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学森的简介

关键词：

关于钱学森的简介（精选8篇）

篇1：关于钱学森的简介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10月31日)，浙江杭州人，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暨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曾经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为中美两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和“导弹之父”。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钱学森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县，是中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是航空领域、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人物。他为中国导弹制造与火箭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门，1934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

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篇2：关于钱学森的简介

小行星3763被命名为“钱学森”。

军衔

在美期间，曾被授予美国空军上校军衔 ;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查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帅录后，认为钱学森未被授予过中将军衔。

美国国会考克斯报告指控

美国国会考克斯报告(英语：Cox Report)(Cox Report)中专门有一节题为“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与空间计划发展中的作用”，声称钱学森为“间谍”。钱学森传记作者张纯如对这一指控予以了驳斥。

钱学森实验室遭遇被强拆

篇3：关于“钱学森之问”的遐思

人的最后遗言, 大多是无所顾忌、一吐为快的。因而, 赵丹讲真话, 说管得太多了, 文艺没希望。巴金讲真话, 希望反思“文革”, 建立“文革”博物馆。病榻上的钱学森则向温家宝总理坦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被媒体称之为“钱学森之问”的教育“天问”, 它不仅萦绕在钱学森和温总理心头, 也是教育界同仁乃至全社会共同的困惑。

随着老一辈大师的相继离去, 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一个比较直接的统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 至2008年共有14位获奖者 (其中2004年度空缺) 。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80岁, 大多数毕业于1949年之前。近些年来, 尽管我们在国防科技、工程技术、基本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在真正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科学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初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 就几乎没有达到世界前沿的高水平成果。新中国前30年的教育发展, 由于受到“左”的错误路线过多的干扰, 教育和科学发展备受挫折, 大家都能理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我们提出“早出人才, 快出人才”的口号, 开始了科学技术和教育现代化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设立了“211工程”“985工程”, 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采取了诸多刺激政策, 开展各种人才工程, 如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百千万人才计划”, 设立国家科技大奖等等。我们对大师、对杰出人才的渴求从没有如此强烈过;然而, 我们离世界一流的目标究竟是日益接近, 还是渐行渐远, 一直是个难以回答的疑问。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事实是,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学人, 至今也未能产生世界级的优秀人才, 而他们已陆续进入退休之龄。显然, 我们不能再推诿于外因。

“钱学森之问”的价值, 就在于他以一个大科学家的理性和良知, 直面现实, 直面问题。他毫不客气地用了一个全称判断:不是个别院校、部分高校, 而是“没有一所大学”按照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事实上, 只要不讳疾忌医, 不自欺欺人, 作出这样一个事实判断, 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较困难的也许是另一个问题:“钱学森之问”有解吗?事实上, 对当前许多严峻的教育问题, 人们内心都有这样的疑惑。由于各种教育问题千头万绪, 积重难返, 牵一发动全身, 而且很多陋行不但打而不倒, 甚至愈演愈烈, 这些现象往往使人心灰气短, 认为换谁都不行, 相当悲观。例如应试教育、择校竞争真的能够解决吗?大学的学术腐败究竟如何治理?出于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我确信这些教育病态和乱象都有确定的解, 都是可以解决的。例如, 对于中小学炽烈的择校热, 有人认为是“人民

学人语思

群众要求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与短缺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矛盾”, 加之独生子女政策、激烈的就业竞争, 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真正解决。但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似是而非的。与5年、10年、15年、50年前相比, 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大幅度增加, 而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 供求矛盾怎么会越来越紧张呢?文化传统、独生子女只是一个背景, 是长期存在的, 并不能直接解释近年来择校热的加剧。显然, 造成这一现象有另外一些确定的制度性原因, 这就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择校收费制度、转制学校制度等等。由于这些制度人为加剧了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 破坏了就近入学的规定, 造成家长的集体恐慌和中小学教育秩序的恶化。当然, 由于特殊的利益联系, 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不作为, 也成为加剧教育病态的原因之一。

