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语境体系（精选八篇）
语境体系 篇1
1768年的一天早晨,距开馆尚有片刻,在德国德累斯顿美术馆外排队等候的人群中,一位青年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不耐其烦地等待着开馆时间的到来……参观完毕众多的皇家艺术藏品,他之后在自传《诗与真》中记录下当时所感,“我是以一种怎样的陶醉徜徉在美术馆这一圣堂!”这位青年便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这位身处欧洲社会大变革年代的欧洲重要作家、诗人,作为西方艺术博物馆发展的最早见证人之一,认定“美术博物馆是一种纯粹知识的永恒源泉,是人的感性和美好准则的强化剂,有益于所有的人。”
历史总是在此起彼伏的时代变革与更迭中滚滚向前。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世纪,作为圣堂的所在,美术馆应当以何种姿态,在当下的社会巨变中自处?又如何结合时代诉求,拓展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延续并转换公共教育指向?——这都将是时代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之下,亟待关注和深究的课题。
二、从艺术的传播谈起:关于“互联网+”时代的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
2015年3月,“互联网+”的概念首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7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一时间,各个领域对于“互联网+”的解读与践行持续升温,它也被某杂志评为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互联网+”,可以说是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亦是知识社会创新背景下的互联网社会发展新形态。而“+”并非互联网与诸如教育、金融等领域简单的物理性相加,而是进行各领域要素重组的跨越性相加,也就是说“+”的过程中不乏链式的化学反应,应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深度融合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并于此生发出的发展新生态。
无独有偶,以“做新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忠实记录者”为定位的《三联生活周刊》,在2016年第一期以“我们注定被改变的生活——未来简史”为主题,展开了对于人类未来在物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能源等方面的想象与探讨。在这种多元化的传媒手段和日益膨胀的信息传输量的语境下,成长起来的艺术传播系统中,大量具有浓厚商业气息和技术性的美术作品不断被生产,并借助现代印刷或电子技术等媒介广为传播。各种信道也逐渐扩张,比如艺术市场的出现、美术展览的制度、网络和多媒体艺术的发达、民营美术馆和画廊的兴起、出版管制的相对开放与自由等都是相关的促成因素。就这样,传播媒介和传播机制层面上的成熟与进化,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三、变革中的博物馆价值走向:“物”与“人”
不论是公元前3世纪的“缪斯神庙”,16、17世纪的“奇珍室”,还是18世纪的“美术学院陈列馆”,19世纪的“法国公立博物馆”,亦或是20世纪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定义的修正,甚至是20世纪的“博物馆终结论”以及21世纪的“博物馆非终结论”……在对于博物馆各项追本溯源的考证中,以及与当今艺术形态是否对应的讨论中,博物馆在作为人类痕迹见证物的过程中,显现了其在“物”与“人”之间价值走向的立场。
关于最早的博物馆,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建于埃及亚历山大博学园中的缪斯神庙。而亚历山大博学园之所以能够成立,着实离不开亚历山大大帝军事行动中对于“物”的搜集与掠夺。那么基于此而言,加之博物馆的名字“博物”二字容易让人产生的顾名思义,或许可以肯定的是,博物馆的起源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之上。
而反观缪斯神庙,是作为供奉音乐与诗歌之神,并充斥着哲学家激辩之声的场地,如同柏拉图《会饮篇》中对于宗教信徒们聚会宴饮、争论互辩之理想模式的现实实体。而这正彰显了博物馆在发端之时,对于“人”、对于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与观念的重视。
在1961年和1974年相隔13年的时间里,关于博物馆的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从“一个以研究、教育与欣赏为目的,来保存以及展示在文化及科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对象的机构”,到“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而且是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它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见证进行了搜集、保护、研究、传播与展览”,[1]在内容上具有了鲜明不同。后者在内容上增强了博物馆对于公众的面向,以及在此间“研究、教育和欣赏”的宗旨。
同样,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博物馆”如此定义,“世上所有的博物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以实物标本的形式去展示人类活动及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通过藏品展示自然史、艺术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事实,保存那些因时间流逝而不可能重现的历史遗物,突破人类认知的时空局限。”[2]这时博物馆已被定位为赋予“物”以意义的场所,“物”的博物馆化过程就是赋予“物”以意义的过程。而这个赋予的过程如同曾经圣殿一般的存在,从而拥有了“精神殿堂”的光环。
2007年,台湾博物馆学者刘婉珍提出的“博物馆就是剧场”的概念,与德国美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1935年至今)关于“博物馆越来越从传统的圣殿形式转化为一种类似于‘剧场’和‘舞台布景’的新形式”的论断如出一辙,只不过贝尔廷更加强调了博物馆是具有“论坛功能”的“公众活动的舞台”。众所周知,剧场/舞台的主体是“人”,体现作为载体与平台本身,不管是剧场还是舞台,应当与受众心态视角相对应。
这种将功能的终极价值锁定为“人”的取向,同样在2014年,国家文化部对于《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的修订中亦有体现。作为博物馆的一支,美术馆在此更加明确了需要具备以公共教育为代表的五大基础功能。而所有这些功能的基准点指向为“人”。
四、受众需求的转变:从库房到公共开放平台、知识生产体系的蜕变
美术馆所面对的“人”,在当今便是身处现代传媒巨网中的广大受众。2008年,伴随着国家《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的下发,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博物馆免费时代的到来,更意味着博物馆作为储存完整记忆、实行人文教育的最高文化场所,已从库房转向成为鼓励大众主动参与的公共开放平台。
与古典时期的含英咀华不同,对于他们而言,从媒介方式到信息内容的选择与索取,通常会被受众自身的学识背景、人生经历和具体的现实情境等要素所左右而影响。纸媒、电视以及网络媒体通过不同的符号形态,满足了受众在认知上的需求,并于此间作用其本身。在这个交错、复杂、多向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信息的迭加,受众在认知水平和选择素养上渐渐产生了变化。
加之迥异于传统语境,受众的主体意识是当下传播理念,在传播过程中的注重之处。作为目标群体,被新传媒语境所笼罩的受众不自觉地加强了主体意识,从而具备了主动使用和积极参与的有效条件。回望传统的传播过程,那只是一种单向型从传者到受者的运动,而放眼当今,则已然成为双向型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为运动,并完成了从“应声虫”到“解读者”以及“参与者”的转变。受众这种地位的提高、角色的转变,使得及时、交互型的反馈已经成为传播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此这般,大众对于美术馆公共教育功能的需求已然发生了诸多改变,那么美术馆由此向体验学习式的知识生产体系的转变,就更加顺时顺势。
五、传播过程中的公共教育:突破与坚守、互动与对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名言或可适用于当今。那么,又当如何在这信息洪流中突破与坚守,实现互动与对话?
早在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并指出,美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它更是引导人们从现象世界进到实体世界的桥梁。[3]相较于学校教育而言,美术馆教育作为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形式更加多样,更侧重于素质的培养,着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探索能力、创新能力。
可是放眼当今,新媒介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如影随形,人们可以通过使用电脑与网络技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传递信息,并及时获取知识。信息技术呈现出广泛性、多样性、综合性与互动性的特点,于是一方面,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及数字技术的更新,亦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乃至挑战。
201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市场、理解与文化心理分析》一书,书中对于重庆市民接触美术作品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频繁接触”或“经常接触”美术作品的人只占25%,而“从没接触”或“较少接触”的人则占了61%,而其中30岁以下的人占了76%。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重庆市民包括年轻人对于美术作品的接触还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以美术馆为代表的公共教育职能亟待深度展开,需要顾及不同学识背景、人生经历和不同年代学习者的需求与目的。
原法国巴黎卢浮宫公共政策负责人克罗德·福尔多(Claude Fourteau)把博物馆观众分为“过路客”与“使用者”两类。所谓“过路客”是指那些博物馆旅游者,他们年龄层次与文化层次跨度较大,对艺术、历史、文化不太了解,甚至是门外汉,大多参观时间短,参观模式以类似于“到此一游”式的浏览式观看展品+拍照留念为主。而“使用者”则大多具有相关知识背景,关心并热衷于馆内各类展览和公教活动,并定期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学习、研究。正如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所言“长久的记忆造就伟大的民族”,可见在互动与对话中,根据不同受众,拟订不同公教方案,从而逐步孕育文化逻辑,引导受众对于自身价值观和标准、文化身份和文化创造等诸多方面生成一种既参与又批判的独立精神,实现受众从“过路客”到“使用者”的角色转变,乃是“互联网+”时代美术馆公共教育着力重点之所在。
六、结语
美术馆作为“未来文化”重要构成载体的地位不能发生改变,它不能与时代的发展渐行渐远,而必须是一个呼应时代诉求的、关于民族文化记忆或观念的集合体。恰如2015年8月,今日美术馆首创的全新概念云空间美术馆“今日美术馆·未来馆”那样:它包容了成千论万的艺术展览数据,每一个展览在此似“点”一般的存在,而点击每一个“点”,呈现出来的为一个全新的抽象空间,其中容纳着那些受现实空间限制而无法呈现的艺术作品。——这时的艺术作品不再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而是超越它的思想的放大,更大的艺术存在。而这时的美术馆也更将关注于无障碍的沟通,强调于触手可及的引导。不仅仅是借助于科技的手段,成为能够为社会和公众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的精神明塔;而且,作为时代发展的表征,不断体现自身地域或族群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步构建起属于自身地域或族群的历史记忆、文化经验与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无论如何,人类走向未来的脚步从未停止。美术馆如何在滚滚向前的浪潮中,继续担负起精神文化家园的使命,能够在坚守住麦田的同时而不失拓展与变革,是公共教育需要积极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芳.视觉文化时代:学院立场与公共责任——关于信息传播新语境下的高校美术馆数字化教育功能研究[J].中国市场,2015(09):161.
