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使用毒品罪范文

关键词： 审判长 辩护词 律师 欧阳

第一篇：非法使用毒品罪范文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发布日期：2013-04-28 作者：欧阳林律师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欧阳林律师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被告人袁某进行辩护，通过查阅案件、会见犯罪嫌疑人以及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完全同意前面两位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但鉴于被告人袁某在本案屠宰活动中所从事的行为和所起的作用有别于其他被告人，辩护人补充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采纳。

1、被告人袁某不是本案屠宰活动的经营主体，其与被告人罗某系雇佣劳务关系，是在罗某指令下进行的劳务行为，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但是本案中被告人袁某并未从事上述行为。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刚才的庭审调查我们可以知道，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被告人罗某从事屠宰点的清洁、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被告人袁某作为屠宰点的一名员工，服从屠宰点老板的安排是其职责，被告人袁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均由屠宰点老板决定，被告人袁某没有从事生猪的收购工作、也没有从事猪肉的销售工作，其从事现场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工作均是执行屠宰点老板的指令。他的这些行为是劳务行为，而不是分工负责行为，是被动执行而不是积极参与的行为。“经营”是指经管办理经济事业，对任一经济实体，只有经管办理的行为才是经营行为。就本案而言，决定是否收购生猪、收购生猪的价格、数量、收购生猪行为以及决定猪肉的销售价格、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是经营行为，而现场清洁、看护、记账等行为本身并不是经营行为。因此，被告人袁某未从事经营活动，其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2、被告人袁某在本案中没有谋取非法利润，主观上缺乏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

非法经营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罗某并在其的屠宰点打工，每月工资1200元，无奖金，更无分红。被告人袁某未谋取非法利润，也没有谋取非法利润的故意，根据被告人袁某的讯问笔录中可以表明，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工作就是为了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被告人袁某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 综上，被告人袁某在屠宰点仅是一个以打工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其不具备经营者身份，也未实际实施经营行为，更未谋取非法利润，因此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3、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袁某非法经营数额5233.44万元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方面。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任何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根据被告人不确定的供述认定每头生猪的销售金额为1200元，证明力明显不足。 (2)转卖生猪的数量上。公诉机关在缺乏被告人具体转卖生猪数量的证据情况下，单纯采信被告人万某估算的每天转卖15头生猪的口供，径直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这一推定显然证据不足。纵观本案在整个案卷材料，所有证据中关于转卖生猪事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辩护人对相关供述做如下简要摘录。被告人罗某2012年3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22页】“你们一共卖过多少次猪?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比较频繁，大约一个星期会卖

四、五次猪，每次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袁某2012年3月22日的讯问笔录【见卷三第112页】“这些猪是否全部被你们宰杀了?大部分会杀掉，有一些特别肥的、大的猪没人要，他们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4页】“你们收购的生猪是否全部用于屠宰销售?大部分会杀掉卖了，少部分比较肥的没人要就会拖回佛塔生猪批发市场卖掉。你们一共卖了多少次生猪，每次卖多少头?这个不好说，有时一次卖几头，有时一次卖二十多头的时候都有，卖了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你估算下大约卖了多少头生猪?我估计平均每天能卖15头生猪，一年能卖5千头左右。”从上述摘录笔录中可以知道，三个被告人对转卖生猪的数量都不确定，而且表述也是大相径庭。公诉机关仅凭被告人万某每天估算转卖15头生猪这一模糊的回答，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被告人共转卖6330头生猪，显然证据不足。