那么,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究竟道路何在;解开教育这团乱麻, 什么才是那把关键的钥匙?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 可以大致归为三类:一是教育理念的更新, 需要确立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二是教育体制改革, 要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官本位、行政化教育体制;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直接影响教育质量, 但是, 如若没有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 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 没有教育家办学的自主性, 在大一统的行政控制之下, 很难出现多样化的自由探索。在这个意义上, 教育体制、管理体制的变革更为重要。正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 多年来我们对教育创新的呼唤, 并没有真正改变陈旧的教育面貌。

回顾历史和环顾世界,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人才辈出、大师云集, 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 并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够迅速地催化出来的。创建优秀大学, 培养杰出人才, 钱无疑十分重要, 但还有比钱最重要的。否则, 正如人们调侃的, 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集中在海湾国家。否则, 也无法解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 西南联合大学何以能培养出整整一代优秀学生, 产出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无法解释当年远比现在更为贫弱的经济市场, 何以能培育出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这样优秀的私立大学, 何以能造就陈嘉庚、张伯苓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我们经常感慨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群星璀灿、风云际会的气象。它无非说明了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 才是大师生长最为重要的环境。需要特别认识的是, 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 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我国完全可以学习、移植的;而且, 并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它曾在中国大地有效地生长过几十年, 在世界各个华人地区也都在有效地实行。

因而, 作为一种理论性的回答,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是相当确定的。这就是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弘扬大学精神,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其主要任务就是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高校“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 探索建立政府与高校的新型关系, 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确立高等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 从而恢复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活力, 形成社会参与和市场竞争的机制, 促进培养创新型人才。

然而, “知易行难”, 这个问题再转化一下, 就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弊端究竟能否治理?大学自治、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体制能否真正实现?一场理性、建设性和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可能的吗?我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当然, 首先要确定明确、清晰的方向, 确定改革发展的目标模式, 并将它建立在法制、民意、实践和实验的扎实基础之上,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实施。正在制定中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 就是要通过问计于民、公开决策的方式,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启动策略。现实的改革有许多可能的路径, 例如以高考制度改革为推动、以教育行政改革为推动, 以及如1985年的教育改革那样, 以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为启动。我认为, 开展对“985”大学的放权改革,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确定向世界一流水平进军的“985”高校, 综合水平和学校治理能力较强,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作用。“985”高校作为率先进行高校体制改革的试点, 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办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而且对教育领域的整体改革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

事实上, 近年来我国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改革正在悄然萌动。首批“985工程”的9所高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建立起首个名校联盟, 签订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根据协议, 双方将互派“交换生”, 互认本科学分, 联合培养研究生, 共同培养拔尖人才。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上, 继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5所高校宣布联合自主招生后, 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宣布将联手自主招生。北京地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也将实行五校联考, 全国高考招生正在从整齐划一的“齐步走”向多样化的方式转变。这一事态, 昭示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双向互动的改革机制的出现。有效的改革方案必须建立在基层实践探索的基础之上。因而, 基层和学校的自主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键是要允许改革、允许探索, 鼓励地方和学校的制度创新, 给予他们改革的特许权, 这正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启动机制之一。

当然, 对“钱学森之问”的破解还需更加深入。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 认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不错, 本科教育也还可以, 就是研究生阶段稍差, 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足。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看看我们的后代在小学时就被考试和分数所压倒, 好奇心和想像力被摧残磨灭, 能够指望等他长大之后, 喷一点“催花剂”、“膨果素”就可以“大丰收”吗?“起跑线”上的恶性竞争, 被形象地比喻为“赢在起点, 输在终点”, 这又岂是高等教育可以独自承受的?

