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体会和认识

关键词： 亚洲 经济

金融危机的体会和认识（精选5篇）

篇1：金融危机的体会和认识

科学认识金融危机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凝心聚力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酒钢检修公司 徐海军

钢铁行业是受到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不久，这句话又变为钢铁行业是受到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行业。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今年上半年，钢铁企业特别是“两头在外”（资源依靠进口，产品依靠出口）这样类型的钢铁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度限产、半停产，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到全行业性的亏损，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些所谓的科学论证和预言，一些经济学界的鼓唇噪舌，也没有改变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

市场这个课堂，是越来越多的人，从虚幻中清醒而来，认识到：任何市场理论都不会颠覆供求矛盾对市场的影响；任何先进的学说，都替代了企业的基础管理，产品有市场，质高价低才能在同业中率先突围，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1、辩证认识金融危机。对待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不但要看到它的严重危害性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要看到也是化危为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和机遇。因此，对待金融危机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辩证地看。

（1）要看到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是发展中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连锁反应，它的发作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其间有过波折，但总体上是一个连续的“正弦”，堪称世界奇迹，为世界各国所看重，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国内钢铁企业井喷式发展，粗钢产量突破5亿吨大关，成为国内经济的晴雨表。粗钢产量上去了，但技术含量高的高等级优质钢产量不高，甚至还在依赖进口，大部分是普通建筑用材。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改造和新项目的开工，刺激了钢铁企业的发展，而钢铁企业的发展又对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形成倒逼机制；一旦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减少，对钢材的消化、吸纳能力降低，钢铁企业就陷于低潮甚至亏损。为了保持钢铁企业的发展，政府就不停地加大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相互刺激，相互干预，形成了恶性循环，加上各种来路的小钢铁迅猛发展，对市场的干预能量的加大，使钢铁企业的发展，成为各方诸侯，逐鹿中原的大战，各自为战，各怀心事，都在想做大。对原料的需求旺盛，又刺激了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的敏感神经，由于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采购价格，很容易被供应商“俘获”，我们国内进口铁矿石总量占到世界供应总量的50%，却没有谈判的话语权，这几年国外铁矿石价格，一涨再涨，使我们多付出了本应由钢铁企业分享的利润。资源供求紧张的局面，又刺激了钢材价格的不断提高，房价也在推波助澜，房市泡沫越来越大，超过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房市泡沫破裂，一系列与房产有关的金融业、钢铁业首当其冲。这种不正常的超常的发展，造成产能过剩，不科学的发展必然以牺牲资源、能源和环境、市场的承受能力为代价，最终引发危机。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只是我们不愿看到，还认识不到、预见不到，也不希望它来临的这种心境来自欺欺人罢了。

（2）钢铁企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看到哪些发展的机会。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是哲学的观点。强者只有通过生死的考验，才能越发坚强，越能催发和激励生命本源的东西；弱者，只能是死路一条。选择强者还是弱者，是对待困难和逆境的一种态度，选择强者不是选择争做巨无霸，世界第一，世界最大等等。而是立足现有条件，把现有条件下的各种资源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最大，同困难做最大的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场影响范围最大，最广的金融危机，对于钢铁企业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经历这场考验，要从中吸取那些教训呢？一是企业发展不但具有总量上的“大”还要有发展质量上的“优”。前几年，钢铁企业发展唯大是举，片面追求规模上的大，注重了速度，忽视了速度和质量的协调。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换取规模扩张，但企业内部管理，没有跟上规模的扩张步伐；规模上去了，管理水平下来了，运行成本、管理成本、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产量上去了，品种没有多大变化，产品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简单量的增长，没有质的改变。企业发展必须紧贴市场和具有前瞻性，低端产品趋于饱和，必须下大气力开发新品种，迟早要做，早做早主动，早做就有机会。二是企业发展的格局不要一味地追求多元化，要保持自身特色。前几年流行多元化，结果不少钢铁企业，纷纷投入房地产、轮船制造、金融投资等多种经营，结果不顾自身自然条件，一律搞起了多种经营，分散了有限的财力，削弱了主业，多种经营带来的资产流失、监管等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三是凡是认准了的事情不要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只要是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注重资源、能源、环保、市场、成本的衔接，统筹兼顾，在调结构、练内功、保增长、促发展上下功夫，瞄准的项目，再难也要集中力量搞起来，等到有钱再做，其他企业占了先机，就会陷入“一窝蜂”的怪圈，很难掘到第一桶金。四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练好企业管理的内功，内功练好了才能更好地抵御发展风险。企业生存的根本就是产品适销对路有市场，质量好、成本低、有效益，说一千道一万，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因此，不管企业遇到什么样的外部发展环境，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增加效益都是企业的必须。五是要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来凝聚队伍，产生巨大的发展能力。企业文化、企业精神都是为企业发展服务的，企业文化、精神都是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因此，必须通过不间断地宣传和灌输，使企业文化、精神在员工心中扎根，形成企业内部的“气场”和精神“核心”。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把“铁山精神”衣钵传承好，弘扬好，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本源，各种所谓新鲜的思潮，都不能动摇“铁山精神”对于我们而言的精神归属。

