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关键词： 理性 掌握 社会分工 信息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精选五篇）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1

在信息大爆炸的社会里, 人们穷尽所能也无法收集到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 更不可能具备完美无瑕的计算和判断能力, 因此, 人们往往只能在有限信息和不完美的判断能力下作出其自认为满意, 但并非真正符合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奚恺元教授所作的“餐具试验”和“冰淇淋试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餐具试验”是这样的:一家家具店在清仓, 有两套餐具, 第一套有24件, 每件都完好无损;第二套餐具有40件, 这40件中的24件和第一套餐具完全相同, 而且也是完好无损, 此外, 这套餐具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 但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已经破损。那么, 你愿意为这两套餐具分别支付多少钱呢?

奚教授的实验发现, 如果让人们在不知道还有另一套餐具的情况下分别进行判断, 大多数人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 但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这个结果显然违反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 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 人们会根据商品的实际价值作出符合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但在这个例子中, 第一套餐具比第二套少了6个好杯子和1个好茶托, 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反而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再看奚教授的另一个试验——“冰淇淋试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 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 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 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有8盎司, 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 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那么, 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支付更多的钱呢?

从完全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 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 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无论如何, 人们都应该为冰淇淋B支付更多的钱。可是实验结果表明, 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 也就是不将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人们反而愿意为份量少的冰淇淋A支付更多的钱。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形下, 人们无法对两套餐具或两杯冰淇淋的内在价值进行准确的比较, 因此容易被餐具或冰淇淋的外观所迷惑, 从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如果你是一个细心而且喜欢思考的人, 你就会发现:小到个人购物消费, 大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 社会上林林总总的经济现象, 其实都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例如:商家利用人们认为次品必廉价的心理, 将蹭破点漆或掉了个把手的家具作为次品出售。其定价策略是:先将价格抬高一倍, 再打个大大的叉, 下面写上对折处理, 其实还是原来的价, 但结果一下子就卖出去了, 比好品卖得还要快。又如:一个人做好了二十件事, 只要有两、三件没做好, 另外一个人只做了十件事, 但都做好了, 别人对第二个人的评价往往比对第一个人还要高。再如:假设太平洋上有小岛遭受台风袭击, 岛上有1000户居民, 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你是联合国的官员, 你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又假设这个岛上有18000户居民, 其中只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毁了 (你不知道前面一种情况) , 你又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客观地讲, 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显更大。但实验结果显示, 人们觉得在前面一种情况下, 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万美元, 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 联合国只需要支援1000万美元。

可见, 在有限理性假设下, 人们的决策不再追求效用最大化, 而是追求内心的相对满意。心理感受与理性分析相比, 人们往往更看重心理感受, 而相对忽视严密的理性分析, “内心满意”要比效用最大化更容易令人接受。

但是, “内心满意”却往往导致错误的、非理性的决策。这启示我们在分析人们的行为决策时, 一定要首先分析人们的信息掌握程度及其心理状况, 这样才能对其行为决策作出准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 尽管在信息不完全和计算能力不完美的情况下, 人们只具备有限理性, 但是有限理性并不意味着人们便可以随意地沦为内心的俘虏, 被各种不成熟、不健全的心理所支配, 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众所周知的股市和房市里的羊群效应、追高杀跌, 无不一一映射着人们难以克服的从众心理、贪婪心理以及恐惧心理。因此, 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必定是一个能克服各种不正常心理, 能够很好地驾驭自己的内心, 从而作出正确决策的人。

摘要：本文通过举例说明人们在信息不完全和判断能力不完美的约束下, 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理性人, 有限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人们的行为决策不再象完全理性人那样追求效用最大化, 而是追求内心的相对满意。

关键词：有限理性,行为决策

参考文献

[1]李广海陈通著:现代决策的基石:理性与有限理性研究述评.决策参考, 2008年第3期

[2]袁艺茅宁著:从经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研究理性假设的演变.经济学家, 2007年第2期

[3]郭旭新著:有限理性与情绪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 2003年第6期

[4]吉云著: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经济评论, 2007年第6期

美国人的理性与社会文化 篇2

发生校园枪击案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停课一周后，本周一正式复课。除出事的那座教学楼关闭外，教学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在停课的一周里，学校举办了多场悼念活动。令人意外的是，凶手赵承熙和32名遇难者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

据此间媒体报道，在20日中午举行的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其中包括32名遇难者和自杀的枪手赵承熙。次日，33块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被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的草坪上。其中一块悼念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旁边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对凶手的宽容意味着什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薛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认为凶手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心理有疾病，可惜没有及时得到社会、家庭的关心和救治，才导致悲剧的发生。所以在悼念活动中，校方也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体现人性关怀。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死里逃生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告诉记者：“最初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问过我，‘现在还恨不恨凶手’，我回答说，“凶手都死了还恨什么’。”后来，这位女留学生参加了当地华人教会的祷告活动。“当牧师提议为33个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祷告时，我深有感触。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凶手孤僻、性格扭曲，却没有被关怀和治疗，社区是有责任的，同时凶手的家属也是受害者”。

旅美作家林达分析说，这次枪击事件的制造者，很早就被发现有极端的暴力幻想，学校和老师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相应的治疗和措施。社会应该从医学研究的特殊角度，去了解病患感受，以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安全，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同时也注重有效预测他们的行为，尽量减少他们和社会的病态冲突。

一名专门给新移民上英语课的社区教师桑迪对记者说，凶手8岁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由于文化冲突，未能融入美国社会，最终抑郁成疾。这起惨案提醒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新移民的心理健康。她认为，宽容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办法。

曾经一度被误传为是“涉案枪手”的华人学生江伟恩在澄清真相后，没有纠缠于媒体的误报，而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呼吁关心事件中的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并将他在线收到的一笔捐款转交给慈善机构。记者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官方网站看到，一个专门用于救济死难者家属并为他们的心理康复提供帮助的基金已经开始网上募捐。据悉，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也在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目前已募得2100美元。

记者注意到，枪击案发生至今已10天，美国媒体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关于凶手赵承熙父母的信息几乎没有（除了有报道说赵的父母企图自杀外）。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一位教师认为，这是美国新闻界自律的表现。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去采访处于深度内疚的凶手家人，就显得“出格”了。直到赵承熙的姐姐赵善敬在事发后第5天主动出面道歉，人们才有机会了解赵家人的想法。一位网民在赵善敬道歉信后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你也失去了你心爱的人。”

对校园枪击案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有先例。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杀死包括自己导师在内的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饮弹自尽。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受害人之

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称卢的家人同样是受害者，希望以宽容的态度分担彼此的哀伤。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3

摘要：决策是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活动。在艺术管理中，决策同样至关重要，决策者在进行选择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本身会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理性和有限理性的影响，使得艺术管理的决策过程复杂性大大增加。本文就此问题，以艺术管理为视角，对艺术管理者的理性决策与有限理性决策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艺术管理；理性决策；有限理性决策

