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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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精选6篇）

篇1：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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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歌的内容特色 „„„„„„„„„„„„„„„„„„„„„„„4

三、风格流变及其成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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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

摘 要：单纯的从文学角度出发，武则天就是唐代诗坛上的一个奇女子：一生以大无畏的气概，行非常之事，做非常之人，为非常之文。以超越时代的见识在数量有限的作品中传达出一种全新的女性意识。现从武则天诗作的题材、内容特色以及风格流变等问题入手，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武则天；诗作；女性意识

Abstract:Purely literary point of view, Empress Wu is an amazing woman in the Tang poetry : life with great courage, great things line, do extraordinary as is the text.Beyond the era of knowledge in a limited number of works convey a new female consciousness.This paper from the poetry of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Empress Wu to start their brief description of related issues, thus helping us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mpress Wu and her poetry.Key words:WU Ze-tian;Poetic works;Feminist consciousness

1400多年来，世人围绕武则天所产生的争议从来都不曾平息，套用一句西方的俗话，那就是：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武则天。这种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得关于武则天的审视角度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赞赏者将其顶礼膜拜，不吝溢美之辞;鄙弃者恨不能将其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永世不得翻身。由此屋及彼乌，这种评价模式也被毫不客气的套用到了武则天的诗作之中。有人说“以

武后之雄才大略，诗文宜无所不能，是以自来宫闱文学者，武后恒为一大家也”[1]10。就有人应声驳之曰：辞藻华丽，内容空虚，堆砌文字而已。客观的说，武则天的一部分诗作确实存在内容空洞、堆砌文字的现象，这是由于颂诗本身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但她其他的诗作，还是比较富有才情的。即便是在体制呆板的颂诗中，也同样不乏有类似“扪天遂启极，梦日乃升曦”[2]29这样极具帝王气概的佳句出现。

一、诗歌创作分类

武则天保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共有47首。包括以服务政治为目的的颂诗40首，比较富有才华的山水诗5首，赠别诗2首以及抒发个人情感的爱情诗一首。尽管总体数量有限，但却跨越了她人生的各个阶段：从青年、中年到晚年，均有不同类型的诗作出现，现依据题材与写作年代的不同，大致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抒情诗为主，大约作于武则天入宫前后。其时武则天虽已涉入宫廷斗争，但只是限于后宫争宠，距真正的权力中枢尚有一段距离。因此，武则天此时作诗，仍是保持常人心态。例如她在感业寺所作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2]58短短四句，传达出多层次多方位的复杂情绪。首句“看朱成碧思纷纷”，赋比兴兼具，有多重含意。不仅明写诗人相思过度，以致魂不守舍，恍惚迷离中竟将红色看成绿色；同时暗指美好春光的流逝，眼见花红褪尽，枝头只剩下绿叶。当然也含有借此比喻自己红颜薄命之意。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把由昔日欢聚的幸福坠入今日冰冷的相思之苦、憔悴之态，写得淋漓尽致，真切感人；把身处人生逆境中的深刻体验，以及对情人刻骨铭心的思念与期盼合盘托出。后人曾评价此诗说：“匠心独运石榴裙，声声写泪思纷纷。情到肝肠寸断时，一寸相思一寸灰。”

第二类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颂诗，约作于其御极称帝前后。例如在其称帝之前，垂拱四年（688）所作的《唐大享拜洛乐章》，以及之后所作的《唐享昊天乐》以及《唐明堂乐章》等。武则天的颂诗在继承《诗经》“风、雅、颂”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娴熟地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同时注入了个人独有的强烈意志与伟大抱负。因此，虽然是政治抒情诗，表达着政治宣言，但很少空洞的口号，而善于用典与比兴，引用历史，叙述政绩，描写现实，不仅富于概括力，而且形象生动，充满浩然之气，颇有扣人心弦、震撼灵魂的征服力和冲击力。特别是《唐享昊天乐章》中许多诗句，十分耐人寻味。“瞻紫极，望玄穹。翘至恳，罄深衷。听虽远，诚必通。垂厚泽，降云宫。”[2]30——这样的诗句，充满着动感和力度，既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想象力，又有正大光明的说教力。同时，武则天诗在意像上，都取像大气、宏伟，动辄以日月星汉、山河雷电、云海霓虹等为书写对象，表达她驾驭天下的非凡气概和唯我独尊的理性思维。“太阴凝至化，真耀蕴轩仪”、“扪天遂启极，梦日乃升曦”“巍巍睿业广，赫赫圣隆基”“式乾路，辟天扉。回日驭，动云衣。登金阙，入紫微。望仙驾，仰恩徽。”[2]30„„这样的诗句，想象力奇特，意境高远，神驰于天地之间，出入于神人之界，游仞于历史与现实之中，透出诗人对人与自然的解悟，对人间正道的思考。武则天的40首“颂诗”,并不是纯粹的客套之作，而是在其中融入了女政治家特有的情怀。在艰深华丽的词句中，包裹着她治国安邦的宏图大志；在权力意志、主宰天下的表达中，展露着她令百官臣服的诗教力量；在以诗乐营造舆论、控制人心的话语权力中，渗透着女皇的政治宣言，强化着女皇的统治意识。同时，这也成了武则天治国理政方略的表达和记录。以历史的、扬弃的辩证思维和眼光，来读这些“颂

诗”，我们就可以理解唐中宗对武则天“雷霆其武，日月其文，英才远略，鸿业大勋”的评价，并不虚妄。

第三类是武则天进入晚年的时候，其诗歌以山水诗为主。武则天借喻山水，咏叹风物，抒发生命的体验与个人的怀抱。代表作品如《石淙》：“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2]32，想象高绝，气势壮观，诗风大气豁朗。她与群臣游九龙潭，赋诗道：“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2]31全诗景物观察细腻，体验深刻，构思大气，意象取“玉女”、“双凤”、“芙蓉”、“竹叶”,突出女性色彩，语言质朴、生动、精粹、形象，诗意如画，悠然自得，一派女诗人的温润、柔婉、清丽的诗风。尤其是颈联“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巧妙的由宏观的景色描写转入到对微观事物的描写上：一个“浮”字，传达出了诗人闲适愉悦的心情；一个“写”字，刻画出了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情怀，与她的政治抒情诗迥然不同。

二、诗歌的内容特色

武则天在她的诗作中，除了灌注其天赋的才情与强烈的意志以外，还宣示出了一种浓重的女权主义色彩，这也是她的诗作迥然不同于其他帝王诗的主要原因。女权主义是伴随着女性意识觉醒而产生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其主要内容是宣扬男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与西方的女权主义相比较，中国现代的女权主义仅仅停留在初步阶段，即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与屈服者，本身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但是，武则天不仅摆脱了作为男人附属品与屈服者的命运，而且真正的实现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比之现代的女权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不及，可以说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首先，在武则天早期的诗作中，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即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主义。所谓自我主体意识，就是女性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相信只有依靠自己自强不息和自我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以《如意娘》为例，这首诗展示了一个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女性在困顿状态中逐渐觉醒的特殊心理活动：尽管她一样的为离别而“憔悴支离”，甚至“看朱成碧”，但却不再是独自默默地承受相思之苦，一句“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悲而不伤，嗔而不怒，想要唤回相思之人的心思昭然若揭，一个执着决然的女子形象分明而立。如果说此时武则天诗中的自我主体意识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话，那么在颂诗中，则表现成为一种具体的语言和实际的行动。在《唐享昊天乐》第二章中，一句“听虽远，诚必通”，取“天高听

卑”之意，巧妙地将帝王的自信与执着蕴含于女皇特有的虔诚中，很好的展现了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在提倡“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武则天能够在诗中传达出一种“女儿当自立，女人当自强”的主体意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种现代女性也未必普遍具备的心理素质。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命运不愿意创造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只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来创造她自己的命运”，[3]69这句话用来形容武则天一生的奋斗过程是及其合适的。

当然，这种自我主体意识一旦与至高的权力相结合，就必然膨胀成为一种专制甚至是霸道。这是过于张扬的个性与权力结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此造成的性情畸变在武则天的诗作中得到了不止一次的验证。有人甚至将她在《腊日宣诏幸上苑》的狂妄和异想天开都归结于其过于膨胀的自我主体意识。这也是儒家用来诽谤武则天及反对其参政的最大理由。但是客观地说，武则天不是天生的政治野心家，她只是在辅助高宗处理政事的过程中洞悉了男人的平庸与懦弱，又刚好具备了天生的抱负与后天具备的处理政事的能力，因此才萌生了代之而取天下的欲望。世人不该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一些不甚正当的手段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将其一生的政绩否定。感业寺中的小尼姑固然善良本分符合儒家的标准，但却撼动不了长安城外的一草一木；武则天虽然被视为牝鸡司晨的典型，但却给大唐的下层庶民带来了福祉。