[2]曹意强.美术博物馆的定义与国际学术现状[J].新美术,2008(02):38.
语境体系 篇2
关键词：世界公民；哈佛大学；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G571.2
一、世界公民概念的合法性质疑及重释
世界公民概念受到质疑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法理基础。比如，“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国家的一员，现今却没有一个被全球认可的世界组织能够成为“世界公民”的“政府”，颁发世界公民的证件，因此，对于世界公民提出法理上的质疑。由于缺乏饱和度，“世界公民”被定为道德概念、精神概念，或者理解为一个拥有“世界公民”所需素质的国家公民。然而，笔者认为“世界公民”的实质不应该因为没有世界性政府组织的未现而被定义为其他，正如文学讲求不应以辞害意，不应因为没有颁发“公民证”就扭曲“世界公民”的实质。
其次，世界公民还存在着理解谬误。对于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与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的区别没有把握。世界主义者为这样一群人，“作为一部分富有的精英分子，通过教育，是这些人能够自由的在各国游走，拥有国际性的知识，并且能看到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可能不会对于这些问题采取行动”，这些人是“富有、闲暇、机会”的产物。但世界主义者是无根的（rootless），他们不会他们所在的社区真正承担义务。“世界公民”与世界主义者的之间的区别的核心在于“对于其他人的责任感与义务承担”[1]。
最后，对于世界公民概念存在质疑还在于其出现的实践偏差。由于世界公民在实践中容易被扭曲，存在着变相推销西方意识形态的嫌疑。
二、哈佛大学世界公民教育体系
1.多元而包容的校园文化
哈佛大学综合实力毋庸置疑，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大学排名稳居前三。这与哈佛大学总能感知时代的脉动、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形式的情况下，哈佛大学对于学生发展定位由国家公民向世界公民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哈佛大学创建了旨在培养世界公民的全球性校园文化，在《哈佛大学杂志》评论中称，“福斯特校长将哈佛定义为一个全球性（cosmopolitan）的地方”[4]，成为其培养的世界公民的基础和底座。
1.1丰富而全面的物质载体
哈佛大学的硬件设施世界一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图书馆。其中典藏了一千五百万卷书籍。其中怀德纳图书馆拥有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希腊等国包括世界上一百多种语言的原著；哈佛的图书馆还设有中国、东亚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室，分别用四十五种语言著成的书刊、及丰富多彩的缩微平片和视听资料。哈佛大学的博物馆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博物馆拥有近二十五万件藏品，来自于欧洲、北美、北非、中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等世界各地，既有梵高的自画像，又有莫奈的《红帆船》，中国周代的玉器、日本的浮世绘，阿拉伯的书法等均在列。如此丰富多样的藏书、藏品为哈佛学生开阔眼界、拥有全球眼光提供了物质基础。
1.2直接而鲜活的文化载体
近几年，哈佛大学的国际生一直占据在校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肯尼迪学院的国际生来自于八十多个国家，占据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左右。旨在服务于国际生的哈佛国际办公室，在1944年成立之初，只有244名学生，如今已经达到了7000余名师生。[5]
同时，学校的执教者，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是一个“日益国际化的教师队伍”[6]。哈佛大学的教师队伍是一个活跃的资源，这些教师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会不断有不同风格、地域的研究者的到访，既有政治家，也有街头艺人。
1.3明确而深刻地学校价值期望
美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是深谙教育规律的教育家，其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学生发展的期待，同时也反映了一所大学发展的文化传统、培养目标及学校的价值期望。在最近几年的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福斯特校长不断提出对于学生在改变世界上的期待，福斯特在2011年的毕业典礼上，提出当今大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 提出“哈佛师生的共同期待就是通过创造和传播知识‘让这个世界变得不同”[8]。近五年的毕业典礼，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哈佛大学在世界上的作为成为一个重点的话题。
2国际化的课程与教学方式
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部分，分别为外国文化、历史学、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社会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文化是全部讲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例如《法国社会的讽刺幽默》；历史学的三十四项科目中，有二十项是讲述世界史，例如：《当代中国的连续性与变化：当今世界的中国与台湾大陆 》；在文学与艺术中，在四十项课程中有二十五项是关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例如：《音乐的世界：非洲》；道德伦推理学中也有《孔子人本主义：自我修习与道德共享》；社会分析中，可以发现有《中国家庭，婚姻与亲属关系：一个世纪的变化》等课程是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化。核心课程作为每一名哈佛学生的必须课，从其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世界公民在哈佛大学的培养目标中所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0]。
3 有组织且具目的性的世界游历
研究表明，有组织的国外游学经历是培养世界公民认同感和全球意识的最重要方式。[12]哈佛大学培养世界公民的方式也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世界各国的游历、研究和学习。
3.1 简单的实践活动类分
哈佛大学为了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创造很多直接的参与的实践活动。根据哈佛大学的参与程度以及时间的长短可以将实践活动分为三种，第一种哈佛大学策划并出资的长期性的项目，比如，每年的夏令营项目；第二种为哈佛策划并且出资暂时性的，比如2013年哈佛大学组织的在孟加拉的考察[13]；第三种，哈佛大学提议与校外组织合作并由校外組织出资，学校为此做宣传的项目，比如哈佛学生参与的CAC项目。按照所在的地点不同，可以分为国内实践活动和国外实践活动，国内的，比如：哈佛大学成立的各种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研究所有250 多名哈佛教职员工，研究方向包括从海地及智利的震后反应，到如何减少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疾病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3.2 实践活动的特点
3.2.1 周密的策划。
无论是哈佛大学全权负责的项目还是跟其他团体合作的项目，都拥有周密的策划。例如，准备在2015年暑假进行的项目，哈佛大学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该项目明确了要分六个地方进行，分别为新德里、班加罗尔，巴黎，格鲁吉亚，维也纳，达喀尔，弗莱堡。每个地方要研究的目标也不同，但每个目标总是与当地的文化特色相吻合。例如，在印度的一个高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实践时间从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花数周研究手机技术对于健康或者教育的影响，每个小组的学生要按时开会交流，来谈论他们的经历以及相关的知识。
3.2.2 强有力的支持。
哈佛大学的夏令营，有支持国际交流的校长创新基金的帮助，此基金是洛克菲勒所捐献的旨在帮助学生及教师增加国际经历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哈佛大学还派出专门的教师进行现场的指导。而CAC项目有商业部负责募集资金并且与与社会相关单位联系[16]。
三 启示与总结
中国的世界公民教育思想很早就有提出，古代的“大同社会”中所提倡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实就是一种朴素的要有拥有普世关怀的世界公民精神；近代的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的核心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所迫，最后将“做世界人”改为了“做现代中国人”，然而这并不妨碍“做世界人”这一目标之伟大；伟大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钱穆先生将中国教育的目的确定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将为教育提出了三项要求，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可以说伟人的高瞻远瞩跨越时代的局限，为我们的教育指明了方向。如今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校已经开始重视教育的国际性视野，比如扬州树人中学就将“做优秀的世界公民，永远的中国人”作为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http：//www.harvard.edu/president/speech/2013/opening-year-address
[2]http：//campaign.harvard.edu/aspiration/advancing-global-harvard
[3][4]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3/09/citizen-of-the-world/
语境体系 篇3
分析春晚语言, 应当将其投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正如美国学者布赖特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提到的“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 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 (1) 流行语的产生更是以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彰显着文化潮流与社会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温度计。而春晚作为由民俗、电视、央视三方同构的兼具“世俗神话”与“媒介仪式”意义的特殊存在, 其语言衍生品春晚流行语——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人对客观世界最本质的认知。鉴于此, 笔者选择历年春晚的流行语作为分析文本, 并对其做了搜集、整理和剖析工作, 以便更为直观、清晰地呈现三十余年来春晚语言体系在官、民双重语境下的变迁与创新, 同时力求使研究突破语言层面进入社会学层面, 从而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春晚的第一个十年 (1983-1992) :国家官方语境下的民间叙事性话语回归
讨论春晚问题, 涉及到三个基本要素———除夕、电视和央视。除夕是浸润了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民俗节日, 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中华文明的集体认同;电视是最具家庭凝聚力的大众媒介, 肩负着迎合大众娱乐期望的任务, 同时由于我国特殊的新闻传播制度, 电视话语首先体现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央视作为国家传统主流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传声器, 带有浓重的官方话语习惯, 因此央视承办的春晚必须也必然符合党和国家的统治精神。由此可见, 春晚可谓是党国意识形态诉求与传统民俗文化合作交融的舞台, 即便其诞生初衷是为了娱乐大众, 但其政治属性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在春晚的头一个十年 (1983-1992) 中, 央视春晚语言体系表现出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党国官方话语控制与民间叙事性话语回归并存, 并且后者在前者的控制下逐渐觉醒并发展壮大起来。
