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态

关键词： 生态 生产

组织生态（精选十篇）

组织生态 篇1

关键词：生态生产,生态产品,生态资源,生态价值,生态生产组织,社会生态经济系统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必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一类新的社会生产——生态生产孕育发展,它将与物质生产一道构成社会生产的基本内容。生态生产是指为维护生态平衡和环境安全、消除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冲击所进行的社会生产。物质生产创造物质财富,是推进物质文明的基本手段;生态生产提供生态产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手段。生态生产与物质生产,既有着紧密联系,又存在根本性差别,制约和推动着人类社会迈向更高发展阶段。

1 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目的和内涵

物质生产从来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数时期,物质生产创造出具有人们期望的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直接用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商品化社会,物质生产表现为商品生产,生产的直接目的表现为对价值和利润的追逐,但价值生产必须依托于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使用价值,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可以说,物质生产从本质上说是人类为自身所进行的生产,是人类向地球索取、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生产。

生态生产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形成巨大冲击、生态平衡遭受严重威胁情况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其目的一开始是为了解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因而实际上是为物质生产配套服务的。随着对资源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人类逐步摆正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将自己看作是其中负有特殊责任的平等成员,开始从理性高度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更高追求,生态生产的目的也随之调整为恢复和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和保持环境安全。在社会实践中,将治污环保等活动看作是美化生态环境、增殖自然资源、创造宜居空间的有效手段,反映出对传统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狂妄理念的可喜超越,开始注意“安抚自然”。不过这种超越仍然带有工业文明狭隘观念的印记,因为其前提仍然是将人类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角、中心,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自身。生态生产则更进一步,它从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发展需要出发,动用人类的生产能力来履行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承担的特殊义务,生产生态产品,增进生态和谐。可见,生态生产从本质上说,其目的与物质生产正好相向互补,是人类为自然所进行的生产,是人类回馈地球、社会为自然服务的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构成的社会经济系统已极其庞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日益尖锐。构建以生态生产为基础的人工生态系统,形成全新的由社会经济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构成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就能由人类单向掠夺转变为双向流动(图1),从而使两者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变,就有希望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尖锐矛盾逐步缓解,最终走向和谐。

2 生态生产的效益

人们依据效益内涵的不同,一般将效益分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类(表1)生态生产和物质生产都产生多重效益,但由于生产目的及产品不同,两者的生产效益存在巨大差异。

物质生产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良好的经济效益既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微观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强大动力。在传统经济理论中,物质生产对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是不关心的。而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除了带来经济效益,还伴随负的生态效益,且随着物质生产规模的扩大,负生态效益不断增加;物质生产的边际社会效益总体呈递减趋势,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由于财富创造与生态支付的不同及社会公平的差异,社会效益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2.1 生态生产能够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

良好的生态效益表现为生态资源产出大于消耗,生态价值增殖大于损耗;而生态生产的目的就在于生产生态产品、增加生态资源、增殖生态价值,生态生产的过程就是形成和释放生态效益的过程,生态产品就是能够提供生态效益的产品。生态系统循环状况的改善、生态资源的增加,不仅为下一轮生态再生产提供生态基础、有利于生态生产效率提高,而且对更大范围生态系统的运行产生良好推动作用,其积极影响会远远超出生态系统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生产的生态效益分为自身生态效益(影响生态再生产)、系统生态效益(影响更大生态系统)、广义生态效益(影响超出生态系统)等三个基本层次。而生态效益的多层次性,正说明生态生产的成果——生态产品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性质。

2.2 生态生产能够产生负经济效益和正经济效益

一方面,生态生产需要投入人力和其它物质资源,但产出的是生态产品,不能用来更替生产使用的物质资源、补偿生产消耗的财富价值。就独立的、单次的、甚至较少次数的生态生产过程而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显然是负的。随着生态再生产的进行,系统内不断增加的生态资源替代作用逐步增强,物质资源投入逐步减少,生态生产负经济效益呈缩减趋势。另一方面,从相对较长时期来看,生态生产带来的包涵物质资源的生态资源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为物质生产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通过丰富物质资源供应、降低物质资源成本、供给便利物质生产有效进行的生态环境,能够显著提高物质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产出。因此,动态、或者间接地看,生态生产能够产生正经济效益,且随着生态再生产的持续,正经济效益呈增加趋势。生态生产的负经济效益具有内敛性,正经济效益具有外溢性。

2.3 生态生产能够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生态生产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优化,为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生态生产增加生态资源、增殖生态价值、积聚和转移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物质资源、生态资源配置使用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从而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推动社会实现稳定持续发展,推进社会文明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层次提升,人们对生态环境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生态公平、经济公平的追求更加强烈,生态生产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因此而逐渐增加。生态生产的社会效益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两类社会生产的生产效益如表2。

3 生态生产组织

作为一种与物质生产迥然相异、有着特殊属性的新型社会生产——生态生产的组织也有着许多鲜明特点。

3.1 生产形式

生态生产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物质生产生态化和专业生态生产。物质生产生态化就是在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自觉利用生态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尽量采用生态方法,通过清洁生产、末端处理、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在达成物质生产目的、收获物质产品的同时,也获取尽可能多的生态产品,即在物质产品生产合理增长的同时,减少对矿物、能源、水及其它生态资源的耗费,降低物质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冲击,维持甚至促进生态平衡。人类很早就在农业领域采用生态化生产方式,自上世纪20年代德国农学家鲁道夫·斯蒂纳提出生态农业的构想[1],产业生态化的设想思路逐步覆盖到人类物质生产的几乎所有领域。物质生产生态化是目前人类力图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对缓解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危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专业生态生产是人类自觉遵循生态规律,调动社会物质资源,协助、推动生态系统恢复和增强生态生产能力,增加生态产品产出,以促进生态恢复、增殖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专业性社会生产活动。在专业生态生产过程中,往往也会伴随生产出物质产品,如生态林营造能够收获木材,为促进水体生态平衡放养鱼虾蟹能够收获水产,但这些物质产品也只是副产品而已。这种既能产生生态效益、又能带来有益副产品的生态生产,人们比较乐于接受。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向自然单向索取的物质生产发展的各个阶段,专业生态生产由于其效益的外溢性而难以获取立足之地。然而随着全球性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随着人类逐步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专业生态生产作为人类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手段和新型社会生产,正在被人们逐步认识,也必将被人类所接受。

3.2 生产主体

生态生产的形式不同,相应的生产主体也不同。采用物质生产生态化形式的生态生产,其生产主体就是物质生产主体,如企业、个体生产者等,它们在努力提高物质产品产出、力争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兼及生态产品生产。

专业生态生产需要符合要求的专门生态生产主体,来承担相应的生产活动。这类生态生产主体与企业等物质生产主体截然不同。

(1)生态生产主体的经营原则是生态效益最大化。生态生产主体的宗旨是生产生态产品,增殖生态资源,促进生态平衡,生态效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般情况下,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是一致的,呈正相关关系;而如前所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相对复杂,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生态生产主体在确保生态效益的情况下,再考虑负经济效益的减小和正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与物质生产主体的利润最大化经营原则形成鲜明对照。

(2)生态生产主体的价值补偿需通过地球产品综合交易系统来实现。在现行社会经济系统中,生态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其价值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只有借助外力(如政府干预)作用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只有在将来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产品的价值在地球产品综合交易市场上得到检验承认,并通过交易实现价值,从而得到价值补偿。

(3)生态生产主体因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形式。微观生态生产组织适应不同行业的具体条件,采取相应的形式。如物种保护行业,必须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更新能力,生态系统的顺畅运行是行业生产的基础,生产主体往往采用绿化队、繁育基地等形式;而污染治理行业,主要处理人类活动的排泄物,生产主体就可以采用工厂式组织形式。

3.3 生产调节

现行社会经济系统中生态生产处于市场失效的范畴,因而必须由政府出面从多层面对生态生产进行调节。随着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政府作用将渐次压缩至必要的范畴,地球产品市场将扮演类似社会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的角色,承担主要生产调节者的职能。在目前乃至向社会生态经济系统过渡阶段,生态生产调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政府参与生态生产的资源配置。①政府从社会发展规划层面给生态生产发展以一席之地。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逐步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调向生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生态生产列为必须努力发展的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逐步加大生态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增加生态生产投入。②出台促进生态生产发展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措施。以社会规范和政府导向的形式,强制和引导社会资源、生态资源流向生态生产,确保各类资源在生态生产领域的必要配置。③政府确保重大生态生产项目的要素供给。对关系重大、影响全局的生态生产项目,实行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制度,列入国家发展重点规划,由国务院设立专门部门进行管理,负责和协调项目要素供给。其四,鼓励企事业单位及其它社会组织支持和参与生态生产活动。为生态生产提供更为广泛的资源供给渠道。

(2)政府主导生态生产的价值补偿。根据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原理,生态生产应该、也能够获得价值补偿。生态生产外溢效益的受益者,在自己由此增加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对生态生产者进行补偿,不仅能够促进生态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也能够使自己持续不断地享受生态生产的外溢效益。但这一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和维持,有赖政府的强力推进。政府主导作用有二:一是以环境税的形式征收一部分受益者收益,通过转移支付补偿生态生产者的付出;二是引导、甚至强制生态生产受益者与生态生产者进行价值补偿协商谈判,以合理的价值补偿获取生态生产者、生态生产受益者、全体社会公众三赢的收效。

