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生命
生命悲剧（精选六篇）
生命悲剧 篇1
一、人对生存的无所是从
张爱玲小说中无处不充溢着强烈的悲剧意识, 可以说人的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的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她笔下的小说人物具有旺盛而泼辣的生命力, 总想在着平凡而混乱的世界抓住一点什么东西作为生活的依靠。可是, 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奋斗挣扎, 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索取, 然而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 他们不但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反而只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 一步又一步地退让, 最终退无可退仍然难逃失败毁灭的结局。
《十八春》里的顾曼璐曾经也是一个天真无邪、纯洁可爱的姑娘, 她也曾追求美丽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但是面对家庭的困顿, 作为长女的她为了负担起整个家庭, 她对命运做了退让, 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做了一个舞女。她也曾想做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舞女, 但是, 残酷无奈的现实、鱼龙混杂的环境面前, 她又一次地妥协退让, 变成一个彻底的欢场女子。岁月无情, 年华老去, 她等不到有情有义的有钱公子, 又一次对命运退让抓了个有了妻室的投机暴发户的祝鸿才做老公。无奈, 现实还是不如她所愿, 婚后没多久, 祝鸿才花心出轨。为了拴住老公, 曼璐不择手段使出最后一招, 用自己的妹妹来抓住祝鸿才的心, 换来的却是失去所有爱自己的人。这其中, 曼璐的每一步退让, 每一次妥协, 都是对原来愿望的缩小再缩小, 这和曼璐原来的期望相差太大了。不幸的是, 连她到了生命的最后希望能够得到曼桢的原谅也不能实现。
二、人对自我完善人格的无法重构
张爱玲的小说, 以这些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为题材, 透过人性虚伪的外衣, 赤裸裸地披露了自私和虚伪的人性。除此之外, 她笔下的“凡人”遭受了压抑与残害, 无处发泄, 无力对社会制度进行反击, 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 丰富鲜活的生命被压抑, 人在压力面前不能重构完善的人格, 这就导致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人在遭受他们压迫残害的同时, 被扭曲异化的人性反过来促使他们又去压迫和残害他人。
《沉香屑·第一炉》里的梁太太“对于银钱交易, 一向是仔细的, 这次打算在侄女儿身上大破悭囊, 自己还拿不定主意, 不知道这小妮子是否有出息, 值不值得投资?这笔学费,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好在钱还没有过手”, 她为了引诱男人, 满足自己的欲望, 竟全然不顾及姑侄之亲情, 用乔其侨控制自己的侄女, 让自己的侄女变成不折不扣的交际花, 一步步将葛薇龙拉到深渊, 使葛薇龙迷失自我, 成了自己勾引男人满足情欲的诱饵, 成为挣钱的工具。
三、人在时间面前的渺小
在张爱玲笔下的故事、人物和意象常常有着很大的世界跨度, 无意识地流露出人永远无法战胜时间的恐惧、不安和敬畏, 相比较之下, 生命与生命的故事只是一种单调无聊的回环的悲剧, 个体生命在漫长的时间流逝的映照下显得更加的渺小, 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这让生命的悲剧性更加的浓重。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永远是孤独的。孤独如影随形, 对人不离不弃。《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殷宝滟是孤独的, 罗潜之也是孤独的。他们掩饰着对对方的爱慕与眷恋, 暗暗地放在心上, 心中充满了孤独。即使是说出来了, 又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 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 一样是要忍受渗入骨髓的孤独。
张爱玲曾经说:“去掉一切的浮文, 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 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在仅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中, 张爱玲也没有放过对它的无情的拆穿。通过“饮食男女”这两项, 还原了“凡人”的灰暗悲凉的生命底色。“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她秉着这样的心怀, 想“以小说去救世, 并希望于其中救赎自己;她用创作的圣燔去献祭, 受苦受难的真实人生在仪式中牺牲掉了, 希望赢得不朽的张爱玲用故事里人物的血泊净化了她的灵魂 (《反父权的祭典》) ”。
摘要：张爱玲以敏锐的感觉、旷世的才情和凌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纷繁复杂、光怪陆离而又处处充溢着荒凉之感的世界。她的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的冲突、人性的自私、虚伪、异化扭曲, 情感婚姻的虚伪、无爱, 人对命运的无从把握。
读《叔本华论生命悲剧哲学》有感 篇2
也许孤独是哲学家的通病，叔本华也曾说过“所有伟人都不免孤独——虽然人们对于这种命运时常扼腕，但是，两害取其轻，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孤独。”正是因为孤独的气质，叔本华终生未娶;也正是因为孤独的追求，叔本华成为哲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
有一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有两样东西是我们难以相信这个世界是全智、全善、全能的存在所产生的杰出作品：第一，世界上的每个地方都充溢着苦难和悲痛;第二，人作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杰作有着显而易见的缺憾，他仅仅是一幕滑稽剧中的小丑”。“这些事实使我们幡然领悟，我们仿佛四处流浪的孩童，一到这个世界就肩负着原罪的重任。正是由于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救赎我们的罪过，才使得我们的生存如此悲惨，惟有死亡才是苦难的终结”。
叔本华的人生观是悲观的，他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充满着苦难。我觉得叔本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源于它将一切都想的万般罪恶，人性是恶的，整个世界都充满险恶。进一步讲，叔本华悲观的根源在于他头脑中没有辨证法。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是喜与悲、快乐与痛苦交织并存的。他看到了人生痛苦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喜悦的一面。
不过，人生仿佛苦难多于欣喜，尽管人们祈求一帆风顺，祝愿万事如意，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人一生不可避免要经历磨难与坎坷，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是他辛劳一生最后的希冀，林肯1860年以前几乎就是一个失败者，就连叔本华本人，也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年才“声誉大踏步前进”。正因为人生到处充溢着苦难和悲痛，才有孟子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作安慰。