1 艺术管理决策概述

艺术管理学是将五个传统管理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实施，在表演或视觉的创作以及艺术作品的展示中的应用。在管理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就是“管理即决策”，很显然，艺术管理决策在艺术管理活动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艺术管理决策，主要是在艺术管理活动中，决策人或组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相关方案并执行的过程。由于艺术活动本身的特殊属性，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既包含了无法量化测算的艺术创作过程、大众审美需求、市场前景预测等，同时也涵盖了可以量化决策的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因此，艺术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艰巨的决策任务，需要同时应用理性决策理论和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来进行决策。

2 艺术管理视角下的理性决策

2.1 理性决策理论及方法

理性主要是指人类的判断、推理等，不同于感觉等心理活动的思维活动。有学者认为，理性是人类人认知世界的最高层次。[1]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主要代表经济生活中一般个体的抽象意义，且经济人与理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人假设中认为，经济人的思维和行为都是理性的，且决策目的都为获取最大化利益。理性的经济人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

古典决策理论是一种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决策理论，认为决策都应是理性的，理性决策应保证有明确的决策客体、清晰的决策目标、各个决策方案的结果对应概率都能够精确计算、决策者决策总为最优、决策过程不受时间及成本限制。

理性决策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决策与定量决策两种。[2]其中，定性决策主要是居于心理学、行为学等，通过调查分析，充分发挥专家智慧的决策方法。这一方法运用中，决策者会从决策对象的本质展开研究，根据个人能力作出决策。通常适用于自身因素较为复杂、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的客体，一般包含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等。而定量决策方法，主要是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决策中不同要素的关系进行表现，并获取最优决策方案的方法。

2.2 定量决策在艺术管理视角下理性决策中的运用

决策中一般包含决策者、方案、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概率以及结局几个基本要素。

首先，在确定型决策中，决策者具有明确可供选择的方案，能够在唯一的自然状态下，获得决策结局，在决策过程中，只需要选出最优方案即可。确定型决策中可运用的决策技术众多，包括内部投资回收率法、线性规划法等。以线性规划法在艺术管理决策中的运用为例。例如，某演出公司安排了A、B两场巡演，这两场巡演计划同时进行，需要一定的人员、场地等成本。其中，A巡演人员成本为2万元，场地等成本为4万元，每场演出所获取的利润平均为8万元；B巡演人员成本为4万元，场地等成本为2万元，每场演出所获取的利润平均为6万元。而公司在人员预算上有48万元，在场地等预算上有60万元。在市场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实现预算利用最大化以及组织利润最大化？所获取的最大收入为多少？通过线性规划法，可以设A巡演场次为x场，B巡演场次为y场，获得的最大收入为z万元。[3]从而获得目标函数。通过计算，可以获得最优方案，即A巡演为12场，B巡演为6场，所获取的最大收入是132万元。

其次，在风险型决策中，决策者虽然有多个不同的选择方案，但是可能出现的自然状态和结局也相对较多。自然状态概率可预测，决策者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决策中所用的决策技术主要有决策树法贝斯决策法等。

最后，在不确定型决策中，自然状态同样众多，且其概率不可预测，需要决策者融入主观意志进行决策。决策技术包括乐观的大中取大原则、悲观的小中取大原则、最小的最大后悔值原则、等可能原则等。

由于在艺术管理理性决策中，决策者的目标多样化，对问题的认知能力有限，处理水平有限，会受到时间、空间等影响，因而决策中并非完全理性，还需要在运用古典决策理论的同时，运用其他理论对其中的缺陷进行补足。

3 艺术管理视角下的有限理性决策

3.1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随着各类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以及完全理性决策模式可操作性的缺乏，从而使有限性决策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赫伯特·西蒙的“满意决策”、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等。在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中，艺术管理决策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因素、时间因素、伦理因素、决策者个人因素等，决策者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3.2 艺术管理视角下的有限理性决策

首先，艺术管理的决策客体本身具有特殊性，往往客体无法量化测试。比如说如何评测受众的审美规律，如何评估某一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等。这些无法量化的测算就使艺术管理决策的难度大大增加，需要在有限的理性框架下开展决策。艺术管理决策有限理性具体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艺术管理决策相关联的要素众多，而艺术管理决策者能力有限，无法将其全部找出，只能分辨出关联明显的要素；第二，艺术管理决策者无法预知所有的决策方案及相应的结果；第三，决策者必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意识，且艺术管理决策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其次，在有限理性决策框架下开展艺术管理决策，也可以辅以理性的决策技术以实现科学决策。例如，某地想要测算当地需要多少艺术团体，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就可以依据理性决策技术进行各因素规律分析，能够获得准确的定量结果，从而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目前，基于这种决策理论的决策支持系统已经大量出现，并广泛运用于城市交通管理、航空管理等。例如，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在艺术管理决策中，也可以对这些系统进行充分运用。

最后，艺术管理决策者也应不断提升自身的决策能力，加强学习，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充分理解艺术本质及规律，将艺术知识与管理知识充分融合。同时，充分发挥团队作用，积极吸取新知识、新技术，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

4 结语

决策是艺术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与其他管理决策相比，艺术管理决策更具复杂性。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必须充分认识理性决策及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在有限决策理论的框架下，辅以理性决策技术，积极追求更加理性的决策。通过二者的有效结合，获得最优决策方案，并在不断的实践研究中，推动我国艺术管理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耿纪朋，郑小红，龚珍旭.中国艺术管理发展史考略[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208-211.

[2]闫国.论艺术管理者及其素养[J].黑河学院学报，2015（4）：71-75.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4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引起投资者的信念更新, 影响投资者所要求的预期回报率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 这称为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

Botosan[1] (2006) 从两个方面解释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是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预测风险, 二是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预测风险学说Barry和Brown[2] (1985) 认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降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看法差异, 从而降低投资者未赖收益的预测风险, 降低其要求的收益率, 导致投资者的估值增加, 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Amihud和Mendelson (1986[3], 1988[4]) , King等[5] (1990) , 认为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以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但学者们却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 国外学者McNichols和Trueman[6] (1994) , Welker[7] (1995) , Bernnan和Subrahmanya[8] (1996) , Bernan[9] (1999) , Botosan[10] (2000) , Bushman和Smith[11] (2001) , Botosan和Plumlee[12] (2002) , Easley和O’Hara[13] (2004) , 认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显著的降低资本成本。 国内学者汪炜和蒋高峰[14] (2004) 以上海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上市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负相关。曾颖和陆正飞[15] (2006) 以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信息披露质量对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负相关, 说明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Diamond和Verrecchia[16] (1991) 研究指出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 进而降低资本成本, 但当信息不对称低于一定水平, 会导致部分投资者退出市场, 从而使得资本成本上升。Kim和Verrecchia[17] (1991) 指出当公共信息质量高时, 知情者借助其信息处理能力, 能提高其私有信息的精度, 从而加剧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 使得资本成本上升。Botosan和Christine[18] (1997) 通过对122家制造企业的年报分析发现, 在预测分析师关注度比较低的公司, 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股权融资成本越低, 但是对于预测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 二者关系不显著。Kevin, Zhihong Chen和John Wei[19] (2003) 对信息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 在市场监管比较强的国家, 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但是在对投资者保护比较弱的国家, 二者关系不显著。基于投资者完全理性假设, 李明毅和惠晓峰[20] (2006) 将投资者的贝叶斯更新和信息披露政策相结合, 得出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最小化原则下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