（3）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如何变危为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既然不是偶然的，那么也有其爆发的规律，关键是学会掌握这种规律，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金融危机不会像风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的发展、爆发和逐渐消退、经济回升有一个过程，只是过程长短不同而已。当积极因素多余消极因素时，这个过程会变短；当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时，这个过程会变长。因此，对待金融危机避免急躁速战和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两种情绪。冷静分析本企业在这场危机的损失情况和战略调整，积极有序地进行应对。不要因为经济暂时的、一个阶段性的回升而抱有乐观态度，盲目地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过去，而加大投资规模，盲目扩张；也不要因为经济连续性的滑坡而丧失信心，坚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冲过去就是灿烂的阳光。

（4）抓住市场萧条，各行业巨头都在减产、限产的时机，加快技术研发和结构调整，缩短投入产出间隔。如果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就会丧失进行自我调整的最佳时机。无论企业大小都要接受金融危机的考验，大企业集团有优势，但困难也更大；这一时期市场平淡，对处于第二集团的钢铁企业而言，回旋余地稍大，一旦市场升温，再进行结构调整或者品种开发，就会又陷入抢产量，夺效益的境地，很难进行新的调整、选择。因此说，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考验，更是壮士断腕获取新生的机会。决策者、执行者都要重新认识金融危机的“危与机”，从“危”中寻找发展的“机”，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增向精细化转变，提高经济效益增长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2、如何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提振职工的信心，焕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共同抵御危机。

企业管理的理念千差万别，国内、国外的不一而足，但无论哪一种管理理念，都不能脱离人这个核心。以人为本成为各种管理流派共同的认知。在金融危机条件下，苦练内功、卧薪尝胆，度过危机，还是要靠企业员工的理解、支持。

提振职工的信心，首先要向职工讲清楚形势，不要遮遮掩掩，含糊不清，要相信职工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信心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通过各种途径，实事求是地，既不能把企业的形势讲得一团糟，让职工没有了盼头，丧失信心的源头；也不要轻描淡写，随随便便一讲，让职工产生错觉，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没有心理准备。金融危机必然带来不利影响，产能受限，效益下滑，职工收入降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讲清楚有利于职工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的这种无情；同时，通过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共同抵御危机，把损失减到最小，职工的岗位、收入也有一定保障，感受到集体和组织的力量带来的转机和温情，只有依靠集体、组织，集中起来才能抵御危机，走出困境。

讲清形势，还要让职工明白如何去做，才能转为危机，战胜危机。作为职工，要立足岗位，兢兢业业，钻研技术，研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办法；认认真真，保质保量完成好每一天的任务，不出废品；挖潜降耗，节约节支，修旧利废不浪费；积极开展义务献工，尽量减少劳务费用支出。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实事求是的目标，而不是不顾各种不利影响而硬性规定出一个指标，让人感到不可及、无望。在安全、产量、质量、消耗、成本、销售、回款、资金使用、投资、项目建设、人力资源、职工预期收入等诸方面，都有一个应对危机的乃至危机以后的具体指标、目标。职工就会有了奔头，有了具体的方向，就会感到企业还是在不断的在发展，在心理上、感情上，都会归属于企业，就有了继续服务企业的信心。

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指标赛，通过奖励有功人员，把竞赛活动作为激发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平台、载体。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使工作生活协调、和谐，使大家在感受艰难、辛劳的同时还有轻松和快乐，有利于焕发人们的对工作、生活的热情、激情。

3、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危害，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人人都要为企业渡难关贡献力量。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危害是灾难性的。造成经济萧条，各种需求不足，企业产品积压，企业效益下滑，职工收入普遍降低，就业困难，失业率增加。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投入几万亿巨资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效果的显现不可能立竿见影，还需要一个时期的投入与产出的效应。在这一时期，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一是集中精力抓企业的基础管理，最大限度地开源节流，减少非生产性开支，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积蓄力量，蓄势而发。关注外界变化，注重信息跟踪，及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加强费用控制和成本核算，坚决杜绝有旧的不用，而去领新、买新、用新的大手大脚，图省事，拿新的一换了事的做法；大力开展修旧利废活动，把一些型号不符、部分淘汰的设备进行有选择的拆配改代，只要满足生产需要就行，不要盲目贪大求洋，迷信新的；加强技术攻关和工艺技术攻关，靠技术的开发应用，来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通过小改小革，提质降耗，增产增效。二是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经济滑坡，职工的精神不滑坡。有针对性的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用事实、用现实、用对比的方法讲道理、讲利害、讲前途、讲希望，燃起广大职工在应对困难中乐观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之火，和企业一道共渡难关。引导职工牢固树立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观念。企业生存发展人人有责，企业的主人翁就是要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关键时刻牺牲个人利益确保企业的利益，企业发展了个人的发展才有希望。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因个人的收入受到影响而消极怠工，混日子，而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相互配合，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的效益。树立必胜观念。困难再大，也是暂时的，但不是自然而然的消逝，必须有克服困难的必胜信念，还有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按照企业的总体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懈怠、不偷懒、不犹豫、不停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搞管理的要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工作，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修改考核指标，采取灵活考核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各级干部多到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为基层排忧解难，当好主心骨；广大职工要恪尽职守，各尽所能，争先创优，把指标搞上去，把成本降下来；宣传舆论部门要紧贴实际做好宣传，多宣传职工中不畏困难，钻研技术、努力工作、做出成绩的各类典型，多从正面引导入手，让大家感到有前途、有希望、有奔头、有干劲，把大家的心劲凝结在一起，营造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氛围。人人都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充分体现出产业工人的团队精神和无私的崇高境界。