解读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悲剧 篇3
关键词：萧红;女性形象;生命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99-02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在1933年至1941年短短的几年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近百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萧红因其童年经历和生活体验，对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对农村妇女。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村妇女特别关注，为萧红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她在小说中刻画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但纵观萧红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与美好的词汇没有一点关联，女性只是封建思想男权社会压迫毒害的对象。事实上，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之外的大多数女性也都是生活的傀儡，是没有话语权的沉默者。萧红用其女性的敏感细腻及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冷静思考，以力透纸背的文字为女性发声，批判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女性的毒害。在女性意识日渐觉醒的今天，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尤其在农村地区，男权意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对萧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从两个方面略析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生命悲剧及悲剧的根源。
一、挣扎于黑暗苦难之中的女性形象
一生孤独寂寞的萧红，童年是在一个血缘亲情消失殆尽毫无家庭温情的封建地主家庭中度过，从小受等级制度和父权的压制。而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离开家庭，然而仍未能摆脱男权的压制，几次婚恋的失败使她饱尝追求美好爱情与温暖家园失败之后的辛酸与无奈，终其一生，也未能追寻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解放。她曾这样总结她的一生：“我一生最大的悲哀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拙的。”[1]与庐隐关注女性自由、丁玲关注女性命运、张爱玲关注两性关系不同，萧红更关注的是女性整个生命本身的苦难与悲剧。萧红用冷峻的笔触所刻画的女性形象，按照生命阶段可分为三类。
（一）孤独压抑的女童形象
孩提时代是人生当中最天真烂漫的一个时期，但在萧红笔下，女童的世界却是孤独压抑的，如《呼兰河传》中童真童趣无处安放孤独寂寞的“我”、还未成年就早早成为人妻，最后被折磨而死的童养媳小团圆媳妇以及《生死场》中甚至还未能感知世界就被自己的父亲活活扼杀在襁褓中的小金枝。
小团圆媳妇，十二岁，还是一个天真活泼未成年的小女孩，但也因为自己的天真却被认为“太大方”“太不知羞”而不像“团圆媳妇”，还没进门几天就被婆婆好心调教，被打了一个多月，受到吊大梁、抽鞭子、浇冷水、烙脚心、烫热水等各种严酷的毒打，在各种残忍的折磨后却又被认为是妖怪，终于“还没有到二月，那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2]135作品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婆婆虐待童养媳使其致死的令人痛心的故事，童养媳是中国旧社会包办婚姻的产物，也最能反映女性在封建家庭中的奴隶地位与非人的待遇。萧红用平淡凄凉的语气陈述了小团圆媳妇在这个家庭里猪狗不如的事实，表达了对小团圆媳妇的深切同情，强烈的批判了旧社会童养媳制度对女性的非人折磨与毒害。
萧红《呼兰河传》中刻画的“我”，小团圆媳妇以及《生死场》中被父亲一怒之下摔死的婴儿小金枝，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农村封建家庭里的女童的处境，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封建等级制度与父权至上的传统观念就压制着她们自由健康的成长。
（二）寂寞凄凉的女青年形象
萧红短暂的一生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追寻爱情，但她在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却是寥寥几笔，在她笔下，爱情对于女孩子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情意味着幻灭。
就是在《小城三月》中，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翠姨对堂哥的眷恋及对爱情的渴望，最后因无力抗拒包办婚姻而伤心死去。翠姨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窈窕沉静，温柔漂亮，虽然与思想先进的学生的接触之后也开始萌发对自由的向往，但因从小生长在一个封建家庭，顺从的观念致使她没有勇气说不。翠姨是一个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包办婚姻在女子应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延续至今。
而《生死场》中的金枝似乎追寻到了爱情，也最终和自己想嫁的人结合。在金枝，这似乎是爱情使然，但对于成业来说，也不过是毫无感情而言的本能反应罢了，他丝毫不关心金枝的肚子是否多了个“怪物”，他完全不关心，“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3]76于是甜蜜就是那么短暂，婚后那个男人就成了独裁者，压制着她，压制着一切，甚至在愤怒中摔死了无辜的小金枝。
翠姨和金枝的经历都是凄凉的，这也是中国农村女青年的真实写照，对于她们来说，爱情是奢侈品，要么跨越不了父母包办婚姻的阻碍，要么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遍体鳞伤。
（三）凄苦悲凉的妇女形象
在《生死场》中，萧红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村妇女形象，如王婆、麻面婆、月英、五姑姑的姐姐等，她描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她们的日常苦难，是生活在贫穷农村的劳动妇女在夹缝中挣扎，在苦难中湮灭的真实反映。
麻面婆在小说的开篇就入场了，她满脸“印就的麻痕”“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3]57，揉的脏污的像丑角的眼，抱着柴草又像一只母熊，说起话来却总是发猪声。与女性的美好扯不上一点关系的麻面婆，就这样像动物般麻木愚鈍地忙着生忙着死。在萧红看来，像麻面婆这种缺少灵魂的女性，就如同花鸟虫类般卑微，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王婆是一个有魄力的女性，也是萧红笔下少有的仍具有抗争意识的一个农村妇女。王婆的经历同样也是曲折的，嫁了三任丈夫，没有屈服于第一任丈夫的虐待，也不安于丈夫早逝的寡妇命运，一直在勇敢的反抗，一反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但苦难并没有因为抗争而少多少，小女儿因自己疏忽而掉在铁犁上丧命，无奈走上土匪道路的儿子也被处死，王婆也因此绝望，伤心地选择了服毒自杀，虽然在埋葬时又醒了过来，但她完全变了样，像只受伤的野兽已不复原来的不屈，只是颓败地活着。
