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

关键词： 民主 启示 构建 网络

阿拉伯之春（精选四篇）

阿拉伯之春 篇1

一、“阿拉伯之春”的成因分析

“阿拉伯之春”是西方媒体提出来的, 他们把自2010年12月份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众, 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体的行动称之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异常复杂, 就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国内矛盾的激化。在政治方面, 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民众要求的政治民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政权的相继倒台, 说明独裁不得民心, 民众追求民主的愿望强烈。诚如埃及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萨米尔·阿明所说:“青年和激进左派有三个共同目标:恢复民主;制定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他们呼唤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会的民主革命。”[1]可见, 政治独裁是产生“阿拉伯之春”的内在症结所在。在经济方面, 国家经济的衰退与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一位突尼斯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 无奈做起小贩, 期间因为抗议城管的粗暴行为, 自焚身亡, 这起事件撩起了突尼斯民众长期以来压在心中对政府不满的怒火, 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就此拉开了序幕”[2]。可见, 经济衰退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原因。

二是国外势力的干涉。西方国家长期鼓吹“人权高于主权”, 借此来干涉别国内政, “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势力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对中东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在这次动荡中, 美国不断对阿拉伯国家施压, 支持当地的反对派组织, 推动当政者辞职, 向埃及和突尼斯新政权提供经济资助, 甚至与英法联合对利比亚政府动用武力。”[3]尊重“人权”的西方国家, 却用实际行动肆意地践踏阿拉伯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制止战争变成了明火执仗的拉偏架和助推内战, 遏制人道主义灾难却也制造了更多伤亡和难民……”[1]西方国家的霸权行为, 成为“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重要外因之一。

三是网络的推波助澜。互联网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传播力上。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流血事件都是从网络上以视频的方式传播出去, 网民在看到视频后又通过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进行交流互动, 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示威者参与其中, 使得一场小范围的示威活动迅速地变成一场大的骚乱。其次表现在影响力上, 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不断对阿拉伯国家施压, 对当地民众进行鼓动, 各种谴责如同重磅炸弹, 纷纷投向阿拉伯国家, 使得原本复杂的局势变得愈发不可控制。“‘阿拉伯之春’是场网络革命”。可见, 网络对“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阿拉伯之春”与网络民主

网络民主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1995年提出来的。他认为“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媒介的民主, 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网络民主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表现在:从民主的参与过程来看, 网络民主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快捷、公平、开放、互动的民主参与渠道。不足表现在:民众在参与网络民主的过程中, 会出现非理性参与、非法参与及群体极化现象。而这次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把网络民主的优劣表现得淋漓尽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阿拉伯之春”看, 网络民主为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无论是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都是政治专制的国家, 都是由本国的政治强人进行长期的独裁统治。例如, 本·阿里统治突尼斯23年, 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年, 而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长期政治独裁导致贪污腐化、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等社会问题。然而, 在独裁的政治环境下, 民众却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互联网的出现为阿拉伯民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表达政治诉求的场所, 这个场所可以摆脱常规革命所必需的组织、政党、资金等条件的限制。所以汹涌的民意瞬间在网络上得到释放, 独裁政府很快就被这股汹涌的浪潮所推翻。“新兴网络媒体的兴起, 已经推翻了过去的所谓革命运动的模式, 被称之为‘五无革命’, 无组织、无纲领、五领袖、无资金、无时间的准备。”可见, 网络民主为阿拉伯地区的人民推翻独裁统治, 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

其次, 从“阿拉伯之春”看, 网络民主在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政治过程中所带来的风险。一是造成国家的混乱局面。由于“网络革命”的无组织性, 加上西方国家的煽风点火, 所以在抗议游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暴力性、破坏性的群体性事件。据权威部门统计, 在抗议过程中, 突尼斯死亡219人、埃及死亡816人、叙利亚死亡4000人～5000人、利比亚死亡30000人, 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抗议活动还在持续的过程中, 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可见, 这种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来说, 都是一场灾难。二是造成了抗议活动的盲目性。由于这场“五无革命”没有制定自己的纲领, 所以参与抗议的民众对国家以后何去何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他们只明白为什么变革, 而不清楚怎么去变革。这种盲目性致使国家陷入危险境地, 比如叙利亚陷入了内战的旋窝, 也门显现出南北分裂的颓势, 这使得原本就复杂的中东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 有学者指出:“这次阿拉伯革命并不彻底, 没有在观念、文化上进行彻底的革命, 只是颠覆了现有的政权。