篇2：金融危机的体会和认识

金融不等同于经济，经济体系里面含有金融，金融只是一个行业，只是经济中的一部分。

1、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

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

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经济政策错误;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自然灾害;全球化的后果;.金融政策错误。

2、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 (价格) 、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二、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金融危机又会造成经济危机，因为金融行业是经济的一个方向标，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也是金融体系，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是属于实体经济危机。像冰岛她的整个金融体系被催跨了，成了整个国家的整体负债，全国GDP只有一百多亿美金，但负债却有一千多亿美金，也俗称国家破产。

他们两者是有区别的，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华尔街的大风暴吹倒了远远不止美林，雷曼等几家投行，美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风险控制体系终于不堪美国人自己的贪婪而垮塌。多年的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只是带来了一些虚幻的假象而已。在这么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企业该如何生存，如何看待风险，而我们职业的风险管理者—资金管理人该做些什么呢?

三、金融危机下的资金管理

1、确认交易对手是否存在风险

这里的交易对手包括银行和公司的业务伙伴。金融风暴的影响力之大，都能让银行破产，企业当然要小心，别把自己的血汗放在不安全的篮子里，如果交易对手银行也有类似冰岛的landsbank这样的机构而预先不有所知的话，那将给企业带来的会是灭顶之灾。在中国境内，很多外资银行因为要拯救母公司汇回利润，同时又因为前些年存贷比拉得太高，现阶段急需境内融资以解决流动性问题，而境内银行因考虑到风险因素谨慎拆借导致外资银行头寸短缺，如果企业的合作银行只是外资银行的话，可能即使有额度也放不出款，就像2007年底发生的银监会窗口指导产生的效果一样。于是以前完全依赖外资银行的机构现金流就产生了相当大的问题，而现在再去修补和中资银行的关系却总有临时抱佛脚的味道，而且这个“佛脚”还不是那么好抱的。

交易对手风险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有些核心的大企业基本现金流还是正常，银行额度也还够充足，但是他们的上下游的中小厂家却未见得。随着国内大量的成规模的中小型制造型企业的倒闭，核心大企业的零配件，原材料或者某些大超市某些产品的稳定供应商出现生产问题，均会发生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并同时对核心企业本身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一方面需要尽可能的去了解供应链上关键机构的生存状况，并适时给与帮助，同时未雨绸缪，也是资金管理人责任所在。

2、资金管理战略的再制定

这个和上个交易对手风险有密切的相关。企业需要重新审定合作银行，并对和他们发生的业务金额额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原先资金管理重要的内容例如尽量压缩财务成本这条可能要重新审视。例如通用电气，在危机发生之初就有敏感的意识并提早发行大量公司债券，帮助公司提早实现财务的灵活度;通用汽车虽然债券已经早就进入了垃圾级别，但是在危机之初他们也已经把在各个银行的额度提取干净，宁可承受相对高的财务成本，也要保证公司现金流的充足和稳定。过冬的心态促使企业对于资金管理产生了与在经济繁荣时期完全不一样的战略。虽然中国并不是本次金融漩涡的中心，但是中国的资金管理人也一样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为自己公司的战略安全保驾护航。比如充分考虑再融资风险，减少以前经常性的短贷长用的方法，同时要广开财路，宁可资金管理人麻烦一点也要根据业务的需要多找一两家合作银行以做备用。有资深的资金管理人在去年宏观调控之前就用承诺费的方式固定了银行的借贷利率水平和信贷额度，虽然花费了一定的承诺费用，但在之后的调控紧急期大多数机构都有额度贷不到钱的状况下，他们公司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照承诺合同规定的额度和利率进行融资安排。

3、谨慎制定风险战略

国航在石油期货上的亏损和香港中信泰富在衍生品交易上的失误造成的巨额亏损。其中均有时机把握和工具选择上的失误之处。失误点我们会另外行文仔细分析。但可以想见的是在选取金融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再三考虑各种极端状况。今年早先欧洲银行主导中资银行大卖的CMS产品的大面积亏损，就在于欧元区长短期利率的倒挂现象。这样的极端状况几十年不见而一旦显现就会让实际金融工具的使用者遭受巨大损失。