(3)政府扶持生态生产的技术进步。生态生产需要相应的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等及其各种交叉技术作为技术支撑,技术进步是生态生产提高效益、争取更多社会承认的重要保障。但是效益外溢性使得生态生产技术投入难以通过市场获得回报,生态生产技术进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扶助。政府在这方面可以有多种选择,如由财政拨款资助生态生产主体开展生态生产技术研究,由政府招标、收购推动生态生产技术研究,政府直接组建生态生产技术研究机构,借助财政、货币等政策手段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研究,购买国外的相关先进、适用技术等。

(4)社会提供促进生态生产的社会环境。传统“经济本位”的社会经济体制长期一统天下,给人们以极强的行动和思维惯性,这是生态生产为社会普遍了解接受的严重障碍。打破这一局面,是生态生产发展的迫切要求。为此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一是积极发展生态环保组织,更好发挥其宣传、示范、推动作用。目前国际上“绿色环保组织”等生态环保组织发展迅速,在推进国际环保事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这类组织也有发展,但规模、数量、影响、作用还很有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努力营造鼓励、支持生态生产发展的舆论氛围。通过宣传介绍相关研究成果,通过社会生态经济体系与传统社会体系的对比,让生态生产理念能够为尽可能多的社会公众认同接受。三是对热心环保、关心支持生态生产的单位、个人及行为进行褒奖,通过利益诱导、精神激励等措施,引导人们支持生态生产、参与生态生产。

(5)微观生态生产组织负责自身运行管理。生态生产行为的落实,要靠微观生态生产主体独立组织和实施。微观生态生产机构和生态生产项目,与从事物质生产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异有同。一方面,生态生产微观主体的基本宗旨是生态效益最大化,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更加注重遵循和利用生态规律,各类资源的使用最终落脚点在于增加生态资源、增殖生态资本。另一方面在运行管理中,生态生产应该也能够借鉴微观物质生产主体的成熟经验和做法,这对尽快提升微观生态生产主体的管理水平将产生极大的推动。

4 生态产品价值

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物质生产的产品即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因素。马克思将价值看作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物,是市场交换的依据,西方经济学家主张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或供求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类需求的有用性,体现其服务于人类的根本属性,并以此承担价值、交换价值载体的角色。

生态产品也具有两因素,分别是价值和生态价值。前者与物质产品相似,我们可从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等视角对其加以解析,还可从生态价值论视角进行探讨;而后者则是其益于生态和谐的有用性,体现其服务于自然的根本属性。生态产品两因素与物质产品存在显著差异,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生态产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人们正因此往往缺乏追逐生态产品的原始动力,导致生态产品一般处于市场失效的范围。

4.1 生态价值是生态产品维持生态安全、促进生态平衡的特殊属性

(1)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同,它是人类为自然服务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补偿。当人类活动形成自然生态难以承受的冲击、生态资产过度损耗、生态环境面临退化失衡威胁、自然生态价值明显降低时,需要生态生产增殖相应的生态资产、提供相应的生态价值予以补偿,促使其恢复到安全水平。

(2)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与自然产品的生态价值,其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带有社会属性,是人类自觉活动的成果;后者则属于纯天然性质,是生态系统自发运行的结果。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中天然的生态资源看作是自行进行生态生产的生态资产,那么它的生产成果就是自生自灭的自然产品。自然产品自行进入生态再生产,开始扮演新一轮生态资产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资源、生态资产、自然产品具有同一性。生态资产拥有极其庞大的生产能力,它在生态规律的调节下源源不断地提供载有生态价值的自然产品,周而复始地对生态系统进行生态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替,是自然生态平衡最基本、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人类开展的生态生产其规模与自然生态生产相比永远是渺小的,但由于建立在人类对生态规律的自觉把握和对生态危机的清醒认识基础上,其生产目的非常明确,因而其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当人类生态产品与自然产品提供的生态价值之和同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损耗相当,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就能够得到维持改善,至少其波动保持在平衡阈值范围之内时,生态平衡就能得以实现。

4.2 生态价值是生态产品区别于物质产品的本质属性

与自然产品天然具有生态价值不同,人类产品中只有人类为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产品才具有生态价值,而这也成为它与物质产品根本区别的基本属性。因此,判断产品是否属于生态产品,最主要的依据是其是否具有生态价值。根据产品生态价值的大小及与使用价值的对比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生态产品、准生态产品、半生态产品、准物质产品和物质产品。虽然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属性不同,我们仍然可以采用间接或直接的方法进行数量比较,如借助生产目的间接推定相应价值的大小主次,或者采用能值分析法借助能值/货币比率指标[2]。对不同价值生产的应用能值进行数量对比。生态产品是指完全为生态平衡目的生产(应用能值完全用于生产生态价值),因而只具有生态价值、不具有使用价值,至少是生态价值极其显著、使用价值十分微小的产品;物质产品则与之正好相反,是那种完全为使用价值进行的生产所获得的成果;半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与使用价值大体相当,而准生态产品和准物质产品则分别是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占据相对优势。同一种生产对象,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由于其生产目的不同、应用能值分配结构不同、具有的价值构成不同,其产品性质也会随之而改变。比如植树,以获取薪柴木材、收获果实为主要目的,其产品就是物质产品;以固沙防风、涵养水源为基本目的,其产品就是生态产品;两种目的平均兼顾,其产品就是半生态产品。

4.3 生态价值是生态产品价值、交换价值的载体

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是能量系统,能量获取与损耗大体平衡是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必要条件[3]。生态价值作为生态产品促进生态平衡的属性,其内容实际上是促使生态系统能量进出趋于平衡的能量流。从生态价值论的视角来考察,生态价值承载的价值正是生态产品所蕴含的能量。正因此,生态产品的价值、生态价值的数量可以用能值指标来评价测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系统生态学家奥德姆(H.T.Odum)创立了能值理论,我国引入后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近年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论著[4,5,6]。能值理论将一种流动或储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称为该能量的能值,由于所有能量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太阳,因此一般以太阳能值(其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ej)来衡量事物能量的能值大小。不同生态系统或其它事物的能量种类、能质不同,借助太阳能值转换率就可以将其转换成同一的太阳能值。奥德姆所计算的太阳能值转换率能够基本满足较大区域和系统的能值分析的需要,对较小区域、系统及个体的适用性则尚存疑问[7]。况且生态产品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具体生态产品的能量测定相当复杂,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因此,用能值指标对生态产品的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测定,虽然在理论上成立,要付诸实际操作还有待人们的艰巨努力。

5 生态产品交换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作为商品的物质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供求双方遵循收益最大化法则,在市场竞争中以均衡价格形式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完成交易,商品交换构成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由人工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构成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是人类在应对资源环境危机挑战、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将要构建的更为科学的社会系统,目前人工生态系统的构建也处于初始探索阶段,其基础性活动生态生产的成果——生态产品的交换还缺乏像商品交换那样的平台和规则。但作为具有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产品,应该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得到社会承认。否则,生态生产就难以为继,人工生态系统就难以顺畅运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也将无法建成。

从生态价值论视角考察,生态产品的价值可以用其含有的太阳能值来衡量,这是生态产品交换的依据。然而生态产品虽然有交换的必要,也存在交换的依据,交换的实现却存在一系列困难和障碍。

5.1 生态产品价值的测定非常困难

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太阳能值这个测量生态产品价值的标准测量工具,奥德姆等也先后计算出了若干太阳能值转换率,但其在复杂情况下的可靠性、普适性还有待检验。尤其是对种类庞杂、数量庞大的生态产品的能量进行测定,获取令人信服的权威性数据,工作量将极为浩繁,对承担单位、实测人员、测量工具、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质量的要求也比较苛严。况且,即使同类、同种生态产品,由于生产条件、所处环境、发挥作用的条件等差异,其价值含量、价值与自身生态价值的关系及其表现形态,也会呈现极其复杂的情况,增加了产品价值测定的难度。因此,对各类生态产品的价值测定将是一个需要耗费相当资源、相当长时间的艰巨工程,期望迅速、轻松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这就使得交易依据难以明晰。

5.2 生态产品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

生态生产从其促进生态和谐的宗旨来看就具有公益性,为实现生态生产目的客观上也需要以公益性为前提。生态产品的生态效益具有多层次性,其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外溢性,都说明生态产品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某些能够提供生态正效应的产品如小区绿化美化等,属于俱乐部型公共产品,能够通过成本核算及供求竞争定价交易,但这类产品从本质上说并非为改善小区生态环境,而是以此来谋求小区投资的更高经济回报,因而并非生态产品,而应定位为准物质产品。然而由于这类俱乐部品包含有一定的生态产品属性,即使以收费方式构筑起消费准入门槛,也无法完全阻断产品生态等效益的外溢。生态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搭便车,人们趋利避害的动机驱使人们回避交易、免费享用,使得交易无从进行。

5.3 现行社会经济系统难以承载生态产品的交换活动

传统工业文明社会是典型的“经济本位”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利润最大化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乃至其它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导致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片面谋求经济效益、追逐财富增长现象愈演愈烈,生态生产活动不被认识、不被认同,被排斥在社会生产活动之外,生态产品当然也不可能得到社会承认。目前工业文明正在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给传统工业文明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鲜血液,社会经济系统正开始迈出生态化转向步伐,经济活动生态化逐步形成潮流。然而,目前的社会经济系统生态化仍然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并未改变社会“经济本位”的本质,只是在谋求最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关注和维持生态平衡,人们的思维模式、社会的评价机制依然是以经济效益和财富增长为中心,生态平衡、环境效益是实现经济效益和财富增长的手段途径,生态生产、生态产品在现行社会经济系统中仍然是外在的、边缘的因素,将其置于经济评价系统中必然出现市场失效现象。比社会经济系统生态化更进一步的是社会生态经济系统,它不仅要求社会经济系统生态化,而且要建立以生态生产为基本活动方式的人工生态系统,社会评价机制也会走出“经济本位”的窠臼,形成全新的符合社会生态经济系统持续稳健发展要求的平衡型评价机制。目前这一机制还是人们的探索对象。因此,目前生态产品交换的实现只是个别的、偶然的、不完全的、不顺畅的。但为推进生态生产发展,推动以生态生产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生态产品交换的顺利实现又是必须的。为此必须构建起超越传统社会经济系统评价机制、运作机制的全新评价、交易、运行机制,只有理念、体制、机制的全面创新,才能给予生态生产、生态产品以平等的社会生产、社会产品的地位。突破现有社会经济系统交易规则的可行思路,是建立包括物质产品、生态产品和自然产品在内的全部地球产品在内的价值评价体系,进而建立地球产品综合交易系统。这一体系以产品能量为价值本体,以太阳能值为产品价值标准测量工具,以产品能值为交易依据,以地球产品市场为交易平台,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筹平衡和持续发展为交易目的,为三类地球产品及其相互之间顺利交换的实现提供条件。现在地球产品市场还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其基本理念离人们的普遍了解、认同还有很远距离。要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型,我们必须尽快将对地球产品交易市场的探索列入社会可持续发展重点研究领域,并力争尽早实现突破。

参考文献

[1]周文宗,刘金娥,左平,等.生态产业与产业生态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59.

