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胜利

关键词： 组织 居民 社区 社会

城市的胜利（精选十篇）

城市的胜利 篇1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为目的,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社区地域为主要活动范围,由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社区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1]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紧密结合,是单位制解体后基层国家权力重建的规划性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萌芽时期,多元形态的社区组织是对社区非规模化、异质化社会需求的现实回应。近年来,“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纲领性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二、星光剧社的发展历程

星光剧社成立于2000年,隶属恩施市胜利街社区,其管辖范围多为老城区,居住环境以房改房和老式私人小平房为主,居民以中老年人为主,星光剧社是社区成立最早,成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社会组织。

发展历程

初期成立:在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背景下,京剧爱好者潘荣先于2000年成立星光剧社,他本着“发扬京剧文化、服务百姓生活”的理念,把自家私房的临街堂屋作为剧社活动场地,自行购买活动乐器、衣物等,召集了和他交好的10名京剧爱好者作为最初的剧社成员,组建成立星光剧社。当时,剧社成员分散在县城各处,把每周三、周六作为固定活动时间。

中期扩大: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胜利街社区转变工作职能,主动提供活动场所、设备,指导其开展活动,积极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此时,星光剧社吸引了更多爱好京剧的辖区居民,潘荣先无偿提供京剧教学,剧社定期为辖区居民提供义务文艺汇演,成为京剧票友们交流和分享心得的平台。同时,剧社自编自导自演京歌《恩施好》,排练白杨灯戏《百年义渡》,剧社发展了24名社员,最高龄的成员近82岁。

晚期发展:随着剧社影响力的扩大,所辖街道办事处整合资源,出资数百万筹建“百姓大舞台”,自此,星光剧社拥有了独立、固定的演出场地。剧社在政府帮扶与媒体宣传下,参与省内各大型义演、文艺汇演,成为发展良好的社区社会组织中的一面旗帜,影响力广,居民认可度高。

三、星光剧社的发展困难

1、组织发展不规范。

一是机构设置不规范。发展了16年的星光剧社,仅设有社长一职,缺乏必要的人员分工与权责划分,成员沟通不顺畅、协作能力不强,活动开展不定期,星光剧社依然没有形成一套自主式的运行机制和团队文化;二是管理制度不完善。由于社长独管,没有成文的组织制度和规范体系,该组织未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三是组织登记没实施。由于现行的民间组织社团注册的相关法律法规门栏高,这种“草根”性质的组织无法面向全市人民服务,其成员数量、活动场地、活动资金等条件都不符合登记条件。

2、组织资源匮乏。

一是资金来源不足。社团成立之初完全由潘荣先自费,后来政府每年给予部分有偿资金支持及补贴仅用于活动支出,剧社平时的运转经费、花销仍没有稳定经费来源。二是场地资源不足。星光剧社的日常培训、活动场地常年在潘荣先的家中进行,无法满足剧社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

3、年龄结构待优化。

剧社的活动内容以京剧为主,成员多以京剧爱好者为主,成员年龄层次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的参与及关注度极少,老龄化趋势严重,无法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民众文化需求。

四、问题诊断

1、普适性原因

1)政府管理层面:我国社会组织的双重分级管理体制是限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双重管理体制主要是指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管理工作由登记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来共同负责。[2]这就导致了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过度依赖政府,而社区发展起来的自治性、群众性、草根性质的社会组织又找不到合法平台,扩展其发展空间。

2)法规层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依据。王名认为:“过度强调登记注册的审批把关,在限制民间组织合法化的同时,忽视了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使得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栏外,另一方面一旦获准登记成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则万事大吉,既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对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管也极为有限。”[3]

3)社区层面:长期以来,社区仍以行政化的工作职能为主,过多地行政干预和行政事务使得社区无法真正实现为居民服务。人们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还停留在自娱自乐、低层次民间组织的印象,对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价值认识不够清晰,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培育和孵化严重不足。[4]

2、特殊原因

恩施市属于中小城市的范畴,我国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诸如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社会资金薄弱等,社会领域改革进程迟缓,社会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等特殊性的原因。

五、对策建议

1、健全完善政策法律环境。

采取灵活的准入政策,主动帮助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办理备案手续,在组织运作、活动场地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设立社区社会服务中心,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分类管理,对于居民有迫切需要的社区社会组织要予以重点扶持,形成结构合理的社区社会组织结构;[5]对现行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的法律法规体系要进行改革完善,降低民间社会团体的准入制度,改革社区组织的登记管理办法。

2、专业培育孵化社会组织。

社区居委会要积极探索“组织孵化”的模式与机制,完善政府职能转移与购买服务、部门对口培育、社区牵头组织、居民广泛参与的培育发展机制,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深入思考孵化培育的具体形式、路径和措施。[6]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在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中兼具社区与组织化的双重作用,是管理社会创新不可缺少的微观主体。本文基于恩施市胜利街社区星光剧社的发展历程来探讨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困境及建设性对策。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社会组织,星光剧社

参考文献

[1]王时浩.社区中介组织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4(01)

[2]张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义、障碍和改革措施[J].南都学坛.2014(05)

[3]王名.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07(4)

[4]何增科.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04)

[5]肖艳.城市新型社区组织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福州党校学报.2003(5)

《城市的胜利》读后感  篇2

作者：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

作者简介：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芝加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陶布曼国家和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拉帕波特大波士顿研究所负责人、曼哈顿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特约编辑。格莱泽侧重于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城市、住宅、种族隔离、肥胖、犯罪、创新等课题，并为《纽约时报》的博客Economix撰写过大量有关此类主题的文章。

正文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早在2005年，城市人口就已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人迁入城市，而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城市中生活了。据联合国人居署估计，到2030年，全球81亿人口当中将有50亿居住在城市当中。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接近70%，将有3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在未来的20年间，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城市化也不例外，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化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环境恶化、人口膨胀、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等。

