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改革

关键词： 全面性 税制 改革

中国新一轮改革（精选十篇）

中国新一轮改革 篇1

演讲高屋建瓴,深入透彻,饱含着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和对未来改革的紧迫感。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之前、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清晰的陈述,向学界指明了在此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改革应该把握的原则和方向。本刊将此次演讲全文刊载,与读者分享。

01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第一,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中国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日本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实际情况是,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02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要身体健康,打针吃药是必要的,但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至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的很多生产生活品要通过货币进行,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了,所以货币流通量要增大。

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根据国情来考虑。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替代改革。有人说,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03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几年内将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真正属于集体,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和当年的土改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的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为什么呢?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了那么大吗?他说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自己住两层,剩下的租出去,有了房租收入。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原因是:第一,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经过30年,农民把坏地变好地了;第二,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小块的,用牛耕田,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当初承包时候要交农业税,为了少交农业税都少报。现在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要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

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几百块钱。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农民想“不要我种,我还一年有几百块钱。”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

04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转移了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05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给城市户口,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他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是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老百姓迁到这里去,不会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就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他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周围人不熟悉。“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是农村的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这就是解决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加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可以解决。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06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在最近20年之内,的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改革并未到尽头。国有资产改革应该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配置机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下面不要去管具体的企业,国资委下面成立若干个行业性或者是综合性的投资基金公司,任务就是管国有资产的配置。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不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然后进行对比,看谁配置效率最高。资产不断地重组、调整,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过去长期认为在企业中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为非生产人员。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员是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产生更多的效率。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退出来,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你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07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产权清楚,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选择自主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办法内部协调。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08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希腊当初越过12000美元时,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打电报过去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万美元人均GDP时就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4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当初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现在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来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秦晓1) 篇2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中国亟需新一轮改革开放 篇3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曾在《美国经济评论》、《欧洲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兰德经济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我国存在着复杂且多样性的社会矛盾，并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挑战。

如今，我国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4000美元。伴随着高等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大范围的争议局面就愈发明显；而国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均导致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被放大。因此，出现在住房、腐败、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等问题上的矛盾成了此阶段的主要矛盾，呈现出多样性、激烈化、全面化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矛盾被激化。但事实上，社会矛盾的激化正是下一轮改革的推动力。

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我国面临的挑战愈发严峻。金融危机过后，依靠吸引外资以及出口这条路在我国显然已走不通。

由于我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当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表现非常突出之时，这就值得全球各类经济体反思：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确实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担忧，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承受的压力迅速增大。而中国在外贸领域遇到的一系列摩擦和矛盾，都是因依赖于过去吸引投资用于出口所带来的。此模式若继续延续，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国际矛盾。因此，利益的多元化，不仅要求中国妥善解决沿海及内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同时还要将产能充分利用，不断满足各类利益诉求，而非单纯考虑出口带来的利益。

30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依靠不断地改革，抓住每个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而取得了成就。如今，面对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压力，中国仍然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改革不是革命，不是把整个制度推翻，而是在不改变现有基本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改善，这是改革的本质。

当前，国内外形势较30年前有了巨大变化，因此，此轮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呈现新的特点：改革的方向和技术路线不明确、多元化导致社会争议增多、改革机制不同，以及以民生推动为主线。

中国过去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需要经过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方可成功。如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不能走回头路，而需要实施新的开放战略，即“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战略包括资本走出去与形而上的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就是要在全球范围之内配置资源，谋划解决我国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的难题。当然，这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有国际化管理的能力和国际化视野、胸怀。其次，形而上学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识要走出去。在全球规则发生变化的时代，不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还需要让研究走出去。

此外，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而我国的教育在国际化上还没有完全转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评判现行的国际制度，教育年轻人学会辩论，学会去说服别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亟须要做的。

同时，如何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制度制订过程中的讨论，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上站得起来的大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订，在国际范围内据理力争，树立中国的理念，这是我国下一步要下大力气做的。

