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统治思想（精选十篇）
统治思想 篇1
秦国因“法”强大,因“法”雄诸侯,因 “法”定天下,这种情形下出现的秦王朝怎肯轻易抛弃法家思想?因而,嬴政让百官议定帝号,开始新王朝组建工作的同时,也为法家继续成为其统治思想寻找理论依据。为此首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代周德”“周得火德”,[2]故秦应是水德,“水主阴,阴刑杀” [2],从而将法家思想定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而这一统治思想的体现,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例子说明:其一,焚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宫内宴饮上,博士淳于越进言始皇应分封子弟为诸侯,言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并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2]。始皇同意,法家思想遂以极端形式再度成为新王朝的统治思想。其二,谋立胡亥。始皇临死有诏召长子扶苏,但中车府令赵高秘藏诏书,后又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改立胡亥为太子。表面上看是李斯受赵高胁迫不得已为之,但实际远非如此。吕思勉先生就指出:“斯能豫烛蒙恬用,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 [3] 究其原因还在于,扶苏崇儒、胡亥司法的事实。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伪造诏书赐死扶苏、蒙恬,其所用的罪名分别是 “为人子不孝”、 “为人臣不忠”。[2]而按法家思想执法的官吏要遵循的职业道德宣扬的更是儒家的修身之法、处世哲学,“正行修身,过去福存”、“君鬼臣忠”(鬼读为懷,和柔之意)、“父茲[慈]子孝”[4](为吏之道)。尤其是作为法家路线最大的推行者——秦始皇,在巡游各地教化百姓时,大讲“合同父子”、“圣智仁义”。[2]这些几乎都是儒家的东西。更有趣的还有前面提到的用来贯彻法家思想的理论依据——五德终始说, 还是阴阳家的东西。可以说,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虽为法家,其余各派思想也并未销声匿迹,焚书坑儒也并不如想象中的噤若寒蝉,这一点就为以后汉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也为汉代重新选择统治思想提供了条件。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即着手营建新的上层建筑。刚入关时,萧何就帮助刘邦简约刑法,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这是针对秦朝任刑的最初姿态;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还不喜欢儒生,不但“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2]而且动不动骂人是“竖儒”。[2] 然而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5]又无法令其乐观。这时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叔孙通。他本是秦朝的博士,但由于秦朝行法,无用武之地,一看到机会就赶紧游说刘邦,言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要为刘邦建立一套显示等级尊卑的朝拜仪式,结果刘邦接受这样的礼仪后,发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5]并得意洋洋向其父夸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与仲多?” [2],从而排斥儒家的心理有所减轻。另一个是陆贾。据载,陆贾常常向高祖称举诗书,高祖不以为然,认为天下是马背上得来的,与诗书无关。但陆贾据理力争,进言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才有所悔悟,于是令陆贾等著书,阐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道理。[2]之后陆贾完成《新语》一书,并在书中指出秦朝失国的原因在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6]进而提出儒道相辅,以儒治国,以无为发展经济,以德教化百姓的治国方针。并且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2]表明不但刘邦本人接受了陆贾的思想,就是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也接受了陆贾的思想,由此开创了汉初黄老之治的政治局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了汉初的社会背景以及儒道的社会状态而来。汉初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无论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民众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生存状态以发展生产,这是其一。其二,汉代秦而来,秦法太过繁苛,人们普遍希望新建的王朝能够改弦更张,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对于汉统治者自身而言,也担心重蹈覆辙,为此不断总结秦亡教训而表现出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儒讲以德治国,道讲无为无不为,都较法家温和得多,自然符合西汉王朝的这种现状。但儒家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元气尚未恢复,并且有个别儒生认为“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汉统治者 “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2] 而不愿意与刘邦合作。而道家此时前前后后已相沿六代,思想已经相当成熟。面对这种情形,本不喜儒生的刘邦转向道家成为必然。更何况此时道家实质是经过改造了的道家,至少在陆贾那里,道家就与儒家在国家建设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只不过对于当时经济破败状况而言,发展经济乃是首要任务,由此以道家的无为主张发展经济就成了重中之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陆贾所说的儒道相辅实质是战国末出现的以《黄老帛书》为代表的黄老之学,它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长,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可以说完全适合了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从而为汉初政治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黄老无为思想实质就是不扰民、与民休息,所以汉初统治者以此为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积极地恢复与发展经济。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黄老思想本身就有着对诸家思想的兼容,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汉初政治也必然在实际运作中兼采诸家思想中有利于其统治的部分。这一方面是改朝换代过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战国末期以来各家思想相糅合的现实决定的。汉初约法三章不久扩展为九章,高后惠帝、文帝时又陆续废除连坐、肉刑的举措,景帝时又削减了笞刑的板数,都说明汉初任刑的事实存在。笔者以为,儒家、道家、法家的治国方略都是汉初政治的组成部分,但若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它要求统治者对百姓勿加烦扰,故黄老思想可以看作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不应有所疑义。至于有人认为汉初统治思想是儒道法并行,也有其道理,但笔者还是认为,种种迹象表明黄老思想是指导思想,其余诸家都是在此既定方针下贯彻的。从这个角度讲,要谈“汉承秦制”,承的应该是其统治策略。