以上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投资者完全理性和同质信念, 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 他们的认知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Odean (1999) [21]实证检验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行为, 指出投资者对观察到的信息不仅会误解信息的方向, 同时也会对信息的精度出现系统偏差。另一方面, 投资者的理性局限会导致他们对信息处理的不同, 从而使得投资者产生嫩生的后验信念差异, 而异质信念是资本市场的本质特征 (张维等 (2006) 、陈国进等 (2009) [22,23]) 。Hong和Stein[24] (2007) 指出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差异分为三个来源:先验信念, 渐进信息流动和有限注意。 后两个主要是基于对信息的获得和处理的差异导致投资者的后验信念出现差异, 而这种后验信念的异质性是影响信息披露资本成本效应的关键因素。 吴文峰等[25] (2007) 以2002～2004年度深圳上市公司为样本, 从时间角度比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的关系, 未发现二者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我国的投资者没有将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判断公司价值和股票交易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说明投资者因信息处理方式不同而导致的内生后验信念差异会对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行为金融的理论框架纳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决策, 从理论模型上研究了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 考虑市场上投资者内生的后验信念差异特征, 将市场上投资者分为理性和非理性投资者两类, 分析非理性投资者对信息过度自信或反应不足而产生内生后验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揭示上市公司有限信息披露的机理。

2 理论模型及分析

2.1 模型假设

本文对市场条件和投资者行为做如下假设:

(1) 市场中有N个投资者, 其中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的比例分别为λ, 1-λ.设投资者具有相同的期初财富w0, 均为常系数风险厌恶偏好, 其风险厌恶系数为ρ.

(2) 市场上有两种资产, 一种是无风险资产, 其当前的资产价格标准化为1, 无风险利率为0, 具有无限的供给弹性。另一种为风险资产, 第i个投资者的风险资产的供给为随机变量Xi (i=1, 2, …, N) , 为研究方便, 假设投资者的总供给${\displaystyle \sum _{i=i}^{{\rm N}}X}{}_i$为常数, 则每个投资者的平均供给为常数S, 即${\displaystyle \sum _{i=1}^{{\rm N}}X}{}_i/{\rm N}=S.$

(3) 模型分为两阶段: T0时刻到T1时刻为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设信息披露的成本为信息披露数量θ的线性函数, 表示为f (θ) =a+bθ, 其中a≥0, b>0, 当进行信息披露时, 上市公司需承担固定的信息披露成本a>0, 当不披露信息时, 即θ=0时, a=0。 T1时刻到T2时刻为模型的第二阶段, T1时刻投资者根据获得的信息更新自己的信念, 确定要投资的风险资产的数量, T1时刻股票价格P由市场均衡决定。T2时刻进行清算, 清算价值为$\tilde{v}-f(\theta )$。

(4) 在T0时刻, 两类投资者关于风险资产的价值具有相同的先验信念:$\tilde{v}$～N (v, τ-1) 。在T1时刻投资者收到有关风险资产价值$\tilde{v}$的信息集$R=\{\tilde{s}{}_i|i=1,2,\cdots ,\theta {\rm I}\},\tilde{s}{}_i=\tilde{v}+\tilde{\eta }{}_i‚$其中$\tilde{\eta }$i～N (0, τ-1s) , 且$\tilde{v}$与$\tilde{\eta }$i、$\tilde{\eta }$i与$\tilde{\eta }{}_k(i\ne k)$相互独立, τs代表信号的精度, I<∞代表上市公司的信息总量。θ是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数量占信息总量的比重, 代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 θI应为整数, 但为研究的方便, 本文假设θ∈[0, 1]。

(5) 两类投资者存在着对信息获得和处理方式不同而导致的信念差异, 理性投资者认为$\tilde{\eta }$i～N (0, τ-1s) , 非理性投资者认为$\tilde{\eta }$i～N (0, φ-1τ-1s) , φ>1表示非理性投资者高估信号的精度, 即非理性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偏差。φ<1表示非理性投资者低估信号的精度, 表现为反映不足偏差。在先验信念一致的假设下, 投资者的信念差异来源于投资者对信息的处理差异, 则定义φ为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

2.2 决策主体行为分析

(1) 上市公司行为分析

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发挥信息披露的正向资本成本效应, 有效降低其资本成本。因此, 上市公司以资本成本最小为决策原则, 其目标函数为

$\underset{\theta }{{\displaystyle \min }}\frac{E[\tilde{v}-f(\theta )-{\rm P}]}{E[{\rm P}]}(1)$

(2) 投资者行为分析

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化期末的收益, 因此投资者以期末财富的期望效用最大为决策原则。

设Dr为理性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Du为非理性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T2时刻投资者的财富为$\tilde{w}{}_j=(\tilde{v}-f(\theta )-{\rm P})D{}_j+w{}_0‚j=r,u.$

投资者都具有系数为ρ的风险厌恶效应 (CARA) 则投资者j在信息集R下的最优决策为

$\underset{D{}_j}{{\displaystyle \max }}E[U(\tilde{w}{}_j)|R]=\underset{D{}_j}{{\displaystyle \max }}E[-e{}^{-\rho \tilde{w}{}_j}|R](2)$

其中, j=r, u.

根据Jones和Lamont[26], $\tilde{w}$j服从正态分布, 则式 (2) 等价于

$\underset{D{}_j}{{\displaystyle \max }}E[\tilde{w}{}_j|R]-\frac{\rho }{2}\underset{D{}_j}{{\displaystyle Var}}[\tilde{w}{}_j|R]$

其中

$\begin{array}{l}E[\tilde{w}{}_j|R]=(E[\tilde{v}|R]-f(\theta )-{\rm P})D{}_j+w{}_0\\ Var[\tilde{w}{}_j|R]=D{}_j^{2}Var[\tilde{v}|R],j=r,u\end{array}$

即

$\begin{array}{l}\underset{D{}_j}{{\displaystyle \max }}E[U(\tilde{w}{}_j)|R]\\ =\underset{D{}_j}{{\displaystyle \max }}(E{}_j[\tilde{v}|R]-f(\theta )-{\rm P})D{}_j\\ +w{}_0-\frac{\rho }{2}D{}_j^{2}Var{}_j[\tilde{v}|R],j=r,u\end{array}(3)$

使式 (3) 最优, 得

$D{}_j=\frac{E{}_j[\tilde{v}|R]-f(\theta )-{\rm P}}{\rho Var{}_j[\tilde{v}|R]},j=r,u(4)$