春节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封闭的民间叙事文本, 而是一个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场域, 尤其是权威意识形态进行话语置换的象征资源。 (2) “在1980年代, 由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 整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每个阶层都能在失衡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在19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 改革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 (3) “这一时期单位提供的福利和保障水平虽然不高, 但它具有保障的全面性, 在这种全面的福利笼罩下, 人们基本都能够过上稳定而有保障的生活, 人们确实享有意识形态所许诺的结果, 这必然有助于人们保持对它的认同, 意识形态有力量将社会群体或阶层凝聚为整体, 使这一群体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倾向。” (4)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整个春晚的第一个十年中, 几乎所有歌舞类与语言类节目都热切、直接地表达着对祖国的感恩和赞美。这一时期, 春晚流行语中出自歌唱类节目的较多, 如“妈妈教我一支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84) 将党国二者一体化并视之为给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十五的月亮, 照在家乡, 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 你也思念, 我也思念” (1985) 、“军功章啊, 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 (1985) 是对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中国共产党的热情讴歌;“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984)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故乡” (1986) 是改革开放后, 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对祖国大地的深深眷恋……这些歌曲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表达, 是当时春晚构建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工具。随着此类国家主流话语的全面介入, “央视春晚逐渐置换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对于国民的身份召唤, 从一个在偶然中诞生的节目转变为某种必然的国家主流话语的传媒镜像。” (5) 而“有较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意义”、“注意把握时代脉搏, 生活气息浓” (6) 正是那个时代人们对文艺晚会的普遍理解, 因此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在当时有着广泛的接受基础。
一般来讲, 能从老百姓口中传承下来的流行语通常都十分贴近民生社会而带有较弱的意识形态指向。而在春晚的头一个十年中, 如此众多的对党和国家的溢美之词却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并传承至今仍魅力不衰, 那个年代党国官方语境的控制力以及百姓对于官方话语的认同程度可见一斑。
春晚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民间叙事性话语觉醒并发展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前, 我国社会话语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 (文学话语) , 大众具有的话语权力很弱, 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而随着社会体系的变化, 以阶层为单位的群体语言类型随之日渐丰富起来, 媒介传播语言分化为多种样式, 话语系统发生了变化———全新的中间阶层话语体系和平民阶层话语体系出现, 这两者和精英话语体系三足鼎立。” (7) 1983年第一届春晚上, 李谷一以一曲《乡恋》博得满堂喝彩, 掌声的响起不仅仅是由于旋律的优美, 更是因为这首歌抒发了被压抑十余年的中国人对幸福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乡恋》自诞生就因歌曲深情款款的诉说风格与当时的官方语境冲突而被列为禁歌。“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心中。昨天虽已消逝, 分别难重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这几句歌词更是以一种民间叙事性的话语表达, 从感性的、娱乐消费的层面释放出人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为心灵而歌唱的欲望。这首歌见证了整个中国对个性解放无可阻挡的追求。正是从这首歌开始,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娱乐诉求的民间叙事性话语回归舞台。1984年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誉满全球》继续让观众过了把“笑瘾”, 那句“宇宙牌香烟誉满全球”更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 中国人对文化节目质和量的需求都越来越高, 1980年代末的春晚渐渐改变了之前单调、死板的布局安排, 变得更欢快、更轻松。如1987年的《冬天里的一把火》、1991年的《我想有个家》等。这些在今天看都十分平常的歌曲在当时却引起了全国观众狂热的掌声, 也反映出当时电视持有量低、频道少、节目更少的时代特点。也是从1980年代末, 小品逐渐成为晚会的主角。1988年牛群的《巧立名目》播出后, “领导, 冒号!”几乎成了官场的代名词;1989年的《懒汉相亲》中, 宋丹丹用浓郁的山东方言说的台词“俺叫魏淑芬, 女, 29岁, 至今未婚”、“真的么?”以诙谐的语言展现了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后人们的生活状态;1990年的《相亲》中一句“傻样儿!”引出一段黄昏恋, 呈现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开放和百姓生活态度的改变;1992年的《妈妈的今天》:“唐戈儿揍是趟呀趟着走, 三步一回头, 五步一招手, 然后接着趟呀趟着走”, 赵丽蓉发明的探戈让观众足足乐呵了一年。在这些春晚流行语中, 原来政治话语中阶级斗争、劳动解放、集体英雄等观念与符号消失了, 转而以一种民间叙事语言描绘出当时百姓面对生活的心理状态和对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
春晚的第二个十年 (1993-2002) :春晚语言体系随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分裂
如果说第一个十年中的春晚一直在尝试着如何在保持绝对的政治立场下最大程度地满足百姓对娱乐的需求, 那么第二个十年中的春晚就是在把官方话语掩埋在民间话语之下的同时, 更加发挥其关注不同社会阶层, 平衡群体话语比例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 语言体系随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分裂是春晚在其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 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在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财富的同时, 也终结了改革初期全民普遍受益的社会分配格局。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作为我国社会结构重要方面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阶层分化逐步形成。社会阶层的悄然变化引发了受众的阶层分化, 受众逐渐从简单的“两个阶级, 一个阶层”分化为成多个阶层。由此, 包括春晚在内的传媒产品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语言体系分层化, 春晚语言逐渐由满足整个民间趣味分裂为照顾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人们的情感与喜好, 这主要体现在春晚语言越来越关注农民、农民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上。
头十年的春晚是城市中心主义的, 很少关注乡村文化。春晚中第一次出现农民形象是1989年, 之前的春晚中没有农民和农民工形象, 而在春晚的第二个十年中, 农民形象成批量出现, 很多流行语都出自与农民形象有关的节目。如1994年的“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我岸上走, 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表现了乡村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1995年的《如此包装》中, 赵丽蓉因为不了解城市文化误将“玛丽姬丝”写成“麻辣鸡丝”, 还有RAP唱法的评剧唱词“六月六, 六月六, 六月六啊六月六!”以及1999年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秋波, 就是秋天的菠菜”等都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碰撞而产生的笑料。
这一时期春晚对农民及老年人群体的形象塑造是多面立体而丰富的。有正直勇敢、尽职敬业的求职者, 也有一肚子“坏水”, 净“忽悠”老实人的小商贩。1996年《打工奇遇》中“它为什么这么脆?就是一盘大萝卜”这句台词由赵丽蓉地道的唐山口音说出, 幽默的同时也让观众大呼过瘾。此作品中的农民工以见义勇为、维护正义的正面形象出现, 改变了以往大家对于农民工“弱势”形象的刻板印象。类似的还有2000年小品《钟点工》, 关注的是老年人跟随儿女进城养老却遭遇老年孤独的社会问题, “小样儿, 你穿上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和“伤自尊了!”两句台词因为赵本山和宋丹丹在舞台上的身体力行, 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2001年开始的“卖拐三部曲”中, 赵本山把骗子能说会道、追求蝇头小利的小农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没病走两步”、“缘分啊”、“谢谢啊”、“忽悠, 接着忽悠”等语句直至今天依然令人捧腹, “大忽悠”也成了骗子的代名词。
关注不同阶层群体的问题并非这一时期春晚特有的社会功能, 而是贯穿于整个春晚历史, 1989年, 宋丹丹的小品《懒汉相亲》就是关注的农村大龄青年的婚配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的春晚更是在给予弱势群体更多话语表达机会上做得更加全面、深入。但是, 第二个十年中的春晚对这一问题的发现与反思是集群性、症候性的, 是这一阶段春晚语言体系最显著的变化与创新。
春晚的第三个十年 (2003-2013) : (8) 网络语言加入民间语境并对官方语境产生解构作用
前文说过, 春晚的官方语境始终代表着国家形象与党政形象, 具有一种社会稳定性, 而民间语境则随着社会生活、时代背景的变迁展现出不同的表征与内涵。进入21世纪后, 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快, 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大冲击, 人们已经不满足已有的文化活动, 而追求某种滑稽、幽默、夸张的文化潮流以刺激自己的感官从而获得审美愉悦。另一方面,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 网络语言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而逐渐发展并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反映并影响着大众的文化意识。