西汉王朝走到武帝时期,情况有所不同了。《汉书·食货志》记载:自汉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国力得以恢复,于是开始寻找一种更有效的统治思想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这时儒家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汉武帝征求治国方略,为此董仲舒上了“天人三策”,三次对策虽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核心,但其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实际是经过改造而适应了当时统治需要的儒家思想。这个改造就是兼取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部分学说,并糅合了儒家自身的思想而成。具体表现为:董仲舒强调王者治国的大本既有“务明教化民”的儒家思想,又有“正法度之宜”的法家学说[5];同时还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5]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从此汉武帝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成为武帝以及其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但就儒家独尊之初所说的武帝时期,国家处于战备状态,不时与匈奴交战,导致具体政策的实施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儒家的那一套力行王道,实际情况是,“霸王道杂之”,[5]也就是说,此时的统治思想实则是外儒而内法。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连年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人复相食”,[5]武帝晚年有所悔悟,不但下了轮台罪己诏“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还“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示与民休息、“思富养民也”。[5]从而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得汉王朝得以延续。儒家的仁义之道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得此教训,后继者之一宣帝更是看重儒家学说。宣帝登基之前流落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上台伊始即着手吏治的澄清工作,“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4]“汉世良吏,于是为盛”;[4]同时进一步诏减了武帝时的包括首匿法在内的许多酷法,并设置廷尉平一官,帮助廷尉平理刑狱。
到了成哀之际,随着儒家地位的日益巩固,董仲舒儒学中的关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在社会危机加深的情况下进一步神秘化,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谶是用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假托神意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这样一来,董仲舒关于天意与人事的解释中可以限制皇帝过分残暴的想法被谶纬之气所掩盖,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进一步神秘化、庸俗化。可以说,西汉后期完全成了谶纬神学的天下,地主阶级以此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董仲舒的神学和谶纬迷信没能阻止农民的革命,继之而起的东汉王朝跟以往的政权一样也需要总结前朝败亡的教训,刘秀曾说过“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1]表明东汉统治者更加意识到统治天下单靠棍棒是不行的,还需要一种精神手段。而经过西汉末年以来的谶纬风气洗礼的刘秀对谶纬可以说深信不疑,从而又推动了谶纬风气的流行。因而,刘秀称帝后,立五经博士、行礼乐、宣教化,大肆宣扬儒家学说的同时,又令儒生尹敏等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1]最终使得“谶纬取得了国教的地位”。[7]这是刘秀作为东汉最高统治者在当时思想领域所作的控制,其后果是使得东汉思想界显得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东汉王朝前期还实行了一些抑制土地兼并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并注意恢复发展水利事业,所以延至明章二帝时期,国力得以恢复,出现了一个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政局相对稳定的太平盛世。从这个角度讲,刘秀作为东汉始建者的功劳不可泯灭。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刘秀所推崇的谶纬其实仍然源于董仲舒的儒学,只不过是董仲舒儒学中比较神秘化的那一部分,很简单,不管是什么样的谶都是要求儒生按照儒家的经来解释。虽然有的儒生不屑于谶,但在皇权之下也不能不有所屈从。刘秀要建灵台,想用谶来确定位置,征询桓谭,桓谭先答为“臣不读谶”,又言“谶之非经”。刘秀大怒,要处死他,桓谭吓得“叩头流血”才得以保全性命。[1]可以想见,谶与纬的结合,造就了一大批方士化的儒生。可以说儒学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改造正是进行时。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经学大师在白虎观开会讨论五经异同,章帝亲自裁决。会后由班固整理记录写出《白虎通》,成为地主阶级巩固其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的法典。至此儒学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改造才基本完成。从此儒家思想有效地调剂着封建统治秩序,使得封建王朝在周期性的扩张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吕思勉.秦汉史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编年记释文注释.睡虎地秦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陆贾.新语[M]∥诸子集成(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 篇2
关键词:封建统治；法治；民主；人权。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法治文化也不能例外,特定的文化产生着相应的法治思想,封建统治思想在我国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生产条件决定的，有着极其浓厚的基础，传统文化对于思想的形成作用是具大的,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树立法治意识，封建统治思想与法治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彻底消灭封建统治思想，就不可能建立法治化社会,如果立法脱离了对民众思想的改造,就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民主政治丰富内涵的集中体现，也是承载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曲直的过程,对于人权的保障才刚刚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理性地回归到法治社会建立的过程中来；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一定会实现。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而所有伦理纲常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独裁统治,这一传统生生不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彻底改变。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自觉抵制封建统治思想应当成为当代青年,尤其是法律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品质,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那些呢？
我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历史，我国距法治化社会的实现还相当的距离,回顾百余年的沧桑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化精英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现实；他们要么在潜意识里抵制西方法律文明,用许多封建的东西麻痹自己或变相灌输着别人的思想，要么照搬西方的法律文明，试图用拿来主义实现中国的法治化社会；一些文人们，不惜粉饰甚至篡改历史,美化时弊现实，以此争夺人们的“眼球”，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所谓英雄人物身上,恨不能让康熙、乾隆再世（影视表现尤为明显），似乎有了他们的英明“统治”,中华民族就有了振兴的希望；许多官员对于被别人称为“青天大老爷”、“父母官”感到颇为自得；官员们把法治理解成依法治理、以法而治，目的在于以“法律”统治国家，合乎统治需要的就合法，不合乎统治需要的自然也就非法了；许多专家习惯上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也就有说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就顺理而成章地把法律作为了专政的工具，而专政是需要有特定对象的，如果没有了“敌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所以需要不断地树立“敌人”，甚至是假想的也在所不惜；殊不知，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尤其是近代的闭关锁国的国策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繁荣，反而使“天朝”受侮辱，民族被欺凌。