生育在《生死场》中也被描写的触目惊心，生育本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萧红却把妇女生育那天称作母亲受“刑罚的日子”，与母猪母狗的生产同等看待。五姑姑的姐姐快要生了，婆婆却迷信孩子生在草上“压财”让赤身裸体的姐姐就那么趴在地上，女人意外难产，处在死亡的边缘，“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一刻。”[3]97挣扎了一夜，一直怕着的那个男人还对她拳打脚踢。这是一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大着肚子待产的妇女赤身独自在地上垂死挣扎，这和母猪母狗的生产又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女人作为男人附属品所遭受的苦难吗？萧红有意地把动物的生产与女人的生产放在一起描写，有意虚化动物与女人的界限，反映了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女性与动物般毫无生命意义的忙着生忙着死的真实现状。
在萧红笔下，这些女性形象只有“麻面婆”“王婆”“王阿嫂”“五姑姑的姐姐”这些区分你我他的代号，而没有正规名字，和阿猫阿狗一样，没有身份地位，在萧红看来，生存在夹缝之中的女性和动物一样，缺少作为人而应有的尊严，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女人的生命价值遭到严重践踏。
从萧红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女性如何从童真童趣到麻木愚钝，女性生命如何在苦难中逐渐凋零，女性生命如何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二、造成女性生命悲剧的根源
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刻画了许多处在悲剧之中的女性形象。从萧红平淡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先生冷峻的傲骨。她不仅仅塑造了这些女性形象，还冷静地思考了男权社会的思想传统给广大女性所造成的悲剧，也从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分析女性生命的悲剧与苦难。
（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母系社会结束之后，男性一直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男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社会中的一切。
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对女性的个性自由发展，有着难以抵抗的压制作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毒打也许并无恶意，也只是婆婆对媳妇的一种深切期望，希望小团圆媳妇能够贤良淑德，能够符合男权社会对媳妇的审美要求。男权社会要求女性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推崇女性应符合贤良淑德，含蓄温顺的审美标准等，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深深地压制着女性，阻碍她们个性的解放与自由。
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而不是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苦难也自此而来。在萧红笔下，触目惊心的生育就是女人作为男人附属品而遭受的苦难。《生死场》中的月英，瘫痪的她更被丈夫当作累赘，只能像动物一样凄苦的死去。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是女性生命悲剧的最根本原因。
（二）女性自身的国民劣根性
萧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先生冷峻的傲骨，她也试图通过改造国民劣根性来改变女性的生命悲剧。从萧红刻画的女性形象来看，女性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也是女性生命悲剧的原因。
1.女性身上并存的专制性与奴性。鲁迅先生深刻指出了中国人民根性中并存的专制性与奴性，对于羊显凶兽相，对于凶兽显羊相，这是中国长期专制主义制度渗透的结果，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的骨腔和灵魂。在女性身上也尤为凸显，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长期生活在丈夫及她自己婆婆的压制之下，身上存在着奴性;而面对自己的儿媳妇时，作为婆婆又把自己所受到的压制施加在小团圆媳妇身上。中国长久存在的婆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女性身上这种深入灵魂的专制性和奴性的影响。
2.女性身上的卑怯与懦弱。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对国民的长久压制与熏陶，懦弱与卑怯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骨子中的一大弱点。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这一弱点更为突出，对女性的影响也更大。《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女性意识已经觉醒，有追求自由的渴望，然而祖母虽说过如果翠姨不愿意嫁也是可以不嫁的，但她的勇敢与反抗早已在长年累月的封建教育里消磨殆尽了，最终只有在绝望中死去。女性身上的懦弱与卑怯，是女性备受压制的结果，同时也是女性摆脱压制追求自由解放最大的障碍。
3.麻木愚昧的看客。鲁迅的小说从广阔社会层面揭示庸众与看客的普遍存在，萧红在小说中也揭示了女性中愚众与看客的存在，她们封建迷信愚昧冷漠，这是专制制度以及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对女性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生死场》中用恶俗语言议论金枝的妇女，以及《呼兰河传》中以为小团圆媳妇是妖怪的街坊邻居，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也是女性在追求个性自由解放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作为一名新时代女性，在追求女性自由平等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要注重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发展。历史发展到今天，女性意识在现代社会逐渐觉醒。但在现实生活中，男权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仍然还要面对许多问题。萧红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整个生命本身悲剧的关注与思考，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对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聂绀弩.在西安[M].北京：新华日报出版社，1946.
[2]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生命悲剧 篇4
一
高启, 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的代表人物, 禀资聪颖、才华横溢, 同时又率真旷达、傲岸不桀, 具有不滞于物而超迈前贤的独特的生命情致。他能够踏上美的旅程, 是其生活环境及个性追求联合促成的。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南人地位低下, 位居四等之末, 即使出仕做官, 也只是末职卑位。由于仕途失去了诱惑, 因此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 文人隐逸之风盛行, 传统思想对读书人身心的紧箍与摧残得到了缓解, 读书的功利性逐渐退化, 转而成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消遣方式。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当胜国时, 法网宽, 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 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 刻其尤者以为式。”[3]P1040可见, 受统治政策影响, 长期以来, 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人们读书, 更多是出于对文艺的热爱。