各种理财工具在背后都有各自的风险结构构成。而董事会必须清楚这背后的风险意味着什么而且承受的起。银行毕竟有自己赚钱的立场，而企业资金管理人的职责应该是分析清楚这些工具的结构同时告知董事会并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必须高度警惕风险，尽可能的用常理去理解问题，远离那些错综复杂的交易程式，类似香港出事的雷曼迷你债券，任凭销售人员吹得天花乱坠，最后还是投资者自己为损失埋单。从来都不睬纳复杂理财工具的Nike这次就可以笑得很大声，因为他们的钱从来都是非常老实的呆在银行里吃利息，最多做点结构性存款。虽然在经济繁荣时期看起来司库并没有为企业赚取足够的利润，但是在经济风暴的今天他们完全可以笑看那些卷在各种债券风波中的企业资金管理人。

4、适时关注全球金融动向并为决策者提供战略决策参考

篇3：认识金融危机：回到马克思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最近经常可见到几位据说被圈进某个流传中的“名单”的经济学家在论说金融危机。这天打开频道，我听一位经济学家说：到今天为止，他仍然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因为金融创新是新生事物，对其规律认识不足，而那些衍生工具又太复杂，所以，在技术上仍然不能完全掌握它，才由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引发了全局性问题。而美国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

既然是“仍然认为”，肯定这种观点不是一个，更不是第一次。的确，在中国，关于金融危机产生于技术层面的观点及文献正充斥着“主流们”垄断了的思想市场。

也有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反思。比如，有人提到是格林斯潘时期美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出了问题。这种反思，本来已由格林斯潘本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往前推了一步。格老自己说，他一直信仰自由市场理念，信奉“越少的监管、越多的活力” ，“然而，眼下的危机证明，这一理念不对，这一点让自己震惊”。但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却立刻出来警告：“不能过度解读格林斯潘的讲话。因为中国的问题与美国问题不一样，中国总体上是自由市场自由得还远不够。”

同样是反思危机，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有一句话也非常经典：“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这句话应该是触及到了人性，但立即就有中国学者出来为华尔街辩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贪婪。”

金融危机真是由北美某只蝴蝶扇动翅膀引发的一个偶然性事件？或者，至多只是格林斯潘太放任自由导致的特定事件？这个时候，有必要回望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因为，“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

1929年的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为了刺激交易，竟然推出这样的“金融创新”：规定投资者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经纪人支付。联储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而经纪人又转身以20%的利率借给投资者。就在这个不断飙升的股市中，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风险。银行、经纪人和投资者对于如此高的利率背后所隐藏的风险置若罔闻。1920年代轰轰烈烈的牛市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走上一条不归路，最后酿成了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也同时宣告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一次经济萧条的到来。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股市再度狂热。华尔街巨头们借以刺激交易的工具是另外一种“金融创新”：投资组合，而舞台就是共同基金。金融巨头们说，共同基金是由专家科学决策，且资金量大，加上为数众多的各种基金构成的机构托市者，足以抵抗任何股市的下跌。在金融大鳄们的蛊惑下，无数居民 “几乎是将所有的积累拿出来”前赴后继扑向股市！可“当美国股票交易所濒临瓦解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是专门抓捕那些通过电话贩卖一钱不值的产铀公司股票的黑市经纪商”。于是，1970年4月22日开始的股灾，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就使得过去七年积累的大牛市市值跌去了一半以上！

21世纪初，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用于忽悠大众的所谓“金融创新”是 “纳斯达克指数”。 主角除了金融巨头外，还加上了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前者依靠后者所作假账虚报利润，推高股票市值好趁机套现。“纳指”历经了短暂的疯狂后于2001年暴跌。但事情并没有完，资金链的断裂很快酿成了20世纪初的“安然事件”、“泰科事件”、“朗讯事件”、“环球电信公司事件”等诸多大公司丑闻。为此，小布什甚至发出了“警惕资本家摧毁资本主义”的呼吁，并要求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

但仅仅过了5年，由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酿成的此次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场金融风暴就来临了！这次，主角仍然没有变，但所谓的金融创新则变成了“投资银行”。

“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但为何闹剧会一再上演呢？这能够仅仅归咎于技术问题或自由过度的问题吗？

必须承认，相对于传统经济，信用经济时代的许多新现象和新技术，的确让许多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束手无策。所以，有些人更容易用老派政治经济学者看不懂的技术问题来掩盖背后的政治问题。而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指出，“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也因此，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才反复强调，“我认为左派所应该坚持的是，信贷和货币政策应构成批判、探究、公开辩论、阶级斗争和提出激进要求的一个合法领域。货币政策对于当代的资本主义而言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金融所造成的混乱的代价却要由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来付出。左派应该强调，他们有对信贷和货币政策行使监督和控制的民主权利。”