2.3 投资者信念更新

投资者根据自己认知的信息进行贝叶斯信念更新。

设信号的平均值为$\overline{s}$, 平均值$\overline{s}$为$R=\{\tilde{s}{}_i|i=1,2,\cdots ,\theta {\rm I}\}$的充分统计量Grossman[27] (1976) , 即$\overline{s}=\frac{1}{\theta {\rm I}}{\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ilde{v}+\frac{1}{\theta {\rm I}}{\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eta }}{}_i.$

则对理性投资者而言, $\overline{s}{}_r=\frac{1}{\theta {\rm I}}{\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ilde{v}+\frac{1}{\theta {\rm I}}{\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eta }}{}_i~{\rm N}(v,\tau {}^{-1}+(\theta \tau {}_s{\rm I}){}^{-1})$。对非理性投资者而言, $\overline{s}{}_u=\frac{1}{\theta {\rm I}}{\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ilde{v}+\frac{1}{\theta {\rm I}}{\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eta }}{}_i~{\rm N}(v,\tau {}^{-1}+(\theta \phi \tau {}_s{\rm I}){}^{-1})$。

即理性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方差分别为

$\begin{array}{l}E{}_r[\tilde{v}|R]=E{}_r[\tilde{v}|\tilde{s}{}_1,\tilde{s}{}_2,\cdots ,\tilde{s}{}_{\theta {\rm I}}]=E{}_r[\tilde{v}|\overline{s}{}_r]=\frac{\tau v+\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au +\theta {\rm I}\tau {}_s}\\ Var{}_r[\tilde{v}|R]=Var{}_r[\tilde{v}|\tilde{s}{}_1,\tilde{s}{}_2,\cdots ,\tilde{s}{}_{\theta {\rm I}}]=Var{}_r[\tilde{v}|\overline{s}{}_r]=\frac{1}{\tau +\theta {\rm I}\tau {}_s}\end{array}$

则理性投资者的后验信念为

$\tilde{v}~{\rm N}(\frac{\tau v+\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au +\theta {\rm I}\tau {}_s},\frac{1}{\tau +\theta {\rm I}\tau {}_s})(5)$

非理性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方差分别为

$\begin{array}{l}E{}_u[\tilde{v}|R]=E{}_u[\tilde{v}|\overline{s}{}_u]=\frac{\tau v+\phi \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au +\phi \theta {\rm I}\tau {}_s}\\ Var{}_u[\tilde{v}|R]=Var{}_u[\tilde{v}|\overline{s}{}_u]=\frac{1}{\tau +\phi \theta {\rm I}\tau {}_s}\end{array}$

则非理性投资者的后验信念为

$\tilde{v}~{\rm N}(\frac{\tau v+\phi \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au +\phi \theta {\rm I}\tau {}_s},\frac{1}{\tau +\phi \theta {\rm I}\tau {}_s})(6)$

将式 (5) 代入式 (4) 得理性投资者的最优需求为

$\begin{array}{l}D{}_r=\frac{\frac{\tau v+\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au +\theta {\rm I}\tau {}_s}-f(\theta )-{\rm P}}{\frac{\rho }{\tau +\theta {\rm I}\tau {}_s}}\\ =\frac{\tau v+\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f(\theta )+{\rm P})(\tau +\theta {\rm I}\tau {}_s)}{\rho }(7)\end{array}$

将式 (6) 代入式 (4) 得非理性投资者的最优需求为

$\begin{array}{l}D{}_u=\frac{\frac{\tau v+\phi \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tau +\theta {\rm I}\phi \tau {}_s}-f(\theta )-{\rm P}}{\frac{\rho }{\tau +\theta {\rm I}\phi \tau {}_s}}\\ =\frac{\tau v+\phi \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f(\theta )+{\rm P})(\tau +\theta {\rm I}\phi \tau {}_s)}{\rho }(8)\end{array}$

2.4 市场均衡的形成

根据一般均衡的市场出清条件有:

$\lambda {\rm N}D{}_r+(1-\lambda ){\rm N}D{}_u={\displaystyle \sum _{i=1}^{{\rm N}}X}{}_i={\rm N}S$

即

$\begin{array}{l}\frac{\lambda [\tau v+\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f(\theta )+{\rm P})(\tau +\theta {\rm I}\phi \tau {}_s)]}{\rho }\\ +\frac{(1-\lambda )[\tau v+\phi \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f(\theta )+{\rm P})(\tau +\theta {\rm I}\phi \tau {}_s)]}{\rho }=S\end{array}$

整理得

$\begin{array}{l}{\rm P}=\frac{\tau v+\tau {}_s{\displaystyle \sum _{i=1}^{\theta {\rm I}}\tilde{s}}{}_i[\lambda +(1-\lambda )\phi ]-f(\theta )\tau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frac{f(\theta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rho S}{\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9)\end{array}$

则

$E[{\rm P}]=v-f(\theta )-\frac{\rho S}{\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10)$

那么, 投资者的预期回报为

$E[\tilde{v}{}_{{\rm I}}-f(\theta )-{\rm P}]=\frac{\rho S}{\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11)$

因此, 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为

$C=\frac{E[\tilde{v}{}_{{\rm I}}-f(\theta )-{\rm P}]}{E[{\rm P}]}(12)$

结合式 (10) 、式 (11) 、式 (12) 得

$C=\frac{\rho S}{(v-f(\theta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rho S}(13)$

2.5 模型分析

(1)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及资本成本效应

命题1 当给定{a, b, λ, τ, τs}时, 随着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的变化, 上市公司有以下三种最优的信息披露策略:

①θ*≥1

当$\phi \ge \frac{b\tau }{{\rm I}\tau {}_s(1-\lambda )(v-a-2b)}-\frac{\lambda }{1-\lambda }$时, 此时取θ*=1, 指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决策是进行全部信息披露。

②θ*∈ (0, 1)

当$\frac{b\tau }{{\rm I}\tau {}_s(1-\lambda )(v-a)}-\frac{\lambda }{1-\lambda }\le \phi \le \frac{b\tau }{{\rm I}\tau {}_s(1-\lambda )(v-a-2b)}-\frac{\lambda }{1-\lambda }$时, 此时上市公司的最优披露策略是部分信息披露。

③ θ*≤0

当$\phi \le \frac{b\tau }{{\rm I}\tau {}_s(1-\lambda )(v-a)}-\frac{\lambda }{1-\lambda }$时, 此时取θ*=0, 指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决策是不进行信息披露。

证明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要决定最优信息披露数量, 以实现资本成本C最小, 需先满足一阶最优条件, 即

$\begin{array}{l}\frac{\partial C}{\partial \theta }\\ =\frac{-\rho S\{-f^{\prime }(\theta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v-f(\theta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rho S\}{}^2}\\ +\frac{-\rho S\{{\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v-f(\theta ))\}}{\{(v-f(\theta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rho S\}{}^2}\\ =0\end{array}(14)$