只有在理性回归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才初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因为唯有法治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规制，只有法治才可以最为有效地让权力摆脱野蛮和任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国家的经济建设才能走向正轨，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实现“以人为本”；没有民主的法治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在专制体制之下,法已经伦为权力的奴仆，法已经被权力拥有者任意改变着，这里的法律实质只能是统治者的手中工具，法律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少女，更为可悲的是:这个少女还必须承认强奸者行为的合法性，她必须向世人大喊“这是一种爱”，这是法律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为了深刻理解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前进过程,我们有必要大体上了解我国的古代“法制”，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当人类生产成果在满足个人需要后有了“剩余”之后,社会分工成为必然,为了追求所谓的“公平”必然需要“规则”,“管理者”的形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随着原始社会的崩溃,法制文明的起源也同时出现。
纵观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及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这实际上就是家国一体），也就是说以“大家长”的代表——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的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乃至于天罚神判的迷信思想,无一不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统治者自然把这些理论和观念当成“国家”的最高利益加以弘扬和扩大,凡是宣传这种思想的人就被“御封”,被“恩荣”、“赏赐”不懈运用“国库资金”为之“树碑立传”,对于那些所有“异类”思想者打入大牢,甚至灭门九族。把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上升到“国家意志”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手法,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让被统治者们不得不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以所谓“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孔子的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又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的民主,首先需要让敢于要求民主的精英们能够得到民主；所有为封建统治歌功诵德的行为都应该被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抛弃，知识分子应当担当开启民智的历史使命，没有千万民众的积极参与，真正的法治社会不可能从得以实现。
暴力有可能迅速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但是,对于封建统治者文化毒害的消灭，绝对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必然遇到公开的或者无形的、潜在的、顽固的抵抗（这种无形阻力更可能来源那些既得利益者,许多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们,往往回过头来反对继续深化改革,这与用民主的旗号打倒敌人后,自己又来实行封建统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借，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
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经常不断地消除封建统治思想的余毒,必须正视现实生活中封建统治思想的存在，如果封建统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惟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当今的法治教育模式必须加以彻底的改变,普法的重点应该是:教育人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让每一个公民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己的义务？只有让民众在法治社会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才有可能使他们尊重法律的尊严,而不是相反；如果每一个公民能够意识到法律是他们的保护神,那么,我们还担心法治社会不能实现吗？法治社会的实现不可能是“官员”推动的结果，惟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才有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开启“民智”关键在于“维权”而不在于“顺从”,“以德治国”不是没有必要,而是不应该把它与“以法治国”相提并论,在当前环境下,把两者置于同样位置的结果可能是弱化以法治国,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以德治国”的历史,已经被实践证明不能适应今天的国际形势,民族的兴起离不开法治社会；法治离不开政治,但是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既是政治的不幸，也是法治的悲哀；法治也不是政策,法治社会的实现需要宪法的保障,宪法的形成来源于全社会的共识,她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通过协商、妥协达成的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利的一项根本制度，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共识,并不能等同于思想一致,不应该是一种强权或者特定的政治观念强加的结果,不同政治观念的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所有政党或政府都应该在“宪政平台”之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如果说清末的“修宪”、“立法”掀开了中国近代法治的“盖头”，成为近代法治的启蒙，那么,是否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有了对法治认识的理性回归？伟人邓小平痛定思痛，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随后法治思想才得以逐步深入人心，我们终于迎来了十六大报告的特别强调“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今天，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了“以人为本”政府的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法治化社会的实现已经来临。十六大确立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0一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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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思想统治 追求个性解放等 篇3
首先，看到题目《病梅馆记》，就不由人不产生疑问：梅何病之有?此病从何而来?能否救之、疗之?作者开篇并不急于解疑，却先说江浙盛产梅，为下文广贮病梅以疗之作下伏笔。
接着作者指出，对于梅花，“文人画士”有其欣赏标准：以曲、欹、疏为美，否则就认为无姿、无景、无态。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借此影射封建统治阶级选用人才的标准：刚正不阿、有骨气、生机蓬勃的人才遭到忌恨、摧残、杀戮；而屈曲、邪佞、死气沉沉的庸才、奴才却受到赏识、提拔、重用。
同时作者又指出“文人画士”不便“明诏大号”，说明其“孤癖之隐”有三：其一是他们心知不能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天下之梅；其二是他们又不便于使天下之民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其三是梅之欹、之疏、之曲，不是蠢蠢求钱之民所能凭他们的智力办到的。此隐衷虽见不得人，不能明说，但自有那些帮凶心领神会、奔走效勤。他们“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采取如此恶劣手段大肆摧残，致使那些端方正直、敢于直言、有气节有生气的人才遭陷害、攻击、扼杀；而卑躬屈膝、奸佞邪恶、死气沉沉的奴才被大量扶植，犹如虬枝旁条，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遍布江浙原野。