《城市的胜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顶尖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于2011年推出的新作，这本书在美国经济学界与城市研究领域引发了热烈与持久的讨论。在书中，格莱泽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与震撼性的观点，势必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带来诸多启示。

人们对于城市的看法总是充满矛盾的，我们队城市的体验也是一样：复杂的城市环境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机会，同时还有压力和危险。对于这个问题，格莱泽是个理性乐观派。在他笔下，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意味着一种更富足、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在他看来，与低密度的郊区生活相比较，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一方面有利于通过交流沟通多元化而促进创新与发展（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并从这两方面同时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格莱泽对城市最大的信心，就在于相信城市对人类智慧的激发与聚合作用。人类的思想来自彼此的影响、启发，甚至辩难。城市作为浓缩的空间，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挤压得更近，这种密集性非常有利于思想的创造。开篇中，他以三个城市为例：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印度高速发展的班加罗尔与美国的硅谷。这是三个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城市，但它们的繁荣兴盛都得益于那种智力上的启发与合作，因此也才有了雅典的哲学家、班加罗尔的工程师与硅谷的技术奇迹。

城市意味着更高的人口密度，意味着繁荣的商业，于是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这是不容置疑的。关于城市的崛起，格莱泽在书中以班加罗尔为例，描述了城市崛起的过程。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们造就了成功的企业，而成功的企业吸引了更多的印度青年，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过上更好更优质的生活。高素质的人才往往都喜欢聚集在一起，通常情况下，大城市就成立他们的聚集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往往无一例外的分布在繁荣发展的大城市，同时这些企业也促进着它们所在城市的发展，为这个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才，这也是城市的优势所在。而对于这些企业，如果在小城市，也难以聘请到足够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关于我自己毕业之后所期望的就业以及生活的地方，我所期望的自然也是一些大城市。大城市不仅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能够提供更方便、更高质量的生活。

但是目前，西方的城市发展与我们有所不同，相对于全中国的城镇化，很多老一点的城市，如底特律、匹茨堡，正处于伤心的衰落之中。这些城市反而处在一种郊区化的发展之中，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如污染、交通等，使得有经济条件的人群渐渐的向郊区迁移，市中心反而成为了贫困人群的聚居地。同时过往的商路迁移，产业格局发生变动，这些城市挤满了低教育水平的居民，难以应对经济转型。在书中，格莱泽描述了底特律的衰落。之前大量兴建的住宅，如今却都几乎空无一人。“空旷的空间让人产生了“这里是一座鬼城”的感觉，底特律上空的亡灵正在为这座曾经的美国第四大城市所面临的困境唏嘘不已。”

格莱泽指出，城市的核心绝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其中的居民。是人群的聚集形成了城市，如果居民都没有了，何来城市呢？。聪明勤奋的居民构筑了欣欣向荣的城市，维持着城市的发展，这不是一条由建筑组成的好看的天际线能替代的。

除了忽略人而对建设狂热，格莱泽还批判了很多对于城市的偏见。例如关于贫民窟的问题。

柏拉图在2,500年前说过：“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每座城市都存在着贫困人口聚居区，西方称之为贫民窟，在中国我们一般称之为棚户区。贫民窟的好处已经被很多经济学者提及，格莱泽以里约热内卢为例，指出尽管贫民窟有着健康、治安等严重的问题，却给其中的居民带来了比巴西农村更好的生活，也给很多居民提供了社会结构上升的阶梯。我们有限制迁徙的习惯，也对贫民窟有着不同的政策。但是城市的吸引力还是自动引来一波波进城打工的人群，也确实提供了他们在老家难以获取的工资。

此外，面对城市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格莱泽乐观面对，并提出了一些应对之法。

城市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微城市带来了大量的人口，随之而来的便是贫困，拥堵等问题。由于人口的聚集过快，儿城市的空间有限，同时发展速度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了一些列问题。

对城市的贫困问题，他认为城市的贫困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某些方面反而是一座城市成功的标志。对我们以往的认知而言，这种观点自然是一种挑战。他认为，城市正是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接着给予他们发展的机会，最终目送着他们走向成功，然后又开始迎接下一批贫困人口的到来。国家的政策是要帮助穷人，而非贫困地区。你仔细琢磨这些观点之后，会发现它们很有道理。想想中国的打工大潮就会明白。因此，要真正消灭贫困，出路还是在城市的发展上。

对城市的交通堵塞问题，格莱泽以新加坡和伦敦为例提出了对策。1975年，新加坡向在中心城区驾车者征收交通拥堵费，使这座城市成功消灭了交通拥堵。2003年，伦敦开始征收交通拥堵费，也导致了交通流量的大幅度下降。

对城市的建设、拆迁、保护等问题，格莱泽同样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他认为，立体发展、向高空拓展，是城市重要的资本之一。如果旧城保护政策过于严苛，那不但会造成高房价，而且还使得城市只能在平面上扩张，从而加剧各种交通问题。未来，人们应该居住在“围绕着电梯修建”的密集城市里，而非居住在“围绕着汽车修建”的平面扩展地区（现在的美式生活）。尤其是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能够采取前一种生活方式，那对全球环境与资源来说将是一大福音。

书的结尾和开篇一样，以三座城市为例。意大利的米兰不仅仅是生产服装和提包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消费的圣地，充满了活力、时尚与快乐，是城市成功蜕变的一个绝佳例子。加拿大的温哥华不但有着优秀的城市规划，更重要的是，其合理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优秀人才，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对迪拜，格莱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迪拜好大喜功，应该脚踏实地，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而不是只着眼于商业上的哗众取宠。

这本是写的简洁清脆，一点也不枯燥。并不是满篇的理论，而是列举了例子，比如各个大城市繁荣或者取得成功的优势，比如东京、纽约和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比如失败的城市以及其原因，如底特律。

城市的胜利 篇3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Edward L_Glaeser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城市的凯旋》，引起了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等严肃国际媒体的广泛注意。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也发表了文章，题为《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我们心目中的环境主义先知梭罗描绘为一个罪恶昭彰的环境破坏者(梭罗的一次野炊，就烧毁了300英亩的森林!)，解构了瓦尔登湖的神话。