倘若要让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就需要做到中国人在国际上具有发言权并具有绝对的说服力，同时，独特的管理方式、改革办法以及社会管理体制也是我们追求大国地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因此，在国家全面复兴的过程当中，总结经验，营造新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在国际上具有感召力的新的价值观、新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术界作为改革先锋与带头人，在新改革、新开放过程中认真研究中国复杂、独特的经济现象的同时，还要认真研究世界经济形势。为什么中国的货币总量世界第一，而人均GDP仍旧很低；为什么农民工可以进城务工，而不能得到长期的居住权，其子女不能在城市就读；为什么老百姓如此看重的土地和住房，却被一部分人当作投资、炒作的幌子一再囤积，诸如此类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并不都是简单地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切合国内当前经济形势的研究。同时，对于西方投资银行是否可以实行自营业务，利弊何在；资本该不该要管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思考 篇4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作用的发挥和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我国经历了两次全面性的税制改革。第一次是1983~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 把过去较为单一的税制体系逐步改革为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 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探索阶段引入市场机制的形势, 强化了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第二次是1994年的全面、结构性税制改革, 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 依据“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 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框架。10年来的实践证明, 1994年的改革是成功的, 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主流, 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现行税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显露出来。为了适应国内与国际客观形势的要求, 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的全面性税制改革, 并与税外收费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这次税制改革不但涉及产业、行业、地区间和内外资各类企业间利益的较大调整, 也涉及对地方和中央各部门利益的较大调整。无论就其性质、规模, 还是深度或影响面来看, 这次改革都将是一次涉及财政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一个重大系统工程。

1.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刚刚提出, 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尚未形成和当时我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行的, 含有过多的频繁变动的过渡性区别对待政策、优惠政策和对社会投资、消费的限制政策。地方税制基本未改, 仍然沿用20世纪80年代甚至50年代的许多条例法规。这些必然导致税制本身存在固有的、带有某些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诸多矛盾。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市场供求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出现了生产水平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所产生的结构性生产过剩现象, 现行税制已不适应享有自主权的各市场经济主体日益增强的对“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迫切要求;不能适应调整产业结构, 拉动国内需求促进民间投资的需要。

2.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我国

经济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如不少企业在重组中面临重重困难, 高新技术产业要开拓, 中小企业要扶植, 东西部地区要协调发展, 城乡差距要缩小, 社会成员收入悬殊要调节, 环境和资源要保护, 失业增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要解决, 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等等, 这都需要税收上的有力配合, 而现行税制在上述方面的内在调控机制都有欠缺。现阶段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 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迈进, 都要求加强税收这个重要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力度, 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3.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不仅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必须尽快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向, 也确定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必然趋势。体现在税收上就是一方面应当遵循和信守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及其对税收的要求和我国作出的承诺, 尽快改革现行税制中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 加快“转轨”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要掌握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的有利条款和允许的方式, 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 完善税收制度, 满足“接轨”的要求, 以利于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 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加速发展我国急需发展的产业, 提高国际竞争力。

4.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

界性经济停滞、滑坡, 都正在研究实施税制改革, 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开始。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就出现了税制改革的诸多趋势, 如降低税率, 简化税制, 拓宽税基, 提高效率;实行标准化的增值税制度, 完善所得税制度, 研究建立适应知识经济的新型税制;扩大“绿色税收”的征收范围等等。我国税制必须与发展中的世界税制相衔接, 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权益,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二、进行全面性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按照我国税制改革的背景及经济形式的要求, 改革应体现以下思路:一是改革与调整税制的总体结构, 使各税种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并协调统一各产业、各地区的税收政策法规。不分企业类别、所有制形式, 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制度。授权省级的税收立法应权限清晰, 要符合全国统一的税收政策制度要求, 并重视与国际税制衔接。二是规范税制, 完善各税种的组成要素, 使之更具有科学性、严密性、高效性和可操作性, 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三是严格贯彻“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原则, 坚决取消现行各种不合理的区别征税和优惠政策制度规定, 对各类纳税人的征税, 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合理;涉及国际间的征税, 要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四是税收政策制度要体现国家战略决策和产业政策、地区协调发展原则的要求, 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高效率地促进经济发展。五是将税制纳入严格的法制化轨道, 依法治税, 依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逐步改行政立法为人民代表大会立法, 提高税法和政策的权威性及透明度。

