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分工（精选十篇）
社会化分工 篇1
一、社会团结的发展历史
1、机械团结
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或氏族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湮没在广泛的集体意识中, 自由和个性不能得到发挥, 集体意识通过严苛的刑罚与律令惩罚各种危害群体相似性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物与人的关系一样存在隶属性质, “那时个人与头领的关系同今天物与人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野蛮的暴君与他的臣民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以及罗马家长与其后代之间的各种关系, 都无异于占有者与占有物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 这些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因此,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必然是机械的 (涂尔干, 2000) 。”共同意识维持了彼此相似的同质环节的团结, 许多家族构成氏族, 许多氏族构成部落, 这种环节社会借助代表共同意识的中介机关 (国家和君权) 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力, 维持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和团结。
涂尔干认为, 维持机械团结的基础是集体意识与压制性制裁。“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 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涂尔干, 2000) 。”集体意识不属于法律、政治、科学等精神范围, 它只是一种社会相似性。在社会早期, 对侵犯集体意识的当事人实施惩罚采用的是压制性制裁。这种制裁以排他性的严苛甚至残酷为特征, 是最根本的社会相似性的产物, 它的作用就在于维护这种相似性所产生的凝聚力。刑法作为压制性制裁的代表就是要保护这种力量, 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衰微下去。与此同时, 刑法始终坚持维护所有人之间相似性的最低限度, 使个体无法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安全。
2、有机团结
现代社会的团结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职能的相互依赖上, 以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与有机体类似, 分工明确、个性鲜明, 共同维持着整体的运行。环节组织的特征是各个部分是相似的, 将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的形式也是相似的, 一个环节脱离了整体还能继续存在。分工制在最初是模仿环节组织的, 它包揽全局, 生产汽车的工厂负责汽车所有的生产工序。随着同类行业竞争的加剧, 它逐渐摆脱这种形式, 只生产区别于其他公司的汽车的某个零部件, 成为彻底的分工组织。
维持有机团结的条件是各类专门性规范和恢复性制裁, 专门性规范制约着每个分工组织乃至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个人的角色和职责, 以民法、合同法等为代表的专门性法律起着制约和恢复各类分工组织正常的职责的功能, 它依据正义和公平恢复组织之间原本的和谐的关系状态。
二、分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涂尔干认为社会密度的增加 (交往频率) 、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等条件共同促进了分工的形成。“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 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 (涂尔干, 2000) 。”而社会的成员越多, 如果仍然按相同的职业谋生则会导致残酷的竞争, 在竞争的压力下, 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除了社会容量、社会密度的增加, 城镇发展, 沟通和传播变得便利等主要因素使分工得以产生外, 涂尔干还阐述了集体意识的式微、传统和遗产继承对个人人生历程的影响变小、个体独立个性的增长等次要因素对分工的作用。
涂尔干描绘了原始社会的变化趋势, 即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社会类型的过渡历程。环节社会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有限, 狭小地域产生的规则和集体意识可以事无巨细, 规定到个人的一言一行。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 活动范围越广阔, 这种整齐划一越渺茫, 集体意识难以约束更广泛的群体, 只能化为一般性的规则, 个体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抽象规则一旦被确立下来, 个体就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意加以利用, 共同意识的地位也逐渐削弱。与此同时, 人们之间的物质密度 (单位地域上的人口) 和精神密度 (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 增加, 集体意识、传统、遗产继承对个人的约束变小, 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带来的财富和经验越来越重要, 个性得到彰显。氏族中传统的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取代, 发展成村落、县和省, 氏族失去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凝聚力, 工匠和其他外来人进入本地政治单位越来越容易, 随着地域群体日渐失去其自治力, 有实力的城镇发展自己的工业, 满足周围的村落的生活需求, 在激烈的竞争中, 同质的产业逐渐倒闭, 特色的产业存留下来, 各种大学城、工业城, 棉纺织城市、钢铁城市林立, 以有机团结形式存在的社会理想类型取代了以机械团结存在的环节型社会。
在涂尔干看来, 中国人口众多, 但劳动分工没有随着社会容量的增大而得到发展, 原因在于社会密度没有在同一时间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 “一个社会如果其中的最大环节还保留着低等社会类型, 那么它的环节结构就非常突出, 它的社会组织也会滞步不前 (涂尔干, 2000) 。”在笔者看来, 此观点有待商榷, 在费老的“乡土中国”里, 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 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 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密度, 共同维持乡土社会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 1985) 。在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 从乡村集市到城市中的商品集散地层层递进, 商品交易市场自成体系, 城市结构并未趋同于乡村结构, 并非处于低等社会类型 (施坚雅, 1998) 。在明末,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而社会分工和工业进步未实现的原因应归于几千年封建经济的惯习和封建集权威力强大阻碍分工的发展, 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 当统治者好不容易意识到“变”的必要时, 外国的坚船利炮来了, 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进步。
三、分工如何产生团结
1、分工的道德属性———产生有机团结
由于社会的进步带来的分工具有道德属性, 并通过表征和内涵体现出来。分门别类的法律与规范是分工的表征, 而人与人之间基于职业的有机团结是分工的内涵。与分工带来的提高工人技艺、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功能相比, 涂尔干更加强调分工的道德属性。分工组织的出现与壮大使同一产业链条的各个公司之间, 同一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了, 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率, 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
涂尔干认为, 社会团结不是靠社会关系纽带的数量而是靠关系的强度来表现, 这种强度通过发生断裂的可能性来衡量, 而分工不发达的原始或野蛮民族的人民极易脱离群体。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 冶炼厂、棉纺厂与采矿地的联系, 汽车零部件生产公司与汽车生产巨头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足以说明有机团结的强度。环节社会权威组织的各种职能由于社会的进步、分工的出现而被各种专门职能机构覆盖, 职能的减少带来权威组织活力和权力的减少, 难以维持成员之间关系的强度, 而中央机关吸纳了权威组织职能相似的部分。分工越发展, 个人就越贴近社会, 受到各种组织和职能规范的制约, 凝聚力也就越强。
2、有机团结与契约团结
社会劳动开始分化后, 契约关系发展起来。人们之所以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 是因为简单或复杂的劳动分工使劳动者双方产生了相互需要, 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有机体的一个器官, 但彼此的关系和依赖意识并不能解决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基于人性的自我利益会导致契约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 社会纪律的化身———法律机制能调节契约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让经济和社会活动按正常秩序进行。“一切契约都假定, 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 社会不仅时时刻刻准备着介入这一事务, 而且能够为契约本身赢得尊重。在恢复法所规定的每一种关系里, 甚至在那些看上去完全是私人的关系里, 社会是存在的, 尽管人们不觉得, 但至少在通常的情况下, 社会仍旧是最本质的 (涂尔干, 2000) 。”法律通过指引公民应该追寻的目标或干预公民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发挥作用, 但这种制裁是恢复性的而不是抵偿性的。
3、关于职业团体的构想
涂尔干基于分工带来的各类职业团体提出了自己的宏伟构想:按职业划分的法人组织取代地方或区域的行政划分, 使法人组织具有政治色彩, 地方的法人组织与全国或国际范围的法人组织是个性与共性的区别, 法人组织不止制定道德和法律的规定, 还是公共活动的中心。当国家与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时, 法人组织是弥合这种鸿沟的良药, 公意在特定范围内得到传播, 同一职业团体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 即职业道德规范, 违背这些规范的人将遭到法人团体的一致指责。如果次级法人组织的凝聚力够强, 个人的功利性与自我取向就会削弱, 社会才不致成为一盘散沙。
四、消除危害有机团结的因素
针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原因, 涂尔干持乐观的社会均衡论观点。他认为并不能将危机归咎于劳动分工本身, 而是分工由于种种原因偏离了“正常”形式, 分工就像所有生物事实一样会有许多病态的形式, 它既可以带来团结, 也可能带来相反的后果。
“正常的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 并不在于这种以分化的方式提高了生产率, 而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 使‘社会’成为可能 (涂尔干, 2000) 。”而反常的分工将是危害社会团结的不稳定因子。针对现代社会的三类反常的分工:失范的分工 (由于规范或制度缺位、未适应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 如劳资冲突) ;强制的分工 (基于阶级和继承导致的在分工中的特权, 与其相对应的是自发的分工) ;不适当的分工 (分工中的个人能力没有充分发挥或者有无用的岗位) , 涂尔干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如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的宏观调控;随着分工的发展带来的关于规定分工者关系的规范的出现和完善;和平解决由强制的分工带来的冲突, 将竞争限定在可接受的程度;使劳动更加组织化和集约化, 减少不必要的岗位, 使个人能力得到发挥, 满足个人职业兴趣等。“社会不仅没有强迫个人从事某种特定的职务, 而且也没有对个人获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地位设置任何障碍。社会的构成只有在社会不平等能够明确表现出自然不平等的情况下, 劳动分工才能自然而言地产生出来 (涂尔干, 2000) 。”
五、结论
