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

关键词：利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运用多学科方法，从背景与原因、过程、影响、安置及取得成功的原因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但有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模糊，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实证性研究少，理论分析不够深入。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篇1：

地理视角在小城镇历史文化遗产区定位中的重要性研究

摘要：小城镇历史文化景观或街区面临突出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一方面是保护与开发对立，另一方面是直接利用的经济效益不足，保护经费有限。因此需要首先确定其在小城镇整体中的定位。而地理学的视角对于目前较少的针对这些地区与小城镇整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独特优势。本文以浙江湖州的溇港灌溉工程遗产为例，尝试利用地理学“一横”的方法，分析历史文化景观在湖州城市整体中的功能定位。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地理视角可以在帮助确定历史文化遗产区定位发挥重要作用。用“流”的空间关联，有助于理解溇港地区在历史上和今天的功能定位，从而为城乡规划中区域功能定位提供参考；第二，湖州城乡规划将溇港地区打造为水利、生态、文化、旅游的复合功能区，保护溇港地区，就意味着已经给其他功能区带来效益。依据造福于其他地区的效益，可以判断溇港地区水利功能和文化功能效益居首，而后才是休闲旅游和农业的效益。

关键词：城乡规划；功能定位；文化遗产；湖州溇港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3.002

A Study on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n the 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reas in Small Towns： Taking Lougang， Hu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OU Shangyi， HONG Ruizhe， HUANG Yicun

引言

在城鄉规划制定过程中，对历史文化遗产区保护利用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内容。讨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与城市整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目前小城镇中文化遗产保护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开发利用与保护对立、缺乏保护资金、缺乏发展活力[1]、过度迎合商业[2]、文化遗产地外部不经济[3]等。

本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溇港地区为例（见图1）。2016年底，溇港入选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录。湖州城市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对溇港地区的保护和利用都有明确的目标。《湖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将滨湖溇港地区定位为重要生态战略空间之一，《湖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对溇港的功能定位是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涵养、传承历史文化。本文旨在说明，需要采用地理学视角，湖州规划制定才能将溇港地区有机地嵌入到了城市总体规划之中。

1相关研究

地理学和建筑学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区功能定位。在百度学术搜索引擎中用“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可以证明之（见图2）。因此，本文对比地理学和建筑学分析此问题的主要视角。

1.1建筑学者定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功能的视角

本文首先梳理了建筑学者分析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城市其他地区关系时提出的四个概念，它们也可以作为研究视角。

第一，“功能共轭”，即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周边区功能互补。姚治国等人以北京金融街与旁边的历史文化保护建筑白塔寺为例，指出在金融街工作的人群可以白塔寺景区作为工作间隙社交的空间[5]。这种“共轭”的问题是，白塔寺景区可提供给金融街白领的休闲功能是极有限的。

第二，“广义设计”，即以多种途径达到多种目标[6]。例如在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更新设计中，董雅等人建议，从城市空间的高度控制、美学影响、交通协调三方面，确定历史文化保护区与相邻区域之间的关系[7]。再如德国学者Breitung等人在研究苏州城市水系遗产保护时认为，要将历史文化街区的居住功能与旅游功能同时考虑[8]。

第三，“有机更新”，即强调城市作为有机体的自我更新能力。有机更新的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与民众自发“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规划方法相结合[9]。目前本研究收集到的城市有机更新，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如温州的城市有机更新方案[10]。

第四，“行政管控”，即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改变资金、人口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其他地区的流入和流出。以北京南池子社区为例，它紧邻故宫，北京市对该类社区的户籍管理规定，户口“只出不进”，旨在降低居住人口密度[11]，让北京故宫遗产周边成为低密度的恬静居住区。

上述四个概念有助于定位溇港地区在城市中的功能地位，但是还没有说明溇港地区与城市区域功能区之间的联系。

1.2地理学者定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功能的视角

本文还梳理了地理学者分析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城市其他地区关系的视角。

“一纵一横”是地理学的基本视角。“一纵”是指自然层和人文各圈层之间的关系，“一横”指的是区域间各要素的相互关联[12]。伯克利学派对景观的研究主要采用“一纵”视角[13]。吴传钧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在“一纵”的分析基础上，强调自然和人文要素组成的地理单元[14]。无论是“一纵”还是“一横”的联系，地理学家都要用物质能量流、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开展关联分析。地理学分析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城市其他功能区功能关系时，主要用“一横”，具体分解如下。