赌场资本主义的危机

还得从“贪婪”说起。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家贪婪成性的论述远比今天的奥巴马经典。马克思认为，表面上看，贪婪的是资本家，但实际上，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曾援引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说：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残酷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沃勒斯坦则把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比作“就像踏车上的白鼠，一直在快跑，为的是跑得更快”。

但如果仅止于分析资本的贪婪，马克思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贪婪会导致经济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为何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马克思的逻辑是这样的：正是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所承认的：“资本社会的突出缺陷是它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武断和不平等。”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被资本要素拥有者即我们俗称的“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企业产能，实际上不断趋于下降，于是，生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既而经济危机就发生了。但危机并不能消除资本社会中的根本性矛盾：越来越扩张的生产力与越来越紧张的生产关系。于是，一轮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被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信用经济时代的经济危机，一般首先出现在金融层面。有意思的是，在这点上，马克思与美国经济学大师欧文·费雪有着几乎同样的看法。马克思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而欧文·费雪提出的解释金融危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也认为：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不得不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而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从费雪这一理论可看出，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讲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仅如此，仍然只是一个十分老套的“故事”。但这与华尔街的所谓“金融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与美国的“美元霸权”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在19世纪的马克思眼光看得比这还要长远，更具历史性。因为他当时就预言，资本家阶层将从生产性领域退出，成为一个食利者阶层。而华尔街金融的发展正好证实了这点。

早期金融资本的出现，加速了资本集中，加速了资本循环，也加速了资本增值与生产力的积累。因此，金融资本还因其能对实体经济有所贡献而具有“生产性”。但金融资本离开实体经济的逐利性行为则没有生产性可言。也就是说，当金融已脱离它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目的，本身发展成为直接攫取利润的工具时，它除了寄生性与掠夺性之外就一无是处；金融资本家也就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纯粹食利性资本家”。 这一点，就连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也早就有过这样的警告：“华尔街本质上是在重新分配财富，而不创造财富。”

而据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的观察，在过去30年间，美国金融机构已变得相对独立于生产性企业且增长迅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制造金融泡沫的内在动力。银行主要利润并不直接来自于向大企业借贷，而是帮助它们在公开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并为此而向它们收费。消费信贷、抵押贷款和费用收入是银行利润增长最为迅速的来源。在这一背景下，银行完全具有制造泡沫的内在动机以获取更多利润，为此发明各种衍生工具与产品，而本质上，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与产品早已不再是生产性的。

华尔街就这样进入了这样的食利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专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干脆将这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称为“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操纵资本主义金融市场这个大赌场，是掌握着作为世界结算货币美元发行权的美国。美国只要通过发外债、印钞票，尤其是人为地使美元贬值，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债券大幅缩水，就可以实现全球财富向美国的转移。而赌场中的庄家与操盘手，正是华尔街那些银行家、资本家和专业经纪人。“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想象。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继续进行。在俯临世界所有大城市的高耸的办公大厦里，房间里满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玩这些游戏。他们双眼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的价格不断闪烁变化。他们通过洲际电话或电子设备来玩这种游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在这个大赌场中，尽管极少数普通居民偶而也有小赢，但从总体上说，穷国以及普通大众照例都是牺牲者。

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全球30%的资源；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4倍。无疑，美国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而华尔街巨头们更是只需靠操纵他们自己发明的所谓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大发横财。为了攫取更多财富，美国及华尔街“发明”的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虚拟产品供给远超过世界实体经济发展所能够支撑的程度，金融危机必然爆发。

因此，相对于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而言，用纯粹技术层面来解释金融危机起因，与用马蹄铁来解释一个帝国的毁灭一样，忘记了更为基本的因果律：“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

篇4：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回观20世纪六十年代, 亚洲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飙升成为了全球经济关注的焦点。那时的亚洲从战争、疾病与贫困的阴影中苏醒过来, 社会与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创造了备受世人瞩目和赞誉的“亚洲奇迹”。 (图1) 图1中明显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亚洲四小龙的对外出口额有了明显的上升。从1960年到1980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以上, 最高达到了21.8%。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NIEs) 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 NIEs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在1960年为美国的16%, 但1995年升至77%。

就在亚洲经济一片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之际, 国际上却传来了质疑的声音。当时克鲁格曼发表在《亚洲奇迹的神话》发表于《外交》双月刊时, 引起的争议和批评都曾是空前的, 指出:“亚洲奇迹其实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迟早要幻灭”。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长期以来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构。然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 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的繁荣, 而非资本投入。克鲁格曼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 被1997年惨痛的金融危机所印证。

1997年7月, 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后, 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也都成为了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香港、韩国、日本也受到冲击, 一系列银行与证券公司相继破产。1998年年初印尼陷入了政治经济双重的危机中, 波及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一时间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兵荒马乱, 怏怏然地溃败成一盘散沙。 (图2)