“语言是一切文明和传播的基础, 一切传播媒体都是语言载体, 载体的变化往往会引起语言风格或语体的变化。” (9)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日益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新形态的语言文字符号体系。“囧”、“挽尊”、“屌丝”、“贾君鹏,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元芳, 你怎么看”……每一个网络流行语的背后, 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些句子或短语充满了后现代文化气息, 它们用别样的方式标榜当下时代的特点。在春晚的第三个十年中,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先锋文化的化身, 加入到春晚的民间语境中并对官方语境形成一种解构作用。2007年宋丹丹夸黑土的那句“你太有才了!”就是引用的网络流行语;2009年的流行语大多集中在小品《不差钱》中, 让人记忆深刻的除了赵氏的“东北口”就是“心情挺冲动”、“一身的文艺细菌”等无厘头的网络语言活用;2010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可谓一场“网络大杂烩”———几乎每一个语言类节目都借用了网络热门词语, 如《不能让他走》中的“老爷子唱的不是歌, 是寂寞”、“我叫雷人”、“不要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我妈妈喊我回家偷菜呢!”以及《我心飞翔》中的“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她飞的不是飞机, 是寂寞”、“你爸OUT了”等流行语都是对网络热门词汇的直接或间接引用;2011年的《天网恢恢》中“拿扫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 还能是哈利波特”是网络流行语“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还能是唐僧”的变体;2013年的小品《今天的幸福2》中的“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鞋”虽不是对网络语言的直接使用, 但将“无邪”置换成“无鞋”的这种语用思维却源于网络语言的形成机制, 可以算作是春晚对网络语言体系的一种舞台化扩展;类似的还有2013年的小品《想跳就跳》中的“我去”、“我勒个去”以及“你口味真重”, 《你摊上事儿了》中的“坑爹”等, 这些流行语都体现了网络语言加入到春晚民间语境中的趋势。
网络语言无疑是偏向民间语境的, 首先网络语言的诞生土壤是网络, 网络是民众群体智慧的集散地, 广大网民是网络话语权的主要领导者。其次, 网络语言在春晚的应用主要见于语言类节目, 尤其是相声、小品, 这类节目的着力点本就在体现人民生活, 展现市井风貌上, 是民间叙事语境的代表性节目类型, 必然体现广大人民的审美趣味和兴趣指向。同时, 春晚中的网络语言又对原有的官方语境产生了一种解构效果。一直以来, “我们的一些媒体宣传和官方语言, 缺少改进和创新,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多, 说教味、八股腔太浓, 充斥着各种空话、大话、套话以及简单化、概念化、格式化、公文化的东西。本来一些先进的理念、睿智的思想、富有创新的政策和新鲜生动的实例, 被这种套话和八股调一加工、一包装, 都失去了应有的光彩, 变成了干干巴巴、令人乏味的东西” (10) 。春晚一直受这种官方语境的控制, 导致“春晚节庆的民俗话语背景被悄悄置换为国家话语的幕布, 在后现代的传播环境中国家叙事的节庆垄断越发像是违背规律的畸形事物。” (11) 这使得观众越来越无法参与到仪式中来。而与此同时, 以网络语言和手机语言为代表的民间语言却越来越追求新奇、简洁、生动、有趣甚至怪异, 不断花样翻新地冒出一些新概念、新词汇、新符号。尽管从语言学角度看它们并不规范, 但却能很快流行, 尤其在青少年中广为传播。接受了这种通俗性与游戏性并存的民间语言的网民往往会对缺乏新意、充满说教味的官方语言产生抵触和逆反情绪, 在此情绪的支配下, 春晚所承载的宣教意义和公共情感就会显得毫无吸引力。因此, 春晚虽大量地援引网络语言以吸引年轻受众, 但网民对春晚的解码与编码者所期望产生的效果往往所差颇多甚至背道而驰, 不但没有接受春晚官方语境所传达的意义, 反而对其产生了一种解构作用。
结语
言语语境与语境实在 篇4
一言语行为与语言交往
言语行为理论的两大代表人物是奥斯汀和塞尔。作为奥斯汀的学生,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对奥斯汀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言语行为二元论向一元论的转化上。
同奥斯汀一样,塞尔也将言语行为作为语言的意义单位,也就是最小的交流单位。在以往的学者那里,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是语词、语句等言语符号,而奥斯汀更加重视语言的实际使用,在他看来,语言哲学不再是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的词语和句子本身,而是如何使用这些词语和句子的人们行为,这就是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阐释了句子通常可以完成的三种言语行为:a.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即用句子表达某种思想,比如“休谟是位伟大的哲学家”,然而并非每一句话都可以完成以言表意行为,比如梦话;b.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表示句子在被说出时带有某种力量、实施某种行为,比如“休谟不允许他那样做”;c.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利用说出句子来产生某种效果,例如“休谟阻止了那种观点的蔓延”。塞尔赞同奥斯汀将言语行为进行分类的做法,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区分言语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他反对奥斯汀将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路,认为二者本就是一体的,或者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一个句子在成功地表达出某种意义的同时,它就带有了某种力量,以言表意行为不可能完全中立于以言行事力量[1]。或者更确切地说,“以言行事行为才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2]。塞尔同意将以言行事行为同以言取效行为区分开来的做法[3]136,比如“通过与你争论,我可以说服你”;“通过讲述一个笑话,我可以使你开心”等,这里的第一动词“争论”、“讲笑话”是以言行事行为,第二个动词“说服你”、“使你开心”是以言取效行为。在“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两个概念中,前者是有意向性的,后者则不一定有意向性。通常,以言行事行为必须通过意向性来执行,因为以言行事行为是以言表意行为的延伸,而以言表意本身就带有某种意向;以言取效行为则不然,它不一定要通过意向性来执行,比如我做了一件事后取得了一个效果,但这个效果可能并不是我预先想要达到的意向。
言语行为理论向来被作为哈贝马斯语言哲学的谱系来看待,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和交往理论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对它的承袭并创新。首先,哈贝马斯赞同塞尔将以言行事行为视作言语行为最小单位的观点;其次,哈贝马斯也赞同语言应当分类,但他不认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元论,认为“这种二元论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4]104,他接受塞尔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同为言语行为不同侧面的一元论思路。
哈贝马斯虽然充分肯定了塞尔对言语行为所做的贡献,但对其仍持批判态度,“塞尔努力解决却未能成功的问题在于对基本模式本身的划分”,这是因为,塞尔没有弄清楚语言交往的最根本目的其实是对话双方的相互理解[4]106。塞尔以言行事行为划分的依据是话语交流本身过程中说者的语气:断定式(assertive)、指令式(directive)、承诺式(commissive)、表情式(expressive)、宣告式(declarative)[3]150;而哈贝马斯言语行为划分的依据则是语言为达成双方理解所可能经历的方式[5]321-322:命令式言语行为、记述式言语行为、调节式言语行为、表现式言语行为、操作式言语行为,相比而言,哈贝马斯的划分方式更加注重话语交流的有效性。这就引出了哈贝马斯语言交往最重要的一个观点———“语言有效性要求”,即话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5]307-308话语的真实性指的是说话者在语言交往过程中要尽量客观描述,以便使听者更好地分享自己的知识储备;正确性指的是说话者要以正确的语法来进行表述,以便使不易理解变为容易理解;真诚性指的是说话者在语言交往中要尽量真诚,更要使对方觉得自己真诚,以便使双方更好地理解、达成共识。正因为哈贝马斯更加重视语言的有效性、重视交往、重视理解,因此,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相比,他的语言交往理论更具社会化倾向,这就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他为语言交往提供了一个“普遍化原则”,即语言交往中被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能被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规范[6],这一理论为人们相互理解提供了一套理想的道德规范体系,成为语言交往的大语境、大平台。
二作为基底的语境
通过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和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理论的基本了解,可以发现,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首先,他们同样认可言语行为的基础性作用,同样赞同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统一性;其次,他们同样重视语言的使用更胜于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在这些相关点中,对语境的看重是他们更加重要、更加潜在的一个相通之处,这种看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语境是承载言语行为和语言交往的一个可行性基底。语境的基底性作用在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7],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交往理论中也不例外。
首先,在话语交流的过程中,也就是使用语言本身的这一过程中,言语行为和语言交往都是在语境中进行的。分而论之。塞尔的言语行为包括“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这两种行为必定是在语境中进行的,“通过与你争论,我可以说服你”,“通过讲述一个笑话,我可以使你开心”,如果将这些例子当作真正的行为时我们就会发现,“争论”、“讲笑话”都是需要语境的。比如,说者在进行言语交流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争论的是什么”,“通过何种方式说服对方”等,而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要依赖于说者的自身素质、听者的文化水平、当时当景的情形等等,这些都是语境。哈贝马斯的“语言有效性要求”也是在一定语境下的产物,语言有效性要求是为了促成交往双方的理解,没有语境,这种有效性无法发挥,双方也无法理解,语言交往就失败了。比如说,语言交往要求真实性,当我们无法判定“我说的是真话”这句话是否真实时,我们就不会和对方真诚地交往,而没有语境我们又无法判定这句话是否真实。故此,话语交流需要语境。
其次,在整个语言交流之中,言语行为和语言交往一定也是在语境中展开的,因为语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实在性,是一个不可还原的保障[8]。通常而言,一套完整的话语交流过程不仅仅指“话语中的言语使用”,还包括支撑这些语言使用的背景知识和规范体系[9]。话语交流过程多指“话语中的语言使用阶段”,如上所证,此阶段需要语境,而保障这一阶段得以完成的背景知识和规范体系也需要语境,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语境。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建构性规则”,这一规则指的就是话语交流双方所依仗的制度性原则,比如“地位功能”。地位功能只有通过集体对于某种东西具有那种功能的接受或承认才能够被完成[3]155,比如,一张纸不可能仅仅由于纸的物理学特性而执行货币的功能。在语言交流中同样如此,说者说出的话语一定是有背景支撑的,比如“这张钱不会是假的吧?”这句话在平时听者听到会不高兴,但如果最近假币猖獗,那么听者就只会当它是个普通的问句。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同样也包括除“话语交流过程”外的其他内容,他提出的“普遍化”原则就是如此,在我们日常交往中,大都会遵循一些共同的道德因素,这就是话语交往的其他背景。比如,在我们说话时不要带有一些侮辱性的词汇,如果违反了这个道德,那么交往就不会顺利进行下去。所以说,整个语言交流过程都离不开语境。