第一，集聚、集中、辐射[15]。“集聚”和“集中”分别指不同企业和相同企业彼此靠近。“集聚”可以获得范围经济效益，“集中”可以获得规模效益[16]。城市历史商业区的形成就是不同类型商家在特定区位集聚形成的[17]。而老商业区的生存，需要其辐射力强，进而有足够的消费者到此购物。

第二，扩展和扩散。它们分别指某种地理事物从一地蔓延开来和分散到多地。例如随着交通发展，城市居住区范围会扩展到郊区[18]。再如天津五大道历史保护区位于城市中心，历史上是居住区，因为城市中心区商业区扩展，这里逐渐变为商业休闲区[19]。

第三，外部性。就城市某个区域而言，它的外部性是它除了向其他区域提供服务和产品外，还产生了本不想达到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例如，工业区在提供工业产品的同时，还产生了污染的负面影响[20]。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它在保留原始功能，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外，若给周边地区的交通带来不便，那么就产生了负外部性。这是城市规划需要消除的。

第四，公平发展。“公平”是分析各个功能区功能定位的评判立场。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提出，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遏制资本家不断从工人阶级榨取剩余价值，进而遏制城市低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的非均衡发展[21-22]。城市历史文化区的功能定位是为富人的，还是为穷人的，是判断此区与城市其他区域关系的另一个地理视角[23]。

归纳上述“一横”的视角，它们基本上是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来刻画区域之间关系的。这可以补充建筑学者分析视角的局限。

2历史上溇港地区在湖州境内的功能定位

为了实现遗产保护“可持续性”标准，同时通过规划中功能定位的确定，促进溇港地区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在当今产生更高的效益，需要了解溇港历史时期的功能定位。由于地理大环境和溇港景观具有相对稳定性，历史功能定位具有参照意义。

2.1溇港水利遺产基本情况

溇港地区的功能定位首先要考虑自身的特点。湖州溇港地区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当地人所说的“溇”是指大钱港以东的人工小河，它们大体呈南北走向，其功能之一是导泄杭嘉湖平原洪水入太湖。当地人所说的“港”是指大钱港以西，至江浙交界的长兴斯圻港，宣泄苕溪和长兴水系，也是洪水的入湖河道。溇港系统除溇和港外，还包括古代为阻挡洪水、联通溇港而修筑的“塘”[24]、蓄水的湖漾[25]。

中国许多地方都有沿湖圩田，但是湖州溇港地区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景观的原因是：第一，溇港水利系统集水利、经济、生态、文化于一体，是太湖沿岸历史追溯最早、存续时间最长、留存基本完整的古代水利系统。根据国际灌排委员会的记录，该溇港系统承担了灌溉、排水、防洪、生态循环农业等多项功能，促进了湖州农业和经济发展。第二，这里保留着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管理的水利管理模式，以及其衍生出来的组织、信仰、制度文化、生产生活方式[26]。溇港灌溉系统向世界很好地展示了当地先民处理人地关系的智慧，以及延续至今的活力。

2.2 溇港地区与城市其他区域以水道相连

溇港与湖州其他地区相连的众多水道也决定着其功能定位。根据《苕溪运河志》记载，历史上沟通太湖的溇港多达300余条。湖州城区境内原有39条溇港，经过整治后改为21条，主体走向是自南向北[27]。截至清代，当时吴兴县有溇港：胡溇、乔溇、宋溇、晟溇、汤溇、石桥溇、新浦溇、钱溇、伍浦溇、濮溇、陈溇、义皋溇、谢溇、杨溇、许溇、东金溇、西金溇、幻溇、潘溇、新泾溇、大溇、罗溇、安港、沈溇（见图3）。当地至今流传着太湖三十六溇七十二港的歌谣，三十六溇即是大钱港及其以东的溇港，包括了吴兴区主要的溇港：大白诸沈安，罗大新泾潘，幻金金许杨谢，义陈濮伍蒋钱新，石汤盛宋乔胡薛，薛部丁家一点红[29]。传说中太湖三十六溇，其实是37条，它们多在湖州。湖州吴兴区有15条：大钱、拔草里、诸溇、沈溇、安港、罗溇、大溇、新泾港、潘溇、幻溇、西金溇、东金溇、许溇、杨溇、谢溇；织里镇有12条：义皋、陈溇、濮溇、伍浦、蒋溇、钱溇、新浦、石桥浦、汤溇、宋溇、晟溇、乔溇；江苏省有6条；在湖州南太湖高新区之西还有4条。总体而言，吴兴区的溇港系统保存完好。

