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

关键词： 理论界 伦理 经济

[摘要]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的经济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全球伦理”的普遍要求，中国经济伦理必须涉足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关系的新伦理领域，必须展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的新伦理视角，必须思考组织结构在经济伦理中的新伦理贡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 篇1：

论经济行为的伦理底蕴

［摘 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从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着手,分析了目前的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伦理底蕴。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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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1］许崇正.伦理经济学再论——经济选择与人的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甘绍平.伦理智能［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3］黄家瑶.经济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A•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翟晓英(1972—),女,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读博士,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作者：翟晓英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 篇2：

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伦理的普遍性要求探析

[摘要]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的经济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全球伦理”的普遍要求，中国经济伦理必须涉足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关系的新伦理领域，必须展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的新伦理视角，必须思考组织结构在经济伦理中的新伦理贡献。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生态伦理；市场伦理；组织伦理

[作者简介]谢丽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济法律系副教授，经济师，硕士，福建福清350300

[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不同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大缩短，由此可能会带来比以前更加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地球上不同国家、民族和企业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它们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在很多经济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必然要求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最基本的、对经济活动参与者都具有约束力的伦理准则。正是在此意义上，德国宗教思想家、“全球伦理”的积极倡导者孔汉思才断言：“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表明，必须有一个伦理的全球化。”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使不同的地区、国家、民族、企业以及阶级、阶层能够走到一起并进行合作的最终保证是一种伦理认同或“全球伦理”。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的《全球伦理的原则》说：“我们认为，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种全球伦理为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或工作规定了最起码的共同伦理价值观、关系准则和行为标准，它是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伦理平台”。经济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国尽力去摸索一些意识的共识，包括经济伦理方面。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不断探索一些新的经济伦理，以使在全球化这一新的经济发展平台上提高国际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当然，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的经济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全球伦理”的普遍要求，必须遵守WTO制定的各项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

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伦理必须涉足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关系的新伦理领域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人类借助于工具便利地作用于自然的同时还向环境排放大量废弃物，引起空气、水源、土壤、动植物的污染，自然进化能力下降，自然资源再生能力衰减，再加上人自身的一些问题，使人类陷入严重的困境。正是基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失序等全球化危机，近几年来人们开始建立在以自然为客体的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观。提出生态伦理经济化和经济伦理生态化的观念，并将生态伦理与经济伦理综合起来，形成生态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架起了一座沟通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的桥梁，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的局限，既具有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意蕴，又具有发展经济，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和谐与美满的经济伦理意蕴。

当代德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施泰因曼和勒尔合著的《企业伦理学基础》坚持认为：“一种以生态定向的企业管理是确保自身长期生存意义上的理性的要求。为了经济而过度利用或毁坏自然资源，长此以往将毫无经济成就可言。”德·乔治的《经济伦理学》在分析经营活动和国际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时，注目于环境保护和世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指出：“世界各国都已开始认识到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资源量并非无限，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整个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如此精致平衡之中，我们对其造成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引发诸多连锁反应。”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关心生态环境问题，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并在实践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国在走向全球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任务，发展再也不能采取掠夺性、扩张性的传统模式，而必须采取兼顾发展和环境、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中国在经济走向世界的同时必须注意生态和环境保护，必须涉足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关系的新伦理领域，把人融入整个自然界之中。环境生态问题呼唤和孕育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萌芽，使生态产品、绿色食品和绿色消费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反过来，只有生态伦理观的萌生与问世，才能大大促进和推动着人类的生态文明，强化着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行动，才能在全社会内培养和浇铸起一种生态经济伦理的新风尚、新习惯，有助于形成治理风沙、沙漠化、水资源严重枯竭、大气污染等方案和行动，有助于在新的世纪振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伦理必须展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的新伦理视角