可见, 网络民主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 有功有过。功的一面表现在:网络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阿拉伯民众的民主权利。过的一面表现在:网络民主使阿拉伯民众在履行自己民主权利之时, 由于约束措施不完善而逃离了民主政治应有的规则, 出现了“越位”行为。那么如何使网络民主在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扬长避短, 既能促使民众基本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又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我们面对“阿拉伯之春”所应思考的问题。

三、“阿拉伯之春”的启示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阿拉伯之春”运动中, 我们了解到网络民主在推动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有功有过, 这里的“功”和“过”就是矛盾的双方, 把“过”转变成“功”, 就需要我们创造一定的条件。条件的创造需要三方合力, 即:国家的执政者, 网络民主的参与者, 网络制度的构建者, 只有这三方共同努力才能构建和谐的网络民主环境。

从国家执政者的角度讲, 首先要尊重民意。毛泽东说过“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 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网络民主是民众表达民主意愿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民主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网络民主能够做到有益的补充。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着权威主义政治, 权力高度集中在政治强人手里。如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等等。长期的独裁统治, 导致对民意的肆意践踏。积压的民意无法在现实政治中得以释放, 只好在网络这一特殊渠道喷涌而出, 加之政府没有做好有效的民意引导工作, 导致阿拉伯地区发生了大量群体性事件。所以尊重民意是构建和谐健康网络民主环境的首要条件。其次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 阿拉伯国家跟我国国情有所不同, 但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是一样的。阿拉伯之春的首要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僵化。僵化的政治体制, 造成了该地区网络民主的畸形发展, 从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 网络民主给该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的弊远大于利。网络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参与方式, 是依附于民主政治之上的, 只有民主政治这片土壤的肥沃, 才有网络民主的枝繁叶茂。所以, 执政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才能为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从网络民主参与者的角度讲, 理性参与是对每位网络民主参与者最基本的要求。理性参与要求每位公民慎用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坚守网络道德底线。慎用公民权利, 就要摒弃网络民众参与的盲目性, 把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统一起来。马克思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公民在履行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从“阿拉伯之春”来看, 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是带有盲目性的, 网络又把这种民主参与的盲目性给放大了, 民众只知道通过抗议运动推翻现有政府, 而不知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可见, 慎用公民权利, 摒弃盲目参与, 是网络民主朝着利国利民方向发展的重要前提。坚守网络道德底线, 是每位网络民主参与者, 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孟德斯鸠说“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 这就是美德。”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和我国一样, 网络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在这种情况下, 网民的自我道德约束就显得格外重要。据相关报道显示, “阿拉伯之春”运动中, 有一些政治极端分子, 通过网络散布虚假消息, 蛊惑民众, 扰乱了网络民主参与秩序。所以每位网民必须做到洁身自好, 只有每个网民都能坚守网络参与道德,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民主, 网络民主才能推动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从网络制度构建者的角度讲, 构建完善的网络法律法规和营造良好的网络民主参与环境, 是亟待解决的两大课题。构建完善的网络法律法规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别国经验。在网络立法方面, 英国和韩国较为完善, 比如英国的《电子通信法案》, 韩国的《关于实现电子政务和促进行政业务电子化的法律》, 都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网络法律法规。积极借鉴他国的经验, 对于完善我国网络法律法规, 有着很大的帮助。二是认清网络民主的自由发展与规范的辩证关系。西塞罗说“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网络民主赋予公民的自由是在遵守了一定规则之上的自由, 所以法律的制定, 必须在规范网民参与网络民主行为的同时, 又不至于打击网民参与网络民主的积极性。三是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 需要与时俱进。网络民主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 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也不能滞后, 必须紧跟并超过其步伐, 才能保证“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此外, 在构建和谐网络民主环境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网络道德的建设, 道德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力量。网络的独有特性, 决定了法律在规范网民行为中的局限性, 所以需要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实现网民的自我约束和管制。在网络道德建设的过程中, 政府应加大马克思主义网络道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力度, 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网络新风尚, 通过宣传教育, 提高网民对网络道德的认同感, 进而加强网民的自我约束和管制。使网民自觉规范言行, 规避网民在网络民主参与过程中的不文明、无序、非理性行为的出现。

四、结束语

“阿拉伯之春”运动, 让我们认清了网络民主的巨大能量, 这种能量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研究“阿拉伯之春”的目的就在于吸取经验教训, 把网络民主的负面效应变为正面效应。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研究“阿拉伯之春”对我国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阿拉伯之春”是国家政治体制僵化、网民的无序参与及网络民主参与环境恶劣导致的, 那么, 我国网络民主的建设就需要国家执政者、网络民主参与者、网络制度构建者三方协同努力, 共同开启网络民主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4]萨米尔.阿明.高璐译.阿明论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和未来[J].国外理论动态, 2011, (9) .