2.3 以“流”确定历史上溇港地区在湖州境内的定位

第一，泄洪必经之地，水利财政流向之地。湖州“每遇霪雨，连县万山之水倾倒而注于湖郡，俄顷汛滥横流”[30]。当时苕溪和霅溪（今名东苕溪）是自然泄洪河道[28]。唐安史之乱之后，大量移民到此，疏干洼地，开辟农田。这使得自然河口逐渐演变为人造河口。人造河口段水浅，不利于泄洪。为保证泄洪，唐代在此设置了都水营田司，负责堤坝管理、河道疏浚。五代之后，朝廷重视漕路维护，故减少了对于太湖周边溇港的维修投入，从而导致溇港淤积。明清时期，政府重新重视溇港疏浚。长兴县溇港在明宏治七年时就重开为34条[31]。清代在湖州府继承了五代吴越政权以来的撩浅制度[32]。同治《湖州府志》记载了五代时期，“吴越天宝八年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部，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 [30]。同治五年（1866年），御史王书瑞奏：“浙江水利，海塘而外，又有溇港。……上游阻塞，则害在湖州，下游阻塞，则害在苏、松，并害及杭、嘉、湖”[33]。光绪《乌程县志》记载：“导之者，浚之使深，疏之使散，庶旱有所蓄，潦有委也，而其入湖要道，则全属乌程矣”[34] 。这些历史文献都说明溇港疏浚对其他区域的重要性。

第二，防洪的第一道屏障。太湖雨季水位涨高，倒灌入河，淹没沿岸低洼之地。传说溇港地区最早的太湖大堤是由范蠡所修，人称蠡塘（位于长兴）。后修有青塘等。记载的太湖大堤最早修建时期是汉代。汉元始二年，吴人通筑塘以障太湖[30]。唐代太和四年夏，“苏、湖二州水坏大堤入郡郭”，开成三年“湖州大水溢，太湖决”[35]。随圩田的扩大，史上湖州防洪堤坝的位置不断外推。清《浙江通治》记载“苕水自天目来曲折过青塘门东北与雪川合入太湖，泛滥洋溢故为长堤数十里以抵长兴，先是土筑，岁必加葺，十年来失于修治，堤外水决缘（沿）堤之田成沮洳”[30，36 ]。

第三，市镇农产品的来源地。宋代，湖州之富庶闻名天下。《宋书·孔季荣传论》记载，湖州及太湖流域周边的地区为“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之地[37]。唐安史之乱后，大批北方的士官民众避乱南迁，同时也为当地送来了北方相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当地的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溇港地区既可以发展种植，也可以养殖、捕捞鱼虾。人们以湖中的水草作为圩田里桑树的肥料，桑树促进了养蚕，蚕沙又可以作为塘鱼的肥料。于是在溇港地区自古就成为湖州府农产品的供给地之一。

通过上述水、财政资金和农产品的“流向”可以判断，地理学“一横”视角下，历史上溇港地区在湖州地区的功能定位是水利为主，农业为辅。地理学“一纵”视角下，重视自然层的形态，由于地形、水文等地理大环境未改变，因此今日溇港地区在城市中的功能及定位次序也应该参照古代溇港地区的定位、次序，使得溇港能够提升城镇环境、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效益。

3当今溇港地区在城市中的功能定位

3.1各类规划体现溇港地区的功能定位

本文梳理了湖州与溇港地区相关的规划文件，发现在这些规划确定的溇港地区功能定位有四类：防洪排涝、生态涵养、休闲旅游和文化遗产保护。水利功能定位延续了古时溇港的功能，其他部分功能则是当今的新发展。本文发现用“流”可以更好地认识和刻画溇港地区与城市其他地区的功能关系（见图4、表1）。