1. 流转税改革。

增值税设计向欧洲方式靠拢, 不仅仅意味着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将被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以鼓励企业的投资, 而且还将使更多的行业被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如农牧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房地产业以及社会服务业, 以前没有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的将被包容进去。这可能会增加相关企业税负。消费税要适当调整税率, 扩大税基, 把特定消费行为也纳入征税范围。化妆品和护肤品等现在不再代表消费阶层的商品将从消费税中剔除。消费税的消费对象是奢侈品;另外一类是政府政策上想予以控制、限制的一类特殊消费品。营业税在部分项目并入增值税后, 连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全并为独立的地方经营收入税, 以企业经营收入为课税对象, 中外资企业统一适用。

2. 所得税改革。

本来个人收入调节税并非针对普通百姓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配制度由过去的国家拿大头, 个人拿小头发展为现在的个人拿大头, 国家、集体拿小头。但个税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反映出分配结构的变化, 税法的立法滞后了, 个人收入的多元化, 支付过程中现金量过大, 征管手段相对落后, 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国个税的缺陷是税制本身缺陷和征收制度的缺陷。税制缺陷表现在对富人收入的监控上没有健全的制度。另外, 在个税征收管理的制度上, 我国目前采取分类分项征收税制, 这个措施的好处在于不容易逃税, 但弊端是多次征收造成免税量很大。而国外采取的是综合征收方法, 把收入放在一起, 统一收税。

3. 财产税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现行的财产税制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为此, 无论是从规范税制方面的要求, 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公平社会财富分配来说, 都必须对现行的财产税制进行改革。一是适当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二是适当提高房产税和车船税的税率;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四是进一步完善契税。

4. 资源税改革。

随着政府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提出, 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针对资源盲目开采、浪费严重, 资源税调节功能缺失、调节水平低下的现状, 资源税改革应注意的、以下几点:一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具体范围可从目前的七种矿藏资源扩大到所有的矿藏资源, 包括地热资源、矿泉水资源等;是适度提高税率, 以抑制盲目开采;三是可考虑从依产量征税转为依储量征税, 以促使纳税人想方设法延长开采周期, 提高资源利用率。

总之,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税制, 也无最坏的税制。所谓税制的好坏都是针对一定历史阶段的目标和条件而言的。从现实来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迫切需要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以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综合竞争力。这就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协调的适当的税制。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具体的一些方案讨论中, 甚至在一些最终的改革决策中, 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凡是别国的做法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 往往成为我们做出某种选择的理由。应当说, 别国的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不妨拿来, 但是一些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 是不能照搬的。因为一个好的制度必须与它所根植的制度基础相吻合。制度基础一旦发生变化, 原有的所谓好的制度就可能变成了不好的制度了。因此, 在税制设计中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 针对我国的税制环境和税制存在的问题, 制定改革方案, 切忌以别国税制模式作为目标模式。

参考文献

[1]张晓燕.对新时期税制改革的思考[J].青海社会科学, 2007

[2]张光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与税收政策[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 2008

中国新一轮改革 篇5

据悉，《退市意见》将实施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即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被证监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证券交易所应当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对于上述重大违法暂停上市公司，《退市意见》原则上要求证券交易所在一年内作出退市决定。

但与此同时，《退市意见》也对欺诈发行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作了差异化安排：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暂停上市公司在规定时限内全面纠正了违法行为、及时撤换了有关责任人员、对民事赔偿责任承担作出了妥善安排的，其股票可以恢复上市交易，但对于欺诈发行暂停上市公司，除非发现其行为不构成欺诈发行，否则其股票应当在规定时限内终止上市交易。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退市制度的推出，有利于抑制A股市场上对重组股、亏损股、业绩差的题材股过度操作行为；而对于欺诈发行等股票实施强制退市制度，则有利于进一步保护中小投资者，打击股市“害群之马”，将促进A股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此外，这次退市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还包括：