其次，我们说武则天在其颂诗中体现出了对于女性权力的真正实践。在大型乐章《拜洛乐章》中，“女主”对权力流露出一种强烈欲望，“皇帝”的的形象虽然不十分清晰，但呈现一种呼之欲出的态势。尽管“她”已经具备了从政的能力，并且兢兢业业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乾乾遵后命，翼翼奉先规”，“抚俗勤虽切，还淳化尚亏”，但却囿于时代的观念局限不能也不敢贸然的以明朗的姿态君临天下。因此，不得不对政治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所谓的“天授宝图”这种自欺欺人的把式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后人在评价这一事件时，多认为这是一出闹剧，是武则天攫取权力而耍弄的手段，却忽略了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参与政治时所遭遇的巨大阻力。在《唐明堂乐章》中，女皇帝的形象清晰明了：她身处权力顶峰，掌控着大唐的政治中枢神经，以皇帝的身份指点江山，驾驭百官，处理国家政务，彰显出政治家特有的从容风范。这种从容大气在《迎送王公》中借助四言诗的句式特点形成一种气魄豪迈的帝王气概，“君臣德合，鱼水斯同。瑞图方水，周历长隆。”展示了一个由女人开创的新王朝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对那些顽固不化叫嚣“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臣恐海内失望，荆棘生于阅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的有力回击。武则天追求参与政治的意识，如果以现代社会的视角审视，无疑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但在武则天所处的时代，女人参政却是不被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所接受。即便是到了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仍将武则天的行为称为“鬼神所不容，臣民所共怨”。因此，武则天能够在其诗作中表现出对权力的追逐与掌控的意识是极其可贵的。

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诗中所说的女性参与权力掌控与现代的女性参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是在女性获得普遍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一个人基于裙带关系的基础上夺得的。因此，它势必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极力反对，有人甚至是不惜以命相搏。这是一个想要在男权社会中参与政治的女性所必然遭遇的阻力，她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卓越的政治手段，将无法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

再次，在武则天的诗作中，展示了由于权力垄断而催生的畸变的女权主义。武则天出于炫耀并稳固已获权力的目的，凡是历代天子所举行过的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活动，不管怎样劳民伤财，她几乎都要尝试一下，《曳鼎歌》中涉及的铸鼎之事仅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此外还有《拜洛乐章》中场面奢华的祭祀活动，也显示了武则天特殊的心理结构。对权力中枢的绝对掌握，使得武则天顺利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从一个权力的观望者转而成为其执掌者。但随着其自身权力的无限制扩大，武则天的欲望也呈现无限制膨胀的状态。她开始追求极度奢侈的物质生活并且把这些视作理所当然应该获取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她开始利用业已获得的权力来掠夺他人起码的生存权利。有一句关于权力的话是这样说的：绝对的权力，催生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权力，催生绝对变形的女权主义。武则天对女权主义的追求过分的侧重于权力的实践，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一如她在自己的颂诗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权力的极度迷恋。这种过分依托于权力的女权主义不仅没有普及的可能，而且极易产生精神上的危机。在武则天的《赠胡天师》中，诗人表面上传达的是对道家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长生之术的痴迷，实则是透露了她在精神上的极度空虚与无聊，甚至是对生活现状的厌倦。“今夜津河上，延首望灵槎”，[2]31单纯的权力实践不是实现女权的最佳方式，恰恰相反，它只会让女权主义彻底的走向溃败。同时，伴随着最高政治权力的实践，武则天迅速的在诗作中表现出一种基于垄断基础上的霸权意识。在那首著名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她希望以自己的意志号令天下万物，甚至是自然规律。结果牡丹因为不服其号令，而被其一怒之下贬至洛阳。花犹如此，人何以堪？她开始盲目的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制的扩展，直至加诸于所有她能够触及的事物。这种试图控制一切的已经趋于变态的心理，是女权主义与垄断的权力结合之后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因缘际会，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旧有的文化体制，以及一个偌大的封建王朝极其拥护者，这就决定了其女权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它将随着武则天的存在而达到顶峰，收益的也只是包括武则天在内的极个别的女性。但是，从现有的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武则天对于女性的地位提高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在《早春夜宴》中，武则天以皇后身份邀请命妇与百官一起在宣正殿参加盛大的宴会，这无疑是对女性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一种鼓励。从而使得广大妇女能够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在无形间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同时，在武则天的颂诗中大量出现“坤德”、“太阴”等象征女性的词语，极大的冲击了当时秉持儒家观念的封建文人，对于文坛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宽容开放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现象，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总体而言，武则天的行为应该是受到肯定的进步行为。尽管她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她也不可能分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尽管她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一部分人的权益，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问鼎最高权力的女性。虽然这种畸变的权力追逐不但没有在当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应，甚至将后来的女性参政带到了一个死角当中，但这是囿于时代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

三、风格流变及其成因

武则天不同时期的诗作有着不同的风格，或情真意切，自然天成；或霸气十足，傲气逼人；或悠然自得，温润清丽。即便是在同一题材中，其诗歌风格也会随着其心境的变化而呈现微妙的不同：例如同为颂诗，但称帝前后的风格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导致这一区别的根本原因，就取决于她与权力的距离。

第一次转变是从感业寺到大明宫。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与人生观的改变，其诗作风格也开始改变。如果与其进宫之前的《如意娘》相比较，武则天入宫之后所作的《从驾幸少林寺并序》中一扫她在感业寺中为尼的凄楚不堪，而代之以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最后一句“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 [2]31，包含了一种“往者不可追”的感慨之意，颇含人生哲理。由情意绵绵到从容不迫，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武则天地位的提升以及身处宫廷所带来的心智上的快速成熟。武则天用了六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从寺院到皇宫、从尼姑到皇后的跨越，这对于一个原本已经被命运抛弃的女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从驾幸少林寺并序》中，她还能够以一种感恩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尤其当她回顾昔日与青灯古佛相伴的孤寂与绝望时，更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佛祖的庇佑。但是，这种感恩的背后，隐藏着对卑琐平庸生活的巨大恐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权力的极

度渴望。《如意娘》中隐藏的那种痛彻心扉的孤独与无助，彻底激发了一个天生不甘沉沦的女人的全部斗志。这一切，迅速的将感恩之心转化成攫取权力的原始动力，武则天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上的不归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武则天充分意识到了自身所具有的财富，比如说先天具备的智慧、美貌、以及后天具备的政治手腕等，既可能给她带来无上的荣耀，也有可能给她带来灭顶之灾。未来的一切属于待定，一切都取决于她自己的选择。

第二次转变是在踏入权力中心之后。武则天在政治这条道路上，每距离权力中枢进一步，身上的人情便少一分。早期的她能够写出抒情诗，起码证明她心中尚有情，而到了“无情可抒”或者“有情不能抒”的时候，大唐历史上独具一格的郊庙歌辞便出现了。之所以说武则天的颂诗独具一格，关键在于她在这一传统的题材中注入了全新的性别元素。颂，是祭祀天地祖宗时念诵的条文。据《白虎通义》解释：“主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以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寄养也”[4]32。这是一种政治附属活动，在封建时代具有浓重的男权色彩，存在鲜明的性别禁忌。武则天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参与这一活动，本身就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同时，由于武则天所特有的帝王气质，使得其笔下的颂诗在大气豪迈之中兼有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武则天的颂诗可依据其风格的不同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于垂拱四年的《唐大享拜洛乐章》。诗作辞藻华丽，用语整齐，语调铿锵，凝练有致，总体而言兼有一统天下的帝王气魄与“女主”特有的低姿态。尤其是在《拜洛》中，充满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其实，与其说武则天是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不如说是她对天下百姓怀有敬畏之心。我们知道所谓的“天授宝图”只是武则天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闹剧，是其迈向帝王宝座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利用儒家的这一传统规则，在礼乐声中一遍遍的宣传“女主”的的形象，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仪，更是为了借此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毕竟唐代是一个儒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武则天不敢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接手李家王朝。因此，她不得不以一种谦逊的姿态，出现在这一活动中，并希望以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换得相对平和的舆论氛围。这不代表她对权力没有欲望，此时的武则天对待权力恰如对待“天授宝图”的一样：想要却又不能直接要，不要又不行。因而不得不摆出一个低姿态，挂出一个迷信的幌子，达到不能言说的意愿。第二部分是武则天称帝之后所做的《唐明堂乐章》与《唐享昊天乐》。这两则乐章一扫《拜洛》乐章中的谦逊平和，以帝王身份作诗，引用历史，叙述政绩，想象奇特，处处以太阳、月亮等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彰显了武则天“牝鸡司晨经日月，奴婢称孤靡王侯”的非凡气概。出现诗风转变的原因无疑与武则