3.2溇港地区各类功能对城市的影響排序

本文用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和效益值，排出在湖州城乡规划中溇港地区各类功能的位序。若一种功能不可替代性高，且效益高，排序就靠前。

溇港地区水利功能和生态功能位列第一。这里湖州市域最重要的泄洪通道[38]。本文基于等高线地图，在遥感影像地图上标出了湖州主要建成区，和海拔在15米以下的地区（见图5）。溇港防洪大堤则保护着该图展示的广阔区域内的人员和财产，防洪效益巨大。其水利功能无其他地区可替代。如今太湖沿岸堤防完善，溇港作为深入陆地的“毛细管网”，除了排水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溇港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功能位列第二。溇港地区的文化遗产价值就是其水利景观的价值。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只有让溇港地区继续发挥防洪排涝的功能，才能让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活化”保护。溇港地區文化遗产的保护效益值还会“流”到湖州之外的人群，这是文化遗产“正外部性”的表现。而文化遗产保护功能价值与水利功能的价值是复合在一起的。

溇港地区旅游休闲功能位列第三。溇港地区在原有农业的基础上，叠加了旅游休闲功能。与湖州其他地区相比，目前这里的经济产值相对低，因为主要是小规模的餐饮、民宿、休闲和文创。 “观溇港遗产、览溇港农耕、宿溇港人家、品溇港风味、融溇港风情”的旅游宣传口号展示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旅游产品，但尚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溇港地区旅游功能还面临着湖州其他地区的竞争压力，以游客数量为例，到湖州南浔古城的远多于到溇港地区的。因此，在湖州规划中就应当考虑到这些“流”的联系，进行功能侧重的区分。

4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建筑学者和地理学者分析城市历史保护区在城市中的功能定位空间结构的视角差异，借助湖州溇港地区的实例，归纳出两个结论。

第一，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历史文化遗产区定位的视角。只有观察“流”的关联，才能理解古今溇港地区在湖州境内的功能定位。“流”的分析思路既可说明湖州城市总体规划中“生态旅游文化带”中各类要素之间的功能联系，也可以说明“太湖城市发展带”“山林水乡田园带”与“生态旅游文化带”之间的功能关联。继而能够分析城乡规划中区域功能定位的合理性。

第二，溇港地区的水利功能与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密不可分，对城市意义最大，其效益远高于该地区农业、旅游休闲业创造的价值。确定溇港地区多种功能的排序，主要依据功能的不可替代程度，以及带来效益值。本文虽然根据经验常识中的效益值和不可替代性，对溇港地区的几种功能进行了排序，但是未来湖州城市规划还可以通过计算城市各区域之间的“价值流”（包含双向流），给城市功能规划提供更精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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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尚意洪睿哲黄一村

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篇2：

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述评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运用多学科方法，从背景与原因、过程、影响、安置及取得成功的原因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但有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模糊，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实证性研究少，理论分析不够深入。

【关键词】 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安置；影响；城镇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充分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挫折，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缓解经济困境，快速恢复生产，中共做出了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决策。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围绕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过程、影响、安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一、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概况

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在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1982年，经济学家柳随年等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就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1984年编著的《“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又进一步展开了论述。1988年《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由何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交代比较清楚。

80年代时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经济学家，内容上着重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影响等方面做总体性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优缺点明显：一方面，研究者对这段历史有切身的感受和更直接的观察，很多当事人健在，具有后面研究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另一方面，80年代距离精简城镇人口的60年代时间跨度很小，这段历史尚未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档案资料和史料的挖掘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研究者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难以客观冷静地研究，这也是明显的缺点。

90年代以后，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学术界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罗平汉的《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是唯一一本专门研究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专著。该书以国家的政策为脉络，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做了详细的考察，并辅之以地方精简案例，使得研究更加细化。另外，很多研究60年代初期历史的著作，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通史类的专著主要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罗平汉、何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罗平汉等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二卷：1949—1976），郭德宏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郭德宏、王海光、韩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二卷（曲折探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等。其他的专著，也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有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张静如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二卷（1956—1966）、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武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董辅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汪海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以及杨胜群、田松年的《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一些研究者在香港出版的相关专著中，也涉及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林蕴辉的《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和钱庠理的《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此外，还有一些省委书记的传记涉及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比如《曾希圣传》、《江华传》、《刘子厚传记与年谱》、《林铁传记与年谱》、《乌兰夫传（1906—1988）》、《叶飞传（1914—1999）》。这些传记对研究地方如何贯彻中央的精简政策有不少史料披露。