作为钱老遗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的教育遗产, “钱学森之问”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探究和解读下去……

篇4：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档案查考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1954年至1955年间，他的回国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外交博弈的焦点。1950年8月钱学森回国受阻后，我国政府非常关心他在美国的处境，一方面积极给予声援，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提供帮助，最终通过中美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到祖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外交档案还原了我国政府关心和帮助钱学森回国的历史细节。

一、对钱学森回国受阻的积极声援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通过私人关系多次写信询问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和行程安排。1950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为了帮助钱学森顺利回国，与同为副院长的陶孟和、竺可桢共同给钱学森发电报，建议他不要直接回国，而是先去欧洲，然后再回国。7月15日，李四光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来函说：“钱学森因时间匆促，实在来不及去欧洲，又因环境上的困难不便回电，计划已决定，回国之期不远，因此代致意讫为转达为感。”

1950年8月22日上午，钱学森在华盛顿向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表示自己已经向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即将返回中国大陆。8月23日上午，钱学森再次会见金波尔，谢绝了对方的挽留。金波尔随即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要求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同日下午，钱学森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当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美国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朱尔向钱学森宣布由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9月6日下午，钱学森被控违反《移民法》在家中被捕，随后被关进位于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司法部监狱。在经受了15天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终于被朋友以15，000美元的重金保释出狱。

在得知钱学森回国受阻后，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美国总统杜鲁门，控诉美国政府无理扣押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他的自由。9月25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呼吁号召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美国无理拘押钱学森的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同日，九三学社也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扣押钱学森。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和严济慈、曾昭抡、钱三强等189名在京科学家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押钱学森、赵忠尧，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人。同日，吴有训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钱三强联名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在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押期间，院方应向钱学森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不久，中国科学院决定：从10月份开始聘任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按月向其家属发放相当于他工资总额70%的救济金。此后，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人士多次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拘押钱学森的暴行。

二、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和回国问题

中国外交部当时非常关注钱学森回国受阻的事态发展，不仅注意收集西方国家和香港媒体的相关报告，还在1950年10月初派人到中国科学院向刚从美国回来的金荫昌了解情况。10月5日，外交部美澳司第一科科长凌青就钱学森被美国扣押是否需要外交部发表声明请示柯柏年司长：“送上访问留学生关于钱学森、赵忠尧等被扣经过之报告一份，请印阅。按钱等被扣系因携带有美政府发表之秘密文件，自甚难由外交部发表声明，申斥美政府之无理。如此，不仅不会生效，是否反而影响彼等之安全，此问题更不易解决。就目前材料看，以不由我部发表声明为宜。请示。”当日，柯柏年批阅：“拟函复科学院，称：在日前，可先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通电等抗议美帝逮捕中国学者。”后来美国军方的检查结果表明这些文件中的信息已经不再属于保密范围。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判定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因而必须遣返出境。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让钱学森离开美国。后来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从中文《参考消息》上看到由台湾媒体报道的钱学森将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消息，担心美国政府会把钱学森押送到台湾，于是请求外交部帮助处理此事。外交部为此派人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曹日昌了解钱学森的情况。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就此事请示章汉夫副部长：“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援救，使钱不致被美帝监送台湾，而能设法回国。”1952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做出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是什么时候执行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1953年1月7日，中国外交部致电广州外事处转香港新华社转吴荻舟，询问钱学森的情况：“留美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我曾争取其回国参加建设工作。1951年他因欲回国被美国当局软禁。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其近况如何不详。请注意钱之行踪，如钱过港时，望设法护送至穗。”同日，外交部致电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请他协助钱学森回国。电报中说：“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尚未采取行动。其近况如何不详。请转告新华社同志通过英共方面转请英国著名较进步科学家克劳瑟等设法协助钱安全回国，以免钱被押送台湾，结果如何，望复。”1月18日，外交部收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回电。电报中说：“钱学森，陈天声和英共方面打听无下落，他们希望告知钱现在何处（大概有个线索）有助于他们继续查清，并协助其回国。”