天掌握权力中枢有关。公元689年，68岁的武则天“自名瞾”、“该诏曰制”、“使用周正朔”[5]6435，这与“洛水受图”一事只间隔5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中，武则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短短三个月中平定了徐敬业谋反，此后三年又平定琅琊王李崇、越王李贞的谋反。至此，在兵力上能够与武则天抗衡的势力消失殆尽。同时，在朝廷之中，武则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杀唐宗室，兴冤狱，广为株连，致使朝堂之上敢为李家王朝说话的大臣不死即流放。这种大肆屠杀一方面使得新生的政权能够平稳的运行，无意间助长了武则天作为一代帝王的激越豪迈之情，使得她犹如不受束缚的行空之天马，自由自在的挥洒自己的意志与才情，写出“式乾路，辟天扉。回日驭，动云衣。登金阙，入紫微”这样惟我独尊的诗句。另一方面，无休止的背叛激起了女皇帝所有的愤怒和疑虑，她一边杀戮，一边威吓，一边恐惧，直至对所有的人失去信任。她的自信随同权力的扩张一起无限的膨胀，当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她的自信也达到了极致。

伴随着武则天登上权力的顶峰，其诗作风格也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简单的形容就是雄浑豪迈，霸气十足；权力催生的极度自信中，略有自恋的成分。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中：“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武则天欲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扭转时令。自恋是武则天登上皇帝位置以后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来源于她身处权力顶峰时张扬到极致的自信与乐观，另一方面则是无休止的背叛所导致的情感危机所导致的。武则天不能接受天下人对自己的背叛，一如天下无法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天下一样。尤其是当她自己的儿子也站在反对自己的行列中时，更加让她疯狂。作为女人，武则天拥有令世上须眉仰视的资格：权力，智慧，财富等等。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她由于亲情缺失而导致的情感危机。情感危机特指女性因工作忙碌、压力过大而延误情感生活，或者目前的情感生活不尽如人意而致使情感出现的失重状态。虽然这是现代社会的用语，但却适用于一切因事业心过重而导致家庭危机的女性，而无论她处于哪个朝代。

直接导致武则天亲情缺失的原因，就是她以女人的身份参与了权力的角逐，并由此激起了皇位继承者即她的儿子们的强烈反感，这种反感使得原本就疏远的母子之间的猜忌更加严重，甚至发展到彼此不相容的地步。当武则天以皇帝的身份挑选皇嗣时，这种猜忌演变成为残酷的骨肉相残。在《皇嗣出入升降》中，她作为一个皇帝同时以母亲的身份向自己的儿子同时也是皇位继承者提出了期许与要求。作为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要做到“大孝”、“谦”、“恭”。孝者，顺也，这是普天下所有母亲的愿望，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一个合格的皇嗣需要具备的不是一味的顺从父辈的意志，而是独立处理政事的能力。妥协与坚韧这两

种能力很难完满的统一于一个人身上，这也是历代皇帝所面对的难题。他们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成为一代明君，但是这种英明必须要在自己死后才能够展示出来，不然，就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大多数皇帝都无法忍受的。皇嗣的过于英明同样是令痴迷权力的武则天所无法接受的事情。她依照政治的标准挑选儿子，鸩杀长子于合璧宫，潜毙次子于巴州，致使历史上留下了母子不能相容的《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2]14照此一轮淘汰下来，武则天英明的、堪承大统的儿子都给她毫不留情的“摘”掉了，只剩下两个虽然能够顺从她的意志但却平庸不堪的“歪瓜”。这是一个皇帝的苦心经营，她的确成功了，起码保证了在有生之年没有变生肘腋。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却是失败的，儿子们不理解一个母亲的心苦，不能接受她的行事方式，甚至不惜兵戈想向。这对一个母亲而言，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由于亲情的缺失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在武则天晚年的诗作中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在《游九龙潭》中，秀丽的自然景色之中，却有一种淡淡的思乡之情。“要念家山好，唯有风入松”，权力的荣耀无法满足一个人对于家庭和亲情的渴望，辉煌的大明宫不能取代并州汶水山上一缕清风穿过松叶的声音。武则天怀念的其实不是家乡的风景，而是那种不掺杂权力争斗的生活状态。一如她在《赠胡天师》中所流露的对于权力争斗的极度厌倦，“今夜津河上，延首望灵槎”，她根本不相信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她只是向往道家超脱的境界。武则天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大失败之处，在于疏于母子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导致的骨肉形同陌路，在这一事件中，她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精神与灵魂的背向而行，成为纠结武则天的最大问题。君临天下的荣耀无法取代一个母亲真正向往的幸福，那是儿孙绕膝，共享天伦之乐，而不是天下人的尊崇与膜拜。亲情的淡漠是多数从政女性无法克服的危机，是其心里永远不能触摸的伤疤。那种不能两全的伤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退色，它的存在只为提醒她：你是一个除了权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女人。

在经历了无数次由于权力斗争而导致的血腥屠戮之后，晚年的武则天终于选择了偃武修文，永戟干戈，而且由于其心态趋于平和的缘故，使得其诗作普遍呈现平和而富有生机的风格。甚至间或在某些诗作中会流露出对权力斗争的厌倦之情。例如写于久视元年的《石淙》，全诗感情细腻，诗风秀丽，心态愉悦平和，与君临天下的颂诗风格迥然不同。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晚年心态的生动写照。当时，她最为担心的两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一个是新生政权的巩固问题，另一个是皇嗣的人选问题。前一个问题早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解决，她以强有力的手段平定了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使得能够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的势力已经形不成什么气候。可以说，由武则天一首开创的大周政权顺利的实现了过渡。而另一个问题则在困扰了武则天20年之后，终于在狄仁杰等大臣的劝说下得到了完善的解决：重新将李显召回，立为皇储。这一事件不仅博得了天下臣民的交口赞赏，而且终止了武氏家族与李氏皇族之间因为皇储问题而导致的水火不容，令处于内忧外患的武则天终于舒了一口气。因此，这一时期的武则天，无论是家庭还是政事，都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尤其是前者，对于一个已经年迈的女人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安定、繁荣的局面，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渐趋平和的心态：武则天似乎又回到了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四、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评价武则天的诗作，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颂诗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抒情诗不能与其相提并论。要想客观的评价武则天的诗作，必须将其分离开来，各自评价。

首先是抒情诗，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这些诗从人性的角度还原了真实的武则天，是其女儿情怀的真实流露，反映了其“真性情”，因此，人们历来对武则天的抒情诗评价比较高。例如，在唐代就流传着有关《如意娘》的故事：李白曾有《长相思》一首，其中写道“昔日横波日，今日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其夫人看了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听了后，爽然若失。我们姑且不追究这件事的真伪，但起码可以看出这首诗在当时社会中流传的广泛性与接受的普遍性。钟惺在《名媛诗归》第九卷中评价这首诗说：“‘看朱成碧’四字已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愦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媚甚，不媚不恶”。这句话与其说是对武则天人品的贬低，不如说是对其文学才华的褒扬。

其次是山水诗。武则天的山水诗明丽质朴，大气流畅，相对于唐初的作品，少了一些媚态，多了一些豪爽。这种豪迈之气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唐的社会风气，而且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武则天 崇尚诗文，倡导君臣唱和，臣僚竞赛，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夺袍以赐”的故事。总体而言，武则天对于唐代文坛尤其是山水诗的发展的推动和影响，是一般文人学士无法取代，也无法企及的。对此，后人曾客观的评价说：“唐兴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内有上官之流，染翰刘丽，天下闻风。而苏、李、沈、宋接声并鹜，文士之多，于此为盛” [6]197。她创作的山水诗，将宫廷官员的诗情从宫廷引向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她组织大规模的游山玩水活动，扭转齐梁以来萎靡不振、弄月吟风的柔媚情调和诗风，开创了大气、阳刚、昂扬、向上的诗风。当然，武