[2]http://baike.baidu.com/view/5489723.htm.

阿拉伯之春迎来寒冬 篇2

当这番话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念出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他在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隔空喊话”。

1月15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潘基文再次呼吁叙利亚领导人结束该国仍在进行的流血和杀戮。他强调，独夫治国和家庭王朝的永久化正在土崩瓦解。采取压制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已持续十个月之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演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联合国数据显示，已有5000人在冲突中死亡。尽管在那个普通的突尼斯人绝望地自焚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已经逃往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也陆续倒台。可是，依然看不出阿萨德将要屈服的迹象。

战争从来都不是人道主义的，权力也不是靠反抗就能简单赢得。“阿拉伯之春”引领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来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世界，但杀死卡扎菲只是整个利比亚革命最简单的部分，就像审判埃及的穆巴拉克。

接下来，叙利亚会发生什么？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又要流多少血？从突尼斯吹起的民主之风和变革之火，会不会就此停止和泯灭？

叙利亚：漆黑夜空中曙光重现？

国际社会正对目标国家进行制裁，但叙利亚的结局并不一定就是2011年的利比亚，也有可能是2006年的伊拉克

《卫报》

叙利亚问题的关键所在，不仅在于其国内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在于它会带来什么影响。

俄罗斯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问题提交至国际刑事法院，它认为同样的程序在利比亚问题上曾被滥用，这只是在为政权更迭找借口。不仅如此，俄罗斯还为叙利亚政府供应巡航导弹，甚至宣称已部署一艘航空母舰及两艘支援舰以防止它国对叙利亚实行军事封锁。

当然，持此立场的并非只有俄罗斯这个国家。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此前已经对叙利亚宗教战争所带来的雪球效应做出警告，且拒绝发表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声明。

局部地区已经可以感觉到动荡的出现。尽管事实上，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哈马斯的亲密战友，也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委员会主席伯翰?加利昂依然声称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都是染指权力的反动分子，并承诺减少与他们的联系。该声明明显是在向美国示好，盖因叙利亚反对派想说服美国为其设立禁飞区。

但此举亦激怒了真主党，这不仅意味着委员会将在大马士革的复兴党政权垮台后失去靠山，而且还意味着供应伊朗火箭的运输路线会被切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叙利亚的冲突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问题。

同时，作为一个宗教问题，它亦呈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究竟这是阿萨德政权为留住权力而为所欲为的一种手段，还是宗教主义凭借自身实力掺和其中，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也好，叙利亚问题已经形成事实。

发生在霍姆斯的冲突，一开始只是一场示威者与效忠政府的安全部队之间关于公民权利的斗争，但现在它已演变为一场更为复杂、并为人所熟知的冲突，而且冲突的双方已变为起源于阿萨德家族的什叶阿拉维派的成员，以及在军队中倒戈的逊尼派穆斯林士兵。而每当在街头发现断肢残骸时，受害的一方都会指责对方的不是。

国际社会正对目标国家进行制裁，但叙利亚的结局并不一定就是2011年的利比亚，也有可能是2006年的伊拉克。

历时一年的阿拉伯之春

北非国家迟早将形成新的国家治理和内政结构模式，但更主要的是如何使这个过程尽量不流血

《俄罗斯之声》

在北非，从一个叫穆罕穆德?布阿兹兹的突尼斯人当众自焚起，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所谓“阿拉伯之春”就是由这起事件引起的。随后发生的一连串革命导致了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政权更替，并且使得政治局势和经济局势变得不稳，非洲居民至今仍然感觉到局势不稳。并且在突尼斯组成新的政权机关的过渡时期，也是伴以无休止的罢工和抗议示威。

“贫困和警察肆意妄为”，人们正是以此来解释上述那个普通的突尼斯人当众自焚的原因。他的这一绝望行为的后果，不能被称作是平常的，就其实质来说，他点燃了连接到北非千百万人对自己生活条件不满的“火药桶”的导火索，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突尼斯人抗议行动，迫使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往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各个邻国的居民都看到，甚至借助牺牲和动乱也好，在不久前还是不可动摇的政权就能被推翻，骚动蔓延到了埃及、叙利亚、巴林群岛、也门和利比亚。

“阿拉伯之春”对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政权当局来说，成了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首先是在叙利亚的局势不稳，迫使人们怀疑这种不稳已经是历史事实。不言而喻，北非国家迟早将形成新的国家治理和内政结构模式，但更主要的是如何使这个过程尽量不流血。