危机中各国汇率节节攀升, 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 各国股市都缩水1/3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 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 分别贬值39%、36%、72%和40%。

危机中各国GDP增长态势缓慢, 甚至出现了15%的倒退与缩水。亚洲的货币发生大幅贬值, 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 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 失业人数达270万, 印尼失业人数达2, 000万。资本大量外逃。 (图3、图4)

二、亚洲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基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很多, 大致有货币危机模型、道德风险模型、金融恐慌模型、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流动性市场无效率模型、危机传染模型、孪生危机模型、羊群危机模型, 等等。本文将主要从货币危机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两个角度来描绘亚洲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基础。

先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起。在亚洲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发展之际, 克鲁格曼对于亚洲经济的悲观质疑一部分就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之上。克鲁格曼认为, 当时东亚经济增长是长期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果。然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克鲁格曼认为, 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繁荣, 而非资本投入。已有文献指出, 索罗模型中, Y (t) =F{K (t) , A (t) L (t) }, 经济增长由资本投入贡献K (t) , 劳动投入贡献L (t) 和技术进步贡献A (t) 即全生产要素组成。但当克鲁格曼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东亚经济检验后得出, 当时20世纪东亚经济腾飞的国家中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也就是说, 在影响产出Y (t) 的三个因素里, 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在相对短的时间投入大量资本K (t) 和人力L (t) 而获得的大量产出。举个最浅显的例子, 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大跃进, 所有百姓田不种了、猪不养了, 砸锅卖铁的开始炼钢, 如此短时间内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结果。

但是,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有一定的缺陷, 新古典模型中由不可知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决定, 如何量化其中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困难程度。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表明, 引入人力资本社会分工和技术创新等因素, 并不会必然产生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了产生长期的正的稳态经济增长, 社会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 比如通过改革教育体制, 改革科研体制等提高其生产效率, 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第二个理论模型是货币危机模型, 在克鲁格曼的货币危机模型中, 其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当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 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一般实行扩张货币政策又有稳定汇率政策时, 政府一般都存在大量的赤字, 因此中央银行必然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如此, 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本币就会发生贬值, 而当公众发现本币和外币的收益率出现差异时, 公众就会调整资产结构, 增加对外币的购买。这样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随着政府持续地为财政赤字融资, 国际上许多炒家就会乘虚而入, 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 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 终有一天会耗竭外汇储备, 固定汇率就会发生崩溃。但是, 就货币危机模型而言, 本身忽视了危机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 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

三、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以上是笔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模型, 下面回头看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在现实中的原因:一是从制度角度来看, 东南亚国家当时为了吸引投资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固定汇率制度, 使得国际炒家乘虚而入;二是从监管层面来看, 政府缺乏对金融中介的监管。宏观和微观管理不善, 经济过热。

先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当时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是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使得金融自由化、大规模的外资流入、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过度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化。比如, 当时的泰国为了吸引外资, 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 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 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 一方面又保持固定汇率的政策, 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 当时的国外炒家, 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游资的冲击。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 马上就会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 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泰国就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注:以1997年1月本币兑美元为100计算

而当泰国发现外来的游资对固定汇率制度形成冲击时, 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 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 导致外债的增加。外债增加了以后, 这些国家的债务结构便变得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 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 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 泰铢的货币贬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监管层面来说, 对金融中介缺乏谨慎监管也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性担保, 不仅导致了政府负债规模庞大, 资产结构恶化, 同时还会导致国内银行借贷时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使得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因而会引发金融危机。由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 国外投资者以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国内银行, 国内银行仗着有政府的隐性担保而有恃无恐, 用国外投资者借来的钱高枕无忧地投资于高风险领域, 导致资产泡沫化。当资产泡沫化破灭时, 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过度投资高风险领域, 导致贷款收益率低下, 使其资产负债急剧恶化, 陷入困境, 不良贷款急剧增加。由于政府对于国内银行的隐性担保体制, 同时又对银行的借贷规模没有很好的谨慎审查和控制, 政府最终成为了国内银行所持有的巨额不良贷款的买单者。由此, 从本质上来看, 国内银行由于自己道德风险而造成的不良贷款与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等价的。因此, 即使没有第一条所陈述的过度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冲击, 由于对于银行体系的不利监管和政府对于银行恶性贷款的隐性担保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和1950年的苏联非常相似, 只不过当时的苏联依靠的是计划经济, 彼时的东亚国家, 靠的则是亚洲价值观。而这样由亚洲价值观引导, 在短时间内大量投入资本与劳动力的做法已被证实并不可取。大量的资本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东亚国家原本的固定汇率程度造成巨大冲击。而在有如此大量资本的基础上, 亚洲价值观普遍偏好的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了危险的温床, 大量的热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恶化。经济体中弥漫着道德风险。由于政府对与其关联的金融、非金融企业存在隐含担保, 这些机构大肆举借短期外债, 然后投入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 推动了泡沫的形成。

