取经济财富的潜在来源。

随着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性的扩张和不同共同体交往的频繁, “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 [10]为乡村文化成为一种具有重要潜在价值的资源提供了可能。不管是远在深山老林的矿山资源, 还是曾经无人问津的乡村文化资源, 只要能被现代消费需求认可, 都有可能被纳入到世界体系的巨彀之中。由于伴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已经“引起国民经济发展观念不断膨胀”,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持续扩展”被各个经济共同体“视为根本性的共同任务, ”[11]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取得了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位置。世界经济体中主要生产低级商品 (即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得到较低报酬) 的地区, 则只能充任边缘的角色。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 在“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进入、在场或不在场的位置分配, 乃至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利益获取, 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完成或实现”[12]的现代社会中, 面对一开始就缺乏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现代主流经济体系所需要的基本资源 (货币) 的实际, 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消费体系中的经济价值, 并重新思考和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从自己的文化图式里寻找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资源, 寻求适合自己参与这个体系的建构的道路和方式, 就显得尤为必要。乡村文化由此被视为一种资源并被推到了开发的舞台的中央。

相对于别的资源要素而言, 作为其存在方式的乡村文化, 是乡村社会“丰富”而又“廉价”的资源。谓其“丰富”, 是乡村文化本来就作为乡村社会的一部分而存在, 结构性地融合在乡村社会之中:在表象上, 乡村文化既是乡村生活的自然产物, 也是乡村生活必须的一种要素, 以满足乡村社会的多层次需求而获得其存在的理由, 不同乡村的文化源流、生存环境、价值判断、行为方式、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异质性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乡村的文化资源必然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在深层上,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一个结构性要素, 蕴含于乡村社会的整体结构之中, 作为一种满足特定功能的结构设计而存在, 乡村文化犹如支撑起整个乡村社会结构的纵横交错的篱笆, 最终构成了乡村整体性存在的社会形态。说其“廉价”, 是指作为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的乡村文化, 一直就在不断地满足村民各种文化需要中获得其存在的理由, 但在现代资本逻辑主导下深刻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中, 乡村被排斥到与城市对立的一端, 形象化为落后、传统和边缘等角色, 原来数量巨大的乡村文化消费的价值, 也被现代经济评价标准拒斥到与都市文化消费对立的位置, 成为“廉价”的文化产品。乡村“作为文化价值制度化模式——它们没有平等地参与到这种文化价值模式的建设中来, 而且这一模式贬低了它们都有的特性或贬低了归属于它们的独有的特性——的一个结果, 它们在社会互动中的完全角色的地位, 遭到了简单的否认”。[13]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的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 乡村文化亦被长期疏离在主流经济体系的视野之外而得以保留着其异质性的文化特色。

乡村文化资源的这种悖论存在, 使得对它的开发被赋予了全新意义。现代生产方式在致使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的同时, 也强烈地散发出将一切意义系统简单化的倾向。现代生产方式依凭对生产力的重要贡献在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的同时, 也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现代生产方式撕掉了罩在各种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伴随传统的各种民族工业的消灭, 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还是被挖掉了, 古老的民族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4]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陷入到钢筋水泥和机械电子的重重包围之中, 常常感到莫名的空虚和烦恼。于是, “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洁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 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惟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15]长期被拒斥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生活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乡村, 逐渐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浮躁的氛围之中的人们排解矛盾和焦虑的“心灵家园”。不管是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都可以在乡村宁谧的环境和古朴的文化中, 获得抚慰疲惫心灵的机会。现代社会在提供乡村文化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的同时, 也赋予了乡村文化资源的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乡村文化资源在现代消费文化体系中, 成为传统、原生态、原滋原味等意境的代名词, “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 也可以表现为符号性的一面”, [16]并由此而获得了多重的价值形式。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的现代生产方式催生的一系列的价值交换机制, 让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实践有可能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方向。