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大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小到一个企业和个人，都要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交易空间的国际化、全球化，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现代化、信用化，交易风险的扩大化、严重化，都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实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活动当事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需要基本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基准，离开了它经济就难以运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遵守它们。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属市场经济，二者必有某些共性，如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趋利原则、开放原则、法制原则等。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同国际接轨，同时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否则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出局。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哲学》一书中精辟地讲到：“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来为它们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们去努力实现这些规则。”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它的背后，要有强有力的市场经济伦理观念的支持，要有“个人的良知”去维护市场体系这些伦理观念：“个人的良知”是需反映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要求的。也是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伦理必须展现的新视角，是遵守“游戏规则”的重要保证。例如，契约观念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从简单的金钱借贷到保险交易、票据流通、证券买卖，都是建立在合同关系上

的，并在合同的基础上形成了信用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使经济活动环环相扣，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假如其中某一“链条”出了问题，即不能很好地履行合同的承诺，甚至会殃及他人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契约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产品不讲质量和信誉，假冒伪劣产品横行，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消费者的信心为此受重创，并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经济行为是否展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客观规律的新伦理视角、产品与服务的信誉是否讲究，不仅影响企业的声誉，而且还将影响国家的声誉。如果把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活动比作经济博弈，那么，博弈方遵守规则的良好声誉和信誉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有被取消博弈资格的风险。

在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中，我们要重视经济活动中法规的接轨，也要重视信誉等伦理观念的接轨。要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如果还是保留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政出多门、政策多变、对企业过多干预、使企业难以对未来发展进行准确预期，就会导致投资、经营等行为的短期化。应加快各类市场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务环境、科技和人才支持环境、税收环境及信息环境，吸引更多区域外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中国聚集，并使国内外投资者获得更具吸引力的收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必将展示许多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如经济职能的市场化、经济行为的法治化、经济决策的民主化、经济管理权的多中心化。与此相适应，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规范、约束机制。此种多元化的规范、约束机制是为了顺应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而考虑的一种新思维。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伦理必须思考组织结构在经济伦理中的新伦理贡献

众所周知，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及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利益的实现势必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尽管人们作为独立、利己的主体追求着各自利润的最大化，但他们追求利润的活动和现实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组织，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依照同样的规律。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构成组织的首要因素，而组织又是一切管理活动的载体。也就是说，尽管世界市场主体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去从事各自活动的，但是由于生产的全球化、一体化，任何一个利益主体都不可能脱离与其他主体的相互联系孤立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经济全球化中，经济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不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包括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国家、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国家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伦理特征就在于：组织、国家与个人一样，被人作为“道德主体”来对待。但组织与国家又不同于个人，它们没有“不忍人之心”，而是按照理性化的方式来运作的。这使任何一个利益主体只有借助他人、他方的存在才能获得现实的利益；任何人利益的实现也都会受到他人的制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应该根据组织伦理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获得更长远、更根本的利益，而且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促进世界市场的良性循环。

企业诚信的实现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这需要生长的环境，组织在培育诚信的生长环境这一公共资源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组织，通过法律的手段，使得伦理要求制度化，帮助他们的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并落实伦理责任，以实现诚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比较早地由政府组织通过立法，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帮助企业建立伦理自控机制，明确伦理责任，切实有效地维护诚信的生长。美国于1991年11月1日颁布并开始实施的“组织的审判准则”就是这样一项法规。“准则”中所指称的组织是非个体的人。它包括公司、合伙企业、协会、参股公司、联合企业、退休金基金、政府和政治团体及非营利组织。它不仅对美国国内企业诚信的维护起了推动作用，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欧洲诸国、加拿大、南非等)企业诚信的建立也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作为WTO的新成员和重要成员，必须信守自己人世时的庄严承诺，在国际舞台上牢牢树立诚信政府组织的形象。这是因为，政府组织是否诚信、是否遵守WTO规则，是影响和左右大范围顺利地吸引外资和外企进入国内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违反自己的人世承诺和WTO规则，将招致世贸组织及其他成员国的制裁，轻则影响经济的发展，重则有取消参与国际贸易资格的危险。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组织结构伦理尤其值得关注。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伦理的普遍性特征将日益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方面，同时，中国经济伦理现有的过渡时期特征将逐渐弱化，而民族化、国际化、个性化、多样化会日趋彰显。