则天的山水诗中在宣扬皇家威仪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上富贵俗气，但相对于政治颂诗而言，这些富有人情味的诗作，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再次是颂诗。评价武则天的颂诗，不能从诗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因为颂诗本身就不是以抒情怀展才华为目的的，更多的是展示其政治抱负。在武则天的颂诗中，不仅表现了其卓越的执政能力，而且展示了其出色的驭臣手段。在颂诗《拜洛乐章》中，篇篇突出“和”的主题：昭和、致和、咸和、仁和、九和、咸和、敬和、齐和、归和等等，用华丽整齐、铿锵凝练的诗句，张扬天地阴阳之和谐，自然万象之和谐，国家社会之和谐，上下官民之和谐，边境安定之和谐。和谐意识之强，言辞之切，曲调之高，历代罕见。而与和谐理念相辅助的是其民本思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武则天的基本治国方略。早在上元元年，即武则天刚做皇后的时候，就上表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敛”。执政之初更是立下誓愿，要使天下“人不失业”。掌权之后，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例如推行均田制的恢复、打击豪强士族，扩户等，保障了下层百姓的生活来源。因此在《石淙》中，当女皇帝看到“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的太平之景时，心情不禁大为愉悦。因为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美好的景色固然令人心动，但天下太平的景象才是其奋斗的目标。武则天辅助高宗执政34年，做女皇独立执政15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版图扩张，为“开元盛世”奠定坚实基础。虽然遭遇不间断的反叛，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武则天诗中所体现的和谐观念与民本思想才是关键的原因。同时，一首《制袍字赐狄仁杰》，将其善于笼略人才的手段尽显无遗。善于识别人才，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执政的一大特色。光宅元年（684）徐敬业据扬州（今江苏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武则天，武则天看后因感叹其文采飞扬，赞扬骆宾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认为这是“宰相之过”[5]6424。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赞叹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并且能够包容愿意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大臣，这也是狄仁杰等一班人才能够衷心的为其服务的原因。毛泽东曾经评价说：武则天确实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这一评价对武则天而言，是比较中肯的。后人误解武则天，认为她窃夺李氏政权，排斥诸子，滥用酷吏，公卿自危，朝野上下似乎一片混乱，其实不然。《新唐书》的作者曾给过武则天这样的评价：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挟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跕乱而不亡.这里所

说的僭于上而治于下，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或者换一种说法，下层百姓关心的不是统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武，而是这个统治者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武则天以浆车卖流之女，临朝听政，御极称帝，一步步踏入权利的核心不是必然事件。但这一具有很大偶然因素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武则天自身的能力，尤其是加驭臣下的能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此外，武则天对于四言诗的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四言诗始见于《周易》，到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基本上是以四言为主。东汉之后，四言诗的发展逐渐式微，其地位很快为五言诗所取代。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的发展才有所突破，出现了比较能继承《诗经》遗风的，称得上四言正体的诗作，例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以及陶渊明的《停云》等作品。四言诗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形式上节奏单纯、句式简单以及表达内容上的适于言志而不宜于抒情。但是武则天却很好的发挥了四言诗适于言志的特点，在传承和发展《诗经》四言诗形式的基础上，在这种概括力极强，节奏短促，铿锵有力的句式中，注入自己刚健的情志性格和斩钉截铁的语势，加上格律诗的对仗、对偶和排比的手法，使“四言诗”更能展示她那种气势飞动、气魄宏大、胸襟开阔、统揽天下的非凡气度和高屋建瓴、旋转乾坤的精神气象。著名学者王富仁说，“在中国，写好四言为主体的诗词，几乎是一个人有帝王气概的象征。”[7]74。武则天以四言为诗，本身就是在向天下昭示她的帝王气概。

武则天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横亘于大唐初期的统治历史上，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盛唐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统治期间，改唐为周，开启了一个由女人统治的王朝。她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意愿，设置合乎她理想性格的新的上层建筑和社会风尚。同时，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文学的发展。纵观武则天的一生，诚如谭正壁所说：“武盟是政治家而兼文学家，她的一生事业，大足为五千来沉埋的女性一吐愤气” [8]29。但是，由于儒家观念的影响，武则天在历史上始终未曾受到客观的评价。即便是在现代，我们在评价武则天的时候，虽然在其名讳前面加上“女皇帝”三个字以示特殊与尊崇，但同时还要要加上“风流”二字，借以夸大其私生活的“不检点”，却忽略了她在历史上的巨大意义。普通的民众只是通过影视作品来了解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影视作品的无限扭曲又使得人们认为她只是一个骄奢淫逸残酷无情的女人。这不仅对武则天而言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同是也证明了一种文化体制的狭隘。

参考文献：

[1]解无量.中国妇女文化史(第二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2](清)彭定求等.全唐诗(第一册)[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3]林语堂.武则天正传[M].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5.[4](汉)班固.白虎通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宋)司马光等著.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88.[6]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M].上海:上海书店，1990.[7]王富仁.古老的回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8]谭正璧.中国妇女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10]雷家骥.武则天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胡戟.二十世纪唐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郭海文.武则天诗歌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1).87-90.14

篇2：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

禄宏林

摘要：本文从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及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浅述：

一、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来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的身世、行踪和家庭，异说纷纭，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独特，旷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负、生活情趣和性格气质，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侧面的表现。

二、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体现。其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三、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各个方面，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生平、思想品格、创作风格、意象、影响 正文：

唐朝时期，诗歌成为一代显赫文学，其诗人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其作品之盛，可谓洋洋大观，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诗教学中要使学生对离现实语言较远的诗文产生兴趣，对优美的诗句领悟内涵，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从而领会其创作风格，领悟诗的意境和蕴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阅读了李白的诗集和一些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际遇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

一、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使他诗中也具有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

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我认为，李白将盛唐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理想化了，同时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必然导致失败。但是他始终向往这样的理想。所以始终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

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贯穿李白的一生，则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所以这部分单独提出，就是因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后又学习了纵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正因为如此，李白在不少的诗中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知章曾称他“谪仙人”。“狂”是他人生的象征，他的侠胆、仙趣、狂饮都极大的刺激着其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的性格。尽管他在诗歌中常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是行乐的感慨，其实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诗中，李白常通过对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绘，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洒脱快活，表示对现实世俗的反抗；于飘飘欲仙的奇异想象中，将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充分表现了出来。

二、李白的创作风格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1] 个人境遇对诗人的影响。个人境遇的不同，导致不同人的思想与追求，情感价值取向也因为人生境遇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所以在他们的诗歌表现出了不同的个人魅力，也出现的其创作风格的截然不同的景象。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所以在他的诗歌当中很多对任侠精神的赞美与向往。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李白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临老还因永王李璘牵连而成为“反革命”，流放夜郎。幸而中途得赦回来，六十二岁死在安徽当涂。所以在遭遇了所有打击之后，他不再相信现实，他企图在寻仙觅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他笃信道教，还真受戒做了道士。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中，不少诗句中“仙风飘拂”，表现了他的求仙思想。正是个人的如此遭遇，才让李白的诗歌折射出如此奇幻，璀璨的光芒。

社会背景尤其对伟大的诗人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李白当时有报效国家，充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理想。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导致了他理想的破灭。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蜺。”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 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评价李白的创作风格可以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谈论： 李白在绝句创作上，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无不令人神往。《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大自然的山水在李白那开阔的胸襟、浪漫的情怀浸润下越发显示出豪放壮阔的神奇。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是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第一、二句便已经把夹江对峙、巨浪奔腾的雄奇信手展现，末两句亲切而灿烂的秀景，更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悠远的情趣。全诗意境开阔，层次清晰，形象生动。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2]。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诗人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将感受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庐山自古峰岩奇秀，泉瀑飞湍，无限风光。这首诗极其成功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和想象，构思奇特，语言生动形象、洗炼明快。苏东坡十分赞赏这首诗，说“帝遣银河一脉垂，古来唯有谪仙词[3]”。“谪仙”就是李白。《望庐山瀑布》的确是状物写景和抒情的范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句，将诗人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返回江陵时的轻快喜悦表达得是多么俊雅飘逸啊！