三、生产力作用的文化关联

在乡村的场域中, 一些民族文化资源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被纷纷加以资本化运用, 呈现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蓬勃发展的景象。乡村文化产业 (Rural cultural industries) 就是乡村文化资源被深度开发的一种结果。云南鹤庆县新华村精湛华丽的白族银饰工艺, 丽江市大研古镇小桥流水的纳西民居, 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错落有致的吊脚楼, 安顺市天龙屯堡古风犹存的傩面地戏, 四川甘孜州丹巴坚固厚实的古石碉楼, 神秘幽静的凤凰古镇;东北农村热闹诙谐的二人转等, 这些蕴含着浓厚乡村文化气息的民族文化资源已经日渐成为现代旅游消费的重要对象, 就凸显了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在乡村场域中兴起和发展的事实。这些普遍事实, “它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不同民族体广泛动员和挖掘其社会和文化资源的权利, 可以转化为资本化的运用。”[17]

毋庸讳言, 乡村文化资源之所以能兴起和发展并呈现出产业化的趋势, 根本原因在于“始终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18]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的推拉作用。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所能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经济发展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发展。”[19]在人类的生存展现为必须依凭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以获得生命机体需要的养分的前提下, 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技术手段和能力, 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对此, 恩格斯曾经指出,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0]人们改造自然的技术手段和能力不仅包括了劳动工具的制作、使用以及劳动生产的组织方式等方面, 而且也包括了人们的科学知识、认识水平、行为能力、价值判断等方面。在此意义上,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总是体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与物的有机结合, 对人自身及其外在环境的认识、控制和改造。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关联性, 生产力“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 都是社会的”, [21]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文化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系列连续的历史活动的产物, 本身就是各项生产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结果, 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进或发展, 都是对上一次有关生产的文化积极扬弃的结果, 离开了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各种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科学知识、劳动组织方式、物质产品等相关文化生产文化的积累, 新的生产力就不可能横空出世, 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 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22]那么这种解释必须依赖于共同体的文化解释系统, 特别是共同体的价值共意。生产力作为沉浸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存在, 它每一次的跃进都伴随着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当生产力的发展涉及向何处发展, 以及为哪些人发展的根本问题, 必然受到掌握着生产力的不同共同体的价值共意的种种影响。进一步说,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不仅包括了增长的速度、数量的问题, 而且也包括着向何处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 对什么是好的生活质量, 什么是幸福, 以及什么是自由等问题, 理解是大相径庭的。相对于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而言, 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更为重要。因为“文化通过界定人们所想要的来塑造行动”, [23]一旦离开了蕴含着行动主体的利益目的和价值追求在内的文化, 以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的增长, 就极有可能失去其发展的真正意义。对核技术的控制, 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事件, 但如果这样的生产力服务于纳粹文化的目的, 那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将是一场不敢想象的灾难。结构化于社会之中的文化, 无时不刻地对结构化地存在于一切类型的社会之中的生产力产生作用, 影响着以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向。

由于乡村文化的特殊性, 在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 无论是劳动对象, 劳动工具, 还是生产方式, 都镌刻了乡村文化的痕迹。从最宽泛的意义来说, 乡村的生产从来都是“文化”的。作为一种生存方式, 文化始终都沉浸在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特别是作为乡村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体现的农事生产, 有关“农田安排、灌溉与排水、翻土与平地、插秧与除草等农活中所用的知识, 是通过农民的实践经验长期积累一代一代传授下来”, [24]在代代传承的长期积累中, 内化为乡村以及村民身上的一种文化。在生产实践中, 这些文化作为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 “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生作用”, [25]从村民的生活习惯、生计模式, 到村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评判等方面, 都印刻着它的烙印。乡村文化已经同构性地嵌入到乡村经济之中。这一事实存在, 使得在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 其生产力的作用必然处于文化制约与限制之中。

篇3：城市乡村化 乡村城市化

华揽洪先生与《重建中国》

2012年12月12日，我国第一代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50年代“八大总”的最后一位总建筑师，百岁老人华揽洪先生在巴黎病逝（1912年9月16日至2012年12月12日）。华揽洪先生是位不平凡的建筑大家，他1928年赴法留学，先后在巴黎土木工程学院、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美术大学里昂分校学习；获法国国授建筑师文凭。1951年回国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建筑师，1954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1977年退休后移居法国。1981年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届至第九届海外名誉理事。其代表作品有：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社会路住宅楼、中国驻法国巴黎领事馆改造、中国驻联合国机构代表住宅楼的改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等。华揽洪先生早年还曾经为二战后法国的恢复建设完成了多项设计，为北京市建设立交桥设计过方案。法国文化部于2002年9月13日授予华揽洪先生法国“文化荣誉勋位最高级勋章”。