为何对革命轻言失败

如果在春天存在一场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出于某种共同精神而引发的一系列情况迥异的反抗，那么目前就存在一场反革命运动

路透社

尽管我们仍能感受到阿拉伯之春的胜利气氛，阿拉伯之冬却已悄然席卷了这片土地，这是许多专家预言和政府的推演所预料不到的。毕竟，利比亚的内战由于卡扎菲的死亡而宣告结束：无论他本人的终结方式有多叫人遗憾，他的死起码消除了对其卷土重来的担忧。毕竟，突尼斯举行了公正而和平的自由选举，一个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处于领先。毕竟，埃及议会进行了三轮选举。为何对革命轻言失败呢？

因为如果在春天存在一场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出于某种共同的精神而引发的一系列情况迥异的反抗，那么目前就存在一场反革命运动。或者说存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行为，想要削减示威者取得的权益，或者至少控制这些权益并将其向利益团体转移。权力不是用反抗就能简单赢得的：它是被那些对权力运作感兴趣、准备牢牢抓住它不放的人赢得，并同时加以保卫的。

埃及为全世界的目光提供了最动人心弦的革命运动，政治诉求最为明确，整个进程基本和平，成功地迫使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然而，权力仍然掌握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权力最中心的组织手中——军方。军方仍想继续统治和持有特权，这一愿望丝毫也没有减弱，而有迹象表明，埃及唯一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各部族酋长正在与军方达成和解，同意由军队主导决定这个国家的统治方式。

社会稳定——要是他们能办到的话——是皆大欢喜的事情：经济和就业遭受了重创，而美国、沙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低息贷款和债务减免总计大约150亿美元，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能出现一个既明白怎么用这笔钱，又知道怎么使国家运转的政府的话。但是解放的胜利气氛已经消散了，不再复返——那只是一个瞬间。

伊斯兰主义者的力量正在增长，并会进一步增长。在突尼斯的新议会中，伊斯兰复兴党成为最大的政党，取得了超过40%的选票和议会217个席位中的90个。它正在和左翼的共和国会谈判，后者是第二大党，拥有30个席位：如果谈判成功，那么这将是2010年代伊斯兰教政治的保守强硬程度或开明包容程度的早期迹象；但是由于前者是坚定的宗教主义者，而后者是坚定的反宗教主义者，这场谈判将困难重重。

不像突尼斯和埃及那样和平，利比亚在鲜血中罢黜了自己的独裁者——最终，是他自己的鲜血。而即使反叛者在经过的每一个摄像机前都表达了对北约的感谢和对自由的渴望，权力现在却落到了不同的武装集团手中，这些武装集团拥有迥异的背景、部族归属和目的。他们的队伍中会出现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必须要恢复被毁殆半的经济，并结束卡扎菲时代与阿拉伯世界的隔绝与对立（阿盟出人预料地呼吁北約帮助结束卡扎菲的统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Mustafa Abdul Jalil领导的利比亚过渡委面临着与处置前独裁者一样重要的任务。临时总理Ali Tarhouni有一个月的时间命名过渡时期的政府，这个政府有八个月的时间进行预定的选举。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由于公民社会的大部分规范都被禁止，因而很难有社会与政治和解的习惯，部族和党派之间的鸿沟可能会越来越深。伊斯兰主义者已经成功地迫使第一位临时总理 Mahmoud Jibril辞职，他是一位世俗的知识分子。他的继任者则宣称卡扎菲时代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将被废止，说“《古兰经》里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将《古兰经》作为宪法的第一来源”。

至于叙利亚，战斗在继续。不管压力来自何方，阿萨德（Bashar Assad）一点也没有显露出屈服的迹象。即使他让步了，而反对者迫使其下台或击败了他的势力，在这样一个对独立组织和思想缺乏宽容的国家，政治力量的分野将使胜利后的局面处置成为一个庞大复杂而危险的谜题——这也是为何西方国家只是对阿萨德提出劝诫，而不考虑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

在《纽约时代书评》中有一段相当悲观的文字。前总统克林顿的阿拉伯-以色列事务顾问Robert Malley 以及牛津学者 Hussein Agha 写道，“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胜利果实流向那些果敢的、有耐心的人，那些知道自己的目的并且明白如何能实现的人……那些一开始就冲上街头的年轻行动家总是易于在接下来的冲突中出局……成为革命者的正常条件被弃置一旁。