四、经验与教训

上文中我们已经阐述了两个符合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 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短时间内密集投入资本和劳动而没有技术进步因此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货币危机模型, 过度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协调性给予国际炒家乘虚而入的机会。我们也列出了三个现实中推动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分别是不协调性导致的流动性过剩, 对银行体系缺乏监管但政府又承担着银行恶性贷款的隐性担保, 以及亚洲价值观在背后的推动力。政府应加强金融中介的监管, 防止银行恶性贷款的膨胀。密切关注自身的财政政策和汇率制度的结合, 不给国际炒家乘虚而入的机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要有技术生产力的提高, 而并非全依靠短时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带动经济的繁荣。为此, 国家应结合公共政策辅助经济的长远发展, 例如: (1) 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2) 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3) 传统文化的保留; (4) 优良的治理制度, 等等。

笔者认为, 还可以结合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和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现状进行反思。第一, 无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次贷危机期间, 我国的贸易出口都受到了影响。出口环境的恶化是外因, 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 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影响, 贸易的波动就会变得很大。应该着力于调整宏观结构, 把经济重点放到扩大内需上, 挖掘国内的消费潜力, 同时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 发展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的行业, 并且更新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 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不利, 金融体系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今天, 开放和管制都各有利弊, 过度开放或过度管制都不足取。应在监管的范围内进行金融创新, 不要使金融衍生品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的工具。同时, 也应注意在资本市场上要合理引导外资流入, 适度利用外资, 防止一旦外资撤走以后对我国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摘要：20世纪六十年代, 亚洲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然而不久之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都陷入了沉思。本文主要分析与东亚金融危机有关的两个理论模型, 导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三个推动因素, 以及对我国现在经济状况的启示。

关键词：东亚金融危机,量化宽松,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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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崇伯.印尼新政府振兴经济的政策举措与前景透视.南洋问题研究, 2005.1.

[7]朱波, 范志芳.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综述.世界经济研究, 2005.

篇5：金融危机的体会和认识

关键词：公允价值,金融危机,科学属性,应用与控制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则体系, 其中,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是新会计准则诸多新突破中最为显著的方面。然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却在全球引起了较多人士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质疑, 同时也引发了我国会计学界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该如何抉择的争论及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演变中的公允价值计量

在对起始于美国“次贷业务”引发的金融危机根源的讨论中, 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成为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出发点之一。

(一) 公允价值的经济范畴

公允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讲, 是指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从便于交易上讲, 得到公众认可的价值也应是当前市场价格条件下的价值。由于公众对公允价值的认知度不同, 因此对公允价值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表述。在美国会计准则中表述为:是“在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在有序的市场交易中, 出售资产所获得的价格或清偿债务所出的价格”;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表述为:是“指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葛家澍教授定义为:是指理智的双方, 在一个开放的、不受干扰的市场中, 平等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情况下, 自愿进行交换的金额;黄世忠教授则定义为:是指以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现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由此可见,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具有易受行为人及公众主观判断影响的特征。

(二) 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的演变关系

有较多的研究人士指出: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引发了金融危机。但如从公允价值计量的产生及其本质来看, 则会对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1.公允价值起因于储蓄和房屋贷款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因会计历史成本计量, 使金融机构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市场价值严重背离, 引发了储蓄和房屋贷款危机。美国在总结了此次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后, 于90年代中期, 首次在会计准则中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产生与运用, 极大的促进了美国金融等行业的发展, 2006年美国颁布的157号会计准则又进一步规范了金融产品“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

2.计量工具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本质属性。

在此次危机中, 对公允价值计量持批评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问题, 即:公允价值只是一种计量工具, 只起一种反映的作用, 其所反映对象的优劣并不能由这一工具决定。犹如一个人发病高烧, 并不是由体温计决定的, 体温计只是将这个人高烧状况反映出来的工具而已。所以应该说:本身品质差的次贷衍生金融工具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内因, 公允价值计量则只是作为一种计量工具, 及时、迅速地表现了其市场的价值量与波动, 为投资者提供了衍生金融工具价值的真实信息。

二、公允价值具有科学的计量属性

20世纪80年代, 人们从美国大量破产的金融机构资产净值仍然为正发现了历史成本计量的局限性。为准确计量和反映资产的价值, 美国首次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 公允价值计量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科学性。

(一) 提高财务信息的现时可靠性与真实性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会导致资产的账面历史成本价值与当前现行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的差异, 而资产的交易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为标准的, 按当前市场价格实现的价值才是资产的实际价值或真实价值, 因此,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就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现时的实际价值, 也不能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由于资产的交易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为标准的, 所以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恰能满足交易需要, 尤其是面对金融市场价格的频繁变动, 更能体现资产的真实价值, 更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