[2]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生态学名词2006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81-82,190.

[3]蓝盛芳,钦佩,陆宏芳.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3-23,45-76,129-145.

[4]蓝盛芳,钦佩.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2001,12(1):129-131

[5]陆宏芳,沈善瑞,陈洁,等.生态经济系统的一种整合评价方法: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J].生态环境,2005,14(1):121-126.

组织生态学理论述评 篇2

组织生态学理论述评

组织生态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组织生态学从种内竞争、组织年龄、环境扰动、组织生存策略、种间竞争等5条线索出发,系统地研究了组织个体之间和组织种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组织设立、组织成长和组织死亡等方面,组织生态学已构建了系统的`分析框架.目前,组织生态学研究呈现出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研究新型组织的生态学问题,如网络组织生态学和虚拟组织生态学等;二是将组织生态学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形成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框架,如组织制度生态学、职业发展生态学和组织战略生态学等.

作 者：彭璧玉 Peng Bi-yu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刊 名：经济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ST年，卷(期)：“”(5)分类号：X1关键词：组织生态学 研究主线 主要内容 发展趋势

构筑组织的生态体系 篇3

在组织向扁平化、多样化发展的今天，这种外部边界正日益失去其优势，组织想要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赢得市场竞争愈发困难。并不是说要抛弃所有外部边界，而是要通过使特定的外部边界变得更加便于跨越，以提升组织的整合与创新能力。很多组织已经开始跨越组织的外部边界，实施组织间合作战略，实现整合和创新。

两位杰出的管理学者进一步提醒我们注重组织的生态体系建设。詹姆斯 · 弗 · 穆尔（James F. Moore）认为，成功的企业是那些能够快速反应和适应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快速变化的环境要求企业通过相互学习和合作来降低交易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地位。苹果、IBM、宝洁、礼来等企业的成功表明，仅仅关注自身的内部能力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到生态系统内其他生态伙伴的特征与需求，并且构建以企业自身为中心的动态开放式的商业生态系统。哈佛大学的马可 · 颜西提教授（Marco Iansiti）认为：“未来的企业竞争将由单个公司之间的技术竞赛，转化为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或系统内部业务域之间的竞争，竞争的主题也将成为公司各自所培育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单纯的竞争转变为合作共赢以及协同进化。”

组织间合作的优势来自于三个方面——交易成本、资源观和战略决策。对交易成本而言，组织间合作可以提高资产回报率，增加组织间效率，并将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从而降低单位成本。对资源观而言，组织间合作有助于组织实现对关键性资源的控制，将不同组织所拥有的互补资源整合起来。对战略决策而言，组织间合作可协同和扩展的市场能力，进而提高组织绩效。

组织间的互动可以使各个组织减少科层组织带来的行政成本，增强经营灵活性，并凭借各自的竞争力构成一条利益链。这样，每个组织可以在专注自己核心能力的基础上，结合伙伴组织的能力来扩展产品功能，拓展市场规模或实现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重组价值链，以达到范围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从某种程度上说，组织间的关系网络的构建比组织内部的结构设计更加重要。管理者在进行组织设计的时候，也应该思考如何将组织设计得更加有利于进行组织间沟通与合作。维萨，全球知名的信用卡公司，正成为一家无边界的组织。致道景观，一家深圳的景观设计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利用模块化组织进行园林行业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如何构建组织间的关系网络， 设计开放性组织结构？

首先，组织要生存，就必须跨越外部边界，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互动。组织外部的信息输入与反馈对维持组织系统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组织主要涉及的外部组织形式有：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相关科研机构等。客户的需求信息对组织的生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往往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预期来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而且客户的反馈对企业的产品改进和创新尤为重要。随着全球知识的“谷歌化”和基于WEB3.0技术的日渐成熟，企业与用户的交叉兼容现象更为显著。海尔，中国知名的家电企业，正努力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开放式用户创新平台。

其次，即便是同行业内的竞争企业，企业也需要与它们构建一定的组织关系。不同企业在资源禀赋、技术特点以及产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通过企业间的合作，相关的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共担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实现合作企业的资源互补，提高创新效率。例如，制药公司和化学公司可以与新的生物技术公司合作，获取生物技术方面的新技术知识；生物技术公司愿意与制药、化学公司合作，获取互补资源以促进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

另外，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和依赖性。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或者管理）支持，而企业可以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和开发提供资本等的支持。对企业来说，构建一个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相联系的有效网络非常重要。西门子，这家老牌的德国企业，由于积极发展与大学、研究所、中小创业企业、智库、政府机构等的关系，仍然具备强大的竞争实力。

总之，组织设计的本质是构建适合的组织结构，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再只关注“组织内设计”和“组织内结构”，而应该将“组织间设计”和“组织间结构”的理念纳入组织设计中。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组织内部的结构问题，还要思考如何设计更有利于跨越外部边界，与外部的组织沟通与合作。未来组织能力的竞争，是其能否构筑商业平台和商业生态体系的竞争，苹果产品的再次热销和万达地产的卓越业绩，均是明证。

实践生态式教育活动的组织策略 篇4

(5) 选择双休日开展亲子活动, 家长自愿的形式带领幼儿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家园同乐以及远足活动, 深受幼儿及家长的欢迎, 这样的活动能增进了师生间、家长间的交流, 收获甚多。

二、盘活社区教育资源

(1) 在主题教学活动中引进社区教育资源。在小班主题“我爱我家”活动中,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我是怎样长大的”并让孩子体验妈妈带大宝宝是很辛苦的, 要爱爸爸妈妈。我邀请了社区的一位四个月的宝宝和他的妈妈。她们俩一敲门, 孩子们就兴奋了, 用一双双好奇的眼光瞧着宝宝。李锦自告奋勇地上来问宝宝:“小弟弟, 你吃饭了吗?”锦翘首盼望。可小弟弟没有说话, 只是蹬着双腿, 此时, 教室里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 小朋友也走到小弟弟身边问同样的话, 小弟弟还是没有回答, 孩子们失望了……这时, 我告诉小朋友, 小弟弟才四个多月, 他还小, 所以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瞧, 阿姨正把宝宝抱起放在地上牵着他走路呢!阿姨要帮小宝宝做许多事是很辛苦的。你们小的时候也像小宝宝一样, 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懂, 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们养大的。小朋友认真地看着我, 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社区里具有教育价值的资源非常多, 教师根据主题需要, 选择有价值的、安全卫生的内容辅助教学更能推进主题教学。

(2) 走进社区利用社区环境开展活动。如去养老院慰问、走进社区演出、去植树、超市、菜场参观, 了解成人劳动, 增进与成人的交流沟通, 了解周围生活。

(3) 利用自然环境从孩子兴趣出发, 顺应孩子的天性。让孩子运用感官去亲近自然满足好奇心。如:春天踏青、放风筝、秋天去田野观看农民的劳动。

幼教实践证明, 在生态式教育思想指导下, 我们进行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共享, 意在通过充分挖掘现有社区内可供幼儿园组织开展和使用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 让教育资源为幼儿园所有, 直接用于组织教育活动, 使之转化为幼儿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材料或学习环境, 成为幼儿认识、能力、技能、情感态度发展的教育因素。形成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幼儿教育, 以产生综合影响, 发挥教育合力作用。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中接班人的最有利的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学教育模式, 它要为学地面的基础生的成长:一是身心打好三方河南理健康成长的基础;二洛必学习的基础是继续教育;三是走和终身阳须识、技能向社会所、思想意识超必备的知●白注及心理的基础。而地军重理素质是民族文化素理教学对于弘扬素质形成的基础, 民地质质具有族精神, 不可估量的提高民族素教作用。面对21世纪育的形势发展和客观

需要, 当前中学地理的教学改革的着力点应是课外实践课的开设的改革。

一、中学地理课外实践课开设的意义

中学地理课外实践课是在教师的指导、组织下, 学生在课外主动地模仿或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 选择一定的课题, 进行调查、观察、测量等。在中学各门课程中, 地理学科实践内容最丰富。其重要作用和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地理课外实践课能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 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激发学生的兴趣, 相对于整齐划一的课堂教学而言, 地理课外实践课具有生动、真实、灵活多样的特点, 能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2. 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

组织生态 篇5

市教育局：

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本着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经本校领导班子研究，拟组织学生往华南生态园春游。具体事项如下：