三、通过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美侨大部分先后回国，少数人因为触犯中国法律而被扣押。朝鲜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因为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而被捕。在当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争取被关押的在华美侨能够早日回国成为美国政府的难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援引多种法律和法规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严重阻碍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有通过谈判使本国侨民得以顺利归国的需求，而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中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中国政府为此事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1954年4月18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综合组草拟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其中不仅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而且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

从1954年6月5日到21日，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与中方代表、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就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共进行了四次会谈。6月15日，中方在第三次会谈中提出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王炳南控诉了美国政府迫害和监禁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列举了钱学森、赵忠尧等五人被关押或逮捕的案例。6月17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基于非正式审核的结果，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允许离开美国。这就是钱学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也是你们提交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否同意放钱学森回国是当时中美两国能否在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关键所在。

因为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中美双方此后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美国政府开始分批允许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1955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前来斡旋中美关系的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时指出，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6月13日，在美国国防部不再反对放钱学森回国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顾国务卿杜勒斯的劝阻，决定同意放钱学森回国。当时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6月15日，钱学森致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5年7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在原则上允许所有在美华侨离境后，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把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级别从领事级提高到大使级。7月25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告。7月31日，为表示中方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所持的诚意和积极态度，中国政府决定提前释放11名因为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同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赖嘉文时表示：“中国此举是为了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允许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希望美国在行动上有所响应。”

1955年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一次会谈中宣布了中国在前一天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并说他们将在8月4日抵达香港。美方代表约翰逊对此表示感谢。8月2日，王炳南在第二次会谈中谴责美国政府阻碍在美华侨自由回国。对此，约翰逊表示美方将根据中方提供的案例进行调查。8月3日，美国国防部致函国务院并抄送司法部，重申同意放钱学森离开美国。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签署同意钱学森离美的通知。通知指出：“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的命令已经撤销，你现在可以离开美国。”

四、钱学森在秘密保护下安全回国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移民归化局的电话通知，随即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港中旅），告知将在下月回国，请旅行社代为接受行李并转运至天津。8月5日，钱学森前往移民归化局领取了书面通知。9月7日，陈叔通用明码致电加州理工学院，通知钱学森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成果。电报中说：“6月15日函悉。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联邦调查局探员的监视下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9月20日，中国外贸部办公厅收到从周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周恩来在密件中指示外贸部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蔡福就时任港中旅副经理，方远谋时任港中旅经理，张平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

为了确保钱学森在回国途中的安全，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夫）在1955年9月21日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总统号”，请船长把电报转给钱学森。电文如下：“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将托人去边境车站接你。”最后一句修改过，本来写的是：“政府将派人去边境车站接你。”9月22日，中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致电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电文如下：“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利夫兰号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洽并陪他到深圳。”同日下午，钱学森在途经檀香山时致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电报中说：“想到回到祖国真是很高兴，我们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将于10月8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障碍。”

10月8日上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钱学森一行在港中旅的接应下，从邮轮上换乘小艇直接到九龙尖沙咀警察码头，随即转移到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同日下午，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经罗湖口岸抵达深圳。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的邵副处长在车站迎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学森回国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50—1955）”课题（立项号：14BDJ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杨照德，熊延岭.钱学森中国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6-7.

[2]“复部美字第四五六号函关于赵忠尧教授在日本被扣及钱学森在美被捕事件”[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3]“关于钱学森被美帝驱逐出境事”[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4]“询钱学森事”[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91-16.

[5]“协助钱学森返国事”[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91-16.

[6]“报部关于钱学森情况打听无下落”[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91-16.

[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 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Z]. June 17，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475.

[8]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Z]. June 10， 1955， FRUS 1955-1957， Vol. II， pp. 588 - 589.

[9]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M].鲁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13.

[10]“告美方已通知我方取消禁止钱离美的命令”[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11]吕成冬.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回国细节[N].中国档案报，2014-12-12（2）.

