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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笔记(精选五篇)
猎人笔记 篇1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 抱着救国理想的一批有志青年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海外, 于是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海外名篇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来。起初, 俄国文学的译介是从一批留日学者开始的, 当时国内精通俄文的人才极少, 许多作品诸如《上尉的女儿》 (戢翼翚译) 等都是日译中的形式被翻译到中国, 鲁迅先生最早在阅读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时候看的也是日文版。人们隐隐地从这位陌生的俄国作家身上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和民主思想的闪光。1917年, 由周瘦鹃编译, 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收入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一部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无疑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俄国文学, 开始关注屠格涅夫, 这为《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背景前提, 屠格涅夫成为了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热潮”中译介最多的俄国作家。
1920年, 沈雁冰, 从“艺术方面”用“严格的眼光”挑选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推荐翻译, 1921年3月—1924年11月, 耿济之在《小说月报》中翻译并连载了《猎人笔记》, 并以此为基础在1936年3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最终审编后的《猎人笔记》, 这是建国以前唯一的译本。值得一提的是, 1922年, 耿济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猎人笔记研究》的论文。这是当时评论界研究屠格涅夫作品的第一篇论文, 同时也是最有分量、多所创见的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 耿济之对《猎人笔记》中反农奴制的主题思想和文中运用的人物刻画法作了分析。
此外, 在同一时期的鲁迅、沈端先也对《猎人笔记》所反映出来的民主斗争精神和“为人生”的思想境界做了简要评析, 田汉、郁达夫、巴金、王统照等人则着意于《猎人笔记》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和结构。胡先啸更是从“A humanrelic” (《猎人笔记》中的《活尸首》) 看到了深刻的宗教色彩。
民国期间,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如鲁迅、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 他们大多善良脆弱, 也曾对生活抱有希冀和热情, 却在残酷的岁月中不断遭遇苦难, 在失落中沉沦, 这与《猎人笔记》中《西格雷县和哈姆莱特》里描写的“哈姆莱特”有着共通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也从《猎人笔记》中得到启示, 在他笔下的大自然和人的灵魂和谐地陶冶在一起, 人文、自然、生命浑然天成, 既有历史的纵深感, 又有现实的真切感, 这与《猎人笔记》中自然描写所显示出来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猎人笔记》中反映的民主思想更是带动了一批有志革命的中国人, 成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部分。
建国以后, 《猎人笔记》被完整翻译到中国的最早单本当属1953年文化出版社发行的, 丰子恺译著的版本。1953年, 丰子恺之女丰一吟翻译了诺维科夫的专著《猎人笔记鉴赏》 (又名《论猎人笔记》)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 丰子恺父女为《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前提。至今, 市面上流行的中译版《猎人笔记》已有不下30个版本, 从这些数据中, 我们看到《猎人笔记》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在不断地扩展中。
前期编译和引进国外研究的还有, 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文风编译《屠格涅夫论》, 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李兆林编《屠格涅夫研究》。经历一个世纪的沉淀, 现今, 国内对《猎人笔记》的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主要研究学者有陈建华、李金、孙乃修、朱宪生等人, 所涉及的领域也由原来传统的对主旨思想和艺术特点的分析, 扩展到比较文学、政治历史学、生态学、语言学、叙事学、美学、修辞学等多领域、多角度、多方位的论述, 主要论著有200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 (陈建华) , 198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与中国》 (孙乃修) , 朱宪生《在诗与散文之间———论屠格涅夫的创作与文体》等。在中国期刊网上输入关键字:猎人笔记, 可以搜索出相关论文98篇, 这个数据一方面说明, 国内对《猎人笔记》的专门研究已经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说明, 《猎人笔记》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剩余空间, 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开拓。