李白的七绝是唐人七绝中的冠冕，同样，李白的五绝也堪称无人匹敌。在盛唐诗人中，见长五绝和七绝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既真实简练又内涵丰富，这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等。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

仅仅谈到七绝的成就，简直就是在抹杀李白诗歌的成就。李白的五绝同样也是无人匹敌的。在盛唐诗人中，兼长五绝和七绝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练而内涵丰富，这就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等。

我感到，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李白不仅绝句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本诗是李白的成名作。诗人初到长安造访贺知章，以此诗示，贺看后赞叹不已，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称李白为“谪仙”。《蜀道难》全诗大致可分三段。从开头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为第一段。“噫吁，危乎高哉！”先声夺人，凌空起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想落天外，闻之耸人。接着追叙秦属开辟道路之苦，使蜀道之难笼罩一层浓重的神秘而雄齐的悲壮色彩。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为第二段，具体描绘青泥岭的艰危以及悲苦的氛围、险绝的景况，令人如临其境。从“剑阁峥嵘而崔嵬”至结尾为第三段，写剑阁险要、蜀地险恶，规劝友人早返长安。开始、中间、结尾，三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唱三叹，令人荡气回肠。全诗句式错落有致，变化多端，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将他诗歌创作的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再如《将进酒》。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也获得了新的生命。本诗虽似“拟古”，却处处有“我”在，突现出他人无法模拟的鲜明个性，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当时诗人纵剑长安，本想施展才华，济世当代。但长安之行，政治失意，理想空落，于是诗人遂寻仙学道，访朋会友，饮酒放歌，借以排遣忧愁。诗的发端连用两组排比长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呼告而出，气势酣畅，一泻千里，抒发了浩茫遥深的人生感慨。继而似乎由“悲”一下子翻跌入“欢”“乐”。其实，“尽欢”“为乐”的狂放里，激荡着的是诗人满腔慷慨不平的郁闷悲愤。末句“与尔同销万古愁”，回应篇首，戛然而止。全篇情极悲凉，以豪语出之；态极狂放，实则苦闷无奈。李白素有“酒仙”之称，他的饮酒诗很多，本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梁园吟》等作品，以自身主观情感和意向为轴心展开篇章，飞腾想象，虚实相间，笔势大开大合，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时而大跨度的跳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将李白式的抒情表露无疑，好似暴风骤雨，骤起骤落，如水银泻般，仿佛从胸中直接奔涌而出。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三、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以大鹏自喻，足见其气势不凡。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意象亦极为阔大壮观。李白在《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一诗中说：“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他对白色的透明体，有一种本能的喜欢，最感亲切的是月亮，其《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的形象在李白的诗中反复出现。他的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凛然傲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文人志士。他的诗歌的豪放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出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一位旷世奇才，有不可更替的不朽地位。

以上就是我对李白诗歌风格的一点理解。

参考文献：

篇3：元稹在汉中的诗歌创作浅谈

元稹虽不是汉中人, 也没在汉中做过官, 但他与汉中有非常深厚的缘分, 元稹或公差、或宦游、或养病多次到过汉中, 与汉中官绅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 并在汉中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裴淑喜结连理。他有着极其深厚的梁州情结, 写了许多有关汉中的诗作。他在《遣行十首》中写道:“七过褒城驿, 回回各为情。”他在《百牢关》一诗中说:“天上无穷路, 生期七十间。那堪九年内, 五度百牢关。”

元稹第一次到汉中是元和四年 (公元809年) 三月。由于当时的宰相裴垍提名, 元稹得以出任监察御史。二月任职的元稹, 三月就奉命前往剑南东川查办节度使严砺、任敬仲等人的贪渎案, 这是他担任监察御史后接受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四年, 奉使东蜀, 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三月七日元稹从长安出发前往东川。剑南东川治所在梓州 (今四川三台县) 。他的组诗《使东川》具体记录了这次行程。《使东川·南秦雪》诗云:

帝城寒尽临寒食, 骆谷春深未有春。才见岭头云似盖, 已惊岩下雪如尘。千峰笋石千株玉, 万树松萝万朵银。飞鸟不飞猿不动, 青骢御史上南秦。

这首诗描述的情形是寒食节来临之际, 衔命公干的监察御史元稹骑着青骢马, 形色匆匆地驰驱在千山裹玉、万树披银秦岭中。

元稹到汉中境内的褒城县的时间是三月中旬。他的《褒城驿》一诗记叙了当时褒城驿的景象。诗云:

严秦修此驿, 兼涨驿前池。已种万竿竹, 又栽千树梨。四年三月半, 新笋晚花时。怅望东川去, 等闲题作诗。

阳春三月, 正是汉中盆地桃李争艳菜花黄, 春笋拔节麦苗青的最美季节。在褒城县, 元稹遇到了旧时的故人, 使元稹想起了一件有趣的往事。年轻时, 元稹曾漫游河中, 到过解县 (今并入山西省运城县) 。一天, 在一位姓窦的朋友家饮酒, 席间, 有位朋友来迟了, 并且连连说错酒令, 一连被罚二十大杯。这位朋友不胜酒力, 只得逃席而去。这一天元稹也喝高了。酒醒后元稹问昨日逃席者是谁, 人说是临近的虞乡县 (今并入山西省运城县) 的黄县丞。此后再不知黄县丞的消息。元和四年三月十六日, 元稹快到褒城县时, 县令出城迎接。与这位县令寒暄后, 元稹总觉得这位县令眼熟, 仿佛在哪见过。一问他从前担任的职务, 知道是当年逃席而去的黄县丞。元稹提起此事, 黄县令恍然大悟。他乡遇故人, 黄县令邀元稹到褒河的游船上, 免不了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回顾往事, 再叙旧情。诗人的《黄明府诗》及诗前小序记叙了这次他乡遇故知的趣事及与黄县令把酒言欢时的情形。

在褒城县盘桓了几天, 元稹又到了山南西道的治所梁州 (今汉中市) 。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梁州的前夜, 住在驿站里的元稹做了一个奇特的梦, 梦到自己与朋友白居易、白行简兄弟与李建共游长安的曲江池和慈恩寺。诗人正沉浸在梦中游乐之时, 忽然听到驿站的官吏呼喊马夫准备马匹送他们出发的声音。从梦中惊醒, 诗人才意识到自己身处梁州的驿站之中。元稹的《使东川·梁州梦》记叙了这一梦境, 诗云: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马去, 所惊身在古梁州。

有趣的是白居易、白行简、李建的确于元稹做梦之前的一天同到曲江池、慈恩寺春游。游玩结束后又一起到李建家中饮酒。酒酣之际说起共同的好友元稹, 推算他的行程, 应该到了梁州。于是白居易命人取来笔墨, 挥毫在李建家的客厅壁上题《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一首, 表达对元稹的思念, 诗云: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余天后, 白居易收到了元稹从梁州寄来的《梁州梦》一诗, 一看元稹作诗的日子正是三月二十一日。白行简的《三梦记》的第二梦也记载了这一奇异趣事。

从元稹诗中的记载我们知道诗人离开梁州后赴东川的路径是过西县 (今陕西勉县西) 到嘉陵江边的百牢关, 顺嘉陵江而下, 到此行的目的地东川的。去东川的路上, 元稹在西县写了《使东川·汉江上笛》一诗:

小年为写游梁赋, 最说汉江闻笛愁。今夜听时在何处, 月明西县驿南楼。

虽然元稹的组诗《使东川》有时也写出旅行途中所见到的奇异风光, 但有时又描写了为王命驰驱的辛劳。他的《使东川·夜深行》一诗叙述诗人赴东川时星夜兼程赶夜路的情形。

夜深犹自绕江行, 震地江声似鼓声。渐见戍楼疑近驿, 百牢关吏火前迎。

从诗中描写的情形看, 诗人所走的这段路在今天的川陕交界的宁强阳平关至四川广元大滩一带的嘉陵江边。笔者插队时曾多次走过, 如今已修有沿江公路, 没有了当年的险恶。夜已很深, 诗人一行还低一脚、高一脚地行走在崎岖坎坷的嘉陵江边的小路上, 身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嘉陵江, 稍不留神就会失足落入嘉陵江中。看到远处星星点点火的光, 是守关的官吏率领部下打着火把迎接他这位钦差御史。

初次担任大任的元稹凭着一腔正义、凭着对朝廷的忠诚、凭着对下层百姓同情, 经过两个多月细心的调查审理, 查清了东川节度使严砺等官员“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及于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犯罪事实。

