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精选三篇）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 篇1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其实是寂寞的, 但他似乎有一种天然抗拒寂寞的本领, 在艰难的行路途中, 沈从文总有一种精神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他, 鼓励他向前走。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 却成了学者领域的带头人之一, 并且成功地记录了自己在文学天空中的投影。他在无形之中使自己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言人, 宣判着人类的往事, 即使是在后来, 有人剥夺了他写作的权利……
这样的神, 却从未过着神一样的荣耀的生活, 相反地, 在他并不顺利的坎坷一生中, 如同他行走在布满荆棘的艰难的文学之路一样, 一生寂寞却清醒。他仿佛被贬低到人间, 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中, 他在现实中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常常处于边缘地带的自由人。即使是在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中, 即使是他在无奈之中消失在后来的文学史的视野中, 这位执着的神, 并没有因此惧怕和后悔, 他仍然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
(一) 出身路上的寂寞
世界的“好”, 在于它的丰富, 而不在于它从某些人的角度看来的“舒适”——没有任何痛苦、困难、危险、不义,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很多人正是根据世上充满这些“苦难”来拒斥超验价值, 正是根据世界并不那么“舒适”来否定神圣存在的。沈从文的神圣, 就在于这座没有丝毫出身的神, 却创造出完美的作品以及完美的“神性世界”。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能够影响后人, 还能创造出自己的先驱, 并用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沈从文, 原名沈岳焕。湘西“行伍”出身, 几乎没念过书, 13岁便开始独立讨生活。在他自己的一篇文章中, 曾自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是:“做过许多年补充兵, 做过短期正兵, 做过三年司书, 以至当流氓。”不是知识分子出生的沈从文, 自然在知识分子的丛林中行走得格外艰难。一种不予认同以及误解的处境始终围绕在沈从文的身上, 在他的周围似乎都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同行, 对于没有任何出身的沈从文来说, 这样的身份无疑是阻碍神前进的绊脚石, 但神毕竟就是神, 或者说精神本来就不谈出身。所以事实上, 没有人的语言可以淹没他的行为, 他行动的步伐虽然寂寞, 却一如既往的执着。
(二) 新文学教学路上的寂寞
西南联大虽然名流荟萃, 但对新文学的教学似乎并不重视。西南联大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 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就是朱自清、闻一多这样在新文学路上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当时在西南联大教授的课程依然是中国古典文学。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 是西南联大常委会秘书主任杨振声的举荐, 起初阻力丛丛。当时杨振声在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上, 向朱自清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 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 朱自清拜访罗常培, 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 得到罗的肯定。1939年6月27日, 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 其中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 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在扩大新文学影响的路上, 杨振生实在功不可没。更加功不可没的是, 他坚持举荐沈从文来西南联大教授新文学课程, 实在是“走了一步好棋”。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 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 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 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 使学生们很是受益。”事实证明杨振生的坚持是正确的, 沈从文没有辜负他的举荐。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各体文写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这样的一位作家, 因为出身的缘故, 在从事新文学教学的路上依然寂寞地行走。特别是被一些守旧的研究国学的教授瞧不起, 认为没有学问。社会也有人无端攻击他“根本谈不到什么派, 也就始终谈不到思想。”这些毫无来由的贬损, 是不会损害他作为一座神的形象的存在的, 虽然有刘文典“跑警报”时候的讽刺:说自己跑警报是为了躲庄子, 而沈从文跑警报, 又是为了躲什么?这样的讽刺, 并不能刺激一个心胸宽阔神色淡定的神, 沈从文在坚持自己的人生立场以及自己的为人原则上, 为新文学的教学,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虽然他在任教的路上“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 林蒲在《沈从文先生散记》中这样说到: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在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这种概括, 表露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处境和心态。沈从文自己, 也在《时空》中讲过“寂寞地死”;在《现实学习》里, 说到昆明的岁月, “相当寂寞, 相当苦辛”;在《散文选译序》中, 甚至说他一生所写的散文, 都“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在这种压力下, 沈从文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多余的人”, 他身上的光芒之所以一直光芒四射, 正是因为一种潜在的精神, 一个只有神才可以具有的秉性, 成就了沈从文。