第二,语境是言语行为和语言交往得以被判定真伪的一个依据、准绳。也就是说,无论是塞尔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还是哈贝马斯的“语言有效性要求”,都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下才能被判定真伪。
首先,塞尔言语行为的两个概念,“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才能被判断真假。比如,“休谟不允许他那样做”这个以言行事行为,“休谟阻止了那种观点的蔓延”这个以言取效行为,如果想要被判定为真,那么就需要知道当时的情境究竟为何:“他是谁”、“那样的观点究竟是什么观点”,“休谟究竟如何阻止了它”等。哈贝马斯认为语言交往的目的是相互理解,“语言有效性要求”就是据此而提的,而这一“有效性要求”同样要在特定的语境下才能判断。比如要判断“你真聪明”这句话是否真实,那么就需要回到当时的语境下才能实现;再比如,“你好漂亮”这句话本是赞美人的,但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这句话是以一种“反讽”的语气说出的,那么它就不是真诚的,也就无法达到相互沟通的交往目的。从这些论证可以看出,当我们笼统地说一句话时,我们无法判断其真伪,因为它的语境不确定。举例而言,要判断“休谟是位伟大的哲学家”是否为真是困难的,因为这句话在通常语境下都是成立的,但在一定的语境下却不见得,比方说,当这个“休谟”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伟大的哲学家时,当这句话是在休谟还未出生时就说了时,这句现在看来没有错误的的话就有问题了。这就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可取的原因所在。
其次,塞尔的“建构性原则”和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可以作为话语真伪的判定依据或语境。先以塞尔的“建构性规则”为例,说者说出“你这张钱币是真的”这句话,听者要判定其真伪,那么所遵循的“建构性规则”(语境)就可能包括这些内容:听者自身判定钱币真伪的能力,双方当时的情境中有一台验钞机,或者听者特别信任的一个人告诉了他这张钱币确实是真的,只有在这些情境下,听者才能判定说者的话,也才能决定是否将这个言语行为继续下去。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可以作为语言交往双方判定对方是否符合“语言有效性要求”的语境标准,比如,说者说“请相信我的人格”,但是他做的却是强盗的行为,这种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使得听者无法简单地相信他说的话,这就容易造成双方交往无法正常下去,导致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所以说,语境无论在话语当前的交流过程中还是整个语言交往过程中都十分重要,无论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还是在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中都可见其身影,这是语境在塞尔和哈贝马斯语言哲学中的共通之处。
三语境观的拓展
语境之于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从上述对于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交往理论的论证中可见一斑。但是,就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交往理论而言,塞尔和哈贝马斯对于语境作用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或者说,这两个理论中蕴含了两种不同的语境观。
第一,语境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交往理论中所代表的含义和范围是不同的,虽然都会包含语言交流所处的背景环境、对话双方身份等内容,但塞尔言语行为的语境所包含内容相较于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的语境范围狭小一些,如果后者是广义语境的话,前者就只能算作是狭义语境。
首先,塞尔的语言哲学大都是围绕着言语行为展开的,尤其是对“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统一性的论证成为其语言研究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他方面内容涉及较少。而言语行为包括的三个内容“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都是在话语交流过程中的行为,那么,它们相对应的语境也就是话语交流双方当时、当地、当前所处的环境,最多就是交流双方的一些背景资料,比如,双方的身份、地位、用语规范、文化修养等内容,这些都属于话语交流过程中所能够体现出来的东西。塞尔语言哲学的一块内容是“建构性规则”,这块内容可以属于话语前的背景知识范围,虽然不能完全列在语言语境范畴内,但是正如塞尔自己所言,“这些建构性规则性或事实仅是话语交流的一个预设前提”[3]154,故此也可被包括在语言语境之列。所以说,塞尔言语行为的语境是一种语言语境。
其次,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则不然,他的语言交往所涉及的语境不仅仅指话语当前的小范围情境,还包括交往的整个社会背景。众所周知,交往行为理论可谓是哈贝马斯最有特色的一个理论,它的最根本目的是追求“社会的合理化”,语言只是交往的一个工具而已[10]。在这种情况下,承载语言的语境也就不能作为整个交往、甚至社会合理化的语境,社会合理化的语境范围应该更广。其一,它是对塞尔语言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一定涵盖了语言语境的内容;其二,它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社会合理化,为了提供一套可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交往道德规范体系,那么它就一定需要社会语境、实践语境。
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理论的语境包含了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语境,后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
第二,语境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交往理论中的地位不同,相比较而言,在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理论中语境的作用更加显著。
如上所证,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语境大都停留在言语语境阶段,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无论是“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还是“以言取效行为”,都属于“话语中的言语使用”阶段,而“建构性原则”语境也是为了言语交流服务的,故此,语境在其中也就仅担负起支撑话语当前交流这一个作用。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塞尔的语言研究为什么仅被局限在这一领域,为什么会那么强调言语行为的一元论,这是有其学术和历史渊源的。塞尔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认知学者。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对于语言哲学的研究大都是围绕着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开展的,而且他将“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加以统一的思想也是他后期生物自然主义观点的前身。他有关心灵、意向性、计算机思维等方面的成就甚高,且一直坚持“身心”统一观点,这种观点是承接其言语行为一元论而来的,所以塞尔语言哲学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话语当前交流这一部分,语境的作用在这一块体现的也最明显。
依上所证,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理论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社会语境、实践语境,这些语境在话语交流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涉及,所起作用也更大。比如,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作为交往背景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不是交往活动的直接联系体,与交往直接联系的是符号世界,也就是说,交往通过符号与生活世界发生关系[11]。那么,这个生活世界就是语言交往的间接语境了,它决定了语言交往双方的实情、人情、心情,而这三个方面又分别代表了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同样地,如果要从根源上分析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理论的语境特点,还是要究其学术根源。哈贝马斯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社会合理化”这个大目的,所以他的研究大都是为了在市场、社会和其他领域建立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而定的,语言哲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此。
综上可知,塞尔言语行为的语境旨在强调话语发生的当前情境;而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的语境则遍布整个语言交往过程,还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合理化和道德规范体系标准的确立,是一种更加广义的语境。前者到后者的拓展蕴含了语境观的变化,即“言语语境”到“语境实在”的转变。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语境是确定真理与价值的条件。真理作为有效的主张,是在主体普遍同意中实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反思和批判是在对话交流中进行的。也就是说,言语规范着人的思想与行为。言语主体构造了语境,语境反过来成为主体行为的条件。这种关系在“建构性规则”中以意义的确定方式呈现,而在普遍语用学中则拓展为理性统一的前提。语境不是先验的存在,是具体的历史、文化通过语言传承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或认知结构。因此,语境是不断发展的,在语境中确定的意义也在不断发展中。这些规定性蕴含了与传统认识论、真理观、本体论等哲学方面不同的内容,对建立新的哲学范式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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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语境和背景语境的解释力 篇5
一.现场语境
常言道“花前易生情, 月下多知心”, 还有一首歌叫《都是月亮惹的祸》, 这些都道出了现场语境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
1.现场语境即言语行为双方所处的具体时空环境。例如, 你与客人谈话的客厅:空间的大小、门窗的开关、墙上的字画、盆里的花草以及交谈的时间等等, 凡是交际双方看到、听到、嗅到、感受到的一切, 包括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构成我们的现场语境。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必须是双方“共同感知”到的, 关着的玻璃窗外的一棵树, 假如只是一方看到的, 就不成为现场语境。
2.现场语境使语用意义定型化。在卖西瓜的摊位前“个大的”即为“我买一个个大的西瓜”, 而不会让人理解成“高个子的人”或体积大的别的什么东西;躺在床上的病人说“水”, 我们就能明白是“我要喝水”的意思, 而不会理解成“脚下有水!小心!”, 或者“花干死了!快来浇水!”等等别的什么意思———现场语境的解释力由此可见一斑。
3.现场语境使语言的使用更为节约。庙会上卖油炸糕的小贩只是简单的一句“油炸糕!热乎的!”, 就可以向我们传递出以下丰富的信息:“我这里卖的是油炸糕、油炸糕是热乎的、快来买呀”, 而且从主人得意热情的语调中, 我们还可以窥视出“我的油炸糕天下第一,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不买不吃我的油炸糕, 你会后悔一辈子”等深层次的信息———庙会上熙来攘往、人声鼎沸, 要争分夺秒地在第一时间传递出最重要的信息, 必须要简洁明快, 而不是对着人群喊出“哪位饿了的朋友来买我的热乎的油炸糕啊”。
4.有效利用现场语境使交际目的的实现更为理想化。比如男青年经人介绍第一次到女方家拜访, 谈话就从墙上的一张奖状开始了:
男:这是谁的奖状啊?
女:我弟弟的。
男:嘿!年级第二, 真棒!你弟弟在哪个学校上学呀?