涂尔干根据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分析了分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功能, 指出法律对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的作用。他阐述的三类反常的分工在当今社会依旧存在, 书中的各类命题和结论的“张力”以及他为缓解或消除反常的分工所开的“药方”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仍具有建设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当今社会, 社会经济和分工的发展使得原先存在的共同意识 (道德规范) 遭到破坏, 虽然各项专门性法律和制度不断健全, 但也无法阻止每个人在功利性和利己主义的“指引下”活动。分工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科层制的日趋完善, 个人的工作、生活被分成很多条条块块, 只需完成分配给自己的那一部分, 只需按着程序一步一步走, 自我取向越来越明显, 狭隘和自私就生成了。社会舆论甚至会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对个人的道德伦理错误表现出莫大的宽容, 共同意识与法律之间的留白一再被拉长, 道德规范只能靠个人的修养和自觉去践行。
涂尔干认为, 分工越发展, 个人就越贴近社会 (受到各种组织和职能规范的制约) , 凝聚力也就越强。应该看到的是, 因为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 即个人因为受到组织和职能的规范的制约而行动一致和团结, 但从微观角度看, 劳动只是个体生命历程的一部分, 如果劳动中的互动、活动和感情交流少, 个人在家庭、朋友、邻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 那么由分工的组织和职能所维系的团结也不会牢固和长久。我们可以完成一项交易而不用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制度保障的“系统信任”, 我们不一定非要将交易建立在“人格信任”上。这种弱关系和匿名性的广泛应用都使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另外, 个人虽然在分工的扩展中越来越依赖他人的劳动, 但是越来越不依赖特定的他人, 这也使我们形成一种“虚拟的独立感”, 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邹晨新, 2013) 。分工组织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共同意识的消亡, 国家作为调控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机关, 应倡导和采取发展和复兴传统道德文化、公平和效率的经济氛围等共同意识的行动;与此同时, 法律和行业制度应完善与契约相关的奖惩制度, 保障公平竞争环境, 降低失信或作假等可能带给公民和社会的风险, 并增加对失信方的约束和惩罚机制, 以此消除和缓解反常的分工带来的失序。
摘要：本文结合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 概述了涂尔干以两种社会团结形式为标准的社会类型的划分和维系社会类型的基础, 并介绍了涂尔干的分工产生社会团结的构想: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产生了社会团结, 但也带来了危害团结的反常的分工形式。
关键词：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反常的分工
参考文献
[1]埃米尔·涂尔干著, 渠东译:社会分工伦[M].北京:三联书店, 2000.
[2]费孝通:江村经济[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
[3]施坚雅著, 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社会实践分工 篇2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策划，实践活动的讨论，负责表格打印，负责调研过程简述，正文的参与，问卷调查的参与，数据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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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负责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和小组的其他成员讨论此次社会实践活动的思路，制定出相关的计划，参与并确定社会实践活动的策划和实施。在小组其他成员的共同讨论下，我们确定了项目的名称，大体的分工，与实施计划。收集了与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兼职信息，为实践活动的开展确定了方向和目标。在所有计划定位后，开始了此次的实践活动。
第二部分为信息的汇总与整理。在此期间，我负责整理各成员收集的信息，其中包括大学生对兼职的概念，态度，做兼职的目的，以及兼职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等信息。针对这些信息做一些简单的汇总与结论。
从批判劳动分工到探索真实社会公正 篇3
关键词：高兹；生态公正；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D0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62-04
作为一名典型的“由红到绿”的理论家，高兹的理论经历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了早期理论的政治化和“后马克思”转向，从技术、分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等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从1965年到70年代初，高兹开始把生态学作为其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新的维度。这一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控制着整个世界的主要资源，对全秋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使得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在这一背景下，高兹具有创造性的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确立社会主义作为其批判的目标。高兹从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和方法，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他的公正思想，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文试图从高兹的代表著作以及现当代国内外学者对高兹理论的研究中，寻找其理论所体现公正思想并加以论证，进而从对高兹的公正思想研究中得到借鉴，应用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当中。
一、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技术导致不公正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不公正表现
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研究既指出了它为生产发展带来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积极影响，也明确地指出了其对社会公正带来的消极影响——产生阶级和社会不平等。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却恰好将劳动分工的消极影响遮蔽掉了。高兹在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上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结合，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①
从工人自治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阻碍了工人主张实现自治。高兹将工人自治最直接定义为实现权力的分散和自主，而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厂内部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行分工，也将工厂从原先独立的生产商品的经济单位变为和其他分散开来的工厂共同生产的生产单位，各工厂之间相互牵扯相互依存，工人的自主性化为一纸空谈。
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观点看，高兹认为实行劳动分工的原因在于资本增殖。“在工场手工业中，就像简单的合作一样，整个的工作团体就是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大量细节化的劳动者构成的机械装置属于资本主义，所以劳动的组合导致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②这就出现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工人自主性受到牵制，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但是资本家们不会放弃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追求，所以就出现了非公正性的强迫劳动。
（二）资本主义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公正表现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劳动分工？高兹给出了解释：“……正是工厂的技术，强迫实施某种劳动的技术分工，这种技术分工转而要求有某种服从的模式，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因此技术明显地是工厂里一切事情的母体和最终根源。”③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去，更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他敏锐的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
从生产技术与工人的关系这一角度看。一方面，在技术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前，具有专业生产技术的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渗透，原先拥有生产权力的工人不得不将权力交给之前他们所操控的机器，人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庸。另一方面，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被机器取代的同时，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宣告终结。当原先拥有的技能已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工人也就失去了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的机会。
从统治技术与工人的关系这一角度看。高兹着力批判“技术中性论”，在他看来当科学技术被应用于某种社会当中去时，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的。资本主义技术最终还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实现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终极目标。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公正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不公正的表现
1.社会环境的不公正
一方面，当“更多更好”取代了“够了就行”，人们的社会生存环境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只留下金钱关系，追逐利润和效率的结果产生了贫穷与富有鲜明的对比和对立，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只能停的重复着僵化劳动，而享受不到任何利益所在。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已经倾斜。另一方面，人们的自然生存环境也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只留下工具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可分的关系被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目的所掩盖。为实现经济的增长而漠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揭露了经济理性对于自然的界的破坏。
2.劳动生产的不公正
“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④“然而工作如果变成以获取薪资的职业，那么就会变成一种时间的贩售、外在的压迫、精神的负担。处在这种薪资工作中，人肯定是不情愿、不自由、不快乐的。”⑤人对劳动的付出受到社会化的影响，成为生产整体的组成部分，不仅失去其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打击了劳动者作为个体的创造性的发挥。
3.经济领域中劳动分配的不公正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和技术帮助人们节省了大量劳力换来了足够的闲暇时间。但是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追求“更多更好”这一原则并未发生改变，造成对于经济领域中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的不公正分配。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下，越来越多人被驱逐出经济活动的领域，而留下的一部分具高水平精英阶层则得到更多劳动时间，从事着相对于以前更多的工作。虽然这样一来，社会物质财富确实得到了明显的增加，但是由于劳动分配不公正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钱挣得多的人比钱挣得少的人好”这样的衡量标准下，穷人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己劳动为富人服务，新的奴隶社会就这么出现了。“这种异化的消费不仅把消费和幸福等同，而且把需求寄托于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起到了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持续进行的作用，它必将强化已存在的生态危机。⑥