(3)天亮期间屠宰生猪数量方面。公诉机关不能依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间的屠宰数量。根据袁某在2012年1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27-128页】，“各脚”是一个在永叔路菜场卖猪肉的，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自己买猪，我帮他屠宰，收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杀完后所有的东西都归他;……“丁公路”是在丁公路菜厂卖猪肉的，和“各脚”一样，我是帮他屠宰，收5元屠宰费和一副小肠。。被告人万某2012年3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见卷三第131页】为什么帮周某收猪?周某是干什么的?周某是在永叔路菜市场卖肉的，我帮周某收的猪也是在袁正某的屠宰场杀的，袁正某收取周某的屠宰加工费用。从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也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收取5元的屠宰费和一副小肠。根据被告人罗某与天亮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罗某的屠宰点每屠宰一头生猪，就必须卖给天亮公司一副猪小肠。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袁某明确向法庭陈述，被告人罗某在天亮期间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收取的猪小肠卖给了天亮公司，也就是说天亮公司向被告人罗某收取的所有小肠中也包括了被告人为他人屠宰生猪收取的小肠。被告人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并非自己经营，该部分经营数额不能作为被告人的经营数额。因此公诉机关根据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肠收购清单来认定被告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的销售金额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应当剔除为他人加工屠宰生猪的数额。

综合以上，就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数额是不确定的，公诉机关依据被告人的供述或其他孤证来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数额为5233.44万元，明显证据不足。

三、公诉机关指控袁某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不能成立。

根据刑法第143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违反国家食品卫公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首先，该罪的主体是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其次，该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再次，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了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最后，构成本罪的行为，还必须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因此，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是认定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足以引起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或者只引起受害人轻度食物中毒、轻度疾病的，则该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病”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安全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袁某并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体要件，其只是从事现场清洁、看护以及记录生猪收购数量等事务，其既不是生猪肉的生产者、也不是生猪的销售者。

其次，从客观行为上看，罗某屠宰、销售的生猪中被检测出患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不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江西省药物研究所出具的《食品安全风险论证报告》的论证意见明确表明猪支原体肺炎并非人畜共患疾病，目前没有人感染发病的临床报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此病可以传染给人。也就是说在医学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部分患有猪支原体肺炎疾病的生猪肉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会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医学临床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报告。综上，辩护人认为基于本案的全部证据，被告人袁某无论主体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该项罪名的指控证据不足，该罪依法不能成立，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予以充分采纳。

辩护人：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律师 欧阳林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定义：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是指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犯罪构成：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管理制度。宪法规定集会、游行、示威是我国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国家依法保障公民对这些权利的行使。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1992年6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从而使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有法可依。在法制轨道上运作，既保证了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实现，又保证了对滥用公民自由权权利的限制，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据《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集会，是指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游行，是指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在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自由表达意愿，而不同之处，则是表达意愿的程度、方式和方法有些差异，由于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行使，多发生在公共道路或露天公共场所，参加或观看的人数众多，情绪感染性强，对社会影响较大，所以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权利

时，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又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9条规定：未依照本法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员依照刑法第158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本法于本条将之明确化。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非法举行。根据《集会游行示威法》和本条的规定，非法举行是指下述三种表现方式：

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而举行：这里的法律即指《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规定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申请许可原则。这项原则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必须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申明理由，不经申请而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即为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下列活动不需申请：第一，国家举行或者根据国家决定举行的庆祝、纪念等活动。第二，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依照法律、组织章程举行的集会。

申请未获许可而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申请许可原则要求公安机关对申请进行审查，经过公安机关许可后方可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2条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许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

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的;

(四)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

拒不服从解散命令：就是指对违反许可规定进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依法发出解散命令，拒不服从命令仍予以进行的情形。这是构成本罪的一个重要的客观特征。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应当予以制止，(1)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的;(2)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

进行的;(3)在进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有上述情形之一，不听制止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决定采取必要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即予以拘留。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只有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才能成为本罪主体。所谓负责人，是指《集会游行示威法》中所规定的提交申请书在申请书中载明的负责人。所谓直接责任人员，是指负责人以外的策划、组织、指挥集会、游行、示威的人;不服从负责人或者现场组织者的指挥，自行其是，因而直接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不是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不能构成本罪。