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做到, 在忍受寂寞的同时, 不但坚持自己的文学创造, 坚持培养新的文学青年。被误读被误解的沈从文, 成了神话并不是一件希奇的事情。他宁愿自己少些创作, 也要在培育新人上做努力, 这样的努力, 也只有沈从文能够做得这么完好。受他教益影响的文学青年, 后来几乎都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领军人物:汪曾祺、林蒲、刘北汜、赵瑞蕻、卢静、白平价、马瑞麟等。汪曾祺就曾经说过:“沈从文对学生的影响, 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常常去金鸡巷联大学生的住处聊天, 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 给青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 多年以来“干着给别人作品找地方发表的事情”。比如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的作品, 几乎都是沈从文寄出去的。
(三) 创作路上的寂寞
在全民族抗战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震撼和荡涤下, 向内地迁徙的沈从文也在整个情感、理性与心灵世界, 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上经受了一系列的变迁与调整, 酝酿和预备着思想和艺术上“新的重大突破”。从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一些议论性文字及散文来看, 沈从文的关注领域相当广泛:从家乡的人文地理到全民族的存亡危机, 从前方的战事起伏到后方的民众心态, 从学生的军事集训到女性的教育成长, 从时代思想倾向到文学作风, 从文物保护到书法绘画……几乎在他的文章中都有所涉及。有些论述也不乏独到之见, 并且行文方式还颇有学者式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味道。散文集《烛虚》、《七色魇》, 长篇回忆性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 故事怎么创造我》, 都是这种反省与思考的结晶。这种新的理论思考与抽象寻觅、新的思想困扰与内在焦虑, 必然给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1938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虽然还是其湘西题材的延续, 小说仍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然而, 延续中已不难探寻出新的裂变, 思想上的焦虑以及对抽象的沉迷, 打破了他往常面对湘西时舒缓平和的创作心态。
无论从出身到自己的创作,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路总是寂寞的, 但他这种天然的抗拒寂寞的本领, 如同一种神的意志, 造就了种种戏剧性。他用自己的行动以及行为, 在周围树立了标榜, 不管是在学生当中还是在教师当中。沈从文, 这个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神, 实现了戏剧性与实质性的变化, 甚至包括了后来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显赫出身的人, 却创造了无人能及的作品, 即使是在西南联大这个人才济济的群体中, 沈从文用他一贯的从容与淡定, 完成了神所交代的任务:他在西南联大成功地完成了新文学的传递;以自己的言传身教, 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的文学青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涂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刘祚昌, 西南联大忆旧——兼论“西南联大精神”, 学术界, 2000年, 第1期.
[2].李光荣, 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年, 第4期.
[3].杨立德, 西南联大的教书和育人,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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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1935年《新中华》第3卷第7期.
汪曾祺散文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篇2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 “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 篇3
[摘 要]西南运输总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是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为了加强战时军事物资运输而设立的军运机构，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本文从抗日国际军事运输的视角，对西南运输总处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进行初浅探讨。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南运输总处；作用；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29-0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序幕。但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若要坚持抗战，除了高涨的民族感情外，还须争取军械弹药、汽油汽车等军事战略物资的外援。
日本侵略者同样看到了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问题，于1937年8月20日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因此如何开辟有效的对外通道，击破日军封锁，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西南运输总处由此应运而生。它于1937年10月1日在广州成立，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和广州市长的曾养甫兼任主任。