女:六中。
男:巧了!我姐在六中教书呢!……
一下子打破了初次见面的尴尬与拘谨, 也找到了语言行为的共鸣点。
5.现场语境产生临时意义。冬天的一天, 到朋友家里做客, 你望着主人家开着的窗户对主人说:“好冷的天哪!”此情此景, 这句话也就产生了“请把窗户关上”的临时意义。
二.背景语境
背景语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百科知识和信念系统。
1.百科知识是储存在人们记忆中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等文化因素, 例如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正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朱棣是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成为明成祖的等等。
鲁迅写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委屈”, “文童落第”的感受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间接知识的积累,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它的含义。赵本山小品中“薅社会主义羊毛”薅得“跟葛优似的”, 之所以引起人们捧腹大笑, 也正是葛优“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那是地球人都知道啊。《牧马人》中郭碥子把逃荒来的李秀芝介绍给许灵军当媳妇, 说“什么都好, 就是穷点, 不过越穷越光荣嘛!”, “越穷越光荣”是一个寻常的句子, 但它引起人们会心的苦笑和嘲笑, 这种语用效果的取得, 不在于语言本身, 而在于语言与我们关于“文革时期把贫穷当成社会主义的极左路线”的记忆的联系。———没有这些背景知识的参与, 简直是耸人听闻哪。
2.“信念系统指的是社会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的对现象的观点和看法”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 。
不同时代给信念系统染上了不同的时代特色。爱好音乐的朋友会知道, 五六十年代的歌词强调“我们”:“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走在大陆上”、“我们的田野”, 因为那时的人们崇尚集体的力量;改革开放之初, 摇滚歌星崔健喊出了第一声压抑已久的“我”的心声:“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我要离开, 我要存在, 我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随之而来的“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小小的我”席卷中国大地, 反映了人们观念中对个体感情的认可和渴望;信息时代的今天, 更有你的温柔是“该死的温柔”、爱不爱你需要“一万个理由”、甚至“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鼻子犯的罪”……极具个性的张扬只能让我们用两个字来概括:生猛。
语境体系 篇6
一 含混性问题与标准理论的解决方案
在日常语言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诸如“是瘦的”、“是高的”、“是秃头”等含混谓词。当一个语句包含这样的谓词时, 可能出现谓词无法满足的情形。例如, “索姆斯是瘦的”这个语句, 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地认定索姆斯是否是瘦的。在确定一个人的身高和比较类的前提下, 并不存在一个有意义的标准值来区分瘦与不瘦。通常, 我们会接受体重50 kg的人是瘦的, 而体重100 kg的人不是瘦的。但是, 对于体重75 kg的人, 我们似乎不能判定他是否是瘦的, 也就是说, “瘦的”存在边 界情形 ( borderlinecase) 。同样, “高的”、“秃头”等含混谓词也是如此。当含混谓词描述边界情形时, 边界语句就没有确定真值, 既不真也不假, 经典逻辑的二值律或排中律针对边界语句失效。不仅如此, 由含混语句构成的推理或论证还会导致堆垛悖论 ( sorites paradox) 。借助堆垛论证, 我们几乎可以证明任何明显为假的事情。例如,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瘦的”堆垛悖论。令F表示含混谓词“瘦的”, a0, a1, a2, …, a500表示这样一个堆垛序列的事物: a0指体重50 kg的人, an指体重50 + n /10 kg的人, 由此a500指体重100 kg的人。显然, “a0是瘦的”为真, 并且对于任意n, “如果an是瘦的, 那么an + 1是瘦的”也为真, 因此连续多次运用MP规则 ( modus ponens) , 我们可以证明“体重100 kg的人是瘦的”。同理, 我们也可以证明有100万根头发的人是秃头, 83岁的人是年轻的, 红色是蓝色等等。其论证型式可以表达为: Fa0, n ( Fan→Fan + 1) , /∴Fan。这个论证之所以是悖论, 因为它的前提看起来都为真, 推理形式也是明显有效的, 结论却为假。任何悖论的产生都有一个盲点, 堆垛悖论也有它的盲点。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有三种方式解决它: 或者说明它的论证形式无效, 也即使用的推理无效; 或者指出它实际上含有某个或某些假的前提, 也即论证不可靠; 或者两者兼有之。
因此, 含混性产生的哲学问题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含混谓词的意义问题, 边界语句的真值问题以及堆垛悖论。含混性的标准理论对这些问题分别给出不同解答。三值理论和模糊理论认为, 含混谓词的外延没有精确边界, 边界语句可以指派第三值或一定真度, 经典逻辑需要被修改来处理堆垛悖论, 在三值语义学或模糊语义学内, 堆垛论证既是无效的也是不可靠的, 因为它的归纳前提不真或不是完全真, MP规则也不是一个有效推理。超赋值论主张我们无须修改经典逻辑来解决含混性问题, 边界情形是一种外延间隙, 所以边界语句是真值空隙, 既不真也不假, 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至少有某个条件句实例为假, 所以堆垛论证是不可靠的。根据认知主义, 含混谓词有精确的外延边界, 边界语句也有确定真值, 所以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必定有一个假的实例, 因而为假; 但是, 我们不知道含混谓词的精确外延边界在哪里, 也不清楚边界语句的真值具体是哪个以及归纳前提的哪一个实例为假, 这种无知源于我们认知能力的限制。认知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含混性看作一种认知现象, 而三值理论、模糊理论和超赋值论都将含混性视作一种语义现象。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在解决堆垛悖论过程中都否认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n ( Fan→Fan + 1) 为真, 然而它们都不能很好地说明: 既然归纳前提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们如此倾向于接受它。在语境主义者看来, 这才是堆垛论证的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按照语境主义, 含混性存在于一种特殊的语境敏感性, 只要我们把这种语境敏感性纳入含混性的语义学中, 就能提供堆垛悖论的合理解决方案。
二 索姆斯的语境主义方案
索姆斯在其1999年的著作《理解真理》第7章中提出并在随后的一系列文章中辩护一种语境主义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思想是: 含混谓词既是部分定义的也是语境敏感的, 这使我们倾向于改变含混谓词的解释 ( 也即调节它所表达的属性的外延) , 因而无法找到含混谓词的外延的精确边界, 同时当两个对象充分相似或明显相似, 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对象在含混谓词的外延中, 那么另一个对象也在它的外延中。我们来看索姆斯的方案如何处理含混性问题。
索姆斯把含混谓词看作部分定义谓词, 部分定义谓词的意义在于它的应用范围分为三类: 能应用的对象、不能应用的对象以及未定义对象。未定义对象是指支配谓词并赋予其意义的语言规则对于谓词是否可以应用于这些对象什么也没有说。由于未定义对象既不能归入谓词的外延也不能归入它的反外延, 因此部分定义谓词的外延与反外延是相互排斥, 但不是完全穷尽, 它们之间没有清晰界线。进而, 当部分定义谓词F描述未定义对象ai时, 我们不能说“ai是F”或者“ai不是F”, 它们都不为真。所以, 断言未定义对象的语句是未定义的, 换言之, 边界语句没有真值。
通过将含混谓词视作部分定义谓词, 索姆斯由此提出一个含混谓词的语义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 1) 含混谓词是部分定义的; ( 2) 含混谓词有默认的确定外延和反外延, 也即共同体规则或语言约定加上相关非语言事实决定谓词能 ( 或不能) 应用的事物; ( 3) 说话者有调节含混谓词的外延和反外延的判断力, 也即把未定义对象置入谓词的语境决定的外延或反外延中; ( 4) 当说话者将某个未定义对象O描述为“是F” ( 或“不是F”) 且其他会话者接受这点, 含混谓词F的外延 ( 或者反外延) 就在会话中被调节, 它不仅包括O, 还包括与O有某种相似性关系Re ( 或Ra) 的所有对象; ( 5) 相似性关系Re或Ra受含混谓词的意义约束, 它们可能随着会话者的意图而变化。[5]209这个语义模型蕴涵着含混谓词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 语境敏感性。语境敏感性意指含混谓词的外延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展现为这样一条语境调节规则: 如果在语境C中对象x被判断为“是F”, 那么在语境C中“是F”的外延就包括与x有Re关系的所有对象; 如果在C中对象y被判断为“不是F”, 那么在C中“是F”的反外延就包括与y有Ra关系的所有对象。在索姆斯看来, 含混谓词的语义模型可以提供堆垛悖论的一种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索姆斯认为堆垛悖论是对含混谓词施行数学归纳法导致的结果, 其推理是保存真, 也即论证形式是有效的, 问题出在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下。
首先, 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不是真的, 我们应该拒斥它。例如, 在“瘦的”堆垛序列上至少有两个相邻对象ai和ai + 1, 它们都是未定义对象。边界语句“ai是瘦的”与“ai + 1是瘦的”因而是未定义。索姆斯认为条件句“如果ai是瘦的, 那么ai + 1是瘦的”也是未定义, 这里索姆斯采用克林强三值语义学, 当一个条件句的前件和后件都是未定义, 这个条件句本身也是未定义。现在, 既然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有些实例不真, 全称概括式n ( Fan→Fan + 1) 也不为真。根据强三值语义学, n ( Fan→Fan + 1) 是未定义, 它的否定式n ( Fan∧Fan + 1) 也是未定义。因此, 索姆斯认为, 我们一方面可以拒斥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 同时无须被迫接受它的否定, 也即不用接受堆垛序列上的任意两个相邻对象之间有精确界线。
然而, 为什么我们不愿接受堆垛序列上存在这样的精确界线呢, 正如普利斯特 ( G. Priest) 所言, 堆垛悖论的解决方案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一个切割点 ( cut - off point) 的存在是如此反直觉[3]11。索姆斯的语境调节规则可以解释这一点。根据语境调节规则, 对于堆垛序列上的任意两个相邻对象ai - 1和ai, 如果ai - 1是含混谓词F能应用的对象而ai是未定义对象, 基于相似性关系Re, ai会被调节到F的外延中。所以, 在语境中我们会判断“ai - 1是F”与“ai是F”都为真。因此, 没有清晰界线可以划分“我们愿意描述为F的事物”与“我们不愿描述为F的事物”, 我们感觉被迫要为含混谓词F的应用划出一条稳定的清晰界线以阻止我们把“不是F的事物”描述为“是F”的事物, 但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稳定界线[5]214。我们认为存在清晰界线是反直觉的, 因为如果有这样的界线, 我们应该能够找到它。但是, 由于语境的转换, 清晰界线是变动不居的, 它不可能被找到。
最后, 如果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们如此倾向于接受它呢? 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们不愿接受归纳前提的否定, 因为那意味着必须承认含混谓词的外延与反外延之间有清晰界线, 或者承认堆垛序列上存在一个切割点;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误把归纳前提当成另一个正确的原则来接受, 这个原则是: 对于堆垛序列上的任意对象an, 如果我们将F应用于an, 那么我们就承认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将F也应用于an + 1。但是, 归纳前提是说: 对于堆垛序列上的任意对象an, 如果F应用于an, 那么F也应用于an + 1。前一个原则是真的, 归纳前提却不是真的, 我们混淆了两者[5]215。索姆斯的语境主义方案相比标准理论的优点在于含混谓词的语境敏感性不仅可以解释含混谓词为什么没有精确的外延边界, 而且可以说明堆垛论证的归纳前提的高度似真性和吸引力。
三 可能的反对意见