新世纪之初, 学者杜昌宗意识到:“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 它广泛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 变成了一种文化创造与再创造的活动, 这种泛文化的文学研究立场是对所有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 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可以视为历史和文化的营造。”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可以说, 一种文学的传统是受该文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中的诸种因素制约的, 因此它往往映照出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素养。《猎人笔记》中描述了许多具有俄罗斯文化特色的环境和场景, 比如庄园文化、狩猎文化等等, 都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地域特征, 东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相互角力, 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 就是从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文化, 因此俄罗斯文学中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相信命运, 救赎, 报应, 这点在《猎人笔记》也不例外, 如《死》中对死亡思考就带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可以从宗教学的角度解读《猎人笔记》。
在写《猎人笔记》之前屠格涅夫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一名诗人, 这使得《猎人笔记》有着一种独特的诗化的语言, 它讲究韵律和节奏, 这使得很多评论家都将《猎人笔记》比作音乐。在这方面的研究有1991年2月王加兴发表在《中国俄语教学》中的一篇名为《<猎人笔记>的语言风格》的论文, 从语言学上研究《猎人笔记》无疑也是一个可靠的领域。
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就有“心理流派”的说法, 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有力的刻划也就成为俄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手法。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 不仅在他的创作手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还具有独特的韵律。屠格涅夫认为:“诗人应当是一个心理学家, 然而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他应当知道并感觉到现象的根源, 但表现的只是兴盛与衰败中的现象的本身。”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三期第185页) 《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除了对“我”的心理刻画外, 几乎避开了对他人的直接心理描写, 但我们却能在文本中感受到不同人物的心理特征, 屠格涅夫在这里十分高妙地借用人的行为和表情刻画心理。无论从心理学还是行为学的角度, 《猎人笔记》都将成为很好的研究素材。
《猎人笔记》中不乏美丽、勇敢、善良的女性形象, 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中勤快可人的阿丽娜, 《活尸首》中美丽坚强的露克丽亚, 她们是生活在那个黑暗时期的女性, 脆弱却勇敢, 我们看到阿丽娜争取婚姻权力的斗争, 看到露克丽亚面对苦难的坚韧和善良, 她们都是农奴制的祭祀品, 结局是悲壮的, 但她们勇于斗争的心已深入人心, 《猎人笔记》中的女性形象也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分析《猎人笔记》不失为一个好途径。
屠格涅夫是一个自然描写大师, 他笔下的一草一木都仿佛有着一颗灵动的魂魄, 真实而美丽, 《猎人笔记》不惜大量地着墨于对自然的描写, 这激起读者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之情, 屠格涅夫的创作既是对自然的摹写, 也注入了蕴含哲思的感悟, 他眼中的自然万物都是人化了的自然, 别林斯基评价说:“屠格涅夫笔下的大自然, 是他所理解的大自然”。《猎人笔记》中的景都给人以真实的难受, 作者屠格涅夫几乎能叫出所有树的名字, 鸟的名字, 即便是野草也不是无名的, 这样的细致描写, 提供了从自然生态角度研究《猎人笔记》的多种可能。
猎人笔记读书笔记 篇2
原来人和狼也可以很默契,很合谐地达到同一个目的啊,这是我在读了《猎人与狼》之后的第一个想法,故事的开头大概是这样的……