这就是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发生的事情。而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结果，阐释着某种稳定：必须还要多流多少血才能赢得权力，权力还会有多压迫人，革命将破坏旧模式到什么程度，我们将拭目以待。同样要期待的是——为了真正的民主，革命的引线已经燃烧了多久。这根引线或许还在地下燃烧，迎接一场更为广泛的解放运动……前路漫长。

阿拉伯之冬

利比亚人道干涉行动的嬗变，使得国际社会行动一致保护人民不受独裁者杀戮的情形，很难再次出现

《纽约客》

据联合国统计，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治安机构杀害平民多达5000人以上。从2011年3月份人们走上街头，抗议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长达40年的统治起，对这些平和示威者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平均起来，每天有将近20个平民丧生。

从当时上传到互联网上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游行的队伍中都是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许多人手里还挥舞着橄榄枝。当镇压的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四散奔逃。在一些视频中，阿萨德的手下（他拥有17支不同的维护治安队伍）在追杀落单的人们；在另一些视频中可以看到横在地上被鲜血染红的尸体。在后续视频中，当人们为这些不幸的死难者哀悼时，又遭到阿萨德治安人员的枪击。

街头的鲜血是抗议者们对外界的质疑最有力的驳斥。于是连一直挺阿萨德的阿拉伯联盟也坐不住了，急忙在2011年11月份从联盟里开除了叙利亚，并对阿萨德政权进行经济制裁，同时要求该政权停止镇压抗议的平民。看到阿萨德一意孤行继续大开杀戒，阿拉伯联盟威胁要把他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处理，除非他答应撤走驻扎在市镇的所有武装力量，释放在押政治犯，允许人们不受限制地和平抗议示威，全面开放对国际媒体的新闻管制，并接受对上面这些条件执行情况的监督。

但阿萨德言而无信。在阿拉伯联盟的代表团到来之前，叙利亚死亡人数还在飙升。阿萨德的坦克压碾过爆发游行示威的市镇，向居民开炮。还有报道说同时还有空中打击。至少有上百人被杀，成为叙利亚爆发抗议以来最血腥的时期。此外，更多的人受伤，或被关进监狱，甚至带伤被抓进监狱（酷刑和强奸是阿萨德政权下监狱采用的标准工作程序）。关于叙利亚事发现场的报道很少，来自德国《明镜周刊》的一个记者详细描写了在冲突最激烈的城市霍姆斯的见闻。他写到，政府的狙击手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很随意地射杀平民。

在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开始工作的前一天，据报道又有超过30人被政府军杀害，其中半数是死在霍姆斯市。但当第一批监视人员到达霍姆斯市时，政府已经撤出了大部分坦克。阿拉伯联盟代表团团长苏丹的达比将军在随便扫视了一圈后，竟然说“很好很不错”。

对于达比来说，孤立和攻击阿萨德政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但他的说法激怒了那些反政府人士。他们本来就担心阿拉伯联盟代表团监督活动只是一场闹剧，对于阿萨德打击反对派的行为只能起粉饰作用。当然，阿盟并不想出丑。其中几个重要的成员，像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都曾明确地表示，他们认为阿萨德杀了太多的平民，因而失去了执政的资格，但这些阿拉伯的老卫道士们都是居心叵测。

对于阿盟来说，问题并不仅仅是干掉阿萨德，而且还得考虑由谁来接管。目前叙利亚反对派缺乏团结，而其在民间受支持的普遍程度也存在疑问。

考虑到以色列和伊朗（及伊朗借用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势力）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一场可能会席卷整个地区的、漫长而具灾难性的叙利亚内战似乎将要来临。这很难作为一个借口来支持阿萨德，或派达比将军隐瞒这个独裁政权屠杀平民的事实而告诉人们一切安好。但它确实意味着，除了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以外（俄罗斯和伊朗是支持阿萨德的两个仅有的主要势力），阿萨德还得被当作是一个维持稳定的因素。

在早些时候，当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聚集一堂，授权采用军事行动“不择手段”地阻止卡扎菲政权屠杀利比亚人民时，对此方案的支持者皆将其看做一个分水岭。人道干涉或保护责任在最近几十年中本已日渐式微，却在此次合法地爆发。连俄罗斯和中国都下了水，而且关键是阿盟居然点了头，让西方势力在阿拉伯大地上打响了第一枪。但几天之后，人们发现真相并不是那么简单。人道保护行动很快卷入一场政权更迭的内战。阿盟立刻变了脸，中国和俄罗斯也赶紧划清界限。