他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Matthew Kahn的研究揭示，美国的碳排放有40％来自家用能源和交通，其中私家车又是最大的排放源。私家车的使用，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人口越密集，私家车的使用越少。在家庭收入和住房面积同等的情况下，居住在人口密度大于1万／平方英里的地区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为687加仑。居住在人口密度小于1千／平方英里的地区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为1164加仑。

以波士顿地区为例，根据他们的估算，仅开车这一项，都市家庭平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起郊区家庭来就要少6700磅。如果把家用能源算进去，差别就更大了。从市区移居到郊区，往往是离开公寓搬进独门独户的大房子，这意味着，家庭用电将增长88％。标准的郊区家庭比都市家庭每年多排放6吨二氧化碳，其中包括4400磅的取暖排放和1800磅的电力排放。

所以Glaeser呼吁，如果你热爱自然的话，就远离瓦尔登湖，到拥挤的波士顿市中心定居。住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比住在森林中更环保。无巧不成书的是，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因为梭罗的崇拜者过多，瓦尔登湖人满为患，自然生态和景观都面临着危机。

在Glaeser看来，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而且还能刺激创新。高密度都市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进步的引擎。

但是，战后美国的都市化，实际上是在否定“城市凯旋”说。郊区化稀释了城市人口，造成了大都市的贫困和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中产阶级厌烦城市的多元性，宁愿搬到郊区，和自己经济状况类似的人生活在一起。表面上美国战后废除了种族隔离，但郊区化创造了新的社会隔离。城里的贫民窟和郊外的世外桃源老死不相往来，使富裕和贫困都世代化。美国原有的高社会流动消失了。

看看人口数据就知道。战后美国传统城市普遍处于衰落状态。其中最大的城市纽约，1950年时人口为789万多，到1990年降到732万多。芝加哥的人口1950年为362万多，到2010年时不足270万。费城人口1950年时超过200万，如今才152万出头。底特律最为明显，1950年人口接近185万，如今只剩下71万。我所在的波士顿属于中等城市，1950年时人口为80万，如今才61万多。而从1950年至今，整个美国的人口整整翻了一倍。

不错，一些新兴城市，如洛杉矾、休斯敦，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高速扩张。但这些城市都是铺张型的汽车社会。洛杉矾居民使用公交的比例仅为10％，休斯敦才5％多一点。

流失的还不仅仅是居民。1942年，企业巨头AT&T Bell把实验室从拥挤的曼哈顿迁移到新泽西州郊区。战后各大企业纷纷效仿，那势头颇像今日的“外包”。

在一望无际的郊区，企业盖的远不是一两栋楼，而是工业园、科技园。这使其工作空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白领们从自家位于富裕郊区的车房，一路开车到办公楼前空旷的停车场，无处不是梦幻般的田园景色。这种奢侈得超出前人想象的“田园资本主义”，成为战后美国的标志。

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田园资本主义”的能源瓶颈，环保运动的崛起，也使人们对汽车社会开始反省。于是，80年代初期兴起了“新都市主义”，其要旨是回归汽车社会以前城市设计的原则。注重创造步行空间，以公共交通特别是轮轨通勤设施为核心来设计城市，强调密集型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的运用。这样，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卫星城，彼此靠轮轨连接。如今，“新都市主义”已经成为城市理论的主流。

比较成功的例子当属纽约市。90年代，纽约的治安大为改进。从1990年到2010年，人口从732万猛涨到817万多。纽约居民通勤使用公交的比例接近55％，在美国大城市中名列第一。近年来，市长布隆伯格大力推广自行车，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导致远郊房市彻底崩溃，而都市和近郊则率先开始复兴。城市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镇定的胜利 篇4

一名上海记者在机场候机大厅里拍下了这样一幅照片:一位年轻的小提琴手, 在拥挤的人群中, 拉起了悠扬的乐曲。

他的眼微闭着, 十分陶醉。在他的周围, 不同肤色的人围在他的身边, 再远处, 是荷枪实弹的英国防暴警察。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画面。

在伦敦飞往美国的十多个航班差点被引爆, 在英国首相吓出一身冷汗, 在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时候, 事件的发生地, 一场“小型音乐会”却在上演。

乘客们是那么镇定、从容地欣赏音乐, 仿佛身边发生的极其恐怖的事情, 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9·11”事件中, 当双子楼遭袭, 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 楼上的人大多通过狭小的楼道逃生, 从80多层到底楼, 人们排着队, 有秩序地下来。

当消防队员冲进大楼时, 这些逃生的人们, 甚至为消防队员留出通道, 以便让他们冲上楼去灭火。如果在通道上, 争先恐后, 那将发生更大的悲剧。

他们的镇定, 让人感慨万千。

在灾难面前, 是什么让他们心静如水?这个答案我无从破解。但在我经历中, 西方人的冷静, 真的让人佩服。

有一次, 我在杭州的国际机场搭机去成都, 登机前, 刚好遇到了暴雷天气, 所有飞机都迫降上海, 我所乘的航班将误点四个小时, 候机大厅里挤满了人, 人们议论着, 走来走去, 有的在发牢骚, 还有的在指责机场的工作人员。

但是, 一些外国人却静静坐在一边, 他们或闭目养神, 或听着MP3, 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好像超然于这嘈杂的环境。

他们的冷静, 不得不让我们汗颜, 我们的愤愤不平, 我们的焦急不安, 不仅破坏了别人需要的安静, 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情。

是什么让我们无法冷静?