一位猎人查看他的陷阱,当看到最后一个陷阱的时候,他很高兴,因为他终于见到活物了!当我看到这里时,我很讨厌这个猎人,因为他让我觉得很没良心,但我读到猎人不小心掉入陷阱而和狼一起努力逃生时,我有些紧张,我可能是紧张猎人会反身袭击狼,也可能是紧张狼会反身扑向猎人,可他们没有,而是像人与人,运物与动物之间的合作一样协调,或者说是合谐默契。
对于一个猎人来说,勇气和狠劲是猎人应有的,到了陆地上,猎人有力气拿起枪,却没有勇气扣动扳机,他被狼感动了,他没有了那应有的狠劲,这一刻,他完全失去了做猎人的资格。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互相帮助,合谐共处的一面,这足以让我体会到,动物也是有灵性的,也让我相信,人与动物也是可以合睦共处的……
屠格涅夫与《猎人笔记》 篇3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1843年春,他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受到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好评。1847年至1851年,他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其成名作《猎人笔记》。《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别林斯基等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都著文赞扬《猎人笔记》,将这部著作的问世看作文学界的重大事件。但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沙皇政府,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里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其遣送回原籍流放。在拘留期间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陆续发表了《罗亭》(1856年)、《贵族之家》(1859年)、《前夜》(1860年)、《父与子》(1862年)等长篇小说,使其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他也因此被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充满诗意的氛围和淡淡的哀愁,给人无尽回味。
作品介绍:
《猎人笔记》发表之前,屠格涅夫只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由诗歌驶向散文的一次“试航”。《猎人笔记》以一个猎人在狩猎时所写随笔的形式出现的,包括25个短篇故事。全书在描写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
《猎人笔记》是一首俄罗斯农民的赞美诗。别林斯基曾对屠格涅夫下了如此的赞语:“从以往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猎人笔记》的角度之所以是全新的,在于他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对俄罗斯农民进行了诗意地描绘,着意表现了他们卓越的才干、美好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道德力量,赞美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猎人笔记》的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两位主角霍尔和卡里内奇,《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都是这种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有着纯朴而美好的本性的可爱的农民形象。屠格涅夫善于描写少女形象,在《猎人笔记》中他写了一系列的农家少女,赞美了她们纯洁善良的天性,表现了她们对自由和美好的生活的追求。比如《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中的吉普赛女郎玛莎,《幽会》中的阿库丽娜,这些动人的农家少女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农民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
《猎人笔记》是一幅俄罗斯地主的讽刺画。如果说充满诗意的农民形象是屠格涅夫从前人未有的或少有的角度给俄罗斯文学带来的新的创造,那么他笔下各种各样的地主的肖像画却是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作家所创造的画卷的延续,大大丰富了果戈理所开创的俄罗斯地主的画廊。这些地主有的凶残暴戾,有的贪婪狡诈,有的无耻放荡,有的伪善阴险。尽管他们声势显赫,但无一不愚蠢、卑劣和空虚。可是这些腐朽、反动的人物却占据着高位,奴役欺压那些无论是在才干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要比他们高得多的农民。屠格涅夫把这些地主与农民对照起来加以描写,其中分明包含有极大的讽刺性和揭露性。
可以说,作为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道路是从《猎人笔记》起程的。
艺术特色:
《猎人笔记》的成功,无疑也取决于它独特的形式。俄罗斯农民的真实美好的形象之所以被描写得这样动人,与“笔记”这种轻便灵活的形式和精炼活泼的语言不无密切关系。屠格涅夫突破了当时流行的“随笔”单纯知识性、娱乐性的格局,自然而然地,甚至看来是漫不经心地把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即农民问题引进了“随笔”这种形式,从而使得他的《猎人笔记》既保留了一般“随笔”那种浓郁的地方风情,又包含有严肃的社会问题。屠格涅夫以“数学般精确”的描写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拓展了一般随笔的范围、功能和意义,甚至随笔这一体裁,也因《猎人笔记》的问世而提高了它在各类文学体裁中的地位。