至此，从“文人画士”的品梅标准、摧残梅树的手段之劣、范围之广、后果之恶，揭露病梅产生的社会根源。作者将犀利的笔锋直指封建的专制制度及统治者，发出无限愤慨的感叹：“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这正如作者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一文中所说的：“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以僇其能忧心，能愤心，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样，一切有聪明才智的人才都遭扼杀，聚众而责之，造成“万马齐暗”的社会局面。作者通过对梅花受害的议论，揭露封建统治者实施思想钳制政策的残酷性。封建专制主义者愈是实行高压政策，人们的思想愈是被禁锢，社会面貌必然毫无生机，时代空气必然就要沉闷窒息，而难以支撑的封建大厦就更加是岌岌乎殆哉了!
病梅之因已找到，接着作者在下文中表示辟建病梅馆以疗梅的决心和愿望。
作者对众多病梅深表同情，“泣之三日”，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表达作者同情之深。文中“买了三百盆”，表行动之果断，“无一完者”，表祸患之烈，“誓疗之”，表决心之大，作者还明确提出疗梅的主张及采取的方法： “纵之，顺之”，解除一切束缚梅花的桎梏，“毁其盆”，“解其棕缚”，彻底砸烂一切遏制梅花生长的枷锁，让梅花自由发展，“复之全之”，恢复其天真本性，使其姿态自然地健康成长。作者这种以疗梅法来治理社会的主张，希冀打破一切桎梏，让人们思想得到自由发展的愿望，既表现了作者渴望改革时政的要求，又充分显示他追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作者之所以有如此愿望和决心，就在于他自别于“文人画士”，“甘受诟厉”，不苟同恶俗。最后他以“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的感叹句，鲜明地表达拯救社会的决心和至死不变的战斗意志。
但事实上，作者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排挤，连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用说拯救全国受钳制的人才了。因此，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这种想法也是行不通的。正如他在《己亥杂诗》中曾热切地呼唤的“九州风雷”并未来到，他还不知能扫除阴霾使中国大地获得勃勃生机的风雷在哪里，前途如何，他自己也觉一片渺茫。作者到临死都未看到他希冀的社会局面出现。但龚自珍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者之一，他这种破除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改革时政的要求，其矛头直指压抑人才的反动思想和制度，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在历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同时他的誓死不变主张变革的精神也赢得了当时和后代一切变法维新活动家的爱戴和敬慕。
(徐华江苏连云港市海宁中学)
刘兰芝遭遣原因质疑
赵则华
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作为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确实有许多精彩之处值得广大读者咀嚼赏鉴。文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温柔、勤劳、懂礼仪、有教养，一直为众人所津津乐道。但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光彩照人的，却遭遣了。说到原因，文中只是借焦仲卿之母告诉了大家一个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至于怎样的“无礼节”，怎样的“自专由”，却没有具体交代。况且依据刘兰芝在焦家“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的表现以及在离开焦家时“上堂拜阿母”、“念母劳家里”且告诫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的言谈举止，真的是无任何“无礼节”和“自专由”之嫌。于是刘兰芝被遣的具体原因也就成了众人推测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多年的语文教学中，我也多次与各位同事和广大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刘兰芝遭遣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
兰芝婚后不育。这种说法赞成者较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直是古人的信条《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而“无子”就是“七去”之一。刘兰芝婚后一直没有生育，而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焦母来说，想抱孙子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对于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出色的刘兰芝的抱怨又不便明说，只能以一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搪塞。现在看来，“共事二三年”还没有生育也属正常，焦母如因此而遣妇，未免也太心急了。
焦母的专制无从施展。“兰芝礼节周全，行事有度，使她(焦母)的封建家长权威得不到施展，所以她必要想个法子逼迫儿子将其休掉了事，并不虑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汉魏六朝乐府赏析》陈友冰著)在文中，焦仲卿对其母的顺从，焦母的专横跋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刘兰芝无懈可击的表现，使焦母的本性一直无从施展，于是她采取这种行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焦母在发泄压抑。在封建社会，女子无任何地位可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焦母应该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尽管文中表现的主要是子从母)。’焦仲卿婚后，焦母真的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于是长期压抑而又无从发泄的感情就很容易爆发，而刘兰芝的性格却又是绵里藏针，柔中带刚，不甘任人摆布，性格的冲突造成了焦母的不满，于是危机出现了。
焦母的嫉妒。焦、刘二人婚后感情甚笃，但在寡居多年的焦母看来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灰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小夫妻的如胶似漆，无形当中疏远了焦母与儿子的感情，这样，对儿子的依恋就使焦母的嫉妒之心产生了。当然刘兰芝也就成了焦母嫉妒乃至怨恨的焦点，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意识的影响。婚后，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可谓尽善尽美，特别是在才艺方面的表现更是令一般的封建女子望尘莫及，“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但是，在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一种广泛的认识，焦母当然也是心知肚明。这种认识如再遇到某种土壤的滋养，也极有可能成为刘兰芝被遣的原因。
总之，笔者认为，任何一篇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人物形象、思想内容、抑或艺术风格受到读者的关注或争议，见仁见智，都在情理之中，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读者对某一个问题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局限于某一种说法，以致限制了大家的思考空间，而应充分发挥广大读者的想像和思维能力，任其在广阔的思想平原上驰骋，只要言之有理，都可鼓励。笔者作为从事语文教学的一线教师，对此深有感触。
西汉统治阶级德治思想与教化措施 篇4
关键词：西汉,儒家,教化形式
实施教化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而教化也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方法。汉代统治者在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将教化与治国结合起来,从榜样示范、社会舆论、官吏行政、乡里教化、教育、法律等方面加强了德治教化的宣传和实践,形成了以道德教化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同时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手段的治国原则,这一治国原则得到了后世历代王朝的普遍认同。