一是健全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进一步扩展主动退市方式，为有主动退市需求的公司提供多样化、可操作的路径选择。

二是进一步明确市场交易类、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同时，允许证券交易所在其上市规则中对部分指标予以细化或者动态调整，并且针对不同板块特点作出差异化安排。

三是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作为退市制度完善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强化公司退市前的信息披露义务，规范主动退市公司决策程序，完善异议股东保护机制，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等。

新一轮改革如何着力？ 篇6

中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和这个“怪圈”相关。这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只有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质量提升，经济结构才能随之优化。

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的转型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重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二重是体制转型，即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跟发展转型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中国这种双重转型在全世界没有先例，所以中国在改革初期只能边探索边前进，当时流行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的，当时也只能这么做。

当前，改革终于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了深水区，摸不着石头了。如果河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需要有顶层设计，用战略家的眼光统筹安排，从战略高度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

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經济如同人体，若要健康，就必须实现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只能属于辅助，最重要的还是身体自身的完善。

宏观调控好比外来力量，重要但却是辅助。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宏观调控依赖症”，这种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机制问题，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在政府调控与市场发展的关系上，应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各司其责，双管齐下。

初次分配重在机会均等

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强调机会均等——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差别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即优胜劣汰。

在初次分配当中，首先要明确农民的产权，其次要重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城乡教育平等。

二次分配重点应放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而非增税，但要量力而行，因为其中存在福利刚性问题——福利能多不能减，有了就不能再取消了。中国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三次分配则要有制度配合。

城镇化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化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其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市民化。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重在改造，新城区重在发展工业园区，而“新社区”的出发点则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新社区”的建设中，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的工作：注重建设的园林化；处理好垃圾回收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循环发展问题；做好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社区管委会，代替村委会。

“新社区”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可以避免过多的人涌入老城区、新城区，达到“就地城镇化”的效果。

城镇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城市建设经费中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可借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有利息，还可以在项目盈利后分红，对资金有很强的吸引力。

另外，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需要从两头入手，一方面土地招标采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下价格低者中标”的模式，另一方面房产不限购，而限转卖。如此一来，才能将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彻底解决。

国企应成为真正独立的企业

国企改革在最近20年内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并未到尽头。

国企改革，应让国企成为自主经营的国企，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决定，而后由相应的董事参加企业经营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避免一家独大，形成董事会内“百家争鸣”，从而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

国企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将会改变中国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国企和民企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最终达成共赢。

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外乎遭遇了制度陷阱、社会危机和技术陷阱，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土地问题的持久不解决和国家创新能力的突破乏力。

对中国而言，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等，都表明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这不仅包括“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包括了高收入阶段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

进入新时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积极性，让中国掀起又一个创新和创业高潮，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七大税改勾勒新一轮税制改革蓝图 篇7

七大税改勾勒了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蓝图, 总的方向是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 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营改增:力争年内全面推开

按照“十二五”规划, 2015年将是营业税退出我国历史舞台的一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预算报告则进一步明确, 力争将营改增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并将新购入不动产和租入不动产的租金纳入进项抵扣, 相应减并增值税税率。

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看来, 营改增剩下的几个行业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但“最难的是不动产业转成征收增值税。”他透露, 目前最后的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 力争今年推出改革。专家预测, 营改增全部到位后, 可以减少重复征税接近万亿元规模。

消费税:向消费环节征税后移

消费税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合理消费功能。我国国内消费税税基是汽车、成品油、烟、酒等15类特定商品的销售额或销量。

预算报告提出, 2015年要继续调整完善消费税征收范围、税率, 适当后移征收环节。将征税环节适当向消费终端后移, 有助于更好发挥税收对于消费的调解作用。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说, 消费税要么对高档奢侈品征税, 要么对汽柴油等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征税, 体现国家发展的政策动向, 也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改革更显公平。