办完公差, 元稹心情十分愉悦, 他回程再到百牢关时, 又写了《使东川·百牢关 (奉使推小吏任敬仲) 》一诗。诗中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也显示了诗人充分的自信。诗曰:

嘉陵江上万重山, 何事临江一破颜。自笑只缘任敬仲, 等闲身度百牢关。

然而初入仕途、血气方刚的元稹高兴得太早了, 他还不知宦海的深浅。一场场严酷的政治风波已经等待着他了。元稹日后仕途的坎坷都与这次东川行有密切的关系。回到朝廷后元稹向朝廷上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和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两个奏章。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按狱东川, 因劾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 没入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时砺已死, 七刺史皆夺俸。砺党怒, 俄分司东都。”因为元稹查办东川案得罪了朝中一大批既得利益的朝官与宦官, 他因此遭受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回到京城的他并没有因办案得力而升迁, 而是被排挤出京城。

元和四年六月, 元稹“分司东都”, 到东都洛阳担任监察御史。这仅仅是元稹噩运的开始。元稹到洛阳不久, 元和四年七月九日, 与他相濡以沫年纪仅二十七岁的妻子韦丛病故, 对于诗人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元和五年 (公元810年) 三月, 元稹回京路过敷水驿时, 因住房与宦官头子仇士良等人发生争执, 被仇士良手下用马鞭击伤面部。事后元稹还受到朝廷处罚, 被贬到江陵 (今湖北荆州) 担任士曹参军。元和十年 (公元815年) 二月被招回京, 其后被贬往更偏远的通州 (今四川达州) 任司马。

新旧唐书对元稹被贬江陵和通州的过程记叙得非常简略。《旧唐书·元稹传》记载:“既以俊爽不容于朝, 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 稹量移通州司马。”我们从元稹的诗歌中可以理清诗人的行踪。三月二十五接到朝廷的任命, 二十九日元稹抱病离开京城前往通州赴任。他的朋友白居易、樊宗宪、李景信及侄儿元谷等人一直从长安送他到鄠县 (今陕西户县) 沣河西岸的蒲池村, 次日众好友设宴饯行, 而后才依依惜别。元稹有《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一诗记叙这次别离。诗云:“今朝相送自同游, 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沣西总回去, 一身骑马向通州。”从元稹的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读到诗人踏上贬谪之途的凄凉、孤独与无奈。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时节, 诗人再次从灙骆道穿越秦岭来到他熟悉的褒城驿。然而岁月无情、世事沧桑、人事皆非, 褒城驿全无当年景象。驿站中茂密的竹林不见了, 万株梨树全部枯死, 热情厚道的黄县令也已作古。想到黄县令的音容笑貌, 看到驿站墙壁上老朋友窦群的题诗, 诗人感慨万千, 提笔在驿壁上题《褒城驿》诗二首:

其一曰:

容州诗句在褒城, 几度经过眼暂明。

今日重看满衫泪, 可怜名字已前生。

诗中所说的容州是诗人的朋友窦群。窦群曾被贬容州 (今广西容县) 任容管经略使, 后人称窦群为窦容州。据《旧唐书·窦群传》记载, 窦群也在上元和九年诏还回京途中病卒于衡阳。窦群元和六年九月被贬为开州刺史赴任时曾路过梁州褒城并题诗褒城驿壁 (今《全唐诗》不见窦群的题褒城驿诗) 。读诗思人, 朋友的逝世使元稹无比伤感。

其二曰:

忆昔万株梨映竹, 遇逢黄令醉残春。

梨枯竹尽黄令死, 今日再来衰病身。

这首诗中的“梨枯竹尽黄令死”一句描述了诗人重到褒城驿后所见到的令人伤心的情景。

从元稹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理出诗人此次自京前往通州上任的路线。诗人三月二十九日从长安出发, 过户县入灙骆道, 经褒城、梁州、西县、百牢关, 再乘船沿嘉陵江南下新政县 (县治在今四川仪陇县新政镇) , 从新政县转入流江到渠州 (今四川渠县) , 在渠州停留数天后赶赴任所通州, 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荒僻的通州。

偏远荒凉的通州是唐朝统治集团贬谪、流放政敌的地方。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当时通州的恶劣环境:“通之地湿垫卑褊, 人士稀少, 近荒札, 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 百姓茹草木, 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 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 皆能钻啮肌肤, 使人疮痏。夏多阴霪, 秋为痢疟, 地无医巫, 药石万里, 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元稹的上司刺史李进贤后来就死在通州任上。元稹赴任前就身体有疾, 到通州后不久就大病, 通州无医无药, 几乎丧命。元和十年九月底, 元稹离开通州前往兴元治病。因病体沉重、鞍马不便, 他在童仆的照料下沿渠江、流江、嘉陵江水路向兴元 (又称梁州, 今汉中市) 进发。当时兴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郑余庆 (748———820) , 字居业, 郑州荥阳 (今河南荥阳) 人。史书记载郑余庆为人耿直, 办事公道, 爱惜人才, 奖掖后辈。与元稹同时代的许多大诗人都受到过他提携和帮助, 如韩愈、刘禹锡、孟郊等。这位郑节度使与元稹有较深的渊源。郑余庆曾任东都留守, 当时元稹是分司东都的监察御史, 是元稹的老上级。元稹的母亲郑氏也是荥阳郑家, 世代官宦, 是郑余庆的本家。郑余庆与元稹妻子韦丛的娘家韦家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元稹与郑余庆有多重关系, 加之郑余庆一贯爱惜人才, 所以元稹在兴元治病、养病期间郑余庆对他十分关照。郑余庆为元稹安排了一处名为“严第”的住所。诗人在《荥阳郑公以稹寓居严第有池塘之胜寄诗四首因有意献》一诗中对郑余庆所安排的这所府邸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诗中写道:

激射分流阔, 湾环此地多。暂停随梗浪, 犹阅败霜荷。恨阻还江势, 思深到海波。自伤才畎浍, 其奈赠珠何。

诗题中所说的“严第”可能是说这所宅子原是一户严姓的人家的宅第。诗中描写元稹在汉中的这处居所位于城郊、紧邻汉水, 是一处田园色彩极浓的庄园, 环境十分优雅。只有荷塘中霜打的残荷败叶才显出秋末冬初的景象, 这也说明了元稹入住严第的时间。

兴元 (今汉中) 是山南西道的治所, 也是当时秦岭、巴山之间的中心城市, 自然气候、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都优于通州, 这对元稹治病、养病非常有利。到兴元后不久, 元稹的病情就有所好转, 身体也逐渐恢复。据吴伟斌教授研究, 元和十年底, 元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裴淑在兴元永结百年之好。郑余庆不仅在生活上关照元稹, 还在仕途上提携他, 安排他参与一些社交活动, 与兴元士绅广泛接触。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启 (诗的小序) 云:“今月十七日, 公会儒于便庑, 稹亦谬容末席。公出《海棠》之首章, 且识其目曰:客有前进士韦、张, 在宋, 来会学, 由我而下, 联为五言以美之。诸生怗怗竦竦, 各尽词以献公。”郑余庆举办的宴饮诗会也请养病的元稹参加, 给足了元稹面子。对郑余庆的关照, 元稹感激涕零, 他写了长诗《献荥阳公诗五十韵》赞美郑余庆。把郑余庆夸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让人读后感到有些肉麻, 其实这是诗人对郑余庆发自肺腑的由衷感激。

元和十一年 (公元816年) , 元稹一直在兴元养病。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元稹对兴元的气候还不太适应, 有些水土不服, 他的《生春》二十章中有一首诗写道:“何处生春早, 春生老病中。土膏蒸足肿, 天暖痒头风。似觉肌肤展, 潜知血气融。又添新一岁, 衰白转成丛。”养病其间, 他将家眷接到兴元。虽然有兴元的最高长官郑余庆和后来接替郑余庆的权德舆的庇护, 但元稹自己微薄的俸禄还是难以支撑家庭的日常开销。元稹一家人在兴元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他写于这一年秋天的《景申秋八首》就写出了诗人在兴元生活的窘境。“年年秋意绪, 多向雨中生。渐欲烟火近, 稍怜衣服轻。”秋天来临, 寒意已重, “啼儿冷秋簟, 思妇问寒衣。”孩子睡在冰冷的席子哭哭啼啼, 妻子问换季的棉衣在哪。“婢报樵苏竭, 妻愁院落通。”就连家中婢女也告诉他没有做饭的柴草了。“饥啄空篱雀, 寒栖满树鸦。荒凉池馆内, 不似有人家。”身在他乡, 宾朋稀少, 门可罗雀, 庭院荒凉, 这几句诗就是元稹这一年深秋在兴元居所的生动写照。