本罪主观上只能是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违法行为会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如果不知道自己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行为是违法的，就不构成本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的认定

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是从犯罪构成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上加以区分。虽有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行为，但没有拒不服从解散命令或者造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后果的，不构成犯罪。部分人服从解散命令、部分人不服从解散命令的，对于服从解散命令的人，包括负责人，不能认定为犯罪。对于一般参加非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的人员，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

本罪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界限。它们虽然都是聚众性犯罪，但在犯罪构成上有明显区别：一是本罪的构成要求违法性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是违法的，即不构成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则不要求违法性为前提。二是本罪虽然也扰乱社会秩序，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结果发生在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过程和情境中，而后两罪则不存在特定的过程和情况;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制度;而后

两罪侵犯的客体则是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秩序或者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三是本罪实际发生的场合范围广泛，可能是某一公共场所、交通线路，也可能是机关、团体、单位的门前、院内、还可能没有单一地点，而是涉及若干地点、场合、路线。

本罪与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界限。两罪在客观上都扰乱了公共秩序，而在涉及国家机关时，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一样，都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两罪的区别主要在于：(1)犯罪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制度;后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2)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行为方式既包括暴力性的，也包括非暴力性的;而后罪采取的则是“冲击”这一暴力性扰乱方式。(3)两罪实际发生的场合范围不同。本罪发生的地域范围广泛;而后罪只能发生于国家机关的门前、院内，场合单一。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的相关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

第二百九十六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依法惩处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二条 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为依法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六条 为组织、策划邪教组织人员聚集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而进行聚会、串联等活动，对于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积极参加者，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概述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是指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第三篇：《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王思鲁 案情简介：2010年1月11日，陈某某在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附件以人民币39万元购得海洛因1890克，被伏击民警当场抓获。2010年7月2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0年9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本案;2010年11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某某服从判决，不再提出上诉。

陈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案一审辩护词 (前略)

二、公诉机关据以指控陈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的多份证据存在合法性问题，因其在诸多重要情节上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而不足以采信。

(1)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存疑，无法确认属实，不能据此认定陈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五份被告人陈某某认罪的供述，并据此认定陈某某承认贩卖毒品的事实。然而，经辩护人当庭认真查看该五份供述的具体内容，发现第二份口供与第一份口供的录取时隔不到两个小时。第二份口供中擅自使用签字笔把第二次讯问的地点修改为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自始至终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字或手印予以确认。特别是，除了手动修改的审讯地点不同之外，这两份供述的内容甚至是标点符号都一样。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实际上是同一份供述，正如被告人陈某某所述：“第

一、二份认罪供述是在派出所被刑讯逼供下的供述，却要同时签两份。”这在公诉机关提交的第四份“认罪供述”中“审讯的侦查人员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得到印证。被告人陈某某只在刑讯逼供下认过一次罪的事实。

同时，辩护人还发现在第

三、

四、五份认罪供述中，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对讯问笔录内容予以确认属实的签名或手印，侦查机关仅在第四份口供中注明“陈某某自第一次在认罪供述笔录签名后一直拒绝签名”的表述，而第三份和第五份则丝毫没有提及，无法判断这两份供述的内容是否属实。再者，讯问全过程应当有录像进行监控，而对于被告人陈某某是否拒绝在供述上签字盖印，侦查机关也没有提供讯问现场的录像资料予以证实。

诸多巧合不期而遇，恰恰暴露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陈某某进行有罪推定的侦查思路，并人为地促使口供的内容往定罪的方向靠拢，违背了调查取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难以排除侦查机关是为了补全证据而自导自演、私下炮制被告人认罪供述的嫌疑。基于上述五份讯问笔录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情况，真实性受到严重的质疑，不能作为刑事案件中定罪量刑的依据。