一、统治者德治思想与表现
1.统治者的孝治思想。基于秦朝以功利为治世原则,导致了百姓皆唯利是图,人们之间无冷暖之情,整个社会都是以利益为驱使动力的淡漠状态,也无礼义可言,最终换来的是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国家的灭亡。汉代统治者实行“孝治”,把孝作为其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倡导用“孝悌”“、礼义”为教化人民的方式,使国家的臣民皆孝敬父母,以达到规范家庭秩序的效果,同时采取措施来稳定社会基本组织秩序,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汉代统治者以身践行其提倡的“孝”,以自己的言行来教化百姓。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实行孝道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以身作则,带头行孝,所以西汉的皇帝大都是孝的模范。文帝以贤良圣明、仁爱孝顺闻名天下,袁盎曾称赞文帝的孝时写道:“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汉代皇帝“孝”的表现除了对父母生前恭敬有加外,也有对祖先的追忆和缅怀,而最能体现其追忆之情的就是“谒高庙”,这成为皇帝即位后必须履行的仪式。景帝即位后,为孝文帝建立太宗庙,并下诏要求“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
2.统治者的孝悌表现。统治阶级孝悌思想的社会表现形式有选拔品行良好的老人,对他们进行优待,为天下人做出养老的表率,并设三老一职等。三老肩负对民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职责,并对社会上的孝子、贞妇以及行善之事进行表扬,以形成和谐的民风。三老起着教育民众循礼进德、改善地方风化的责任,若社会风气良好,国家会对其进行表彰,反之,三老就会受到批评。通过三老对纲常伦理的推行,汉朝基层乡村的秩序得以规范,社会也日趋稳定。除此之外,汉代颁布有专门的养老法,使得老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成为了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孝悌的行为进行褒奖,是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显著标志。从西汉到东汉一直维持着对孝悌行为的奖励,据史料记载,汉代对孝悌的褒奖、赐爵多达32次,而地方性的褒奖更多且更频繁。西汉统治者通过经济手段给予乡里遵守孝行的人以奖赏,树立他们的威望,进而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并逐渐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武帝元狩元年“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梯者、力田帛,人三匹”。成帝绥和元年“赐诸侯王、列侯金,天下当为父梭者爵,三老、孝锑力田帛,各有差”。汉代统治者在对“孝悌”行为进行奖赏的同时,对于不孝的行为也给予惩罚。《孝经·五刑章》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汉朝把“孝”纳入法律的见证,以孝为根据来立法,并据其不孝行为的严重性来定罪。同时,为了推崇和提倡孝道,汉代皇帝以“孝”作为其谥号的尊称,比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
3.各级官吏教化。(1)官吏选拔道德标准。汉武帝执政以后,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使儒学获得正统地位,开启了政治儒学化的进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教的发展,汉初的黄老之学及以军功为主的选官用人制度越来越无法与西汉的政治经济形势相符合,而以察举为主题的选官制度则日益完善,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用人制度。汉代的察举制多数先由皇帝下诏,命令三公九卿、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各地品德高尚、才干出众、学识渊博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予以官职;或者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面试以及皇帝的亲自查问,最终以才能的高低择优任用。其察举的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孝廉”、“贤良文学”、“秀材异等”、“明经”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两科是“孝廉”“、贤良文学”,这样一来,大多官员都是孝廉出身,形成了一种“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社会舆论和风尚,对于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着积极作用。(2)官吏教化措施。西汉地方官在执政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因此地方官吏的施政对于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才能很好地起到表率作用,然后制定政策来规范民众的行为,达到教化人民的目的,同时也要兼顾经济的发展。汉代将儒学奉为官方的正统之学,而在百姓对儒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兴办学校是最见功效的方法,借此来宣扬儒家的仁义思想,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而且,地方官员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义务,兴办学校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不至于举荐时无可选之人。“富而后教”是儒家极力倡导的政治方针,地方官员在教化人民的同时,也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鼓励百姓勤于农业,为百姓兴修水利,开通沟渠,解决百姓的纠纷,使他们经济富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大方官员崇尚俭约,反对奢华,以营建淳朴的民风。对于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进行赡养,为百姓做出榜样。而对于百姓诉讼行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道德来教化诉讼的双方,促使其产生良心上的反省,最终和平解决诉讼。这些举措,对于百姓的教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教化与教育的作用
1.中央官学。从汉代开始,学校已经成为集中进行儒家道德教育的专门机构,汉武帝为实施“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了太学,使得人才的培养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在各级官学中,其教育目标即是政治伦理教育。学校教化的特点就是给学生讲明道理,强化其道德情感,使学生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与意志,进而完成学生在知、情、意、行四方面系统性的教化。汉代在学校教育中更加突出强调了道德的教育作用,其太学以五经为教材,以此进行经学教育,可是道德却被提升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为完成道德对人们的教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太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汉书·儒林传》记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历代君王皆有增建学校,扩大学校规模之类的活动,这些都为道德在社会的盛行作了铺垫。
2.地方教育。汉朝在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的基础上,也保留了西周分封制的残余,将土地分给皇子并分封王位,分给皇子的郡县称为国,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所以地方学校又称为郡国学校。郡国学校也是国家实施教化的重要场所,担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但其主要的使命则是改变地方的不良风气,所以里面的学生不仅有官僚子弟,也有平民百姓。两汉郡国学校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教化,向社会灌输教化的理念,以改变不良风俗,所以郡国学校会定期举办一系列的典礼活动,借以向人民介绍伦理道德,使百姓有机会接受教化;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授经学,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本地人才,以提高本郡官吏的文化水平,也为向中央举荐有才能的人士。汉代地方官学的学校大多设立在尚未开化的地方,以改变风俗,提高该地区百姓的文明程度。汉景帝时,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到达成都之后,深切感受到了蜀地的偏僻以及人们的愚昧无知,称其有“蛮夷之风”,便下令“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摇”。文翁所兴办的郡学,就是最早的官学。文翁创办的学校以儒家教化思想为其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很快在蜀地传播开来,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后人称赞其为“文翁兴学”。这类学校在汉代有很多,它们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源泉,有革除陋习,移风易俗的作用,并对巩固政权与维护乡里的秩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统治的造句 篇5