《猎人笔记》中的自然景色描写充分显示出屠格涅夫卓越的艺术才能。翻开《猎人笔记》,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自然带着绚丽的色彩和扑鼻的芳香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列夫·托尔斯泰曾盛赞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这是他的拿手。他以后的作家不敢在这方面动手,……只要他写上两三笔,自然景物就发出芬芳的气息。”屠格涅夫描绘大自然时,注意表现色彩、音响和气息,讲究层次,表现出作家的观察力、听力和细腻的感受力。别林斯基说,屠格涅夫“不仅在自然诗意的外貌上描写它,而且按照他所理解的那样描写它”。这样,作家的主观情感和评价会很自然地感染着读者,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此外,在《猎人笔记》里,大自然画面常常和作品中的一定人物的心理变化或一定的情节发展相关联,这种手法在屠格涅夫后来的中长篇小说里运用得更为广泛。
精彩链接:
大自然作为屠格涅夫的描写对象,在《猎人笔记》中显露出迷人的魅力。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着意描绘也是《猎人笔记》的写作目的之一。如果在《猎人笔记》中抽掉有关大自然的描写,那这部作品的价值和魅力将大打折扣。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这是《猎人笔记》中唯一的一篇没有具体人物和情节,而只有对大自然的热情洋溢的抒写的作品,它可以说是一首用散文写就的抒情诗。屠格涅夫把它作为《猎人笔记》的压卷之作是意味深长的。他也许是在告诉人们,我的《猎人笔记》不光是狩猎的故事,不光是农民和地主的故事,同时也是诗。在《树林和草原》里的大自然美景中,更是洋溢着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活的农民的质朴精神。作家以这一篇压卷,又以对春天的赞颂作为结尾,不但突出地表现了大自然在全书结构上的作用,而且似乎在向人们暗示,不合理的违反自然本性的制度终将结束,而象征着美好未来的春天即将到来。
下面我们就节选《树林和草原》开头的几段,相信大家可以对我们介绍的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略窥一斑——
我这些散记也许已经使读者感到厌倦了;赶快请读者放心,保证只限于已发表的一些片段,到此为止;但是在和读者告别的时候,不能不说几句关于打猎的话。
荷枪带狗去打猎,本身就是一件绝妙的事;就算您生来就不喜欢打猎,但您总是喜欢大自然的。因此,您不能不羡慕我们这些打猎的……那您就听我说说吧。
比如,您可知道,在春天里,黎明前乘车出猎何等惬意?您走到台阶上……黑灰色的天上有些地方还闪烁着星星;湿润的轻风有时会像细微的波浪一般飘过来;可以听见低沉而隐约的夜的絮语声;一棵棵笼罩在阴影中的树发出轻轻的响声。车毯铺好了,装茶炊的小箱子也放到脚下。两匹拉套的马蜷缩着,打着响鼻,雄赳赳地倒换着四条腿;一对刚刚睡醒的白鹅静悄悄、慢腾腾地穿过大路。篱笆那边,花园里,更夫安静地在打鼾。每一个声音似乎都停在一动不动的空气中,停住不动。您坐上马车;几匹马一齐举步,马车隆隆响起来……您的马车走动了——马车过了教堂,下了坡,往右转弯——从堤上穿过……池塘上刚刚开始起雾。您觉得有点冷,就用大衣领子把脸遮住;渐渐打起瞌睡。马蹄踩到水洼里,发出很响的啪唧声;车夫吹起口哨。但这时您的马车已经走出四五俄里……天边渐渐红了;寒鸦渐渐醒来,很不灵活地在桦树林里来来回回地飞着;麻雀在黑乎乎的麦秸垛旁边吱吱喳喳叫着。空中越来越亮,道路更清楚了,天色越来越明净,云彩越来越白,田野越来越绿了。许多农舍里点起松明,松明发出红红的火光,可以听到大门里面那带有睡意的人语声。这时候朝霞燃烧起来;瞧吧,一条条金黄色光带伸向天空,山谷里升起一团团雾气;云雀嘹亮地歌唱着,黎明前的风吹动了——于是红红的太阳冉冉升起来。阳光像急流一般涌来;您的心像鸟儿一般跳跃起来。清新,悦目,可爱!四周都可以看得很远。瞧,那片树林过去是一个村子;再远些是另一个村子,那村子里有一座白色教堂,那山坡上有一片不大的桦树林;再过去是一片沼地,那就是您要去的地方……快点儿,马呀,快点儿!大步往前跑吧!……只有三俄里,不会再多了。太阳很快升起来;天上一点儿云彩也没有了……又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一条河蜿蜒伸展有十来俄里,透过朝雾可以隐隐看到蓝蓝的河水;河那边是一片片翠绿的草地;草地过去是一道道慢坡的山冈;远处有凤头麦鸡咯咯叫着在沼地上空盘旋;透过散布在空气中的带水分的阳光,远方的景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不像夏天那样。胸膛呼吸得多么舒畅,四肢动作多么带劲儿,一个人沉浸在春天清新的气息中,浑身多么矫健!……
猎人笔记 篇4
关键词:诗骚传统,抒情性插笔,行走文学
艾芜的《南行记》成为现代边地文学的代表作品, 他本人也被誉为行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作家在对外来文学样式的借鉴之上, 又对传统中国小说的叙事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 使该文本形式极大地表现了它的张力。通过细读文本, 我们发现由于创作个性、身世经历、文化传统、描述对象等的不同导致了风格的不同。影响文体的原因可分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类。在主观方面, 作家个性的差异是导致二人的文本风格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资禀性情和身世经历决定艺术家在创作和欣赏文艺作品时所表现的趣味和倾向。