(2)证人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存在主体不清、证据来源不明、内容雷同等问题，并与侦查机关作出《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相矛盾，证人证言存在严重瑕疵，难以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 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看，仅提交“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却没有任何关于“周某某”和“张某某”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根据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两份证据明显存在严重瑕疵，没有证据效力。即便是“周某某”和“张某某”如《询问笔录》所表述是“民警”，其在本案中作为伏击抓捕民警，其所做的证言有明显的利害关系，欠缺可靠性。

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两份《询问笔录》的内容看，两份证人证言所作的陈述基本雷同，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两份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和可信度，甚至不排除侦查机关有“先定罪再找证据”的可能。

从“周某某”的《询问笔录》和公安机关所作《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的内容比较看，周某某提到当时将陈某某抓获时，是经过一轮搏斗才将陈某某控制住的，但在《犯罪嫌疑人到案经过》反映陈某某“在抓捕过程中并没有反抗、逃跑、阻碍等行为”，而民警张某某的证词也未反映出搏斗情形。三份材料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互相矛盾，也不排除伏击民警好大喜功而作了不真实的陈述。

而且，从“周某某”和“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到，在陈某某乘坐出租车到三元里大道金沙酒店对面时，两民警见到有一名中年男人走到出租车旁将一袋东西交给车上的陈某某，出租车驶离后，却未对该中年男人进行跟踪抓捕，只去抓捕被告人陈某某;对中年男人交给陈某某一袋东西这么明显的行为情况下，两民警丝毫不动声，却在陈某某独自走出小区时才抓捕，“高老”和“黑鬼”双双缺席的这场毒品交易，是否又是一幕“犯意引诱”的钓鱼执法呢? (3)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之外，居然没有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不符合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和规则。 伏击民警抓捕被告人陈某某的地点是在白云区机场路北区供电局门口。根据该位置所处的地点看，是一个车辆非常多和人流非常大的位置;而且抓捕的时间是晚上23时许，这个时间段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并不少。但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张某某所作的证言外，却没有任何第三人比如当时在附近的路人、小区居民、出租车司机等的证人证言，明显不符合一般刑事案件办案的程序和规则。

(4)现场勘验笔录、犯罪现场和搜获的毒品、作案工具等物品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明显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公诉机关出具的由民警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均没有被告人陈某某的签名或按手印确认，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合证据运用规则，不能作为证明被告人陈某某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使用。

三、被告人陈某某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不可求证性，如果从证据的角度来考虑，充其量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相符，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来定罪量刑。

非法持有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42号】《纪要》“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的规定：“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之所以将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成罪，其立法目的在于针对客观上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但由于持有人拒不说明毒品的来源和流向，而且侦查机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从该立法意图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属于补漏性的罪名，正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样，都是由于证据不足而规定的罪名。

本案中，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看，目前查明的证据充其量证明被告人陈某某非法持有毒品，而对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对于毒品的真实来源、交易的对象，公诉机关都缺乏充足、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 ...... 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贩卖毒品罪的主要事实，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从证据的角度考虑，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充其量只满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第四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推荐）

一、概念及其构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存款是指存入金融机构保管并可以由其利用的货币资金或有价证券，它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我国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不仅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还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如果上述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采取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或者不得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必然影响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宏观监管，损害金融机构的信用，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扰乱金融秩序，最终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贷款需求的扩张，各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现象已愈益突出，这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本法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之后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惩治。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所谓存款是指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谓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是特定的，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本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类：

1、以不法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其主要表现方式为：吸收存款人径直在当场交付存款人或储户的存单上开出高于央行法定利率的利率数来。因而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有反映”方式。

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一样，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一般情况下，国家需要刺激和扩大社会总体消费时，多降低存款利率，反之，当国家需要控制市场消费、以更多回笼货币来投入更大量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以加强社会生产力度时，多提高存款利率。基于此，无论是存款、贷款利率，各国一般都由央行统一制定和发布。我国也一样，在我国，除了中央银行以外，任何其他单位、团体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乃至央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均不得擅自提高存款或贷款利率。凡以不法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吸收存款、争夺存款大户者，其行为显然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7条的规定，同时也扰乱了我国金融竞争秩序，行为法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