式 (14) 等价于

$\begin{array}{l}-f^{\prime }(\theta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v-f(\theta ))=0(15)\end{array}$

将f (θ) =a+bθ (a, b>0) , f′ (θ) =b代入式 (15) , 可得

$\theta {}^{*}=\frac{v-a}{2b}-\frac{\tau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要保证θ*为资本成本最小时的披露数量, 还需满足二阶最优条件。

而当θ<θ*时, 分子

$\begin{array}{l}\begin{array}{l}-\rho S\{-f^{\prime }(\theta )[\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v-f(\theta ))\}\end{array}\\ =-\rho S\{-b[\tau +\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v-a-b\theta )\}\\ =-\rho S\{-2b\theta {\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v-a){\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b\tau \}\\ >0\end{array}$

且式 (14) 分母{ (v-f (θ) ) [τ+θIτs[λ+ (1-λ) φ]-ρS}2>0, 则$\frac{\partial C}{\partial \theta }>0$。

同理可得, 当θ>θ*时, $\frac{\partial C}{\partial \theta }>0$, 则$\theta {}^{*}=\frac{v-a}{2b}-\frac{\tau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为资本成本最小时的信息披露数量。此式直接求解可得①、②、③, 得证。

综合①、②、③可以看出, 当信息披露成本系数{a, b}、市场上投资者的结构{λ, 1-λ}、资产风险τ-1、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精度τs确定时, 上市公司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依赖于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的值而定。当$\phi \le \frac{b\tau }{{\rm I}\tau {}_s(1-\lambda )(v-a)}-\frac{\lambda }{1-\lambda }$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决策是不进行信息披露, 此种市场环境下, 进行信息披露只会增加上司公司的资本成本。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phi \ge \frac{b\tau }{{\rm I}\tau {}_s(1-\lambda )(v-a-2b)}-\frac{\lambda }{1-\lambda }$,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是进行全部信息披露。即当投资者基于对信息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后验信念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策略是全部披露, 此时只要进行信息披露就能降低资本成本。而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在两个极端值之间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θ*∈ (0, 1) , 即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策略是进行部分披露。在最优部分以内提高信息披露数量可以降低资本成本, 超出此部分在披露反而会提高资本成本。

命题1说明, 上市公司在不同的投资者信念差异环境下, 存在着不同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即现实中, 上市公司的有限信息披露数量决策是针对当时市场上投资者信念差异环境的最优决策。

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很大的时候, 上市公司才会进行全部的信息披露, 而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比较小的时候, 非理性投资者对信息呈现反应不足偏差, 此时进行信息披露不仅不会降低资本成本, 反而会使得信息披露成本上升, 不合算, 因此对企业来说选择不进行信息披露是正确的选择。

推论 由命题1可知当θ<θ*时, $\frac{\partial C}{\partial \theta }<0$,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反向的资本成本效应, 即此时增加信息披露的数量能有效的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当θ>θ*时, $\frac{\partial C}{\partial \theta }>0$,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正向的资本成本效应, 即此时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会随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此推论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数量在小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数量时, 增加信息披露能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 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 而当信息披露数量超过这一临界值时, 再进行信息披露只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

这揭示出信息披露理论认为信息披露可以有效的提高市场透明度, 降低资本市场上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但并不意味着对上市公司而言最大限度的进行信息披露是最优的决策。当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数量超过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时, 再进行信息披露反而适得其反。其政策意义是:为有效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国家在制定信息披露政策时, 不能一味的要求上市公司来进行信息披露, 不必追求市场的完全透明, 否则反而会影响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

(2) 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分析

本部分主要研究投资者基于对信息的处理不同而导致后验信念差异时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决策。鉴于此, 集中分析后验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对最优信息披露数量θ*的影响。

命题2 当市场上投资者存在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内生后验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的增大而增加, 即当φ≠1时, $\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phi }>0$。

证明$\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phi }=\frac{2{\rm I}\tau \tau {}_s(1-\lambda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2}=\frac{\tau (1-\lambda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2}>0$, 得证。

这一结果充分表明, 当市场上投资者因对信息处理不同而导致后验信念差异时, 会影响上市公司基于降低资本成本为目的信息披露数量决策。当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增大时, 上市公司需要进行更多的信息披露以有效的改善这种因对信息的处理不同而产生的信念差异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的问题, 达到降低其资本成本的目的, 以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反向资本成本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内生后验信念差异的影响因子φ对上市公司最优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 对上市公司在市场上完全理性投资者与部分理性投资者两种环境下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的差随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

当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 即当φ=1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为$\theta {}_r^{*}=\frac{v-a}{2b}-\frac{\tau }{2{\rm I}\tau {}_s}.$

(3) 非理性市场投资者对信息精度的系统偏差对上市公司最优信息披露数量的影响

命题3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偏差高估信号精度而导致投资者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要大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的信息披露数量, 即当φ>1时, θ*-θ*r>0;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偏差低估信号的精度而导致投资者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要小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的信息披露数量, 即当φ<1时, θ*-θ*r<0。

证明

$\begin{array}{l}\theta {}^{*}-\theta {}_r^{*}=\frac{\tau }{2{\rm I}\tau {}_s}-\frac{\tau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 =\frac{\tau }{2{\rm I}\tau {}_s}\left[1-\frac{1}{\lambda +(1-\lambda )\phi }\right]=\frac{\tau }{2{\rm I}\tau {}_s}\frac{(1-\lambda )(\phi -1)}{\lambda +(1-\lambda )\phi }\end{array}$

则当φ>1时, θ*-θ*r>0;同理可得, 当φ<1时, θ*-θ*r<0。证毕。

由命题3可知,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因过度自信偏差而高估信号的精度时, 会使得非理性投资者利用信息进行交易的热情提高, 从而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可以发挥其反向的资本成本效应。因此当市场上存在因非理性投资者过度自信而导致的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可以披露更多的信息来达到降低资本成本的目的。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低估信号的精度时, 非理性投资者利用信息进行信念更新的热情减弱, 从而使得信息披露不能很好的发挥其反向资本成本效应。因此当市场上存在因非理性投资者反应不足偏差而导致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披露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要小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的最优披露数量。

根据命题2, 当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增大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θ*增大。则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过度自信偏差高估信息的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时, 随着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的增大,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之间的差增大;而当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偏差, 低估信息的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时, 随着φ的增大,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的信息披露数量的差缩小。这是因为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高估信号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时, 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增大加剧市场的非理性程度, 从而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相对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更多的信息才能使得市场回归理性, 从而使得信息披露数量要渐高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的信息披露数量θ*r.而当市场上因非理性投资者低估信号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时, φ增大会使得非理性投资者向理性回归从而使得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逐渐趋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的信息披露数量θ*r.