资源税:向油、气、煤之外资源扩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说, 资源税改革目的是通过提高资源开发的门槛, 提升资源使用的成本, 调节开发使用行为, 实现节能减排。

预算报告明确, 2015年除了组织实施煤炭资源税费改革, 还将制订除原油、天然气、煤炭外其他品目资源税费改革方案。

个人所得税:研究提出改革方案

预算报告提出, 2015年将研究提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

针对外界关心的个税改革会否提高个税起征点,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 简单提高起征点并不公平。个人所得税面临税制不合理的问题, 改革关键是改税制, 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政策比较科学, 要考虑个人的抚养和赡养负担。

落实税收法定: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船舶吨税等立法工作

预算报告提出, 按照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计划安排, 配合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船舶吨税等的立法工作, 积极推动将现行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做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工作。

此次亮相的船舶吨税, 是对在中国港口行使的外国籍船舶和外商租用的中国籍船舶, 以及中外合营企业使用的中外籍船舶征收的一种税。目前, 征收该税种的依据就是2011年经国务院第610号令通过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

楼继伟部长透露, 目前财政部已提出了税收法定时间表的意见, 但哪些税种成熟先改, 哪些后改主导权在全国人大。

法国高中启动新一轮教育改革 篇8

更好定向给予学生一种“错选权”, 使高中分科成为渐进的、可更改的过程。改革强调赋予学生一种“错选权”, 允许高中二年级学生重新选择学习方向, 使一锤定音的“定向”变为渐进的、可更改的过程。为了方便学生在升入高中二年级后重新选择, 新高中课程将加大共同科目的比重, 同时学校要为有重新“定向”打算的学生开设补习培训和过渡培训, 避免让学生为了适应不同方向的学习要求付出留级重修的代价。

更好辅导对社会存在的不平等, 学校应予以校正。法国高中改革的目标是使每个学生都成功, 这主要是针对当前法国高中严重的学业失败问题提出的。改革方案要求学校对每个高中生实施个别辅导, 以保证他们学业成功。

学好外语对法国高中生来说, 学好外语并不难, 难的是改变心态。外语学习是法国高中教育的软肋。此次改革强调要建立有利于外语学习的高中。在学业上每个学生都应当掌握至少两门外语。

新一轮国企改革我们期盼些什么? 篇9

记得上一轮国企改革可谓轰轰烈烈,地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几千万员工下岗,有的企业甩掉了包袱,焕发出新生,有的便从此湮灭———破产倒闭。国企中的央企则一枝独秀,“共和国长子”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垄断日渐加强,日子过得蛮舒坦。不过却饱受国人诟骂,原因是央企收入凶猛,是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8倍。除了央企显性工资较高外,不少隐形福利、灰色收入更助长了收入差距,这也成为部分央企招嫉恨的原因。例如,在2013年5月审计署就曾通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山东有限公司就虚列支出套取资金1400余万元用于招待费及职工福利;2009年至2011年,中移动集团总部、中国移动研究院在福利费中为职工购买不记名多用途健身卡2400余万元,实际可用于健身、餐饮、购物等活动就是佐证。

“共和国长子”靠市场垄断赚得盆满钵溢,却不愿与国民分肥,故此多年来国人呼吁央企应提高上缴红利比例。央企为全民所有,多缴利润让国民分享本在情理之中,但上缴红利却像挤牙膏,且拖延数年难见突破。这个问题不仅俺们国人关心,竟也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话题之一。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屡屡受挫,原因之一就是“洋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政府、银行关系密切,国有企业不仅可以较低利率优先获得银行资金,而且需要时还可以获得政府的大量资金注入,这对于那些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关系,因此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要求中国国企提高红利上缴比例,而中方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国企数量。看来,为营造国企“走出去”的宽松国际环境,央企不得不提高上缴红利比例,不然的话,就意味着国企海外投资环境将更加严峻。