2、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所谓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是指吸收存款人虽未在开付出去的存单上直接提高存款利率，但却通过存款之际先行扣付、或允诺事后一次性地给付或许以其他物质、经济利益好处的方式来招揽存款，以使存款方在事实上获得相当于提高存款利率的“实惠”后，欣然“乐于存款”于该吸收人所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无反映”方式。实践中，行为人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吸收存款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

(l)以“体外循环”手法非法以贷吸存。“体外循坏”又称“绕规模”，通常指贷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未在上级行规定的放贷规模内放贷，而以帐外吸收存款、帐外发放贷款的违规操作法存贷。通俗地说，体外循环就是谁能给我拉来存款，我就将此笔放贷规模“体”的存款的全部或大部返贷给谁。此种体外循环本身，如其“造成重大损失”者，也属本法第187条所规定的用帐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行为。

(2)以在存款中先行补足自己擅自抬高的利率息差的方式非法吸收存款。此种情况下，吸收存款人为了不从帐面上反映出自己不法提高利率的违规操作情况，往往采用在存款人前来存款之际，直接从存款人交付存款的帐上为存款人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自己擅自抬高了的利率的息差，补偿结存款人，从而在事实上抬高了存款利率，并以此高利手段来吸引存款人前来自己所在银行或金融单位存款。

(3)以擅自在社会上大搞有奖储蓄的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实质，仍然是变相抬高国家所规定的存款利率，情节严重者，必定扰乱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

(4)以暗自先行给付实物或期约给付实物的手段非法吸收存款。例如有的金融单位以向存款大户提供若干台豪华轿车的方式吸引存款;有的期许存款人人款以后的一定时间内，为其提供计算机XX台等等。

(5)以暗自期许存款方对其动产、不动产的长期使用权来非法招揽存款。例如有的银行长期免费提供房屋使用权给该行存款大户头单位，等等。

3、依法无资格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对此类行为，无论其是否提高了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手法来吸收存款，只要其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非法”行为，一概构成本罪。

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即便构成本罪既遂。这也反映了立法上对本罪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打击的意向。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条第2款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这里的单位，既可以是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不能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可以是其他非金融机构。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是明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不构成本罪。有的金融机构由于工作失误造成利率提高而吸收了大量公众存款，由于利率不是该金融机构故意抬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属于其故意实施，因此不构成本罪。

二、认定

(一)对因受存款方的勒索而非法吸收存款者的定性与处理

实践中，有的存款大户头常常以“搬走”存款要挟其入款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其尽快提高自己所存款项的存款利率;或者先行给付部分息差抑或提供若干台汽车或房屋使用权等等。一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效益或“口岸”较差的银行，为了保住自己的存款额度，不得不就范。对于这种情形，立法上未作明文规定，在处理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双方均定罪、且均定性为本罪，亦即双方构成共同非法吸收存款罪。此种犯罪的实质为有身份人实施本罪，因而对其中吸收存款人因其具有法定身份，应定性为主犯;而存款人因其无法定身份理应定性为从犯;

第二，存款方定性为索贿罪、吸收存款方因为被索贿而“行贿”无罪。

第三，双方均定罪，但将双方设定为对合犯。亦即双方虽仍属共犯，但不是构成同一罪种的共犯而是互为犯罪对象的会合共犯中的对向犯(又称对合犯)。此种会合共犯中，各方所触犯罪名往往不同。例如本罪的场合，吸收存款方犯了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索贿人款方则犯了单位(或个人)索贿罪。