有了前车之鉴，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利比亚了。利比亚人道干涉行动的嬗变使得国际社会行动一致保护人民不受独裁者杀戮的情形很难再次出现。战争从来都不是人道主义的，它更多地是政治工具。相比卡扎菲与穆巴拉克，阿萨德的情况更为微妙。在这种微妙中，叙利亚人民只能独自面对阿萨德的枪口。

突尼斯展示阿拉伯未来之路

正如突尼斯抗议引发阿拉伯之春一样，突尼斯的选举展示了阿拉伯国家的真正民主之路

《卫报》

2011年10月24日，数百万突尼斯人排着队——有些人排了几个小时——为了在该国首次自由选举中投票。一位投票者带着孩子，他们说，要给孩子看看民主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投票，他们拒绝参加由已经下台的独裁者扎因?阿比丁?本?阿里操纵的虚假选举。

通往投票站的道路并不平坦。在独裁者本?阿里飞往给予其庇护的沙特阿拉伯后的几周里，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成员煽动了骚乱。狙击手藏进建筑物，向群众射击，强盗打劫富人，恐吓穷人。甚至即使在秩序恢复后，民众释放出来的要求——尤其是来自该国贫困阶层内部的要求，在这一阶层里，叛乱演变成了2010年11月中旬的革命——很难满足。经济增长下滑和邻国利比亚内战更是火上浇油，很多贫困的突尼斯人在利比亚工作。

突尼斯人凭着顽强和沉着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切，包括政府的数次更迭。这次选举或许不够完美——小的反对党没有时间转型成为以民众为基础的组织，政治竞选活动受限颇多，制宪议会似乎有些迷茫——但选举使民众充满了热情。即使是那些不相信政治人物或者想看到更具体革命成果之人都承认，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突尼斯人民似乎是在两方面都获得了解放：一方面是从残暴政权中解放，一方面是从因为没有早一点对抗而产生的罪恶感中解放。很多人第一次接受了政治激进主义，这种方式让民主国家普遍的冷漠显得可耻。

当然，选举结果让很多人紧张。无论制宪议会由谁组成，完成民主过渡都会有很多工作要做。制宪议会必须给出一个更好、更透明的过渡时期的正义形式。制宪议会里必须有原安全机构的人员和与前政权接近的腐败商人，同时又要应付普通民众的要求。突尼斯的民众起义驱散了一个神话，那就是，突尼斯是一个拥有广泛中产阶级的国家，减少贫困和输送社会正义并不容易。

阿拉伯之春 篇3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0年底的文章指出：在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中，只有3个比较接近像样的民主体制，但都有不少缺陷：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著名的学术刊物《民主》期刊在2010年1月还有一篇专文《为何没有阿拉伯国家民主？》发表。但没想到，就在那篇文章后开始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独裁强人纷纷垮台，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不同的骚动与震荡。

到底阿拉伯世界有何特殊性使得他们能够维持稳定的威权体制，而这场从春天到秋天的革命又如何挑战了我们对于民主与民主化的认识？

既有的理論认为，阿拉伯威权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拉伯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因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共通性是大部分都讲阿拉伯语，且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问题是，不少伊斯兰教人口为多数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塞内加尔等国家，都颇为民主。所以伊斯兰教当然不必和民主矛盾。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原因是，它们大多是具有强大石油资源的国家，因此被称为地租型国家。石油给国家的收入，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官僚权力以及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并且由于统治者较没有向民众征税的需要，所以也较无诱因去争取民众认可的正当性、给予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国家也更可以提供给民众各种补贴与福利。另一方面，丰富的财政资源也使统治者更能够收买和打压反对力量，建立庞大的安全部门和一套腐败的侍从主义分配体系。这种石油国家容易导致政治威权与腐败的现象，被称为石油诅咒或资源诅咒。埃及、约旦、摩洛哥等国家虽然没有石油，但是有巨额的外来金援，效果宛如石油之于政府。

地缘政治也是重要因素，既有美国为了获取石油稳定进口而支持这些独裁者，还有阿拉伯独裁者用与以色列的矛盾作为借口而强化对内的政治控制。

一般比较被认可的是石油诅咒与地租国家理论。但“阿拉伯之春”打破了这个诅咒吗？

美国学者罗斯在2011年曾著文对此驳斥。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前两个垮台政权埃及和突尼斯都是没有石油资源的，其他几个石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巴林都稳如泰山。唯一垮台的丰富石油国家是利比亚，但卡扎菲的倒台跟外力介入有很大关系。伊拉克也有丰富石油，但更是在外力之下建立脆弱的民主。所以“阿拉伯之春”并没有真正颠覆这个石油诅咒。