统治解释
【意思】：（１）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或地区：反对殖民主义～。（２）支配；控制。
统治造句：
1、谁统治这个国家?
2、反动统治注定要垮台。
3、他们在外国的统治下生活了多年。
4、欧洲列强再也不能统治大块海外领地了。
5、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子，尽管我没有成功，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完成我的心愿，统治世界。
6、君主制不是对我的，或者你的意志的直接表达,不如说是一种抽象概念,是源于自己统治自己的自然愿望。
7、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
8、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在文中还说到一些事情着实有点让在历史的这一时间点上，在世界舞台上的民主统治之地忧虑不已。
9、上帝的圣灵离开了所有的教堂，就在这时撒旦及时地进入了教堂开始了他的统治。
10、因为这是个大国，不可能由一个人来统治。
11、我需要一个强壮的男人来帮我统治这个国家。
12、我知道这个世界被无限的智慧所统治。
13、相反它们像穿着皮毛的皇帝和皇后统治着家庭，等待着主人们为它们服务。
14、通过严厉无情的统治，他让这个国家保持了三十年的和平。
15、他的统治手段是恐惧和恐吓。
16、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以色列应该有一个君王来统治。
17、这个曾经独裁的党统治着台湾本地人，直到1987年才允许民主。
18、但另一项与统治主张,分歧的来源则是哲学。
19、既然我开始在作品中使用日文字符了，我觉得这下像是“我统治着自己的世界”了。
20、但即使是在其早期，其赖以成名的也是他对暴力的崇尚，并作为其统治的手段。
没有信仰的统治 篇6
小说不回避秘鲁的社会现实。也正因为这样，从写第一个短篇小说起，就有人问作者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其实就如作者所言，小说是在撒谎，但小说在撒谎的同时道出某种引人注目的真情。
而《酒吧长谈》这部四十多年前发表的小说，之所以今天读起来仍然震撼人心，就在于作者运用了独具魅力的写作技巧，让人们能够在艺术层面上领略到独裁政治的一种残酷的真。对于没有机会去拉美的中国人来说，读读《酒吧长谈》，能拉近自己跟遥远的拉美的距离。
略萨笔下的独裁政府就是一个强盗窝。堂·卡约是这个强盗窝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当过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和内政部长，就私德而言，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恶棍，他抛弃发妻包养情妇，向色情场所敲诈勒索收取月钱，接受贿赂时只收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金⋯⋯这种公众眼中的罪犯，却是政权怀里的宠儿。
作为独裁政权的栋梁，劣迹斑斑的堂·卡约并非因为坚定的政治信仰。相反，是因为他没有政治信仰，且又擅长干别人干不了的丑事。他对独裁者的外甥就说：“他们付我工资，不是为了叫我对什么都相信，而是为了叫我干某种工作。我干得还不错，对不对？”
对于独裁政权来说，最要紧的，恰恰就是这种“干得不错”，而非所谓的信仰纯洁坚定。只有堂·卡约这种人才能够用自己的才干满足独裁政权的需要。从他处理大选问题的手法与识见上，就可见一斑。
堂·卡约在受邀去内政部的路上，中尉就对他说“大清洗已经开始。阿普拉分子、坏蛋、共党分子都给关进监狱了，连一个小爬虫都不会漏网”。照理说，在堂·卡约当警察头目的时候，政权的异己分子该已一扫而尽了吧？可是在大选时，堂·卡约依然建议，把反对派候选人蒙塔涅弄个罪名抓起来。堂·卡约对独裁者说：将军，我跑遍了半个秘鲁，如果蒙塔涅在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您就会失败。
在参议员兰达看来，这种意见完全是胡说八道，蒙塔涅根本不可能当选，因为“他没钱进行竞选，而我们又控制着整个选举机器”。然而堂·卡约有兰达所没有的一种冷酷的冷静。对独裁政权有多么讨人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没有丝毫自欺的幻觉。他懂得，没有有声的抗议，不等于没有无声的反对。当大资本家堂·费尔民问他是否真的认为奥德利亚会败给蒙塔涅，他就说：“不光是蒙塔涅，任何一个别的反对派都会当选⋯⋯我们秘鲁人的心理状态很复杂，喜欢支持弱者，支持在野派。”
这话点出了独裁政权面临的不测之渊。既然不能冒险用政治竞选来检验国民对政权的支持度，那么维系政权岂能离得了花大钱的镇压和收买？当内政部长抱怨“用于安全措施的费用太多”时，办公厅主任堂·卡约就跟他一件一件地算账——这是工厂、大学中的情报网所需的开支，那是平息人们不满情绪得用的花销，然后反问部长：“又要节约，又要不危及国家的安全，你认为这可能吗？”★
《酒吧长谈》
作者：［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39.8元
《蚕丝：钱学森传》
作者：张纯如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45元
本书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描写钱学森的一生，特别是他在美20年人生历程。
《纸年轮》
作者：张冠生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39.8元
以书述史，上溯1911年，下延至今。百年书影见证百年中国的思想激荡、社会变迁和精神演变。
《杨度（上中下）》
作者：唐浩明
出版：春风文化出版社
定价：100元
以杨度为引线，串起袁世凯、袁克定、曹锟、汪精卫、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诸多人物，描绘了波澜起伏的世纪初的中国人救国之路。
《革命逸史》
作者：冯自由
出版：新星出版社
定价：98元
作者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始终追随孙中山，他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公正客观地记录了所亲历的民国革命。
《电影镜头入门》
作者：［美］杰里米·温尼尔德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19.8元
女孩统治还是男孩统治 篇7
升到四年级,我换了教室,去年8号教室,今年20号教室。男生从8个增加到10个,女生数目保持不变,还是15个。每个班级都差不多25个学生,总是女多男少。以前白板附近有块大大的地毯,我们不坐椅子的时候,就会坐在地毯上,盘着腿,仰头听老师讲课。现在没有地毯,只有坐在椅子上听课了。
虽然男孩人数少,但boys rule(男孩统治)呢。班主任一开学就给我们排好了位置,男女尽量间隔坐,可是我们不满意。第二天,男生找男生,10个人占了7张桌子,女生找女生,把剩下的4张桌子并在一起,15个人围成一圈坐。班主任看我们自己换座,就不再坚持,她说她小时候,班里也是这样的。虽然不坐一起,我们也会捉弄她们。比如,趁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搬走女孩的椅子,她们回来见没有椅子,就坐在地上,班主任把我们教训一通,我们才把屁股底下叠起来的椅子乖乖地让出来。其实以前男女生是平等的,也没有界限,过生日,会男女互相邀请,但是从三年级开始,男女生互不邀请,也互不搭理,即便说话,也是说坏话。
“You are ugly(你们很丑).”女生说。
“You are uglier(你们更丑).”男生不甘示弱。
“You are the ugliest(你们最丑).”女生更狠地回击,但是谁也没有赢,再吵。
“You are smelly(你们很臭).”男生说。
“You are smellier(你们更臭).”女生回击。
“You are the smelliest(你们最臭).”我们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都学得很好,这回依然分不出胜负,于是换一个话题。
“Why girls cross the road,because they pooped on the other side(为什么女孩过马路,因为她们在马路那边拉屎了).”我们先进攻。
“Why boys cross the road,because they pooped on the other side(为什么男孩过马路,因为他们在马路那边拉屎了).”女孩把主语改了一下,把句子扔回给我们。
如果分男班女班,就没有麻烦了,可是这么好的方案,学校竟然不采用。我们之间不停地吵,想搞清楚是girls rule,还是boys rule。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说学校的事,爸爸问:“你们赢了有奖品吗?”
“奖品是什么意思?”