屠格涅夫幼年的生活环境和被控制的成长状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暗的记忆, 使其养成了忧郁敏感的性格。他的创作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一个缩影, 他笔下的人物是如此。他热爱草原和土地, 却不愿囿于专制和落后;离开了散发着苦艾和黑麦芳香的故地, 却日日夜夜殷忧祖国而寝食难安;反对农奴制, 可是当贵族自由主义运动威胁到“温和君主贵族的宪制”时, 他又倒戈追随亚历山大的改革了。他深切同情俄罗斯人民的苦难, 希望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取得解放。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使他既反对农奴制, 同时又害怕革命。他终生找不到明确开阔的道路, 终生感到自己和所爱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1]他具有矛盾的性格和犹豫的行动, 始终在为前途和未来的选择而摇摆。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他的胸中蕴藏着当代的一切哀愁和麻烦。”[2]可是, 却不能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来行走。所以, 他只能生活在他国, 遥望屡遭磨难和罹遇的故国人民。
艾芜的《南行记》虽然写的是边地人民的艰难生活境遇, 但由于作家积极、热烈的主观色彩的注入, 整个文本显得明丽和生气勃勃, 明显不同于《猎人笔记》中沉静和忧郁的格调。艾芜的个性, 我们从他的本名——“汤道耕”来看:“道”字寓意秉承道学传统, 以儒学正道为修身己任, 精神构架中充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国为民奋争的气质;“耕”字传达出的是他的成长与土地的深厚情谊, 肥沃土壤的厚重让作家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关爱, 对滇缅边地人民生活的恶劣自然环境、不合理旧制度压迫下的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他与笔下的人物能够在悲惨的境地之下共生, 却能够保持一种蓬勃的气质, 应对大自然和旧社会的挑战。他的第一种身份是一位流浪者, 第二种身份才是一位作家。
文体是文本的表达方式和组织方式, 这只说出了文体一方面的属性, 另一方面, 文体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因为文体总要表现客观外部世界 (要打上创作主体的主观印记) 和主观精神世界 (常常表现为二者兼而有之 ) , 直接或间接表现人的心灵世界。人的心灵世界无非就是个价值世界;对于什么是美善丑恶的判断。而价值世界就是文化的核心。说文体是一种文化形式, 就表现为文化对文体控制和操纵表达什么和怎样表达最终要受到总的文化背景的制约。
广袤的俄罗斯草原与华夏民族虽同为大陆型农耕文化, 但各自的文化传统有着极大的差异。地域的不同和宗教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 他们主要散居于森林、沼泽、草原中。试想摆脱孤独的渴望、对于被遗弃的恐惧以及对可怕自然现象的畏忌, 迫使他们寻求聚合。于是, 个别地方的居民、个别的部落, 根据共同的符号结合起来。多个部落图腾崇拜的集合, 在广袤的平原上就产生了对多神的崇拜。严格地说多神教不是宗教, 也不是一种学说, 而是各种仪式和一系列崇拜对象的集合体, 农耕生活对东斯拉夫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农业完全受到大自然的摆布, 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炎炎烈日可以晒死禾苗, 阵阵大风经常毁坏庄稼, 绵绵阴雨又会使谷物霉烂。而东拉斯夫人又无法解释这些自然现象, 认为这些力量都是有生命力的东西, 所以把它们奉为神明, 顶礼膜拜。东斯拉夫人相信, 威力无边的主宰者无所不在, 森林中有林神、鸟神, 水里有水妖, 家里有家神。多神教的偶像崇拜、祭祖以及婚丧大事时举行的各种典礼和仪式, 促进了民间艺术的成长。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童话、传说、劳动歌曲、谚语等等也相继产生了, 在文本《猎人笔记》中均有反映该文化意识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 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深深浸润了俄罗斯人。对穷人的怜悯是基督教的重要准则, 在弗拉基米尔时期, 平常的慷慨变成了仁慈、怜悯、善良等基督教的美德逐渐为社会认同。基督教所倡导的苦修和节欲也在罗斯得到体现, 自11世纪的洞穴修道士始, 编年史上说“修道士们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俄罗斯”。苦修和节欲的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尤其是经常赋予民间的受官方压制的思想和运动以神圣的色彩。为了生存而进行同自然界的斗争, 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善于应付一般的危险和困难, 对生活的艰辛和不幸具有坚强的忍耐力。克留切夫斯基曾说, 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俄罗斯这样不娇生惯养、不奢望贪求、不期待自然和命运的恩赐。[3]由于居住分散, 同外界来往更少, 他们养成了比较内向、谨慎、喜欢独自内省的习惯。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议论过去多于设想未来, 关注后果而不是设立目标, 而在一再的失望之后则不顾一切地向命运挑战。