2013年3月，我在主编的《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总第九辑）纪念华揽洪建筑大师专辑（一）中的编者按中写道：

他是能为城市规划与建设发展“把脉”的人；他之所以在国际设计界独领风骚，不仅在于创意与务实精神，也在于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厚土之中；他体现着天堂般纯净的爱国情谊，虽被错划为“右派”，但他的“北京情”，体现出一个建筑“批评家”的胸襟；他是那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北京儿童医院并不随时光流逝而褪色，愈发成为文脉与人文智慧的结晶体；他是能教会我们生活姿态、丰富社会文化哲思的人，因为从他的往事、现实及构想中会发现光亮，这恰是华揽洪先生留给新中国城市的记忆与贡献。

还在2005年3月筹备“中法文化年”的“中法建筑论坛”时，我就听到华揽洪之女华新民在讲，华揽洪早在20多年前即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一书，并说正在组织翻译成中文。2006年5月初我终于在“三联书店”看到该书的中文版（以下简称《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敢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立言的专著。在25年前的1981年的法文版前言中，他充满激情但又极为谦虚地说：“我希望能宽容地把这本书看成我的中国祖先所说的引玉的一块砖”，同时他指出：我希望我的苏联同事们，原谅我对当时苏联建筑观点的批评，他们肯定还记得我们在那个探索年代的那些激烈而友好的讨论。2005年末，华揽洪为中文版的出版又做了说明，言语间表达了面对今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担忧书中观点会有些过时。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重建》一书是否真的已经过时？《重建》一书的出版对今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及其城市研究有何意义？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读。所有这些不能不让我们像认识了梁思成一样，去走近已经久居巴黎的华揽洪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城市与建筑设计规划界的一位大家，他的诸多贡献与影响力尚鲜为人知。

作为建筑世家，华揽洪的父亲华南圭（1875—1961年）是20世纪早期留法中国著名建筑师。华南圭在当地考取秀才后，又入北京京师大学堂，1903年官费留学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曾在法国大北铁路实习两年，1910年回国后，考取举人，并自1913年起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14年，华揽洪两岁时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天安门两侧明清皇家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社稷坛，经设计和修整，改名为“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其设计者是华南圭。此后1930年分别任交通部总工程师、京奉铁路督办、北京市工务局局长等职。1930年协助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还担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1949年后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及顾问。在华揽洪女儿华新民的笔下，她的父亲、爷爷都是为北京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卓越建筑师，是有城市视野的建筑师。华新民乃北京古城保护者，在她的微博上有篇《北平之水道》的文章，这是1928年华揽洪之父华南圭写就的，文章精密论述了京城水系的历史源流和治理之策。100年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华南圭先生翻译了一本名为《法国公民教育》的小册子，书中介绍在法国市政建设中有个岗位叫“向导者”，其职责为“指示某处道路宜修，某处桥梁宜筑”。正恰此由于建筑师这个职业，华南圭、华揽洪两位规划建筑大师就成为以人为尺度的城市“向导者”。1959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出台，坚持“把北京建设成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思想”，强调“加快旧城区改建的速度”。由于抨击了这个方案和批评市府大楼过于奢侈等，华南圭的儿子，建筑师华揽洪被打成右派，自此，华南圭就几乎再没有了公开发出声音的机会，但直到1961年他辞世，他还一直在做《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等书的节本。

华揽洪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赴法国，1936年从法国土木工程学院毕业后又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半工半读。1942年在美术大学里昂市分校获国家建筑师文凭，二战结束后在马赛市开设建筑师事务所。1951年回国后，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荐下，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第一总建筑师为梁思成），还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的规划设计与研究生涯有40多年（1937—1977年），在北京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北京儿童医院项目获中国20世纪建筑经典项目评价。他亲自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做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甲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乙方案，但事实上这两个方案均未采纳。由于华揽洪一生对建筑、对城市建设艺术，尤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非凡贡献，在他九十岁寿辰时获法国政府文化部的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此外，他还为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做了奠基性工作。1955年的夏天，国际建协秘书长也是华揽洪学生时代所熟悉的好友打来电话，请他想办法让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正是这个友好的建设性意义第一次越洋的电话，使中国派出代表团加入了迄今令人拥戴的权威学术团体——国际建筑师协会。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已87岁高龄的华揽洪总建筑师回到北京院，我们接待了他，听他讲述了他对中法建筑设计理念的看法。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我尤其以为20多年前在法国出版，且已译成的中文版图书的出版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极其真实地反映了整整三十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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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当代价值