（二）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突破
1.经济理性应同劳动理性结合
消除经济理性对劳动的约束和限制。劳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但在经济理性的束缚下，劳动只体现了维持人基本生存的一面，反而对人的自我发展起到了束缚作用。劳动理性，就是建立起个人劳动不再是以“挣钱”为目的，而是应当在劳动之内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使劳动被赋予新的目标和意义。劳动者不再被蒙蔽——在给付其工资的资本家规定下，完成既定劳动，获得相应的工资就是获得了劳动权利，而是超越经济理性，获得真正的劳动选择和劳动发展权利。
2.经济理性应贯穿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矢志不渝提倡和实践的一个理念，此概念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他认为他不仅包括人类自身的交往需求，而且展现出对全人类幸福与和平的殷切希望。经济理性的利己主义引发人与人之间严重的交往问题，物质逐渐丰裕的同时，人们却生活在精神极其痛苦的状态下。而交往理性，倡导的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信的良性关系，交往不再是压迫对方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寻求交往的双方权利和愿望的充分尊重。交往理性有利于缓解经济理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同时也传递了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
三、生态社会主义设想的提出
本·阿格尔曾指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的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危机。”⑦在这一背景下，高兹在对经济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作为新的聚焦点，力图为走出危机、寻求真实的社会公正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选择生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高兹认为，生态保护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没有将利润作为生产动机。所以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可以是：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长的使用周期，花费高昂且浪费资源的产品不再拥有市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社会秩序和谐；生产只为满足人民所需，劳动时间减少，人们闲暇时间能够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一技之长。所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同社会主义的生态理性的对比，进一步论证了其观点。我们所面临的两种理性：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生态理性将“更少”和“更好”结合在一起。即尽可能最小限度的使用资源、技术、劳力，生产出具有较强的耐用性和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经济理性始终服从于资本逻辑，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但是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并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原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態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二）构想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
高兹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设想——“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更少的生产”是指：第一，生产不再因为追逐利润而盲目扩大再生产；第二，生产的产品更注重耐用性和环保性。”其所带来的结果是“更好的生活”：第一，生产规模控制在人们所需的合理范围内，人们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第二，资源得到节约，环境得到保护，缓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客观内在联系被承认和肯定。第三，人与人间的金钱关系和人与自然间的工具关系被环保理念所替代，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融洽。
除此之外，高兹还提出了“解放劳动”的观点和具体途径。他说：“解放劳动，使劳动成为自主活动的愿望，内在于真正劳动的本质，并且内在于劳动的异化之中。当劳动被异化之时，真正的劳动使主体把其作为自主活动的能力加以履行。”⑧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争取劳动者的劳动以及非劳动者的劳动性生活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加强个人权利的实现，平等的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改变“付薪劳动”，使劳动改变其“一般性”特点，具有特殊的被认可的效用和价值。
四、高兹公正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一）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处理外部生态威胁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生产，追求利润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而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惜将罪恶的双手伸向边缘国家，不仅对这些国家的资源进行无休止的掠夺，还将污染严重的工业生产环节转移到这里。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边缘国家生态环境这一基础上。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在全球化这一趋势下，必须能够及时辨别发达国家是否借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交流发展的机会，伺机做出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在发展国际出口贸易时，中国应当珍惜国内资源，严格控制珍惜资源的出口数量，同时加强对于未被法律允许出口的资源进行走私活动的监控和打击力度。在引进国外资本时，不仅要看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更要判断贸易产业是否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时刻清醒没有必要以生态毁坏为代价换取外来资本的短期利益。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的积极成果。西方国家通过技术的创新，立法的约束和环保意识的积极宣传等手段，已经逆转了以往以环境的牺牲换取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因此，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通过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化生产结构，制定相关法律，扩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等手段，缓解我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生态问题。
（二）对更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1.人与自然的角度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除了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水资源方面，全国地表水中体为轻度污染，部分城市河段污染较重；在大气状况方面，全国有17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低于50%，京津冀地区超标天数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此外，中国气象局基于能见度的观测表明，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上年增加18.3天，为1961年来最多。⑨
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党的十八大明确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结合在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系，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教训的总结。如今我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如果继续坚持传统工业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势必会爆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最终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人民的长治久安造成致命性打击。因此，“把工业文明建设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道路，实现现代化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这是一条前人和世人从来也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必须把它走通。”⑩我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都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而不是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去追逐利润最大化。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者有机结合，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提高这一物质文化需求的质量必须要靠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坚持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2.人与社会的角度
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在社会秩序的公正程度上，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坚持公平正义。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技术的批判到冲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证表明，社会主义的先进就体现在公平正义上。
在政治上，国家应当全面注重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诉求，人民应当拥有平等的地位来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对人民群众的全部社会权利和责任予以落实和保障。在经济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城市与农村、沿海发达城市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两极分化的加剧。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保障公民享有基本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权利。
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个体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避免人们被金钱关系冲昏头脑，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里主要指创办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闲暇时间，不仅能够激发个体内在潜能，促进个人的特长发挥，还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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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②Andre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M].The Harvester Press， 1978.