作家龙应台说, 安静度就是国民的文明度。这是一句需要翻译的话, 换言之, 一个国度是否文明, 往往会体现在声音上, 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它往往是安静的。龙应台还有一句话, 文化就是对别人的态度。许多镇静, 其实是一种胸怀, 一种高度文明。当双子楼在倒坍的时候, 还能从大楼里有序逃出数百人, 这是镇静的胜利, 这是秩序的胜利, 这是秩序后面蕴涵着的对他人生命尊重的胜利, 更是国民素质的胜利。

胜利的作文：胜利的滋味 篇5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大美杯”足球联赛。第一场，就是我们五七班和五八班的较量。我有点儿担心，因为五八班的前锋和中锋都是高个儿，球技也不错。

我们双方列好阵后，裁判员一声令下，比赛就开始了。五八班先发制人，一下子抢到了球，并向我们的球门跑去，“快!快!射门!杨佳兴。”他们的啦啦队喊道。杨佳兴也非常兴奋，一路带着球冲向我方球门,我紧张得不敢看了，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比分已经发生了变化——1:0。

我们的队员哪肯服?准备好中线球后，我们的前锋——李哲，开始了攻击模式。开始了，辛荣豪把球快速地传给李哲，一个远距离打门，刚好打到了守门员的屁股底下，守门员也刚好坐住，当他起来的时候，顽皮的足球已经滚到了线内。“耶!进球了!”我们的啦啦队欢呼着。“上半场结束!”裁判员说。我们双方进入了讨论阶段。

到了下半场,终于该我上场了。我是学校足球队的，一定能打赢他们。比赛正式开始，队员们抢到球后，传给了我，我一个漂亮的过人再接打门，为我们班进了一个球。

又该他们发中线球了，他们想给我们这边带，但是有我，我快速地抢到球，我先一个打门，被他们的球员档住了，我又一个打门，再次为我们班进了一球。就这样你抢我夺,双方各不相让,大约半个小时后,裁判员宣布比赛结束!“耶!我们胜利了!”我们最终以3:1的成绩获得了胜利。

这时操场上沸腾起来，我们队员相互击掌，拥抱。虽然脸上挂着汗珠，但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那种笑是努力拼搏之后的笑，是赛场上狂奔之后的笑。啦啦队也跑过来为我们加油、喝彩。在操场上，欢呼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回家的路上，天变得更蓝了，云变得更白了，草变得更绿了，花变得更清香了。小鸟在枝头唱歌，微风吹在脸上，就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我，一切都变得美好了。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胜利 篇6

城市与人

雅各布斯的讨论基本上是霍尔（P. Hall）在《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中梳理的历程，在她看来这一系列的观念和计划其实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城市成了牺牲品，而城市的根本是人的生产与生活，这需要创造一种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

半个世纪后，经济学家格莱泽（Edew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中吸收了雅各布斯的许多智慧，但是他不同意前者过于平民化和个人化的一些观点。比如，限制高度和保护老建筑能确保价格的可承受性，但高密度尤其是向高度垂直发展的城市，反倒可以使得更多的自然土地得以留存，从而更环保。保护建筑遗产虽然并非总是错的，却要付出代价——巴黎曾经因为接纳落魄艺术家而闻名，现在则是只有富人能享受得起的精品店城市。

作为一个从小在纽约长大的孩子，格莱泽对城市情有独钟，他坚信城市是人类最终定居的未来，这不禁让人想起道格?桑德斯（D.Saunders）那本《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的论调。格莱泽特别反感梭罗，那位因为《瓦尔登湖》而闻名的作家本人其实是引起森林火灾的祸首，他带有乡愿和表演色彩的隐居在当代只是意味着消耗更多能源，更污染环境。另一位声称“城市是人类的深渊”的卢梭也被他吐槽是颠倒了黑白。在格莱泽看来，人类的基本特征是互相学习的能力，城市让人们彼此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为那种能够让人类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经济学上的杰文斯效应（Jevons effect）显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格莱泽由此反驳那些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的人，因为电子检索和网络空间并不能代替人成为智力活动的中心，人际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反而加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让人更加成其为人。

城市与乡村

格莱泽的基本观点是反对美国式的郊区化生活，鼓励城市放弃平面扩展的方式，向纵向发展，因为平面扩张实际上带来了交通成本、能源耗费、碳排放的加大。城市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好处首先是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大幅度提高，其次是密集的人群对文化、艺术、科技进步起到的重要作用。好的城市是注重商业、贸易、教育与创新的，同时积极接纳新进入的移民，这样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如纽约。依靠重工业、受教育不多的工人的城市，在产业升级竞争力下降后必然会衰落，如底特律。福特式工业大生产为底特律带来了繁荣，却也造就了技能文化水平低的底特律人，埋下了长远的隐患，多样性的缺失导致城市衰退，因而他对底特律及“铁锈带”城市的衰败毫不同情——帮助贫困人口是政府的合理职责，但帮助贫困的地方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则不然。格莱泽有着经济学家那种“理性人”的市场迷恋，有时候可以看到Arthur O'Sullivan的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的影子，相信竞争能够使城市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维持较低的成本。

当然，城市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地方，尤其是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是城市批评者的重要根据之一。从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以来，城市观察者们往往都会将城市描绘为罪恶的渊薮、堕落的根源、暴力和丑陋的策源地。尤其是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做比较的时候，城市的道德也是颓败的，我们在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屡屡会遭遇这样的场景，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在浪漫主义怀旧病下构想出来的二元对立。格莱泽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城市造成的，即以城市的贫困而言，贫民窟不是造就贫民的原因而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他以里约热内卢为例，说明贫民窟比边远穷困的农村的生活还是要好，有意义的统计数据是长期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百分比，而不是静态的贫困人口比例，因为城市的吸引力之一正是大量改善贫困的机会。城市贫困因而会产生悖论：城市越是花力气解决贫困，它就越会贫困，因为会有更多的贫困人涌向城市；恰恰不是城市导致了贫困，而是乡村的贫困人口被城市所吸引了。