“就是prize。”
“那个倒没有,不过我们占上风了,我们要让她们看看,boys rule!”我笑笑,好像我们已经赢了。
“男孩统治什么?”妈妈问。
“统治世界!”我很骄傲地说。
“陈河马,你开玩笑。”妈妈对我不屑一顾。
“就算boys rule又怎么样?以后,还不是你们男孩子巴巴地跟在女孩后面跑,你看我们家是爸爸统治,还是妈妈统治?”爸爸说。
西夏统治时期的河西教育 篇8
西夏立国前后, 为了稳定局势, 驾驭各部酋豪, 与宋辽抗衡, 在“严以刑赏、尚武重法”的同时, 采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政策, 将汉族文化、吐蕃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一并吸收融合, 从而形成了贯穿西夏王朝始终且颇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元昊继位后, 注重使用汉族人才, 重教兴学, 成就显著。1034年他命大臣野利仁荣效仿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 之后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蕃学, 选拔党项贵族和汉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 并提倡尊孔读经, 吸取儒学营养, 发展汉学, 使各类文化教育机构迅速发展, 日臻完善。据《西夏书事》记述:“元昊思以胡礼, 蕃书抗衡中国, 特建蕃学, 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写以蕃书, 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 俟习学成效, 出题试问, 观其所对精通, 所书端正, 量授官职, 并令诸州各置蕃学, 设教授训之。”到夏仁宗李仁孝时, 更是尊孔子为文宣帝, 令“州郡悉立庙祀, 殿宇宏敞, 并如帝制”, 并开办科举, 策试举人, 还再次下令“州县各立学校, 复直小学于禁中”, 接着又立大汉太学。而所有州县的学校、禁中小学、京师太学, 均以儒学为教授内容, 儒学之盛与中原不分轩轾。
河西地区自东汉以来儒学就获得蓬勃发展, 至五凉而达全盛, 后经隋唐的着力经营历五代而不衰。西夏入主前, 河西地区的割据政权都是在吐蕃统治瓦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除瓜沙归义军政权外, 甘州回鹘政权和凉州蕃汉奴隶主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 文化教育发展非常有限。极为重视发展教育的李元昊, 称帝立国后的第二年 (1039年) 即下令各州置蕃学、设教授, 并对硕儒博学之士大加重用, 使河西各州郡县学在重儒兴学之风中逐步设立, 学校教育随之恢复、发展和兴盛, 并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镌刻于西夏仁宗乾祐七年 (1176年) 的西夏黑河建桥敕碑, 落款中有“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之句, 不难看出王德昌的职务除“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外, 还兼郡学教授, 由此也可证明元昊统兵占领河西并在甘州设立镇夷郡后, 镇夷郡的郡学就已建立。至于人才培养方面, 《西夏书事》曾记载, 夏仁宗李仁孝时期的凉州人权鼎雄“天庆中举进士, 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当然, 因才学而得到重用的河西人, 肯定不止权鼎雄一人, 据《元代西夏人物表》统计, 活跃于元代初期的370余位西夏历史人物中, 祖籍属河西地区的就达64人。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文化教育情况, 也可从各地大量的西夏文物中得到佐证。上世纪, 在河西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西夏文字经册、文书和碑刻, 甚至还有学子们写字用的文具笔架和习字残片。1972年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字《四言记事文》残页, 其中的“坐卧徘徊, 欢喜踊跃, 乐人歌舞, 吹笛鸣鼓”, “父母智慧, 选择师长”等内容, 四字一句, 便于记忆, 应为当时学校教育的启蒙读物。这些文物都表明了在西起敦煌、南至兰州、东尽天梯山的整个西夏所统治的甘肃地区使用和进行西夏文字教育的史实。
英国殖民统治对缅甸经济的影响 篇9
一英国殖民统治对缅甸经济的消极影响
1. 导致缅甸产业结构不合理, 缅甸经济以单一发展水稻业为主
伊洛瓦底江为下缅甸种植水稻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英国殖民者大力发展水稻种植业, 不断开垦荒地, 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因此, 缅甸的稻谷种植面积有增无减, 这种上升的势头也越来越明显。
英国殖民者单一地进行水稻种植, 并不是要发展缅甸的农业生产, 发展缅甸的水稻种植业。尽管水稻的种植面积比英国殖民统治以前大, 大米的产量比以前高出很多, 但缅甸农民在稻谷种植和大米销售的过程中却一无所获。 (1) 尽管这一时期缅甸的水稻业有所发展, 但缅甸的农业没有得到发展, 严重影响了缅甸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农业方面单一以种植水稻为主, 导致农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缅甸人民并没有富裕, 这些都与英国殖民者的侵略和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
殖民者主要是在下缅甸集中建立了一些近代工厂, 这些工厂又主要在仰光和勃生等地, 所以导致缅甸的工业在布局上过于集中, 这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 他们只是为了运输的方便, 从来没有考虑过缅甸这样的工业布局是不合理的。缅甸的经济片面和畸形发展, 也源于缅甸技术落后、工业设备不够好。
2. 以掠夺资源为主, 不顾及缅甸生态环境
第一, 水稻方面, 据有关资料统计:1852年英国占领下缅甸后, 便积极推行稻谷单一作物, 使缅甸成为英国的粮食供应地。1885年, 下缅甸的稻谷种植面积仅有40.2万多公顷, 到1935年增至395万公顷。就全国来说, 到1940~1941年度增加到508万公顷,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1865年, 大米出口仅有40万吨, 到1941年增至800万吨。 (2)
第二, 柚木方面, 柚木是缅甸的珍贵木材, 在殖民统治时期, 英国人大量地砍伐缅甸柚木, 并在缅甸国内建立许多木材加工厂, 将优质木材大量地运往英国。在缅甸, 有几家英国人开的专门掌管缅甸木材的公司, 这几家木材公司将缅甸的木材行业垄断。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缅甸的木材遭到英国殖民者大量地掠夺, “在1936~1937年度至1939~1940年度, 这5家英国公司控制了全缅柚木产量的五分之四, 缅甸柚木的出口量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三, 居世界第一位, 但绝大部分是输往英国及其殖民地。” (3)
第三, 石油方面, 缅甸的石油储量丰富, 殖民统治时期, 缅甸的石油也被英国殖民者大量开采和掠夺。这一时期, 在缅甸成立的石油公司很多, 缅甸的石油产量也突破了缅甸的历史记录。据有关资料记载:缅甸石油公司的石油产量占总产量的75%, 印缅石油公司占12%, 英缅石油公司占9.5%。1937年, 缅甸石油产量达到了最高峰, 超过3亿加仑 (约合117万吨) 。 (4) 殖民统治时期, 石油大部分落入英国人的手里, 大量石油被英国人运走了。
3. 对缅甸土著工业发展不利
英国人并不只是从缅甸国内运走大量财富, 他们还把本国的一些产品也运到缅甸市场上去卖。缅甸传统的土著工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外来商品占据了缅甸的一部分市场, 这对缅甸土著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从英国运到缅甸的商品有吃的、穿的和用的等。如英国统治缅甸期间, 英国的棉布被英国人大量带到缅甸来卖。“1872~1873年度进口量为3000万码 (按其价值超过该年度进口总额的50%, 1码等于0.9米) ” (5) , “1913~1914年度增至1.83亿码” (6) , “这样严重冲击了缅甸的手工纺织业, 导致缅甸的一些传统手工作坊倒闭, 手工纺织者失业。在1900~1910年期间, 手工纺织业者减少了50%” (7) 。由于英国人带到缅甸的商品价格也很适中, 因此, 缅甸的一些东西逐渐地被外国的“洋货”所取代。