随着抗战的激烈进行，西南运输总处的重要性越发凸现。它跨5国（新加坡、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及境内8省，先后在香港、河内、海防、新加坡、仰光及汉口、长沙、桂林、贵阳、重庆、昆明、梧州、桂平、南宁等处设立分支机构及接转库、工程处等附属单位，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海防、仰光和对内联系粤、桂、湘、鄂、川、黔、滇等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庞大运输网络，拥有各族员工26000多名。后因战事扩大，抗日军运需求和规模急剧上升，曾养甫便主动力荐由宋子良接任。
七七事变后半年内，日军连续攻占上海、南京、广州，气焰十分嚣张。在此危急时刻，西南运输总处临危受命、将士用命，协力抢运。
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自1938年1月起至10月，主持经办的香港-广州国际运输通道，计运入物资10.6万多吨，为支撑抗战之初最艰难的岁月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时还积极协助战区各机关向后方疏散工作，抢运了许多其他战略物资和人员。
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自1938年l0月起，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铁轨公路水道三管齐下，整件散货零担齐运，千方百计共向国内抢运军械弹药等急需军用物资4.1万多吨。以上军火在抗战之初有力支援了台儿庄（徐州）、武汉等战役，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938年初，一艘苏联船（敖德赛号）装载着一批坦克运到香港。但当时我方转运船只对这些庞然大物的整体装运还缺乏条件，有时要拆卸部分部件后才能转运，效率低且费时间。当时徐州前方战事吃紧，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片员工就同船长商量，能否从香港直运大陆。当时苏联不想让日方得知运送军火之事。不过经请示国内同意后，在第三天晚上，终于由苏联船将这批坦克直接运到了南沙虎门上岸。在1938年5月的台儿庄战役中，这批坦克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军队顺利围堵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濑谷支队及坂本旅团。该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重挫了日军气焰，是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之后，滇缅公路成为承担抗日军运重任的主要国际通道。滇缅路全长1453公里，沿线高山大川起伏跌宕，要连续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点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跨越螳螂川、龙川江、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工程异常艰巨。由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苗、傈僳、德昂等云南各族人民组成的施工队伍齐心协力，以血肉之躯抢修（平均每公里公路就有3名以上民工和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仅用9个月的时间，在1938年8月就实现了滇缅国际通道国内段全线竣工，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在中缅军民连手保路保运的抗击下束手无策的日军，将“南下计划”的首要目标瞄准位于孟加拉国湾的仰光，企图通过实施死灰复燃的“断”计划，占领缅甸全境，达到彻底封锁滇缅抗日国际通道。为了应对日军“南下计划”，西南运输总处上下紧急动员，进入夜以继日的“仰光抢运”，所属的11个大队均集中驾驶于滇缅路上。大批由南洋爱国华侨捐赠的汽车及从国外新购的车辆在总处仰光装车厂内一经组装完毕，就立即配编于各车队投入行驶。由此运输车辆猛增，总数突破2000辆。
据统计，仅从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的8个月间，“仰光抢运”就运送了77000多吨急需战略物资回国，有力地支持了1941年9月至10月进行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在汨罗江以南地区歼灭日寇第11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1941年12月—1942年进行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1942年4月—7月进行的浙赣会战（歼灭日军1.7万人，击毙日军第15师团的师团长）等。
在苏联之后，美英等国运来了大批卡车，世界各国的广大华侨也倾力捐赠了数量众多的卡车。由于这些卡车在当时属技术较为先进，不少装配、操作与维修的说明书用英文写就，驾驶和维修的专业人才一时十分欠缺，成为拓展军运的重大制约。关键时刻，宋子良决定向广大爱国侨胞求助。1938年7月，时任西南运输总处新加坡分处处长的陈质平致函陈嘉庚：“奉总处宋主任东越代电擬请陈嘉庚先生代为招募华侨司机二百名。担任战区械弹给养补充输送事宜。任务至为重要，务祁惠赐代办，以裨战局。”[1]陈嘉庚随即发布《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踊跃报名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东南亚各国，在广大侨胞中掀起一轮争相回国投身抗战的热潮。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印及暹罗等地大批华侨优秀青壮年踊跃应募，组成了在中华华侨史上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第一批80名南洋机工号称“八十先锋”，于1939年2月18日率先登上回国抗战征程；第二批207名，于3月16日出发；第三批594名，于3月27日出发；第四批158名，于4月10日出发；第五批530名，于5月22日出发；第六批124名，于6月19日出发；第七批118名，于7月13日出发；第八批336名，于7月17日出发；第九批507名，于8月14日出发；此外还有直接回国向西南运输总处报到的，总数高达3193名。《新华日报》刊登南洋机工的专评，热情地赞扬“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因为华侨的特殊身份比较方便在境外承担国际军运任务，3000名南洋机工不久就成为滇缅路国外段运输线上的主力军。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2]，谱写了我国和世界华侨史上的动人篇章。
在西南交通运输总处担任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的，大多是在沪求学的“上海学子”。
如时任军委会兵工署长的俞大维是西南运输总处的“总导演”。西南运输总处所承担的武器弹药、汽油军需、军工装备等核心业务与85%以上的运量来自兵工署，接运和交货时间地点也由兵工署指定。