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问题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在一些著作中或多或少进行了论述，典型的有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除了上述著作，一些论文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代表性的有罗平汉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陈建兰的《1961—1963年中国城镇人口精简浅析》、陈理的《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李若建的《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大跃进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衰退》、姜长青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精简城镇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探析》。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要当事人和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能揭示决策背后的故事和细节，弥补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一些历史当事人对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回忆，同时也披露了不少难见的史料，提出一些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观点和评述。如《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大跃进亲历记》、《姚依林百夕谈》、《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等著作以及苏维民的《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镇人口》、邓力群的《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和《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等回忆文章，对厘清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和深刻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若干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围绕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与原因、过程、影响、安置及取得成功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与原因

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与原因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基本一致。研究者大都认为“大跃进”时期，工业生产大招工，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城镇人口迅速膨胀，国家经济出现困难局面，因此必须精简城镇人口。①除此之外，聂福如、阮雅芳等认为三年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下降，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也是原因之一。②郑美霞还认为盲目建校招生也导致了城镇人口膨胀。她指出：“按我国当时的政策规定，高校学生和中专学生都吃商品粮，由国家统一分配，盲目扩大招生的结果使得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①

（五）精简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

60年代初的城镇人口精简共压缩城镇人口约2600万人，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周恩来曾发出感慨：“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⑤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没有出乱子，而且还保持了社会的平稳，有着怎样的深刻原因？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对成功原因的论述比较一致，都突出了健全的社会控制体制的作用。

除上述主要研究之外，还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研究。有些研究者对领导人与精简工作的关系做了专门论述，如洪松的《陈云关于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对策》、尚长风的《陈云与20世纪 50～60年代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都突出了陈云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陈云是经济调整的主要谋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较早注意到城镇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的意见并没受到重视。在领导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压缩城镇人口的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克服经济困难做出了突出贡献。①洪松对精简城镇人口数字做了专门研究。他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三本权威著作所记述的1961年精简职工人数的不同数字为例，分析了各数字的得出依据，最后指出1961年精简职工“1000万人左右”和“约为 873 万人”或“约873万人”的表述比较恰当。②

还有一些研究虽然没有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做直接研究，但提供了一些详实的可供参考的数据。如黄兢、黄海英按城市化趋向把1957—1965年广东省城乡人口迁移分三个阶段：1957—1960年呈现城市化趋向，1960—1963年逆城市化趋向，1963—1965城乡人口迁移相对停滞状态。③李若建从人口学的角度，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人口迁徙问题做了探讨。

三、关于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存在的不足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些问题、有些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深化。

一是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涉及2000多万人的大迁徙，既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复杂问题，也涉及到城镇职工就业和安置问题，并且最终落脚于农村，涉及各国家、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与贯彻，涉及到千万人命运变化，问题复杂，涉及面广，当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政策层面，仅有少数对地方的贯彻落实做了初步梳理。即使是国家层面的研究，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对1959年的精简工作就不够重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对1959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工作一笔带过，缺乏深入分析，有的甚至忽略了这次的精简工作。实际上1959年的精简工作可以说是整个精简工作的预演和探路，它的并不太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的精简影响甚大。

二是实证性研究少。研究者大都从宏观上对精简城镇人口问题进行考察，即对中央精简城镇人口原因、过程、政策等做一梳理，而很少从微观层面上，即以地方的城镇人口精简为视角来考察60年代初的精简工作，没有很好地做到“以小见大”，没有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是理论分析不够深入。60年代初的精简城镇人口，涉及国家制度、社会心理、历史文化方方面面的深刻问题。但是，目前从社会动员、国家机制、城镇化视角的研究并不多见，也还不够深刻深入。比如对于精简城镇人口政策的成功实施，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就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但不深入，有的甚至只是从政策层面分析了原因。另外，有些研究者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比如，李若建和赵淑杰认为有些城镇人口自愿回到老家和政府给予被精简人员合理的经济补偿是成功精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整体上而言，即使国家给予被精简职工一定的补贴，但绝大多数人对回乡仍是持观望态度，甚至是抗拒的，自愿回乡的只是一小部分。国家在精简工作过程中是如何把对回乡犹豫不决和抵抗的这部分人成功精简回乡的，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作者系中央党校在读博士研究生）