[12]“钱学森父亲致钱学森电稿”[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篇5：关于钱学森的故事

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

造访者刚刚离开办公室，金贝尔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的故事，这个中国人就是钱学森。

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钱学森的故事，1936年10月，钱学森由麻省理工学院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1937年秋，钱学森和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此后参与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钱学森的故事，此外，钱学森和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和家人不禁心潮澎湃。钱学森的故事，怀着回家的梦，1950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找到了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提出了回国的想法。

在海岛拘留所：被拘留了15日，瘦了15公斤

钱学森的故事，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买到了船票，洛杉矶海关却通知不得离境，理由是在他的行李中有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都是“文件”。

1950年8月30日，钱学森家中的门被敲开了，两位带着手铐和手枪的移民局稽查站在了他家门口。钱学森的故事，钱学森吻了吻妻儿，便被夹在两个美国人中间离去了。

随后，他被送往了特米那岛拘留所。钱学森的故事，拘留所在太平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白天，他被无休止地审讯；夜里，每隔十分钟，看管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蒋英回忆，“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他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钱学森的故事，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钱学森总是在家里摆好3只轻便的箱子，以便随时可以动身回国。

一篮蔬菜送来灵感：香烟盒作纸，发出求救信

1955年5月，中国城一家食品店的老板给钱学森家送来一篮蔬菜，蔬菜下随意垫了一本《中国画报》，刊有一幅开国大典的照片。钱学森的故事，钱学森夫妇在照片中看到了两家父辈的恩师——陈叔通。一个回家的计划诞生了。

1955年6月一天，钱学森夫妇避开盯梢，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让学生以香烟盒作纸，写了一封简信：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但是我们现在被美国政府监禁，不能如愿。她模仿儿童笔迹写了信封，将信邮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几经辗转，陈叔通接到信，随即将信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收到求救信后，命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是一个铁证。”

在事实面前，美方代表哑口无言。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就两国人员回国达成了重要协议。

钱学森的故事，第二天，钱学森接到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通知，与此同时，11名获释的美国飞行员抵达夏威夷。

篇6：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档案查考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1954年至1955年间，他的回国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外交博弈的焦点。1950年8月钱学森回国受阻后，我国政府非常关心他在美国的处境，一方面积极给予声援，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提供帮助，最终通过中美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到祖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外交档案还原了我国政府关心和帮助钱学森回国的历史细节。

一、对钱学森回国受阻的积极声援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通过私人关系多次写信询问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和行程安排。1950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为了帮助钱学森顺利回国，与同为副院长的陶孟和、竺可桢共同给钱学森发电报，建议他不要直接回国，而是先去欧洲，然后再回国。7月15日，李四光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来函说：“钱学森因时间匆促，实在来不及去欧洲，又因环境上的困难不便回电，计划已决定，回国之期不远，因此代致意讫为转达为感。”

1950年8月22日上午，钱学森在华盛顿向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表示自己已经向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即将返回中国大陆。8月23日上午，钱学森再次会见金波尔，谢绝了对方的挽留。金波尔随即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要求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同日下午，钱学森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当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美国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朱尔向钱学森宣布由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9月6日下午，钱学森被控违反《移民法》在家中被捕，随后被关进位于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司法部监狱。在经受了15天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终于被朋友以15，000美元的重金保释出狱。

在得知钱学森回国受阻后，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美国总统杜鲁门，控诉美国政府无理扣押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他的自由。9月25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呼吁号召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美国无理拘押钱学森的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同日，九三学社也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扣押钱学森。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和严济慈、曾昭抡、钱三强等189名在京科学家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押钱学森、赵忠尧，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人。同日，吴有训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钱三强联名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在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押期间，院方应向钱学森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不久，中国科学院决定：从10月份开始聘任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按月向其家属发放相当于他工资总额70%的救济金。此后，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人士多次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拘押钱学森的暴行。