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格莱泽揭示了保护城市遗产话语背后的“邻避主义”诅咒。所谓邻避主义就是“不要在我家的后院动土”——居民都不愿意垃圾场、发电厂、火电站、核电站、殡仪馆等有着安全、污染风险甚至心理不适的基础设施建造于自家周边地区。这本来是个常见的自我保护心理，但它的危险在于很容易从原先的以抵制危害性风险为主转变为更加保守的心态，抵制一切可能改变现状的建设和生产。其结果就是走上维持现状的极端，冻结现有可能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通社區。严格一点说，这是“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降低其他人财产的价值”。邻避主义隐藏着两种巨大的心理学偏见，一种是现状偏见，即抱残守缺地依附于当前状态；另一种是影响偏见，过高地估计某一事件可能给他们的幸福带来的莫须有影响。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管制过严对于摆脱贫困来说是灾难性的，像孟买和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大型城市最需要的就是开发新型优良的房地产。

这种论调颇有为集约化大城市鼓吹的意思，其实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是个现代性问题，传统中国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还保持了与乡土的密切联系。即便是现在，城市也不足以构成对乡村的诋毁，特别是公共服务完善的发达乡村。无论是城市的垂直发展还是水平发展，根本问题是程度优化的问题。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在1960年代的追问现在依然不过时：“城市的地域面积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组织的自然但却恰当的调整相匹配？一个城市能够与社会组织的变化相同步的正常扩张速率应该是多少？”城市发展从长时段来看就像是生物的演化，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其大势不会为规划师或某个政府的抉择而改变。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胜利

格莱泽的长处是从能源和交流角度拓展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视野，但缺陷在于历史与地理认知的不足，只有带有历史的眼光观察人与城的认同、情感联系与现实利益，才能指向一种有切实未来感的瞻望。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将集约化城市的管理成本问题淡化了，也没有涉及资源供给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如果水和电供应不上，这个城市迅速就会垮掉。所以，仅仅强调人的聚合和创新是不可能解决城市的实际问题的。城市的规模、人口的密度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发挥聚集的最大效益，如何合理地安排城市空间才能让城市真正达致最优的人居环境，有待更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完善的教育、更恰当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因此，问题不是城市的胜利，而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够胜利。

某设计者曾经有段宣言式的言说：“如果确有一种‘新城市规划’，那么它不会以秩序和全能这两个相似的奇思妙想为基础；那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场；它将不再关注对或多或少的永久性研究对象的整理，而是关注潜能对研究领域的浇灌；它将不再以稳定的结构为目标，而是以创造新的领域为目标，这种领域能够调节拒绝形成具体形态的过程；它将不再是关于细致的定义和对范围的限定，而是关于对概念的延伸，对界线的否定，不是关于对实体的区分和识别，而是关于对难以命名的混合物的发现；它将不再为城市所困扰，而是关心如何运作基础设施以满足无休止的强化、多样化、捷径和重新分配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心理空间的再创造。城市已经四处扩散，因此，城市主义再也不会关注所谓的‘新’，只会关注‘更多’和‘改进’。它不会关注文明社会，而是关注文明欠发达的社会。”这段话可以补充格莱泽视野的单一和偏狭。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餐厅里的胜利 篇7

我找到了负责管理学生餐厅的巴尼特夫人,她答应给我在那里安排一份工作,如此我便能吃上一顿免费的午餐。

当我把自己必须每天中午提前下课的事情告诉班主任唐纳小姐时, 她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 学校规定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开饭,而我必须十一点赶到餐厅,把每个餐桌上的糖罐和盐瓶都装满。 除此之外,我还需不停地往柜台上堆纸盒牛奶,方便大家取用。 除我以外, 餐厅里还有其他三个女生跟我从事着类似的工作。

我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清理盘子里的残羹(ɡēnɡ),然后递给负责清洗的埃斯特尔。 我把镀银餐具从每个瓷盘上捡起、 丢入一个专用锅里;餐巾纸丢进垃圾桶;盘子里没吃完的东西倒进垃圾箱。 起初, 我总是用勺子刮剩菜,但是学生们因为赶着上课的原因,都吃得很快,没多久盘子就堆积如山了。 我只好卷起袖子,用掌心当抹布,把盘子里的东西迅速擦掉。 米饭、 土豆泥和甜菜什么的都比较好清理,抓在手心里还热乎乎的。 最难弄的当属肉汁和各种派里面的馅(xiàn)料,需要用技巧才能刮掉。 递给埃斯特尔的盘子必须保证是干净的,随后,她会把盘子放入钢丝笼里下水煮。

起初,我很羞愧,不想让同学们看见我刮剩饭的狼狈样。 但是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眼里只有我的活,干得是越来越麻利。 后来我用两只手同时清理两只餐盘,没有任何残渣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我和埃斯特尔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常常因为彼此汗流浃背, 就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样子而大笑。 每天我清理数百个盘子递给她,在这一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把任何餐具掉到水泥地面上。 我学会了如何巧妙地避过果汁和酱料,不让它们飞溅到我的衣服上。

即便所有的学生离开餐厅以后, 我的工作也还没告结束。 我得把废纸桶里的废纸拿到学校后面的焚(fénɡ)烧炉去焚化,彻底烧干净后才能返回。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 唐纳小姐总是要瞪我一眼。 不管我洗了多少遍手,指尖仍然散发着一股剩菜味。 一下午,我都要接受目光的洗礼。 班主任看到我就会皱眉,其他学生则露出羡慕之情,嫉妒(jí dù)我能离开教室达两个小时之久。

两个月后的一天, 巴尼特夫人把我们四个为餐厅打工的学生纠集在一起。 她说县卫生部门要求, 但凡在餐饮场所工作的雇员都需接受食品安全和卫生课程。 上课地点为市政厅, 上课时间要持续两周。 课程每天讲两遍,我们学生参加上午10点开讲的那一场。

每天早晨都能进城, 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唐纳小姐时,她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还不如不来学校。 ”她说。

那时候,我们还很少有机会能够进城。 每天早晨都感觉自己是在进行一趟新奇的旅程。 我们所搭乘的送面包的卡车里只有一个位置是给司机的, 我们四个学生必须站在面包堆里,紧紧地抓着放面包的铁架子不松手。 司机每次拐弯时都忘记了我们的存在, 但是每次上车前他都会反复叮嘱我们, 一定不能把头露出来,不然老板知道他载人的话,是不会放过他的。