③Andre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M].The Harvester Press， 1978.
④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London：Verso， 1989， p.20.
⑤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M].London： Pluto 1982， p.81.
⑥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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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若干思考 篇4
一、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产生的根源
社会分工之所以产生和存在是因人类需要的本性, 就个体来说, 其自身的劳动能力和满足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种需要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与个体劳动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源。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原有的自然分工逐渐消失了, 出现了相对剩余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从此, 社会分工在交换和发展的状态下不断向前推动。 (1) 需要的多样性与自身劳动能力的局限性间的矛盾是社会分工的内在根源。个人都习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去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然而, 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但个人的劳动能力是局限的, 必须依靠他人的力量满足自身多样化、多层次的需要, 他们之间互相补充、互为满足对方的需要, 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出现了专业化、专门化的时候, 社会分工就产生了。马克思指出:“由于人类自然发展规律, 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 就会创造出新的需要。”不断推动历史的进步。 (2)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相对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历史条件。社会分工的形成需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人们摆脱了其他某些必要劳动而专门从事某种劳动, “只有在每一个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时所花的劳动时间多于自己对这商品的需要的情况下, 分工才能出现。”它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出现的相对历史进程中, 交换及其发展在社会分工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交换的不断发展, 人们不仅在交换中能够换取各自的所需, 而且另一部分人专门从事交换劳动, 出现了一个根本不用生产, 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第三次社会分工出现了。可见, 交换和分工在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发展和演变。
二、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
“社会分工是一个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过程, 社会分工的本质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 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更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 是生产方式的直接体现。”
1. 社会分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
人类的生产实践从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劳作, 协作是人类劳动存在的一般形式, 从人类有了生产实践以来, 就必然产生不同劳动者不同劳动之间的相互配合、依存的存在形式。个人一旦离开群体, 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劳动协作, 就无法生存下去。社会分工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劳动协作, 马克思指出:“只要劳动是有用的劳动, 他就能与其他各种劳动相交换, 因为既然它们彼此不同并隶属于人的需要的不同领域。”从还没有不同人的劳动领域的简单协作到逐渐出现劳动领域的划分, 但划分只是一种临时性、偶然性的行为的复杂协作, 再到有劳动领域, 并且固定化、专业化的劳动行为———社会分工。它们都是人类劳动存在的社会形式, 它们反映了人类劳动的社会形式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复杂过程。
2. 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的直接体现。
社会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 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更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运动的关系。因此, 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的外化形式。首先, 社会分工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也是受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能动的在自然界中获取保持自身生存的衣、食、住等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类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受到自然界的限制和制约。人类通过实践活动, 不断地加深了人与自然的分化, 人类的不断实践是人与自然分化的根本原因, 而实践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构成群体的单个人的实践活动能力及其组合方式, 生产力水平在实践活动中就至关重要, 一是社会分工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因此, 社会分工决定并直接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次, 社会分工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 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个人是什么样的, 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划分, 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的一种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分工发展的各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而这些关系正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总是建立在分工关系基础之上的。再次, 社会分工还反映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运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反过来人与人的关系也同样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人们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也不同, 先进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的发展变化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矛盾运动的关系, 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直接体现。
3. 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
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是以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进步为标志的, 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反映人类文明程度的不同。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社会发展是这样一个阶段, 由分工产生个人之间的交换, 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无论是从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过渡, 还是奴隶社会分工、封建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之间的发展演变, 不同阶段的社会分工都分别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文明程度。是迄今为止全部文明时代的基础。
三、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是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同样是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 马克思社会主义分工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价值。
在现实社会中, 分工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为人类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丰富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内容。但与此同时, 分工也同样破坏了自然原有的平衡, 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异化了各种社会因素。就我国现阶段来看, 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 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灭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复杂化、价值观念多元化既迫切要求我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因此, 现阶段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工, 继续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调整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公正、和谐相处的发展, 又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发展,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因此,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吸取有益的经验, 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指导实践。
2.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撑。
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 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分工, 随之而来的是分工超越了地域界限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扩展。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分工原理及其现实运用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分析法, 是我国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在理论创新上应该借鉴和运用的。“在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系统, 国内经济系统又是同世界经济结构相连接并逐步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国内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结构运行过程的规律性, 研究国际经济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更要着重研究应如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的范畴和原理, 是我们研究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如何求得我国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武器。
3. 从实际出发, 消除城乡差别下的旧式分工。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科学发展, 实质是消除城乡差别下的旧式分工。马克思认为旧式分工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旧式分工的消除需要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成为现实。我们现在要逐步消除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旧式分工, 马克思早已指出,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一种分工, 消除城乡差别, 正是符合了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内容。实质上就是进行城镇化建设, 使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从分工的角度看, 就是使体力劳动者逐步转变为脑力劳动者, 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不断提高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 也是为尽快达到消除体脑分工创造历史条件。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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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浅析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论文 篇5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社会分工的思想家。他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分工的论述揭示了最基本的社会分工现状，孟子还对社会分工的现象的必要性和其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因此，对孟子学说的解读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分工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基本内容