[责任编辑：清　泉]

作者：谢丽华

经济伦理与经济哲学论文 篇3：

经济思想史上的群星闪耀时

读完柳红女士所著《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下简称《八十年代》）一书，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汇就是“群星闪耀”。

这缘于很多年前读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留下的印象。茨威格当年引用歌德的比喻，说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这个作坊中“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做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那些难忘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但也会偶然出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而这一时刻一旦出现，却将“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如果以此对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界，说那是一个“群星闪耀”时刻，毫不为过。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在这个“巨大、开放、令人振奋的舞台上”“一起创造历史”，而且他们创造的历史的确已经在改变现代中国的命运，并且仍将对未来中国走向产生持续影响。

一

按书中人名索引表，我粗略数了数，《八十年代》书中提到的经济学人超过五百多位。不能说五百多位经济学家人数就足够多了，因为当下忝列“经济学家”队伍的人数更多：据说仅在各类证券与基金公司从业的经济学家就超过两万多人。但却只有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算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方面，那时的经济学人作为一个群体，尽管“现代经济学专业素养”也许不如后来者，但他们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激情、想象力、热忱、浪漫、理想主义、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恰是这样一群人，“如此群体性、大规模、全方位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即使是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不多见”，这才造就了“群星闪耀时刻”。

茨威格说过，人类历史上群星闪耀时刻的精彩程度，不需要书写者去凭想象力增加一分一毫。我们却要感谢作者在《八十年代》一书中为后人部分还原了这样的场景：“那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穿着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在那一时代，不仅仅杜润生、蒋一苇、孙冶方、马洪、薛暮桥这样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可以当面向决策层陈词并得到来自领导人毫无保留的支持，即使是一个还在求学阶段的青年人，也可以随便敲开部长甚至更高层领导的办公室，向他们陈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与改革设想，也能得到重视。这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一个独特现象。

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在八十年代？

按茨威格的说法，“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即群星闪耀的时刻来临之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而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是因为此前的岁月不止是“无谓”，更是因其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无法再继续下去。长期的压抑已使得“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才在八十年代突然绽放出满天繁星。正如刘国光所言：“并不是说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在讲，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之后的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的显现，经过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其力度和精彩非同一般。”

在作者柳红看来，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如此辉煌，还是“改革时代使然”。“中国改革不是从先有一套理论、设计、蓝图、规划开始的。”改革启动之时，只是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当时的高层决策，“就不得不倚重于八十年代建立的新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而当时的经济学家，恰“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把它们转化为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再加之当时的改革决策集团善于学习、兼听、吸收经济学家的意见，因此，才造就了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群星闪耀。

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得更开，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学人最辉煌的时刻，还有更深刻的背景。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Robert N.Heilbroner）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远在法老时代之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然而在亚当·斯密之前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通过分析后他发现：这与经济制度安排有关。

在海尔布鲁纳看来，人类社会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其经济运行时刻面临崩溃的可能。而要避免社会经济秩序崩溃，无非有三种经济制度。首先可以利用传统来安排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们“利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和必要的工作，都得按照惯有的风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儿子得仿效其父亲之所为，样板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这种经济制度在农业文明阶段占主导地位。正因为一个人生下来时就这样被锁定在传统的经济秩序安排中，所以，社会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其次可以利用有政府的命令来组织社会经济秩序。这是一种计划经济制度。最高当局“用暴力机器作为后盾，用计划安排使社会所需要进行的事务得以完成”。而只要经济问题“是用‘传统’或‘命令’的方法来处理，就绝不会产生所谓‘经济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从旁帮助”。正因为亚当·斯密以前的社会，是靠“传统”或“命令”来安排经济秩序，所以，产生不了经济学及经济学家。