(4)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受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

市场上非理性与理性投资者的比重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上投资者的后验信念分布, 进而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 因此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 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下面分析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决策θ*随理性投资者的比重的λ变化。

命题4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存在过度反应偏差高估信号精度而导致投资者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市场上理性交易者比重的提高而减少, 即φ>1时, $\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lambda }<0$;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偏差低估信号精度而导致投资者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市场上理性交易者比重的提高而增加, 即φ<1时, $\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lambda }>0$。

证明

$\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lambda }=\frac{2{\rm I}\tau \tau {}_s(1-\phi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phi ]\}{}^2}=\frac{\tau (1-\phi )}{2{\rm I}\tau {}_s(\lambda +(1-\lambda )){}^2}$

因为2Iτs (λ+ (1-λ) ) 2>0, τ>0, 则当φ>1时, $\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lambda }<0$; 当φ<1时, $\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lambda }>0$。

当φ>1时, 即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相对于理性投资者高估公共信息si的精度时, 非理性投资者过度自信, 过分的依赖其掌握的信息进行交易。而当理性投资者比例增加时, 会通过其交易增强价格往均值回复的调节, 从而非理性投资者可以通过对价格信息的学习来调整其信念, 从而当理性投资者比例增加时, 上市公司披露的最优的信息数量相对来说减少。

当φ<1时, 此时非理性投资者低估信号的精度, 非理性投资者依赖信息进行信念更新的热情就会相对减小, 从而其向真实价值调整的速度相对就会慢。而此时, 因理性投资者基于对信息的把握, 会利用此时的信息处理优势, 进行相对的知情交易, 从而使得资本配置效率降低。此种市场环境下, 理性投资者的比例越高, 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最优的信息的数量越高, 更快的降低市场上投资者的异质信念程度, 才能达到最小化资本成本的目标, 发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反向资本成本效应。

(5) 披露信息精度对上市公司披露决策的影响

命题5 若a, b, λ, φ保持不变, 则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信息精度的提高而增加, 即高精度的信息披露更能有效的发挥信息披露的反向资本成本效应。

证明$\frac{\partial \theta {}^{*}}{\partial \tau {}_s}=\frac{\tau }{2{\rm I}\tau {}_s^2[\lambda +(1-\lambda )\phi ]}>0$, 得证。

这一命题说明高精度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市场投资者总体的信息精度Iτs[λ+ (1-λ) φ], 而精度高的信息相对精度低的信息更有利于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降低资本成本, 因此, 对上市公司而言, 当信息的精度高时其越倾向于提高最优信息披露的数量。这一结论正好与现实中大规模高质量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高于小规模公司信息披露程度的现象相符。

3 仿真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结论, 对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决策随φ及相关因素的变化进行仿真分析。此处, 只就θ*∈ (0, 1) 的情况进行仿真分析。

(1) 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φ的变动趋势分析

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φ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各参数赋值:v=4, τ=30, τs=1, λ=1/2, a=2, b=1, I=30。其中, τ=30是依据证监会披露的沪深300指数的收益波动率近似计算得出;令λ=1/2是不失一般性的就市场上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相等的情况进行仿真分析;a=2代表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固定成本;因信息披露成本与信息披露数量呈线性递增关系, 取b=1; I=30是依据统计上样本容量的确定经验进行取值。 v与τs的取值不影响主要结果, 为使图形更直观, 本文取v=4, τs=1。

从图1可以很直观地看出, φ增大时, θ*也跟着增大。说明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增大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提高, 并且从曲线形状可以看出, 当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增大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提高的幅度逐渐减小。

(2) 在完全理性投资者和部分理性投资者市场环境下,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结果比较

为便于分析不同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数量的影响, 将市场上不存在信念差异和存在信念差异时资本成本与信息披露数量的关系列于同一图2中。

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不存在差异 (φ=1) , 即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 参数赋值: ρ=4, S=10, v=4, τ=30, τs=1, λ=1/2, I=30。其中, ρ依据王晟和蔡明超[28]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股民的风险厌恶系数集中在3～6, 本文取其近似中间值ρ=4。

因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高估信号的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 (φ>1) 时, 各参数赋值: ρ=4, S=10, v=4, τ=30, τs=1, λ=1/2, I=30, φ=2。

因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低估信号的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 (φ<1) 时, 各参数赋值: ρ=4, S=10, v=4, τ=30, τs=1, λ=1/2, I=30, φ=1/2。其中, θ*1、θ*2、θ*3分别表示投资者不存在信念差异 (φ=1) 、非理性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偏差高估信号精度 (φ>1) 、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低估信号精度 (φ<1) 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C*1、C*2、C*3分别表示投资者不存在信念差异 (φ=1) 、非理性投资者过度自信高估信号精度 (φ>1) 、非理性投资者反应不足低估信号精度 (φ<1) 时, 上市公司达到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时的资本成本。

由图2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随着信息披露数量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当信息披露数量小于θ*1, θ*2, θ*3时, 上市公司增加信息披露的数量可以显著的降低资本成本。但当信息披露数量超过θ*1, θ*2, θ*3时, 信息披露数量越多, 资本成本越高。

从图2可知, θ*2>θ*1>θ*3, 即对上市公司来说,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出现过度自信偏差, 高估信息的精度使得投资者之间出现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要高于市场上投资者不存在信念差异时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而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低估信号精度而使得市场上投资者出现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要小于市场上投资者之间不存在信念差异时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从图2还可知, 上市公司在三种市场环境下的最优信息披露成本关系为C*2<C*1<C*3, 即当市场上因非理性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偏差, 高估信号精度而导致后验信念差异时, 当信息披露数量未达到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时, 增加信息披露数量对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要大于市场上全是理性投资者时增加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而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偏差, 低估信号精度而导致后验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数量对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最小。此结论给上市公司的启示是, 不同的投资者信念环境, 上市公司增加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不同, 当市场上存在投资者过度自信高估信号的精度时, 在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之前进行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最显著。

(3) 上市公司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理性投资者比重λ的变化趋势分析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因过度自信偏差高估信号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 (φ>1) 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理性投资者比重的变化如图3 (a) 所示。各参数赋值:v=4, τ=30, τs=1, I=30, a=2, b=1, φ=2。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因反应不足偏差低估信号精度而导致信念差异 (φ<1) 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理性投资者比重的变化如图3 (b) 所示。各参数赋值:v=4, τ=30, τs=1, I=30, a=2, b=1, φ=1/2。

从图3 (a) 可以看出,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偏差高估信号精度而导致投资者之间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的信息披露数量随理性投资者比重的提高而减少, 且减少的速度逐渐变大。图3 (b) 则显示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偏差低估信号的精度而导致后验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理性投资者得比例的提高而增加。

(4)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与信息精度的关系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受披露的信息精度的影响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其中, v=4, τ=30, I=30, a=2, b=1, φ=2, λ=1/2。

从图4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披露的信息的精度的提高而增加, 说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的精度越高,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的资本成本降低作用越大, 即精度越高的信息披露越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的提高。