孟子对社会分工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说明，通过其详细的论述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孟子对社会分工必要性的认可，并且还可以透视社会分工背后隐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一)社会分工现象阐述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卜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是孟子有关社会分工的集中论述。其中，“君子”指官吏，即劳心者、治人者，即我们所说的脑力劳动者;“野人”指居住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即劳力者，治于人者，即我们认为的体力劳动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劳心、有劳力之分，劳心者治劳力者，劳力者被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依靠劳心者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吃饭，劳心者依靠劳力者生产的食物而养活。孟子认为，这就是天卜通行的原则。孟子的这些阐述指出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社会最基本的分工，分工的基本内容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问的差别，而分工的依据则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二)社会分工的功能
“或劳心，或劳力”“天卜之通义也”。“劳心”“劳力”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工对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也是必要的。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要维持人们的物质生活，必须对生产劳动进行必要的分工，同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有从事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而且也要有从事于“仁义”之类的劳心者，两者同样都对社会有所贡献，都是在“食功”。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乘}l余，于是一少部分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脱离了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管理工作，他们就是“劳心”者。而大部分仍然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就是“劳力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出现也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重大的分工。有了一部分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有了秩序，生产效率自然就提高了，同时，社会有了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社会也就稳定了。
(三)社会分工与社会不平等 社会分工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认为:“治于人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只能依靠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得到食物;但是“治人者”却不同，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然而不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他只能是依靠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提供食物。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认为孟子通过这些论述揭示了由于社会分工而带来的不合理、不公正:“劳心者”不劳动而得到食物;“劳力者”终年劳动，还要为“劳心者”提供食物。在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来，脑力劳动就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被统治阶级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只能依靠统治阶级生存。统治阶级利用脑力劳动制造出一系列统治手段压制体力劳动者，并利用一些思想愚弄他们。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卜层人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劳心者”阶层，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上是被全社会人都向往的一个群体，人们很合理地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低卜，并且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也是必然的。虽然孟子也认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在社会中各司其职，各自有各自的作用，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现实。因此，社会分工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二、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意义
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不仅首次在历史上指出了社会分工的现实从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这一学说也不失其重要意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会的分工表现为各种职业的分工，尽管职业种类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归结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分工。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脑力劳动者主要从事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对社会的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每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很多却不能不说是由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引起的，每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梦想摆脱体力劳动挤进脑力劳动的群体，因为自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来，社会都默认了脑力劳动在社会上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占有的比体力劳动多，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曾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病态现象，所以每个社会的人一方面承认“劳心”与“劳力”的分工是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同时都在追逐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而且认为脑力劳动者应该比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多，地位高。所以，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劳力”与“劳心”的分工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因而他的学说不仅有巨大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认识现代社会的一些现象仍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三、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局限性
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像其他很多思想家的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孟子虽然指出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出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人与人之问关系的基础，因而“劳力”与“劳心”的分工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孟子更多是从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的功能来论述社会分工出现的必要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利益。其次，孟子并没有把社会分工看成是历史的产物，而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法则“天卜之通义也”。以历史的观点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者流动的障碍在不断减少，而且，社会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减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社会的分工越来越表现为职业之问的分工。更进一步说，劳心、劳力的分工未来必然会消逝的。孟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由于劳心与劳力分工的不平等引发的阶级不平等现象的合理性作了辩护。
婚姻里你我分工 篇6
我和老公结婚这么久，一直都在为如何分工商榷，总是挖空心思想办法把分工做得更合理一些，好让两个人的生活没有矛盾和计较。可是我们探索了7年之久却还是没有结果，我们仍在吵闹中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
处对象的时候，我就和他说好了以后由他做饭，当时他发誓说一切包在他身上，我觉得好幸福。可是婚后他就反悔了，我们开始用猜拳来决定，一遍不行就来三局两胜，甚至五局三胜。不过那时候猜拳也是幸福的，我们好像两个玩过家家的孩子，每次的结果都是他做饭我刷碗。渐渐地，这样的习惯便延续下来，他的菜越烧越好，我的锅也越洗越干净。
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却总有分歧，老是计算谁做多了谁做少了。比如我如果洗衣服了，就会计较着他该檫地了；我要是收拾了屋子，那么他必须倒掉垃圾；我烧了水，他就要去灌水；我给孩子洗澡，他便给孩子温被……于是一天到晚都听到我们互相吆喝的声音，嚷嚷的像吵架。
那天偶然和朋友说起三个和尚的故事，大家感慨难道两个人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连平稳的抬水也是如此困难么。是啊，抬水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分抓棍子的两端就是分工，而一起用力则是合作。我们总是计较了分工，喋喋不休地争论谁该在前谁该在后，却忽略了通力合作这个重点。分工的关键其实是合作，没有合作，再合理的分工也会必然失败。就像我们每次都看似把事情分得清楚了，其实却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合作。两个人的婚姻无非是把两个人的事情加起来，然后再合理地分配罢了。
社会化分工 篇7
一、分工的动力与类型
马克思认为,分工的产生本质上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在蒙昧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只有靠集体力量才能生存,这个时期的分工是基于性别的自然分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但是,人类社会并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进而产生了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不断发展,生产工具的不断升级以及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得分工进一步发展,人类进入了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分工进行了划分。“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厂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3]或者“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分工。”[4]在马克思看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原始社会阶段自然分工向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分工的转变,使得分工形式更加细致化、复杂化。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核心,通过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人类历史的长周期分析了分工的起源。与马克思不同,韦伯的分析专注于资本主义阶段。他认为,新教伦理中的理性化精神才是推动分工发展的不竭动力,是道德因素导致了现代分工体系的建立。韦伯提出,经济行动必须符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前者将被用来指称在技术上可能的,并被实际应用的量化或者核算的程度;后者则是指按照某种终极价值观的标准,通过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动向既定人员群体供应货物的程度,不管这些标准的性质是什么[5]。韦伯把新教徒一切行动的价值理性都归结于上帝的指示。新教徒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天职,一种对上帝的承诺。虔诚的清教徒会以一种克制、节俭、勤奋和理智的态度追求自身利益。这种行动的价值理性会辐射到每一个清教徒的生活当中,成为形式合理性的内核和主要推动力,进而导致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必须符合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标准。分工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然要受到理性化精神的主导,向更加细致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