高启生长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氛围中, 从小自然不必在传统科举考试的训练程序中背诵儒家经典, 也不必在枯燥的理学教条中饱受嚼蜡之苦。“嗟余少本好剑舞, 学书晚方从父兄” (《草书歌赠张宣》) , 诗人在童年完全按孩子的天性自然成长, 家庭对他没有管束, 任其自由发展。高启祖辈务农, 勤劳而致富, “有田百余亩”[2]P995, 他们似乎没想过把高启培养成读书人, 而是让他帮助家里干农活, “我本东皋民, 少年习耕锄”《京师尝吴粳》) , 这为高启亲近大自然、领略自然美提供了机会。虽然读书没用, 但高启却聪颖好学, 悟性极高, 家里也有一些书籍, 这些书籍显示出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美的世界, 紧紧攫取了少年高启的心, 引导他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吕勉《槎轩集本传》 (以下简称《吕传》) 云:“ (高启) 性警敏, 书一目即成诵, 久而不忘, 尤粹群史, 嗜为诗。”[2]P995高启的学习并无老师指导, 全凭个人兴趣爱好, 自学成才。张适《哀辞序》记载他未冠时就编选一本《仿古》集, 凡“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 分门别类, “日咀咏之”[2]P1030。高启早年致力于诗歌, 不带有功利目的, 纯粹出于对诗歌艺术浓烈深挚的痴迷。反过来, 诗歌又陶冶了他的性情, 净化了他的心灵, 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 给了他一双发现美、寻求美的眼睛。
高启父母早亡, 这件事对他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 死亡从此盘踞在诗人心里, 成了无法挥去的阴影。《蒿里歌》云:“古原闭愁冤, 荒草不得春。一作泉下客, 长违室中亲。昔兴每待旦, 今卧焉知晨?敛衣已成灰, 含贝仍作尘。家门谅不远, 欲归竟何因?平生所爱物, 娱玩由他人。哀哉此里中, 同逝壮老均!”死亡是可怕的, 堆积如山的财富、千古流传的令名、亲朋好友的深情都无法驱除它所带来的虚无和恐惧。每个生命都将走向死亡,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必然结局。诗人感到独处宇宙的孤独和悲哀, 叹息道:“人生处世, 能几何哉?日东月西, 百龄易终。” (《短歌行》) 另一方面, 死亡反衬了生的美。“达人贵自然, 外物等秋草。顾此七尺躯, 即为黄金宝” (《寓感》之十七) 。生命是无比珍贵的, 在它的面前, 功名利禄真如过眼烟云, “世间富贵皆空虚” (《送吕山人入道》) 。高启推己及人, 对别人的生命也充满了尊重, 这使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受物质利益驱动, 而始终以真情对待他人, “人生四海中, 相见皆友与” (《天界赏月》) 。同时, 亲友的关心让诗人在孤独的生活中深深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和美好, “艰难我何托, 所托在友朋” (《送客之海上得诚字》) 。生命的美不是体现在冰冷宝石虚幻的光芒之中, 而是体现在像陈年美酒一样温暖人心、令人陶醉的人情之中。
二
高启躬耕田园, 周围的景物无不让诗人感到意趣横生。家常菜蔬, 像韭菜、茄子等在诗人眼里竟是那样秀丽喜人。韭菜是“芽抽冒余湿, 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 寻畦剪春雨” (《韭》) , 茄子是“夏雨早丛底, 垂垂紫实圆。为询轩冕客, 谁植郡斋前” (《茄》) 。韭如春雨, 茄实紫圆, 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却具有如此美的情韵, 倘若没有美的心灵, 是断乎发现不了的。不仅菜蔬, 花草鸟兽同样吸引着诗人。其诗集中的《新荷》、《芙蓉》、《蟹》等都是吟咏寻常所见的自然景物, 表现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无限热爱。高启故乡苏州自古乃繁华名城、山水胜地, 元末经济的兴盛更增添了它的富庶艳丽。诗人在《吴趋行》中夸赞道:“吴中实豪都, 胜丽古所名。五湖汹巨泽, 八门洞高城。飞观被山起, 游舰沸川横。土物既繁雄, 民风亦和平。……旧阀凡几家, 奕代产才英。遭时各建事, 徇义或腾声。财赋甲南州, 词华并西京。兹邦信多美, 粗举难备称。愿君听此曲, 此曲匪夸盈。”叙不完的古今盛事, 道不尽的风流瑰丽。家乡的湖光山色、名胜古刹、春花秋雁、明月清风, 无不令他心醉神迷。高启集中有一组诗《姑苏杂咏》, 共123首, 专门吟咏吴地山水古迹, 充满了浓郁的南国气息, 令人心怡神往。诗人尽情徜徉在自然山水、人文景观之中, 享受造化赐予生命的无穷乐趣, 真是“醉拍铜斗歌呜呜, 此乐除却江南无” (《刘松年画》) 。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无穷魅力时刻牵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 诗人无限的情思, 化作篇篇美丽的辞章。
倘若说自然之美是造化的恩赐, 那么艺术之美则是高启毕生的追求。高启迷恋诗歌, 刻苦钻研, 很早就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吕传》云:“ (启) 嗜为诗, 出语无尘俗气, 清新俊逸, 若天授之然者。年十六, 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之分守吴中, ……闻先生名, 使使召之再, 先生强而后往。座上皆巨儒硕卿, 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 实试之也。……侍立少顷, 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 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尊, 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 以其含蓄深远, 非稚作可及, 延之上座, 特为书于图。诸老为之掣肘, 自是名重缙绅间, 纵前辈靡弗畏之。”[2]P995在诗名远扬之后, 高启没有丝毫松懈, 而是更加精益求精。“逾弱冠, 日课诗五首, 久而恐不精, 日二首, 后一首, 皆工致沉著, 不经人道语, 然有以当乎人心, 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2]P995。可以看出, 高启是全副身心沉浸到诗歌创作中去, 从不滥施才情, 于诗尽心竭力, 一生仅得诗两千余首。高启一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 “终日苦吟”, 遂成“诗淫”。一首超妙俊迈而诙谐自负的《青丘子歌》具体描绘了他“苦吟”的情形:“朝吟忘其饥, 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 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 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 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 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 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 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 林中独行。斲元气, 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 冥茫八极游心兵, 坐令无象作有声。……世间无物为我娱, 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 闭门睡足诗初成。”创作之乐妙不可言, 艺术之美无与伦比。心神挣脱世俗圈套, 驰骋于天地万物之间, 畅游于宇宙浩渺之中, 超越时空, 物我两忘。诗歌将高启引向了生命的最高境界, 惟有在诗歌创作中, 高启才能摆脱“百年奄忽尽”所带来的忧虑、迷惘和恐惧, 让生命在永恒中自由翱翔。