罗斯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使威权政体垮台，新的民主还是很可能受到石油诅咒的影响，亦即选出的领袖还是会用石油换来的资源提供民生福利，但同时压制异议。

除了经济和社会条件外，对政治变迁的分析还得观察政权性质和国家的控制能力。许多学者都强调“一党支配型”的威权政体向来比强人统治型和军事统治型的政体更为稳固，因为所有威权政体都可以靠经济表现、民族主义或恐怖统治来巩固权力，但“一党支配型”的政体对社会有更强大的穿透力和吸纳力。

“阿拉伯之春”证明了强人统治的苏丹式政体的脆弱。所谓苏丹式政体是指“国家领导人不顾正式体制来扩张个人权力。他们不诉求任何意识形态， 而且除了维持权力外别无目的。他们也许会保留某些民主制度，如选举或政党，但是他们借由培养忠诚支持者或有时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而蔑视这些制度”。这种苏丹式强人政体看来不可动摇，但其实很脆弱，尤其他们会遭遇权力继承问题。所以虽然民众抗议震撼了许多中东国家，但最早成功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现代苏丹式政体；相对地，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属于君主式王朝，是比较制度化的威权统治。

阿拉伯之春 篇4

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阿拉伯之春”是堪与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那么，时隔五年之后，阿拉伯人是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的呢？

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发布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阿拉伯民众对于“阿拉伯之春”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2015年持负面看法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民众。在2012～2013年的舆论调查中，61%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22%的受访者对其持否定态度。在2014年的舆论调查中，持两种观点的人大体持平，分别为45%和42%。2015年的舆论调查报告则显示，59%的受访者对于“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持负面看法，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持负面看法的理由主要是：“阿拉伯之春”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使国家和国家制度陷于崩溃；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使混乱、无序和不安全感四处扩散。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推翻了独裁和腐败的政权，为建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政府铺平了道路；这场变革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的自由，恢复了阿拉伯民众的尊严。由此可见，民众对于这场社会政治变动的看法正在渐趋理性和务实，当初对于“革命”的狂热和激情已经开始减退。2014年尚有60%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变革“可以实现其目标”，如今只有48%的人坚持这一看法。另有34%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已经结束，被推翻的前政权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持此类观点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

促使阿拉伯民众改变对于“阿拉伯之春”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惨痛事实让不少民众意识到了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民主政治”并非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真正的“良治”。阿拉伯世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本质上是其现代化发展受挫所造成的，比如政治腐败、工业落后、发展失衡等，通过简单的政权更替未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正如世界银行副总裁哈菲兹·加尼姆所说：“一个缺乏民主传统、机构不甚健全的国家又如何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善民生、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伦敦一家媒体在评论中指出：“突尼斯革命震惊了整个中东地区，开启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起义浪潮。然而五年之后，追随突尼斯的国家一个个糟糕透了，民众的希望早已被新独裁者、内部纷争、内战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圣战’分子所掏空……在中东各地，民众起义并非新春的开始，而更像是严冬的前奏。”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什么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政治腐败”和“民生问题”一直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这场政治变革的主要根源。如今，阿拉伯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发展问题上，阿拉伯民众对于军队和安全机构的信心要远远高于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比如，对军队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分别为58%和37%。相比之下，对政府和司法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只有25%和22%，对于政治性政党和代议制机构有信心的受访者仅为7%和17%。而且，91%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政治腐败状况“非常普遍”、“普遍”或“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流行。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之外，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不相信本国政府在认真地解决国内腐败问题。至于司法正义问题，2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的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21%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完全不能依法办事。与此同时，高达54%的受访者表示本国法律对某些群体存在关照，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在民生问题上，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3%的受访者对本国经济形势持积极态度，56%的民众对本国经济形势持负面看法。20%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收入在扣除各种必要开支之后还能有所盈余，48%的受访者大体上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另有29%的受访者则生活在入不敷出当中。在生活“入不敷出”的受访者当中，53%的人通过各种借贷来维持生计，20%依赖于家族和朋友的帮助，9%的人需要从政府或慈善机构获得救助。