对此三种定性方式，我们认为按第三种方式，定性较为合理合法。因为：

按第一种方式处理，首先不符合存款人的行为特征，事实是索贿存款人并没有任何帮助吸款人从事非法吸收存款的帮助行为。

按第二种方式处理，若对因存款人索贿而非法吸收款的行为人不作犯罪处理，也不合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因为，非法吸收存款的实质在于以贿赂的方式不法吸收存款，而根据本法第393条规定，因被勒索而被迫行贿者，只有在“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条件下，才不构成行贿罪。以此对照，本案中吸收存款人在受到勒索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存款，竟不惜“出卖”国家法律，敢以直接抬高或变相抬高央行法定利率的手法来获取大户存款，这种“利益”完全没有正当性可言，因而，此种场合，吸收存款人不能以受到“勒索”而作无罪辩护，充其量能据此对行为人作罪轻辩护而已。

(二)对以换好工种、安排存款大户子女就业等方式非法吸收存款者的定性与处理

目前一些银行往往以安排存款大户子女(主要指安排能够决定本单位存款人处的单位法定代表人、有关权利人士或直接掌管存款运作管理人员的子女)进银行工作等方式招揽存款;对子女已经就业者，有的吸收存款方则进一步以将其子女调入本行工作为招揽诱饵，等等。以此类方法招揽存款，当然属于“非法”吸收存款行为，但对此行为是否一概定性为非法吸收存款罪行为，尚有商榷余地。这是因为，本罪的行为要件不仅仅是非法吸收存款，而且须有较为严重的“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上述非法吸收存款行为，当然也扰乱了金融秩序，但与抬高或变相抬高国家利率的行为、以及与假冒享有吸收存款权限的金融主体的行为来非法吸收存款者相比较，后二者对金融秩序的破坏显然更为直接和严重，因而将后二者设置为犯罪、对其科以刑罚方法来处罚理所当然。对以换好工种、安排存款大户子女就业等等方式来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尚须积累司法实践经验，再予解决。

(三)对以“体外循环”方式非法以贷吸存行为的处理

如上所述，以此方式以贷吸存，如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者，其行为本身，又触犯了本法第187条规定的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如此，行为人非法吸收存款的手段行为就触犯了两个罪名，符合刑法上的牵连犯特征，应按牵连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处断。从法定刑看，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相对更重，因而对此行为，可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酌定为非法发放贷款罪，并根据187条的法定刑裁量刑罚。

(四)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大小。如果吸收公众存款数额较小的，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本法第13条之规定，不构成犯罪。

(2)是否出于故意。如果不是出于故意实施的，不构成犯罪。

(3)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构成犯罪。如行为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幅度内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的，不能认为构成犯罪。

(五)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两者的区别是：

(1)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可以是任何财物。

(2)客观方面不同。前者包括用欺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还包括利用强迫、利诱等其他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后者只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获得财物。

(3)主观方面不同。前者无非法占有目的;后者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既可以由自然人，也可以由单位构成;后者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六)本罪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区别

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者同时又非法吸收了存款，而非法吸收存款又是擅自设立的金融机构所为;有的先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而后又非法吸收了公众的存款，或者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所以，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注意将这两种不同的犯罪区别开来。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罪和非法吸收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不同，应注意区分这两种犯罪的区别，对于构成数罪的，应当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三、处罚

1、自然人犯非法吸收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第五篇：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义：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构成：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耕地管理制度。

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耕地是我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我国人均只有耕地约1.3亩，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4.1亩的1/3.耕地的贫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加保护耕地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每个公民的重要职责。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居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区、自留山，也展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我国《土地管理法》第3条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由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含耕地在内》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耕地。但是，任何单位或个人可在不违反有关耕地保护管理制度和通过正常的审批程序的前提下，依法占有耕地，享受对耕地的使用权，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所谓耕地的保护制度，则是指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有关耕地的行政性管理法规的总称。