4. 土地占有权发生了改变
1824年以前, 缅甸在经济方面是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 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殖民统治期间, 缅甸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 并且这个问题很严重。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和破产, 土地被地主高利贷者占有, 农民没有土地, 加剧了他们的贫穷, 一些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差, 生活状况不断恶化。
5. 缅甸区域经济不能协调发展
殖民者主要是在下缅甸集中建立了一些近代工厂, 这些工厂又主要在仰光和勃生等地, 所以导致缅甸的工业在布局上过于集中, 这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
6. 缅甸的各经济部门分散, 不能有机地运转和联系
殖民者不顾及缅甸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 这使得缅甸的各经济部门分散, 不能有效地运转与联系。
7. 让缅甸人民变得更加贫穷
殖民者对缅甸人民进行的侵略、剥削和统治, 给缅甸人民带来了严重后果, 使缅甸的财富流失,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贫穷, 缅甸也变得更加落后。
二英国殖民统治对缅甸经济的积极影响
由于在缅甸殖民掠夺和统治的需要, 英国殖民者对缅甸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建设。
第一, 交通方面, 主要建了两条铁路, 一条是从仰光到卑谬的, 另一条是从仰光到东吁的。殖民统治时期, 缅甸的铁路通车里程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是最长的, 只是“二战”期间被毁了很多。“到1914年, 缅甸铁路总里程达2500公里” (8) , 是当时泰国铁路的两倍 (9) 还要多。水路方面, 英国人成立了很多轮船公司, 不管是运客还是运货都很方便, 水路运输业十分发达。“拥有大小船只622艘, 每年的客运量达900万人次, 货运量为125万吨。” (10)
第二, 近代企业方面, 由于英国人在缅甸大面积地进行水稻种植, 很多水稻加工厂在缅甸被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 缅甸的采矿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矿业相关的工厂被建立起来。在缅甸独立后, 大部分碾米厂和矿厂曾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 成为缅甸国有经济的支柱。
参考文献
[1]钟智翔.缅甸研究[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2]贺圣达.当代缅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统治思想 篇10
一、西寨乡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的主要做法
1. 积极引导, 稳步推进
西寨乡地处昔阳县西部, 全乡21个行政村, 9个自然村, 总耕地面积1.5万hm2。蔬菜生产是西寨乡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2004年8月,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并颁布许可使用“大寨绿”牌甘蓝。近年来, 该乡有近80%的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 他们有的将责任田托付给年老的父母管理, 有的将责任田转包给别人, 留守在家种田的大多数是老弱劳动力和种植面积相对大的农户。因缺少劳动力, 病虫害防治难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一家一户分散防治难以奏效。针对这种情况, 昔阳县农业局因势利导, 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合作社与农户签订服务合同, 除农机化“三包”外, 还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供药、统一喷雾, 并通过现场会等方式, 以点带面推动全乡甘蓝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
2. 狠抓科技培训, 提高人员素质
培养素质好, 事业心强, 技术水平高, 能吃苦耐劳的技术干部, 是做好统防统治工作的必备条件。昔阳县农业局十分重视对技术人员的技能培训:一是聘请专家授课, 讲解病虫统防统治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二是采取现场会的形式, 言传身教, 提高专业机防队员的实际操作技能, 提高统防统治水平;三是定期进行研讨, 对出现问题及时进行研究 (如药效差、药害等问题) , 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进行解决。2009年—2010年, 农业局共举办病虫统防统治培训6次, 召开现场会3次, 技术人员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3. 广泛加强宣传, 搞好技术服务
为了使广大群众接受病虫统防统治服务, 昔阳县以宣传工作为先导, 将病虫统防统治省工、省时、省药、防效高、易操作等优点, 通过召开现场会, 编写农技简报, 书写标语等形式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宣传, 逐步提高机防队的知名度, 调动了广大群众开展病虫统防统治的积极性, 许多村、组、农民都主动上门要求服务, 并与各植保机防队签订防治合同, 使昔阳县近几年甘蓝统防统治面积逐年扩大, 2010年达到107 hm2。
4. 加强技术创新, 保证防治质量
首先是搞好大田虫情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确定防治适期, 对症下药, 确保达到最佳防效。其次是抓关键技术, 严把防治质量关。针对不同季节, 不同的防治对象, 提出不同的防治要求。在进行病虫防治作业时, 要求操作人员严格药剂配制剂量, 严格农药配制程序, 严格大田操作技术, 确保雾化均匀, 杜绝大田作业中人为造成迟喷、误喷、漏喷、重喷现象的发生。据调查, 统防区比非统防区病虫防治效果普遍提高了3%～5%。
5. 密切联系群众, 及时反馈防治信息
实践证明, 群众满意是做好统防统治工作的前提条件。防治工作要接受群众监督, 时刻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及时更正工作失误, 并做好工作记录, 才能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二、取得的效果
1. 提高了防效
专业服务队运行以来, 充分发挥了统防统治的功能。防治时间、防治效率和防虫效果都有明显提高。据调查, 以前使用手动喷雾器喷药, 每人每天只能防治0.33 hm2, 且防治效果差;使用机动喷雾器施药, 平均每人每天可防治2～4 hm2, 施药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
2. 普及了技术
以服务队为植保技术推广的载体, 明显提高了技术普及效率, 大大提高了技术的覆盖和到位率, 带动效应远胜于平时的培训、宣传。
3. 增加了收入
通过服务, 一是增加了种菜效益, 病虫统防统治示范区比非统防统治区增产8.1%, 在一个防治期内可节约用工费5元/0.067 hm2, 节约药费1.5元;二是增加了服务效益, 在一个防治期每台器械可防治面积20～33hm2, 为专业防治队员增加了收入。
4. 保障了安全
服务队实行病虫统防统治, 保证了对口用药, 杜绝了“两高”农药和禁用农药的使用, 严格掌握了施药安全间隔期, 做好自身防护, 合理处置药瓶、药袋, 减少了农民自防后随地丢弃药瓶、药袋的现象, 减少了农药污染, 确保了农业生产安全。
5. 社会效益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