二、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和回国问题

中国外交部当时非常关注钱学森回国受阻的事态发展，不仅注意收集西方国家和香港媒体的相关报告，还在1950年10月初派人到中国科学院向刚从美国回来的金荫昌了解情况。10月5日，外交部美澳司第一科科长凌青就钱学森被美国扣押是否需要外交部发表声明请示柯柏年司长：“送上访问留学生关于钱学森、赵忠尧等被扣经过之报告一份，请印阅。按钱等被扣系因携带有美政府发表之秘密文件，自甚难由外交部发表声明，申斥美政府之无理。如此，不仅不会生效，是否反而影响彼等之安全，此问题更不易解决。就目前材料看，以不由我部发表声明为宜。请示。”当日，柯柏年批阅：“拟函复科学院，称：在日前，可先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通电等抗议美帝逮捕中国学者。”后来美国军方的检查结果表明这些文件中的信息已经不再属于保密范围。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判定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因而必须遣返出境。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让钱学森离开美国。后来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从中文《参考消息》上看到由台湾媒体报道的钱学森将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消息，担心美国政府会把钱学森押送到台湾，于是请求外交部帮助处理此事。外交部为此派人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曹日昌了解钱学森的情况。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就此事请示章汉夫副部长：“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援救，使钱不致被美帝监送台湾，而能设法回国。”1952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做出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是什么时候执行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1953年1月7日，中国外交部致电广州外事处转香港新华社转吴荻舟，询问钱学森的情况：“留美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我曾争取其回国参加建设工作。1951年他因欲回国被美国当局软禁。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其近况如何不详。请注意钱之行踪，如钱过港时，望设法护送至穗。”同日，外交部致电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请他协助钱学森回国。电报中说：“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尚未采取行动。其近况如何不详。请转告新华社同志通过英共方面转请英国著名较进步科学家克劳瑟等设法协助钱安全回国，以免钱被押送台湾，结果如何，望复。”1月18日，外交部收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回电。电报中说：“钱学森，陈天声和英共方面打听无下落，他们希望告知钱现在何处（大概有个线索）有助于他们继续查清，并协助其回国。”

三、通过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美侨大部分先后回国，少数人因为触犯中国法律而被扣押。朝鲜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因为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而被捕。在当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争取被关押的在华美侨能够早日回国成为美国政府的难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援引多种法律和法规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严重阻碍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有通过谈判使本国侨民得以顺利归国的需求，而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中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中国政府为此事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1954年4月18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综合组草拟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其中不仅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而且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

从1954年6月5日到21日，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与中方代表、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就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共进行了四次会谈。6月15日，中方在第三次会谈中提出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王炳南控诉了美国政府迫害和监禁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列举了钱学森、赵忠尧等五人被关押或逮捕的案例。6月17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基于非正式审核的结果，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允许离开美国。这就是钱学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也是你们提交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否同意放钱学森回国是当时中美两国能否在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关键所在。

因为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中美双方此后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美国政府开始分批允许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1955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前来斡旋中美关系的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时指出，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6月13日，在美国国防部不再反对放钱学森回国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顾国务卿杜勒斯的劝阻，决定同意放钱学森回国。当时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6月15日，钱学森致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5年7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在原则上允许所有在美华侨离境后，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把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级别从领事级提高到大使级。7月25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告。7月31日，为表示中方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所持的诚意和积极态度，中国政府决定提前释放11名因为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同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赖嘉文时表示：“中国此举是为了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允许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希望美国在行动上有所响应。”

1955年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一次会谈中宣布了中国在前一天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并说他们将在8月4日抵达香港。美方代表约翰逊对此表示感谢。8月2日，王炳南在第二次会谈中谴责美国政府阻碍在美华侨自由回国。对此，约翰逊表示美方将根据中方提供的案例进行调查。8月3日，美国国防部致函国务院并抄送司法部，重申同意放钱学森离开美国。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签署同意钱学森离美的通知。通知指出：“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的命令已经撤销，你现在可以离开美国。”