作者：王瑾

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篇3：

小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协调研究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建设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目标。“十三五”期间，要用新的理念引领，妥善处理好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中实现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直面问题，破解难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小城镇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以造福于民众，造福于子孙后代。

关键词：小城镇；建设发展；遗产保护；新理念；成果共享

Key words：small towns ；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protection of heritage ； new ideas ； share benefits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很显然在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关于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又突出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1 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和加强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历史的必然

1.1 小城镇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地位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直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和国家一直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推手，特别是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因此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的宏观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对于小城镇的作用和地位，从建国以来，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55年11月7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对于小城镇的设立就有了明确规定。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里提出了设置的标准。1979年我国政府把小城镇建设纳入政府工作日程，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并制定了系列成套政策。1984年国务院对小城镇设置建制新规定：县级机关所在地一律设镇，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可以设镇，少数民族和边境口岸地区可以适当放宽。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推动小城镇规划建设。2000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006年十一五规划和2010年十二五规划依然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建设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热议。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第4期《社会学通讯》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认为小城镇发展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人口分布，城市结构，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的重大问题。这引发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讨论。30多年来，关于城镇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农村人口多，转移量大，不可能都到城市里来。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加快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避免人口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减轻城市压力，它是人口的“蓄水池”“节流闸”。小城镇发展能够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利于培育农村市场，逐渐形成小城镇为中心的小区域中心。小城镇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有效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扩大投资需求尤其是吸引民间投资，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程度，扩大对住宅，农产品、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有利于缓解需求不足和农产品阶段性过剩状况，为整个工业和服务业的长远发展拓宽新的市场空间。小城镇发展可以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小城镇的发展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开启了城乡交融的大门，小城镇是城市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平台，是城乡对接的平台，是城乡人才流动的平台。处于城之尾，乡之首的小城镇，对于打破城乡分割，把城市和农村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之间多方面的稳定的联系，促进城乡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城镇是深入农村腹地，传播城市文明和辐射农村经济的桥头堡，是一个地方多种网络的主要结点，在其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核心与枢纽作用。小城镇是一个区域重要的增长点，增长极，能有力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的进程。农村人口进镇工作，进镇定居，有利于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发展小城镇可以防止城市“贫民窟”、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精神压抑、人性冷漠等一些城市病。小城镇没有大城市的高门槛，离老家也近，生活容易适应，特别有利于在外务工，有一技之长和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工回到小城镇创业。.

1.2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大责任和坚定目标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它包括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改造的自然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见证。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再现人类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的生活面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瑰宝，具有不可再生、不可循环的特点，一旦消失，就永远不能再现。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了前人改造自然，与自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人文文化，反映了前人顺应自然创造的物质文化，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在历史上活动的轨迹，对其保护就是尊重祖先、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先辈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民族的骄傲，保护文化遗产并加以挖掘利用，可以培养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只有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才能走向未来，只有萌发于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新”文化，才更具有根基、底蕴、特色和生命力[1]。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遗留给后人具有文化价值的财产，这不仅仅是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珍贵的瑰宝绝对不可以在我们这代丢失断送，而应该保存的更好。不管小城镇如何建设发展，保护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小城镇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加以适度合理的旅游开发，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的人民生活水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并非水火不容，科学适度合理处理得当，两者可以得到良性循环。对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的前提是保护，只有保存完好，保存完整，长期保存，才能使旅游经济得到开发发展，才有可能成为当地经济可以持续的增强点。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不仅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当地文化。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杜越提出，遗产地最主要的特征应该是开放。“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参观、学习和传承，因此旅游是必要的。它已成为游客提高文化品位、增长知识阅历的重要一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开发，适当发展旅游业，获得的旅游收入可以保护遗产，为保护提供经济上保障。游客的到来，可以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宣传当地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欧洲部主席迈克蒂尔德·罗斯勒说：“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给全球几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给无数旅游者带来了快乐和休闲。”中外许多著名旅游小城镇，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对于小城镇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延续下来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已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国际组织和我们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要求保护。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先后通过的《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等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都对历史小城镇的保护提出了相关规定和措施。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我国于1985年成为缔约国。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主的遗产保护体系。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就已经提出要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的小镇进行保护。2002年就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中又明确提出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并以法的形式确认了名镇在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的地位。