今年年初看到有报道说,国资委确定2014年改革要点,最近又看到报道说,主导央企改革,有关部委都有一套说法,吵得不可开交。什么“淡马锡模式”、什么“汇金模式”,背后无非是谁来主导200万亿国资。由此看来,改革一旦涉及部委既得利益,也会争得脸红出汗。所以说,基于部门权力与利益的改革不是真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淌入“深水区”,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其实,俺们国人要的是改革目的,而什么“淡马锡模式”、“汇金模式”不过是手段,把手段当目的本末倒置,只会满足手段而牺牲目的。俺们期盼的是破除垄断,开放市场,让每个国人都能分享到改革的红利。

从当下的情况看,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都在谈改革,都在说开放市场。以饱受国人诟病的“中石化”来说,去年作出油品销售业务向民资开放的决议,同意在对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对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在重组中引入社会资本和民资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时至今日,一年多时间已过,俺们看到的这个“决议”,没有实质性进展,只不过是个“文件”而已。其实,既然搞市场经济,那么就是公平市场,无论是国企还是其他性质的企业,皆可自由进入。然而在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石油市场的前提下,所谓开放市场,或许又增加了寻租机会,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市场变得更不开放、更难开放。

再有一则例子,今年发改委曾召集电力体制改革座谈会,但电网发电企业难达共识,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电改三方主体中,发电企业、电网的改革意愿均不强,只有用户希望改革,但其在三方中处于弱势。由此看来讨论多年的电力体制改革,目前依旧面临较大阻力。

两则例子说明,动垄断企业禁脔何其难也。改革就是利益之争,尤其是触动有权力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难度将会更大。因此,仅靠几个文件限制垄断企业,不在体制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难以建立起来。那么垄断企业所谓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真开放,不是真改革。

中国新一轮改革 篇10

一、拉弗曲线的含义

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 它是由“供给学派”代表人物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提出的。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供给学派”, 是因为它主张以大幅度减税刺激供给, 从而刺激经济活动。“拉弗曲线”的基本含义是, 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 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 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 反而还会下降。因为决定税收的因素, 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 还要看课税的基础, 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 因为税率过高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 企业便会心灰意冷, 纷纷缩减生产, 使企业收入降低, 从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 使税源萎缩, 最终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当税收达到100%时, 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 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拉弗曲线认为, 虽然税率提高会使同量收入的纳税额增加, 但如果税率太高, 纳税人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 并进而减少投资和工作时间, 将导致税基的减少。若果然如此, 政府的税收不但不会因增税而增加, 反而有可能减少。相反, 减税会刺激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企业的投资动力。虽然税率下降, 但税基的大幅度增加很可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二、我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税制改革主要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83年, 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利润治理, 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留给国家, 1978年到1979年是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紧接着到了1992年, 我们国家的税制改革进入的全面启动的阶段, 这个阶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进行了改革。截止1994年, 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税收体制, 就是市场导向的税收导向。接下来就是2006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税制改革又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改革, 这一次改革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原有的税收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放到了更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并且首次将财政定位为“国际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这是继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新一轮税制改革。

1. 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增值税改革, 适当简化税率。”当前, 税制改革的重头戏和对全面改革的倒逼机制是“营改增”改革。“营改增”在减轻税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振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 随着“营改增”改革的基本到位, 应尽快清理、简并现行较为繁琐的税率档次, 充分体现增值税的“中性”特点, 规范征管。

2. 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房地产税是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地方税, 是许多国家的地方税的主要来源。

此次大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问题, 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相呼应, 更有利于体现房地产税的公平性。提高相关法规、资金、运行机制的透明度。在逐步提高立法层次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的过程中, 将实质性推进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和房地产相关税制改革。

3. 资源税改革将扩大征税范围和提高资源税税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注重在“价税财联动”框架下处理好资源税改革与相关领域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的方案。

4. 要完善消费税制度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 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 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这是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的消费税改革方向。应该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提升调节力度, 然后完善计征方法, 将部分应税消费品由生产环节纳税改为零售环节纳税, 相应为“营改增”后地方政府层面的收入增加来源。最后还应调整消费税税率, 对清洁能源和环境友好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