在其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之上,韦伯指出社会分工有两种类型,即技术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技术性分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大类和四小类。第一,根据工作劳务的划分和结合方式,可分为:一是同一个人从事不同的功能类型,二是由个人单一承担若干技术上不同的并带来不同结果的功能[5]。第二,根据不同功能的划分与结合,可分为:一种是功能的积累,让多人承担同一功能以实现一致效果;另一种是功能的结合,把不同质的专门化劳动结合起来。社会性分工也分为两大方面。其一,统一经济内的分工,功能的专门化完全是内部的,并纯粹取决于技术基础。其二,自主性经济单元之间的功能分工。包括通过协商或者市场等手段联系起来的社会单位之间的分工[5]。
二、分工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分工不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他也指出,分工的重要意义就是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实现生产力和分工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因有四点:一是分工协作可以摆脱个人能力的限制,产生出新的生产力,一种集体力;二是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包括厂房和机械设备等,可以节约生产条件;三是分工协作会产生竞争进而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四是分工之后使得单个工人操作专业化、简单化,可以熟能生巧,有助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其次,社会分工有利于新工具的发明和技术进步。原因有三点:其一是分工以后工人使用的工具更加专门化,有助于工人进一步改进其生产工具;其二是劳动分工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为机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为机器是由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其三是社会分工可以产生足够多的熟练工人,为新机器和新技术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韦伯对分工作用的认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韦伯认为,分工的作用就是坚持并实现了理性化和合理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典型形式。“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官僚制是分工精细化和合理化的体现,这种精细和合理使官僚制变成一部恒定的、难以摧毁的机器。”[6]在韦伯看来,官僚组织能够取得最大效率,是进行社会管理最合理的手段,是理性化分工的高级形式。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技术性、高效性以及可靠性诸多方面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更具优势,并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企业、行政组织以及法律系统的维系与运转都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其他社会层面,分工追求的就是一种理性化状态,分工的作用就是为了让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活动和安排变得更加合理化。
三、分工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认为,分工最终会从“自然分工”走向“自愿分工”,即从那种强制的、非自愿的分工走向自由的、自愿的选择。马克思认为,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分工会导致人的异化,使人受到物的奴役。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的性质也会逐渐改变,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当人们迈入共产主义社会时,根据自身愿望和兴趣选择自己的位置将不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分工由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再到共产主义的自愿分工,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相比于马克思的乐观判断,韦伯对分工发展的未来趋势描绘的异常昏暗。韦伯认为,当今社会是形式理性急剧膨胀的时代,工具理性已经几乎吞噬掉了新教徒内心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催生出了现代文明,但同时也腐蚀掉了人们的信仰大厦。物欲横流、拜金主义、资本逐利性正像洪水一般,把千千万万的个人裹挟到追名逐利的浪潮中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人们开始变得迷茫和彷徨,使得人们失去了以前对自己职责的热爱和激情,剩下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些享乐主义者已没有新教徒曾经持守的道德感:对于宗教伦理的虔诚感、对于职业工作的天职感、对于世俗生活的责任感等。世界因为缺乏信念伦理而变得愚陋不堪。”[7]韦伯对分工的描述停留在了历史的横截面上,停留在了人的异化阶段,看到了人们信仰的缺失和心灵被奴役的现状,但却没有看到生产力对分工的推动作用,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
马克思以生产力为基础,分析了分工的进化历程,韦伯以合理化精神为线索,贯穿了分工的演变过程,两者即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分工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社会分工,让分工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社会中汲取养分并向社会输送养分,让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另外,对于分工的认识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要深入到人的层面,分工只是一种形式,而人的幸福与否,人的最终发展才是实质,才是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和韦伯两大思想家都表现出了对分工现象背后人的关怀,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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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分工 篇8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 1940年颁布的《投资公司法》是其产生的标志, 发生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更加促使着独立董事制度的生成。根据我国证监会的《指导意见》并结合英美公司法中独立董事的意义,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 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董事, 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外部环境、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与2001年在上市公司中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 直至今日, 大部分独立董事能够积极地、合法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他们的积极作用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认同。然而, 一部分学者却认为独立董事在实践中没有独立地完成工作, 他们的工作能力是备受质疑的。郎咸平就曾将独立董事说为“花瓶”, 张维迎则称独立董事的职能比为“皇帝的新衣”。卢海滨也曾指出: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形式化和缺乏独立态度令人担忧。笔者认为, 目前独立董事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独立董事的社会化分工不够彻底, 不能够很好地发挥独立董事的行事效率。从内部因素出发, 独立董事的职业大多都是业余性质的, 他们自身有正式的工作, 主要收入不来源于独立董事这一职务, 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行使独立董事的职责、不可能常出席会议发表意见。从外部因素来看, 我国独立董事的选拔并非经过职业化的选举, 而是由上市公司聘请并监督上市公司, 这样必然影响独立董事的行事权和话语权。《上海证券报》2004年调查显示:15%的独立董事表示所在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履行证监会关于重大关联交易应该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才提交董事会讨论的相关规定;11.1%的独立董事表示, 自己所在的上市公司设立的酬谢、审计、报名等委员会内, 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并没有达到50%以上, 因此独立董事的集体力量薄弱, 当自己的意见需要披露时, 上市公司并没有能够按照规定予以披露;15%的独立董事表示, 所在上市公司存在拒绝、阻碍、隐瞒甚至干预自己行权行为的情况;35%的独立董事表示, 没有享有同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笔者认为, 正是由于社会化分工的不彻底, 以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不良现象的影响, 独立董事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若要改变这种现状, 应该从社会化分工这一角度出发, 加强独立董事的职业保障。
二、从社会化分工角度探析独立董事职业化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过于集中, 与西方国家股权分散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不应一味照搬西方国家的独立董事路线, 要对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进行创新。笔者认为应从社会化分工角度出发, 彻底完善独立董事的职业化, 深入企业进行详细地探究, 做出独立、公允的决策。
第一, 独立董事的选拔和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协会应制定独立董事的选拔机制, 如在独立董事选举上, 应采取独立董事资格选拔考试和培训制。进行考试可以发掘有一定的公司治理能力、通晓财务知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人才, 通过考试者颁发独立董事执业证书, 并对其进行培训。独立董事的任职期一般为3-5年, 同时独立董事职业化后, 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任职的数量可以有原来的3家扩充到5家, 以便于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效用。
第二, 独立董事的职业监督和干预制度。独立董事职业化后, 证监会可以批准独立董事协会对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行权进行详细的界定, 避免独立董事越权和在上市公司受限的情况。如独立董事协会可以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监督职责, 即独立董事应定期查阅公司的财务报表、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并要求上市公司的经理层积极配合独立董事工作。同时, 当独立董事发现企业有违法行为时, 应进行干预和披露。
第三, 独立董事的奖罚制度。独立董事协会可以根据独立董事的工作绩效进行相应的奖罚措施, 如果独立董事能够积极有效地完成协会制定的任务, 协会应给与独立董事一定程度上的奖金;相反, 如果独立董事没有按规章制度行事或与上市公司的股东串谋、合伙欺诈小股东的利益, 协会应从法律的角度给予独立董事没收违法所得、通报批评的处罚;情节严重的, 应吊销独立董事执业证书。
除此之外, 协会可以制定独立董事的职业道德准则, 建立完善的独立董事监督制约机制, 并将其法制化等等。
三、独立董事职业化基础上的激励约束机制
独立董事职业化和独立董事协会的成立还不足以全面解决独立董事的现状, 独立董事作为社会人, 除了从社会化分工角度加强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效益外, 笔者认为对独立董事进行相关的激励和约束可以更好地使独立董事达到效用最大化。
第一, 声誉激励。独立董事协会的建立促使成熟的独立董事人才市场的形成, 这保障了声誉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根据上海证券报2008年《中国独立董事生存之现状》中关于我国独立董事的来源背景显示: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 26.1%出自于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 还有26.1%的独立董事来自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此可知:独立董事大多出自于社会上的知名人士, 他们都比较重视自身的名誉。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的情况下, 如果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全面优秀地完成自身职责, 上市公司会对独立董事进行公开表扬, 无形中就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声誉, 使他们的未来价值得到了扩充;相反, 独立董事不尽职尽责, 存在与大股东合谋、徇私舞弊等现象, 应通过独立董事协会将此现象进行披露、公告, 这就不免对独立董事的声誉造成致命的打击。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独立董事便不会轻易做出不尽职责的行为。
第二, 控制权激励机制。为了可以很好地保证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行权, 证监会会授予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控制权, 如上市公司定期向汇报公司的经营状况、信息的查寻、关于公司重大决策的审查、监督等。这样不仅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加全面的了解企业的信息, 公允地作出决策, 也使独立董事自身存在一种满足感, 可以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 他们自身也会有一种责任感, 从而带动他们更好地对公司的整体状况进行监督。