四、钱学森在秘密保护下安全回国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移民归化局的电话通知，随即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港中旅），告知将在下月回国，请旅行社代为接受行李并转运至天津。8月5日，钱学森前往移民归化局领取了书面通知。9月7日，陈叔通用明码致电加州理工学院，通知钱学森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成果。电报中说：“6月15日函悉。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联邦调查局探员的监视下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9月20日，中国外贸部办公厅收到从周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周恩来在密件中指示外贸部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蔡福就时任港中旅副经理，方远谋时任港中旅经理，张平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

为了确保钱学森在回国途中的安全，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夫）在1955年9月21日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总统号”，请船长把电报转给钱学森。电文如下：“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将托人去边境车站接你。”最后一句修改过，本来写的是：“政府将派人去边境车站接你。”9月22日，中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致电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电文如下：“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利夫兰号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洽并陪他到深圳。”同日下午，钱学森在途经檀香山时致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电报中说：“想到回到祖国真是很高兴，我们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将于10月8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障碍。”

10月8日上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钱学森一行在港中旅的接应下，从邮轮上换乘小艇直接到九龙尖沙咀警察码头，随即转移到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同日下午，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经罗湖口岸抵达深圳。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的邵副处长在车站迎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学森回国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50―1955）”课题（立项号：14BDJ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篇7：关于观看钱学森电影的心得体会

关于观看<<钱学森>>电影的心得体会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观看了电影《钱学森》。这部电影演绎了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传奇的一生看完电影后我受益匪浅感慨颇多。

钱学森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是航空领域、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所有的荣誉集于一身却又被他“无情”的抛之脑后加州理工大学的终身教授不当美国优越的生活不过却偏偏“固执”到回到中国过清贫的生活当时的中国与美国比起来就像现在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与居住豪华别墅的商人富豪只为了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完成自己的抱负向中国实践自己的爱国之心。当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他那孩子般纯真的笑打动了我原来发自内心的笑容是那么的美也许在钱学森身上用“美”并不贴切但是我真得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展现它。幕的开始与后面的接应的那一画面也同样是卫星的发射成功也同样是震撼人心的时刻在所有人为之狂欢的时刻却惟独他一人现出深邃的眼眸那眼神似乎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是因为成功对于他来说已经不足为奇了吗是因为这种场面使他麻木了吗……这在电影中似乎没有讲到我想他是在为我们中国担忧为后人担忧吧。生活在美国的几十年他始终有一个目标就是学习最先进的知识将之用诸于中国使中国变得像美国一样强大他刻苦钻研一步步的紧追知识的步伐却时时刻刻的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状况当学有所成的时候回国之心慢慢的侵袭着他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回国。”就这样被莫名的罪名加以软禁失去自由最后在周恩来总理多次的努力下才使其终于返国。对于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钱学森更加珍惜回国后教授航天知识在这一部分电影中有所体现震动了我因为那一刻让他回想起了在美国授课的情形与此刻截然不同的是从而引发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如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人均值还是很低的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并不一定要去追求有多么的快虽然经济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但是我们应该追求有质量的提高如果第一个人都怀着像钱学森同志一样的爱国之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我们和谐社会的步伐将会迈得更快更稳更好。现在杂志包括新闻媒体都在关注一个话题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品为什么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连比我们落后的国家也都有这样的殊荣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呢很多人也都是将矛头直指中国的教育体制因此我们如今的教育体制有了素质教育这的确是我们的教育问题有的媒体报道说有些美国人称清华北大是美国的后备学校大家也都知道清华北大是国际名校也是中国最具有权威的学府而多数学有所成的学生公费出国留学但却只有少数回国何况我们现在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我们都在沿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与钱学森当时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是上等了可是有多少人能体现出他们的爱国之心呢如果每个出国留学的学生都能像钱学森那样去想那样去做的话如今的中国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呢 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做到像钱学森一样但是我们也要为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使中国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