人类社会还有用来保持经济秩序的第三种手段——市场制度。这种制度“让人感到大惑不解的地方是”：一方面是其规则出奇的简单，“每个人做他认为对他来说最适合的那种工作”，“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是最大的个人利益”；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仅井然有序，“社会上的一切工作──肮脏的以及舒适的──都可以完成”，而且社会福利还能持续改进。而海氏认为，促使经济学产生的，“正是对生存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微妙而困难的解决方式”；承担解释市场之谜的正是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完全是应市场经济制度之时而生的。或者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而经济学的繁荣，也是在经济学家受到市场制度运行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挑战时不断应战的结果。

以此反观中国几千年经济制度史。先是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经济制度时代，中国经济秩序的确呈现出超稳定运行态势，自然也就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自然经济制度半瓦解后，中国又是引进了计划经济制度，经济目标单一，要素价格既定，社会需要的重要程度政府也已经排好了秩序。所以，西方在斯密之后，西方经济学大师频现；而至七十年代末，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却仍然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八十年代》书中涉及的第一代老经济学家如杜润生、蒋一苇、孙冶方、马洪、薛暮桥，在计划经济中的角色也只是像哈耶克笔下“关心技术问题的经济工程师”。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而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改革的方向并不明朗，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市场化取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又因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共生关系，所以，八十年代不仅仅是一种迥异于计划经济的全新经济制度萌芽期，也注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拐点：中国经济学及经济学人的春天到来了！

也因此，八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人辉煌的时刻，中国经济学界各种思潮、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已渐成气候。但也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尚在萌生阶段，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大多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经济工程师”的特点：没有系统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这并不是这代经济学人的局限，而是历史使然。正如作者在书的《自序》中所言：这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当下“学院派”经济学家指责八十年代的理由。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群星闪耀”之时，到底为后世留下了什么？

实际上，书中对八十年代经济学人承担的基本功能做了系统梳理：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推动建立开放经济；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等。

如果从八十年代的“独特性”以及茨威格所言的“影响后世”双重意义上看，我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归结到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思想启蒙。凯恩斯有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正确与否，比一般所认为的作用要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他们，而很少是别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而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经济学家对社会进行现代经济思想的启蒙作用不可小视。而十分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这部书的开篇，就是《三本书的命运》：即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通过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探索、吸纳与传播新思想。

从我个人思想历程来看，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思想启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其一，在经济哲学领域，在个性解放与社会进步之间，张扬了人的个性解放，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进步统一的一面；其二，在经济发展指导层面，强调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应该关注效率问题；其三，在微观层面即经济运作层面，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中国经济学家教导百姓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要警惕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几千年中国百姓对于政府与管理者的看法。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集体主义压抑了个人自由；对社会公平的追求超过了经济效率的主张；政府之手无孔不入，甚至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这种局面下，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的现代经济思想启蒙，有其重要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使中国社会大众不仅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市场经济”，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原来视为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其他诸多经济现象：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失业现象不可避免等等。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在维护市场经济制度取向改革的“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基本作用。

二是直接推动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经济改革中不少决策的出台，往往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体制外力量自发生长—— 经济学家理论与舆论支持—— 得到决策层确认。”这种“自发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九十年代以前的改革中尤其多见。也因此，经济学家理论与舆论支持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参与并影响政策决策的程度也最深。《八十年代》这部书在描述经济学人在那一时期推动高层决策方面着力最多。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许多内容因是第一次听到或被亲历者所证实而具有“揭秘”性质。如：改革的最初设计，与一九八○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两份《初步意见》相关，而担纲这两份《初步意见》主角的是以张劲夫、薛暮桥、孙冶方、刘国光、董辅、杨培新等一大批经济学人；改革的总体思路，则与一九八七年成立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的八个课题组相关。这其中，以厉以宁为首的北京大学课题组，主张以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革为主线；以吴敬琏为首的吴敬琏课题组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以刘国光为首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则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同时为主线。而厉以宁、吴敬琏、刘国光无疑是第二代经济学人中的优秀代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与经济学家季崇威在其中的卓越贡献息息相关；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性制度性安排的“双轨制”，其理论上的发明权无疑属于以莫干山会议主角为代表的第三代经济学人；从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同样是经济学人在幕后推进与决策者在前台努力二者互动的结果……