一、活动对象：三年级以上在校学生。

二、活动时间：一天（具体时间另定）

三、活动内容：参观园内植物，文化建设，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

四、收费：按照湛江市发改局、教育局、财政局文件《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市公办中小学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湛发改价格函[2015]62号）规定，市内活动收费标准为40元。今次报名参加活动的学生每人暂收40元。其中，门票25元，来回车费、保险费、矿泉水等15元。待活动结束后将活动开支情况向学生、家长、教师公布。如有余款，将全部如数退还给学生。

五、安全措施：

1、学校成立春游活动领导小组，管级领导负责本级具体工作。

2、以级为单位组织，将每级每班分成若干小组。由班、科任具体组织落实。

3、各组成立安全小组，制订应急预案，保证学生出入安全。以上请示，妥否，请批复。

**小学

解密乐视生态型组织 篇6

TBR：企业会有不同的基因，有的企业鼓励创造性，有的企业强调纪律性，逐渐形成企业不同的基因，乐视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

阿木：生物有基因，严格说企业没有基因概念。我理解，企业基因是企业的核心文化特征。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讨论乐视文化，最后讨论出一个对企业文化的描述——只有被99%的人嘲笑过的梦想，才有资格谈那1%的成功，这句话就是乐视的基因。这是乐视留给企业、留给每个员工、留给曾加入过乐视的同路人，以及乐视对社会释放出来的精神。

如果用一个更短的词来描述，就是颠覆者——乐视生来是一个颠覆者。颠覆不是为了摧毁，是为了破除原有的规则和障碍，去重构一个更好、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新体系和新规则。这实际上是乐视本质的基因。

未来十年十五年互联网生态模式是乐视的一个重点，也许再过二三十年，生态创新是常态，那时乐视就不用再强调自己的互联网生态模式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什么会让乐视持续发展？就是这种永续尝试1%可能性去颠覆的精神。无论是从2004年创业到现在，还是现在到未来的二三十年，都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里包含了乐视的一些追求。

第一，我们的价值观：用户价值第一，产业及社会价值第二，企业价值第三，这是乐视的价值体系，是乐视评判一件事情好坏、优劣、创新与否及有没有价值的标准。价值观是企业的灵魂。

第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强调、还要继续强调生态思维。生态意味着协同，意味着跨界创新、跨界化反这些概念，意味着从这些角度去突破规则和边界的障碍，释放跨界创新的潜力，创造出新物种，乐视充满了这样的氛围，对此乐此不疲。

第三，组织的合伙文化。企业的战略是协同型的，追求的是化学反应式的创新，但是团队是分工、隔离、相互不往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乐视人要有这样的心态和文化：团队之间是一种合伙的身份，我们在共同成就一项事业，充分共享所创造的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TBR：乐视是在2004年创办的，创办之初做内容，十多年里快速蜕变，现在正在转向互联网生态企业，这种蜕变常常需要基因的更新和改变，我说的基因主要指企业文化，例如一个效率优先的企业要转变为创新优先的企业，就面临文化基因的改造。乐视存在基因的变化吗？

阿木：其实乐视在七八年之前，企业基因就基本固化下来了，就是“颠覆者姿态下创造全新生态型企业模式”。这个特点已经经过了多年积累和实践。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不会说，乐视不是颠覆者了，不追求成为以用户为核心的生态创新的领导者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不断丰富已经形成的基因，去强化它，不断让它进化。如果时代背景发生重大改变，我们可能会去改变这种基因。

组织：迭代进化

TBR：乐视从做内容的网站走向一个创新的生态型企业，组织必然在变化中。可以梳理一下乐视组织形态或者组织方式的变化过程吗？

阿木：实际上，乐视的组织变化，是由好几个因素共同影响的。

第一，乐视自身的成长性。乐视从规模不大的公司，变得越来越大，快速的成长就要求组织要不断调整。

第二，乐视在尝试全产业链重构生态的模式，这种全新的、可能全世界都很少的垂直整合，并没有现成的案例或者理论可以参考，从这个角度讲，乐视在实践和探索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一种新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乐视就要不断探索怎么让组织匹配战略追求，这是第二个叠加。

第三，乐视由于快速扩张并进入不同产业，导致很多不同产业的人才加入乐视，有的来自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老牌公司，有的来自非常年轻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带来了多元的组织和文化风格，会对组织带来很多启发——怎么去组织业务形态，怎么去开展工作，怎么提高效率，怎么保护创新等等，会有大量的思想不断输入。这是第三个因素的叠加。

所以是由多个因素在共同推动乐视组织的变化。

这些年乐视生态型组织，在架构上形成的基本特征，就是管理型组织加项目型组织，这是一套交叉管理的体系，也是一次组织变革。因为需要协同和化反，一个人就不能只归属于单一业务，不能只有单一职能，而要充分和不同业务、不同职能进行频繁沟通，既需要相对规范的流程，也需要适应随时的动态调整。

另一方面，应对生态型组织，生态型人才培养也应运而生。乐视培养了一批了解多个产业领域、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跨界生态人才。跨界人才的培养持续了很长时间，也一直在做，这些人才是乐视非常宝贵的财富。

之后，乐视提出了生态型的激励。在组织中，如何让每个成员都以一种合伙人的方式去投入生态事业中，就要有生态型的激励来支撑。激励的核心就是全员激励——引入合伙人计划，将公司未来的价值，分享给全员，让每个团队既投身于自己的业务，同时还不忘乐视生态整体的价值。

现在，我们又开始建立生态文化，生态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什么价值观和什么行为准则？通过文化的建设，在快速变大的企业中，确保“颠覆者”这个灵魂不散，这些都是创新。

综合来看，我们这几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设一个生态型组织，而生态型组织本身，是一个创新探索，再创新再探索的过程。就像一个互联网应用产品投入市场，你很难预想到迭代四五个版本以后，这个产品会变成什么样。乐视的生态型组织也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迭代优化，而不是制定计划分步实施。乐视组织变革的代际在哪里，并没有里程碑式的节点，而是持续将生态的概念进行组织匹配，是一点点不断进化的过程。

人才引进：理念匹配为要

TBR：在乐视快速发展过程中，有大量各种各样的新团队新人加入，那么大量新加入的团队和员工，会带来各种不同的思维和异质的文化，乐视怎么样保持新鲜血液不会冲散乐视的文化，或者新输入的文化成为活力源泉而不被乐视文化同化或者消融？

阿木：乐视从几十亿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到现在几百亿规模，整个企业处于扩张期，新扩张的业务必然是新的团队承接。团队不可能全部靠内部培养，所以必然要建立充分开放、积极引入人才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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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乐视生态自身有“颠覆者”的基因，有成就1%可能性勇气的文化积淀，然后有打造垂直整合开放闭环生态的思维和氛围，在这个基础上，外部团队加入以后，带来一些专业的解决方案和办法，无论是产业和专业方面，还是人力资源财务等方向，新团队能很快把专业经验融入乐视，补足乐视快速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性。

另外一方面，新团队可以让颠覆和生态概念进一步延展，延展到他的专业领域中，专业和乐视生态的结合点就是他的价值发挥点。汽车团队或者金融团队加入了，那颠覆和生态的思想，就可以延伸到汽车领域，延伸到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打开新的局面。

TBR：那新团队带来的文化会与乐视原有文化产生冲突吗？

阿木：不会冲突。因为如果文化有冲突，他们就不会加入。新团队，尤其是核心高管团队，他在认可乐视理念的前提下才会加入，不会仅仅为了完成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使命而加入。我们和成熟企业空降高管不太一样。

在理念的匹配，以及创业精神和勇气的匹配上，我们会很严格考察，只要新团队精神上是匹配的，那剩下的事情就是让他成长。

TBR：乐视引入关键人才的时候，对于价值观和理念是不是匹配，会采取什么方式来把关？

阿木：我们就是重视，在人才甄选过程中，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会那么容易就过了。我们会去评判他的颠覆精神，他愿意在乐视创造新未来的激情，他愿意打开心扉的程度，他愿意接受全新事物的心理准备程度。在评估这些方面的前提下，他的专业能力要足够强。因为一个人的专业能力足够强，他就不需要在专业上耗费更多精力，可以主要考虑未来的创造；如果专业能力不强，他会花很多精力在专业学习上，哪有空创造？

人才培养：引进专业，培养跨界

TBR：人才除了引进，另外关键的一个方面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企业快速迭代的过程中，乐视的人才队伍如何培养？

阿木：乐视的人才要从专业和跨界这两个方面来看。

乐视人才体系的建设是比较开放的，在专业方面，乐视愿意引进很多外部团队，引进在专业领域非常有建树的人加入。你也应该看到，乐视这两年引入的人才，基本上背景都很强，就是他们的专业领域很强。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跨界人才的培养。跨界人才没有现成的。你能想象一个人同时从事过汽车和电视产业吗？这样的人在全世界都很难找。所以真正的跨界人才要靠组织内部培养。对于这类人才，我们鼓励他们不断参与各种各样的跨界讨论、研讨、决策，与各业务密切沟通、联合工作和创新，逐步变成跨界人才。这样，首先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无可争议很强，同时他对跨界领域，也有足够的认识和知识经验的积累，所以他能够打开思维，进行跨界的创新思考。

跨界人才在乐视非常稳定，因为离开乐视他的价值会大幅贬值——别的企业没有跨界的文化氛围，这些人才的跨界经验无用武之地。试想，一个做乐视汽车生态的人，如果加入一个汽车公司，那他对互联网技术的认知、对体育和影视内容的了解、对金融的把握、对电视产业逻辑和产业规律的认知，基本上就都没有用了。他在乐视才能释放最大的价值。