索姆斯的语 境主义方 案引起相 当多的讨论[1,2,9]。在笔者看来, 索姆斯还没有回应或没有令人满意地回应以下问题。我们先看部分定义的问题。首先, “部分定义”意指什么。索姆斯的解释是部分定义的谓词由这样的规则支配, 这些规则提供谓词应用于一个对象的充分条件, 也提供谓词不能应用于一个对象的充分条件, 然而没有提供谓词的可应用性的充分必要条件[7]。但这些规则是什么, 来自哪里, 索姆斯没有解释。如果这些规则来自语言的约定, 那么约定也会有含混性。其次, 如果部分定义谓词的应用分为三类: 能应用的对象、未定义对象和不能应用的对象, 那么包含部分定义谓词的语句的真值就有三种: 真、未定义和假。既然允许未定义的语句, 那么经典逻辑将在某种意义上被修正, 一些经典逻辑定律和规则不得不被放弃, 一些逻辑概念的解释也会被改变。第三, 索姆斯承认不存在区分含混谓词能应用的情形与不能应用的情形之间的精确界线, 却又暗地承认有精确界线区分含混谓词能应用的情形与未定义对象以及未定义对象与不能应用的情形, 并通过语境调节机制来解释我们为何无法找到这样的精确界线因而它们看起来不存在。既然如此, 索姆斯直接使用语境调节机制来辩护真与假之间的清晰界线不是更简单吗, 为何不辞麻烦地辩护真与未定义以及未定义与假之间的两条隐藏的清晰界线呢?[10]
语境敏感性也面临问题。首先, 什么是语境, 索姆斯没有具体说明。不同的语境主义者对“语境”有不同理解, 有的认为语境指一组语句集合, 有的强调语境是由外在语境 ( 包括说话者的合格认知能力、比较类和客观环境) 与内在语境 ( 即说话者的心理认知状态) 构成的整体语境, 还有的认为语境是利益相对的 ( 包括说话者的目的、意图) , 我们还不清楚索姆斯这里的“语境”指什么。其次, 语境调节规则也有问题。根据索姆斯的观点, 语境调节规则只将未定义对象归入含混谓词的外延或反外延中, 但事实上它会把含混谓词默认的确定反外延中的对象也归入外延中, 这显然是过度调节而显得不可思议[4]。最后, 索姆斯把语境敏感性解释为某种索引性, 这遭遇更大困难[8]。“说含混谓词是语境敏感的就是说它们是索引词 ( indexical) 。”[6]445索引词的语义内容随着语境而变化, 但它的意义不发生改变, 例如, “我”、“现在”、“这里”。索姆斯认为含混词项也像索引词, 虽然语义内容会发生改变, 但意义不变。然而, 索姆斯没有注意到索引词的这样一个特征, 即索引词在动词短语省略式中有不变的解读 ( 也即相同的语义内容) , 例如“张三住在这里, 李四也是”。即使索引词在动词短语省略式中发生变化的解读, 也会有更高算子约束, 例如“张三爱他的母亲, 李四也是”, 这个省略式可以解读为“张三爱张三的母亲, 李四爱李四的母亲, 也即对于所有x ( x爱x的母亲) ”。如果含混谓词的语义内容在动词短语省略式中也保持不变, 那么就会面临这样的堆垛悖论: 如果第一个人是瘦的, 那么第二个人也是; 如果第二个人是瘦的, 那么第三个人也是; 如果第三个人是瘦的, 那么第四个人也是……那么第n个人也是。在这个省略形式的堆垛悖论中, 如果含混谓词“瘦的”像索引词那样保持语义内容不随语境而改变, 也即“瘦的”语义内容是被它最初的用法所决定, 而不是被我们对它的每次出现的重新解释所决定, 那么这种省略形式的堆垛悖论就无法解决。
摘要：日常语言的含混谓词没有精确的外延边界, 这导致包含含混谓词的语句没有确定真值, 还会产生堆垛悖论。索姆斯为此提出一种语境主义理论来处理含混性问题。按照他的理论, 含混谓词既是部分定义的也是语境敏感的, 由此不仅含混谓词的意义和含混语句的真值可以得到解释, 堆垛悖论也能获得解决。索姆斯的理论相比含混性的标准理论具有一些优点, 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困难。
关键词：索姆斯,含混性,堆垛悖论,部分定义,语境敏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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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体系 篇7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关联理论,语境,互补性研究
引言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话:“No context, no text.”context这个词最初指的只是某个词句的“上下文”, 即Catford后来所说的co-text。它的含义被扩展成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语境”即语言使用的环境, 是从Malinowski开始的[1]。事实上, 语境作为语言学概念, 是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885年最先提出来的, 只是当时并没有在语言学界引起很大反响[2]。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语境没有得到语言学界应有的重视,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语言的使用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环境。
(一) 语境的历史缘起
如上所述, 作为语言学概念的语境最早是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提出来的。Wegener告诉我们, 语言的意义是通过实际使用而产生的, 语言的意义也只有根据语境才能确定。然而, Wegener的语境思想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 语境理论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英籍波兰人类学家B.Malinowski分别于1923年和1935年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一对概念, 语境研究才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二) 语境的定义和分类
自从Malinowski提出语境理论以来, 国内外语言学界大致把纷繁复杂的语境分成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两种, 使语境研究做到具体与一般相结合。但由于语境本身有着多种涵义, 其定义和分类因研究者、研究目的而异。
最早接受Malinowski语境思想的是伦敦学派领袖, J.R.Firth。他在1950年写的《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一书中, 对语境作了详细的阐述。
1964年, 功能语法集大成者M.A.K.Halliday在Firth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语域” (register) 概念, 其实“语域”所反映的就是语境[3]。
在国内, 王建平先生从语用学的角度给语境下了定义:“语境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观因素。”[4]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
在国外语言学界, 研究语境最多的是社会语言学流派。叙述这一流派的观点还需回到伦敦功能学派。伦敦学派领袖J.R.Firth主张把语境研究的重点放在情景语境上, 并将情景语境因素归纳为以下三种[5]:
(一) 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任务, 性格
(a) 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 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二) 相关事务
(三) 言语活动产生的影响
H a l l i d a y继承了F i r t h的理论, 提出了“语域” (register) 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语言的功能变体”。所谓功能变体, 就是因情景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6]。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注重意义和功能的研究, 将语境大致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两种。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在语境因素如何影响语义表达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 但在语境因素对语义表达有制约作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7]。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也有其不足之处。刘云霞[8]指出,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未能全面刻画出语境的动态本质”。我们认为, 这一不足的根源在于语境不但包括言语事件的物理环境, 还包括了参加者的心理状态, 如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受话人的期望和话语空间的知识, 以及他们的感情和相互间的社会关系[9]。
二、关联理论的语境观
关联理论[10]从认知科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 认为“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 是听话者对世界的一系列假设的一个子集”, 涵盖关于物理外界的信息、先前话语、对未来的期盼、科学假设、宗教信仰、轶事记忆、文化观念、对说话者心理状态的固有看法等等。
关联理论语境观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不同于所谓“传统语境”的“认知语境”。关于这一点, 国内很多学者探讨得很细致。苗兴伟[11]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指出传统语境概念的缺陷在于它不能客观地反映语言使用时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我们就需要借助认知语境。吴泽扬、马芜[12]也曾指出, 认知语境对语义影响最大, 对语义理解起制约作用, 因为认知主体所感知的内容有待于心理表征在具体语境中触发, 激发相关的心理表征, 大脑借助思维, 产生关于语言的心理期待, 并借助于百科知识对心理期待加以选择、解释、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观是动态的。这表现在交际双方以一定的认知环境为背景, 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 新的经历添加到潜在的语境之中, 构成新的语境[13]。任何新话语的理解尽管需要利用同样的语法和同样的推理能力, 但需要不同的语境。话语理解涉及两类信息的结合和运算, 即由话语信号建立的新的假设和在此之前已被处理的旧假设。听话者利用关联原则指导推理, 从新旧假设提供的前提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14]。
三、两种语境观的互补性
(一) 互补的必要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关联理论都重视语境的研究。前者注重的是广义的文化语境与具体的情景语境, 后者注重的是认知语境;前者是从社会文化角度, 后者是从心理学角度[15]。
在王建国[16]看来,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不能解释含意 (implicatures) , 不能解释翻译中的推理现象。换言之,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或许对更接近关联理论所提到的显义 (explicatures) 有些解释作用, 而对关联理论和合作原则中所提到的暗含 (implicatures) 解释力却很差。因此, 我们在进行语用解释时有必要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和关联理论的语境思想, 做到二者交相呼应, 融会贯通。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境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其语域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语境特征在语言交际中是怎样影响和制约语言使用的[17]。然而朱永生[18]指出, 从社会文化角度对语境所做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点不足, 其一便是对语境的动态特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针对这一不足, 何自然[19]提出了一个必要的弥补方案, 即关联理论的动态语境, 因为它是一个变量, 不仅仅包括先前话语或话语发生的环境, 它更多的是指解读话语所激活的相关假设集, 它们的来源可以是先前话语或对说话人以及对现时环境的观察, 也可以是文化科学知识、常识假设, 还可以是听话人处理话语时大脑所想到的任何信息。”因此从语境动态性方面看,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也是有必要得到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补充。
(二) 互补的可能性