4 结论

投资者的理性局限导致其对市场上的公开信息产生过度自信或反应不足偏差, 同时, 由于先验信念、初始禀赋或风险偏好的不同, 使得投资者之间产生内生的后验信念差异, 这种信念异质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收益预期, 影响到资产的均衡价格, 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

本文突破前人的研究框架, 将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和信念异质同时引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决策, 研究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建立并研究了基于投资者有限理性的上市公司最优信息披露模型, 演绎了上市公司有限披露信息的机理。

理论模型结果表明:

①当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念差异影响因子φ位于不同的区间时, 上市公司选择不同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从而揭示出在不同的投资者信念差异市场环境下, 上市公司选择相应不同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给出了现实中不同的上市公司在相同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下, 会选择不同的信息披露数量的原因。

②上市公司存在最优的信息披露数量决策, 当披露数量没有超过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时, 进行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反向资本成本效应, 而当披露的信息数量超过最优信息披露数量时, 信息披露呈现正向的资本成本效应, 即对上市公司而言增加信息披露不一定能降低资本成本, 也解释了现实中上市公司进行有限信息披露现象的合理性。

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效应随市场上两类投资者的比例和信念差异来源不同导致的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不同, 从而其最优的信息披露数量也随之变化。当市场上投资者因过度自信而导致两类投资者之间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市场上理性交易者比重的提高而减少, 当市场上非理性投资者出现反应不足偏差低估信号精度而导致投资者信念差异时, 上市公司的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市场上理性交易者比重的提高而增加。

④最优信息披露数量与信息精度 (信息披露的质量) 有直接关系, 上市公司最优信息披露数量随着信息精度的提高而增加, 说明精度越高, 信息披露的反向资本成本效应越强, 这也有效解释了现实中规模大质量高的公司信息披露程度高于小规模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的现象。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5

摘要：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来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 Duhem-Quine’s argument exposed the defects lying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is necessar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audan’s theory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his theory is conservative. He tried to bind SSK by his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but he was defeated. On the contrary, SSK shows a good future little by littl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hem-Quine’s argument;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2+2=4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任务――研究科学中的社会问题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科学社会学。20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旧的心理发生学的认识论模式被抛弃，认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被冠以一个新的称呼：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诸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有哪些?科学的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等问题。后来科学社会学进了一步，它试图根据社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接收或被拒绝。这样，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学哲学一样：“说明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学社会学的这种认知转向主要得益于库恩思想的推动。

1.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走的均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对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经验证据的决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哪一个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后来波普指出有限的证据相对于无限的证据总量是零概率，决定理论取舍的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了高证伪度预言的检验。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不过都认为科学家对理论的取舍由经验来决定。但是后来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应该是整个科学，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2]由于物理学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因此上述观点后来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3]

既然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影响科学家取舍自然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决定于理论更替的因素可能来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科学家的个性，还有美学原则(如逻辑简单性)和实用主义原则等;多元标准并存的局面导致在理论选择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同标准决定不同的选择，其二是不同的科学家在使用同一个标准时由于给于不同的权衡从而造成不同的选择。这样，我们找不到中立的标准来决定理论的选择，同样也找不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如果科学在某一个阶段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只是胜利者的自我辩护，因此科学进步的解释“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4]库恩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惊呼：科学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区别?

库恩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学引进到认识论中。但他的理论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这样的共同信念相抵触：社会，包括其子结构――人类知识，从总体上是进步的、不断前进的。库恩理论引起的争议导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着库恩已开辟的社会学思路，把科学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还是退回去，通过对科学哲学的调整来纠正库恩的错误?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条路线，他们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使其发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称为“科学的认识社会学”[5]的新阶段。劳丹则是持后一条思路的代表。

2.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渊源是19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社会学。这门由哲学及社会学家大师舍勒开创的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知识寻找社会学根据。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研究是慎微的。进入20世纪中叶后，库恩等人的开拓工作，使人们看到这一观念只是个神话，知识社会学开始对科学家的信念是如何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进行独到的探索，从而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学汇合在一起。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证明，科学知识，甚至是最深奥的数学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建构物。为了全面贯彻这一社会学的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布鲁尔在其著名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了一个“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它包括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产生信念和知识壮态的条件是因果性的，当然，还有非社会类型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共同对信念的产生发挥作用。”[6](其他三条原则分别为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一个形而上学教条，结果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全部句子某种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综合的。打着这种标记的“整体论”迫使我们放弃“思辨形而上学”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学是这样的体系，它是可以独立证明的，并且可以裁决具体科学的判断或者更普通的感觉―知觉判断。这样，根据奎因的认识，形而上学认识论就是一种来自科学内部的科学研究了，这预示了认识论的新的转向：自然化(naturalized)。逻辑经验主义在证据和理论之间寻找一种使理论得到证明的关系的企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从“资料发展”转向“信念的形成”呢?我们可以撇开了证明问题，仅仅考虑发生和因果问题。这样，我们不再担心证据和理论的差距，而是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布鲁尔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他们的强纲领的。其实，库恩已经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学发生认识论很容易滑向神秘主义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顿学派把认识的发生过程“黑箱化”的旧路。这对认识论无疑是个灾难。因为思辨认识论向心灵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谟的“因果问题”的困扰而被证明是条绝路;逻辑主义依据经验证据进行逻辑辩护的努力遇到了“迪昂-奎因论题”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样认识论只能“终结”了。布鲁尔明确表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依赖超感觉的知觉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无起因的鉴别力”[7]这样的心理发生学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则的目的显然是要向社会而不是向心灵寻求知识和信念发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劳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早期的坚定的社会知识学家认为，任何思想家群体的每一次信念转变都可以用社会基础来说明，如舍勒就曾断定：“一切知识、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觉和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社会性。”[8]劳丹承认,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处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并且，坚定的社会学者还会遇到这样的逻辑悖论：“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确定起来的，那么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收。”[9]如果这一悖论成立，整个知识社会学的合法性会受到挑战。

对此，舍勒之后的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与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连的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定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非内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对曼海姆的观点称赞有加：“我建议把这种分界标准称为不合理性假定。”[10]

在劳丹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理性编史学在说明历史事例方面远远胜过历史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库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极端看法，是由于长期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 [12]崩溃的结果造成的。按照这一模型，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论题”揭示了经验在理论评价中的局限性，旧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虚而入。

劳丹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来拯救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劳丹认为，一个理论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经验上的成功外，还有概念上的成功。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往往重视经验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还把经验上的成功仅仅理解为反常的解除。劳丹指出，实际上反常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反常被某个相竞争的理论解决了才对现有的理论构成威胁，否则便只能成为一个待解决的谜。劳丹又进一步指出，科学家所接收的理论总表现出两种进步，解决了更多的经验问题，又解决了更多的概念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有充足理由为“真”的陈述，“而进步通常被看成是通过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断达到真理”，我们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这样来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13]这样在劳丹看来，库恩放弃“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虽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同时放弃“合理性”就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了出去