高启在追求艺术之美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浓郁的人情之美。凭着杰出的才情和高雅的气质, 高启拥有众多追随者, 上自达官贵人、高士俊杰、富豪巨贾, 下至农、樵、渔、医, 都乐意与他交往。他们或馈一壶酒 (《谢周四秀才送酒》) , 或赠一条被 (《谢友人惠兜罗被歌》) , 或送十万钱 (《次韵倪云林见寄二首》) , 或邀一杯饮 (《赴朱七丈人招饮》) , 让诗人深切感受到人情的温暖。生当乱世, 朋友动辄远别, 引起高启的无限忧愁和刻骨相思, “送客年年多, 愁人日日波” (《送易从事祖饮南渚》) , “涉世悠悠梦, 怀人的的思” (《春日怀诸亲旧》) 。诗人心系亲友, 盼望重逢, 《喜逢董卿》、《冬至夜喜逢徐七》、《客舍喜侄庸至》等诗篇, 题目直接用“喜”字, 表明诗人见到亲友的心情是多么欣喜。高启对待朋友不是利益利用, 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关爱。《明诗纪事·杨基条》记载:高启听说杨基在被谪途中去世, 悲痛欲绝, 到杨家大哭。杨基家人告知真相, 原来是讹传, 虚惊一场。杨基《白门答高二聘君》写的就是此事, 诗云:“道路传我死, 可信子尚疑。日暮过我庐, 为我涕交颐……方子梦我初, 正我念子时……”[4]P171可见二人情谊之深挚。
三
人生的不同归宿都是某种选择的必然结果, 伴随选择而显现出各人对生命的理解, 区分出生命境界的高下。选择虽由环境触发, 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高启在众多机会面前选择了守护美的家园, 选择了同摧残美、践踏美的丑恶势力作斗争, 从而凸显了生命的厚重、高洁和美丽。
高启曾经想过建功立业, 其《送倪雅序》一文云:“余少未尝事龊龊, 负气好辩, 必欲屈座人……自是每见, 必挟史以评人物成败之是非, 按图以考山川形势之险易;或命酒对酌, 歌呼淋漓;意气慨然, 自谓功名可致不难也。”可见高启并不甘心默默无闻, 也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博览群史, 考察地形, 在才智和谋略方面为猎取功名作了充分准备。但个人功名的建立是以牺牲千万无辜生命为代价的, “功名竟何成, 杀人遍乾坤” (《过奉口战场》) 。这种依赖摧残生命、扭曲人性而赢得的功名不是诗人想要的, 他也无法忍受人类互相残杀的恶行, “人生有同气, 胡忍自戕伤?” (《浦江郑氏义门》) 高启对封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涂炭生灵的残暴行径充满愤怒, “厚赋山泽空, 亟战原野殷” (《读史》) , 不愿意助纣为虐, 徒增百姓痛苦。所以, 元末高启断然拒绝了张士诚淮吴政权的拉拢, 隐居田野, “我非适世材, 学圃乃所宜” (《东园种蔬》) , 显示了诗人对生命美的呵护和捍卫。
明洪武二年 (1369) , 高启被征赴南京, 参与编修《元史》。高启对朱明王朝没有好感, 故对这次带有强迫性的征召心怀抵触。“承诏趋严驾, 晨当赴京师” (《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 , 可见他被征上路, 是多么匆遽勉强。在京期间, 高启急切想回到故土, 云:“羯来京师每晨出, 强逐车马朝天阍。……书生只解弄口颊, 无力可报朝廷恩。不如早上乞身疏, 一蓑归钓江南村。” (《京师苦寒》) 高启不愿呆在京师, 究其原因, 大概有二:
一是朱元璋对人情美的摧残。朱元璋攻克苏州, 张士诚自缢身亡, 手下官职显赫如饶介、蔡彦文者皆被处死。其余则遣送至荒芜的外地州县, 加以编籍看管。[5]P366高启的兄弟和好友杨基等人都被贬谪到穷山恶水之乡, 生死未卜。故旧的厄运让诗人感到震惊, 他对朱氏造成的“十有八九死” (《门有车马客行》) 的凋零局面十分愤慨。《哭临川公》 (临川公即饶介) 诗云:“竟成黄犬叹, 莫逐白云期。”表面上为饶介没有识时身退而感到惋惜, 实际是对如秦二世胡亥一样嗜杀成性的朱元璋罪行的揭露和控诉。朱元璋是个残暴的君主, 他与臣子之间没有人情可言, 所谓“金杯同汝饮, 白刃不相饶”[6]P530。君主无情, 故旧有情, 《吴中亲旧远寄新酒》一诗云:“双壶远寄碧香新, 酒内情多易醉人。上国岂无千日酿?独怜此是故乡春。”对亲朋间浓浓人情美的深切缅怀, 使得诗人对眼前强权政治和高压统治充满厌恶和不满。
二是朱元璋对艺术美的剿灭。朱元璋崇实尚简, 说:“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 无实者不用。”[7]P100将此种思路移之文章, 就是他告诫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所训的:“古人文章, 或以明道德, 或以通当世之务, 如典谟之言, 皆明白易知, 无深怪险僻之语。……近世文士, 不究道德之本, 不达当世之务, 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 即使过于相如、扬雄, 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 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 无事浮躁。”[8]P30朱元璋认为文章写得明白易懂就行了, 无须讲求艺术美。而且, 朱元璋要求臣子勤恳于政事, 特别厌恶文学之士, 反对他们“精文学, 他务不作, 日未暮而寝, 日已高而起, 食毕诵书数行而即悠悠然”[9]P1223-1。这样的环境, 对把诗歌作为生命一部分的高启来讲, 犹如樊笼一般。虽然朱元璋对高启相当优渥, 先提升他为翰林院编修, 不久又擢他为户部侍郎, 但“拙宦危机远, 工吟癖性加” (《京师寓廨》) , 这种发自内心深处对艺术不可抑制的渴念迫使他不顾生命安危, 于洪武三年 (1370) 力辞官职, 归隐故土, 由此得罪朱元璋, 埋下祸根。
洪武七年 (1374) , 苏州知府魏观因浚河道、修府治被诛杀, 高启受到牵连, 一并弃世, 原因是传闻他作的《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字样, 触怒了朱元璋。且不论传闻是否属实,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高启是死于对艺术之美的执著。《上梁文》今不传, 倒是《郡治上梁》一诗尚存, 云:“郡治新还旧观雄, 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 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廷宣化远, 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 民庶多归广庇中。”此诗激情似火, 气势昂扬, 文采飘逸, 显示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华。高启公然违背君主的训令, 焉能不令朱元璋暴跳如雷?所以, “魏观案”, 论祸首当是魏观, 然而高启却被处以腰斩———刑戮中最残酷的一种。而且事后朱元璋“悟观冤, 诏以礼葬, (青丘) 未昭雪, 其冤已可见”[2]P1034。新仇加旧恨, 朱元璋终于找准机会, 残忍地杀害诗人, 泄了私怨。
高启的不幸, 还在于他遭遇的是一场本来似乎可以避免的灾祸。杨循吉《吴中故语》云:“初启以侍郎引归, 夜宿龙湾, 梦父书其掌作一‘魏’字, 云:‘慎与相见。’启由是避匿甫里, 绝不入城。”[2]P1021但对艺术之美和人情之美的渴求使得诗人终于不计安危, 献出了生命。魏观欣赏高启的文学才华, 经常出示自作诗集, 与之探讨诗艺, 还请高启为自己母亲写了墓志铭———《魏夫人宋氏墓志铭》。诗吟癖性难禁, 朋友深情难违, 高启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禁写下了热情洋溢的《上梁文》, 没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
在被解押赴京的途中, 众人汹惧丧魄, 高启“独不乱”, “吟哦不绝”:“枫桥北望草斑斑, 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 盍倩长江鉴此心。”[2]P997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高启仍然唱着那美丽的歌谣, 在这悠扬的吟唱声中跳跃着一颗千古不朽的爱美之心, 日月为之增辉, 天地为之生色, 人类历史为之壮丽辉煌。