保护小城镇历史文化遗产，是彰显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个性特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环节，是“记得住乡愁”的重要举措。我国的土地面积辽阔，各地的历史人文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具体到一个小城镇，山水不同，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各异，历史发展都不一样。新型城镇化下的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不能搞千篇一律的新城镇，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总原则，着力打造特色城镇。小城镇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人文和传统风貌，是打造具有个性特征的特色城镇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如果离开历史文化遗产，小城镇的个性特征就会失根基和文化内核。什么是“乡愁”？乡愁是人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与怀念，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弱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愈加强烈并倍感珍贵，进而变成一种精神的寄托与支撑，也可以是从自己出生地、居住地或是曾经的居住地经历的事物中获得的一种文化感受、文化启迪或文化认同感。乡愁体现的不一定是“愁”，乡愁体现的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文化依恋和精神需求。小城镇建设发展要“留住乡愁”，就必须保护传统村镇历史文化景观和风貌特色，认真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基因，彰显地方文化特色。

1.3 用新理念引导小城镇建设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均衡携手共行

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不是一个新鲜话题，特别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在讨论。学术界有过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践上在全国不少地方有做得成功的实例。不可否认，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困扰我们的疑难问题。因为在实践上绕不开，往往是两难。小城镇要快速发展，各种要素向小城镇快速集聚，决策层的政绩观必定影响小城镇在快速发展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共资源公共财政的有限性，涉及许多民生问题和基础设施，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小城镇原有居民和新的外来人口的文明素质文化素质也影响着城镇的文化遗产保护。一些小城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院落、历史建筑被夷为平地，传统的文化艺术和民风民俗随之消失，导致城镇结构雷同，布局雷同、建筑雷同，失去了城镇独特个性和魅力[2]。

处理好小城镇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需要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发展理念是发展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论。这五大理念对我国“十三五”乃是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的指导，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小城镇的发展与保护，迫切需要这五大理念。可以说，这五大理念对小城镇发展与保护是及时的。有了这五大理念，可以化解困扰人们多年的关于小城镇发展与保护的疑虑和疑难问题，可以破解实践中的难题。

小城镇发展与保护需要创新。具体地说，小城镇在发展与保护在区域布局和空间布局上需要创新。要跳出原有思维模式，避免原有的大拆大建，使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大拆大建中荡然无存，为了发展而顾不上保护；也避免为了保护而碍手碍脚，使发展受到影响。使发展促进保护，使保护的空间得到保障，使保护的财力得到保障，使保护的机遇不得失去，使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让保护促进发展，通过保护，使人们深刻感受历史文化遗产迷人的魅力，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心理安抚，通过保护彰显发展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使发展芬芳多彩。通过保护，带动旅游，使保护和新的发展融为一体。在发展中保护，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质量，改善经商环境，促进多项民生问题的解决，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小城镇在发展和保护的体制机制上需要创新。小城镇的发展和保护，不仅是政府一两个部门的事，要打破原有的体制格局，要使不同的部门形成合力，协同动作。我们更要看到，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政府做不好做不到的事情，市场和社会能够通过有新的运转，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小城镇在保护技术上需要创新。在发展与保护的科学规划上需要新的理念和新技术，要科学定位。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传统工艺，更需要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新手段，使保护更有效、更长久。协调，首先是协调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在发展的同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可忽视、不可遗忘。也不可一味强调保护而影响发展。在发展中强化保护，在保护中助推发展。保护往往处于弱势一方，在发展中更需要关注和保护弱势的一方，要均衡协调。其次，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在物质之明和精神文明上要协调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更多的是属于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小城镇建设发展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必须理清内涵，细化内容，老祖宗遗留下的宝贵物质精神遗产，包括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一字一句等相关的文化典集、精神遗存都必须细化，精心保护。同时，对于小城镇历史文化遗传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要协调。我们不能只看到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挖掘、弘扬，往往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更多的心血。坚持绿色理念，新是要保护与延续小城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格局，加大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力度，保护好大气、土壤、水不受污染，使历史文化遗产不受任何环境污染的侵入。全面提高小城镇周边的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坚持开放理念，在小城镇建设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处理上，不仅要向国内成功经验深刻教训学习借鉴，而且要有国际的眼光，向国外的先进的经验学习借鉴。历史文化遗产本身不应该是封闭，要向世人开放，彰显我们的地方特色，文化特色，推动旅游事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坚持共享理念，就是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使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在涉及小城镇建设发展与保护的重大问题上，不仅仅要发挥智库和专家的作用，要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于斯的是广大的老百姓，他们最有发言权。在发展与保护进程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也要充分考虑更有利于他们的工作生产的便利，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要让发展保护的成果使民众共享。