较之于罗斯文明形态, 华夏文明早在西汉时期大一统的历史局面就已经形成。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和封建皇帝家天下的统治, 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泛神论产生的可能。浸染知识分子内心的是为国效力、为民争先的精神。当他们置身贫苦百姓中时, 一种发自肺腑的关爱、体悯劳苦大众的感情, 便体现出来了。作家主观性气质就体现得尤为强烈, 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征。由于中华民族有过极长极发展的农业经济, 所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人与土地的关系就非常密切, 人对土地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和感。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由于农业活动以家庭为单位, 而家庭关系以血缘关系来维持的, 社会是以家庭模式为基础建立, 社会伦常也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政治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我实现之路, 把政治观念与亲族观念紧密地糅合在一起, 诗教传统必然给生活在以儒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的人以深刻影响, 并且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伦理政治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 也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原型, 把一切统摄于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上。中国文化的诗教传统把伦理、政治、文艺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情感是主观性的东西, 但古代诗人并不把他视为个人情感, 而是更多地把它与政治伦理与情操联系起来, 凝聚在自己身上, 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 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在《南行记》中, 就可以发现作者艾芜主观性色彩强烈, 如“这世界, 该翻个身了!” (《人生哲学的一课》) “我以为同情和助力, 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 (《松岭上》) “看见这可怜的人吐出可怜的声音, 我便不由得转成另一种心情原谅他!” (《我们的友人》) “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啊!” (《我的爱人》) ……。
屠格涅夫的抒情性源于其独特复杂的自然观, 而艾芜文学创作的抒情性来源于中国两千年来强大的诗骚抒情传统。小说的抒情性体现在诗的核心要素——诗意对小说的渗透, 使得情绪和意绪在小说中大量出现。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形成强大的抒情成规, 这种成规就像一列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 停车以后仍有强大的惯性。所以诗对该时期小说的渗透不可否认有这种惯性的作用。文体变异一个常见的途径是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体之间的交叉、渗透实际上是多种结构规范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妥协和相互驯服。鲁迅小说对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自觉继承, 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文学取得联系, 从而获得民族特色的一条重要途径。除鲁迅外, 吸取古典诗歌传统以开辟小说新文体的现代作家还有郁达夫、废名、艾芜、沈从文、孙犁等。[4]诗骚传统之移入小说对文体的转化主要是突出了情调、意境、抒情, 大大降低了情节在小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促进了小说结构的非情节化。
两个文本都表现出明显的抒情色彩, 《猎人笔记》抒情性刻画体现在屠格涅夫对草原、树林环境的准确细腻描述上, 这是典型的俄罗斯抒情插笔。在《白净草原》篇中, 屠格涅夫用了暗红的太阳、淡紫色的云雾、柔软的白边的金灰色的云块、蔚蓝色的天空、迎着落日的云彩形成了玫瑰色的团块、鲜红色的光辉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语言平实、优美异常, 这抒情性表现在对风景的描绘, 完全表现出屠格涅夫独特的自然观。屠格涅夫完全是醉心于大自然, 自己完全融入其中。由此可看作屠格涅夫的自然观, 他把人和自然一样地平等和自由。
俄罗斯抒情插笔是俄国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之一, 表现在对风景的抒情描写时总渗透着作者的主观评价。而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普希金对生活细节的描写一开始就与当时巴尔扎克或者是狄更斯的细节描写不同, 它虽然也是以再现生活环境和人物行动为目的, 但又不是客观的描写, 而总是渗透着作者的感情的评价。果戈理作为“俄国散文文学之父”, 他的天才表现在用幽默和讽刺的表现手法嘲笑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想来, 果戈理的小说规模大、展示了深广的社会画面, 也更为猛烈和直接地批判了社会现实。但值得一提的是, 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结尾处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的喷发, 书写了一段洋溢着激情的“抒情插笔”, 这一点与普希金流派又交汇到了一起。