逝者往矣。中国古代从来不乏美的追求者和捍卫者, 如屈原在流亡中“佩带”香草, 嵇康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 李煜在囚牢里谱写词曲, 等等。高启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些美的爱恋者和殉情者, 这些灵魂的歌唱者, 在身体倒下的瞬间, 精神却站立了起来, 化作一座座丰碑, 遥指人类那充满希望的美的浩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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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生命悲剧 篇5
一、从个体乱伦的无意识到群体乱伦有意识——乱伦主题的置换
对于《俄狄浦斯王》这部古希腊著名的悲剧, 人们每每提及, 都会为主人公俄狄浦斯的遭遇感到扼腕叹息, 直呼命运的无情和捉弄, 里面充满了原始信仰的气息。同时, 这部悲剧由于在情节、时间、地点上高度集中, 所以被亚里斯多德尊奉为古希腊悲剧的典范, 成为后世戏剧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榜样和标尺。故事发生在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城, 采用倒叙的精妙手法进行叙述。俄狄浦斯是忒拜城的国王, 悲剧开始的时候忒拜城已处于可怕瘟疫的笼罩之中, 按照神示, 必须找到犯了杀父娶母大罪之人, 才能得到解脱。于是, 整个剧情就围绕揪出凶手展开。但最后俄狄浦斯发现原来他要找的凶手竟然就是他自己, 悬念就此形成, 引起往事的追述。原来早在俄狄浦斯出生之前神谕就已经向他的父亲忒拜城老王拉伊俄斯做出一个可悲的预言, 说他的儿子将来会犯杀父娶母的大罪。为避免悲剧发生, 拉伊俄斯令仆人将刚刚出生的俄狄浦斯弃于荒郊野外。仆人在执行的时候, 大发恻隐之心, 把他送给邻国科任托斯的一个牧羊人, 所以, 俄狄浦斯不仅没死, 反而辗转成为科任托斯国王的养子。在长大成人后, 他意外得到神谕, 说他必将犯杀父娶母的大罪。所以, 他离开“父母”。在一个三岔路口, 因同一个老者发生争执, 最后将其杀害。而这个老者正是他微服私访的生父拉伊俄斯。所以, 冥冥之中命运的捉弄使他还是犯了杀父的罪孽。后来因为他出众的才智, 为忒拜城铲除了女妖, 被推举为忒拜城的国王, 并娶了老王的王后伊俄卡斯忒, 也就是他的生母为妻。至此, 主人公不管怎样回避、反抗, 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摆布。所以, 有人说《俄狄浦斯王》的中心主题是人与命运的冲突。但不管它是不是中心主题, 这一悲剧都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反映出一种原始的人神观念, 是人们对于一切支配人和一些无法解释的事物和现象做出的一种想象化的思考。与此同时, 我们仍不能忽略其中还有关于乱伦禁忌这一自原始社会就由来已久的主题。在这部剧作中, 乱伦主要体现在俄狄浦斯和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的结合上。而这一乱伦的发生, 当事人双方都是无意识的, 是受了命运的主宰才酿成的悲剧, 所以俄狄浦斯是属于无辜犯罪。
《悲悼》三部曲是奥尼尔中期最重要的作品, 包括《归家》、《追猎》、《闹鬼》三部, 而乱伦无疑成为其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 因为通篇都充满了关系复杂的乱伦思想和行为。在情节上, 奥尼尔曾明确表示, 他是以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为蓝本进行创作的, 所以也描写了一个乱伦、杀夫和复仇的故事, 展现了孟南家族的悲剧。妻子克莉斯丁没来由的厌恶自己的丈夫, 即使是已和丈夫孟南育有一个女儿莱维妮亚和一个儿子奥林, 厌恶还是没有停止, 她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和卜兰特私通。而卜兰特和克莉斯丁在一起也绝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为了复仇。因为早年卜兰特的父亲达维德和孟南是兄弟, 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佣玛丽亚, 但玛丽亚却选择了达维德, 造成了兄弟关系的破裂, 后来达维德因为被孟南剥夺了继承权贫困而死, 玛丽亚在重病之际撇开脸面向孟南借钱遭拒, 最后也凄惨死去。所以作为达维德和玛丽亚儿子的卜兰特视孟南极其一家为仇敌, 并决心为母复仇, 而他复仇的手段就是和孟南的妻子克莉斯丁在一起, 同时他还和克莉斯丁的女儿莱维妮亚恋爱。另外, 在这个家庭内部本身就隐含有不伦情感:像母亲克莉斯丁和儿子奥林的不伦之恋, 以及克莉斯丁死后奥林对越来越像母亲的姐姐莱维妮亚的不伦之恋。还有莱维妮亚在恋父情结的驱使下, 对父亲产生的不伦之恋, 所以在母亲毒死父亲之后, 她才会联合弟弟为父亲复仇, 方式是杀死母亲的情人卜兰特, 同时也是她自己的情人, 最终导致母亲受到刺激自杀而死。所以, 我们会看到这里的乱伦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没有缘由就移情别恋发生乱伦, 有的是在恋父恋母情结的驱使之下发生的, 还有的是为了复仇。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 每个人在做出乱伦行为的时候都是保有清醒的理性意识的。所以, 《悲悼》无疑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现代人群体乱伦的可悲画面, 所以, 它不再是简单的个体性乱伦, 而是群体性的。这种群体乱伦的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 人们对物质有着无止境的追求, 是理性和信仰丧失之后导致的疯狂, 体现了现代人面对社会巨变时心理的空虚和迷茫。
二、从男性到女性、从国王到庶民——人物性别、身份的置换
如果抛开主题的相似性, 就人物经历和命运而言, 《悲悼》中最接近俄狄浦斯的人物当属莱维妮亚 --- 孟南家族悲剧的主要制造者之一, 同时也是亲眼目睹整个家族悲剧命运, 且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孟南”。俄狄浦斯有恋母情结, 并犯下杀父娶母的大罪。莱维妮亚有恋父情结, 并为父报仇逼死母亲。但显然俄狄浦斯和莱维妮亚无论从性别上, 还是人物的身份地位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体现了另一维度的置换。
《俄狄浦斯王》的创作者索福克勒斯生活的时代正是父权制取代母权制, 希腊各城邦已建立起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父权制民主制的时代。但是由于制度本身具有局限性, 人们在面对现实挫折的时候, 难免会萌生一种想要回到母权制时代的愿望, 《俄狄浦斯王》正是在这两种伦理发生冲突、社会伦理关系经历重大转型时期, 对于伦理观念的一种艺术化的思考, 试图说明父权制存在的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在《俄狄浦斯王》中, 从索福克勒斯先行论定杀父娶母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们就可以窥见他的立场所在, 因为在母权制时代, 杀父娶母是没有罪的, 但这显然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灭绝人性的杀戮, 同时也不利于人类的繁衍生息。所以, 索福克勒斯要阐明的是母权制的天然不合理性和建立父权制以重拾人类本性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必要性。所以, 作品不再以女性为主导, 而是将其置换成男性, 最后还让俄狄浦斯因为非自己的过错而受到诅咒, 导致悲剧性的命运, 而俄狄浦斯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也预示着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历史必然性。同时, 索福克勒斯选取的男性主人公又绝非等闲之辈, 而是一国之君, 所以更具有说服力, 国王尚且如此, 何况庶民!