“抗战海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又一代华夏学子“留学海外、回国报效”的典范。西南运输总处作为抗战中的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最重要的“接口”之一，当仁不让地成为“抗战海归”最为集中的机构之一。如宋子良、陈体诚、汪英宾曾留学美国；俞大维则先美后德；龚学遂、方兆镐曾在日本学习；吴琢之、陆振轩及夫人来自巴黎等。据统计，至1942年底在西南运输总处及兵工署内集聚的“抗战海归”，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抗战海归”钱昌淦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钱昌淦于1904年11月生于上海崇明岛堡镇，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然后又到美国继续深造，1925年获得美国纽约特洛伊市伦斯勒工艺学院的最高荣誉。他曾是中外闻名的杭州钱塘江大桥设计者之一。九一八事变后，钱昌淦毅然回国投身抗战，担任滇缅公路局桥梁设计处的处长，主持著名的滇缅路功果新桥的设计建造。“功果新桥”是滇缅公路上最好的桥梁之一。1940年10月29日，钱昌淦不幸牺牲。为纪念他，“功果新桥”就被命名为“昌淦桥”。
一是融入了世界军运大格局。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除英勇善战的前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加拿大援华医疗队白求恩大夫、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和远征军美军军事顾问外，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美国援华国际军运专家团队助力中国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会见时任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时对中国抗日国际军运及滇缅路修筑赞誉有加，批准向华派遣美军运专家。据此，美国陆军部军需署精心挑选了45位军运专家，组成援华国际军运专家团。他们以陆军部下令征集军事技术专家的特殊身份，不仅同军人一样肩负着支持抗战的重要军事使命，更是美国人民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杰出代表。
二是帮助美英排除后顾之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助力。猪鬃在二战中居于“战略物资”之列。猪鬃是指猪脊背部长而硬的鬃毛，具有根条均匀、软硬适中、油性大、韧性好、耐温、耐热、耐酸、耐摩擦等特点，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的枪管、大炮的炮筒，更是一样也离不开。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二战前夕中国产量世界占75%以上。二战中，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苏联、英国等同盟国也将猪鬃列为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分配猪鬃，美苏英三国甚至还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专设机构，负责交涉如何从中国取得猪鬃，并协商如何分配。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鬃荒”严重。美国政府随即颁布了“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2英寸以上猪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军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火速派出一名特使来华，提出要3至6英寸的长鬃10000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请求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应。1939年春，西南运输总处根据中国政府的命令，收购6000至8000箱猪鬃，用以换取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按时完成了任务。
三是打造滇缅国际通道生命线支持抗日持久战。抗日国际军事运输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构成，对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功不可没。承担国际军运重任的西南运输总处不仅是中国抗战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大的国际军运机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1938年武汉会战前，中国的作战兵力约200个师；但到1939年10月，增加了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步枪增至156万支，轻机枪增至68000挺，重机枪增至17000挺，迫击炮增至5885门，其它火炮增至2650门。到1940年6月中国的整体战斗力又比以前增加五分之一；1941年特种兵兵力增加到战前的6倍。其中除了国内军工署兵工厂自行研制之外，西南运输总处功不可没。
四是创造人类筑路史奇迹提升中华国际观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西南运输总处参与的滇缅公路修筑就是其中享誉中外的案例之一。
1937年8月中国军民开始全力抢修抗战国际战略通道滇缅线。滇缅公路从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等地，由畹町出国界，外接缅甸腊戍，再与缅甸中央铁路连接，全长1453公里。沿线高山大川起伏跌宕，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工程异常艰巨。
确定全路走向和设计建造跨越澜沧江怒江大桥，是滇缅路建造中最为关键的两大要件。时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的赵祖康对先前曾长期争议的“腾永线”和“顺镇线”两条线路方案亲自踏勘。在集中全队智慧，反复比较研讨后，赵祖康最终拍板。具备抗战初期最优良装备和最先进技术的陆军独立工兵团等施工队伍，被紧急抽调云南，担当咽喉部位及重要路桥的关键工程。身处抗战后方的云南各族人民，也实施总动员，用他们的血肉紧急抢修千里滇缅路。1938年8月31日，曾被预言需3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滇缅国际通道国内段仅用9个月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这是公路史上的奇迹，震惊了世界。
参考文献：
[1]云南档案馆全宗54目录2卷号71.
[2]云南省人民政府“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1989年5月.
作者王岚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作者庄崚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咨询行业协会理事长、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