上课地点在一间地下室, 给我们上课的人就职于州卫生局。 班上只有我们四个孩子, 其他人都是服务员、厨师或是餐厅负责人。 当我们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

下课以后,因为进餐厅的时间比平时晚, 所以我们需要加快工作节奏,与此同时,我回到教室的时间也更晚了。 班主任的脸一天比一天难看。 有一天我刚进门,她就说:“欢迎回来,世界冒险家。 ”听到这句话,很多人都笑了。

下雨时, 学校后面的焚烧炉就派不上用场,必须把废纸桶拿到学校的地下室去,那里有一个火炉可以用来燃烧废纸。 看门人耐心地教我如何戴上厚厚的大手套并打开炉口, 可惜我总是不得要领, 把纸扔进去就会带出黑烟,在衣服和身上留下痕迹。

卫生课的最后一天,天空中下着大雨,等我赶到地下室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因为着急出了很多汗, 下意识地用那满是炭黑的手套擦了擦额头。 回到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对着我大笑起来。

“罗伯特,你过来一下。 ”唐纳小姐说。

待我走近她的办公桌, 唐纳小姐从里面掏出一张面巾纸,然后用它擦了擦我的脸。 把我脸上的煤渣彻底擦净后, 她让我面对全班同学站着。

“不来上课,就知道满世界闲逛。 看看你都得到了什么? ”她说着扬了扬手里变黑的纸巾,然后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掴(ɡuó)在了我的屁股上。

全班再一次哄堂大笑。 不同的是,这次的笑声非常整齐。 我也跟着笑了,因为一种自豪感在我的心中升起,可以说我知道我赢了:我在城里开了眼界,我错过了一些课程,我惹恼了唐纳小姐, 但小小的我战胜了那么多看似不能逾越的困难后, 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午餐。 就像生活里的不如意一样,这一巴掌有啥大不了的。 我该大笑的,不是吗?

建筑与哲学的共同胜利 篇8

It is said that when Genghis Khan was seriously injured after he lost the bell in Tungusen,he repeatedly advised his inheritors to destroy Tungusen including its civil and the will came true not long after Genghis Khan’s death.It’s so pity Tungusen’s culture isn’t existed today,however it also tell us that the strong power of civil provides the coherence power to an ethnic group.The power involves material for existence and the ideas for progress.

Architecture is a composite and is also a projection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ving attitude,it is material but also beyond material,it’s also rational.Meanwhile,as the core of civil,philosophy more and more becomes the important way to help person to find out inner logic for development.

This“Attention”is organized in highly abstract frame and finally named as“Architecture·Philosophy”,it means architecture and philosophy is not just different but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deeply.We try to find out the way for architects to improve their logical derivation and deductive analyzing method,more than that,it is also a bold prediction to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据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重伤而亡,临终前叮嘱继承者:将西夏灭绝。于是善战的蒙古人最终不仅将西夏人的城市、庙宇、田园摧毁一尽,更是彻底地废止了西夏的文字,消除了几乎所有关于西夏文明的记录,让曾经灿烂过的西夏文明不仅连残砖断瓦都没有留下,甚至吉光片羽的历史资料也没能残存。由此,一个民族的兴衰,在于其文明的境遇,伟大的文明不仅包含征服一切的物质力量,也包含着人们对自身命运进行的不断思考,以及民族精神生命力和生存的逻辑。

建筑,作为反映着一个民族智慧和生存态度的凝聚体,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直接的、最表象的反应者,既包含了很多感性的,态度上的内容,同时亦有更多超越物质的理性内容。而谈及一个伟大的文明,则必须考虑包含其中的伟大哲学。人类从17世纪开始进入了理性认知阶段,并不标志着偏重形象思维的学科逐渐势微,而是帮助他们更清楚地认清自身内在机理,注重不同的发展逻辑,这是一场伟大的共赢。

浅谈王胜利的油画特征 篇9

王胜利的绘画没有采取太多的戏剧情节性的文学叙述方式, 而是注重画面本身的技术语言, 是用一种自然随意的视觉, 去获得瞬间的却不乏深刻的心理感受。王胜利与一般当代画家不同的是, 他的绘画主题就是生活在社会上的普通人们, 所散发的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画面没有通常意义的沉重感, 而是人们亲切熟悉的一种生活。画家喜欢描绘阳光下的人们, 灿烂明亮的空间, 清澈纯净的微笑, 绚丽和谐的景物, 画面中始终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其创作难度不言而喻。他在油画实践中着力研究通过形体轮廓线的微妙变化和明暗转折的加工和处理, 赋予原本简单的形象以丰富的艺术造型。我国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先生认为, 轮廓线是画家对对象最开始也是最全面的认识。他的《红枣》、《瑰宝》、《红苹果》等作品就充分体现了他这方面的充分认识和成熟的艺术处理。在王胜利的画中, 人物形体整体概括。他对各种形体加以取舍, 取其本质, 舍其皮毛;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取其主要, 弃其琐屑。

纵观王胜利的作品, 不论是时间较长的, 还是时间较短的作品, 他都尽量注意形与色的结合, 笔触肯定, 色随形转, 构图也是轻松闲适的, “王胜利的油画语言的探索, 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划画, 细心地把握着人物的神态, 往往从人物造型入手, 将光感、色彩, 构图合理地构成了严谨别致的绘画语言, 使人物生活在真实的环境之中, 井注入了‘以形写神’的艺术理念, 使画面语言与人物性格合理地统一在一起, 表现出华贵亮丽的人物精神气质, 从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在写生色彩的基础上, 将内心的艺术意象, 通过笔触的准确表达, 拓展着油画的艺术感染力, 合理地传达出人物所具有的精神风貌。”