第三, 薪酬激励机制。薪酬激励一直是激励机制中的重要问题,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认为“独立董事应该是绅士”, 主张不给予独立董事报酬。笔者对于此种观点并不认同, 独立董事作为经济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必然会对报酬有所要求。然而, 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薪酬制度过于单一, 主要是由津贴和会议费组成, 它是一个较固定的金额, 若此金额数量过少, 独立董事参与公司事务、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就会受到重创;如果过高, 则必然会影响独立董事行权的独立性。笔者认为, 薪酬激励应该注重多样化, 如:可以在固定薪酬的基础上采用股权激励和延期支付计划这两种方式。首先, 股票激励是将股权作为独立董事的薪酬之一, 是一项长期的激励方式。这种激励方式将独立董事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鼓励独立董事更加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然而, 将股票期权作为薪酬方式时, 我们应注意独立董事持股数和股票期权的有效期。就独立董事持股数而言, 若独立董事持股份数过少, 独立董事就会缺乏积极性;过多, 独立董事就成为公司的重要股东, 其独立性必然受到很大威胁, 也不能够很好地代表小股东的利益。因此, 独立董事协会应该制定股票期权数量发放的标准和授权进程, 并严格按照其规定的标准做出提议。对于股票期权的有效期应根据我国独立董事任职时间的规定取3～6年为宜。同时, 对于股票的授权程度应该遵循“先紧后松”的政策, 在独立董事任职前期, 应给于少量的股票期权;后期, 根据独立董事的表现, 适度增大。
建立独立董事协会, 使独立董事职业化为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激励约束机制使独立董事协会的秩序更加稳定。通过两者的结合, 使独立董事的社会化分工更加彻底, 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独立董事的职业能力, 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 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违法违纪行为得到遏制, 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环境。
摘要：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在2001年基本得到完善, 作为上市公司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引入的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独立董事应该是证券市场最阳光的职业。然而, 由于我国对于独立董事社会化分工的不健全, 部分独立董事的职业效率不高。本文就从社会化分工角度说明独立董事职业化方面的问题, 并在独立董事职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使独立董事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关键词：独立董事职业化,激励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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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分工 篇9
近些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导致了劳动关系的变革, 劳动者 (劳方) 与管理方 (资方) 之间的冲突即所谓劳资冲突正逐渐成为当前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由劳资双方的争端引起的社会冲突迅速增加, 劳动者的罢工、上访、堵塞交通要道、围堵政府、甚至诉诸暴力等各种形式的冲突事件屡屡发生。当然, 因双方利益差异而形成的劳资冲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可以存在的, 但是, 假如劳资冲突趋于激烈化并且社会不能有效地应对, 那肯定是很危险的。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劳资关系冲突和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劳资冲突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进行思考并且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因此, 笔者通过对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等著作以及理论的深入解读, 结合社会学经典著作中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劳资关系失调问题, 并试图运用经典理论深入分析劳资冲突问题的形成原因并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对于有效解决劳资关系的矛盾冲突, 对于促进和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学经典著作对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的理论启示
(一)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及其理论启示
1.涂尔干构建了一对理想类型概念——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来把握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情况, 并以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和社会的各自性质做出基本判断。涂尔干的失范理论也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理论之下得以展开。涂尔干强调西方工业社会是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 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得社会联结的类型从“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社会分工下的有机团结社会和“低级社会”相比, 人们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生存竞争的残酷程度也有所缓和;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得以加强, 分工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依赖;个人脱离传统群体的限制, 促进了个性的发展。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分工分为两种:正常分工和反常分工。他认为正常的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 并不在于以这种分化的方式提高了生产率, 而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 使“社会”成为可能。
涂尔干承认“优越”的分工也存在偏离正态的状况, 并承认病态分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反常的社会分工有关。19世纪, 西方国家经历了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出现诸如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等社会病态。当时西方社会一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工商业危机和破产, 另一方面则是19世纪以来同样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激烈的劳资冲突。“工业只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激烈, 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水平”。①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 工人和雇主之间“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②
针对人们认为西方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分工, 涂尔干辩解道, 因为现实中社会分工脱离正常状态, 所以人们会把“这么大的罪过强加在它身上”。③事实上, “分工就像所有社会事实一样, 或者更加普遍的生物事实一样, 表现出了很多病态形式……就正常状况而言, 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 但在某些时候, 分工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④涂尔干并不认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分工带来的社会灾难”, 他认为只有“反常”的社会分工才是社会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些“反常”状态的劳动分工不仅不会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 反而还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涂尔干认为存在三种反常的分工:失范的社会分工、强制的社会分工和不适当的分工。这些反常的分工从不同的层面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
2.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的分工又被称为“速度过快的社会分工”, 过快的分工往往导致人们对自己新角色的规范不了解或者理解不够透彻, 社会成员没有形成或者内化共同的价值规范和信仰, 致使行动与制度道德不一致, 社会对于制度与道德的约束也失效, 进而陷入失范状态。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 那是因为各个机构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或者内化共同的价值规范和信仰。涂尔干的上述理论对于理解分析我国目前日益加剧的劳资冲突问题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的劳资冲突问题不同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劳资冲突。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经过漫长的演变, 调节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劳资关系主体习惯遵从的规范。基于劳资双方利益差异而引起的冲突并不会破坏这样的制度安排, 相反, 它被纳入到这样的制度框架之内。与之不同的是, 正处于重大转轨时期, 分工速度过快导致我国尚未形成明确的、具有约制力的制度与规范。由于制度与规范对劳动关系双方都缺乏制约力, 因此很容易激起劳资纷争与冲突。在劳资纷争与冲突出现后, 又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相应的调节机制, 致使劳资纷争与冲突难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形成劳资冲突问题。因此, 对于涂尔干关于“分工和失范”等相关理论的深入解读和理解, 从中获得一些对于目前我国劳资冲突问题的启示, 对于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及其理论启示
1. 科塞在给冲突定义时说:
“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 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⑤从科塞的这一冲突定义中可以看出, 他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 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物质原因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不均, 非物质原因是指价值观的不一致。但科塞并没有把这些原因分出轻重主次, 在科塞看来, 它们当中的任何一对产生互动关联均可构成冲突的根源。
2. 科塞在他的冲突论中对社会冲突的分类对于目前我国劳资冲突问题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科塞从齐美尔关于“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论述中受到启发,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即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所谓现实性冲突是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 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⑥所谓非现实性冲突则是指至少冲突一方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
3. 科塞认为, 提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冲突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有助于社会控制。
作为一个社会越轨者, 其需要是有“现实取向的”, 如果这些越轨者能够找到获得同样目标的合法手段的话, 他就很可能不发生越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越轨是带有工具性质的。结合科塞的关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冲突理论来看中国目前的劳资冲突问题, 如果把劳资冲突混同于非现实性冲突, 就会剥夺工人要求现实利益的权利, 从而造成劳方和资方的关系紧张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越轨者能够找到获得同样目标的合法手段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做出放弃冲突的选择并实现调适。所以, 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劳资冲突属于的类型, 就可以在矛盾冲突爆发前防患于未然。因此科塞的冲突有关理论对于新时期中国劳资冲突问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转型期中国劳资冲突问题成因分析
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形成的根源——转型期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 根源概述
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目前劳资冲突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与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涂尔干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这样说道:“古罗马人性概念的涵义之所以不像今天那么广博, 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限的知识所带来的缺憾, 而是因为人性观念与当时的罗马国家不相契合。就像植株在不足以滋养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一样, 世界大同的观念也不会在那个时代里形成。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 (7) 因此, 目前中国社会劳资冲突问题的根源正是其深厚的社会土壤。