激励：全员合伙

TBR：刚才您说到乐视生态型组织，有一点是关于生态型激励，能不能结合一些数据和实例，谈谈怎么做生态型激励？

阿木：生态型激励，首先是LeEcoGlobal（乐视全球）——我们新成立的全球总公司，拿出了50%的原始股权去做员工激励，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各个业务板块自身也在独立快速资本化，这些子公司又有30%～40%的股权留给团队全员，当然不同级别的员工激励比例不一样。

乐视所有员工，都可以拿到两级激励——乐视全球母公司的股权激励，以及所处子公司的股权激励，但他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的股权去兑现，不能同时兑现两个，他有选择权。这样，员工就有充分的自由度——如果擅长做业务，那可以推动业务单元快速奔跑，提高价值，获得很高的子公司的股权激励；如果擅长做协同和整合工作，那可以在母公司级别创造更大的价值，通过提高母公司的价值来提高自己未来的收益。由于两级激励，对员工来说，公司整体和业务板块两个思维同时存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专业和协同的平衡问题。所以专业和协同的平衡，是通过激励手段来完成的，而不是通过职责分工，通过KPI这些手段。

TBR：乐视有KPI考核吗？

阿木：KPI从来不是公司的目的，大部分公司没有更智慧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把自己的追求转化成冷冰冰的KPI指标。

我们有PI，衡量业务的指标项目，不是用作考核，是用作激励。大多数企业不区分考核和激励的本质差异，考核导向往往是避免负向行为，避免员工懒散；激励导向都是刺激正向行为，是为了释放人的潜力。所以真正引导员工行为的是激励。

那激励怎么引导行为？

一个就是通过分享股权，来引导员工去面向未来创造价值，而不要过度关注当下和历史问题。如果最终的成就是未来的股权价值，那你就不会纠结于当下的行为中，这些是不是我的事，这些是不是超过我的职责边界；为了长远的价值，你不会很计较当下的分工和职责边界。

另外一个是通过激励兑现的权利，来引导员工的行为，因为激励的授予是分步和基于一些评判标准的，由于分步授予，那创造行为就有持续性，如果做的好，还可以要求更多权利；评判标准可以引导行为，依据这些标准，员工知道该如何行动。这些是KPI做不到的。

说到激励，也不要假设激励只有股权一种，职位的升迁、赋予更大的责任、培训、海外业务拓展的机会，都是激励，乐视员工都可以靠自己去赚。

“产研”驱动生态发展

TBR：乐视成立于2004年，做网络内容起家，现在也不是技术驱动的公司；而进入汽车等等各种领域，技术竞争力是关键能力，乐视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快速积累技术竞争力呢？

阿木：乐视是一家产研驱动的公司。我们不叫自己是技术驱动或者研发驱动的公司。有的企业是营销驱动的，有强的渠道关系和能力；有的企业是技术驱动的，把技术当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很强的运作技术的能力，但并不注重研发产品；有的企业是产品驱动，很会定义产品，例如苹果；有的企业是研发驱动的，华为属于这类。

而乐视的特点是产研驱动，因为我们是用户价值第一，我们要创造垂直整合的极致体验，就必须要进行生态型的研发创新，把我们定义的整合产品创造出来。无论是乐视电视还是乐视汽车，乐视体育还是乐视金融，我们不可能把几家原材料企业的东西拼一拼，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产业研发上充分投入，必须要非常关注产品本身的创新，否则用户怎么会用我们的产品？

乐视产研的特点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对产研人才队伍的建设可谓不遗余力，对人才的待遇上不设限。整个团队规模、发展速度，能多快就多快。在研发过程当中，积累沉淀了大量的专利，事实上乐视的专利很强，只不过以前我们不主动讲。一个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一定是因为研发上有更持续快速的发展。

第二，在研发投入保障上，我们近年的研发投入占收入比达到8%～10%。

第三，产研体系驱动乐视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如果营销驱动，我们就会到处铺货，跟国美、苏宁等等渠道合作，但不是，我们是让产品自己直接转化成销售。事实上生态型产品的研发，是乐视很独特的特点，乐视的专利很强，我们在硬件、软件、应用、平台、内容各个方面都储备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以及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组织生态 篇7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企业内部控制理论, 因此, 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国在企业控制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表1是我国1986年以来颁布的关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法律法规。

通过表1可知, 我国在企业内部控制方面是不断进行完善的, 通过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献进行研究, 总结出了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发展影响力最大的三个法律法规。

(一) 《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

这一阶段首次将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列入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企业内部控制构成进行了分析, 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结构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为:控制程序、会计系统以及控制环境。而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为可以严重影响企业控制的建立以及实施的因素的总称。比如:授权和分配责任的方式、董事会、管理哲学和经营方式等。

(二)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该框架是由美国的“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组织并发布的, 参与单位主要有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学会、财务经理协会以及管理会计学会等。该框架目前应用还比较普遍。在这一阶段,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被定义为可以影响一些程序、政策或者效率的因素 (比如加强、削弱等) 。这主要是指可以影响企业员工工作效率的环境, 主要包括七点: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政策及实务、员工的胜任能力、诚实正直的价值观、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以及责任的分配与授权。

(三)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该规范是由我国2007年3月制定并颁布的, 该规范总结、吸收了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我国的具体商业环境进行了设定。该规范认为,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就是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产生影响以及制约的因素总和。主要内容有:企业文化、治理结构、人力资源政策、反舞弊机制、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以及组织机构设置与权责分配等。

二、企业内部控制环境问题成因分析

(一) 宏观方面

随着管理思想以及管理体系的发展, 内部控制的内容也逐渐得到了完善与巩固, 因此, 环境控制的内容也逐渐得到了完善, 具体体现在内容增加了, 涉及的领域也增加了。因此, 关于环境控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 目前学者的研究重点为环境控制的地位、作用以及针对现有环境控制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只有极少数学者是通过独立科学的角度对内部环境控制问题进行解释与指导, 从而提高企业的可控制性。另外, 任何一个学科的出现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前提的, 并且该学科通过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避免未来发生事故。此外, 该学科还具备预测性的特点, 但是, 前提是之前要出现过同样的事故, 因此,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与其他学科相比动态性较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处于被动的状态, 因此, 对于企业的管理控制是不利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可知, 目前既可以指导论证所得结论又可以提高适应环境变化敏感度的学科还没有出现, 可以作为指导环境控制的理论基础还不完善。

(二) 微观方面

在微观层面, 通过整理相关文献, 将微观层面的分析总结为四个角度, 内部审计角度、人力资源角度、企业文化角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角度。第一, 内部审计角度。此处的内部审计角度是相对于外部审计而言的, 当企业环境控制的内容包含内部审计时, 国内与国际对于内部审计的实施与管理就加强了, 目前, 我国对于企业环境控制的研究时间较短, 并且社会上很多部门对于内部审计的了解还不全面, 并且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也较差, 因此, 企业只有加强内部审计制度的实施, 才能够实现内部环境的良好控制, 建立优秀的内部控制环境。第二, 人力资源角度。人力资源角度主要是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使用、保持、获取等进行控制、指挥和组织等活动。只有积极地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才能够充分地将人力资源的潜力挖掘出来, 并且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最终实现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第三, 企业文化角度。企业文化角度主要指的是企业组织内部形成的一种行事准则、奋斗目标等, 只有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才能够将企业的员工凝聚起来, 同时, 还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 而企业的文化是难以复制或者模仿的, 因此, 优秀的企业文化也可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四, 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公司的控制环境包括治理结构, 属于制度环境。

三、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建设成因分析

近几年, 组织生态学理论在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因此, 本文将组织生态学理论应用于企业控制环境的研究中, 为该研究增添新的分析思路与分析方法。本文将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与组织生态学二者结合进行分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 研究基点一致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与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基点均为环境。但是, 组织生态学强调的内外环境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 即不但要维持组织的内部环境, 还要维持组织的外部环境, 通过将内外部环境结合实现企业或者组织的长远发展。目前, 在研究企业的内部控制时比较注重控制环境的研究, 但是, 大部分学者只是对内部控制环境进行研究, 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外部环境控制, 因此, 此后还应该将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加入企业以及学者的关注范围中。

(二) 研究目标一致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与组织生态学的研究目标均是使企业或者组织长久发展。具体来说, 组织生态学的研究目标是为了使组织在面临不断变化的环境时, 可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环境, 及时调整组织结构与组织方式, 实现组织的长久发展。同样, 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并且获得长期的经营利润, 因此, 企业在面对所处环境的变化时, 是在不断的调整自身经营管理办法的, 是与周围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因此, 组织生态学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研究给予了理论支持, 这主要是与二者的研究目标一致密切相关。

(三) 研究具有可行性

直到近几年, 我国才开始对组织生态学理论进行研究, 因此, 目前, 我国还没有形成关于组织生态学的理论体系。但是, 近几年, 在众多学者对于组织生态学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与了解, 也利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解决了一些社会中的问题, 并且实施效果较好。因此, 如果存在与组织生态学理论相关的问题, 就可以采用该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因此, 企业在解决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 可以选择组织生态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四) 企业管理中组织生态学理论应用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 很多领域都开始运用生态学的思想体系, 并且随着众多学者的研究, 出现了很多衍生理论, 比如生态系统演化理论、生态位理论、相互作用理论等。之后, 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 又将生态学理论与“生命体”相结合, 比如部门与国家之间、组织、企业等, 从而衍生出了商业生态学、企业生态学、组织生态学等, 这是组织生态学的最初原型。组织生态学逐渐应用于不同的组织中, 尤其是企业的管理问题方面应用较广。