篇8：关于钱学森的简介

二、改革创新的实践是现代思维科学发展之源

什么是钱学森院士的现代思维科学体系?所谓现代思维科学体系，主要是遵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总结和体验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学艺术创作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主要途径，以探索和揭示抽象(逻辑)思维形式、形象(直感)思维形式、灵感(顿悟)思维形式、社会(集体)思维形式等思维规律的本质、特征及其思维方式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式的现代思维科学体系。钱老在创立这个现代思维科学全体系时就明确指出，不要“关门”。可见，现代思维科学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

改革创新体现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以来实践发展和精神演进的鲜明特征。“创业、创新、创优”的“三创”精神已成为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全社会形成的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形势下，思维科学也带来了新发展，现代思维科学形式、方式、方法等内容的充实和发展在深层次领域体现着改革创新、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境界。一句话，“思维科学决定着智慧的优劣”“思维水平预示着决策水平的高低”。

改革创新的实践是与时俱进的，使人们转变了思维方式，逐渐地打破了落后的、封闭的思维定式，那种“惯性思维有余、创造性思维不足”的局面遭到扬弃，敢于思维、善于思维、勤于思维逐渐成为世人思维的主流，传统的经验思维、直线性思维、从众思维也已向突破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想象性思维转变。身处改革创新的实践中的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创新，才能带来活力，带来实力;唯有创新，才能成就今天，拥有未来。可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思维规律也是发展变化的，思维规律的发展取决于人们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进步，也源于自然科学的与时俱进。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同样，按照这一原则，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发现，思维形式也必然随之改变。可见，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思维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之外，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又出现了非线性学科群，如伊·普里戈金的《从混沌到有序》、詹姆斯·格莱克的《混沌、开创新科学》、肯尼思·法尔科内的《分形几何———数学基础及其应用》、M·艾根的《超循环论》、勒内·托姆的《突变论》、扎德的《模糊数字》等，而这些非线性学科群的出现开始在“线性世界观”“线性思维方法”的领地打开了缺口，预示着人们那种按部就班的线性思维观念、方式和方法独霸一统的时代结束了。

经历改革创新时代的人们，在学术上独立思考，先后发表了“非逻辑”“非线性”“非理性”为标志的学术观点和相关论著，这就进一步佐证了改革创新实践过程中人的解放，促使人们的思维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方式取得了突破性转变，一批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论著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唯物辩证的妙用是现代思维科学方法之道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于运用辩证法的规律，既解决客观物质世界规律问题，又解决思维精神世界规律问题。思维精神世界中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即解决“人的自由向全面的发展”问题。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权利，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科学发展观，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的逻辑要求。钱森学院士创立的现代思维科学的宗旨，就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通过学习现代思维科学，能达到学以培智、学以立德、学以陶情、学以修身，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增长智慧，就会自感聪明”。这便是学习思维科学之后人们的深刻体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改革创新时代高举人的旗帜，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化人的创新能力的举措之一就是开展现代思维科学研究，实施思维科学教育，使之树立时代化的思维观念，实现看问题讲方向、分析问题讲辩证，这就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主导之道、轴心之道。

钱学森院士在首届思维科学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就充满着唯物辩证法，仅就学风问题，他认为“搞学术，既要严肃认真，又要生动活泼，充分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搞一言堂”等。这就是钱学森院士提倡的学术精神，倡导的科学学风。思维科学界必须永远坚持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这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这种“人天观”就是辩证法的典范。

唯物辩证法的妙用解决了现代思维科学领域的逻辑思维规律与非逻辑思维规律、理性思维规律与非理性思维规律、线性思维规律与非线性思维规律、清晰思维规律与模糊思维规律等诸多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辩证法这一规律，既要研究其对立的一面，又须看清各自的特征，避免将其中的某种规律视为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