本罪的对象是耕地资源。耕地资源分为已开垦的已耕地和尚未开发利

用的后备耕地。已开垦的耕地包括熟地、当年新开荒地、连续撂荒未满3年的耕地、当年的休闲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并附带其他作物的土地和沿海沿湖地区围垦利用的海涂湖田等。根据1998年12月27日《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0条对属于基本农田所包含的耕地范围分别是：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蔬菜生产基地;农业科研、教学实验田。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行为。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规定》、《关于制止农村建房用地的紧急通知》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等与土地管理相关的法规。《土地管理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耕地，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治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制止荒废和破坏耕地的行为。国家建设的乡(镇)村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非法占用耕地，是指未经法定程序审批、登记、核发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而占用耕地的行为。非法占有耕地行为通常表现为：其一，未经批准占用耕地，即未经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审理，并报经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占用耕地的;其二，少批多占耕地的，即部分耕地的占用是经过合法批准的，但超过批准的数量且多占耕地的数量较大的;其三，骗取批准而占用耕地的，主要是以提供虚假文件、谎报用途或借用、盗用他人的名义申请等欺骗手段取得批准手续而占用耕地，且数量较大的。

改作他用是指改变耕地的种植用途而作其他方面使用，诸如开办企业、建造住宅、筑路、采石、采矿、采土、采河，倾倒废物等。

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且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结果的，是非法占用耕地罪的必备要件。至于数量较大的具体标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根据《土

地管理法》对土地的征用或使用所作的详细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项、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项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上述规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如果违反上述有关土地管理的审批程序或所规定的数量而多征用、使用耕地的行为，就是违反土地管理法的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也可根据当时当地耕地面积的大小、质量优劣的状况等情况综合衡量非法占用耕地的数量是否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是指非法占用耕地导致耕地种植功能基本丧失，如造成土地板结、沙化、盐渍化、水土严重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等。

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自然人非法占用耕地，主要是指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实施了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自然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凡违反该程序私自占用数量较大耕地的居民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

单位非法占用耕地，主要是指单位在国家建设用地、本单位发展建设和乡(镇)村建设用地过程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行为。这里的单位，既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合资或独资、私人所有的公司、企业以及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至于土地管理机关侵权或越权审批占用耕地的，无权审批或无权发放使用证的机关批准占用耕地或有权审机关超越权限、职权批准占用耕地且数量较大的，通常视为单位构成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而不以本罪论。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占用耕地改作他用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而且对于占用耕地改作他用会造成大量耕地被毁坏的结果也是明知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为故意。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的动机多种多样，但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认定

(一)本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界限

本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都是与土地管理有关的犯罪。二者的不同在于，(1)客体不同。本罪侵害的是国家对土地特别是农用地进行保护的管理制度;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侵害的则是国家对土地使用权合法转让的管理制度。(2)犯罪客观方面不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结果犯，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侵占农用地，数量较大，造成大量农用地毁坏的行为。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则是情节犯，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实施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是指以买卖以外的其他形式非法转移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也即未按国家法律规定程序办理征用或者划拨手续的行为，或者末按规定权限办理审批手续的土地转让的行为。倒卖土地使用权，包括毫不掩饰和明码标价地将土地卖给他人，而收取价款和以某种形式掩盖其土地买卖的实质而将土地卖给他人的两种行为方式。(3)对二者的处罚虽都采取了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的刑罚方法，但前者没有明确确定的罚金标准;而后者则采取的是倍比罚金制的方式以确定罚金的标准。

(二)本罪与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界限

此三罪相同之处都是与土地资源有关;并且在主观方面均表现为故意。不同之处表现为：(1)侵害的客体不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体是对农用地的法律保护制度;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所侵害的客体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正当性。(2)客观方面不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在客观上都表现为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通常表现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掩盖事实真相;或违反《土地管理法》等有关土地管理法规中关于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以及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不正确地行使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职权。(3)主体不

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主体是一般生体，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相关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

第三百四十二条 违反上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据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六条 单位犯本节第三百三十八条至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上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士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上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