二、本土化的绘画语言

王胜利先生也是油画本土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杰出实践家。王胜利先生油画作品中更多地反映出地域文化。他的作品喜欢在在俗中求大雅。在油画“本体”问题的探索上, 中国古典写实油画不同于西欧古典油画所表现出的思维逻辑。与欧洲传统画家一样, 王胜利先生在艺术中不屑追求的就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古典精神。他始终认为, 中国油画应该具有中国本土的文化特征, 而将中国传统绘画作为背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引入油画, 也是王胜利先生的一大特色。他在绘画技法以至写实观念和重视东西文化的融合方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王胜利先生在艺术创作上超越现实, 表达理想从而进入了自由抒发的境界。他处理画面, 注重造型上的单纯和沈练, 色彩上的浓郁与协调, 以及人物和背景的单纯, 以达到整体的艺术效果。在艺术构思与处理上追求生活中高尚和谐、理想, 甚至近乎圣洁的美。想体现一种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让人自然的产生一种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他的绘画风格多是在含蓄中求整体, 求理想, 求精神, 同时又是在平面中求笔触微妙含蓄, 单纯中求内容丰富, 严谨中求线条整体流畅, 柔和中求色调优美典雅, 其次, 王胜利先生的用笔技巧非常讲究。他用笔简练、精细, 非常注重质感和空间感。他加深了对油画语言和特性的理解, 促成了自己在艺术追求上的又一次飞跃。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再现对象, 而要在绘画上体现出自己的审美理念。

三、善于寓巧于拙

王胜利先生作品善于寓巧于拙, 深得书法妙理, 他认为学油画如同学书法, 先正后草。人人都可依据日常物象描绘出线条, 唯有艺术家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关系的综合, 才是绘画、尤其是素描的真正目标。他曾把靳尚谊先生和谌北新先生的绘画很形象地比喻成书法中的颜体和草体, 认真加以揣摩学习。真正的艺术家不会事先为自己设定某种风格, 其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作画中所出现的偶然或潜在独特因素或效果、巧妙地加以强调与发展, 遂成独具一格的样式的漫长过程。

总之, 他对传统的理解和他的气质决定了其选择, 他的作品, 更多的是‘写’, 是画意, 非常讲究用笔、肌理和法度, 每张作品中极其注重坚实的素描和严谨的造型, 包括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步骤。收放自如。王胜利先生作品有些地方用笔大笔挥洒自如, 很随意、绘画性非常强。有些地方是拿刮刀刮出来, 薄的厚的层次很丰富。如同中国水墨画, 王胜利在研究油画的笔墨的生动性, 这属于东方的情趣。“王胜利……色彩明快、笔触肯定, 格调清新, 直抒胸臆。在这些作品中, 题材的意义逐渐让位于情感的抒发, 结构的严谨隐含于色彩的张扬, 使人有出三峡心胸豁然开朗之感。这批作品体现了他对油画艺术语言的理解, 正在发生由形向色, 由色向气的转换。也就是说, 王胜利意识到要用中国传统精神来审视油画, 寻求油画语言的东方气韵, 以一种中国的眼光来探求油画的本质……”王胜利认为艺术家必须创新, 没创新, 就没有发展。他认为创新是建立在有法度有基础上的, 一切观念都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和一定的技巧能力表述出来的。

四、小结

王胜利先生是在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杰出油画家和美术理论家、教育家。他把欧洲传统古典油画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民族艺术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他的作品处处体现出一种静穆、单纯和典雅之美, 在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油画之路必将启发和激励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 创造出更多、更加美好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赵农.高原阳光——王胜利的油画艺术[j].美术观察, 2011 (09) .

高原阳光——王胜利的油画艺术 篇10

西安美术学院院长、画家王胜利教授,多年来关注和研究在高原生活的人们,一直用手中的画笔捕捉着灿烂的阳光和动人的笑容。其丰富的感情也来源于画家多年的艺术积累,以及对生活和艺术的独特理解。如今的王胜利迈着在油画语言探索中明确而稳重的步伐,于古典写实主义绘画的基础上,不断融进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这些作品是亲切的也是绚丽的,是平和的也是典雅的。

中国西部高原是一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长期生活在西北的王胜利,对这片黄土地充满了热爱之情,从周秦汉唐的历史文化遗存到星河灿烂的民间艺术,从长安画派的艺术成就到黄土画派的艺术探索,西部文化艺术的辉煌不断感染和激励着王胜利。因此,当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一经王胜利的精心描绘,便生发出闪烁的灵光,引起观众的遐思与流连。

许多先贤前辈为中国现代油画的进程进行了不懈努力与探索,东寻西找,实验着不同的流派与主义。其中,写实主义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积极有效的补充。写实主义所采取的技术形态,需要对油画的色彩、结构、技巧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而,作为一个画家,应该耐得寂寞,沉着坚韧,不断探索,去追寻生命意识的张扬。

王胜利年轻的时候,曾追随著名画家靳尚谊先生。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与靳尚谊、林岗等许多老画家结下深厚的友情。同时,这也坚定了王胜利的写实主义艺术立场。在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谌北新先生的研究生后,王胜利勤于探索,刻苦自励,阅读了大量的艺术书籍,并且多次奔赴各地写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开放与冲撞的大潮中,许多画家改换门庭,追逐现代主义的时候,王胜利通过独立的艺术思考,明确和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因此,1985年油画作品《军校新秀》入选“国际青年美术展览”并荣获了三等奖。1989年他的研究生毕业创作《瑰宝》荣获了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铜奖,为陕西争得第一枚全国美展的油画奖牌,亦向世人证明了一个具有艺术潜质的油画家的水准。次年《瑰宝》又代表中国参加了法国秋季沙龙,引起轰动。当时的中国美协书记雷正民在总结中谈到《瑰宝》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油画,深受外国观众喜爱,许多人提出要购买。1990年意大利《美术》杂志刊登弗兰女士和劳拉女士的专文,介绍中国当代油画。王胜利的《瑰宝》与其他几位青年画家的作品,在意大利产生良好的反响,引起了艺术家和公众的浓厚兴趣并得到好评。