上述四个方面对组织生态学运用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并且指出了组织生态学应用于控制环境的可行性, 这就使得本文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依据。

四、基于生态学理论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优化研究

(一)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员工之间的凝聚力, 并且独特的企业文化还可以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从组织生态学角度来说,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组织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化与调整问题, 也就是说, 当企业处于不断变化的内部与外部环境时, 如何保持长期稳定与长远发展。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到来, 企业的类型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结构也日益复杂。我国企业的管理思想很多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 因此, 我国很多企业在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 也会发生企业文化的碰撞。组织生态学理论要求企业要选取适合自身的组织管理理论, 不能盲目模仿, 只有这样, 才能够吸收国外优秀管理思想的精华, 将优秀的管理思想应用于自身企业管理中, 并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

(二) 调整公司治理结构

组织生态学理论把组织群落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单元。因此, 通过将组织生态学理论应用于企业的管理中, 建立公司治理组织群落, 就可以使得公司之间的竞争与联系更加明显, 然后, 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就可以根据这些关系来调整企业的管理制度, 改善公司的制度环境。此外, 还可以根据这些管理制度来调整企业的管理人员, 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也就是说, 实现管理制度与人员调配之间的动态改革。只有动态的管理制度、治理结构才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司中出现的问题, 实现企业主动改革, 而非被动改革。

(三) 强化内部审计机制

内部审计机制对于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 在进行内部审计机制的构建与强化时, 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 要与国家的法制环境相适应, 并且要及时调整内部审计机制, 使其适应法制环境的变化;第二, 要把内部审计部门当作一个独立的部门, 在企业的运营管理过程中, 要将其进行独立管理, 提高其在企业中的独立性。生态学中提到, 猿类的内部结构变化是因为外界条件发生了变化, 从而变成了人, 由此可以了解到, 组织生态学强调内部结构的改变要顺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因此, 企业在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时应该注意三点, 首先, 转变管理思想, 改变对内部审计制度的认识, 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其次, 强化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与约束机制;最后, 提高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 加强企业内部审计队伍的建设。

(四) 增强企业内部推动力

企业的推动力可以促进企业的成长, 这些推动力既包括企业的外部因素, 也包括企业的内部因素。因此, 当企业的内部环境发生变化或者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 都可能成为企业推动力的来源, 或者是可以对企业的其他推动力起到促进作用, 增强其推动效果。根据组织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企业可以对所处外部环境及其自身内部环境进行考查, 找出企业的可行点。这样, 即使企业所处的环境可能会对其发展造成阻碍, 企业还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这样就可以降低企业的损失。为了实现企业与环境的良好接轨, 就要主动与环境建立联系。另外,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 组织的改变是顺应环境的变化而来的, 但是, 也不能一味地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 还要注意自身的组织结构, 协调好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五) 加强企业间联盟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 企业不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与相关产业组成了产业链、价值链。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并且逐渐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相同或者不同的企业之间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利益关系形成联盟, 比如风险合资、战略联盟等, 并且这将成为以后企业经营的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网络型组织, 比如韩国的财阀、日本的企业系列以及中国的企业集团, 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组织生态学理论的引用使得这些中间网络组织得以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 尤其是保证了其与终端大型企业的合作机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 由于中间网络组织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 并且网络结构具有更加复杂的趋势, 这就促进了组织生态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而组织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反过来提高企业的控制环境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冯敬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财会通讯 (理财) 》2008年第10期。

[2]杨晓冬:《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与完善》, 《财会通讯 (理财) 》2008年第8期。

[3]戴影慧:《浅析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构建》, 《财会通讯 (理财) 》2008年第8期。

组织生态 篇8

一、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生态性分析

学科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而存在的基本方式与重要特征。在知识尚未学科化的中世纪,大学起源于单一的学术组织;近代知识的不断综合,使大学成为以学科为单元的复杂的学术组织。现代学科的分化与融合使得大学内部的学术组织进一步变化,跨学科已经成为大学学术组织的发展趋向。当代大学学术组织之所以称为“跨学科学术组织”,就是因为它已经模糊了既有的学科界限或打破了院系组织的边界,通过跨学科协作来进行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满足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的需要。当前,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组织逐步出现实体化和体制化的特点,如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所等。

生物群落理论认为,不同种群的生物与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了一定的生态环境,但是生物种群之间存在十分密切和复杂的有机联系,并且“形成了以食物链、物质与能量交换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反馈、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1],而由于生物体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自组织性、能动性以及变异性,因而可以较好地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大学学术组织变革与其生存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外部环境对大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大学内部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大学内部学术组织在这一生态环境中互动并达到平衡。从大的方面讲,大学就是一个集成了不同学术组织的生态环境;从小的方面讲,跨学科组织也是一个聚合了不同学科的生态环境。在这一生态环境中,学术组织或者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于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机理。不同学科之间构成了和食物链极为相似的服务供应链关系或者价值交换关系。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竞争通常表现为种内或种间对生态位的争夺与竞争,跨学科组织通过对学科的新陈代谢、聚合与重构、改革与创新来适应新的环境,以发展自身。

在跨学科组织这个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位置,并和其他学科建立紧密的联系。一旦跨学科组织中的学科竞争与互利实现了平衡,并且跨学科组织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均衡,那么,在大学整体生态环境比较稳定的状况下,跨学科组织就能够实现稳定、协调发展,并在知识生产上实现规模与创新效益。

制度生态学结合生态学的观点分析了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冲突与竞争,并将整个分析框架置于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之中,认为所有的个体或集团冲突都是围绕稀缺资源而展开的,并在冲突中逐步达到生态平衡。这种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跨学科组织内部权利冲突的实质,揭示跨学科组织中不同学科主体行为驱动的核心动力以及最终达到博弈均衡的生态本质,这就形成了制度生态学的基本取向。

大学科学制度是大学组织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制度,从制度生态学的视角来揭示跨学科学术组织在形成与运行过程中的冲突与平衡关系,实际上就表明了曾经在大学组织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学科制度已经式微。跨学科学术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既有的学术范式而不断走向“去学科边界”,但是,这种“学科边界的蜕化”过程充满了冲突而且并不彻底,因此,不同的学科主体会在一定组织的制度框架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表面上看是基于学科范式的知识文化冲突,实际上在知识文化冲突的背后充满了利益和权力的争斗,在不同学科需要突破原有的学科范式而重构新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时候,各学科基于不同利益需求、不同学科权力与学科文化而产生的冲突就会集中爆发,从而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冲突。

因此,利用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揭示不同学科共同演进的基本规律,可以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较适切的分析框架。

二、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冲突的表征

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的冲突主要是组织形成与运行过程中不同学科主体之间的矛盾、分歧,对资源的争夺与权力的较量,使得不同主体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从外在表征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学科对学术资源的争夺

学术资源是学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主要以财力、人力和物力等形式表现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学术资源主要是以学科为单位进行配置的。因此,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就会因为学科界限的存在出现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从而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的资源争夺,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经费和师资的争夺。

我国大学的管理体制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事权结构决定了财权结构,而组织结构又统摄了事权结构。学科是大学组织结构的基础,它决定了大学资源在学院、学系等学科组织之间的基本流向,这就会使所有的学科组织都会封锁自己的阵地与疆界,防止其他学科“越界”夺取资源。特别是在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经费分配过程中,学科组织的“经济人”特征就会通过学科理性彰显出来。每个学科都会竭尽全力使本学科组织实现利益最大化,使不同学科为争夺自己的利益而发生冲突,对一些制度规范缺失的跨学科学术组织而言,资源冲突就在所难免。

同时,学科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教师是学术共同体中最具发展价值的核心要素。但是,教师也是以学科为基础进行配置的,教师的“学科户籍”(学科背景)使教师之间形成了“学科群体边界”,他们的薪金、职称晋升等利益总是与其学科归属密切相关,因此,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绝大多数教师会根据学科背景来选择自己的组织归属,从而导致了跨学科学术组织内的教师很难真正地实现互相认可与利益融合。

(二)不同学科之间的权力冲突

不同主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权力的势差,使整个生态系统的权力分布呈不对称分布格局,因此,它们在利益竞争或利益冲突过程中的权力冲突具有“结构性”差异。跨学科学术组织重新理顺和整合了各个学科的权力关系,从而形成了具有生态意义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但是,所有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范式或者学科边界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与组织体系,因此,每个学科都有其组织权与控制权,导致了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出现权力非对称分布的格局,在利益竞争与政策过程中产生权力不对等,造成学科之间的权力冲突。

学科权力结构既可以通过大学宏观管理体制加以体现,还会通过学科组织的科层结构关系或水平权力结构等形式得到凸显,因此,大学组织结构的权力逻辑关系是官僚制层级权力与专业权力的双重统一。前者表现为院、系、教研室等科层结构,通过权力的层级分配,分别管理学术、人事、资源、评价等事务。由于有制度化的权力分配机制,同时,在此层面的学科都属于“同域跨学科”的“近亲”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权力冲突较为缓和。而学科权力源自于学科基础,学科权力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得以实现:一是通过形成学科同行专家评议制度来确保对本学科知识疆界的控制权,如课题评审、论文发表以及职称评审等来强化学科成员对学科的认同。基于此,不同学科的评议标准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得到彼此认同和相互通约,当不同学科聚合在同一个跨学科学术组织之中时,学科之间的权力冲突就成为必然。二是学科组织通过强化对师资、经费、设备等资源的配置来深化全体成员对本学科知识生产范式与成果的认可,进而形成学科边界的保护机制与利益再分配机制。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在实现科学整合过程中,由于不同学科的主导能力、资源控制能力的差异而形成了非对称的权力结构,引起不同学科的权力冲突,特别在学科跨度大的学术组织中,这种冲突就会显得更加显著。