正如朱永生、严世清[20]所言, 关联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心理学有关认知模式和认知规律研究成果的影响。Halliday等人的语境理论可对心理认知因素起到补充作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一方面可以弥补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能够得到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补充。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语境,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思想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话语理解的真正过程, 这是因为包罗万象的语境信息是不可能都对话语理解起作用的;而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则强调语境是选择的, 话语的理解就是从语境中选择最相关的假设, 以便用最小的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从而找到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Halliday[21]指出, 情景语境只指那些与正在发生的话语相关的特征。这种相关度, 王建国[22]认为可以由关联理论来解释, 也就是说, 为了能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 这种关联度必须是最佳的。因此, 在解释话语理解的过程中,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也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具有动态语境观的关联理论可以补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研究。
(三) 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互补性,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和探讨,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晏刚[23]通过对两个实例的分析, 指出关联理论可以极好地弥补系统功能语法的不足, 解决会话中的含义识解问题, 再如李慧淑[24]通过对实例的分析得出结论, 从关联理论的动态语境观点可以弥补系统功能语法对会话分析的不足, 解释了如何把表面上没有紧密联系的话语从内容上联系起来, 解决会话中的含义识解问题。
然而, 我们同时也发现, 学者们对该互补性的分析研究基本上集中在语境的动态性方面, 而且偏向探讨关联理论动态语境观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的补充, 却较少论及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对关联理论语境观的有益补充。
朱永生[25]指出, 对于语境的特征, 语言学界的见解并不一致:在有些语言学家看来, 语境是静态的, 但在另一些语言学家的眼中, 语境是动态的。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所谓静态和动态实际上 (是) 相对的。更何况Halliday和Hasan把语境看作动态现象是数十年来始终坚持的。综上, 我们认为, 在今后的研究中不能只停留在动态语境层面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关联理论语境观的互补性。
四、结语
语境与词义 篇8
语境，context，旧译上下文，与语言分析密切;现代语言学中指语言环境，即使用语言的环境，凡是包含上下，包括时间、空间，包括情景、心境等，都是语境的内容。一句话，语境包括语言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一
语言的内部环境指一定语言单位的上下文，包括词语之间的关系，句子之间的关系和段落篇章间的关系。索绪尔最先注意到语言自身的关系或结构，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结构由两种关系构成：横向组合关系 (sgntagmatic) 和纵向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横向组合关系指语言要求彼此一个挨一个地排在言语的横轴上，组成以互相区别为原则，以线条特征为基础的一条语言链。这种组合有音位语合、语素组合、词语组合、句子组合、段落组合等等。纵向聚合关系指人们在心理联想的作用下，将同义或近义的语言单位聚合起来，按同一性原则形成可替换性的纵向。每一种语言单位都处在这两种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其意义。下面着重阐述内部语境是如何显示词义的。
（一）语境使词义增加或者变换色彩
色彩指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如朱自清的《春》：“鸟儿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其中“卖弄”一词原意是炫耀，有贬义，在这个语境中就变为“尽情的表现”，从贬义色彩转为褒义色彩。魏巍的《我的老师》一文中也有，如“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其中“狡猾”一词本是一个贬义形容词，原义是诡计多端，不可信任，而文中的“狡猾”从贬义词转化为褒义词，形象地刻画出我的调皮的情态。相类似的，诗词作品中也有出现，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就是典型一例：“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诗中“无赖”一词富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淘气”，其中含有责备的意味，但更多的却是浓厚的喜爱之情，把小儿的无忧无虑、活泼娇憨，表现得淋离尽致，而且给那浑朴纯真的田园情趣增添了无限的新意。
（二）语境使词义具体化
词义是概括的，但在特定的语境中，词义显得相对具体。如广东中考第18题：结合上下文，理解第 (9) 段中划线句“因为，你倒进去的糖，远远不止值这个数儿”的含义。“你倒进去的糖，远远不止这个数”，这句话本身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一种价值的比较。那么，究竟是什么事物之间的价值比较呢?读过文章就应该明白肯定不是倒进去的糖和糖罐之间的比较。联系上文倒糖的相关情节可以看出，“我”没有宣扬秦霜偷糖的行为，为了不让别人察觉反而用自己的糖把秦霜偷吃了的糖补起来，“我”的这一举动感动了秦霜，也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秦霜看来那倒进糖罐里的糖是“我”真诚、善良、宽容的心，这哪是区区五万元能相比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敲出这句话的含义是：“我”的行为对秦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善良、宽容的品质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三）语境使词义产生临时意义
词所表达的现实现象的意义，本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在一定语境中，有些词可带特殊的意义。如曹禺的《雷雨》中：“好，你去吧，小心风暴就要起来。”其中“风暴”本指刮大风，而又往往同时有大雨的天气现象，这里产生临时的意义，专指家庭矛盾激化。此类事例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就不再多举例。
（四）语境使词义单一化
多义词有几个意义，但在使用中却不会产生混淆，是因为语境使其中一个意义显示出来，从而排除其他的意义。例如“感”一词在“身体偶感不适”中，是指觉得;在“感人肺腑”中，是指感动;在“外感内伤”中，是指感受风寒;在“百感交集”中，是指情感、感想;而在“摄影胶片感光”中，指接触光线而发生变化。
特定的语境使词义单一，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如吴晗的《说谦虚》：“否认认识赖于实践的那种 (1) 先知先觉，对新 (1) 萌芽的事物，一露头便能认识其全部意义和内部规律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人们的认识有先有后，所贵于 (2) 先知先觉的，是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的经验，能够认识这个新事物，是 (2) 萌芽，对之采取欢迎、扶植、研究的态度。”其中第 (1) 个“先知先觉”是指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能较早认识新事物的人;第 (1) 个“萌芽”是动词，意思是产生、出现。第 (2) 个“萌芽”是名词，比喻产生的未长成的事物。
二
语言的外部环境是指什么呢?“新批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瑞恰慈曾对语境设立这样一个概念：“语境这种熟悉意义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任何写出或说出的话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该单词来描述那个时期为人们所知的其它用法。”例如莎士比亚剧本的那个词书后还可以扩大到包括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者与我们注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很显然，瑞恰慈把语境扩大到使用语言外在条件或具体情景，即语言外部环境。它是指存在于言语之外的语言交际的社会环境，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对象、话题，以及使用语言的人的身份、经历、性格、情绪等等。
语言不仅存在于内部的语言结构中，受到内部环境的制约;而且处于外部环境中，其涵义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是在外部环境中确立的。例如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中，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维夏：“什么消息?”季交恕：“蒋介石开刀啦!”方维夏：“什么病开刀?”季交恕：“你还睡觉!杀人!”方维夏没有联系1927年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这两字究竟指什么，需要别人作进一步的解释。总之，很多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意思。
同样的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是不等值的。这一现象说明了语言环境对言语涵义提供多样性、丰富性的可能。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举过一个例子：“譬如‘妈的’一句话，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咒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曹禺的《日出》第四幕中，陈白露听到茶房王福长说，客人都回家了之后，她低声自言自语：“是啊，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我大概是真玩够了。够了，我也想回家去了。”这里的“家”不是指人生活的固定场所，而是安全、舒适和温暖的象征。陈白露最后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个“睡”字，并非意指睡眠、休息，而是意味着告别、死亡。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行刺董卓未成，逃亡到父亲的好友吕伯奢家。听见后堂有人说话：“缚而杀之，何如?”处于高度警惕状态、时时防备别人的告发和官府搜捕的曹操却误为吕伯奢一家人要杀他，所以杀尽吕伯奢一家，直到后来看到一口绑着待宰的猪才知道杀错了。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外部环境与词之间的联系，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词语的涵义是确定的，可以把握的。所以无论是什么语词话语，它的意义或涵义，总在语境中显示，在一定语境中自我确认，自我完成。
三
近几年中考现代文阅读考查中，“品味作品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成为对文本细节考查的重要考点之一。语境对词语的理解之重要可见一斑。
联系语境来理解词语的含义或作用有个总原则，即：句不离段，段不离篇。具体讲就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1.联系文章的中心思想来理解。2.联系人物形象来理解。3.结合作者的情感来理解。4.联系文体的语言特色来理解。
如：记叙文语段中分析一词，要紧扣住文章所渲染的特定气氛、表达的感情、人物形象的特点等。说明文语段中分析一词，要紧扣住说明内容、说明对象的特征和说明文语言的特色(准确、生动)等。议论文语段中分析一词要紧扣住论点(或是全文的中心论点，或是所在段的分论点)以及议论文语言的特色(严密)等。
在语境中体味和推敲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首先应该理解被要求解释的词语本身的意义，然后再结合文章的行文思路去理解词语在文中的意义，从而对所要求体味推敲的词语作出正确合理的阐释。考生在解答此类考题时常见的失误是：缺乏理性的思考，只是单纯的从句子本身的含义来解释，显得很肤浅。更为严重的是不整体阅读文章，不把词语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理解，这样是无法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