文学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符号的重要方面, 文学文本作为所有文化文本的精华之一, 集中体现着文化的精神, 同时也受着文化的制约;而文体, 作为文学话语符号的结构范型, 同样既表征着文化也受文化的制约。著名艺术史家伍尔夫林深刻地指出:艺术风格的变化总是能成功地表现其时代的生活理想、感觉方式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因为对艺术史来说, “再也没有什么比在各个时期的文化和各个时期的风格作比较更合乎情理的了”。[5]前苏联的学者卡冈与鲍列夫也曾对风格的文化意味给予特别的关注。卡冈指出:“风格的结构直接取决于时代的处世态度, 时代社会意识的深刻需求, 从而成为该文化精神内容的符号。”[6]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就透露出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的社会情境, 贵族的作为和农奴的命运。屠格涅夫与下层农奴们的接近, 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处世态度和文化理想。艾芜的《南行记》对边地生活的全景式展现, 同样表达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血肉相连的情谊。在同样对于旧社会秩序进行批判的立场上, 他们也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自己的个人风格。鲍列夫则认为:“风格是某种特定文化的特征, 这一特征使该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风格是表征一种文化的构成原则。”[7]一个对象一经得到了风格上的表现, 同时也获得了文化上的意义。风格是“被艺术再现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世界面貌的模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 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理念、选材的一个开放、革新、变革的时代, 也是文体变革的一个时代。当代文学正继续着这场文体革命, 将近一百年现当代文学几乎学习借鉴了西方数个世纪的文学实践, 尽管成就各有千秋, 但从文体学的意义来说, 这些借鉴和创造充分体现了现当代艺术家们对文体的重视。也正是这样, 中国文学才融入了世界文学, 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 他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 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 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好书, 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同样今天的我在读到《猎人笔记》和《南行记》时, 听到高尔基的话就如同邂逅知音般的感动, 知道了什么是好书, 知道了好书为什么能够拥有浩大的读者群。因为好书在展现艰难现实的同时, 还能带来睿智的幽默的含蓄的体验, 带来勇气和鼓舞。此刻我有着对草原树林的向往, 也有着因为生活在今天的边地油然而生的亲切与喜悦。
参考文献
[1]王智量, 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2]布罗茨基.俄国文学 (下卷) [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
[3]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 (第一卷) [M].商务印书馆, 2013.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5]伍尔夫林.艺术风格学 (中译本) [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6]卡冈.文化系统中的艺术[J].世界艺术与美学,
《猎人笔记》读书笔记 篇5
我们的视线仅限于周围何不曾,看看书的世界有多么的奥妙。这本《猎人笔记》里面的景物描写生动形象,人物形象描绘的,丰富多彩、栩栩如生,令人惊叹不已。
打开这本书,我同作者进入一个又一个村庄,欣赏过一幅又一幅唯美的画面,又如同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事故起源。我又同屠格涅夫一起度过一次又一次美妙的旅程。
直到现在那一幅画面还在我脑海中缓缓浮现。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福玛的守林人。因为他经常一个人出没,所以人们总是称他为”孤狼"有一次作者躲雨,来到守林人的小屋。待雨停后守林人将其送到屋外声称听到有人伐树使作者惊奇不已,跟过去一看,果然如他所言,那伐树的人被抓到后苦苦哀求孤狼露出几分同情,有些动摇,但是碍于身份没有放过他,直到作者为其求情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下去,并答应保守此秘密。从此可以看出孤狼并不是没有同情心,其实他的本性并不坏,只是碍于被现实所逼无可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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