学科权力的冲突不仅仅体现在组织层面,还体现在个体成员之间。由于学科背景、角色、地位等差异,不同学者的权力大小不一样,甚至还可能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地位,由此产生的个体冲突也会一直存在于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三)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冲突

组织行为学认为,一个组织中的文化生态不但会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还会影响组织的制度安排。跨学科学术组织既是一个学科权力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学科文化生态系统。学科文化是学科在其演化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学科价值观念、研究方法、专业术语、研究风格、价值认同与行为规范体系的总和。学科文化是构成学科个性与范式的核心要素,也是学科“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它既可以成为学科交流的符号与语言,又是传承学科传统、传递知识、践行学科信念、遵守学术道德、统整学术人的隐性规范。学科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代表学科价值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与发展方向,从而使得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学科难以实现融合甚至会产生冲突。因此,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需要通过恰当的制度来协调不同学科的价值取向、话语方式、研究方法以及成果表现形式,即寻找到具有普适性的“共同范式”,形成科学研究的合力。

三、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生态学治理路径

大学学术组织的治理“应该是一个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内外兼修、内外结合的过程”[2],这种治理模式就是一种生态化的整体性治理模式,它“既不同于传统官僚制的治理逻辑,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治理逻辑,它强调的是通过协调和整合的途径来实现公共治理的效率和目标……适应了现代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治理的需要”[3]。从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现状来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求同存异,形成统一的内生性的组织目标

统一的组织目标可以为组织发展指明方向,减少内部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具有主体多元性特点,每个学科的发展目标存在差异性,但是,这些差异性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基于共同的科学研究任务可以形成统一的组织目标。

统一的组织目标可以是内生性的,也可以是外生性的。内生性的组织目标是研究中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而自发形成的,而外生性的组织目标是源自外部力量而形成,如共同承担课题等。内生性组织目标的形成可以很好地消解组织内部的学科冲突,为组织发展产生持续动力;而外生性的组织目标往往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往往需要外界力量来协调和解决学科之间的目标冲突。但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共同目标的形成始终绕不开“学科范式”这一壁垒,需要在突破这一壁垒的基础上形成明晰的学术研究框架,确立不同学科的定位,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聚集所有研究者共同参与治理。同时,统一的组织目标的形成必须通过管理层的认可与支持才能使其获得“行政合法化”,这样可以形成“内生性”与“外生性”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学术目标产生机制,并通过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共同作用来共同促使所有的成员共同维护这一组织目标。

(二)多元参与,建立组织内部的利益分享机制

“跨学科组织建立的最大阻碍是在学术界,因为学科这种人为的划分是学科历史、既得利益者、经费分配、学术联盟的共同作用的产物”[4],因此,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其实也纠结着各种利益关系。

对这些利益关系的厘清需要从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进行。从外部来看,需要从学校层面构建跨学科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便为跨学科组织争取到学校其他组织的理解与支持,创设较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或学术培育基金的方式来保障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经费来源,并与资源共享的学术组织建立经费补偿机制,实现经费预算上的公平分配。其次,由于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存在师资与单一学科组织的交叉问题,因此,要建立“教师共聘制度”合理分配共聘教师的工作任务,科学统筹工资支出;建立灵活的职称晋升与职务任免制度以保障教师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积极性。通过这种互惠互利的责任担当与利益共享机制使跨学科学术组织在人员配置上达到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在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除了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公平、科学的经费与设备共享机制以外,关键是要建立组织内部的成果分享机制。在成果分享机制中既要考虑不同学科成员的参与度与贡献度,还需要加强对相关的科研成果进行科学换算,并以此作为成果分配的重要手段。可以试行“科研成果绩点累计制”,将研究者在科研成果中的份额占比进行累积,转化为科研绩点,以此作为研究者绩效分配以及职称晋升的依据。这样既可以减少学科同行评议中的负面效应,又可以增强绩效评价与职称评审制度的灵活性,有利于不同主体积极性的提高,缓解不同学科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协同治理,建立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

要消除不同学科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权力势差以及彼此冲突,就需要在跨学科组织中“建立科学的权力分配机制,推动不同利益主体间权力配置的法制化与规范化进程……构建纵向和横向的权力分配体系,实现不同权力主间的制约与配合”[5]。首先要在组织内部组建由各学科学术权威组成学术评议委员会,主要根据相关的制度规则来商议和解决组织内部的学术争议与冲突。其次是借助于科层制的组织来消解行政权力的冲突。现代大学组织管理中的科层制是不可避免的,跨学科学术组织也遵循科层制的权力结构逻辑,它既要接受上级的管理与指导,又要协调内部的学术研究,这种方式既可以高效率地协调组织与外部的权力关系,又可以有效地管控内部的权力冲突。其三是变革传统的“领导统治型模式”,建立“共享型领导模式”,让每个成员都分担领导责任,为组织的绩效负责,使跨学科学术组织达到“共治”。

(四)开放边界,建立学科之间的文化交融机制

文化差异是学科冲突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消除跨学科学术组织内学科文化冲突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建立学科文化交融机制,达成学科之间的理解与互信。首先是开放学科之间的文化边界,便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甚至是跨界融合,但是,这种交融并不是要消除学科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在保持各自基本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其次是要针对具体的研究项目建立跨学科的“共同范式”,尽量减少不同学科之间的范式壁垒。尽管我们无法从学科层面建立整体的“跨学科范式”,但是,可以从具体问题出发,针对项目建立局部性的或者阶段性的“跨学科范式”,奠定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合法性”基础。第三是要在信任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学科对话机制。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保持思想、话语和方法层面的独立性以及学科化的身份,但要使各学科、各成员之间实现无障碍的沟通与交流,并使这种沟通与交流内化为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文化特色。只有通过交流才可以在组织内形成一个共同认知的参照框架,才可以使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文化被其他学科所理解,并形成一个可以沟通的话语体系。可见,跨学科学术组织要具有“多元发展,求同存异”的文化思维,既需要在不同学科文化之间取得平衡与共识,又需要使每个学科的文化受到尊重与认同,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摘要：跨学科学术组织是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一个聚合了不同学科的生态环境。在这一生态环境中,不同学科之间会对学术资源进行争夺,并发生权力冲突与文化冲突。要减少或消解学科之间的冲突,使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达到生态和谐,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求同存异,形成统一的内生性的组织目标;多元参与,建立组织内部的利益分享机制;协同治理,建立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开放边界,建立学科之间的文化交融机制。

关键词：跨学科组织,学科冲突,学科融合,大学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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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立国.大学治理:治理主体向治理规则的转向[J].江苏高教,2016,(1):8-12.

组织生态 篇9

在技术中性的隐含假设下,主流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系统满足自组织演化的条件,其中,企业家的创新偏好、竞争机制、市场需求、科技发展、资源稀缺是诱导技术创新涨落的主要因素(赵玉林,2006)[4],因而技术创新是一个透过市场机制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但是,正如环境与生态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市场机制在解决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失灵问题,反映在技术创新领域,表现为以面向经济增长或首次商业化的基本特征,贯串于包括企业在内的创新主体的创新意图、创新设计和创新评价的全过程,而技术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注总是服从和服务于创新主体的利润或生产力诉求。究其原因,乃是市场制度和单纯经济目标下,企业本质与竞争机制的生态理性缺失,生态资源稀缺难以形成创新诱致性动因,技术推动的路径依赖、满意导向而非生态理性的发展轨迹,以及消费者的有限生态理性决定了生态理性缺失是市场机制下技术创新自组织过程的必然表现(李广培,2009)[2]。

1 嵌入组织因素是实现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变的必然选择

系统与环境是相对的层级体系,因而自组织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一层级要素之间关联性愈密切,对这一层级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的影响就愈直接和明显,而其它层级要素的干预导致的进一步演化则可视为自组织的相对方面即组织过程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创新涨落的因素实际上分布于自组织演化和组织演化过程的不同层面,并在不同层面上施加着影响,技术创新的进程即是自组织和组织过程双重作用的结果。前者主要借助于市场机制来驱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制度性干预过程。实现由市场经济制度下技术创新失灵向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转变,就要积极引入以优质生态目标为核心的组织机制,化解、校正自组织创新过程单一经济导向引发的生态风险。因此,自组织与组织机制是生态化技术创新同一过程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只有组织机制,生态化技术创新就会缺乏现实的技术基础和必要的市场回报;同样,只有自组织机制,则创新失灵不可避免。

由于技术创新中个体经济理性目标与公共生态理性目标之间存在着客观的、难以自组织协调的不一致性,因此,作为调整二者关系的组织手段,应当具有规制自组织演化不确定性的集体乃至公共权威的特征,也即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康芒斯,1983)[5]。科斯定理也表明,只要旨在解决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而进行的权利重新安排所带来价值的增加大于进行这种活动所涉及的成本,那么,作为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方案,政府的直接干预就是有必要的(科斯,1960)[6]。

由此可见,制度安排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必要组织机制。制度因素与技术创新自组织系统的交互作用,调节、规制了技术或经济本位的纯粹自组织演化的技术发展轨迹,而使技术发展具有包容、综合多个社会发展目标成为可能。因此,兼容技术—经济—生态多维目标的技术创新演进,不仅是一个基于内源动因的自组织过程,也是一个有效制度协同演进的组织过程(图1)。