5. 要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这一要求是延续了以往中央文件的表述, 相关方案设计中应根据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与其他居民群体的收入差距、具体家庭的负担能力、瞻养状况、购房按揭因素等实际情况来确定征收标准, 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

三、基于拉弗曲线对税制改革的分析

对“营改增”, 首先, 增值税是以商品 (含应税劳务) 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按照我国增值税条例的规定, 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 就其货物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从税收负担看, 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具有明显的行业性, 同时由于两者对税制要素的具体规定不同, 造成行业间税负的实质差别。因此, 实行“营改增”改革, 有助于实现各行业间的税负平衡。而且, 统一采用低税率, 避免增值税税率的复杂化。“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 我国未来税制改革的原则之一是“公平税收负担”。“营改增”试点改革新增11%和6%两档税率, 使得增值税的税率档次过多, 与中性税收的税制设计初衷有冲突, 有必要综合考虑税负均衡等多方面因素, 简化税率结构, 避免税率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征管效率降低等问题。降低税率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 产品升级,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也有利于民间投资。这也恰恰体现在拉弗曲线原理所倡导的“减税”理念, 可能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但是, 通过“营改增, 使得原来被纳入营业税征收范围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建筑安装行业扩大为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扩大了税基, 从而解决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

三中全会指出, 将现行的房地产税收和某些合理的房地产方面的行政性收费一并合理化, 并改变目前重流转环节税收、轻保有环节税收的做法, 将住房开发流转环节的部分税负转移到保有环节, 赋予地方政府在幅度税率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税率的税政管理权限。这样能有效地简化了房地产税征收的繁杂过程, 提高征税的效率, 促进房地产业发展, 使得税基增加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对房地产流转环节征收的税率较高, 将其原来属于流转环节的税负转移到保有环节, 相当于一部分税负的税率降低, 根据拉弗曲线, 符合“减税”的效应。但是, 税率降低同时会促进房地产的开发并进一步促进投资, 最终使税基增加, 税收收入增加。

对于资源税, 扩大征税范围, 将煤炭、水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征收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 以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税基, 增加了税收收入。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还要求提高资源税的税率。通过拉弗曲线可知, 提高税率, 一般情况下会导致税收收入增加。

在消费税方面, 通过对一些容易产生环境污染的一些类别的电池, 大排量汽车等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 以及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等部分奢侈型高端物品, 高尔夫球、高档餐饮等部分高档消费行为 (如) 等, 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或提升税率, 更好地发挥消费税在促进节能减排、合理引导消费方面的作用。这一方面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税基。另一方面, 对于一些对环境友好的商品进行低税率或者免税率, 符合拉弗曲线的“减税”效应。降低税率虽然会影响税收, 但是, 低税率会刺激消费, 使得税基增加, 税收收入也增加。

最后, 新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充分反映了拉弗曲线的原理。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我国的个人工资或薪金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办法, 累进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 适用于超过8万元的那部分全月应税所得额。而对于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以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 适用20%的比例税率。当税率过高后, 高薪阶层所获得的收入绝大部分被征了税, 严重挫伤了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他们宁愿选择闲暇而放弃工作。而且, 若不顾纳税人的个人情况而统一征税也会降低一般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个人所得税的分类改革, 也就是加重高收入者税负, 尽量不伤害中间阶层, 减轻低收入者税负, 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且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分类, 也会考虑到纳税人家庭状况、受教育程度、赡养人口购房按揭等因素。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更加公平, 从而提高纳税人工作的积极性, 使整个国家的产出增加。

四、结论

通过结合拉弗曲线对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 此次改革是合理的, 有利于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税制改革是一个漫长不断摸索的过程, 以拉弗曲线所倡导的税收政策, 即以“轻税赋、宽税基”思路为参考, 结合我国政府财政管理体制, 制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税制改革方案, 有利于我国税制改革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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