(二) 量化会计主体金融资产的风险

人们通常以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指数来量化和表现金融市场风险程度及强弱的变化, 但对一个会计主体来说, 以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指数来量化和表现其拥有的金融资产所承受的风险程度及收益或损失, 无论是对会计主体的经营者, 还是对投资者的决策都不具有实际意义。而会计主体以公允价值计量其金融资产, 就能够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为标准, 来反映其拥有的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 同时, 遵循稳健原则和客观性原则, 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这不仅能及时反映金融市场的风险, 也能对金融市场波动使会计主体资产所承受的风险予以量化反映。

(三) 全方位地实现会计配比核算原则

在企业损益核算中遵循着一条基本惯例, 即配比原则。传统配比原则一般有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要求收入与为获得收入而发生的耗费保持时间上的配比, 二是要求收入与为获得收入而发生的耗费之间保持应有的因果联系关系。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在历史成本计量的条件下, 忽略了收入按当前市场价值计量与耗费按历史成本计量的不同。当会计主体对其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时, 则不仅能够反映资产当前的真实价值, 也为实现收入和成本、费用计量属性方面的配比创造了条件, 即全方位地彻底实现会计配比核算原则。

三、会计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必然性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作为历史成本计量缺陷的重要补充和其面向当前与未来的特征, 所以决定了会计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其客观必然性。

(一) 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需要

在历史成本计量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核算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下, 公允价值计量却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并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提出对所有金融工具都应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基础上, 还提出了农业也要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是会计国际化的必然要求。随着世界上各国资本融通广度与深度的扩张, 必然要求公允价值计量应用范围等方面的扩大。

(二) 是会计主体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资源价格的频繁波动。公允价值计量是以当前市场交换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因而, 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 能够较确切地反映企业现时市场价格条件下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的信息。无论一个会计主体的会计目标定位如何不同, 但在服务于投资信息需求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 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符合真实性、可靠性、相关性和有用性信息的要求, 决定了应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必然性。

(三) 是会计计量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高度的市场化及市场环境不断由低端向高端的发展, 要求会计理论与实践也要相应的发展,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的市场环境要求会计必须能够立足现时, 面向未来, 全面反映一个会计主体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公允价值计量正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较新的会计计量模式, 是会计计量适应经济、市场环境发展的理性选择, 更是会计理论与实践符合逻辑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我国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风险控制

在公允价值计量中, 由于易受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较强的市场的影响, 所以使公允价值计量实际应用时也具有较强的风险性, 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并加以有力的控制。

(一) 完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准则, 限制操作性和适应性方面风险的影响

在我国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企业会计准则中, 为慎重起见, 仅规定公允价值计量应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债务重组、金融工具以及投资性房地产四个方面。在公允价值计量具体操作方法上, 准则中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从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实践情况和此次金融危机来看, 还应从两个方面继续完善我国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一是进一步细化公允价值计量具体操作方法, 如明确规定采用现值技术来评估公允价值, 应按什么样的程序和符合什么样要求的依据来进行等。提高可操作性可有效地避免主观非故意因素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合理影响, 从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二是提高公允价值计量应用与当时市场环境的可适应性或灵活性。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 公允价值计量与次贷危机的顺周期效应应引起充分的注意, 对经济发展周期中所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 要有区别应用的条件规定, 以利扬长避短, 防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的影响。

(二) 健全和完善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体系, 降低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离不开对市场交易信息的依赖, 特别是对当前市场价格信息的需求。基于公开且活跃的交易市场的市场报价是确认资源公允价值最充分的根据。如市场交易及信息披露体系不健全、不完善, 势必会导致市场信息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 就容易为会计主体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操纵利润形成方便条件。所以, 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会计计量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接轨, 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创造更好的客观环境。同时, 还应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惩罚机制, 不给利用市场交易进行公允价值舞弊者留下法律空隙。

(三) 规范评估机构及其行为, 降低会计主体主观影响的风险

公允价值是参与交易双方对市场价值的一种判断, 因此, 公允价值的确定很容易被企业管理当局作为利润操纵的手段。例如, 安然事件中能源合约的公允价值均存在管理层主观判断的因素。防范交易双方企业管理当局对公允价值施加的主观影响, 还公允价值以本来面目, 不能仅从约束会计主体出发, 而要形成和完善社会评估机制, 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评估机构并严格规范其行为, 最后发展到统一借助独立的评估机构对资产和负债等进行评估, 只有如此, 才可以有效地避免会计主体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任意扭曲公允价值的计量。

(四) 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预防公允价值计量错误风险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是会计人员对会计要素价值计量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 在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过程中, 会计人员的指导思想、职业判断能力、职业技能等, 都会对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等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 应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从最大程度上防止非故意因素造成公允价值计量失真等问题的产生。

综上所述, 公允价值计量有利于风险的量化反映和预防, 按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较之于历史成本计量, 更能满信息需求者决策的需要。因此, 公允价值计量必将是我国会计计量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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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宇建, 张继袖等.基于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 2007 (2)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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