2 嵌入组织因素的生态化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及其特点

单纯生产力导向的目标假设或强调依托内源动力的自组织演化,是罗斯维尔(Rothwell)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基本特点(Rothwell,1994)[7]。虽然在部分模型中,已经将包括制度变量在内的因素作为外生性条件加以考虑,但从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要求来看,存在着制度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表现为主要依据技术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提供制度性服务,关注的是制度的设计与改进如何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创新主体的工作效率以及创新技术如何更有效地为一国、地区和企业的经济增长服务。因此,基于技术创新生态要求,需要在过程模型中有效嵌入因素,以反映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演进规律。

图2表明,生态化技术创新是一个技术体系、市场体系和制度体系相互作用、系统演进的过程。与主流创新理论揭示的单纯生产力导向和自组织演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模型相比,融合生态学思想与实践要求的技术创新强调了通过独立于市场层面的外部制度行为嵌入组织因素的必要性,制度性组织因素贯串和规制了从创新设计到创新生产、消费的全过程,其基本特点是:

(1)生态化技术创新是市场自发选择基础上的自组织演化与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组织规制下的互动演进过程

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生态消费理念和技能虽然使得市场过程(如生态性能的消费者评价)对技术创新的非生态理性具有一定的反制,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生态化诱导在创新主体的趋利性制约下,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必须在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市场过程之外,施加以制度规制,以消除创新主体和消费者对创新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生态外部性预期。

(2)生态化技术创新的目标属性

生态化技术创新系统有效运行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由长期以来视生态因素为单纯的创新要素约束,上升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技术创新目标体系的丰富和完善问题。因此,必须致力于生态学思想向创新主体创新思想、知识的有效渗透,以影响其创新目标体系的生态相容。

(3)遵循技术创新生态风险的全过程控制,重在预防

与目前重在事后评价、事后治理的被动式、应急型创新风险控制机制相比,生态化技术创新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创新理念、知识对创新战略、目标的前瞻式的能动影响,以及从产品创新构思、研发、生产、销售和消费全过程的生态风险评价反馈。

由此可见,着眼于制约非生态理性和促进生态理性创新取向的制度性组织因素对于实践生态化技术创新过程至关重要,也是包容多元目标取向的生态化技术创新与纯粹商业价值取向的传统技术创新的分水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其结构与功能予以进一步探讨。

3 嵌入组织因素的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制度维度分析

如上所述,嵌入组织因素的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应当具有典型的“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刚性,在技术创新生态转向过程中,这一制度不可能借助于技术创新自组织过程得以内生和发展,即它不应是某种自发秩序,而必须主要地来之于外部推动,因此需要对其体系加以统筹考虑、精心设计。不过,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的嵌入虽然是独立于自组织过程的外部植入,但必须契合于技术创新生产与消费活动的每一环节,以达到促使技术创新生产与消费主体的相关行为从单一目标下生态人文效应方面的自发无序和高社会成本,向可持续创新要求下依照一定行动规则的有序的低社会成本技术创新转变的目的。

如何理解规制技术创新生态行为的制度体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0)认为制度设计的关键之一在于确定制度设计的基本维度以保障制度体系的功能。制度设计的基本维度也称制度分析框架,是系统、有机地设计制度体系结构及其功能的认识前提。对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制度组织过程而言,首先,技术创新生态影响的来源主体涉及创新研发、生产部门和消费等直接主体,也涉及技术创新激励、推动和管理部门(如各级政府和科技协会)等间接主体,这就决定了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的施加对象是参与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生态负外部性的弱化或正向化转换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因此,其具体选择与安排必然与主体、属性密切相关,所以考察创新负外部性来源与主体在技术创新实践中的行为属性是制度分析或设计的一个重要维度。

其次,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旨在解决特定主体滋生的技术创新生态负外部性,根据马斯·科莱尔关于多边外部性的观点,根据技术创新负外部性所侵蚀的资源或权益的差异,可以认为技术创新负外部性具有可耗竭性的和不可耗竭性的两类基本属性。不同属性的技术创新生态影响,应选择不同的制度解决方案,因此在治理制度的方案选择上也必须充分考虑技术创新生态影响的不同属性。

另外,现有的解决创新负外部性的制度研究,一般只关注于回答“技术创新主体系统、支持系统应如何按照绿色或生态创新或低碳创新要求处置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技术创新对象系统”,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0)的演绎方法,这应当属于技术创新生态化实践的操作层次制度,操作层次的制度固然是制度的行动核心部分,但是影响技术创新生态化成效的制度不只限于操作层次的制度即“创新主体应如何行动”的规则,还应解决生态化创新制度如何被合理有效地选择即制度的有效供给的问题,这可称之为选择层次的制度,是技术创新生态化制度嵌入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保障。

当然,技术创新固有的商业化属性决定了技术创新生态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并非只是治理机构单方面的制订和执行制度的效率问题,而是首先与制度的可接受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如何解决全社会层面对技术创新生态化治理的科学理念,使之成为引致生态化创新制度的主导需求,这本身同样是技术创新社会成本全面治理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最后,如何评价、反馈或检验技术创新生态问题治理制度安排的绩效,同样需要开发一套系统的绩效评价制度以保证治理制度的正确演进。

据此,可以认为嵌入组织因素的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制度维度是:技术创新生态影响来源的主体属性;技术创新生态影响的属性;生态化创新实践的操作与选择;生态化创新制度的有效需求;生态化创新制度的绩效评估(见图3)。

4 技术创新生态化治理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制度分析框架提供了界定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基本范畴和功能设计的一种系统思考法方法。对这一框架的分析表明,作为来自于技术创新自组织过程以外的组织干预方式,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旨在从动机、需求、形成、流转和反馈各环节努力消除技术创新生态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增进和巩固生态化转变的态势,抑制技术创新自组织系统单纯经济利益导向的创新动机强度,并引发创新系统在基于技术和经济价值可行性判断前提下,面向生态和谐的协同涨落演化。因此该制度体系必须能够界定、规制或引导完成如下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向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国家、区域和微观创新主体的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第二,多元主体关于生态化技术创新的权利义务责任配置如何,基于潜在风险如何甄别技术创新主体的相应资格和规制创新行为边界?

第三,生态化技术创新研发、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动力从何而来?

第四,如何确保生态化技术创新活动在资源配给上能够获得优势?

第五,如何引导和激发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的社会需求?如何保障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适时演进?

第六,如何适时监控技术创新活动引发的生态影响?

显然,对上述六大问题的解决,单纯地依靠市场过程或技术创新的自发秩序是无法胜任的,需要在制度分析框架下,通过对六大问题的深入推敲,逐步明晰对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制度类型及其功能的要求。从问题本身的蕴含的制度性要求来看,要确保生态化成为一国或地区技术创新模式的常态,就要形成战略层面的长效规划和安排,并着眼于凸显生态化诉求在技术制度构建和调整中的主导地位,优化技术制度设计决策结构和决策程序,改善生态化创新的技术公共品的制度性供给。其次,嵌入组织因素的技术创新活动还应表现在对创新主体及其行为的自由度的必要制度限制,通过制度形式明确创新主体防范生态风险的特殊条件以及明确创新行为的“可为”与“不可为”是需要的。另外,普通消费者对技术创新产品生态风险显然不具备足够的预见和评判能力,因此,政府有义务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包括技术风险预判与技术生态评价在内的制度性技术公共服务,并建立制度化的国民生态技术文化的教育训练体系。最后,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创新主体生态理性行为的内外动机至关重要,应着眼于影响相关主体对不同创新活动生态质量下技术创新生产或消费的效益、效用预期,建立技术创新生态效应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外部干预,提高非生态理性技术创新及其消费的市场选择成本,提高生态理性技术创新及其消费的效益、效用预期,降低生态化创新的技术和市场风险,促进生态化技术创新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由此,可以建立如下的嵌入组织因素的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结构—功能认识框架(见表1)。

5 结论与展望

以商业价值实现为界定的的主流技术创新术效益观,已经不能完整地体现科学发展观下的技术创新特征要求,也因此削弱了创新理论研究对新时期创新实践转变的解释与引导能力。现实与理论推演表明,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自组织演化存在着生态理性不足的局限,需要引入组织机制以避免创新失灵。因此,兼顾商业与生态需求的生态化技术创新过程是运用制度变量嵌入组织因素的过程。与传统技术经济因素主导下的创新模型不同,生态化技术创新模型从创新设计直至创新反馈均要满足生态价值取向并受到市场以外的制度规制。生态化技术创新制度应着眼于影响相关主体对不同创新活动生态质量下技术创新生产或消费的效益、效用预期,建立技术创新生态效应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机制。当然,技术创新演化中同样存在着“制度锁定”问题,这意味着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制度调整同样是一个演化变迁的过程,需要在本研究的基础上,从创新制度的演化机理、变迁方式等方面加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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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态 篇10

会上,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吕英分析了当前煤炭经济形势,阐述了新形势下建设生态文明煤矿的重要意义, 肯定了郭家河煤矿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指出该矿作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煤矿建设的一朵奇葩,将会对我国生态文明煤矿建设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郭家河煤矿建于2007年12月,隶属于徐州矿务集团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井设计规模500万t/a,原煤入选率100% ,洗选后产品为低硫、低磷、低灰、高发热量的优质动力煤。该矿在设计、建矿过程中坚持以低碳、生态环保理念为先导,按照 “国际领先、国内一流”超前的总体要求,坚持大型化、现代化、生态化原则,建成了数字智能化矿井、“水立方式”选煤厂、全封闭煤炭储装运系统; 煤矿集美观和实用为一体、中西结合,建成了太阳能幕墙,解决了景观灯供电; 同时充分利用太阳能、水源热泵技术在非取暖季替代了燃煤锅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