读着这部看似很朴实的学术专著，我仿佛在跟随着最聪颖的头脑，在做一次20世纪中期后三十年关键时段的规划设计思想者的心灵体验，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祖国的挚爱。大凡建筑师著书，很少专门将建筑置身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更少有将人口、资源加以对比。但可贵的是《重建》一书密切结合国情，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苏联顾问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同时描述了“大寨与大庆”“文化大革命”对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影响。作者从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对特殊年代的极端做法及敏感问题一分为二地分析，体现出他诚恳与真诚的职业精神。虽然书中描述的内容中止在1979年，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又飞速发展，但他那种坦荡及问心无愧的赤子之心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去追问：在如今书刊如林的中国建筑出版界，有几本书、几篇文章能敢如此无私无畏且坦诚地书写，这是我从该书的非规划设计层面感受到的另一种管理与文化的震撼。事实上，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成难以挽回的浩劫，这就是必须重视的“城殇”。

作为一个有功底、文化内蕴深远且创新型的建筑先辈，在该书中我们还可读到至少比现在早二十年的“最热”的设计理念如环境保护的问题等。该书强调：别国的经验应引以为戒，应帮助我们超越困难，而不是陷入其中，否则就太晚了。现在纵观中国城乡建设中日趋严重的环境困扰，不是被华揽洪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言中了吗？华揽洪在书中强调，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奠定一条新规定，即设计时要注意废物处理的问题并预先考虑好要安装哪些设备。为此，书中还特别解读了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生态环保的新提法；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备受建筑业关注，但何为节约、何为有效的节能是必须思考的大事。自2005年至今国家建设部已强化了诸项节能法规，但《重建》一书专辟有“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章节，这是一项走在前面，且在理念上迄今仍引领潮流的思路。华揽洪从城市规划观这宏大视角出发，“循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体现在经济等物质方面，而且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也要坚持这样做，我想只有规划师、建筑师将“国情”视为第一要素，他才能“以人为本”地去探索。从此种意义上我以为《重建》一书是绝不过时的，因为它从本质上道出了面对中国许多失忆的城市建筑，文化记忆该追求永恒。记得2005年美国城市规划专家Jeffrey Soule在漫步长安街后感叹道：“这个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我以为此论点是危言，但也须正面去听，因为它的提醒对城市不再走弯路很有好处。所以，我以为《重建》一书带我们做了一番理性的科学的思考，它将唤起一种既沉重也十分优雅的记忆。

纵览《重建中国》一书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当代价值，至少可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他早已用实践预见了“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的本质。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以城市为核心、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理念，不仅有着强劲的路径依赖，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然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城市化建设虽慢，但基本上走的是规律之径，在《重建中国》一书中处处可见城乡一体化的评述；

其二，201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为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尽管普奖表彰“引领前卫风向”的人，但阿拉维纳为穷人设计“半成品的房子”的实践，不仅引发建筑功能性新的理解，还拓展了建筑边界。《重建中国》虽从规划入手，但用大量笔墨分析农村住宅、城市住宅，探究了住宅匮乏的解决之策，给当今中国城市发展诸多启示和敬意。重点是符合今日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

其三，城市规划虽然坚持科学理性，但它确有别于自然科学，一定是要有多个鲜明特征的公共政策。因此，城市规划设计要在寻求多解的方向、目标上做出优化抉择，这其中必须融入民主决策及公众意见。《重建》不仅提出发展小城市、限制大城市的思考，还坦言“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他反对城市规划如随手涂鸦，但也坚持调研为先，科学分析为先，尤其要为城市未来大胆预测。所以这些都筑成了我在《重建中国》（中文版）出版十周年之际，要写文纪念华揽洪总建筑师品读《重建中国》一书的心态。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