靳尚谊先生为当代中国油画界的巨擘,谌北新先生的写意油画影响广泛。而王胜利在青年时期能够得到他们的严格教诲,的确是一种有益的人生机缘。因而在王胜利的内心中,时刻保持着个人的、对民族文化的追求意识,并随着艺术实践的深入,不断尝试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油画语言。

当王胜利把目光投向生活在西北高原人们的生活时,这种萌生于内心的文化情结似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艺术语言,使王胜利的艺术创作热情犹如井喷一般。

1996年他精心创作的《黄河谣》参加“中国油画肖像百年展”获得广泛好评,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著名油画家尚扬撰文《王胜利和他的〈黄河谣〉》。其中写道:这是一幅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看到王胜利所画的这位陕北老人,我感到如此熟悉,悠久岁月塑造出陕北人共有的品质和画中老人特有的个性风貌全在画上。我似乎能叫得出老人的名字。从《黄河谣》中可以看出王胜利对陕北农民的了解和对他们性格的贴切把握。油画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画面简洁、朴实无华、含而不露,寓巧于拙的写实风格比那些风格华美的作品更能使人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1999年他的力作《红枣》再次在第九届全国美展获得铜牌奖,并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赴日本、我国香港等地的精品展。《红枣》成为王胜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许多报刊、画册介绍并印成单幅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红枣》中的乡村姑娘,娴静朴素、韶华初露,憧憬着人生的美好希望,红枣的丰收亦是人生的甘甜,画面格调高洁,于含蓄中见亮丽,在温和中显雅致,亦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感。2003年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中,他担任了艺术委员会评委,作品《六月的阳光》作为评委作品展出获得好评,并受到多位收藏家的追逐。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展中,王胜利成为了22位评委之一。他的新作《秋阳》作为评委作品展出,展示了王胜利作品阳光灿烂的新面貌,也预示着他将进入一个创作的黄金时期。

近来《黄河谣》作为王胜利的代表作,再次参加了“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和“大河上下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两个大展。一个是中国油画的百年回顾展,展示了中国油画百年的发展历程和重要画家代表性作品;一个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油画的当代面貌和产生过社会影响的经典代表作品。参加这些在中国油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大展,使王胜利在当代中国油画界中有了自己的位置。

因此,当《黄河谣》(1996年)、《红枣》(1999年)、《藏北驮队》(1999年)、《六月的阳光》(2001年)、《秋阳》(2004年)等油画作品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时,其作品散发着独特的艺术感召力,引起了美术界许多人士持续的关注,也使中国当代油画有着后浪推前浪的经验证明。

当代油画是一种充满张力和激情的艺术,容不得含混和模糊。王胜利的绘画没有采取太多戏剧情节性的文学叙述方式,而是注重画面本身的技术语言,是用一种自然随意的视觉,去获得瞬间的,却不乏深刻的心理感受,因而笔触是圆润平和的,构图也是轻松闲适的。王胜利与一般当代画家不同,一直描写着生活在普通社会的人们所散发的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画面没有通常意义的沉重感,而是人们亲切熟悉的一种生活。画家喜欢描绘阳光下的人们,灿烂明亮的空间,清澈纯净的微笑,绚丽和谐的景物,画面中始终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王胜利精心地刻画着熟悉的人们,从一丝不苟的细微笔法中展示出他多年来的艺术积累,这也许与画家早年在部队生活的历练有关,但是更多的应是一种明确的人生姿态。

王胜利的绘画语言,是在写实主义的立场上汲取了印象主义某些外光技巧,甚至有意将中国写意性的语言,尝试地融入画面中,如《红苹果》(2009年)、《祝福》(2003年)、《塔吉克姑娘》(2008年)、《小扎西》(2001年)等,这些有益的探索,一方面增加了油画斑澜多姿的肌理效果,而色彩点划亦浓缩了画面的时空,凝聚着饱满的艺术张力;另一方面也使画家的艺术激情得以宣泄,增加着画面的艺术深度,也加强了油画色彩的真实意义。因此,王胜利的油画语言的探索,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细心地把握着人物的神态,往往从人物造型入手,将光感、色彩、构图合理地构成了严谨别致的绘画语言,使人物生活在真实的环境之中,并注入了“以形写神”的艺术理念,使画面语言与人物性格合理地统一在一起,表现出华贵亮丽的人物精神气质,从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在写生色彩的基础上,将内心的艺术意象,通过笔触的准确表达,拓展着油画的艺术感染力,合理地传达出人物所具有的精神风貌。他近期创作的大型作品《高原盛会》,人物刻画深入生动、场景气象宏大,描绘了当代藏民的精神风采,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震撼力,是他新时期的力作,显示着画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艺术风范。

王胜利不断地寻找着动人的画面,因而高原上的人事景物,无论是田园牧歌的回忆,还是漫长旅途的一瞥,点点滴滴地进入到自己的绘画语言中。他也从容不迫地把握着人物的神态以至内心世界,构成了一种优雅的充满生气的艺术风格。因此,画面中的高原汉子在沉稳寡言的表面下,蕴藏着刚烈坚强的心性;山村姑娘的美丽动人更是一种淳朴的生活品质。

乡土情怀的表达,也使王胜利积极寻找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辽阔广袤的高原地带,人们的生存方式,是积极乐观的,甚至是清澈透明的。这种未经现代文明浸染的乡村,又何尝不是一种人间美好的向往与回归。因此,无论是黄土高原的老树、土墙、石碾、篱笆,还是青藏高原的牦牛、雪山、帐篷、寺院,这些乡土人物生活的环境,不但构成了画面语言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也注入了画家个人的深厚情感。

近年,王胜利有机会多次出访欧美等地。在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的参观中,在与同行们的交流中,积极汲取着丰厚的艺术营养,也使王胜利不断地了解着国际绘画的发展现状。但是王胜利仍然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观地看待着中国油画的进步与发展,积极探索着自己的油画语言,坚定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并不断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优秀作品,以期获得人们更多的关注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