尽管生活十分清苦, 元稹还是不放弃一切机会与兴元的地官吏士绅、文人墨客及往来秦岭、巴山之间的谪官迁客茶酒相叙、诗文酬唱。元和十一年春, 元稹的朋友熊士登从长安前往岭南路过兴元, 二人意外相逢, 元稹分外高兴。元稹初到通州时曾见到路过通州的熊士登, 并托他给远在江州的白居易捎过信。其后元稹就到兴元养病。熊士登向元稹叙述了白居易的情况, 并告诉元稹自己曾向白居易叙述过他在通州的病情。但熊士登此次兴元之行只是匆匆过客, 没几天就就要辞别元稹, 踏上奔向岭南的遥遥路途。熊士登离开兴元时, 元稹十分伤感, 被贬天涯之情充溢胸中, 写了两首诗送别。《赠熊士登》云:

平生本多思, 况复老逢春。今日梅花下, 他乡值故人。

《别岭南熊判官》云:

十年常远道, 不忍别离声。况复三巴外, 仍逢万里行。桐花新雨气, 梨叶晚春晴。到海知何日?风波从此生。

元和十一年秋, 元稹在兴元遇到好友李复礼。李复礼, 字拒非, 早年与元稹一道吏部乙科及第, 在京城与元稹往来密切, 多有诗歌唱和。这一年秋, 李复礼出任文州 (甘肃文县西) 刺史, 前往任所上任途经兴元。元稹陪李复礼游览汉中山水, 共话贬谪之痛。《遣行十首》是李复礼在兴元期间元稹所写的一组诗。因同为贬谪之人, 都有沦落天涯之感, 相聚古城兴元, 自然有历历往事回顾, 更有绵绵别情倾诉。

一个凄清的秋夜, 元稹在自己兴元家中与李复礼久别重逢共话衷肠。《遣行十首》其一就是这次夜谈记录:

惨切风雨夕, 沉吟离别情。燕辞前日社, 蝉是每年声。暗泪深相感, 危心亦自惊。不如元不识, 俱作路人行。

相逢中自有惊喜, 而更多的是离别的伤感。男儿有泪不轻弹, 相互为对方的前途担忧, 自然就有暗泪惊心, 诗语足见挚友深情。

千里搭长棚, 没有不散的宴席。朋友之间也没有不散的相聚。唐人别离之际常常赠诗送别, 就有了王维《渭城曲》那样千古绝唱。想到李复礼将要到那蛮荒、偏远的文州赴任, 想到阴平郡的亘古荒凉、想到白龙江的咆哮奔腾, 想到羌人区的奇异民俗, 想到崇山峻岭中的麋鹿、蕃牛, 想到荒凉边陲的鼙鼓、戍情, 元稹不免为老朋友担忧。他的《遣行十首》其十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别离诗, 写出了诗人心中的忧虑:

闻道阴平郡, 翛然古戍情。桥兼麋鹿蹋, 山应鼓鼙声。羌妇梳头紧, 蕃牛护尾惊。怜君闲闷极, 只傍白江行行。

李复礼到文州后元稹依然非常牵挂这为老朋友, 元和十二年元旦, 身在兴元的元稹作《岁日赠拒非》一诗寄赠李复礼, 诗中写道:“君思曲水嗟身老, 我望通州感道穷。同入新年两行泪, 白头翁坐说城中。”

元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的新乐府诗创作成就确立的。元和十二年, 养病期间的元稹结识了两位寓居汉中并喜好新乐府诗歌创作的青年诗人刘猛、李馀。刘猛, 生卒年不详, 曾中进士, 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很少, 全唐诗中收录了他三首诗, 当时寓居汉中。李馀, 成都人, 生卒年不详, 唐文宗大和七年 (833) 癸丑科状元及第。当时也居住在汉中。元稹非常赏识这两位年轻人, 与他们相互切磋、酬答唱和。诗人在《乐府古题序》中说:“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 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 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 予因选而和之。”在新乐府诗的创作中, 元稹提倡学习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歌行体诗歌“即事名篇, 无复倚傍”创作方法, 反对“沿袭古题, 唱和重复”, 主张“虽用古题, 全无古义”, 或“颇同古意, 全创新词”的手法进行创作。

元稹的新乐府诗中的优秀篇章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缚戎人》等作品就创作于汉中。这些诗多取材于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生活, 或描述下层百姓的痛苦生活, 或揭示社会的黑暗不公, 或揭露政治的腐朽肮脏, 或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 内容充实, 主题深刻, 描写集中, 表现有力。此前, 白居易因创作《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遭到达官显贵打击, 贬官江州, 饱受磨难。白居易认为自己“始得名于文章, 终得罪于文章”。这时的白居易已无先前锐气, 不再创作讽喻诗。而元稹却性情不改, 依然坚持新乐府诗歌创作。元稹的新乐府诗《田家词》、《织妇词》是唐代讽喻诗的代表作。学术界普遍认为元稹诗歌中思想性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新乐府诗。对元稹在汉中的新乐府创作活动, 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一书中给予极高的评价。胡震亨说:“元 (稹) 如《田家》、《捉捕》、《紫踯躅》、《山枇杷》诸作, 各自命篇名, 以寓其讽刺之旨, 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 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

吴伟斌先生在他的论著《元稹评传》中通过对大量的史料和元稹作品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元和十二年五月, 元稹结束了在兴元近二十个月的求医养病生活, 与妻子儿女一起返回通州。

从元稹的作品中我们知道, 诗人离开兴元时, 刘猛、独孤朗等人前来送行, 三人相互赠诗留念、把酒话别。可惜刘猛、独孤朗赠元稹的诗今已不存, 元稹唱和的两首诗《酬刘猛见送》和《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保存在《全唐诗》和《元稹集》中。在这两首诗中, 诗人分析了自己性格的弱点, “任气有愎戆”、“狂偶似直”, 诗人讨厌那些蝇营狗苟、翻云覆雨的小人, “愚憎兔跳跃跃, 恶鹏黑翻翻”。也正因为他嫉恶如仇, 招致政敌的嫉恨, “险心露山岳, 流语翻波涛。”惨遭宦官集团打击迫害, 贬谪穷山恶水近十年, 身体心灵备受创伤, “一为毫发忤, 十载山川遥”。“不然合身弃, 何况身上痕。”虽然饱受打击迫害, 但诗人依然坚持己见, 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坚守自己的精神品格, 保持自己自由的思想意志, “六尺安敢主, 方寸由自调。”

诗人离开汉中赴通州的路径与两年前赴任是一样的, 先西行至嘉陵江边的百牢关, 而后从嘉陵江乘船沿水路赴通州。百牢关旧地再度重游, 诗人又赋《百牢关》一首, 诗曰:

天上无穷路, 生期七十间。那堪九年内, 五度百牢关。

诗人感慨万千, 在人生有限的生命中, 九年间就五次途经百牢关。从元和四年三月首次以监察御史身份巡按东川到元和十二年五月, 时间约九年, 来回五经百牢关, 各次心情各不相同。元和四年三月, 初经百牢关, 衔命查案, 重任在肩, 激动兴奋, 情绪激昂;元和四年六月, 东川返京, 再过百牢关, 完成皇命, 为民除弊, 心情喜悦;元和十年三月, 再贬出京, 三过百牢关, 眼望蛮荒通州, 心情沮丧, 顿生凄惶之感;元和十年十月, 重病通州, 生命垂危, 朝不虑夕, 四经百牢关, 北上兴元, 求医问药, 悲观绝望;元和十二年五月, 五渡百牢关, 再向通州, 前程未卜, 仕途黯然, 心情难诉。

汉中是元稹从事新乐府诗歌创作的地方, 汉中的一方水土滋养了元稹, 也成就了元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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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浅谈陶渊明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自然；平淡；不慕荣利

【中图分类号】I106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自号五柳先生。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陶渊明的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读书、出仕、归隐。他生活的时代是极其黑暗的，统治阶级纵欲奢侈，社会风气极其败坏。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就概括了他少年时的生活经历，以后他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从此挂冠归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一时期唯饮酒、读书、耕田、尽享人生天年，才是人生之根本，但却是他生活的一个新的开端、转折点。