显然，历时五年多的动荡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反而造成了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国内政治也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清明和公平。仅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为例，发生政治变动的阿拉伯国家要么因政治动荡而经济止步不前，要么因缺乏政治共识而陷入了血腥内战，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在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当中，只有利比亚和也门依赖丰富的石油资源保持了一定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其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加。被视为“革命样本”的突尼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之间徘徊，明显低于“茉莉花革命”之前。2014年，突尼斯经济增长率为2.4%，国内失业率和通胀率却高达15.2%和5.7%。自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经济增长率也一直在2%左右徘徊。在2012/2013和2013/2014财年，埃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1%和2.2%。与此同时，这两个财年的失业率高达13%和13.2%，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高达13.7%和12.8%。作为埃及经济发展重要支柱的旅游业更是一蹶不振，旅游业收入从2011年前的每年100多亿美元跌落至目前的50多亿美元。至于内战正酣的叙利亚，在战火纷飞、遍地废墟和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谈论经济增长恐怕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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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还是“安全”？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民主”和“自由”曾一度成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时尚。如今，在“民主”这一诉求之外，“安全与人身保障”也开始成为阿拉伯民众的新关注，2015年的调查报告反映了这一点。

相比威权政治、伊斯兰“沙里亚”制度和伊斯兰代表制等政治体制，仍有79%的阿拉伯民众认为民主是最为合适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反对民主制度的受访者只有22%。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访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和立场却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受访者对于“民主”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比如，35%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26%的受访者将其定义为“保障平等和正义”，强调“提供安全保障”和“改善经济状况”的受访者也各占6%。另一方面，支持“民主”的受访者未必接受“民主结果”。比如，4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反对他们不认可的政党在选举中上台。民众围绕伊斯兰政党和非伊斯兰政党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比如，57%的受访者担心伊斯兰政治运动，同时有61%的受访者担心世俗化的非伊斯兰政治运动。

和往年的舆论调查结果相比，2015年阿拉伯民众对于安全和人身保障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这是2014年以来的新特征。比如，46%的受访者在本国安全问题上持消极看法，52%的受访者对本国政治状况持负面看法。在受访者当中，23%的人希望移民国外。尽管大多数人表示经济问题是移民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而移民的。在伊拉克，因缺乏安全感而希望移民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二。或许是受到恐怖袭击威胁的影响，反对“伊斯兰国”的受访者在2015年进一步增加，多达89%的受访者反对“伊斯兰国”。至于“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38%的受访者认为是阿拉伯地区和有关国家内部冲突的产物，50%的受访者认为是外部大国造成的。至于如何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受访者也远未形成共识。比如，有人建议支持本地区民主转型（28%）、有人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8%）、有人要求结束外部干预（14%）、还有人主张加强军事打击（14%）或解决叙利亚危机（12%）等。

值得一提的是，9.11后一直在阿拉伯世界积极推动“民主改造”的美国也被11%的受访者看作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排名仅次于以色列（27%）和伊朗（12%）。2015年的调查还显示，对美国的阿拉伯外交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49%上升到了65%。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达成和解，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所作为等是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毫不讳言：奥巴马不愿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混乱承担责任，美国中东政策在其任期内“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奥巴马任期尾声依赖美国的国家不过是自欺欺人。或许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而言，这是一个让自己从美国的监护下解放出来的大好时机，只是要获得这种自由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该项调查的内在缺陷和盲点

“阿拉伯舆论指数”项目设立于2011年，旨在对阿拉伯世界从事公共舆论调查并发布相关报告。迄今已经发布了四份报告，其中2012～2013年为双年度报告，其余为年度报告。研究团队采用综合指数进行舆论调查分析，误差范围在正负2%～3%之间，每年调查样本量近两万人，其范围包括阿拉伯世界十余个国家，号称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公开舆论调查。其调查结果虽然可以为我们观察阿拉伯世界提供一扇重要的窗口，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和盲点。

首先是调查过程中的代表性问题。虽然历次舆论调查都采集了大量的样本，总数量均在2万左右（其中2012～2013年和2014年采集的样本分别超过了2万人次），但相比于总人口超过3亿且发展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虽然研究者宣称其调查范围涵盖了90%的阿盟人口，然而除去2014年对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难民营的调查外，历次调查均未能将叙利亚正式包括在内。众所周知，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导的政权，并且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很快被踢出了阿盟，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又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在叙利亚民众几乎完全失声的情况下讨论叙利亚问题未免有些滑稽，不加区分地提出“绝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改变叙利亚政权”似乎也有些偏颇。其次是舆论调查的科学性问题。研究者在报告中专门谈论了阿拉伯世界对于“民主政治”、“阿拉伯之春”等问题的看法，事实上因“阿拉伯之春”而发生严重政治动荡的国家，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并未被涵盖在内，从而造成调查对象与调查问题之间的不一致性。可以想象，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民众和没有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民众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自然会影响到其研究结果的针对性。

“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了五周年，我们对于这场变革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其中仍有太多的未知因素。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代表了一种试图洞察阿拉伯民众在这场变革之后的内心世界的努力，尽管它遗忘了大量未被言及的阿拉伯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