我们知道，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质。昨天的选择无可避免地影响甚至是决定了今天的格局，即使是一件或许当时不起眼的小事。八十年代的独特性更是使得“这时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而经济学人在那一时期参与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方面的作用可谓“前无古人”，这些决策在建构与塑造中国近三十余年经济制度与特征方面的影响当然也就具有决定性。回顾中国改革的前生今世，永远脱不开八十年代经济学人及他们的思想观点这个“源头”。

当然，仔细想来，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的作为实际上还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自此以降的中国经济学界。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今日中国经济学界更像一个大的“江湖”：不同观点不同思潮相互激荡，时有春风和煦，时有暗流涌动，甚或刀光剑影。而通读完《八十年代》不难发现，今日之种种争议，当时就已埋下伏笔；而有所不同的是，当时哪怕是一个小的歧见，在通过师承关系、机构变迁、人物更替等原因，尤其是通过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因素，在后来也已经可能被空前放大甚或扭曲。但其“基因”仍然可以从八十年代经济学人中去寻找。不过，账却不能简单地算在八十年代学人身上。

如果说“思想启蒙”与“影响决策”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对历史最大的“事功”影响，那么，那代学人的人格魅力则同样值得后世借鉴。通读完《八十年代》，同样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八十年代的经济学人把经济学当做信仰，而当下经济学人更多是把经济学仅当做“饭碗”。尤其老一代经济学人。“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当初他们以殉道者勇气投身革命，又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创建计划经济体制；在极“左”时期，他们在政治刀尖面前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复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态度研究经济学，推进改革。可以说，他们每一步都是怀着对主义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既然经济学于八十年代经济学人是信仰，因此，他们才会如此神圣地对待这一领域中哪怕在后世看来不值一哂的基本概念、范畴及原则，他们才会如此顽强地坚持他们经过长期思考所得的一些甚至在后世看来是错误的思想与观念至死不悔，他们在待人做事上才会有今世最为稀缺的充盈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这与当下不少学人的易变、圆滑、世故甚至市侩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是把学术真正作为经世济民“公器”的学术品德。我特别注意到，作为《八十年代》一书的作者，当有人提出“向八十年代经济学人学习什么”时，柳红回答说：“不被权贵与资本所收买。”尽管回答很即兴，但我相信这应该是她在成书过程中反复思考后有所感的结果。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禀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品格，把经济学当做“经世济民”的学问，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所以，学术在他们手中的确是“公器”，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私器”。甚至为了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这一神圣目的，他们不惜“私器公用”。比如，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经济学人，自己拿出积蓄，继而靠拉广告、做咨询、开讲座挣出钱来，贡献给以探讨国家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为主旨的《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这种情怀与胸襟，又哪是今日某些明明为服务于特殊利益游走于权贵与资本之间、却把自己的观点包装为“学术公器”的经济学人所能比拟的？

而实际上，追求真理的精神与把经济学作为“公器”使用，这二者于八十年代学人既是相通的，又同时铸造了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的人格魅力。正因为把经济学作为信仰，而不是把经济学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学人不可能轻易被特殊利益所收买；而也正因为把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作为人生之目的，也决定了那时的经济学人只服从真理，而不会服膺于金钱与权势。这正好符合斯皮格尔（Henry W.Spiegel）笔下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标准。斯皮格尔在其名著《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写道：“那些经济学史上的伟大人物服务于时代，但他们却不是牟私利者；他们是诚实的人，就按照所看到的那样讨论问题。”

三

回顾八十年代，书写与赞美八十年代，近些年较受欢迎。甚至被人为划分为不同“阵营”的学人，在怀念八十年代上都有共识。比如，美学家李泽厚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坦言：“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八十年代的可贵。八十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九十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而写作过《切·格瓦拉》一剧的黄纪苏在后来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感受：八十年代初中期，不仅社会风气纯良而且人人积极向上的状态表明中国的未来可期更好，在社会充满活力的同时又没有逾越伦理道德与公平正义的底线；既摆脱了此前令人窒息与普遍绝望的空气，更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弥漫在人群中的末日情绪以及泛滥于社会中的一些凶险丑恶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比。