2 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受到破坏或损害，建筑、古院落、古街巷、古名胜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民间的文化习俗、传统手艺和传统的实践和知识逐渐失传和消灭，实在令人痛心。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列为首位的是研究不够，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于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在其中的经济文化价值、科学文化价值、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了解不多，了解不深，就会导致对历史文化遗产要不要保护、怎样保护采取无足轻重的态度。地方政府的政绩观正确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片面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城镇盲目扩张一味贪大求洋，就必然导致对文化遗产的忽视致其泯灭[4]。面对经济利益驱动，急功求成，过度利用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使得文化遗产无法长久。

其次，缺乏科学系统而长远的规划。小城镇的发展要有规划。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几乎没有编制规划而言，近些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小城镇普遍认识到城镇建设发展中规划的重要性，都编制了规划，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规划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不到有效的实施，造成损毁损失，不容忽视。一些小城镇规划缺乏对原有的乡情、镇情深入的了解与分析，缺少科学而长远的理念引领，常常出现重经济轻文化，重当前轻长远、重开发轻遗产保护的现象。很多小城镇的规划中没有文化遗产保护内容导致规划内容不科学，规划不完整，规划层次低，质量无保证，而且还有随意变动大，得不到硬约束的问题。

再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不够细化。国际上的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的一系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献都有一些相关规定和措施，我们国家的层面上也在不断完善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但目前还不够完善，比如说对民间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还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条款[5]。地方性法规，未能及时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进行细化。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明确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目前由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181个，这个数目，相对于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幅员来说明显偏少。用制度和法律法规对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

小城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使民众和广大居民广泛参与、配合和支持。要使用多种方式和形式，宣传保护的重要意义、眼下作用和深远影响，使广大的居民明白文化遗产保护对自身和子孙一代至关重要，是涉及自身的物质文化利益。在保护的规划、方案、方法、措施，要通过有效的形式，使民众各方的代表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广泛集中民智，发扬民主，调动居民民众参与保护的热情和积极性，使保护文化遗产更为安善、更加完备。在保护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居民群众权利权益，提升居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环境品质，提高居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与配合[11]。要充分尊重居民群众对文化遗产的感情和留念，因势利导，加以引导。在保护中传承，在挖掘中弘扬，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让人民群众人人共享。

参考文献：

[1]王院成.新型城镇化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N].河南日报，2014-09-12（3）.

[2]周祖翼.城镇化进程中关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N].人民政协报，2014-03-17（2）.

[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新华日报.2015-11-49（2）.

[4]单霁翔.思考：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N].人民政协报，2010-01-25.

[5]王学思.让非遗保护与城镇化携手同行[N].中国文化报，2014-06-13.

[6]侯琳良.传统乡村保护研究论坛[N].人民日报，2015-11-16.

[7]冯蕾，龙军，钟超.保护传统村落的“活态文化”[N]光明日报，2015-11-15（2）.

[8]李江霖.四都坪庙刚村传统民居村落的保护[J].中国乡村发现，2015，（03）.

[9]张晓东.在历史文化街的保护规划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J].小城镇建设2009，（08）.

[10]郭泾杉，朱峰.反假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J].小城镇建设，2012，（10）.

[11]罗哲文.我国历史小城镇（村寨）的保护发展与建设之管见——兼谈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保护与建设问题[J].建筑与文化，2006，（12）.