《悲悼》的作者奥尼尔所生活的20世纪也是一个思想意识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 尤其是20世纪中叶, 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 传统的父权文化被颠覆, 消除男性中心论和恢复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已经成为很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 而女性也成为作家笔下占据主导位置, 同时也是最光彩夺目的人物。《悲悼》故事的背景就是清教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新英格兰, 在清教徒的意识观念里《圣经》就是行为规范的准则, 正如《创世纪》记载, 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的, 从而强调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同时, 因为夏娃没有抵挡住诱惑吃了禁果, 还拿给亚当吃, 所以女人又成了祸水, 最终导致两个人被放逐。由此, 女性受到的最大的惩罚就是要无条件地臣服于男性, 并保证绝对忠诚。但显然《悲悼》中的莱维妮亚以及她的母亲, 在这样一个清教思想统治的社会无疑都成了权威和禁忌的反叛者。母亲克莉斯丁背着丈夫找情人, 女儿莱维妮亚对卜兰特满腔爱恋却受到清教思想压抑无处释放, 最终借弟弟之手杀死情人逼死母亲, 触犯了摩西十诫的第六诫“勿杀人”。另外从身份来说, 莱维妮亚出生在海滨小镇的一个名门望族, 虽然有些钱, 也不乏和一些市长、将军等大人物交往, 但莱维妮亚本人及其母亲也只不过是普通的女性, 据此, 作者似乎要要说明当时女性反抗的一种普遍性。
总之, 从男性到女性, 由国王到庶民, 这不仅仅关涉艺术的再创造问题, 更体现了时代的巨大差异和人类伦理意识的变迁。
三、从自我放逐到自我禁锢——悲剧结局的置换
无论是俄狄浦斯杀父还是莱维妮亚杀母, 不管是无意而为还是有意为之, 两个共同犯了不可饶恕罪行的人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相同的是, 两个人都敢于直面现实的残酷, 自愿领受惩罚, 而且所受的惩罚都是比死亡还要严厉。不同的是, 两个人对自我惩罚的方式存在差异:俄狄浦斯刺瞎双眼, 自我放逐。莱维妮亚关起门来, 自我禁闭。俄狄浦斯不想再留着 (下接第19页) 双眼继续看血淋漓的现实, 同时也痛恨自己曾经的有眼无珠、不能甄别, 所以, 善良的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而刺瞎了双眼, 流放异邦, 曾经犯下的罪也会像无休止的梦魇一样一直纠缠着他。这种做法, 不仅达到了惩罚的目的, 而且还在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他更多的敬意。同时, 这也是俄狄浦斯以无声的方式表达出的对命运的继续反抗, 是一种自我的重塑和证明, 体现了人与命运的冲突。而且不得不承认, 对于那样一个父权制刚刚建立的时代, 俄狄浦斯的受罚恰恰是为父权制的巩固做出了牺牲, 显示出一种崇高的精神。莱维妮亚的受罚主要来自于良心的谴责和社会心理的因素。她把自己的受罚归结为死人的作祟, 认为自己无法逃脱死人对她的报复, 而且她也不想让这个家族的丑事公之于众, 所以她关起门来, 为自己的罪行和整个家族的罪恶埋单。“对于当代剧作家来说, 在所有的人物的冲突中, 没有什么能比人物同自己的斗争更吸引他们的了。”1莱维妮亚的悲剧正是一出人与自我斗争的悲剧, 体现了人与自我内心的冲突。所以, 从俄狄浦斯到莱维妮亚, 对于冲突的描写呈现出由外在向内转的趋势, 体现了人对社会、对自我认识的深化。而且相比较而言, 禁闭要比放逐更加让人煎熬, 因为禁闭如同走进坟墓, 这里不仅是罪恶的发生地, 而且还要面对所有罪恶的阴魂。所以, 莱维妮亚的惩罚不是要给命运、给神意看, 而是要给自己和死人看。
综上所述, 正如G. 墨雷所说:“天才的戏剧家自然地表现出潜藏在原始萌芽中的戏剧潜力, 于是写出了同样类型的戏剧杰作。”2奥尼尔无疑就是这样的天才, 他不仅从埃斯库罗斯那里获得了创作灵感, 更从索福克勒斯那里得到了主题人物的深化和悲剧境界的提升。
摘要：尤金·奥尼尔, 美国现代戏剧的真正开创者, 却有着深厚的欧洲古典文化的基因。他的博采众长和融会贯通, 使得我们从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古典与现代碰撞与融合的魅力。《悲悼》三部曲即是奥尼尔对古希腊悲剧文化继承的典范之作, 又体现了他对古希腊悲剧的重新思考和创新, 因作家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现代人性与命运形态的深切洞察和体悟, 从而真实的呈现出一幅现代人在痛苦中挣扎的画卷, 唱出一曲人类在罪与罚的永恒轮回中直面人生的哀歌, 值得世人深思和警醒。
关键词：畸形,《俄狄浦斯王》,《悲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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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悲剧和悲剧艺术 篇6
关键词：悲剧,悲剧艺术
一、悲剧的社会根源
千古流传的古代悲剧《窦娥冤》是文学艺术园地的一枝奇葩。正是用悲剧表现了深刻的道德教育作用, 这个悲剧的深邃是窦娥死去了, 但给人间留下了一个勤劳善良、坚强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感人形象。也给人间留下了一曲对黑暗社会以死抗争的回肠荡气的悲壮歌曲。
《窦娥冤》不但有深邃的思想、扑朔迷离的情节结构, 而且还有优美的文辞、练达的韵律和精湛的音乐曲调。以悲剧的结局, 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 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 用悲剧的形式进行道德判断, 用窦娥这个悲剧人物代表那个时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阶层, 用悲剧结局, 用悲剧情节表现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 在观看欣赏中提高精神境界, 产生了正义, 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二、悲剧展示美的必然胜利, 激发了社会进步