八十年代经济学人群星闪耀的时刻会不会已成绝响？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以“经济学”为业并自称或号称“经济学家”的人数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每年产生的文献数量可谓汗牛充栋，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但我们却始终产生不了类似对八十年代那种“群星闪耀”的感觉。刘国光在为《八十年代》所作序言中说：“熟悉历史的人会羡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就有百家争鸣之态。”这种印象也已不适用于今日充斥话语霸权与帮派习气的经济学界。

不仅如此。从经济学界自身状态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阶层分化与利益冲突，八十年代经济学人怀着共同理想共同努力、并在其中相互支持提携的局面，在当下已不复存在，甚至发展到“八十年代同一战壕的战友现在却相互举起了镖枪”这样的地步。而从社会对当下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的“观感”来看，与八十年代经济学人获得了全社会包括体制内外足够尊重的情形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如今几乎是社会尤其是网络上最恶意玩笑的靶子。

这当然与经济学家每个人的修为和素养有关，更与历史有关。

正如书中所说，“改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新理想，它能满足当时民众厌倦“不断革命”的普遍情绪。而在我看来，八十年代初中期的改革又的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坏几乎任何局中人的利益，相反还增进了几乎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增强了改革这一共同理想的吸引力。这是造就八十年代社会各阶层包括经济学人群体在内的和谐奋进景象的重要原因。而此后因为各种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改革”至少部分偏离了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初衷与设计，使得“改革”共识渐行渐远，利益分化造成的阶层鸿沟越来越深。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家作为群体出现分化就理所当然。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海尔布鲁纳曾明确区分了“经济思想家”与“经济学家”。前者贡献的是思想，后者贡献的是学术与“主意”；前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是知识分子，是“布道者”与“先知”，是天上闪耀的明星，而后者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技术性职业”。“经济思想家”出现在历史关键时期。比如，亚当·斯密时代是经济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就是因为经济制度正由传统安排转向市场经济；而一旦这种转折完成，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秩序一旦建立之后，经济思想家退隐，作为专门家的经济学家登台。

八十年代的独特性就在于“经济制度转轨”的性质，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思想启蒙的时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时代的经济学家更像海尔布鲁纳笔下的“经济思想家”：他们不是以经济学术见长，而是以思想见长。他们的重大使命之一是“思想启蒙”，也是那一时代的“先知”与“布道者”，所以“在暂时的黑夜宛若星辰一般散射着光辉”。

而康德曾经指出，“启蒙运动”的后果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是残酷的。他的意思是说，启蒙知识分子呼吁的是现代性到来，而一旦现代性真的到来，因为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异化，将使社会各阶层各种角色回归到原来各自的领域，这就叫做“诸神归位”。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也将回到他的学术领域。不再是这个社会中的思想引导者。实际上，九十年代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讨论过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启蒙的结果。而中国经济学界自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思想家不再，职业化的“学院派”崛起，也与市场经济思想启蒙任务几近完成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看，八十年代作为“经济思想家”的经济学人群星闪耀的时刻的确已经成为“过去式”。经济学界想再现八十年代的场景在短期内已不可能。

海尔布鲁纳也曾有这样的想法，当单纯的经济力量已解决不了问题而重新需要政治的经济学时，经济思想家会再出“江湖”。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似乎恰又到了这样的时候：依靠单纯的经济力量无法解决、而需要再度对行政与政治资源配置进行优化。以此观之，下一次“群星闪耀”的时刻或许不会太过遥远？

当然，还是按茨威格的说法，人类历史上群星闪耀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有的”。而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幸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这一群星闪耀的时刻，或至少通过这部《八十年代》的书见证了这一时刻。仅此，我们应该是很幸运的。

作者：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