劳丹在为科学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横旦在知识社会学家面前，他尖锐的批评道，“知识社会学家恰恰是在对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进来。”[14]

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反驳

针对劳丹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Bany Barnes)和亨瑞(Jogn Heny)在其合著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中，以2+2=4作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驳。首先，在布鲁尔等人看来，“2+2=4的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由情境决定的。”例如，在一个仅有0、1、2、3、4的有限算术(finite arithmetic)中，会出现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这条原则，“可以处在依循不同的规则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中”。[15]其次，布鲁尔等人对劳丹的这个观点――2+2=4和社会环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持异议，但他们指出，“社会学解释并不需要某个数学信念(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和某个社会境况(例如希腊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揭示出一个数学信念和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关联，或者一个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对不同的环境里的人来说都有用，这样的揭示一点都不缺乏社会性。”[16]再次，劳丹从2+2=4产生(generate)和确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极端的无知者才会让人信奉数学知识是由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此，布鲁尔等人也给予了反驳。布鲁尔等人讥讽道：“听一听批评者自己对2+2=4如何产生和确立的解释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提供出来。”到底劳丹对信念“产生”作何解释?显然，如果“产生”意味着心理或社会的根源以及个人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将涉及到对参与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因为教育过程并不会与社会决定形成尖锐对比，故布鲁尔等人推断说这不是劳丹的本意。看来劳丹使用“产生”一词时他的意思有比“社会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他相伴使用的“确立”一词给布鲁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 “确立”除了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外，还意指“证明”：确立2+2=4意指证明2+2=4，同样，2+2=4的产生也就是指2+2=4被证明的方式。这样，对劳丹来说，“由证明产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鲁尔等人辩解说：“我们将认为2+2=4不是在证明的基础上获得可信性的”。[17]

接下来的争论就归结到2+2=4的证明上了。布鲁尔等人认为，2+2=4的证明是建立在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无论在“低阶”(low-status)证明中还是在“高阶”(high-status)证明中，都可以发现社会因素的存在。低阶证明是普通人对这个公式的认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借助实物进行证明，如：拿出2对苹果， “然后把这二对苹果摆放在显眼之处，然后他们数到1、2、3、4。”[18]这就是2+2=4的原因。高阶证明则是由职业逻辑学家完成的。如逻辑学家L迈克(L.Mackie)1966年对2+2=4的作了12步的逻辑证明。他证明的第1步实际上是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达了进行低阶证明的计数者(quantifiers)的行为。第2步和第3步是对第1步信息的重复。但消解掉了计数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几步都是对前面步骤的归约，到了第11步，出现了一个预设，结果“把一开始消解掉的计数者拾了回来”。第12步宣布了这样的结论：“(K)(L)(M)[(I)-(11)]-from1-11 byC.P. and U.G.”它等于说：“对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个元素，L有2个元素，并且他们都没有其他组份，当M把两个集合拢合到一块后，那么M是一个四元素的集合。”布鲁尔等人发现：“当我们回顾符号(迈克的)逻辑列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来自小学生课堂学习加法的方法。”[19]显然迈克的证明恰恰说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会性活动中。布鲁尔等人对此深刻地指出,“没有孩童的训练，我们无法建构证明并从中学到些什么”[20]对于2+2=4来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传统，来自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所谓的证明或自明，“数学是人类学现象”，[21]而不是心理学现象。

5. 评价

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事实的情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随后的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群有独到见解和反传统精神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许多新颖的和富有创见性的结论，一时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呈现出“活跃”、“激进”和“反传统”新气象，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途。就连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称赞“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最紧密、最有成效的互动。”[22]

布鲁尔等人通过对2+2=4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科学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这个基础是由文化、传统、集体协议等建构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动的。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意见有别，知识有一个牢固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即来源于它。 在中世纪，上帝是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识的确定性由“上帝”来保证。后来，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开始隐退，神学受到质疑，近现代哲学家们开始为新的知识寻求确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欧洲人要“自己为自己保证知识的确定性”。[23]

近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确定性秩序的再重组。那么这一重组是如何进行的?这要从伽利略的工作开始谈起。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区别于中世纪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得物理学)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描述性解释的同时，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实验控制的第一性的质的范围内，把不能完全数学化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放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并且认为只有满足数学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质才是事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伽利略在从数学和实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时候，“禁止了来自其它范围的任何规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东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些被抽取掉的东西被同样崇尚数学和追求确定性的笛卡尔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里， “因为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到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到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25]科学对日常经验(以直觉、感性、质来审视世界)的不信任导致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就立即成为需要，这种认识论的主导思想是要说明理性之“心灵”能够保证知识的确定性。这个心灵除了作为盒子贮藏“科学切削下来的碎片”[26]外，另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面镜子为科学的“求真”过程给出一个解释。心灵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心理主义成了哲学的主导范式。但这项由笛卡尔开创的“外科手术”[27]式的认识论事业经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批判被认为是误入歧途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学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过理性的瞠目凝视和人照面的，科学在对存在者研究之时，“已经活动在某中存在之领会之中”。[28]但是逐渐弥漫在科学周围的“尊贵”和“创造奇迹”的“神学气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然，一个由数学方法构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觉地遮盖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世界”。[29]因此对科学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挖掘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紧迫和艰巨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是这一队伍中的成员。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在这一运动中，科学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和最辉煌的成就，并成为理性的代言者。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又对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内涵。当理性的内涵凸现出来以后，认识论家又利用理性作标准评价和划分知识，合理性问题就常见于认识论了。但我们从前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略分析中应该看出，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问题本身也就成为问题。劳丹显然仍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义的残余，故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价自然有失公平。

劳丹试图用进步观念来挽救理性观念在库恩学说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有劳丹意义上的进步的内涵。劳丹的“进步”说并没有对理性观念注入任何新颖的内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义也就大大折扣。他对合理性的诠释必然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库恩已经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思想家对科学本质的探索没有因为他设置的“不合理”的樊篱而止步。奎因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元划分的批判着手揭示了数学的经验蕴含，库恩对“科学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学特定时期的社会化特征，这一切都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向科学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分析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的来临是必然的。但我们得承认思想家们为此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存在有缺陷，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义，同时也还没能很好解决个体(科学家)与社会、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这方面问题的分析，有待另文给出。

参 考 文 献 与 注 释

[1][5][9][10][11][12][13][14]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93.193. 196.198.200.201.1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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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onald Gillies.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our Central Themes[M].Oxford:Blackwell,1993.xi.

[4]托马斯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A].见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6.

[6]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University of ChicagoPrees,19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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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A].Chicago,1949.231.

[21]David Bloor.Wettgenstein―A Social Theory of Knowledge[M].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79.68-95.

[22]Bernard Barber.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M].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16

[23][24]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A].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iher Essays[C].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148.148.

[25][26][27]E.A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289.304.289.

[28]海得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