(二) 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及其启示
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出,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认为中国在定型化过程中, 一种被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 他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 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 在地区之间, 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 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 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 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 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变, 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 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 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以后, 这种断裂在城市中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映射出来。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或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在断裂的社会中, 其不同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 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 整个社会是分裂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 社会中不同部分要求的差异, 有时会达到一种互相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很难, 对于某些方面处理不当很容易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断裂社会就是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 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 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但实际上, 近些年来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阶层化速度和程度是有明显区别的, 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诸如企业家、知识精英人物等。而在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劳动人民却拥有极少数的财富。而这种差距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发育程度的不同, 才会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 这尤其表现在劳工权益被侵犯上。近些年来, 我国劳工权益受侵犯的现象相当普遍, 但是由于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 社会底层长期受到的不公待遇的内心积怨以及同社会上层巨大差距的心理落差, 进而使得本身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也为社会中劳资双方的暴力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总而言之, 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 由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新角色的规范不了解或者理解不够透彻, 社会成员没有形成或者内化共同的价值规范和信仰, 从而致使行动与制度道德不一致, 社会对于制度与道德的约束也失效, 从而使社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因此可以说明当前中国的劳资冲突问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而在转型时期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也是导致劳资冲突的最本质的原因。
除了上面的根本原因外, 还有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分析得出的一些相关社会成因, 如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政府监管不力、工会建设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执法力度不够大、劳资双方不成熟以及社会道德教育的弱化等等, 是引发劳资关系失调的一些基本原因。
三、对于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的对策思考——基于涂尔干“法团思想”启示
前面已经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社会成因的角度对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中, 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有一定的启示。
针对社会结构巨大变迁所引起的社会失范, 最基本的解决途径是, 从失范到建立规范, 建立适应劳动关系变化的规范与机制。现代社会失范问题的紧迫性不仅在于它带来了冲突、争斗以至战争这样的社会混乱状态, 还在于它使个体生存状态没有依附, 社会个体存在心灵的无依靠感和存在的无意义感。失范在社会层面面临无拘行为的冲击, 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在社会意识上表现为大众精神低落, 颓废情绪蔓延, 漠视理想和未来。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呢?涂尔干认为, “要想治愈失范状态, 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群体, 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 而“无论是整个政治社会还是国家, 显然都担负不起这一重任”, “满足这些条件的独立群体是由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 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人团体, 即职业群体”。
涂尔干指出, 随着经济居于主要地位, “军事、宗教和管理等领域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屈从于经济基础”。这将导致混乱的局面, 而要解救这一混乱局面, 就要重建一种集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分化, 家庭已经起不到这种作用, 国家也因此和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起不到这种作用。此时, 只有职业团体可以把人们重新团结起来。这种职业团体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是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对此, 他指出:“在职业群体里, 我们尤其能看到一种道德力量, 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 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 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因此, 涂尔干主张建立一个以职业群体为支点的“合作”, 认为重建社会新秩序的关键性工作必须通过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特殊层次——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的层次上来进行。法人团体在社会整合中起到中间组织的作用, 即在社会的各种功能中起到链接作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在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法团即是个人连接国家的一个中介, 它能够与国家相制约, 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
四、结论
至此, 本文已经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社会成因的角度对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通过深入的分析思考也得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然而劳资冲突问题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还会变得更加复杂化, 我们应该在借鉴经典理论的基础上, 把其精华部分为我所用, 能够使其灵活地运用在解决我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资冲突问题上, 从而使劳资冲突问题的解决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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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分工 篇10
(一) 、社会分工的功能
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功能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 相反“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 才是它真正的功能。”他将法律划分为两类, 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并指出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团结类型, 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涂尔干还提出了“集体意识”这一概念, 即“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1”。恢复性法律只是强调将事物“恢复原貌”。恢复法的种类和数量能够代表社会分工的程度, 即这种法律的数量种类越多, 占的比例与越大, 社会分工就程度越高。
社会分工的作用体现在;削弱集体意识, 为个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创造空间。职业专业化造成个人差异性的同时, 使社会产生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从而促使社会发生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从环节社会到组织社会的转变。
(二) 、社会分工的原因和条件
社会分工的功能并不是它产生的原因。涂尔干指出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在社会环境中去寻求, 而不能从个人意识的角度出发。“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 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增大。2”“社会的成员越多, 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 他们的竞争就越残酷, 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3”除此之外, 集体意识的削弱, 以及遗传性因素也影响着分工的形成。这些只是次要因素。
二、涂尔干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与涂尔干时代类似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失范现象也大量存在。涂尔干主义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单位社会的逐步解体, 使当下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趋于原子化的状态。伴随着利益群体的不断分化, 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也不断下降。再加上传统单位的整合功能的衰弱, 使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职业团体这一次级团体, 加强社会的整合功能成为必要。其次, 市场化的发展也使个人独立的主体意识增强, 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逐渐增强。大量行会、协会、基金会等组织出现。这些也似乎为职业团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仍需讨论的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群体
1.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的职业群体, 他们的作用怎样。建国后, 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群体发展的并不好。改革开放后, 这些组织的作用也值得怀疑。如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使工会在调解雇主与雇员之间关系上的作用得不到发挥。
2.中国试图建立的职业群体的性质如何, 它与政府的关系怎样。是定位于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 在现有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职业团体的独立性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3.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职业群体和职业规范的建立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中国解决社会整合问题。如何确保职业群体发挥社会整合和规范作用, 使其不流于表面, 不成为空想, 还有待在实践中解决。
摘要：涂尔干社会学面对的核心问题, 就是思考如何解释和应对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 认为分工造成社会的分散, 个人的片面化等, 使社会难以为继。本文将通过对社会分工论的梳理, 进一步理解涂尔干的思想, 并将涂尔干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探讨其在中国具有的现实意义, 以及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团结,集体意识,职业团体
参考文献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 《社会学研究》, 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