中国历史上屡遭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 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 但在文化方面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 反复演出了征服者的文化皈依了先进性的中原文化的戏剧。佛教本来是外来文化, 舶来品, 最早发生在印度, 但传到中国后很快就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中了, 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大敦煌》反映的故事一样, 中国人在悲剧中加强了信念, 能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杀身成仁前仆后继。因此, 具有强大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凝聚力, 才能几千年持续不辍。
三、美学范畴的悲剧与戏剧类的悲剧结合, 产生审美愉悦
现实中的悲剧, 虽然客观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 但很难进入审美领域, 只有悲剧艺术才能经常作为审美对象。因此, 美学范畴的悲剧与戏剧类的悲剧, 经常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 将历史的悲剧用悲剧的艺术表现出来, 产生的审美愉悦, 使人奋发兴起, 提高精神境界。例如, 《大敦煌》如果只有历史的悲剧反映“金字大藏经”的命运, 只是灿烂的“敦煌”艺术瑰宝, 被埋藏在荒凉的大漠;只是极富神秘色彩的国宝被盗, 没有那些护宝人物的悲剧故事、情感波折, 就仅是一部文学性、思想性很强的纪录片。但如果用戏剧的冲突构成悲剧艺术, 通过中外朝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宗教、民俗、文化众多人物塑造, 通过现实的悲剧和艺术的悲剧反映了敦煌的形成、辉煌、衰败、重生的过程, 产生了美学范畴的悲剧与戏剧类的悲剧的完美结合, 就产生了审美愉悦。
《大敦煌》围绕现实中的悲剧, 创作的艺术悲剧。人物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不论是正的、邪的, 还是亦正亦邪的, 大都有其概括性和代表性。其中上部的梅朵公主、中部的清末秀才秦文玉、下部的儒学画家梁墨琰, 个性最鲜明。故事从西域佛都的形成和辉煌开始, 从西域藩主的争战拉开了悲剧的序幕;梅朵是全剧中悲剧色彩最浓厚的角色之一, 梅朵公主倾国倾城, 一出场就家破国亡, 逃难到敦煌, 可是她不希望别人怜悯她, 她给人的感觉总是坚强、乐观的一面, 她有非常伟大的牺牲精神, 当敦煌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梅朵选择与旺荣联姻的方式来换取敦煌的和平, 她放弃自己所追求的一切去保全国家, 给深藏“金字大藏经”和数万卷经书赢得时间;镇守敦煌的曹顺德被杀, 珍娘为了敦煌百姓免遭涂炭, 毅然出城面见李元昊, 在得到李元昊决不屠城的承诺后, 从容地跳进火海化作天女随烟升天。敦煌城刀光剑影, 杀得天昏地暗, 罗将军和将士全军覆灭, 众僧侣誓死保卫“金字大藏经”死在藏经洞里, 梅朵带着无限的眷恋和遗憾跳崖身亡。天怒人怨风沙埋没了藏经洞;悲剧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情仇恩怨归于宁静。现实的悲剧和艺术的悲剧完美的结合, 产生了审美愉悦, 催人奋进。
四、美学范畴的悲剧, 与戏剧种类的悲剧产生感观感受
“美学”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 意思是“对感观的感受”。美的现象形态丰富多样, 优美、崇高、悲剧 (滑稽) 只是最突出的几种。实际上还可以分出许多或中间或过渡的种种形态和类型。研究美的形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1]
敦煌历史上曾是西域经济文化的中心, 她美丽的背后有着优美的、崇高的悲剧历史;《大敦煌》故事里的旅法画家梁墨琰和雕刻家妻子苏清平, 踏上了圆梦敦煌的漫漫西行之路。他们还没有到达敦煌, 就领教了在西北美丽苍凉的背后那物资匮乏的现实, 还有土匪绑票、盗贼暗害、来自日本侵略者的较量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漠然。目睹了敦煌壁画的残破和毁坏, 做出了变艺术家为保护者的重大决定, 这就是艺术家对悲剧的感观感受;他们用智慧和真诚感动着老百姓, 影响了许多年轻人, 他们与盗宝者和掠夺者展开了生死的斗争, 虽然悲剧依然是以流血牺牲为结局, 但这样的悲剧是优美的高尚的, 催人奋进的。《大敦煌》将美学范畴的悲剧, 与戏剧种类的悲剧结合在一起, 深刻地揭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了两种社会阶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的尖锐矛盾, 以及这一矛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不可解决, 必然导致的失败的悲剧结果。
五、悲剧的结局能给人强烈的震撼
电视艺术是通俗的艺术, 但绝不等于肤浅, 在它那平易近人的大俗外表下, 深藏玄机。电视剧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共鸣性, 是人们欣赏文艺作品时, 和作品中表现的思想感情达到相通, 从中寻找到心里所希望的, 这种满足称为是共鸣。优美的悲剧, 首先以“道德”的力量引起人们的惊讶和称赞。这就是艺术家们创造艺术、创造美的目的, 《大敦煌》在藏宝、夺宝、护宝的争夺、杀戮、牺牲的悲剧中结束了, 这个悲剧结局, 使民族的文化更厚重, 使敦煌艺术宝库更灿烂, 这个悲剧能催后人奋进, 能提高后人的精神境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