陶渊明今存诗歌一百二十余首，他的是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咏史诗与咏怀诗内容相似，故归为一类）；一类是描写田园景物恬美、田园生活简朴的田园诗；一类是悲叹行役之苦和思念田园心情的行役诗；一类是表示对友人敦厚的赠答诗。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他的田园诗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且是他躬耕生活的写照，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他诗歌的艺术特征，他的诗语言平淡，在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他的诗读來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派，却像春雨一样滋润着读者的心田，给人以清新的感受，是自然的流露，使人感觉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像亭亭玉立于污浊水之中的芙蓉，出之天然而净美，内容真实，使人读来毫不吃力，好像真正接触到了一片生活情景，仿佛置身其中。

陶渊明的志趣和性格，使他在黑暗的官场无处立足，却发现淳朴的农村是他理想的“归宿”，心灵的“净土”，这些使他毅然、决然走上了归隐之路，成为古今隐逸之士之宗。在他归田的这段生活中，他写下了大量田园诗。

在他的田园诗中，有表现对统治阶级真切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在其田园诗中有写与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的“时复墟曲里，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到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在他躬耕生活中有关农作物收成的诗作“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有与邻里的相与宴欢，写他与性嗜酒的诗句“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酒，”从中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率真放达的形象。在农村的天地里，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促膝谈心赏文的情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一）陶渊明远离了污浊的现实与政治的纷扰，回到田园中，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如《饮酒》第五首。

陶渊明归田后寻得了耕种之乐，但现实生活毕竟冷酷无情，经过战乱的田园风光并不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安宁，他归田耕耘，生活却连最低限度的温饱也无法维持，可见农村景象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慷慨悲歌，凄切地倾诉了他的一生的坎坷遭遇，写他幼年丧父，壮年丧妻，房屋失火，田中遭灾，以至于饥寒交迫，像陶渊明这样地位的人，遭遇尚且如此，一般穷苦农民在惨重的封建压迫剥削下痛苦挣扎的情景。

钟嵘《诗品》说陶渊明的咏怀诗“又协左思风力”，他的咏怀诗，有抒写“有志不获骋”的愤激之情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诗人虽然挂冠归田，却心志未衰，每当想到志向不能实现，而中夜难眠，如《杂诗》其二，从中可看出陶渊明的忧愤之深之广，诗中作者用环境的清冷充分地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而且诗人心志老也不衰，虽前途渺茫，但也不放弃。

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是古代的人物，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但他并不是看不起为官之人，而是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但贫与富的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他能用“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五）来化解内心的矛盾，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却成了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二）虽然贫苦甚至到了挨饿的程度，但他仍信奉“安贫乐道”的人生准则，他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宦游时的作品，这一类诗所表现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了对仕宦的厌倦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自己归隐的决心，陶渊明认为为官就身不由己，失去了自己，失去自由的无奈，成为行役诗的主要基调，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写出了陶渊明已经厌倦了仕途的生活，想回归田园，眷恋着田园生活，同时又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但感觉自己不如鸟儿在高空自由飞翔，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玩，好像是笼中之鸟，渊中之鱼，毫无自由，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明知是走向罗网里，可又不得不走下去，他的内心矛盾而又惭愧，这只有把心灵和形迹分开来解脱，以心灵的自由弥补形迹的不自由。失去了自由，过去虽“箪瓢屡空”，但晏如也，不仅写出陶渊明安于贫困，而且含蓄地说明他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正如他写《五柳先生传》一文所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不是说他没有志趣，他一生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一是饮酒，一是写文章，可见他的志趣是高雅的。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享受，他既不逐名，也不追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可见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将田园生活以家常话的形式带进了诗坛，将目光转向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还为后人留下了咏怀行役等诗篇，素有“田园诗人”之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一生就这样做一个无忧无虑，心底坦白、谦逊的田园诗人，做一个智慧而快活的人，他在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为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行霈编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安徽出版社，1998年12月。

篇5：浅谈写作意识及诗歌创作

“忧伤写作”是我在批评三道年轻诗人诗歌时第一次提到的观点，也是我诗歌创作所倾向的理念，至于针对性的贴切与否，我想时间可以为之证实。雅斯贝尔斯说：“当新方式逐渐显露，旧方式还依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其实这是符合进化公式的，新方式的出现已经体现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其意义和价值的大小，则可由时间的洗涤来呈现。所谓的“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则又毫无疑问是非常合理的事实。那么它合理在哪儿呢?

首先，一种新方式的提出必须能承受得起人们的检验、反驳、批判，在成长的过程里渐渐的显出它的价值，而被人们检验、反驳、批判的同时，它便是悲剧性的了，要么它永远存在，要么永远毁灭。在这里，我所指代的“新方式”是在通过对文本的介入，在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心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观点和理念。“忧伤写作”是我个人通过对一些第三条道路上的诗人写作阐述时产生的一种文学理论观，它的出现已经说明了它有存在的价值，至于价值大小，还有待于人们(作家或学者或理论家等)的.验证。不过，它的出现充分说明它已经是处于“悲剧地带”了。

那么什么是“忧伤写作”呢?所谓“忧伤写作”，其实是从悲观主义和悲剧美学中演化出来的一种写作方式，它注重理性的思考，不是着重描绘其人物命运的悲惨，也不着重对悲剧的创造，而是一种由内心在压抑之下从情感中衍生的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问题忧伤是人们在回忆或难过时不由自主的产生的一种心理感觉，没有大悲，没有大哀，也不携带颓废色彩，是融入着理性思考和辨识的情感。作家将其容入到作品中，使文本(诗歌或小说等)呈现的一种意向和手法。当代社会知识分子作家的个性压抑，已经是潜在的问题之一，他们在排泄心理负荷或处理感情时，必会将其在文字中张显出来，这写文字便可说是具体的“忧伤写作”文本所在。

在我看来诗人都有一个再生的我，那是精神上的自我再造的体现，而且每一个诗人都创造了不同的“物外的”自我。诗人的诗歌不仅仅要有理论上支撑，更重要的是自己诗歌的独特。诗人首先是独特的异样的，具有自己的“舞裙”，在晚会中人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如果一个诗人的诗歌与另外一个诗人的诗歌是无法分辨的，那么他们之间必然要有一个被唤做“模仿者”，无论他们之中谁是，都只有一个创造者。“朦胧诗”是一个最具典型的诗歌流派，但是北岛、顾城、舒婷却创造了三种不同的诗格。

篇6：浅谈武则天中学生作文

在滔滔的历史场合中，曾有过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女皇；在唐高宗的陵墓前，还立着这样一座无字丰碑；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永远铭刻着一个名字――武则天。

武则天，一个集睿智、镇定、残忍于一身的女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凭借着自己惊人的胆识与智慧，步步高升，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成为九五至尊，君临天下，开创了先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许多人眼中的她是一个残忍、灭绝人性的女人为了权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她不惜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惨下毒手。可我不这么认为，那一场宫廷政变，那一次争夺权利不用付出血的代价？为了权利，子弑父的事都是屡见不鲜，而她武则天仅仅杀死一个尚在襁褓的小公主又算得了什么？再说了，当时的宫廷斗争是充满血腥的，让这样一个无辜的孩子远离这些，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她那样对待儿子，也是形势所避。试想，有那一个母亲愿意迫害自己的.儿子，让他们离开自己身边，不能承欢膝下呢？就算真是如此，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武则天最后不还是将政权交还给她的儿子而不是侄子了吗？由此可见武则天还是拥有母性的一面。在争夺后位的时候，武则天对付王皇后和萧淑非的手段极其残忍，很多人从她身上隐约看到了吕后的影子。可是，这两人的手法怎会如此相像呢？难道历史就没有丑化武则天吗？按蒙曼老师的说法，史官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将武则天丑化了。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即便这是史实，那我们也应该要设身处地地替武则天想想。试问，世上有哪一个人愿意杀人，愿意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呢？没有，武则天也是不愿意的。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如果不先下手，只有坐以待毙，那恐怕第一个死的就是武则天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哪一个人肯失去自己的生命呢？生命只有一次，为了留下千古美名而丧失生命是不现实的，人人都珍爱生命，武则天也不例外，所以她才狠下心肠，伸出魔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